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民主主义的斗争》(周鲸文 主编,1940年9月版)

第八章 争取抗战的言论自由



  抗战到了二年,在七七的伟大纪念日,我们尚讨论争取抗战的言论自由,从抗战的神圣的意义上说,我国尚有为抗战而争取言论自由的现象真是可耻;从民族大难,人民颠沛流离,大家共卫祖国的时侯,对抗战卫国的言论尚有争自由的现象,真是浩叹可悲—为国家前途悲哀。
  在沦陷底东北,华北及华南日军占领区,我们当然没有抗战的言论自由;在外国殖民地,人家各为其本国利害关系,或者不许我们中国人有抗战的言论自由;这些地方都有其各自的立场,对抗战的中国人的言论自难免有所限制;那么在抗战的我国本身再有压迫抗战言论的现象,就未免离奇太甚!可是这离奇的现象,依然在抗战二年的中国内存在着。这有查封抗战言论机关及禁售抗战杂志等等事件为证。
  有人若问,在抗战期中,谁当有言论自由?什么样的言论才许公开发表?这种问题的回答倒很简单,凡是中国人而不是汉奸,都有这种权利;正合全国人要求的抗战宗旨,而不是为日人张目与出卖祖国的言论都可以自由发表,汉奸是国人的公敌,其人格与言论都是卑鄙荒谬,故清除汉奸,与扫除其荒谬言论是政府与国人共当负起的责任。反之,对爱护祖国,竖持抗战的人与机关,无论其意见是否句句正合统治者的口味,政府应容忍,国人应爱惜,以备集思广益,共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
  中国抗战是全民的事业,不是某党派某伟人的事业;中国抗战是全国民众生死存亡的关头,不单独是某党某派某要人权位存在与否的问题。全民的事业就应使每个忠诚的国民发表其抗战爱国的主张,与对国内各事改善问题坦白的建议,在积极方面,坚持抗战的信念,在消极方面,检讨抗战中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及社会运动问题各方面的不足。这些抗战爱国的主张许与统治者的意见有些出入,许与各党派的见解有些不同,但是思想与策略很多是客观事实的反映,为此而发表的意见,都有其独特的见解。为了集思广益,为了集中智力,政府应有宽大的襟怀,让国人坦白的贡献其一得之见,这也就是为抗战建国。
  在完成抗战的神圣事业当中,政府有想不到的,或顾不及的事,国人可有善意的建议与纠正;党派有偏私的见解,误会或摩擦,国人可从旁观的地位加以指正及劝导。这些宝贵的意见,只能在自由的环境下培殖养戍,直接的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前途。
  言论自由本有其自然的范围及限制,此种限制除了国民为国家民族的利益着想的良心良知限制外,还有社会舆论一般的制裁,荒谬的言论,不待政府禁止,社会一般的抨击也足使它体无完肤,就如汉奸汪兆铭等的言论,不待政府反驳,及禁止,社会一般的言论已将其阴谋荒论打击得零落不堪,在这方面,社会舆论的势力实超过政府的法令。至于为抗战,国人本其爱国热忱,所发表的言论,有的是卓见可钦,有的也许稍欠允当,但为了国家一般的福利前途,却不能因稍欠允当而即封禁之或压制之。一般的言论是支持抗战的动力,特殊稍欠允当的言论也有一般言论为之制裁,结果是言论愈自由,愈足增强抗战的力量,愈足表现国人一致的趋向与国人支持抗战的信心。
  世间最压迫言论的为专制的君主,他们是为自身利益者想,而不是为全国国民的福利;世间最开明的而容许言论自由的,为人民自己的政府,他们是为国家民族大利着想,国民兴奋的为自己福利努力。但我们看见过专制的君主如风前残烛的倒去,人民的势力如潮涌的兴起,我国今日抗战是国家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是国人争取自由人的壮举。这种神圣事业是要全国上下的支持,全国人民各出其智力,物力,人力。论人力,我们国民跑到前线不惜牺牲头颅鲜血去打击敌人;论物力,很多人出其所有,而且很多人是失去其所有;论智力,关于这层除了与政府接近之人贡献意见外,一般国民则只有以言论贡献一得之见,但欲如此,非有言论的自由不可。有自由的言论,国人才能将一得之见贡献于国人及政府之前,国民彼此勉励,供之政府,希求采择,如此方算大公。反之,若当国家危急之时,只允国民从军,只允国民出财,而不允国民出智,这岂不是荒谬不伦,失之不公?专制的君主是吸民膏血,而不许人民有意见,不许人民说话。我们的抗战圣事是必须要人民出力,出财,出智,用此三者去和敌人搏斗。若舍其一,而取其二,不但事出不公,恐抗战大业因而支节横生,贻害甚多。且此三者不配合进行,其结果也不会太好。若人民不得出其智力,而政府但取其财力,人力,则人民对政府所要求者也将供不应求,因为我们须用智力动员所有的人民,如此财力,人力,才能顺应到来。
  抗战二载,全国人民都领略圣业责任的重大,故踊跃出其所有,不肯稍行落后,但因障碍当前,处处受有限制,以致効率未能尽情发挥者,其责任当在政府运用的迟缓,或是下级人员多方刁难,今日民众未能广大动员,舆论未能倡其建议,青年不能尽其全力,均坐病于此,而政府时至今日尚未能如国人所要求改善者,亦即因人民不得公开的纠正和批评。回忆抗战二年,积弊尚未尽除,人民于热忱为国之时,对此当作何感!
  言论自由在抗战时不但有其公正性,(即同时要人民出人力,物力,智力),及其效用,(即全国人民集中意志,各贡一得之见,)而亦有其作用。我国今日抗战是求国家民族的解放与国民一般的幸福,其目的至高尚且伟大,如此人民参加的愈踊跃,其关心参与的言论愈多,愈足证我国力量的浩大。在内我们有全民的意见,全民的力量;在外方视之,必认为我之力量实不可侮。更证明,我之抗战是圣业,是有远大的前途,故开放民众使其参加;在外方视之,则我国是全体的一致,没有包办之嫌,亦无压迫之势态。如此在内是一体的,竭诚合作的,共患难的,共幸福的,其表现的力量自是浩大无穷;在外视之,中国是一体底全民鼓舞欢欣,自动自愿的参加。我们的抗战才有不可思议的伟绩出现。
  假若,政府为偏私之见,或拙笨的想法,以为统制言论能收最好的效果,那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第一,统制言论的法令不如社会舆论的制裁;第二,我们的抗战是为全国,全民,严格的统制有失其号召全民抗战的效果;第三,我们的抗战是走向光明之路,严格的统制有犯为谋已利之嫌;第四,统制效果不但微渺,反易惹起国人对政府之措施的怨言;第五,政府下级机关任意行事,容易违反统制的根本原则,而滥用权力;第六,闭塞国人尽其忠诚为国贡献一得之见的机会。
  有了上述各种弊病,统制言论很难生效,倒是影响了抗战的圣业。至于当禁止的言论除了难有根据的证明某言论或某机关有破坏抗战,披露军事外交秘密或汉奸嫌疑者当要查禁外,其余国人的言论,不论其意见是否合乎政府的口味,或是批评政府的弱点,或是另有建议,政府均应容忍。因为这些言论都许对政府有好处,或对国家前途有好处,政府均不应以门户之见,骤以权力压迫。我国抗战是要全国人参加,这不是某党某派某人的事业;再有当此万事丛集的抗战局面,政府人员不论其过去尚有素养不足之处,即是万能人才亦难免顾全不周,国人的批评建议正是求之不得,何得再行压迫使其闭口不言。结果,其损失岂止政府,实是国家民族的损失。
  抗战圣事,前进也要全国人民兴奋的前进。这种场面不是旧时的野心家领导一群愚民为其争天下的场面。我们抗战的胜利到达,就是集中全国人力,财力,物力,智力的总力量的成功。反乎此,其迟缓的程度与其不良的效果均在不可思议之中。
  言论若得自由,岂止振奋人心,于对外宣传。对内动员人力物力均有莫大成效。我们到了抗战二年,行将与日人执行最后决战需要全民支持的时候,事实上尚有封禁抗战言论的举动。我们略举上例事实,希望政府从大处着眼,从宽处着手,使全国言论界尽其爱国的责任。更望爱护国家民族的言论界本其忠诚的意旨,发挥其良心的主张,为言论界力争爱国的自由言论。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抗战二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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