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罗莎·卢森堡 -> 资本积累论（1913）

第十二章 里嘉图对西斯蒙第



　　里嘉图认为麦克洛克答复西斯蒙第的理论反驳，还没有使问题得到满意的解决。不象那个马克思曾称之为苏格兰大骗子手的麦克洛克那样，里嘉图确实渴望发现真理，并自始至终保持着一个大思想家的真诚谦虚的风度。[1]西斯蒙第对里嘉图及其门徒们的论战给里嘉图一个深刻的印象。这是从里嘉图对机器的影响问题，所采取的修正的研究态度中可以获得证明的，而机器的影响问题，正是西斯蒙第据以说明资本主义的凶恶面貌，借以责难古典学派的和谐论的。西斯蒙第在这一点上是有其不朽的功绩的。原来，里嘉图的追随者曾经发展这样的一种论调：即机器所创造的劳动机会总是与它所排挤的劳动机会同样的多，甚至还要更多一些。对于这个所谓“补偿理论”，西斯蒙第于1819年，即在里嘉图的主要著作出版后两年，在他所发表的“新原理”一书中的一章“论劳动分工和机器”，[2]以及另一章“机器产生过剩人口”[3]中曾予以严厉的攻击。1821年，在麦克洛克和西斯蒙第的论战之后，里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第三版中，插入了新的一章，在这一章中，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与西斯蒙第同调地说：“劳动阶级认为机器的采用往往对劳动阶级不利，这个见解并不是基于偏见和误断，而是符合于政治经济学中正确原理的”。[4]
　　他跟西斯蒙第一样，必须为自己洗刷反对技术进步的嫌疑；但不象西斯蒙第那样率直，他以这种灾祸是逐渐发生的那样的遁辞来与人妥协。他说：“为了说明这个原理，我是假定改良的机器是突然发现的，并获得了广泛的使用；但事实上，这些东西是逐渐发见的，它们的影响毋宁在于决定资本（储蓄和积累起来的）的使用，而不是从实际使用中把资本转移出来”。[5]
　　但危机和积累问题继续便里嘉图困惑不解。在1823年，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日内瓦住了几天以便亲自与西斯蒙第讨论这个问题。这些讨论的结果就成为西斯蒙第在1824年五月出版的百科全书评论中发表的一篇以“论消费与生产间的平衡”为题的论文。[6]
　　里嘉图在他的原理里，在重要问题上，完全接受了萨伊的陈腐的生产和消费协调的理论。在第二十一章中，他说：“萨伊已最令人满意地证明没有任何数量的资本在一个国家内会找不到被使用的场合，因为生产的唯一限界就是需求。人们如果不是为了消费或出售，就不会生产；如果不是为了购买某种其他商品，也不会出售，而所购买的某种其他商品或者是直接对他有用的，或者对于将来生产能够超作用的。因此，生产者必然是自己产品的消费者，或者是别人产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7]
　　对于里嘉图的这个见解，西斯蒙第的“新原理”是一个有力的挑战。他们之间的争辩，一般说来，是以这个问题为中心。里嘉图不能否认当时在英国及其他国家恰恰发生危机的这个事实。所争论的是怎样解释这些危机。在讨论之初，西斯蒙第和里嘉图双方同意了一个异常清晰和精确地表述问题的方法，他们把对外贸易问题完全撇开一边不谈。西斯蒙第很好地把握着对外贸易对资本主义生产及其扩张要求的意义和必要性；在这一点上，他是与里嘉图的自由贸易论者同调的，而且，对于资本的扩张要求，他的辩证的想法大大超越了那些自由贸易论者。他充分承认：工业“将日甚一日地向国外市场，寻找销路，但在那里，工业又受到更大变革的威胁”。[8]正如我们所曾看到的，他预言海外各国，对欧洲工业，必然发生危险的竞争。而在1820年间，他就能预见这种事实，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推崇的成就，这也说明了西斯蒙第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关系的深刻认识。但尽管如此，西斯蒙第并没有象后代评论家所归功于他那样，认识到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即积累问题，依赖对外贸易，作为唯一的解救方法。相反地，西斯蒙第在“新原理”第二卷第六章中，[9]很明白地表示：“为了使这些估计具有更多的确定性，并为了简化这些问题，我们迄今为止一直把对外贸易完全抽象掉，并假定一个孤立存在的国家；这个孤立的国家是人类社会本身。凡是适用于一个没有对外贸易的国家的，也同样适用于全人类”。
　　换言之，西斯蒙第把整个世界市场当作一个单独用资本主义方法生产的社会时，他据以立论的前提，是与其后马克思所采用的前提相同的。他这个前提也和里嘉图一致。他说：“我们两人，把下述的情况暂置不论：即一个国家出售给国外的东西，多于向国外购买的东西，也就是一个国家掌握着一个不断增长的国外市场，足以容纳本国不断增长的生产。无论如何，下列问题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战争的胜负呢，还是政治的变化，给一个国家带来了新的消费者？这里所需要的是证明一个国家通过增加自己的生产能够为自己产生新的消费者”。[10]
　　西斯蒙第在这里极其精确地表述了实现剩余价值的问题，正如后来各个时代的经济学中对我们所提出的一样，而里嘉图则相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并在本书下面还将更详细地述说的，他与萨伊抱同样的见解，认为生产创造它自己的需求。
　　在与西斯蒙第争辩中，里嘉图的论点是这样：“假定100个工人生产1,000袋谷物，和100个织布工人生产1,000码呢绒，让我们把对人们有用的其他一切生产物，以及人们中间的所有中介人都暂置不论，并假定世界上只有上述这些人存在，那么，他们以1,000码呢绒与1,000袋谷物交换。如果劳动生产力，由于工业的不断进步，提高了十分之一，那么，同样的那些人将以1,100码呢绒与1,100袋谷物交换，结果，他们将比从前都吃得好些，穿得好些。新的进步将使他们以1,200码呢绒与1,200袋谷物交换，依此类推，因此，生产的增加总会使那些生产者得到更多的享受”。[11]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伟大的里嘉图的推理水平，似乎比那个苏格兰大骗子手麦克洛克还要低些。我们又一次被邀请来参观“码”和“袋”两者间的和谐而优雅的舞蹈会——正是要证明的那些比例关系现在又被认为理所当然而滑过去了。而且，一切有关本问题的其他前提也简单地被略而不论。我们可以回想到，真正的问题，真正争辩的对象是：如果资本家生产的产品多于他们自己消费和工人消费所需要的，也就是，如果他们把他们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用来扩大生产，增加他们的资本，那么，谁是这些随之而出现的剩余生产物的购买者和消费者呢？里嘉图的答复是对资本的增大问题完全不管。他为我们描绘的生产的各个阶段，仅仅是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按照他的说法，同样数量的劳动最初生产1,000袋谷物和1,000码衣料，其次生产1,100袋和1,100码，后来，又增至1,200袋和1,200码，依此类推，按照一条优美的上升曲线而增加。不仅这样由双方象军队一样同时并进，双方所交换的物品数量又完全相符的景象令人厌倦，而且在这个例子中对于资本的扩大只字都没有提到。这里，我们所见到的不是扩大再生产，而是简单再生产，这简单再生产其有较大数量的使用价值，但在社会总生产物的价值上没有任何增加。既然交换问题是价值量问题，而不是使用价值量问题，而在里嘉图的例子中，价值量又没有变动，可见，里嘉图实际上没有前进一步，尽管他好象是在分析生产的继续扩大。最后，里嘉图完全忘记了有关的再生产各个范畴。麦克洛克一开始就使他的资本家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而依靠吃喝空气而生存，但他至少承认工人们的存在，考虑到工人们的消费。而里嘉图根本没有提到工人；对于他来说，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区别。除了这个主要的遗漏外，他之象他的门徒一样，没有考虑到不变资本问题，那更不必说了。他想解决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的扩大问题，但在他的假定中，除了相互交换的若干数量的商品外，竟没有其他任何东西的存在。
　　西斯蒙第没有看出来，战场已经变动了。他忠实地企图把他的著名的宾客和敌手（指里嘉图——译者）的幻想带到人间来，并分析其中的无形矛盾；他抑郁地说，这些假设，“正象德国的形而上学一样，是把时间和空间都抽象掉的”。[12]他把里嘉图的假设移植到这么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实际组织中，存在看无产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是由竞争决定的，并且一旦雇主不需要他们，他们就被解雇”。西斯蒙第还深刻而谦虚地指出：“因为我们所持的反对见解就是涉及这种社会组织”。[13]
　　西斯蒙第揭露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与劳动生产率的进步相结合的许多困难和冲突。他指出从社会观点来看，里嘉图所假设的劳动技术的变化必然归结到下列两种中的任何一种的结果：其一是比例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若干数目的工人必将被解雇——从而一方面出现剩余的生产物，另一方发生失业和贫困遭遇。或者，这些剩余生产物用来维持那些从事新的生产部门，即奢侈品生产的工人。这里，西斯蒙第的见解无疑地超越了里嘉图：他突然想起了不变资本的存在，并激烈地对英国古典学派，予以正面的攻击。他说：
　　“建立一个新的制造奢侈品的工业，也需要新的资本。机器必须制造出来；原料必须购置；遥远的商业活动必须建立起来；因为富人很少满足于附近所生产的奢侈品。于是，我们要问：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些新资本呢？而这些新资本可能较之农业方面所需的为数要大得多。……我们的奢侈品工人离开吃到我们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谷物，穿到我们普通工厂所生产的布料的时刻，还相当辽远哩；他们还没有变成工人，甚至，他们可能还没有出世。他们的行业还没有存在，他所据以工作的材料还没有从印度运来。所有要从他们那里分配到面包的人，还须白白地等待着”。[14]
　　现在，西斯蒙第不仅在奢侈品生产上，而且也在农业上，考虑到不变资本了。他继续对里嘉图进行反驳如下：“我们必须把时间因素抽去不论，如果我们假定有农业家，由于机器或农村工业上的发明，有可能把他的工人的生产能力提高三倍，他又找到足够的资本，使他的剥削、他的农具、装备、牲口和仓库都加三倍，使他的流动资本也增加三倍，而这些流动资本是供他在收割庄稼前使用的”。[15]
　　这样，西斯蒙第与古典学派的一个迷信决裂了，这个迷信就是在资本扩张时，所有追加的资本都是用在工资、即可变资本上的。西斯蒙第潘楚地与里嘉图的学说，分道扬镳了。但是，尽管如此，在三年后，他仍然让从这个学说所产生的全部错误混进他的“新原理”第二版中去。与里嘉图的轻便的和谐论相反，西斯蒙第强调了两个要点：其一是扩大再生产过程在客观上的困难，它并不象里嘉图的荒谬假设所说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圆滑地进行的；其次是在资本主义下，在社会劳动生产率方面所有技术进步都是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而得到的，也就是以工人阶级的痛苦来换取的。西斯蒙第超越里嘉图之处还表现在第三个要点上：他具有辩证法见解的广阔视野，而里嘉图则粗鲁、狭隘，没有能力理解除了资产阶级经济以外的任何社会形态。西斯蒙第说：
　　“我们的眼睛只习惯于看这个新的社会组织，这种普遍的竞争，恶化为富人和工人阶级间的仇恨，从而除了包围在我们四周的废墟外，再也看不到其他任何存在的方式。他们自以为以过去制度的缺点来责难我，就可以证明我的荒谬。诚然，关于下层阶级的组织，二、三个制度曾依次传递下来；但既然这些制度没有值得留恋的，既然它们开始时做了一些好事，后来就给人类带来了可怕的祸害，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作出结论道：我们已进入了一个真正好的制度呢？我们可不可以作出结论道：我们将发现不出工资劳动制度的根本罪恶，象我们所发现的奴隶制度、封建从属制度和行会制度的罪恶那样？无疑地，这样的一个时代即将到来：到了那时，我们的子孙将斥责我们野蛮，因为我们没有给工人阶级安全保障，正象对那些把同样的阶级变为奴隶的民族，我们斥之为野蛮一样，而我们的子孙也将同样斥责我们”。[16]
　　西斯蒙第把无产阶级在近代社会和古代罗马社会所起作用的重要区别作了一个很好的概括，这表明他对历史的联系有深刻的认识。在他与里嘉图的论战中，当他分析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特殊经济性质以及它们相对的历史意义时，当他最后强调“一切种类的财产与一切种类的劳动完全分离”是资产阶级经济中最显著的普遍倾向时，他也表现了卓越的辨别能力。
　　西斯蒙第和古典学派进行的第二回论战，也和第一回差不多，没有给西斯蒙第的敌手带来任何光彩。[17]



[1]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里嘉图于1819年被选入国会后（当时由于他的经济著作已享有盛誉），曾写信给朋友说：“你知道我已经当了下院的议员，但我怕我在那里不能有所作为。我两次想发表演说，但我越到非常窘迫。我没有希望克服在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时被袭击来的那种惊慌失措的情况。”（里嘉图致麦克洛克信件，纽约，1895年，第23—24页）。象这样的羞怯在大言不惭的麦克洛克身上是找不到的。

[2]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四编，第七章。

[3] 同上书，第七编，第七章。

[4] 里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三版，伦敦，1821年，第474页。

[5] 同上书，第478页。

[6] 这篇论文“论消费与生产间的平衡”是收在“新原理”的第二版第二卷内（第408页起）。西斯蒙第告诉我们当时讨论的情况：“里嘉图最近逝世了。他的逝世不仅使他的家族和朋友感到深切的悲恸，而且使那些从他的卓越才识中获得教益的以及受到他的崇高情感启发的朋友们也感到无限的惆怅。在里嘉图生前的最后一年，他来日内瓦住了几天。对于我们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的这个根本问题，我们曾讨论了二、三次。在讨论中，里氏表现了他杰出的优雅、诚实和爱好真理的风度，他的头脑清晰，出乎他的门徒们意料之外，尽管对于他在教室中所要求的抽象思考能力，他们是习以为常了。”

[7] 里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339页。

[8]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361页。

[9] 同上书，第四编，第四章，“论商人的财富依存于收入的增加”（第一卷，第115页）。

[10]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12页。

[11] 同上书，第416页。

[12]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24页。

[13] 同上书，第417页。

[14] 西斯蒙第：“政治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25—426页。

[15] 同上书，第429页。

[16]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章，第434—435页。

[17] 关于西斯蒙第和里嘉图的论战，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站在拥护萨伊和里嘉图的立场上说：“西斯蒙第被迫承认他所攻击的学说是正确的，并把所有的要点都让给他的敌手了”；还说：西斯蒙第本人“已抛弃他自己的理论，但这个理论至今还有这么多的拥护者”；最后还说，“这个争辩的胜利是属于里嘉图方面”，（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研究”，1901年，第176页）。这表明作者缺乏辨别能力，——姑从宽来说——在自命为严肃的科学著作中这样的缺乏辨别能力，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