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价值规律的历史限制。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 -> 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第六篇结尾

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个性发展的论述
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条件的机器的作用
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消亡

　　按照马克思最初的计划，他的著作的最后一本书应该以检验“指示崭新历史形式的前提以及采纳崭新历史形式的迫切性”的那些要素来结束。即他打算论述“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之解体”及其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其焦点自然是价值规律的结局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集中讨论的课题。

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个性发展的论述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反对所有形式“对未来的描绘”，因为那样就意味着依照“公正的永恒原则”和“人类本质的不变法则”就能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在最初阐述社会主义的时候，建立这样的制度是必要的，合理的。但是一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据加以解释，那种想法就发展成为日益增长的工人运动的障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据远比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教条优越得多，它以与乌托邦社会主义根本不同的方式提出了将来社会主义概念的问题。由此，社会主义就不再只是一种观念，而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一个以往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对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所能说的只能是作为在历史上被发现的新的社会形式的萌芽及其发展趋势。当然这不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概念（一种机会主义者认为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或者说他们简单地把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的后代人的事情，好象这就是构成他们的理论的科学特征。相反，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这些概念起着突出的作用。如果我们检查一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主要著作，就可以信服地看到这一点。例如《资本论》就在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和运动规律的同时，也论证了它将导致废除人类“自我异化”的“伟大变革”产生的必然性。通过这个变革，人类将会成为自然和他们自己的联系的“真正的有意识的主人”（恩格斯）。因此，我们常要引用《资本论》以及在他之前的著作中的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它们特别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与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理论的联系和区别。
　　这些论述是马克思的试图把握每一个社会现象的发生、存在和走向灭亡的全过程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分析的必然结果。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指示我们要注意“历史上更早的生产方式”^[1]“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予示着未来的先兆，交易的运动。一方面，如果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2]
　　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一方面直接导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结构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又把它同将要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社会对立起来。”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的私人交换，既同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不管这种统治和服从的性质是家长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又同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相对立。”^[3]其结果是整个人类社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个辩证的三阶段的形态是“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中，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4]
　　因此，人类历史在其最基本的和最终结果的方面，被看成是一个人类个性和人类自由的演变和发展的必然过程。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个结果与其说是证明了这个过程的必然性（这一点已为德国古典哲学所认识），不如说是把这个发现从意识的知觉中解放出来，而将它放在现实历史（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的坚实基础上，这个任务只能借助于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完成。
　　在《草稿》中，马克思指出，“如果考察的是产生不发达的交换、交换价值和货币制度的那种社会关系（即前资本主义关系。——英译者注）……，那么一开始就很清楚，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如封建主和臣仆，地主与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而这种表面现象使民主主义政治受到迷惑），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突破了，被粉碎了……；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5]……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只有在那些不考虑个人接触的条件即不考虑生存条件的人看来（而这些条件又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它们尽管由社会产生出来，却表现为自然条件，即不受个人控制的条件，各个人才显得是这样的。在前一场合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在后一场合则在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物的限制即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因为单个人不能摆脱自己的人的规定性，但可以克服和控制外部的关系，所以在第二个场合他看起来享有更大的自由。但是，对这种外部关系或这些条件的进一步考察表明，属于一个阶级等等的各个人作为全体来说如果不消灭这些关系或条件，就不能克服它们。个别人偶而能战胜它们；受它们控制的大量人却不能，因为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各个人从属于而且必然从属于它们。）这些外部关系决不是‘依赖关系’的消除，它们只是使这种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说，它们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6]
　　在《草稿》的一个对论述“客观的货币权力”的旁注中，我们读到：“人们说过并且还会说，美好和伟大之处，正是建立在这种自发的、不以个人的知识和意志为转移的、恰恰以个人互相独立和毫不相干为前提的联系即物质的和精神的新陈代谢上。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毫无疑问，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联系置于自己支配之下。^[7]如果把这种单纯的物的联系理解为自然发生的、同个性的自然（与反思的知识和意志相反）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个性内在的联系，那是荒谬的。这种联系是各个人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物。它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联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人们还处于创造自己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这是各个人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然而“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8]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9]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能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10]
　　现在，资产阶级自由概念的缺点是明显的，其辩护者们的方法是非历史的，他们把特定时代和特定生产方式中的个人的发展看作是绝对的，从而把它同现实的“自由的求爱”混为一谈。（“正象一个信仰某一宗教的人把这种宗教看成一般宗教，认为除此以外都是邪教一样。”^[11]他们完全没有抓住这一点，就是说他们所说的远远不能“自由一般”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展的特殊产物，他们把对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限制看作为是所有社会都具有的。他们没有看到，已经摆脱了更早社会限制的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又遭到了新的束缚，即为他们的生产关系所支配，竞争和偶然性的盲目力量日益增长地凌驾于他们之上。^[12]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人们成了自由人，另一方面人们又更不自由。
　　这种非历史的思想方法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一般地说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对于资本主义竞争的态度。马克思说，虽然竞争“在历史上表现为取消行会强制、政府统制、内地关税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国内部的束缚，在世界市场上表现为废除封锁、禁止入口制，或保护关税”，但从来不曾有人“从这样纯粹的消极方面，从它的这个单纯的历史方面对它进行考察，另一方面却得出了一个更加错误的结论：把它看成是解除了束缚的、单纯根据他们的自身利益而行动的个人间的冲突——看成是自由的个人彼此间的排斥和吸引，并因而看成是自由的个人在生产和交换领域内绝对的客观存在形态。”
　　“再也不会有比这更错误的看法了”，在同一个地方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如果说自由竞争已经消除了以往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限制，那么首先便要看到，对竞争说来是限制的那些东西，却正是以往的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界限，它们便是在这些界限之内自然而然地发展和运动的。只有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充分发达、从而资本自己能够开始作为调正生产的原则而出场的时候，这些界限方才变成限制。资本所摧毁的界限是它在运动、发展、实践上的限制。因而它决不是废除一切的界限，也不是废除一切的限制，只是废除和它不相适应的界限、对它变作限制的界限。^[13]在它自己的界限以内——尽管这些界限从一个更高的观点来看，表现为生产的限制……它感觉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换句话说，它只受到它自身、只受到它自己生存条件的拘束。这正像行会工业，在它全盛时代，在行会组织里面找到了它所需要的全部自由，即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其实这种生产关系就是它自己从它自身里面创造出来而且把它作它自身的内在条件而发展起来的，所以绝不是从外面强加于它的和束缚它的限制。通过资本那一方面的自由竞争而被否定的行会之类的组织，从历史方面来看，没有别的，无非是说：已经充分强大起来的资本利用对它方便的交往方式摧毁那些历史的限制，因为那些限制拘束和妨碍对它便利的行动。”
　　但是竞争绝对不是仅仅具有这样的历史意义或仅仅限于这样的消极方面。自由竞争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关系！^[14]因此说“在自由竞争以内，个人纯粹根据他们的私人利益而行动便能实现共同的甚至说一般的利益”^[15]，这就是一种幻想。因为“在自由竞争情况下，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在纯粹资本条件范围内的个人行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然而人们又通过不断的回顾被自由竞争所摧毁的那些限制来把这种自由教条宣扬为自由。”^[16]因此，“另一方面，由此也产生一种荒谬的看法，把自由竞争看成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认为否定自由竞争便等于否定个人自由，等于否定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但这不过是在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因此，这种个人的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揭示什么是自由竞争，这是对于中产阶级先知们赞美自由竞争或对于社会主义者们诅咒自由竞争所作的唯一合理的回答。”^[17]事实上，“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中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种愉快的想法”。^[18]
　　很清楚我们在这里所认识到的内容就是我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早已经见到的观点的直接发挥，即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生产力的发展已经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这就是最初的个人的彼此依存关系已经为简单的物的关系所代替，在人们之间的地方和国家的社会联系已经为普遍的联系所代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指出了以前的社会进步的这个矛盾及其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为一个社会的个人创造了更能发展的条件和丰裕的需要。而另一方面它又造成了这个人的更加扩大的“异化”和“空虚”。最后我们还可以找到这样的评论，即资本主义把人类从封建的和其它强制力下解放出来，只是带来了表面的自由，竞争的自由，“个人创造性的和自由的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会成为现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看到：“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正是“这种在一定条件下无阻碍地享用偶然性的权利，迄今一直称为个人自由”。^[19]这个概念在《草稿》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外，在《草稿》中，马克思还更加清楚地强调指出了这个矛盾的积极的一面，——“表面的资产阶级自由”所带来的其实的进步。
　　在其著名的论述，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照的“幼稚的古代世界”的段落中可以很好地看到这一点，马克思在那里指出：“哪一种土地财产等等的形式最有生产效能，能创造最大财富呢？我们在古代人当中不曾见到谁研究过这个问题。在古代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尽管卡托能够很好地研究哪一种土地耕作法最有利鲁土斯甚至能够按最高的利率放债。人们研究的问题总是，哪一种所有制形式会造就最好的国家公民”。这种情况是同现代世界完全不同的。在这里，“财富都以物的形式出现，不管它是物也好，还是以存在于个人之外并偶然地同他并存的物为媒介的关系也好。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对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制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最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20]，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本身。因此，一方面，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另一方面，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代世界提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而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21]
　　马克思与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批评家间的对立在这里被表述的再清楚不过了——马克思反对（浪漫主义者们）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伤感的眼泪”，^[22]也不是因为他们为了拉拢人民，“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与此同时把“旧的封建盾徽”藏在他们的背后。^[23]马克思指责他们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不能把握住“现代历史的发展过程”，即不能把握住他们所批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现是必然的，是历史的进步，因而把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反对仅仅局限在道德的说教上。
　　没有人能够否认资本的统治是建立在更无情地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更无情地剥削和压迫大多数人民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一方面，“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24]而且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25]因此，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26]
　　资本主义生产结合的特点及其推动生产的物质力量不断革命的特点使其与所有以前的生产方式截然不同。如果说前期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由于其粗糙的不发达的技术，不能使劳动增加到超出维持中等生存水平所必需的程度，那么“资本伟大的历史侧面”就在于“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的使用价值观点或单纯的生存观点看来是多余的劳动。”它一方面通过把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通过把人类需要和劳动能力发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来实现这一任务。
　　在《草稿》中，我们可以读到下面这样一段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字：“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了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普遍需要，另一方面，普通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27]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但是，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求，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28]在那种情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29]
　　换句话说，同所有以前的不得不满足于生产力非常缓慢的进步，甚至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部保持不变的生产方式相反，资本的“那种使它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阶段的全面趋势。尽管按照资本自身的本性来说，它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样就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不是为了再生产一定的状态或者最多是扩大这种状态而发展生产力，相反，在这里生产力是自由的、毫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前提，因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在这里唯一的前提是超越出发点。”^[30]只存在这个新的基础上，“个人的全面性”才能成为“不是想象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由此而来的是把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表现为支配自然界的实际力量）当作对自己的现实体的认识。”^[31]
　　因此，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就提供了解决由历史所形成的人类个性和人类自由问题的基础，从这个观点看，资本的历史成就——像马克思本人经常和有说服力地指出的那样——不能被过分地强调。

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条件的机器的作用

　　马克思在《草稿》中指出：“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产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其相适应的种种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和尝试都是唐·吉诃德式的荒唐行为。”^[32]但那些导致向无阶级社会转变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物质生产条件是什么呢？
　　在马克思对机器的作用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找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它告诉我们，一方面自动机器体系的发展是怎样把单个工人贬低到只是劳动过程中的特殊工具的水平；另一方面自动机器体系的发展又创造了把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减少到最低程度的前提。此外自动机器体系的发展正提供了今天单方面发展的工人为全面发展的个人所取代的可能性。对于后者来说，他们的“不同的社会职务是可互换的活动方式”。所有这些在《资本论》第一卷和《草稿》中都可以找到。但在《草稿》中，还包括了在《资本论》中所没有提到的对机器在未来的作用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包含着人类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最大胆的想象，尽管它是在一百多年前写的，但至今还会使人产生敬畏和兴奋的感觉。
　　马克思写道：“活劳动同物化劳动的交换，即社会劳动确立为资本和雇佣劳动对立的形式，是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最后发展。这种发展的前提现在是而且始终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已耗费的劳动量是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现实的财富倒不如说是表现在——这一点也由大工业所揭明——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上，同样也表现在被贬低为单纯抽象物的劳动和这种劳动看管的生产过程的威力之间在质的不成比例上。劳动表现为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33]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34]
　　在《草稿》的另一部分中，可以读到：“在必要劳动时间以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因而也为社会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创造广阔余地），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资本还添加了这样一点：它采用一切技艺和科学的手段，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财富直接在于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直接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是，资本的不变趋势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是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35]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外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同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立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36]
　　这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机器所引起的历史性变化的分析。在今天，在新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强调这一生气勃勃的和本质上是乐观的思想的予言意义几乎是不必要的了。因为马克思在1858年被迫与德国革命相隔离而流亡到伦敦时的这个梦想现在已经开始变成现实。今天——感谢现代技术的发展——在历史上第一次具备了最终和完全废除“偷窃他人劳动时间”的前提条件。进一步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事实上在不久的将来，作为衡量社会财富的尺度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前所有提高人类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的实践中证明它们同时又是促进劳动者更加退化，更加从属于资本，更加丧失个性的方法，而今天，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工人们可以最终地从“使他们极度痛苦的恶魔”下解放出来；从曲折的自动生产线中，从片面的、单调的，分得过细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而由生产过程的附属物变成为生产过程的实际监督者。当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非常成熟的时候，就再不会有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对于社会主义已经不会象今天那样是必不可少的，或者在经济上是行得通的。这使人想起了陈腐的资产阶级的相反的看法，说社会主义必然会使人们承担艰苦的不愉快的任务的必要性而崩溃，每个人都会试图摆脱他人的拖累。^[37]这样的异议是建立在非正常的资产阶级个人本性的基础上的，面对今天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它是十分可笑的。当然在人们不得不用桶提水到房间里的范围内，只有少数人才会不想把这个单调乏味的工作强加给他人。然而，自来水管的建立就使得这种运水的职业成为多余的人。现在很清楚，技术的发展已逐渐造成这样的一种局面，早先的不完善的劳动分工和与其相应的单调乏味的工作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劳动将是脑力和体力的自由活动的表现形式。对此，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托洛茨基的一个诙谐的比喻^[38]：对住在有着丰盛的午餐的高级旅店的人来说，为奶油、面包和糖而争吵是十足的愚蠢。因此，在新的社会里，人剥削人，“偷盗他人的劳动时间”将是没有意义的，在经济上是不得要领的。不到那时，真正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会得到的。

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消亡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群众的剩余劳动仍然存在，但它不再是在少数人的支配下，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存在的了，这是因为，也是为马克思所强调指出的，劳动“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39]

　　“你应当满头大汗地劳动：那是耶和华给与亚当的诅咒。所以亚当·斯密就把劳动当作诅咒。‘休息’被看成跟‘自由’和‘幸福’相同的东西。个人‘在他的正常的健康状况、体力、活动状况、技巧和熟练程度之下’也有从事部分的正常劳动和停止休息的欲望，这在亚当·斯密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40]劳动自身的尺度诚然是根据所要达到的目的而由外面给与的，而且为达到它的目的所遇到的障碍也要由劳动来克服。然而克服这样的障碍，就其自身而言，便是自由的活动——而且更深一层看，外在的目的就是由剥去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而得到的，并且作为由个人自身所设定的目的，它自身就是被设定的——因而就是自我的实现，主体的物化，所以就是真正的自由，劳动就是自由的活动，这些也是亚当·斯密丝毫没有预料到的。^[41]不过他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工资劳动这几种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可憎的，始终表现为外来的强迫劳动，与强迫劳动相较，不劳动便是‘自由和幸福’了。”

　　马克思继续说道，“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第一方面是这种对立的劳动；^[42]另一方面与此有关，是这样的劳动，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这样一些主观和客观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象付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43]此后，马克思又谈到付立叶的观点；“劳动不可能象付立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校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物化中的科学”。^[44]
　　因此，生产性的人类活动，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将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它将在质和量上发生显著的变化！它在本质上与为斯密所如此精确地描述的“缺乏自由和幸福”的资本主义劳动形式不同，首先是工人将成为生产过程的有意识的指挥者，他的任务越来越成为只是简单地监督生产过程中运行的庞大的机器和自然力。其次，由于其具有直接社会共同劳动的特点，其产品将不再作为异化的和统治的物质力量而与工人相对立。^[45]在这点上，劳动就会免除昔日的糟粕，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将不再具有使人厌恶的强迫劳动的特点，而变成为付立叶和欧文所说的“有吸引力的劳动”了。^[46]劳动性质的完全转变在量上表现为从根本上减少劳动的时间，其结果是创造出和扩大了可以支配的时间、自由的时间。虽然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没有“剩余劳动”，^[47]但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它将会把社会每个成员的劳动量减少到一个最低的限度。当这一点完全实现的时候，不仅把人分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传统劳动分工要推到一边去，而且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差别也将会由于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开始互相接近，互相补充而失去其在今天所具有的对立的特征。^[48]
　　当然，既使劳动的性质已经改变，既使把劳动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它也要根据生产力的要求在社会各类不同生产部门和不同的个人中间进行分配。这就需要有一个平均的单位尺度来进行衡最。“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就象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正象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和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49]因此，时间的节约^[50]以及有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的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然而，这同用劳动时间计量交换价值（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本质区别”。^[51]
　　由此，我们就要遇到一个经常提出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什么？一般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把价值看作是一个经济范畴，它“表示生产者在更大范围内隶属于其自己的产品”（《反杜林论》）。很清楚，从这个观点看，不能把价值规律的作用扩展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中去。相反，任何永恒的价值概念都总是作为小资产阶级乌托邦的观点而被我们所反对的。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我们看到：“在共同劳动的条件下，人们在其社会生产中的关系就不表现为‘物’的‘价值’”。^[52]“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这种必要性本身表明了两点：（1）个人只能为社会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2）他们的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的生产，不是本身实行分工的联合体的产物”。^[53]因此，在一个集体生产的社会里，“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成为一般劳动。”而单个人的私人劳动的“媒介作用来自商品交换，交换价值，货币，它们是同一关系的表现”；相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成为社会劳动。……因此，他不需要去交换特殊产品，他的产品不是交换价值。这种产品无须先变成一种特殊形式，才对单个人具有一般性质。在这里，交换价值的交换中必然产生的分工不再存在了，代之而建立起来的是某种以单个人参与共同消费为结果的劳动组织”。^[54]因此用劳动时间衡量、劳动只是作为社会计划的手段。^[55]（不论其在别的方面对社会主义社会表现出何等的重要性），用劳动时间衡量劳动在本质上与“著名的价值”（恩格斯语）和价值规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用劳动时间衡量劳动可以履行两个不同的职能；首先在生产过程本身，它将起到决定为生产各种商品所需要的活劳动量的作用，以便更经济地使用劳动；其次这种衡量正可以被当作分配的手段，据此，每个生产者将在用于消费的社会产品中得到他们自己应得到的份额。
　　应该，而且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对于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采取这种分配方法，则要直接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即在基本上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56]在《资本论》中，我们可以读到：“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马克思补充道，“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57]
　　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的确，社会主义社会剥夺了资本家的财产，并把生产资料变成为公共的财产，人民的财产；但它还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它的内容来讲，它象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58]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59]，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60]换句话说，劳动者只是领回劳动的证书，其唯一的目的是遵守按劳分配的原则。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没有价值规律存在余地的，因为这种生产形式和商品生产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调节不是由市场盲目发挥作用的结果，而是社会有意识地进行控制的结果。
　　当然，也可以试图进一步探究与此相关联的价值规律在苏联和一些所谓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中的作用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我们目前的讨论的范围。即使如此，也不能说在这个已经由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这个著名的苏联经济学家的深入浅出的著作说明了的问题之外^[61]我们还能说些什么东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主要观点是在工业不发达国家中任何反对资本主义的改革都一定是在过去的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价值规律同与之截然相反的社会计划原则间的不断斗争的条件下发生的，社会主义的前途取决于这个斗争的结果。若是今天苏联集团中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把价值规律提高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的地位上，那就不仅表明他们和波奥巴扎斯基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之间的鸿沟扩大了，而且也表现苏联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已经和最初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目标大相径庭了。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作出结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与他的前辈们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它具有科学性，就在于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把现存的社会制度科学地理解为予测未来社会主义的基础。对这两种情况研究的主题是相同的，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除了与其当前的形式相关的情况外，另一方面也与未来的从其中产生出来的社会相关联。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把马克思所研究的经济关系更广泛地理解为是辩证的发展规律（事实上，也只能这样来理解它们），这揭示了我们进一步探讨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评论的现实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试图既检验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又检验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制的方法。^[62]因此根据这种方法，为推翻资本主义的目的而得出的社会主义的结论，^[63]就象马克思的对其他经济范畴本身的实际研究和批判一样对于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十分重要的。

^[1] 参见第20章注③。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1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5页。

^[4] 同上书，第104页。

^[5] 马克思补充道：“这种独立，不过是一种红影，比较正确地说，乃是彼此漠不关心”。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10~111页。在这本书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关系当然只能表现观念中，因为哲学家们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上述关系的统治（上述物的依赖关系，不用说，又会转变为摆脱一切幻想的、一定的、人的依赖关系）在个人本身的意识中表现为观念的统治，而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同上书，第111页。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英文版，第49页。）

^[7] 即他们不能造成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8]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相似的语气描写了现代机器工人的隶属。“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63~464页。

^[9]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79页。“买者和卖者之间所表现的关系，不是纯猝的个人关系，因为他们两者发生关系，只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劳动已被否定，即作为非个人劳动而成为货币。因此，把买者和卖者的这种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身份理解为人的个性的永恒的社会形式，是荒谬的，把他们当作个性的消灭而伤心，也同样是错误的。”
　　　　有趣的是在青年黑格尔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相似的内容。在他的残存的只剩下片断的《论德国政体》（1798~99年）一书中，他谈到了早期的立宪前的“德国自由”问题，他写到：“把那种社会的人都描写为是令人厌恶的，可怜的和愚毒的，而把我们自己设想为是更具有人性，更快乐和更聪明的，这正是懦怯和无能的表现。留恋那样的社会——似乎只有它才是合乎自然的，或者认识不到由法律所支配的社会是必然的——只有它才是自由的，这都是十足的幼稚和愚蠢。”（引自卢卡斯《青年黑格尔》，第141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8~109页。

^[11]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04页。

^[12] 参见〔《德意善意识形态》三、圣麦克斯（施蒂纳）〕，“我们已经在前面向他指出过，在竞争中个性本身就是偶然性，而偶然性就是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6页。）

^[13] 这个例子（“界限”和“限制”的相互关系）正表明马克思利用了黑格尔的概念。

^[14] 参见本书第一篇第二章。

^[15] 在马克思的术语中（这尤其适用于青年马克思），“一般”决不等同于“公共的”，而是指在“公共的”，而是指在分裂为私有者的社会中与各个个人的“特殊的利益”相对立的“共同利益”。（参见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8~39页。“正因为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说来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普遍的东西本来就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是‘不依赖’于他们的，也就是说，这仍旧是一种特殊的‘普遍’利益。）

^[16] 马克思进而写道：“把竞争看作自由个性的所谓绝对形式这种幻想消失了，那么这种情况就证明，竞争的条件，即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已经被人们当作限制而感觉到和考虑到了，因而这些条件已经成为而且越来越成为这样的限制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61页。

^[17] 即蒲鲁东主义者。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59~161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3~84页。

^[20] “那么，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足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这种态势造成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价值的颠倒。“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94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5~487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3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

^[24] 《资本论》第1卷，第344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88页。

^[26] 《资本论》第2卷，第44页。

^[27] 在《草稿》另一处中，我们还可以读到，资本自身，“如果正确地来理解，只有当生产力需要外部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同时又是对生产力的控制的时候，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对生产力的训育，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会完全象行会等等那样成为多余和累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上），第399页。

^[28] “劳动”马克思说“在所有文明国家中已经是自由的了，现在的同题不在于解放劳动，而在于消灭这种自由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25页。参见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马克思的想象的未来的劳动方式与现在通行的劳动方式是这样的不同，以致于他在使用相同的“劳动”范畴去表示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过程和共产主义的物质生产过程时犹豫不决。”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87页。

^[30] “以往一切社会形态都随着财富的发展，或者同样可以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没落了。……单是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的发展，就是以这些共同体解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4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6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6页。

^[33] 参见本节，第17章。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6~217页。

^[35] 《资本论》第3卷，第285页。“资本的生产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1~222页。

^[37] 布兰奎（Blanqui）曾经恶意地谈到反对资产阶级批评家提出“在壮会主义社会中谁倒便壶？”的何问题在实际上可归之为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谁会倒我的便壶？”

^[38] 托洛茨基：《对革命的背叛》，第46页。

^[39] 《资本论》第1卷，第208~209页。

^[40] 在这里马克思引用了亚当·斯密的下面一段话：“等量的劳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工人本身都必定具有同样的价值。在工人的健康、精力和活动正常的情况下。在他所具有的平均熟练程度的情况下，他总是要牺牲同样多的安宁、自由和幸福”。（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8页。）

^[41] 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82页：“但是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象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怎么说都行。”

^[42] 即为阶级对立所制约的。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13页。

^[44] 同上书，第225页。

^[45] 我们在《草稿》中读道：“关键不在于物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活动的这种物的驱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物化过程实际上从工人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异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则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就这一点来说，这种错乱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单是想象的，不单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物化的必然性是限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60~361页。

^[46] “不言而喻，随着雇主和工人之间的社会对立的消灭等等，劳动时间本身——由于限制在正常长度之内，其次，由于不再用于别人而是用于我自己——将作为真正的社会劳动，最后，作为自由时间的基础，而取得完全不同的、更自由的性质，这种同时作为拥有自由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将比役畜的劳动时间具有高得多的质量。”：《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82页。

^[47] 在《资本论》第1卷，第578页上，它是被这样表述的：“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日益丰富，他们的生活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的必要的劳动。”

^[48] “此外，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象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5页）

^[49] “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予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资本论》第3卷，第209页）

^[50] 还可以我到马克思对“时间经济”的另一种看法：“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者，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5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20页。在《资本论》第3卷直接批判施托尔希的那部分中，这段话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被阐明：“第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资本论》第3卷，第963页）顺便提一句，这可能就是象琼·罗宾逊和里昂惕夫这样的经济学家为了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规律”的观点归之于马克思所能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引证的唯一的一段话。很清楚对他们来说，在这句话中出现了“价值决定”这个短句就足够了。但是他们能够用同样的论证来领会见在马克思著作中的“谈论庸俗经济学的用语”的那些话吗？马克思在谈论到庸俗经济学的用语时，曾讲过古代世界里（甚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但能由此认为对马克思说来，资本不是历史的范畴而是永恒的范畴吗？（参见马克恩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82页上的指出下面一般话，“即使交换价值消灭了，劳动时间也始终是财富的创造实体和生产财富的需要的费用的尺度。”）

^[52] 《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139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5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19页。

^[55] 恩格斯指出，“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 年已经说过了（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349页）

^[56] 参见恩格斯1890年8月5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按其他方式分配。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一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而这个数量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辩沦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可是，在整个辩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的”。（《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496页）

^[57] 《资本论》第1卷，第95~96页。

^[58] 见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和托洛斯基在《对革命的背叛》中有关这个问题的重要评论。

^[59] 马克思列举了这些扣除的项目：“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只是剩下的总产品的其他部分才是“用来作用消费资料的”，但“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只有现在才谈得上……‘分配’，就是说，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个别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10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11页。

^[61] 见《新经济学》，莫斯科1962年版，英译本，牛津1965年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中译本）

^[62] 我们特别重视《草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只是偶尔提及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在《反杜林论》中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量论述和评论的原因。

^[63] “但是，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有大量对立统一的社会形态，这些社会形态的对立性质，决不是通过平静的形态变化就能破坏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6页。因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及其思想基础的意识形态的变化过程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践条件的分离是一种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就象当奴隶觉悟到他不能作第三者的财产，觉悟到他是一个人时，奴隶制度就只能人为地苟延残嘴，而不能继续作为生产的基础一样。”同上，第4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