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1899)

引言[1]



  本文的标题乍一看来令人感到惊奇,社会改良还是革命?那么,社会民主党可以反对社会改良吗?或者说,它可以把构成它的最终目的的社会革命,把推翻现存制度同社会改良对立起来吗?当然不是。社会民主党认为,为了社会改良、为了在仍然是现存制度的基础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为了实现各种民主设施而进行的日常的实际斗争,宁可说是引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力求达到最终目的即掌握政权和废除雇佣制度的唯一道路。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在它看来,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手段,而社会革命是目的

  我们在爱德华·伯恩施坦的理论中第一次看到把工人运动的这两个要素对立起来。在他发表在1896-1897年《新时代》上的、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标题的一组论文[2]中,特别是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他表述了这种理论。这全部理论归结起来实际上无非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而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伯恩施坦自己最中肯地、最精确地表述了他的见解,他写道:“最终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说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但是,既然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唯一的决定性要素,它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区别开来,它把整个工人运动从用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无谓的修补工作变成反对这个制度的、为废除这个制度而进行的阶级斗争,那么,伯恩施坦所理解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个问题,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同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辩论的问题,归根到底不是这种或那种斗争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这种或那种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

  〔如果匆匆忙忙考察一下伯恩施坦的理论,可能觉得这是夸大之词。难道伯恩施坦没有不断提到社会民主党和它的目的吗?难道他自己没有一再重复并明确表示,他也同样谋求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只不过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吗?难道他没有特别强调他几乎完全承认社会民主党当前的实践吗?当然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在理论发展和政策方面,任何新方针一开始总是以旧方针为依据,尽管新方针实质上同旧方针直接矛盾的,新方针首先适应它所遇到的形式,说已经说过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果实才会脱去旧外壳生长起来,新方针才会获得自己的形式,自己的语言。

  指望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在一开始就明确地、彻底地表达出它的本质,指望它公开地、直率地否定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那就意味着低估科学社会主义的力量。谁今天还算作社会主义者而又同时又想向本世纪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学说宣战,那他首先必须不自觉地尊敬它,他首先必须承认自己是这一学说的拥护者,在马克思学说中寻找攻击它的支撑点,并且宣称这种攻击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继续发展。因此,人们应当不为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揭露伯恩施坦的理论中隐藏着的内核,而这恰恰是我们党内广大的产业无产阶级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理论上的争论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事,对于工人来说,没有别的侮辱和诽谤比这更大更令人愤慨了。拉萨尔曾经说过:只要科学和工人这两个社会中对立的两极结合起来,它们就会抡起自己钢铁般的双臂把一切文化障碍扫除干净。现代工人运动的全部力量就建立在理论认识上面[3]。〕

  〔但是〕,认识这一点〔在目前〕对于工人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里谈论的问题正是他们和他们在运动中的影响问题,因为这里正是拿他们的生命去冒险。伯恩施坦从理论上表述的党内机会主义思潮不是别的,正是让那些参加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居上风,按他们的精神来改造党的实际工作和党的目的的一种不自觉的意图。社会改良和革命的问题,最终目的和运动的问题,从另一方面看,就是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我们必须积极地、深入了解目前同机会主义的理论争论。只要理论认识仍然仅仅是党内少数“知识分子”的特权,那它就总是有走上歧路的危险。一旦广大工人群众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锐利的、可靠的武器,那么所有小资产阶级倾向,所有机会主义思潮就会化为乌有。那时运动也会立于可靠的、坚实的基地上。“群众会去做。”

  罗莎·卢森堡

  1899年4月18日于柏林〕


  〔由于党内同志的多次建议,我们将《莱比锡人民报》上刊载过的两组文章(第一组:第219-225期,1898年9月21-28日;第二组:第76-78期,1899年4月4-8日)以小册子形式重印出来。罗莎·卢森堡博士同志在这些文章中对伯恩施坦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原则的观点进行了详尽的批评。其中第一组文章已经售缺,这些批评应该以此形式同更大的读者见面,我们在附录中将卢森堡同样发表在《莱比锡人民报》(第42、43、44、47、和48期,1899年2月20、21、22、25和26日)上关于民军和军国主义的文章也一并收入,以作为认识实践中的机会主义思潮的必要部分。我们完全同意这个说明,也完全同意它对伯恩施坦文章的评论。

《莱比锡人民报》〕


出版者前言[4]


  考虑到对早已售缺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书的大量需要,我们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二版。我们相信这样做可以适应特别是最近在党内明显兴起的理论问题的兴趣,因为这本书以简洁明瞭的形式论述了一系列具有长远意义的原则的和科学的问题。作者对这本书作了很多适时的小修改,我们征得作者的同意,除了反对伯恩施坦的论文以外,还增加了作者亲笔写的几篇文章。这些文章论述的都是相关的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它们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样,读者可以在这本册子里看到从不同方面阐述的关于工资规律、危机、工会、合作社和社会改良等问题。




[1] 本文以1899年《莱比锡人民报》出版的文本为基础。罗莎·卢森堡在1908年的新版本中所作的修改也包括在内。二版中补充的部分在脚注中加以说明,删去的部分用六角括号(〔〕)标明。二版将“引言”改为第一部分。“——1972年柏林德文版编者注(以下脚中二版改动部分一律不再标明1972年柏林德文版编者注——编者注

[2] 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问题》载于1896-1897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第15年卷第1册第164-171、303-311、772-783页;第2册第100-107、138-143页——编者注

[3] 参看费迪南德·拉萨尔《科学和工人》,《拉萨尔全集》1919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276页。——编者注

[4] 二版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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