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麦克洛克对西斯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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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麦克洛克对西斯蒙第

　　西斯蒙第对欧洲资本残酷地取得统治地位曾发出强有力的警告，这就引起了三方面激烈的辩难：英国的里嘉图学派，法国的萨伊，即亚当·斯密学说的庸俗化者和圣西门学派。英国的欧文，深刻地看到工业制度中的黑暗面，特别是危机，他在许多方面与西斯蒙第抱同样的见解。另一位伟大的欧洲人圣西门，曾经强调在囊括世界的概念下，工业的巨大扩张和人类劳动生产力的无限发展。他的学派也被西斯蒙第的警告激起了不安。但在这里，引起我们的兴趣的，是西斯蒙第与里嘉图派的争论，这个争论从理论观点看是最有结果的。首先是里嘉图派名下的麦克洛克，他于1819年十月，即“新原理”出版后不久，在“爱丁堡评论”杂志上，用匿名发表一篇辩论文章，对西斯蒙第展开攻击。那看来是获得了里嘉图本人的同意的^[1]。西斯蒙第也于1820年，在罗西（Rossi）的“法学年报”上以下列的标题“关于社会生产能力的增大，是否引起消费能力的增大？一个研究”。发表过一篇论文，作为回答的答辩^[2]。
　　西斯蒙第在其答辩中，指出他的辩论是在商业危机的冲击下产生的：“我们两人所探究的真理（西斯蒙第在试行答辩时，还不知道“爱丁堡评论杂志”上的匿名者是谁。），是现代最重要的问题，它可以看作经济学中根本的东西。普遍的灾难，蔓延到商业、制造工业甚至某些国家农业。这样拖延很久的、非常特殊的痛苦对无数的家庭带来了不幸，对所有的人带来了不安和沮丧，一直到它威胁着社会秩序的基础本身。——对于造成这样震动的灾难，人们提出了两个相互对立的解释：有些人说：我们生产得太多了；又有人说，我们生产得不够。前者的人说：倘若我们能尽数消费那些卖不出去，而压迫市场的某些过剩商品；倘若我们根据购买者的需求，为将来组织生产，那么，均衡才能开始恢复，和平与幸福，才能得到。后者的人说：只要我们付出双倍的努力去积累和再生产，均衡即可以保持。如果，你们以为我们的市场上商品泛滥成灾，那是欺人之谈。因为我们的仓库只装满一半，让我们装满其余一半，而这些新财富的相互交换就会使商业获得新的生机”。这里，西斯蒙第就以其卓越的透彻明了的笔法，表明了争论的真正焦点。
　　事实上，麦克洛克的整个论点是与下列声明同命运的，即交换实际上只是商品与商品间的交换。从而，一切商品不仅代表供给，同时也代表需求。接着有下面的对话。麦克洛克说：“供给与需求，确是相关的、而且可转化的名称。某种商品的供给，形成对他种商品的需求。因此，对一定量农业生产物的需求，只有在提供一定量的工业生产物（与农产物的生产费用相等的），与之相交换的场合下，才能发生；另一方面，对这种工业生产物的有效需求，也只有在提供一定量的农业生产物（与工业产品的生产费用相同的），作为等价物的场合下，才能发生”。^[3]里嘉图派的策略在这里是很明显的。换言之，他有意把货币流通撇开不谈，好象商品只是直接以商品去购买和支付的。
　　因此，我们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突然被移到今日尚在非洲内地流行的那样原始物物交换时代。在这个手法中还有一点隐约的正确因素，因为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货币只单纯起着媒介的作用。然而，在有这种媒介者参加——W—G—W（商品—货币—商品）的流通领域，两个行为即销售与购买两个行为是分离的，在时间上和地点上，都是互相独立的。这就是为什么，再度购买不必立即跟在销售一件东西的后面；次之，销售与购买也不需要由相同的人执行——由相同的人执行，那是稀有的例外——可是麦克洛克恰恰作出这个没有根据的假设，一方面把工业；一方面把农业，当作购买者与销售者同时对立起来。这些范畴——作为交换的全部范畴——的普遍性，把社会分工的实际分裂情况蒙蔽起来了。而在无数的私人交换行为进行的场合下，双方商品的购买与销售，同时相遇的事，乃是属于最稀少的例外。麦克洛克对于商品交换的简单化的见解——使商品直接变为货币，并认为商品可以直接交换——，就使货币的经济意义及其历史起源完全成为不可理解的了。
　　可是，西斯蒙第的答复，实在是很笨拙的。为了要证实麦克洛克对于商品交换的解释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他求助于来比锡（Leipzig）的书市^[4]。他说：

　　“来比锡的书市，集中了全德国的书籍业者。他们每家都带来了四部或五部著作，每部有五百册至六百册。他们以之与其他书籍相交换。每个书籍业者在市场上售出二千四百册，也购进二千四百册。但是，他只拿出去的四部著作，而拿回去的却有二百部著作。按照这个里嘉图的门生，所谓需求和生产是相关的，可以互换的；一方从他方买进，一方又向他方支付，一方是他方的结果。但是，据我们的看法，对于书商和公众而言，需要与消费，尚未开始哩。坏书即使在来比锡可以交换，然而，依然很难卖出去（此点西斯蒙第大错特错了——著者）。于是这些书就充满在书商的书架上，任何人都不需要它，或者，每一个人都已经有了一本。来比锡市上所交换的书籍，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卖出去：书商发现了那种人，他不仅想买书，而且宁愿付出代价，把那些书从流通中抽出来。——这样，才算开始形成了有效的需求。”这个例子，看起来虽然是非常天真，但也清楚地表明西斯蒙第并未被反对论者的诡计所迷惑，根本上他是知道问题之所在的。^[5]

　　现在，麦克洛克企图从抽象的商品交换，进而观察具体的社会关系。他说：“例如：假定有一个农业家以粮食与衣服预付给一百个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就生产出能养活二百人的粮食。同时，工业家方面也假定以粮食和衣服预付给一百个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可以生产出二百人的衣服。于是，农业家扣除了他预付给劳动者的衣食外，还可以自由处理其他一百人的粮食；工业家也在补偿预付劳动者的衣食外，可以把剩余的百人的衣服送到市场上去。在这种场合，这两种物品互相交换，粮食的供应，决定了对衣服的需求；而衣服的供应，决定了对粮食的需求”。^[6]
　　我们不知道人们对这种假设将如何惊奇。这完全是颠倒一切现实关系的荒谬构想，或者是把在前提中假设的事情，后来又自称为已经证明的厚颜无耻的态度。反之，来比锡书市，则无论如何可以认为是一种深刻而现实的思考方法的标本。麦克洛克想证明对各种商品可以造出无限的需求，就假设了下面一个例子——属于任何人最基本最切实的要求的两种生产物（粮食与衣服）。为了为证明任何定量的商品，可以不顾社会的需要，而得进行交换，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即两个生产物的数量，最初就极其严密地和需求一致，从而，以社会来说过剩东西，是不存在的。但是，他在这个场合，将社会的必要量称之为“过剩”——即是由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物的个人需要来测定的过剩。于是，他就这样鲜明地证明某种商品的“过剩”，都可以和其他相应的商品的“过剩”进行交换。最后，为了要证明私人生产的种种商品之间——不管它的数量、它的生产费、以及它对社会的重要性如何不同——仍可进行交换，他又以这些商品为例：即从最初起，它们的数量，生产费，以及在社会上的必要性完全相同。总之，为了要证明在无计划的、资本主义的、私人经济中，危机是不可能发生的，他就假设了一种没有生产过剩的有计划的严格被统制的生产。
　　然而，狡猾的麦克洛克的滑稽处，是别有所在。在论战中争执的问题，是积累问题。使西斯蒙第感到苦恼，而他又以之使里嘉图及其门徒们感到苦恼的问题是：如果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没有被资本家私人消费掉，而被转化为资本，也就是用来扩大生产，使之超过社会的收入，那么，从那里找到剩余商品的买主呢？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又怎么样呢？含有这部分剩余价值的商品又归何人购买呢？西斯蒙第这样提出了问题。而“伟大的”麦克洛克——里嘉图学派的魁首，这个学派在伦敦大学讲坛上正式的代表，当时英国自由党阁员和伦敦市的权威——就这样回答：他举了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里没有任何剩余价值生产出来。他的“资本家们”，为了行善，在农业与工业中做苦工，而社会生产物的全部，包括“剩余部分”，仅足以偿付工人的需要，即工资，“农业家”和“工业家”则不要粮食，也不要衣服，他们只注意生产与交换的进行。
　　西斯蒙第对此不以为然，是有道理的。他叫着说：“当我们找到了什么是超过工人消费的生产剩余时，我们决不能漠视在剩余中构或劳动所必要的利润与雇主所必要的份额。”^[7]
　　麦克洛克的唯一反应是把他的愚蠢论点乘以一千倍。他要求读者假设有“一千个农业家”和“一千个工业家”，他们灵巧地动作，完全和个人一样。于是，交换顺利地按照所希望的进行。最后，由于“更熟练地使用劳动和利用机器”，他把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一倍；“因此，在一千个农业家中，每一农业家以粮食和衣服预付给一百个劳动者，结果，收回足够二百人吃的普通粮食与等于粮食生产费用的砂糖、烟草和酒。”另一方面，每个工业家，依据同样的办法，除了供工人用的原来数量的衣服外，还获得“与生产费用相等，因而在交换价值上与衣服相等的花边、锻带和麻布”。他于是完全颠倒历史的次序，开始时，假定带有工资劳动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到后一阶段，又假定一般地使剥削成为可能的那种劳动生产率；现在，再假定这种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在一切领域，都以同一速度进行，各生产部门的剩余生产物，恰恰包含着同量的价值，此价值又分配给恰恰同数目的人之间；这不同的剩余生产物在相互交换时，得以圆滑进行，使人人满意，那有什么奇怪呢？那又是麦克洛克的谬论之一。他使原来吃着空气，裸着身体，而从事自己职业的资本家们现在完全依靠砂糖、烟草和酒来维持生活，并以花边、缎带和麻布来打扮着自己了。
　　但是，最可笑的是麦克洛克突然改变主张，以回避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题问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资本家不用作自己消费，而用作扩大生产的那些剩余价值，怎么样啦？他的答复：一方面把剩余价值的生产一笔抹煞，另一方面又把全部剩余价值用来生产奢侈品。如果是这样，那么对新奢侈品生产的购买者又是谁呢？显然是资本家（他的农业家及工业家），因为，从他的例子看，除了这些人外，只有工人了。由此可知，全部剩余价值供资本家个人使用而被消费了，换言之发生的是简单再生产。因此，麦克洛克对剩余价值资本化问题的答案，或者把剩余价值撇开不谈，或者当剩余价值发生的一瞬间，就假定发生的是简单再生产而不是积累，二者必居其一。他这一次又和以前一样，当他假装要讨论“剩余”时，他用了一个诡计：首先制造一种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生产情况，即没有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然后，哄读者说，后来出现的剩余价值形成了生产的扩大。总之，外观上好象他是正在讨论扩大再生产呢。
　　对于这种苏格兰的走绳索绝技（指麦克洛克的诡辩——译者），西斯蒙第现在已无法跟它周旋了。在此以前，他一步一步地逼住麦克洛克，证明麦克洛克的“荒谬绝伦”，但是现在他自己在论战中的关键点上，也陷入迷途了。对于对手上述的夸夸其谈，他不能明确而冷静地声明道：“最敬畏的麦克洛克先生，我对于你的圆滑的精神，不能不表示敬意。然而，你恰如鳝鱼一样圆滑，你回避了问题的实质。我要继续问：如果资本家不把剩余价值全部花掉而把它积累起来（即使用之于生产的扩大），那么，谁是剩余生产物的购买者呢？而你的答复是，啊！他们扩大奢侈品的生产。因此，这些奢侈品，会由他们自己消费掉。这种答案，显然是在玩魔术。因为，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用来开支奢侈品，那很显明是剩余价值的消费，而不是积累，但是，问题正在于积累是否可能这一点上，而不是资本家个人的奢侈是否可能！因此，如果可能的话，请你明确地回答。否则，你就去玩你的酒和烟草，或者听你的便罢，我才不管”。
　　可是，西斯蒙第并不抓紧这个庸俗论者，反而突然地用情感和社会良心来说教。他喊道：“谁的需求？谁的享乐？农村的绅士吗？都会的绅士吗？还是他们的工人呢？根据麦克洛克的新概念，有了剩余的生产物，即从劳动得来的好处，但是，它归谁享有呢？”^[8]他自己以激动的辞令答复自己提出的问题：“由于劳动生产物的倍增而获得利益的，不是工人：工人的工资并不会增加，这是我们都知道的，而商业史上也充分地告诉了我们这样。里嘉图自己也曾说过，倘若人们不想使社会财富停止增加，那就不应如是。但是，沉痛的经验告诉我们，事实完全相反，劳动生产物愈增加，工差不多常常比例地减少。那么，财富增加所及于公共福利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的著者，假定一千个农业家得到利益，而十万个工人劳苦地工作；同时，又假定一千个工业企业家发财，而十万个工匠在他们的指挥下劳动。因此，由于增加对奢侈品的放浪的享乐而得到的幸福，仅由全国百分之一的少数人享受而已。那些百之一的人（他们消费工人阶级所生产的全部剩余生产物），是否与由于机器和资本的进展而不断增加的生产相适应呢？著者假定：国民生产物每加一倍，则农业家与工业家，就必须增加消费百倍。由于许多机器的发明，现今国民财富如果一百倍于刚够偿抵生产费那个时代的财富，那么，今天每个雇主，就必须消费足够维持一万工人的生产物。”^[9]这样，西斯蒙第相信他已经抓住了危机产生的由来了。他说：“让我们假定：一个富人，可以消费一万个工人所制造出来的生产物——生产物中包含着花边、锻带和麻布，这些东西的来源，著者已指出过了。但是一个人不能够以同一比例来消费农产品，象由里嘉图（“爱丁堡评论杂志”上的匿名作者是谁，起初西斯蒙第不知道；当时他怀疑那篇论文是里嘉图所写的）所假想的由交换产生的酒、砂糖与香料，摆在一个人的饭桌上，是过多的。这些东西不能出卖，否则当作他的整个体系的基础的农业生产物与工业生产物间的严格比例，早就不能维持了。”^[10]
　　这里，我们看出西斯蒙第如何堕入麦克洛克的陷阱中了。因为，他不去否定以奢侈品生产来答复积累问题的论点，却把对手追击到这个领域上来而没有发现他的立足点已经变动了。这里，他发现可以反对的，只有二点：其一，从道德观点上，他非难麦克洛克，把剩余价值的利益只施给资本家，而没有给工人；于是，他就离开主题，进入到对资本主义下分配问题的论战。其次，他从这个离题的讨论中又突然回复到他原来的问题上来。这个问题他现在表述如下：资本家自己消费在奢侈品形态下的全部剩余价值。即令如此，那么，一个人的消费能不能象剩余价值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进步而增加的那样，迅速而无限制地增大？在这里，西斯蒙第自己放弃了自己的问题，他并未看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困难，是在于缺乏除工人和资本家以外的消费者，他只发现简单再生产的困难，是由于资本家自身消费能力的生理限制。既然资本家对奢侈品的吸收能力，不能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也就是与剩余价值的增加并驾齐驱，生产过剩和危机也就不能不爆发起来了。我们曾经在西斯蒙第的“新原理”一书中，看到这个思想线索。由此可知西斯蒙第自己对于这个问题，并不自始至终十分清楚的。这是不足为奇的!要完全正确地把握积累问题，非首先理解简单再生产不可。而我们已经看到西斯蒙第在这个问题上是如何错误百出的。
　　不管怎样，西斯蒙第初次和古典学派的继承者交锋时，并没有打败。相反，他终究击溃了他的对手。如果说西斯蒙第误解了社会再生产最根本的原理，并且全然忽视了不变资本，从而符合亚当·斯密的教条，那么，他在这方面至少不比他的对手更坏。在麦克洛克看来，不变资本也同样地不存在的。他的农业家与工业家只是以粮食和衣服“预付”给工人，而社会总生产物，也只是由粮食与衣服构成的。西斯蒙第和麦克洛克两人的基本错误，虽然相同；但由于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有直觉的认识，他较麦克洛克还是稍胜一等。关于西斯蒙第所怀疑的剩余价值实现的可能性问题，里嘉图学派结局还是穷于答复。同样，对于那些否认“超过需求的生产过剩”，否认“市场拥挤”，否认“任何受苦”的人，对那些和谐论的传播者和辩护者以及他们的心安理得的态度，西斯蒙第以诺丁汉无产阶级的饥饿哭声来加以反击；他还证明机器的应用必然造成“人口过剩”；特别在最后，他强调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般倾向及其内在的矛盾；所有这一切表明西斯蒙第的分析较为深入。而麦克洛克直捷地否认一般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对于每一次部分的生产过剩，他有一种特效药。他说：

　　“有人也许要反驳道，在原则上商品的需求与商品的供给以同一比例增加，但这不能说明由于买卖过多而产生的货物充斥和滞销。我们可以毫不困难地回答道：所谓货物充斥是某一特殊种类的商品供给增加了，而作为它们的等价物的其他商品，没有随之而相应地增加供给量。譬如我们的一千个农业家与一千个工业家，通过交换自己的剩余生产物，相互提供了一个市场，此时，如果有一千个新的资本家参加进来，各自雇用一百个劳动者，从事耕作，则农业生产物市场，无疑会直接发生农产品充斥的现象。因为，用以购买这些农产品的工业产品的供给，并没有与之同时增加。倘若这些新的资本家中，有一半是工业家，那么，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就足够购买其他一半所生产的产品。于是，均衡恢复了。一千五百个农业家与一千五百个工业家交换各自的剩余生产物，他们所享受的便利与过去一千个农业家和一千个工业家交换各自的剩余生产物时所享受的是一样的”。^[11]

　　西斯蒙第以他目击的在世界市场上发生的实际变革来答复这个在模模糊糊之中容易滑过去的可笑的论调。西斯蒙第说：

　　“……人们有可能迫使野蛮国家进行耕种，而政治革命、金融制度的改革，以及和平，一举把货运带入古老农业国家的港口，而这些货运几乎等于这些国家的农业收成的全部。最近俄罗斯在黑海沿岸新开辟的广漠省份、埃及政府制度的改革、以及在巴巴利对海盗的禁止，突然间把奥得塞，亚历山大港及突尼斯的谷仓，卸入意大利的港口，并使市场上充满这样丰富的粮食，以致沿海一带农业家的贸易难以招架而逐渐失去自己的阵地。由于在密西失必河岸新领土的广泛开垦，从而造成农产物的大量输出，欧洲其他地区也经历着类似的变革。从澳大利亚输入的羊毛和其他农产品，由于运费低廉，在价格上将来也许会给英国的工业带来了毁灭，尽管食品的价格，由于运输比较困难，而影响不大。”^[12]关于南欧的农业危机，麦克洛克又有什么建议呢？其办法就是把新的农业家的半数转变为工业家！西斯蒙第答复说：“这种建议，如果严肃地来看，不能适用于克里木的鞑靼人和埃及的农夫。”他又补充说：“在海外地区和澳大利亚，建设新工业的时期，尚未成熟。”^[13]西斯蒙第很正确地认识到海外地区的工业化，只是时间问题。他同样也理解到：世界市场的扩大，并没有解决困难；反而使困难达到更高程度，带来更激烈的危机。他预测资本主义扩张倾向的一个方面，将是更激烈的竞争，更混乱的生产。他在一个地方，论述资本主义生产超出一切市场限界的倾向时，曾把握住危机的根本原因。他在答复麦克洛克的文章的最后一段时，说道：“人们不止一次地宣称均衡将会恢复，一切事情将会重新开始；但是每一个需求，每次总会提供一个远远超过交易上实际需要的动力，而这个新的活动必然会带来一次更痛苦的商品充斥现象”。

　　对于这样深刻地把握着资本运动的实际矛盾的见解，伦敦讲坛上的庸俗论者，尽管唱着调和的滥调，并导演着一千个浓装的农业家和一千个酗酒的工业家的乡间舞，终究不可能给以有效的回答。

^[1] “爱丁堡评论”（Edinburg revien）上的论文，本来是以欧文为攻击目标。这篇论文用二十四页的篇幅，对欧文的四篇论著，提出尖锐的批评。这四篇论著是：“关于社会的新见解或人格构成论”（A New View of society, or Essays on the Formation of Human Character），“关于制造工业制度的影响的考察”（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s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为工人阶级向美国及欧洲诸政府提出的两个请愿书”（Two memorials on Behalf of the Working Classes, Presented to the Governments of America an Europe），“小论三篇及关于贫民雇佣的会议录”（“Three tracts”, and “An Account of Public Proceedings relative to the Employments of the Poor”）。匿名者企图详细地支出欧文的改良主义思想，毫没有抓住英国无产阶级贫困的真正原因。它的真正原因是：过渡按到开垦荒地（这是里嘉图的地租论！），谷物法及压迫农业家和工业家的重税。因此，自由贸易与放任自由——这就是他的起点与终点。在积累无障碍地进行下，生产的增大，将为自己创造出需要的增大。欧文被他指责为对萨伊与詹姆士·穆勒的“全无所知”。他说：“欧文无论在推理上或在方案上，都表示他自己对一切支配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全无所知”。而笔者更从欧文欧文转向西斯蒙第，提出如下的论争：“他（欧文）认为当竞争无阻碍地不受什么人为的统治，而工业也任其自然发展时，机器的使用，可使几种财富物品的供给，增加到超过必要的数量，这样形成的商品的过剩，终于使工人阶级失业。这个论点，我们认为是根本错误的。这也是著名的西斯蒙第在其大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上所强烈主张的，因此，我们恳求我们的读者原谅我们，让我们指出他的谬误，并企图证明消费力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增加而增加”。（“爱丁堡评论”，1819年10月，第470页）

^[2] 论文的标题，原文是“Examen de cetta question:Le pouvoir de Consommer S’accroit-il toujours dans la société avec le pouvoir de produire?”罗西的“法学年报”，我们找不到，但是西斯蒙第已将该论文全部编入在其“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中。

^[3] 麦克洛克在“爱丁堡评论”上的论文，见“爱丁堡评论”，1819年10月，第470页。

^[4] 西斯蒙第的“来比锡书市”，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缩图，五十五年之后，又在杜林（Duhring）——的科学“体系”之中复活了。当恩格斯对这位不幸的博学之士，进行尖锐的批评时，恩格斯认为这种思想——以“来比锡书市”的想象上的危机，来解释实在的工业危机，正如以玻璃杯内的水花，来解释海上的风浪——充分证明了杜林的“地道德国学者”的真面目。但是，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正如恩格斯所指摘的许多其他境合一样，只不过是偷偷地剽窃他人的东西而已。

^[5]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381—382页。

^[6] 麦克洛克在“爱丁堡评论”上的论文，第470页。

^[7]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384页。

^[8]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394—395页。

^[9] 同上书，第396—397页。

^[10]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397—398页。

^[11] 麦克洛克在“爱丁堡评论”上的论文，第471—472页。

^[12]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00—401页。

^[13] 同上书，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