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民主主义的斗争》(周鲸文 主编,1940年9月版)

第四篇 机构与人事的调整


第九章 「国败官邪」党政机关应速革新




  一国政治的良善,制度的问题与人的问题同其重要。没有好制度一切弊病丛生,虽有好人,政治仍不能臻于善境;反之,有了好制度,而因运用政治机构的人们的品德不良,也不易有善良的政治产生。这是互相关联的,互为因果的。可巧,福不单至,而祸却双行。这两种毛病都降临于危难中的中国。
  稍微留心于政治的人们都知道,专制帝王统治的弊害,在那种制度下,很多时人民得不到自由,政治是少数人玩弄的把戏。贪官污吏是不断的存在,人民是被剥削得无以复加,只能维持饥饿线上的生活,而统制者却过其豪华淫侈的享乐。在此种情形下,不是因国内纷争而统制者倒台,便是由外患日急而亡国,这是历史上常给指明的。不过,在专制时代,制度虽然不好,然而若遇到为政者深知大义,品德兼良,矫正过失,解救不足,如此也可维持一些时日,这就是「人治」补救了制度的缺点,而亦未能取消该制度本质的矛盾。故这并不是好的政治。好的政治必须在制度与人的方面均好,互相辅助,收两全其美之效。好的政治制度能限制人,督促人,教育人,使人民机会均等的参与国事,使人民共享国家的所有;品德兼良的人们运用政制机构,能改善,能补制度的不足,能活用政治机构。这是谈政治而必兼顾制度与人的。
  我国数十年来即不断向此方面努力,大家反对专制,专制被推到了,大家要求民主制度,而民主政治始终未能满足人意的实现。我们明知民主制度是让人民管理这个国家,人民以自己的经验与迫切的要求运用政治。在民主制度下,人民可以平等的参政,人民管制政府,人民决定国是。这个制度自身虽不一定把政治运用得十分满意,(因为尚有人的问题),然而这个制度到底是最理想完善的制度,它没有专制的种种不可泯灭的弊病。能确定此制度,至少我们完成了善良政治的一面,同时求其它一面(即人的问题)的完善。如此,我们不是不可能成为廿世纪的新国家。
  然而历史的演变是未尽如国人的要求。民国以来,临时约法,约法及宪法上规定的民主,让官僚政客玩弄得一塌糟,但是仍不失民主制度,有了此种制度,再求人事的调整,也并不是不可救药,人民好歹是从教练中学着管理国事。这样长久下去未始不可真正的让人民管理了国事,共享有这个国家。等到国民党北伐之后,(他们看见了当时民主制度下官僚的罪恶),他们得了政权即先训政,然后再实行民主。从民国十六年起到现在,国民党专政了十多年,训政时期经过十余年,民主制度始终是没有确立,人民没有参政权,没有过问国事权,一切都有国民党及其政府自作主张。这样是犯了制度上的弊病是无可否认的,然而若在人事方面有些补救也好,不幸的很,在这方也是大失人望。
  国民党专政虽然在理论上只是过渡到民主政治一种临时的状态,但是屈指一算已十载有余,目前尚不知延长到多久。在此期中一切政治责任都放在国民党自己的肩上,一切兴革设施都由国民党包办。而在法理上中央政府向国民党负责,国民党不向任何个人及团体负责。德国纳粹党向希特勒负责,希特勒向上帝负责。这是独裁者不伦不类的论调,大有昔日帝王承天之命而管治万民之慨。国民党虽无此种理论,而实际不向任何团体或个人负责,任何人在法理上也不能管制它,督责它,人民更不能直接限制它,其它党派在法理上也无权利与之争辩,监督,其结论也不外是等于向天负责。这样的政治制度,即使充其量能好,也不外过有贤人在上,一切循着正轨前进,而不致陨越,若人事稍有不齐,一则是易于出现暴君,再则是易于出现分赃的官僚政治,而社会上表现的,在民众能忍受的范围内,大家要忍受,服从;然而一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他们将反抗,捣乱,革命是随之而兴。在历史上这类事实谁都看到的!
  国民党在运用此种制度时,虽然国人认为不当之处而尚能忍受者,一则因现在国民党所行的不过是过渡期中的办法,而国民党所号召的尚给民众一个未来的希望。这样缓和了大众的民主政治的要求,然而这个要求始终在呼叫。再则因一般国民尚有一些未洗去的习养,就是「谁当皇上给谁纳贡」的习养。这样只若能使他们过得去,他们是不轻意挑眼的。故许多人,尤其是政府的官员口不绝声的说中国人民「好」,他们口中的「好」,就是好在人民不管政事,只去「纳贡」「摊捐」的角色。有了此种原故,在过去他们忍受过帝王的压迫,此时他们忍受国民党的统治并不算稀奇。但是这不是绝对的,而相反的,他们只能在某种限度内忍受,历史上洪水般样的人民势力推到帝王的统治,谁都是知道的。
  不过,大家虽推重国民党,爱护国民党,忍受国民党,而国民党统治十多年,其政绩如何呢?其从公服务人员之表现如何呢?凡属国人有目共见,不待本文著者详为例举而后知。然一经国家多事时期之试验,千疮百孔,丑态毕露。平时歌舞升平,赃官污吏充斥,大家不去深究,也无人敢究。现在到了国家危急存亡之时,此辈贪官丑类仍不知激发天良,以报国家,以对人民,这有各报不断的报告贪污的事实为证。七月三日报载张治中枪决污吏华容县财政局长张作典。据报在其任内侵吞公款二万余元,六月十一日报上又载戴传贤入康致吊班禅有人民拦马喊冤,控告县长邓明枢贪污不法。同时又有雄汀县长贪赃枉法,被人控告,七月廿九日报载中惩会又惩戒县长宋岱风,陈中岳一批小官吏,再有在去年报上零星看到的,有「抵抗」第十九期内,这样的一篇通信:「我所住的湖南晃县,……近来因为川黔滇三省的军队,奉命向长江移动,而公路上的交通车,大都早已调赴前方工作,所以这些赴前方加入抗战的军队,只有步行,可是天气太热,武装同志身边背的东西既多,步行的路又远,所以有些不胜其负担,有些竟生了病,于是托各县代雇民夫民船(有代价的)以济挑东西和运兵之用。这本来是一件很对的事。但是我们的县长和警官就利用这个机会大刮特刮,于是到处拉夫,甚至半夜由床上拉起来,挑得动挑不动不问,只要出几块钱就放回。弄得人心惶惶,市村不安。河里也是一样的,见船封差,不分大小,大船十几块饯,小船几块钱,弄得有些船故意将船身打通,沉没在水里。交通上受了极大的影响。」再有那些官吏抽丁索钱,买货取佣,私吞公款……这些例子太多,我们将不胜例举。总之,据人统计,我们官吏贪污的范围是充满了各机关,若拿官吏职别来分,『则有财政,誉察,行政、司法,工程,地政,禁烟,教育,药业,邮政等』。若论等级来说,从上至下是一贯的贪污。国难严重至此,而贪污官吏又如此,国家前途,令人念及,不寒而傈!
  我们在报纸上只看见了极少的不善逢迎的小官吏之被举发,被惩罚,而政府大员难道没有贪污的?这样国人谁也不会相信。他们若不贪污,以他们的所得收入,就没有盖几万元或数十万元的洋楼及豪华生活的可能,更提不到存入外国银行大批金元。有许多钱而又过豪华生活的大员他们也必是贪污之辈无疑。我想这有许多事实证明,国人也都这样相信的。蒋委员长有见于此,虽在百忙之中特通令饬属改革豪华生活,除深致申戒之意外,一则是暴露党政人员的丑态,再则是使国人兴国败官邪之叹,我们不避麻烦,特录于此。其言有曰:『现值国难严重,敌寇深入之际,欲求贯彻抗战建国之目的,端赖全国上下,共懔忧患,交相惕厉,痛革豪华之生活,奋发刻苦之精神,厉行节约,长养国力,乃足冲开艰难之前路,完成救国之事功,且我党政人员,尤应如何愧痛修省,以身作则,为各地民众之模楷,不变风气,方毋忝于职责。乃迭据报告,中央党政人员,前赴内地各省,所有起居生活,多沿过去不良旧习,奢侈浪费,漫无检束,无论行动旅居,仍唯安适是求,毫无薪胆自励之觉悟,不唯予当地军民以不良之观感,滋国败官邪之慨叹!且使外人之观吾国者,认为我党政人员,精神坠落,不足有为,复兴难望,从而减少其同情援助之热诚,兴思及此,至足痛心。须知忧豫亡身,古有明训,今日何时,存亡安危,争于岌岌。试一念前线士兵,经历寒暑,浴血壕堑,被难同胞,庐舍荡析,流离沟壑,应必食不下咽,寝不安枕;尚何心肝,犹图宴安,若复自忘责任,罔顾艰虞,是直丧尽廉耻,何颜居于公职,更何以领导民众,完成革命,兹为洗伐颓风起见,不能不整饬纲纪,严予纠绳,务希我党政人员,咸各激发天良,深切猛省,以先忧后乐为任,以茹苦含辛为当然,一切衣食住行之生活,务循简单朴素之原则,上下纠检,互相规责,勿拘于阶级,勿拘于情面,倘有言不顾行,或阳奉阴违者,一经察觉,除按情议处外,并当公布,或与国人共弃之,而为玩视危难毫无血气者戒。』
  我们看见了贪官污吏的事实,读了蒋委员长痛心申斥中央党政要员的豪华生活及「不良旧习」免致「当地居民不良之观感」的通电,及三令五申的惩戒贪污官吏。就此数端,谁都能断定中国此时党政人员之腐化,谁都能想象党政机关之陈腐,上至蒋委员长及有天良的党政要员,以至一般国人,在此国家垂危之时,莫不想从根本改革党政机构及刷新党政人员。这虽是国内问题,而不是抗日,但是抗日的力量是必须由我们自身整顿起,能把自己充实调整,然后抗战御侮的大任才易如愿完成。这是千载不移的定理。
  现在我们提出,党政机关应速革新,以定国本,以完成抗战,真正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关于革新的办法,我们应从两方下手:一是按战时原则,调整党政机构,一是彻底人事的调整。


  现在政治的体系,仍为国民党的统制,我们此处只按既存的状态而提出的改革。现在的政府是由党产生,向党负责。不过为了抗战办事顺利,免去双层责任,国民党只应责成政府办理一切政治及军事设施,党本身只居于监督政府的地位,而无扰乱政府之行动,且无越俎代庖之行为,如此严格的说,党只是产生政府之组织,监督政府之行为,给与政府最大之方针,而不使党与政府混乱不清,搅在一起,这不只免去党的无谓担负,又可使政府本着方针作去,不必有牵涉太多之顾虑,同时又可免去党之复杂责任。人民既受制于政府,同时可免受制于党部之苦。中国国民党年来之不得人民称赞,此种毛病受之最深,下级党部在地方行政上牵扯的权威俨然高出于当地政府,使人民对党部多一层担负,这在国民党所得的收获并不算好。若国民党只操纵中央政府,而一切政治责任由政府担任,自己不轻意对任何事插足,其成绩必较现在为可观。如此既可免下级不知大体的党人胡作非为,又可免人民之多层应付,更可使行政人员责任专一。我们以为现在提改革党政机构至少清清楚楚要作到这一点,把党与政府的责任划得十分清。如此可免去许多弊病。这不但有利于行政及人民,也可免去国民党多担罪过。
  政府的权限与党的权限划得十分清楚之后,国民党只能办党,不能参与一切行政事务,(例如办一新闻杂志除向行政机关办手续还得向党部办手续。最近组织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宣传部,又是其中的主角。)国民党在各地更不应藉党的关系代管民事(如地方民众团体开会党部常去监督,本来这种责任是由警察当局担负。)这样行政上方便许多,责任也专,国民党专意于党务,组织民众,在教育上用功夫训练民众,其成绩必较好。免得现在国人一提贪污等罪恶就牵及国民党,因为党政不分,实难免人民如此责难。
  党政的权限既然划清,政府的机构必须改善。在过去政府的机构实如一盘破机器,东拉西扯,残缺遗陋,动用不灵。不是因人设机关,便是同一职责而机关重复,或职责不分。如从前经济委做一事(例如修路),建设委员会,交通部都在做;而在省府范围内,建设厅作的事,实业厅也抢着作,诸如此类重复之事甚多,而各机关有的因职责重复,有的因分外多事,结果事倍功半,空耗国帑。视在战争时期,一切应集中化,简单化,合理化。这在抗战建国纲领中已经提及,而现在着重的是在「行」。所谓集中化是使各机关职责专一,而有一贯的系统,免得一个机关向八方负责,减少行政效率;所谓简单化,是要每一机关专司一事,不要旁拉乱扯,务使其「熟能生巧」,增高行政效率,免得庞大复杂,反足误事;所谓合理化,一切职责务分给其适当之机关,不要把经济方面的工作交给非经济机关,或把其它一切不适宜于某机关的事,而强使其作,这是徒劳无功。这不但在分配职务上要合理,在行政组织联系上亦要合理,如此的行政机构才能运转裕如,才能增高行政效率,才能配合了战时急需。这个原理是适合政府一切的机构,论等级可用之于中央,及省市县,论部别可用之经济,实业,交通,教育等等组织。均应本此原则从新改造。
  现在我们行政上的缺欠是什么呢?除了上边所说的职责不清,机关重复,牵制太多等等外,我们处处又是表现的,有的机关在战时无事可作,就连公文的往来都很少了;有的机关是忙得昏头,弄得精疲力尽,这都应调整。宜把闲散的归并,再把太忙的机关扩大或把不必要的责任分出。如此才能调济此种不足或多余的缺欠,惟此处尤须注意,我们不能因战时事多,而多添名不副实的机关,这样有许多事实告诉我们,不但有了巧立名目之嫌,藉而有按置亲近之弊,他们有许多人还要乘机分肥,剥削百姓,这在年来层出不鲜。不过,战时工作是浩大的,实须大部人士完成此种工作,故政府应按上边所述原则按目前所需而把大部有用人材收拢进去。
  现在我们讨论革新党政机关第二个办法。政治机构和机械一样,其运用指使是在人为,故人事的调整实为必要。在这个范围内不外有几种办法,而又有两个前题。第一个前提:大家要公忠为国,而无论党派个人都须无自私自利的念头;国家利益第一,民族利益第一两原则必须作得十分够。第二个前提:除了国民党如其它各党派一样修养其口身,调整其人事外,一切政府范内的事须由政府自作主张,政府负责调整,而不受牵制。国民党虽然在实际上能影响了政府行政的调整,而国民党人应尽量避免此种牵制。虽然他们在关系上既是党员又是官吏,但在政府内就当以官吏的身份自居,不必以党员的资格骄慢的常以政府的主人自居,能如此我们方可谈调整人事的几种办法。
  第一,严苛的处罚非法人员。上至要人,下至小卒苟有不遵守规法贪污误事或其行为为国人共弃者,应科以严刑,毫无情面之牵就。重者处死,没收财产,轻者坐监或免职褫夺公权。如此可除官邪,勉励人心向善。
  第二,裁撤冗员。党政机关多因人情而位置不胜职责之亲近,此概为通病,所谓吃粮不管事者。现在国家危难,政府机关不容使人得位养老,既耗国富,又足误事,故必须毫无情面彻底削除此等积弊。
  第三,用人本人材主义,不必分党派门阀之见。国有大难,而多赖众力,若将许多有用人材排之于外,而许多足供干部使用的青年学生又多使各处流浪,且使彼等有救国无路之苦,而党政人员不但包办国事,又行贪污,国难至此,有此现象,真使人欲哭不得。为矫正此弊,政府应决然不问党派关系,凡能胜任之人,即以相当工作,此不但增强抗战力量,及行政效率,亦所以振刷精神,又可免有些救国之人咒骂党政人员误国,而增强国人团结。
  第四,训练干部。我们准备长期抗战,非准备长战的力量不可,训练干部乃为急需,因一切中层工作,及组织民众,非有大批干部不可,此时应急速将青年学生加以训练,而于训练之中,不必专以任何党派之主义为先,因此固能吸收一部青年,然亦能使许多青年裹足不前。
  举上四则,除污去奸,任材使用,凡事为公,使事事有人,人人有事,其陈腐不堪者自当淘汰,稍堪造就者自知奋勉,其前进有为者必更努力。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国之得救,端在于此。
  总上所谈,我们以为国势至此,官吏贪污,要人歌舞,大家真应彻底觉悟,急速更新,爱护中国者,必以吾等之言为是,前进之国民党人亦必以吾等之言为是。

一九三八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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