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二国际 相关链接：恩格斯 研究恩格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参考资料
1895年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对德国新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作了精辟的论述。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对当时形势的估计和策略的看法，则同恩格斯的观点是有一定距离的。为了进一步研究恩格斯的《导言》，这里收集了四篇有关文章：汉·施泰因贝格《革命和合法性》提供了《导言》发表前后的一些背景资料；威·李卜克内西在《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中对《导言》作了断章取义的歪曲；达·梁赞诺夫和理·费舍的文章各自表明了对《导言》的不同态度。 革命和合法性关于一封未发表的弗·恩格斯 〔西德〕汉斯-约瑟夫·施泰因贝格[1] 1895年1月，《前进报》出版社经理理查·费舍“在翻阅旧报纸时”，[2]看到了马克思于1850年刊登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前三期上的三篇文章：《1848年的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和《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于是他在1月30日写信给恩格斯，请求他同意把马克思的这些完全不为人所知的文章汇编成小册子，[3]并请求他为小册子撰写一篇导言。费舍想最晚在三月份出版这些文章——他向恩格斯说明，防止政变法草案[4]一旦通过，再出版马克思的著作就困难了，——所以他迫切要求恩格斯尽快给以明确的答复。恩格斯虽然在2月2日警告说，这种做法是在时间上掐他的脖子，但还是同意了费舍的计划，并答应撰写一篇导言。此外，他还增添了马克思的文章，即刊登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五、六期合刊上的论述法国事件的那些段落。费舍根据恩格斯提出的三个方案，把小册子命名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从1895年以来围绕马克思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而展开的长达几十年的科学、政治的争论中，普遍认为这个书名来源于马克思的内容丰富的著作，但它偏偏是恩格斯在《导言》中提出来的。然而，这件事过去和现在都关系到对恩格斯在导言中所说的话作何解释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关系到对恩格斯1895年3月23日在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所说的话作何评价的问题，他在信中说：“我的文章由于我们那些害怕防止政变法草案的柏林朋友们的不坚定而受到了一些损害，在目前形势下，对此我仍然不得不加以考虑。”[5] 有人曾指责恩格斯的导言歪曲和篡改了作者马克思的本意。如梁赞诺夫，自从党的执行委员会所要求删节的文本发表以来，曾多次提出这种指责。[6]早在这以前，即在1908年，阿道夫·布劳恩就在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声称：“在恩格斯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所作的‘非常彻底’的修改系理查·费舍所为。对于校样，我记得非常清楚。恩格斯原来写的东西仅存寥寥数语。”[7]对长条校样和手稿作了对照后表明，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见证人的所谓“非常清楚”的回忆对历史科学来说是多么值得怀疑。[8] 有人在对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宣言提出严厉指责时，有人还保证说删节完全是经恩格斯同意的。为了使这个论点成立，他们首先抬出费舍1895年3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9]费舍的这一信件连同他于1895年3月6日给恩格斯的那封与此有关的重要信件，伯恩施坦于1926年10月把它们一并发表在《社会主义月刊》上。[10]当然，只要把该杂志删节发表的这两封信与原件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伯恩施坦不仅删去了无关紧要的地方，而且还删去了显然是他害怕发表的段落。因此，本文全文发表这两封信。 对马克思著作和恩格斯导言的发表一事所进行的全部讨论虽然是有节制的，但始终缺乏最重要的确凿材料，即恩格斯对党的执行委员会鉴于防止政变法草案的威胁而提出删去或修改导言中的某些地方这种非分要求的答复。古斯塔夫·迈耶尔在准备撰写恩格斯传记时，曾徒劳地探求过这封复信的下落。[11]而从那时以来，这封信就被认为是散失了。[12]由于这个原因，恩格斯这封信的内容迄今都必须从倍倍尔于1895年3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13]和费舍于3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去推断。 澄清这件事，过去原有五个材料可供使用： ①导言手稿； ②1895年单行本长条校样； ③理查·费舍于1895年3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他受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在该信中请求恩格斯同意执行委员会提出的修改意见； ④倍倍尔于1895年3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他在信中曾谈到恩格斯给费舍的信，并试图安慰恩格斯，因为后者显然对党的领导的策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⑤费舍于1895年3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他在信中曾对恩格斯接受执行委员会提出的修改意见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他对“将军”提出的批评意见进行了探讨。值得注意的是，费舍的复信拖了很长时间，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曾经征求过执行委员会委员们的意见，特别是他的挚友伊格纳茨·奥艾尔的意见。 根据以上列举的材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恩格斯最早在3月7日，最迟在3月10日一定给费舍写过一封详细的信。 实际上这封信是3月8日写的。这封信的原件似乎散失了，但在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保存的该信的一份打字稿长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两年前，这份打字稿才被编入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编号为MF I 124，此后（对该遗著重新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后），编号改为K 513。这理应归功于该研究所已故的德国组组长维尔纳·布卢门贝格，是他重新发现了恩格斯的这封重要书信。在他编辑的恩格斯和倍倍尔的通信集的序言中，他还引证了这封信的若干段落。[14]毫无疑问，他曾经计划全文发表这封信，但由于他的溘然长逝，使他的这个计划，连同其他的庞大计划全都落空。 这个打字稿共三页。从纸张和字型看，不是出自本世纪的头二十年便是出自二十年代。在第一页左上方写了一条备注：“由理·费舍转交亚·施（亚历山大·施泰因？），1924—1925年。” 由于今天还有人说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是伪造的，[15]鉴于参加讨论的人采取了并非一贯得体的手法，所以很明显，人们对这样一个文件——正因为原件已经丢失——是极不信任的，而且也不对它进行积极的科学考证。现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 可以排除下列说法：因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而对党的领导的策略提出严厉批评的这个文件，涉及执行委员会的辩护士们的伪造。此外，这封信的内容也几乎不容许伯恩施坦对恩格斯的导言进行解释。 2. 这封信的内容和措辞不容置疑地证明，它的作者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不过，在下面，恩格斯的信件本身会证明这一点。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为了弄清这封信的来龙去脉，本文把它和费舍的两封信一起发表。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把字的写法现代化了，标点符号按今天通用的规范处理，对缩写的小品词“和”都给以补齐。作者的署名用斜体字母刊印，把第三者在恩格斯信件的打字稿上所标的一些着重号统统抹掉。 理查·费舍致弗·恩格斯1895年3月6日于柏林 亲爱的“将军”： 您的 理·费舍 我差点把书名问题给忘了：我想采用你提出的三个方案中的第一个，即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你也许还有更好的，请同校样一起寄往汉堡。还有一个问题：顾客和读者百分之九十九是工人，那么多的法文引文不应在正文（括号）里都译成德文吗？你的意见如何？ 弗·恩格斯致理查·费舍1895年3月8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费舍： 你的 弗·恩· 理查·费舍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3月14日于柏林 亲爱的“将军”： 谨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理·费舍 从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鉴于当时关于防止政变法草案的讨论接受了党的执行委员会提出的修改导言的意见，除了在信中所列举的比较不重要的几处地方。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当然，无论如何不能说他同意党自1894年底以来利用其合法地位直截了当地向公众吹嘘的策略。谈到这封信，似乎有必要弄清恩格斯所主张的合法性的策略——“在这种合法性下”党定会“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41]——并弄清党的领导所采取的策略。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早在八十年代就深信，从选举结果中可以看出党的发展将这样继续下去：“现在就可以精确地算出它的加速度方程式，从而推算出它最终胜利的时刻”。[42]恩格斯的期待——他同德国党的代表的区别就在这里，——表示了一种革命的基本概念。在他的脑海里首先想到的东西就是普鲁士军队的“模范团”[43]。他认为，由于武器技术的发展，只有在大半的军队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时，革命才有希望[44]。他过高地估计了事物发展的速度，错误地估计了所争取到的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农村居民的人数，从而使他在九十年代初得以肯定地认为，到本世纪末德国军队将从统治阶级手中“滑走”。[45]恩格斯发现，这种不可遏止的发展受到了两个因素的威胁：一个是党的过早攻击，一个是欧洲战争。早在1895年撰写导言以前很久，他曾经警告防止象1871年巴黎那样的流血事件。自从七十年代末以来，他就没有放弃过这样的思想：通过“突然袭击”达到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尝试将会极其严重地损害运动。[46]社会民主党卓有成效地利用了普选权，对恩格斯产生了影响，以致他相信，普选权就是同过时的巴黎街垒战截然相反的行之有效的革命手段。 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派，特别是后来的修正主义者照搬恩格斯的话，一味强调党的合法的、和平的性质。早在1890年恩格斯就认为有必要向李卜克内西提出抗议，反对把他关于草率行动不会给“自己的事业”带来危害的这一劝告变成一般承认不使用暴力的意思[47]。1895年3月8日的信才真正证明了他的观点和党的执行委员会的观点之间的区别。恩格斯曾把党的态度描述为“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48]，一年以后，在社会民主党的堡垒萨克森实行三级选举制，而党则表示温和的抗议时，证明了恩格斯的描述是多么正确。恩格斯把奥地利人树立为党的榜样。他由革命的期望所决定的观点在社会民主党中是不惜任何代价按照守法的意义解释的。倍倍尔在帝国国会中说过：“直到今天您也未能向社会民主党证明暴力革命所作的努力，即想要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党的目标所作的最小尝试”[49]，这段话在防止政变法草案面前不仅可以解释为策略表现，更确切些说，它体现了党的真正性质。[50]倍倍尔和费舍曾经试图安慰恩格斯，正是倍倍尔的信就能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容置疑地表明，事物发展的自然进程会把政权交到我们手中，至于怎么个交法，我们并没有表示过意见。我们只是驳斥了说我们热衷于尝试一下新的弹仓式步枪的那种看法。”[51]但是，这里的关键在于“怎么个交法”，比如在关于防止政变法草案的议会辩论中仅次于倍倍尔的主要演讲人奥艾尔，他在帝国国会中报告了恩格斯关于守法的策略思想，介绍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他的发言同恩格斯的观点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恩格斯的观点同党的执行委员会的观点之间在前途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区别。最后，想把恩格斯的导言拿来论证修正主义的企图，是建立在说什么恩格斯拒绝传统的革命策略就是强调原则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这样一种错误观点之上的。恩格斯的出发点则是：在党表现出暂时严格守法姿态的情况下，政府以及由它所代表的社会对自己的死敌的不可抗拒的迅猛发展不一定会采取行动，直至有朝一日社会主义的多数派不可避免地导致革命的变革，而这种变革也因为武装力量的大多数站在革命运动一边而定将取得完全的胜利；恩格斯从这种观点出发长期认识不清德国党的表面革命的性质。直到他逝世之前不久他似乎才明白，对党来说，承认合法性不过纯粹是一句空话。 恩格斯和党的领导都认为，最终胜利是可以精确地估计到的，因而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也是无法改变的。但是，鉴于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可能性，恩格斯的静观和期待的策略仍然是一种现实考虑的表现。与此相反，在德国党内，有人一度把继续发展议会中的多数派看成是目标，而出于对这种发展的信念，无产阶级革命就被取消了；另一方面，有人（倍倍尔！）则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期待现存制度的崩溃。 原载《国际社会历史评论》1967年 （蒋仁祥译 朱中龙校） 《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德〕威·李卜克内西 我们的老先锋战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防止政变法的迹象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在给最近出版的马克思关于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小册子写的导言中论述了这个课题。恩格斯在这里以他惯用的大师之笔指出（对所有那些叫嚣“采取行动”的律斯勒、鲍古斯拉夫斯基和米尔巴赫之流[52]有好处，对所有那些把剑看作是君主手里对付国内反对派的手段的人有好处），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经常受压迫的阶级的革命技术也发生变化。他指出，今天的无产者不管遇到任何挑衅，都应冷静，也不打算再回到老式的街垒革命；用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渗入日渐衰朽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方面他掌握一种更为革命的手段。让我们的老大师自己给我们说说吧。 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由于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目前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法国，要从1871年5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元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在德国则恰恰相反，工业国从法国获得数十亿收益的补助，简直象在温室里培育的那样愈益迅速发展起来，而社会民主党更加迅速和持续不断地发展。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在1871年为102000张，1874年为352000张，1877年为493000张。接着最高当局以反社会党人法的方式承认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击败了，所得选票在1881年降到了312000张。但是党很快就克服了这种情况，正是在受非常法压力下、在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况下，才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年为550000张，1887年为763000张，1890年为1427000张。这时，国家的手也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反社会党人法消失不见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1787000张，即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他们的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巡警以至首相，都不得不忍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且这来自被蔑视的工人！——，而这种证据即达数百万之多。国家已经处于绝境，工人却刚兴起。 但是，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最有纪律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了这头一个贡献，除此之外，还对它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世界各国的同志提供了一种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种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 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transformé de moyen de 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 ici en instrument d'émancipation——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并且，即使普选权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证实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在同一程度上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也增加了敌人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置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予了我们一种衡量我们行动分寸的标准，使我们既可避免不合时宜的退缩，又可避免不合时宜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仅有的一些好处，那也就很够了。…… 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已明显地过时了。 我们对这种巷战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取得对军队的真正胜利，象两支军队巷战一样，是极其罕见的。而且，起义者也很少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对起义者来说问题只在于通过道义上的影响来动摇军队，而这种道义上的影响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根本不发生作用，或者起着极微小的作用。如果这一点成功了，那么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惊惶失措，而起义就会获得胜利。如果这一点不成功，那么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也会显出装备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兵力的有计划使用和有军纪等优点。起义在真正的战术行动中所能达到的，最多也只是正确地建造和防卫个别街垒。至于互相援助、后备力量的配置和使用，即各分队的行动协调和协同动作，对防卫一个市区来说是必要的条件，更不用说对防卫整个大城市了。但这在起义的场合却很少能做到，而且往往是完全做不到；集中战斗力于决定胜负的一个点，在这里就根本谈不到。所以，这里主要的斗争方式是消极的防御；有时采取进攻，但也只是例外，只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翼侧攻击；通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所放弃的阵地。并且，军队拥有大炮以及装备优良和训练有素的工程兵部队，而起义者则差不多总是完全缺乏这些作战手段。所以无怪乎甚至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月在维也纳，1849年5月在德勒斯顿，——也是只要进攻部队的指挥官抛开任何政治上的考虑而根据纯粹军事观点行动，并且其下属士兵仍然可指靠的时候，就都以起义失败而告终。 1848年以前许多次起义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都是在军队与起义者之间有国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到起义者方面去，或者因为自己采取犹豫不定的态度而使军队也发生动摇，并且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凡是在这支国民自卫军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起义的地方，如1848年6月在巴黎那样，起义就总是遭受失败的。1848年柏林人民之所以获得了胜利，一部分是由于3月18日夜间和19日早晨增添了许多新的战斗力量，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疲惫和供应恶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军队传送命令的组织瘫痪了。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开枪，由于指挥官丧失了决断能力，或是由于指挥官的行动受到了束缚。 这样，即使在巷战的典型时代，街垒在道义上比在物质上起的作用更大。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坚持到这个目的实现的时候，斗争就获得胜利；如果坚持不到，斗争就遭到失败。 在1849年，这种胜利机会就已经相当少了。资产阶级到处都投到了政府方面去；“教育和财产”的代表人物欢迎和犒赏了镇压起义的军队。街垒已丧失了它的魅力；兵士已不再把街垒后面的人们看作“人民”，而是把他们看作叛逆者、扰乱分子、抢掠者、均产分子、社会的渣滓；军官们渐渐掌握了巷战的战术：他们已不是毫无掩护地径直走向匆匆砌成的胸墙，而是经由花园、庭院和房屋绕过这种胸墙。而现在这种办法，只要稍微灵巧一些，十回有九回都能成功。 但是，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其他的变化，并且都是对军队有利的变化。如果说大城市已经扩增了很多，那么军队数量就扩增得更多了。巴黎和柏林自1848年以来还没有扩增三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了三倍以上。由于有了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能扩增一倍以上，而在四十八小时内则能扩增为庞大的军队。这种大量增长了的军队，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1848年是从枪口装弹的滑膛击发枪，现在是后装小口径连发枪，它的射程比旧式枪远三倍，准确性和射速则高九倍。先前是用效力较差的球形弹和用大炮发射霰弹，现在是爆炸式的榴弹，只要一颗这样的炮弹，就足以毁坏最好的街垒。先前用以破坏防火壁的是工兵的丁字镐，现在则是炸药筒。 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阶层都表同情的起义，恐怕不会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等阶层大概永远不会这样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致使那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这样，“人民”将总是分裂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在1848年那样非常有效的强大杠杆了。如果起义者方面有较多服过兵役的兵士，那么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将更为困难了。枪械商店中的猎枪和竞技枪，即使不会按照警察命令预先把枪机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那么它们甚至在短距离的射击中也是远比不上士兵的连发枪的。1848年以前，可以自己用火药和铅制出必要的子弹，而现在每种枪所用的子弹都各不相同，其相同点只在于它们都是大工业的复杂产品，因而是不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没有合适的专用子弹，大部分枪枝就都要成为无用之物。最后，各大都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象是要使新式枪炮能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疯了。 现在读者是否已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动刀枪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立刻贸然走到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去，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坚决恳求我们最后还是去当炮灰？ 这些先生们完全是白白浪费他们的恳求和挑战。我们并不是这么笨的。……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应该拥护什么。[53]最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而我们正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竟使敌人陷于绝望了…… 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派去参加投票的二百万选民，以及支持他们的那些没有选举权的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长着，这可由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证明。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地、持续不断地、不可遏止地发生的，同时也是平稳地发生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企图阻止这种增长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成效。我们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二百二十五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赢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并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54]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象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这终究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人数以数百万计的政党消灭，即使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连发枪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决定性的搏斗就会延迟、拖长，并且必然要付出更大牺牲。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颠覆的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称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弄得无法生存。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La légalité nons tue——合法性害死我们，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象永不衰朽的生命。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原载1895年3月30日《前进报》 （禾子译） 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札记）〔苏〕达·梁赞诺夫 众所周知，恩格斯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著名导言，引起了何等热烈的争论。爱·伯恩施坦在自己所写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试图把这篇导言说成恩格斯的政治遗嘱，认为“十九世纪中最革命的学说”的奠基人之一摒弃了自己革命的过去，给自己的学生留下遗嘱，要他们尽一切力量避免自己和马克思所犯的错误。 考茨基立即站出来坚决抗议这样歪曲恩格斯的话，但在同时，他也承认，出自恩格斯笔下的文本同已经发表的文本差别不大。如果说恩格斯的革命世界观在导言中表现得不够鲜明和清楚，那么“不能怪恩格斯，而要怪那些说服他删去结尾部分的德国朋友，因为结尾部分过于革命。他们认为，前言本来就写得够明确了。我们现在知道，其实并不完全如此”。于是，考茨基给伯恩施坦提出了下列建议： “伯恩施坦掌握着恩格斯留下的手稿。如果其中有未删去的结尾部分的序言原稿，那么我建议他把恩格斯只是迫于外部的条件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想法所删去的结尾部分公布出来。那时我们就能看到，伯恩施坦是没有多少权利这样来谈恩格斯的”[55]。 伯恩施坦对这一挑战没有作答，大概是因为没有能找到导言的原文——但他却继续顽固地在自己书的所有的新版本中以及在其他文章中一再说，他只是恩格斯最后遗言的忠实执行者。 必须回过来看看恩格斯本人的证据。原来，他在生前还来得及尖锐地抗议那些对他的导言所作的修正主义的解释。 例如，拉法格发表了恩格斯在1895年4月3日写给他的一封信的片段。 “X[56]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57] 我们在考茨基后来收入《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的文章中找到了新的证明，说明恩格斯并不十分满意这样运用他的导言中的内容。 考茨基请求恩格斯在他的序言出单行本之前，允许把他的序言刊印在《新时代》上。恩格斯“很高兴地”同意了这点，他在信中写道：我的文章由于我们那些害怕防止政变法草案的柏林朋友们的不坚定而受到了一些损害，在目前形势下，对此我仍然不得不加以考虑。”[58] 新的反社会主义党人法于1894年12月5日提交国会，1895年1月14日国会把它转交给委员会，4月25日前，委员会讨论了草案。 局势非常严重，只有这点说明了为什么恩格斯同意缓和某些措辞。 考茨基写道：“但当《前进报》为了对议会委员会的工作施加良好的影响，就自作主张从序言的行文中砍掉了一些地方，并且发表时的样子的确造成符合后来修正主义者精神的印象，恩格斯极其生气，在他于4月1日给我的信中写道： ‘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一个字也未通知我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59]”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十五年，尽管发生了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仍然没有全文发表，而伯恩施坦甚至在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前提》的“修订和增补的新版”中继续毫不更改地重复他有关恩格斯在1899年[60]改变观点的一切说法。 他仍然没有找到恩格斯的手稿。值得庆幸的是，我在伯恩施坦转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文件中找到了这一手稿。我们现在得以把1895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坚决要求下删去的所有地方恢复过来。 把原文同发表的文本进行比较表明，考茨基认为仅仅是结尾部分受到损害，这不对了。更准确些说，编辑的大笔在最后五页上作了特别热心的删节。 如果我们拿目前最容易得到的带有倍倍尔前言的1911年版本[61]——该版本完全回避了恩格斯的导言曾遭到了多大更动这一问题——同原文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原来直到18页之前，除文字上略有改动以外，我们未发现有任何重大区别。而从这一页开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为了不把整个导言重印一遍，我们现在把每一个更改过的段落照原样印出来，只是着重标出一切被删去的部分： （1）[62]德文版的第18页。 “这样，即使在巷战的典型时代，街垒也与其说是在物质上，不如说是在道义上起作用。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坚持到这个目的实现的时候，斗争就获得胜利；如果坚持不到，斗争就遭受失败。这就是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也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63] 可见，谈的并不是要放弃巷战，甚至放弃街垒，而只是更谨慎细致地权衡时机。 接着在下面指出，1849年以来巷战的条件，无论在人民方面，还是在军队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恩格斯在发表的文本中结束这一段时是这样写的（德文版第19页）： “最后，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象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个疯子了。”[64]细心的编辑删去了这一段的结束部分。这就是：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1848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而这种力量，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那样，自然是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的。”[65] 恩格斯似乎预见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我们提醒一句，早在1854年，恩格斯在为《纽约论坛报》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1854年西班牙起义时写道： “第二，我们已经亲眼看到了成功的街垒战。自1848年6月起，无论哪里筑起的街垒都没有发生过作用。街垒战作为大城市居民抵抗军队的形式，似乎根本达不到目的。这种偏见现在已被驳倒了。我们再次看到了获得胜利的、不可攻破的街垒。咒语已被破除。”[66] 在第20页只作了一个小小的改动：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67] 在第21页，恩格斯亲自在清样上增加了： “我们在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68] 在紧接着这些字后面有我们用着重号标出的、被他们删去的话：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69] 在同一页上——就是恩格斯谈到统治阶级有可能进行血腥镇压的地方——的最后一句中删去了一个指示： “要把一个人数以数百万计的政党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连发枪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危急”一词恩格斯加了着重号），决定性的搏战（发表时印的是“解决”）就会延迟、拖远并且要付出更大的牺牲。”[70] 如果最后这个更改可能出自恩格斯本人，那么，下面第22页的如下“剪裁”无疑是党的书报检查官干的。 恩格斯让普鲁士反动分子去“采取行动”，同时他说： “但是请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也如一切小国家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乃是契约的产物：首先是君主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其次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契约就要全部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契约义务的约束。这点已由俾斯麦在1866年给我们绝妙地表明了。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末社会民主党也就会不再受自己承担的义务的约束，而能随便对付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71] 甚至这种伊索寓言式的说法，中央委员会都觉得太强烈了。 我们看到，恩格斯为《法兰西阶级斗争》这部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作了最鲜明论证的著作写的导言，被人当作根据试图把恩格斯变成“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72]，对此，恩格斯完全有理由感到气愤。当他的朋友们明明知道自己在玩偷天换日的把戏，却还照着做时，就更有理由生气了。 原载《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第257—261页 （闻文 译）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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