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保罗·斯威齐 -> 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
十一．不合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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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商品和劳动力两者一般都在市场上买和卖。在这样一种社会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由等价交换的原则支配的，不仅在经济的事情上是如此，在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亦莫不如此。
这并不是说，等价交换的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普遍实行的，或曾经普遍实行过。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结尾各章所令人信服地表明的，原始资本积累是通过暴力和掠夺来实行的；在资本主义附属的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同样的方法每天都还在继续使用。然而等价交换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几乎变成了绝对的。在资本家彼此的相互关系中，以及在他们对自己所统治的人们施行的教育中，他们完全采用等价交换的原则，既做为行动的指针，又做为道德的标准。
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在人类意识的进化中，采用等价交换原则反映了向前推进的重大一步。只有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比较合理的利用，而这种合理利用正是资本主义的中心成就。〔注：马克斯·韦伯走得如此之远，以致把采用复式簿记——等价交换原则的标准副产品——当作社会历史的一个主要里程碑来纪念。〕同时，决不应当忘记，等价交换的合理性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到了某一个发展阶段，它就变得同作为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了。忽视这一点，把等价交换当作合理行为的普遍准则，这样做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就象说在社会主义下等价交换可以立即取消这样一种听起来很激进的主张，暴露出对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性质所持的一种鸟托邦式的观点一样。〔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着重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等价交换原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继续存在，作为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有效分配和利用的指针。可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从社会主义演进到共产主义时，要求对这个原则作毫不调和的斗争，以便最终代之以合乎理想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一个充分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生产会象在一个大规模的经济企业中那样组织起来，稀少性已经大体克服，如果再采用等价交换作为经济活动的组织原则，就无异于在现时把一张椅子从一个人的寝室搬到他的起居室中时，要将这件家俱的价值记入寝室的贷方和记入起居室的借方一样。这句话显然并不包含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不需要合理的核算的意思；它所表明的是，经济核算中所含有的合理性在性质上经历了深刻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只是人类需要和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转变的一种表现形式。〕
然而即使在资本主义本身的生存期间，等价交换作为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合理原则也垮台了。巨型公司从市场领域中把经济活动的一个一个的大部门抽出来，置诸科学的计划管理之下。这种改变，代表着这个制度中各个部分的合理性在不断增长，但并没有伴随着整体的任何合理化。相反地，由于商品不按照它们的生产成本而是根据如何得到最大可能的利润来规定价格，等价交换原则巳经转化为合理经济组织的促进者的对立物，变成了在潜在的丰富之中维持稀少的一种公式。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被闲置着，因为在市场上没有等价物来同它们可能产生出来的东西相交换。即使这种产品的实际成本等于零，情况也是这样。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大部分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而在不发达的国家，数以亿计的人遭受疾病和饥饿，这就是因为没有一种机构，来实现他们所能生产的东西和他们如此迫切需要的东西之间的交换。当所要交换的东西根本不需成本时坚持等价交换的不可侵犯性，很大一部分资源被人浪费时坚持要对资源实行严格的节约——这显然是对价值概念和等价交换原则最初所表现的合理性的根本否定。
资产阶级思想中这类中心范畴的逐渐过时，只不过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性的一种征兆，是实际生产过程迅速增长的合理化同整个制度的没有衰退的自然性〔注：在本章中，我们使用自然的（elemental）和自然性（elementality）两词来说明这样一种社会，它好象是由巨大的自然力量如风、潮汐所支配的，人们只能设法适应它，而对它是无力控制的。〕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的一种征兆。这种冲突影响着社会的一切方面。虽然合理性一直在征服着越来越新的意识领域，资产阶级思想对于理解整个社会发展的无能为力却基本上依然如故，这是资本主义秩序本身的继续存在的自然性和不合理性的忠实反映。
因此，对社会现实是用过时的、颠倒的、偶象化的观念来想象的。无力证明一种不合理的和不人道的社会秩序是正当的，不能答复它所提出的越来越迫切的问题，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只好坚持着时代错误的和即将消灭的概念。这种意识形态的破产，与其说是表现在创造新的偶象和片面真理中，倒不如说是表现在顽固地维护旧的偶象和现在已经变成明白谎言的片面真理中。而这些旧的偶象和片面真理越是失掉它们一度具有的一点点真实性，它们就越加被坚持要灌输到群众的意识中去，就象广告中的标语口号一样。
认为美国经济是一种“自由企业”制度的主张，就是这种情况。企业从来就不是真正自由的，如果从任何人想要开办一个自己的企业就能做得到这种意义来说。然而这个概念还是表达了真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指出了以竞争资本主义的相对自由为一方和以行会制度与重商主义国家所加的各种限制为另一方之间的差别。早就丧失了主张自己具有真实性的这种有限的权利，现在事实上指的是巨型公司不受干扰地行使它们的广大垄断权力的自由，“自由企业”一词已经变成了一种口头禅，丝毫不具备描述或说明的效力。
不断地重复说美国今天的政治制度是民主政治，也具有相同的性质。在美国，也象在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没有财产的人民大众从来就不能决定自己的生活条件或美国政府的政策。然而，只要民主政治所指的是推翻了君主专制和人数比较多的资产阶级取得了权力，这个名词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社会生活的一个主要变革上。但是，在一个由建立在广泛经济权力的基础上并完全控制着社会的政治和文化机构的极小的寡头统治集团作出一切重要的政治决定的社会中，这个真理内容究竟还留下了什么呢？很明显，主张说这样一种社会是民主的，只是掩盖了真理，而不是揭示了真理。
或者看一看宗教吧，它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依然是显得很重要的。宗教的世界概念现在是并且从来就是虚伪的想法，这是无需证明的；基督教和其他有组织的信仰也只是对征服、剥削和不人道的行为作合理的说明或证明其为正当，也无待赘述。然而，毫无疑问，在过去，宗教思想由于促进了知识和文化艺术的发展，而带有真理的性质。在欧洲的最黑暗的那些世纪里，正是罗马的天主教堂充当了文字、学问和历史思想的保护人；而现代科学是在信仰与理性之间的长达许多世纪的斗争中产生的。宗教在今天所起的作用是多么不同啊！它对理性主义的屈服越是明显，它不再对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施展影响的事实就变得越加清楚，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中这一个成分的贩卖就变得越加刺耳。路旁无数广告牌上出现的“耶稣救世”的标语，有关四邻教堂活动的大量刊登的广告，参加到处都是的任何一个基督教会组织的卡特尔化的劝告，通过报刊和电波这些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送达千百万家庭的宗教福音——所有这一切都同人们的信仰和道德毫无关系，同他们对于现实的理解更无关系。在宗教市场上提供出售的东西，是获得“积极的思考力量”或得到“宁静的心境”的处方——同酒和安眠药、海岸航行和夏季避暑胜地完全一样。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再是一种世界观，一种Weltanschau-ung〔注：德文“世界观”。——译者〕，后者试图在现存的混乱中辨认出秩序，在生活中发现意义。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分类的工具和骗人玩意儿的箱子，用来达到资产阶级政策的中心目标。而这个目标——资产阶级在自己年轻的时代用物质进步和个人自由这些词藻来给它下定义——越来越明显地仅限于一件事情：维持现状，别号是“自由世界”，连同它的一切明显的罪恶、荒唐愚蠢和种种不合理性的事情。
自然不能为这种现状提供一个合理的辩护，的确这种努力也很少再做了。辩护不再采取证明垄断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可取性的形式，而是日益集中于否定社会主义——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唯一真正的代替物；集中于摒弃革命——这是达成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的手段。为一个更好的、更人道的和更合理的社会所进行的一切努力，都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不现实的，和颠覆性的；由于同样原因，现存社会秩序被加以粉饰，表现为不但是唯一可能的形式，而且是唯一想象得到的形式。
一方面，社会的生产方法和体现这种方法的组织越来越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运转和对它的理解却呈现没有衰退的自然性和不合理性，两者的矛盾，造成了意识形态上的一片荒原，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标志。但我们必须坚持，这并不是——象某些对现状的辩护士想要我们相信的——“意识形态的末日”；这是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和没落的意识形态取代了上升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在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支柱就是反共产主义，达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的暂时的结合，就象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备战和“冷战”一样。这些政策只能是反对；没有剩下什么东西是它们所要拥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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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从分工中看到了国家财富的锁钥，他自然是对的。许多在他以前和以后的人看到了分工的比较黑暗的一面，他们也是对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分工不但扩展到了经济领域，而且扩展到了社会的其他一切领域，到处为专业化和人的细分这种无所不包的制度、为在一个人身上发展一种才能而牺牲其他一切才能奠定基础，这就使得亚当·斯密的老师亚·弗格森叫喊说：“我们成了奴隶民族，我们中间没有自由人。”〔注：《资本论》第1卷，第14章，第4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页。）我们在这里的译文同《全集》的译文略有出入，是为了在语气和内容上完全吻合本书作者所引的《资本论》英文原文。——译者〕
十九世纪的伟大社会批评家，从欧文和傅立叶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都被对于资本主义分工的这种使人不成其为人的深刻效果的愤怒感所激动。尽管他们关于良好的社会的看法彼此各异，他们全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必须创造条件，去促进所有的人的发展，成为“自由的公民”，拥有他们的全部才智，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一切潜力。有些人的思想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要回到所谓失去了的“黄金时代”去。另外一些人，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是最有影响的，从通过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来促进人类劳动生产率的最大限度发展看到了解决办法。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的一段著名的文章中所说的，只有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马克思认为，这样一种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才能实现。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这是一种错觉；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的潜力比马克思，或者就这件事情来说，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家所想象的要大得多。巨型公司在促进科学和技术上，以及在利用它们来生产货物和劳务上，已经证明是一种空前有效的工具。在今天的美国，用来战胜贫穷，用来供给每个人以生活必需品和便利设施，用来为所有的人提供一种真正全面的教育和自由的时间去充分发展他们的能力——一句话，用来逃避马克思所说的那个专业化和人的细分的无所不包的制度的手段已经存在。
事实上，这种事情自然没有发生。人们仍然是被专业化的和细分的，仍然被禁锢在分工为他们准备好的狭隘圈子里，他们的才能被压抑了，他们的心灵被削弱了。在马克思的时代已经显得很严重的那种对他们的保障和安宁的威胁，随着垄断资本主义下技术改变的影响扩大和进展加速而成正比例地增长了。
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我们巳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我们巳经看到，这个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以及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注：《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9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3—534页）。〕
为了使这一段话合乎现在的情况，人们只须加上：工业的规模在过去一个世纪内已经发展成更大得无比了；随着自动化和电子计算机控制化的到来，它的技术基础已经变得远远更为革命了；工人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一事过去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在如此众多的工业领域中以那样惊人的速度发生。如果不是由于在经济的所谓劳务部门（包括政府）中就业机会的扩大，工人所处的必须出售劳力借以维持生活的困境一定会是令人绝望的。
劳务部门的发展虽然部分地补偿了现代技术的摧毁就业机会的作用，现代技术和有关的发展却对资本主义下劳动过程的使人不成其为人的效果扩大到了一种新的规模。无须在此重复前面各章所那么强调指出过的东西：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中有很大的和日益增长的一部分，从真正的人类需要来判断，是无用的、浪费的或起积极破坏作用的。最明显的实例，是每年呑噬价值以百亿美元计的货物和劳务的一个军事机器，它的唯一目的就是阻止世界人民用他们能够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革命的社会主义去解决他们的问题。然而不仅仅是那些为这个军事机器提供人力和物资的人们是在从事一种反对人类的事业。生产没有人需要的货物和劳务并为之创造需求的千百万其他的工人，在不同的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样。而经济的各个部门和部分又是互相依存的，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卷入了这些反对人类的活动：农民为对越南人民作战的部队提供粮食，制造机床和冲模的机工生产出一种新型汽车所需要的复杂机器，纸张、墨水和电视机制造商的产品是用来控制和毒化人民的心灵的，如此等等。
保罗·古德曼写道：“有着‘差不多的充分就业’（具有极其值得注意的例外），然而必要的和绝对有益的职位，需要有精力并能引导出人们的某种最好的才能的职位，能够去做而又能保持自己的荣誉和尊严的职位，却变得越来越少了。”〔注：《变得越来越荒谬》，纽约，I960年，第17页。〕古德曼强调这个“简单的客观事实”在说明这个社会的青年感到的烦恼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肯定是对的。然而不仅如此。它在说明下列现象中也是重要的：在感情上同工作疏远，愤世嫉俗，腐败——它渗透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有历史观念的人都不难看出，它是一种全面没落的社会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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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问到他是否欢喜他的职位时，约翰·厄普代克笔下的人物之一回答说：“见鬼，如果我喜欢它，那它就不是一个职位了。”除了极少数特别幸运或有特权的工作者〔注：workers—词在本节中根据全节行文原意，均译为工作者，即既包括工人，又包括职员，而不译为工人。——译者〕之外，所有的人无疑都是同意的。工作者所必须完成的那种分得小而又小的任务，本身是没有任何兴趣的；这种职位的目的，往好处说是不明确的，往坏处说，是降低人格的，工作者从自己努力所完成的工作中，不能得到任何的满足。就他来说，从事工作的唯一正当理由就是得到工薪支票。
工薪支票就是这个社会中工作人员所能得到的任何满足的锁钥：他所能得到的自尊心、地位和自己伙伴的承认主要依靠所拥有的物质财富。这个工作者的住宅，他的汽车的型号，他的妻子的衣着——作为成功或失败的指标全都具有主要的意义。然而在现存的社会结构内，这些消费品越来越丧失了它们的使人得到满足的能力，使得工作者同工作疏远开来的那些力量，同时也使得他叫消费疏远开来。由于对货物的追求是为了它们具有表示地位鬲品质，所以用较新和价格校贵的东西去代替较旧的和价格较廉的东西的竞赛就不再同货物的有用与否发生关系，而变成了在社会阶梯爬上一级的手段。
这样，消费就变成了谋生过程的一种扩张和继续。正如工作者在车间或办公室中经常被迫要牺牲他的同伴去出人头地一样，消费者在下班以后也要牺牲他的邻居去追求同样的目标。不论是工作者还是消费者从来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他们总是在留心寻找一个新的职位，总是想要迁住到一个更好的环境中去。工作和消费这样就新是意义不明确的：虽然满足了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它们却越来越丧失了自己固有的内容和意义。
当转到工作者的工作以外的生活那一方面——休暇时光的消磨时，情况也不见得更好。休暇在传统上被设想是为了“休养”，即是说，恢复他在被迫委身的工作中所消耗的身心能力并重新倾注在真正有兴趣的事情上。可是现在，休暇的作用也经历了一种变化。正如埃里奇·弗罗姆所说的，休暇变成了无聊的消磨时光即闲着的同义语。它不再表示作一个人想要做的事情，以别于他在工作中所必须做的事情；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它只是意味着无事忙。其所以是无事忙，部分地是由于从人的角度来看真正有兴趣的值得去做的事情太少了，但或许更多地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空虚和缺乏目的，窒息了想做任何事情的愿望。
这种无事忙的偏向，在确定为塡补休暇时间——在晚上，在周末和假日中，在假期中——而提供的娱乐的种类上起着决定的作用。基本的原则是，提供的东西——读物，电影，无线电和电视节目——对于读者和观众的智力和感情决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目的是在提供“逗乐”、“轻松”、“过得愉快”——一句话，可以随随便便接受的娱乐。甚至题材的形式和组织也受到影响。上演是继续不断的，电影院可以随时进去；书籍可以从前面往后面读，也可以从后面往前面读；在连载的小说中跳过几段也没有什么关系；电视机可以从一个波道转到另一个波道，而不致丧失连贯性或造成不可理解。
其他的“消遣”——多么泄露天机的名词！——形式也很少是更加费力的。一个运动迷不包含参加任何的运动或获得任何的技巧。一年四季都有运动项目，甚至不一定要亲自入场，因为巨型公司发现，主办运动会和比赛的无线电和电视广播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广告形式。编制了详细的统计记录，并定期在专门的书籍和期刊中发表，这就使得一生从来没有亲自参加过一次比赛的球迷们也象专家那样，可以确有把握地讨论各个球队和运动员。在一年的不同时候对与季节相适应的运动感到兴趣，变成了人们的一种共同爱好。就象不同样式和型号的汽车的主要是幻想的优缺点一样，球队和运动员的长处和弱点也变成了谈话的资料，这种谈话由于题材本身就是琐碎平凡的事情，所以变成了瞎扯。〔注：对于这种兴趣的共同性，不仅在各个社会阶级内部而且还跨越阶级界线而造成一种虚伪的团结一致的纽带，因此起了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作为底特律棒球队或曲棍球队的球迷，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和通用汽车公司的扫地人作为同等的人而走到了一起。〕
对于休暇在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或许没有比谈话堕落到了瞎扯更富有代表性的了。象友谊一样，谈话是以存在着某种共同的目标、兴趣和活动为前题的。友谊包含有感情的寄托；而谈话则要求作智力的活动。当这些前提条件并不存在时，——当人们在一起生存却并无任何基本的途径使之彼此发生关系时——友谊与谈话都必然要变得空洞无物。当人们没有什么可说时，“闲聊”就蔚然成风。当朋友这个词失去了原意、开始用来表示人们偶尔遇到过的一个什么人时，它就适用于无数的相识者，而不是专指某一个人。社交集会的动机，与其说是渴望和别人在一起，倒不如说是害怕自己单独一个人。这些社交场合的特点是，人们既然没有由什么共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就常常以饮酒而告终。
—通过这种吃吃喝喝得到的满足是转瞬即逝的；酒后头痛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在孤独中感到令人窒息，个人也不能通过——象戴维·里斯曼所说的——变成群众的一分子去克服它。寂寞中感到痛苦，在一起又感到可怕，这就产生了一种在卷入和退出之间徘徊歧路的矛盾心理。他在离开一个宴会时想到不如留在家里的好，在奔赴另一个宴会时又想到不如还是去到那里的好。这样他就被卷入接连不断的繁忙社交中——自然是在不同的水平和规模上，依不同的阶级、地位和收入为转移——或者得出结论，象阿瑟·米勒所说，如果一个人必须是孤独的，那就不如自己一个人呆着的好，因而他变成了一个遁世者，连续几个小时地在屋子周围劳动着、刈平草地，在后院子里忙这忙那。郁闷地沉思着和自言自语，他开上收音机，听听片断的新闻或广告节目的歌唱，又打开电视机，看看“西部电影”〔注：西部电影（A Western），取材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西部生活的电影。——译者〕的结尾，然后离开两者，心不在焉地瞧着充满犯罪和丑闻报道的新闻纸——总之，不停地从一种方式的无事忙转到另一种方式的无事忙，始终渴望着和担心着工作周的到来，到时候他又将渴望着和担心着周末的到来。
在这种情况下，休暇所造成的感觉是同在工作中所得到的感受密切相连的——难熬的折磨和使人衰弱的厌烦。只是必须加上一句：在休息的时刻和日子里所感到的厌烦比在工作周中所感到的厌烦可能更加使人难以忍受。就工作来说，那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是用额上的汗珠来赚得自己的面包的冷酷无情的必要性的一个方面。全部人类历史已经教导人们视为当然：生存的代价，就是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只要稀少性还统治着人类的状况，这种微积分学对于一无所有的人来说就是有说服力的和令人信服的，虽然按照拥有特权的少数人所享受的闲逸和奢侈看来，它是残酷的。对这些一无所有的人来说，工作日的任何一点点缩短，工作周的任何一点点减少，全都是向着自由前进了宝贵的一步。
今天我们却要问：当工作的折磨所购来的是较长的非工作时间——它本身已被剥夺了一切欢乐，它已经变成了工作本身的延续，变成了现代休暇的空虚、沉闷和麻木时，上面所说的那种说服力，那种向自由的进步，究竟还剩下什么痕迹呢？当工作日和工作周的尽头就是厌烦（即这个社会的休息时间）这块不毛的沙漠之地时，忍受着工作中的自我克制、约束和强迫，究竟还保留有什么样的合理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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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部分过程实行日益增长的专业化和合理化，计算渗透到了生活的一切方面。个人从一开始就被用现有的预制模子之一来压造——随他或者毋宁说他的家庭所属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为转移——这种模子的正常产品是标准化的、合理化的“人的产品”，由从幼儿园起用无数测验方案来实施的统计的质量控制办法来加以系统检验的。这种“产品”的反应和反响，变得越来越是自动的和可以预见的了。笑，预期会从旅馆接待员和航空线上的女服务员的脸上看到，从售货员和加油站侍者的脸上看到——而不问他们的情绪、他们的身体状况和他们对待另一方的态度如何。勉强表现出高兴的神情，在对待工人和雇员、对待供应者和顾客时是必不可少的——也不管打交道的事情的内容和意义如何。同样，一个人、一幅风景画、一首乐曲，要判定其为美好与否，不是看它本身的特点，而是看它在市场上的成功与否，看它同流行的风尚、成本、新颖的关系，看它提供“逗乐”和“轻松”的能量。
由于缺乏对于人和物的发乎自然的鉴别，假装——这种对于过时的信仰和理想所表示的疏远的敬意——变成了一种普遍存在的代替物。就象巴甫洛夫的对于铃声发生反应的狗一样，人在指定的场合就喀嚓一声表示假装的立正；对一本书或一次谈话表示假装的兴趣；对本国或外国的政治发展表示假装的关怀；对别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表示假装的高兴或忧愁；在一定的日期，象圣诞节、生日、纪念日，表示假装的欢乐。
这种用来掩盖彼此没有关系或缺乏感情寄托的机构似乎很起作用，使人类的共存能或多或少是和谐地不断进行。它保证在人与人的交接中保持表面上的客气；强制某种行为准则的遵守；使教堂、慈善机关和俱乐部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为社会的许多文化活动提供了基础。可是，它的局限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它的效力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日趋于减弱。
由于假装浸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就变得越来越难于按它的表面价值去接受它。当人们已经认识到他们所面对的是假装时，所假装的内容就变得没有关系，所感受的只不过是假装行为的本身。当受到笑脸相迎的人了解到这种笑脸是人为的、虚伪的和勉强作出的时，这种笑脸就不再表示友谊、善意和温暖了。它被回报以同样是人为的、虚伪的和勉强作出的笑容，使得这两张笑脸彼此抵消，留下的是相互的漠不关心，这就是两个面部表情所要将其伪装起来的东西。
同样，当一个美术家看清楚，他的作品所受到的接待同他的才能和见识没有什么关系，而只是反映了人们不得不假装采取某一种时髦态度这样的迫切要求时，他的创造性本身就变成了一种假装。他试图激发观众的假装的爱好，结果一个假装否定了另一个假装：艺术家没有什么可以向他的观众表达的东西，而观众对艺术家也不能提供什么灵感。艺术与社会之间的联系的决裂，使艺术本身丧失了充当表现真理的工具的可能性，同时也使社会丧失了在整个历史中能够用来理解真理的少数手段之一。〔注：在假装已被公开放弃并试图提供事实的真实影像的地方，甚至艺术的语言也被抛弃了。现实被描述为赤裸裸的东西，不是用艺术的想象力来构思的，这种艺术的想象力就象所有各种形式的自发性一样，变得越来越不易得到了。这可以从，例如，亨利·米勒的作品中，从坦内西·威廉斯和爱德华·阿尔比的戏剧中，以及从许多现代的绘画和音乐中清楚地看到。〕
但是，这种假装的机构趋于全面崩溃、不再发生使维持基本的人类接触成为可能这种作用的地方，是在两性关系的领域。在这里，假装最不能成为自发性的代替物，因为在这里，自发性和从事感情交合的能力不仅仅是这种关系的组成部分，而且正是这种关系的本质。在这里，假装，即使不是有意识地作出的，也不能掩盖对于色情冲动的压抑和对于感受性的满足的无力。在这里，一切保持表面的爱情、表面的享受在一起的乐趣、表面的家庭幸福的努力，都不能掩饰马克思所看到的人同他自己的疏远化〔注：参阅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一个手稿：〔疏远化了的劳动〕》。——译者〕和后来弗罗伊德所称的个人的“感情上的残缺”。
这种现象本身自然不是最近才有的。压制永远标志着人对人的剥削。抑制着争取自由的努力，克制着对辛劳和自我克制的厌恶，摧毁着对同伴的同情心和休戚相关的感觉，压制便这样把人强迫纳入了使他适宜于剥削人和被人剥削的模子中。正如弗罗伊德所说，“不可能忽视：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抑制着本能的满足上，文明的存在在多大程度上是以对强烈的本能的迫切需要不予满足（抑制，压制，或用某种其他办法）为先决条件的。”〔注：西格蒙德·弗罗伊德，《文明和对它不满的人》，伦敦，1955年，第63页。〕
多少世纪以来，各种压制力量从两个来源获得它们的大部分可怕的势力，这种来源依然是相对不变的。一种是起抑制作用的稀少性，它被——在当时的条件下，正当地——认为是自然界不可逃避的事实。对于这种稀少性所强加的重担的归宿自然是可以怀疑和可以批评的：与之相联系的不公平引起了几乎是继续不断的群众抗议；能够提出并且事实上也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表明在不同的社会秩序下，稀少性的悲惨的后果是可以减轻的。然而稀少性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承认它的存在，必然包含着承认对绝大多数人类来说，毕生从事劳动和保持仅足维持生存的生活水平是不可避免的事。
作为压制这部引擎的另一个燃料来源，是同第一个来源密切相关的：人们绝对地相信作为在社会中支配人们行为的戒律和禁令、规章和条例的基础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由社会的文化和宗教机关精心制作的，从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被内在化了并以“人性”的永远不变的一个方面出现；它们凝结成一种良心，一种超自我，后者总是在警惕着，对于违反它的教训的人予以严厉的制裁，其办法是使之具有自己犯了罪的痛苦感觉。就这样，社会获得了一种可以称作心理上的警察力量的东西，有效地维护着精神上的“法律和秩序”。
使我们的时代同以往的一切时代区别开来的是，现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压制机构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所强加的劳动纪律和自我克制，巳经使得大量的资本积累成为可能，从而建立了一部庞大的工业生产机器。过去二十年中自动化和电子计算机控制化的发展，标志着一个漫长时代的结束，在那个时代中，稀少的不可避免性构成人类生存的中心事实。毫无疑问，在美国今天的现有条件下继续接受那种不可避免性，那就纯粹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它现在只是为保持和维护一种压迫的社会秩序服务，而它在人们心灵上所占的统治地位，只不过是反映了一种时代的错误，一种过时的意识形态的风行。
使得在客观上有可能消除稀少性的那些历史过程，大大有助于削弱社会的心理上的警察力量。从科学和技术的惊人进步所产生而又回过来促成这种进步的合理性已经发展和普及了，它致命地损毁了对于指导人们行为的许多基本道德原则的信仰。这些原则由于经济现实中的深刻变革而变得陈旧了，由于一切形式的合理批评而受到侵蚀了，它们在传统上被召唤来予以支持的那个压制机构，不再给它们增加影响了。
压制的经济方面的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基础所受到的这种逐渐的侵蚀，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产生的后果，既是重要的，又是复杂的和矛盾的。一方面，压制的最直接的和最明显的表现已经显著缩小和消失了；在婚姻生活以内和以外，性的关系比较自由了；廉价避孕用具的容易得到和广泛使用，大大有助于把妇女从家务奴役中解放出来；儿童的抚育，在某些方面变得更为明智和敏感。
另一方面，压制机构的削弱，也产生了同样显著的消极效果。古老的道德准则主要是由个人的良心来强制实行的，它的作用现在是明显地突然下降了。但是垄断资本主义已经证明自己完全无力产生一种新的道德，去指导人们在一种潜在的丰富时代中的行动。结果，保障社会使之免于破坏行为的重担，越来越落在个人外部的压力上面——落在经济上的奖励和惩罚，尤其是落在警察和法庭上面。这些外部压力之不能代替一种有效的道德准则，从无数大大小小的事例中看得很清楚。例如，犯罪率远比人口增长得更快。〔注：1962年10月11日的《纽约时报》引证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的话说，自从1946年以来，犯罪案已増加了一倍以上，为1957—1962年人口增长速度的五倍。〕但或许甚至更有代表性（和可怕）的是，暴力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充塞着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本身。城市居民，《纽约时报》（1963年5月20日）报道说，“甚至在白天都不敢去游公园。”纽约和别处的警察部门刊行专门的小册子，劝告公民们只能在有灯火的街道上行走；夜间要把所有的门加上双锁；当有人敲门时，在没有弄清来访者是谁以前，不要开门。“即使在费拉德尔菲亚这个兄弟般友爱的城市”，费拉德尔菲亚前任市长理查森·迪尔沃斯说摆在夜间，除了在一部备有门锁的出租汽车里，我是不愿考虑到街上去的。”〔注：《纽约时报》，1965年3月17日。〕
这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的无可逃避的命运：这种社会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没有能力为它的成员们提供一种途径，为着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有兴愈的和有价值的目标去利用他们的精力。
5
弗罗伊德的主要卓识之一是：文明不仅依存于对色情冲动的压制，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还依存于把色情冲动大量地导向创造性的目的——这个过程他称之为升华。当压制的需要已经消逝、压制的机构已经破坏时，似乎很清楚：只在升华的各种渠道不断地加宽和加深时，只在人们能为他们的潜在能力找到永远是新的出路同时这种出路也提供真正的满足泉源时，文明才能发扬光大。然而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发生的事情却是恰好相反的：升华的整个生命过程正处在崩溃的危险之中。工作丧失了自己原来的意义，在休暇中感到显得荒谬可笑的厌烦，以文化之名而行的一切东西都在退化，为社会所应经历的进程而进行斗争的政治活动正在消失——对于这些，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呢？
在这种情况下，不难理解：为什么性欲又重新回到了显著的地位，作为满足色情冲动的日益居于统治地位的手段。在官方的思想意识中，性欲的恢复活力所采取的形式是：坚持快乐应当在一个人的四壁之内去寻找，在自己配偶的怀抱之中去寻找，在同家人的团聚之中去寻找。这种恢复活力在国家文化中，在销售努力中也是同样明显的，后者不断地诉诸性欲，作为快乐的泉源——通过购买一部汽车或一盒肥皂，作一次旅行，购买一件新衣服或一件珠宝就能得到。
但是这种“重新原始化”是不能奏效的。在牵涉到的过程中有一种原始性的不对称：戒律和升华对于色情能力的抑制和改导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戒律的削弱和升华渠道的堵塞，并不能自动地使色情冲动重新导向它们原始的生理目的。相反地，其效果只不过是使人的直接满足色情需要的精神能力进一步受到摧毁。通过重新强调性欲而慷慨地许愿的表面上的可能性，依然基本上是不可捉摸的：麻木的人患一种心理上的阉割，无力通过性的活动感受到心理上的精神发泄。虽然过去常常被禁止的事情现在巳经被允许了，现在被允许的事情却不再和过去常常被禁止的事情完全一样。屈服于理性主义的进攻，古老的禁律和命令已经失效了，但在它们使所要防止的活动完全失去感情的内容并从而使其丧失意义和满足能力以前，还没有失效。这同在经济领域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类似是惊人的：在这个社会中，在个人和各个经济单位发生作用的方式进行合理化的同时，随着也就逐渐失去了任何有意义的目的。弗罗伊德所谈的“性生活的萎缩”并不是性活动的萎缩，萎缩的是那种活动的心理内容和意义。
象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表面现象是使人误解的。就象唐胡安〔注：唐胡安（Don Juan）：或译唐璜，西班牙传说中的荒淫贵族，专门玩弄女性。——译者〕和梅萨利纳〔注：梅萨利纳（Valeria Messalina，？—48）：罗马女皇，克劳迪亚斯的第三个妻子，以生活放荡著称。——译者〕的冲动现在被认为不是极度的生活之乐的标志，而是性的满足持续不得实现，因而永无休止地去寻找能帮助他们获得伴侣（对他们来说是不能得到的东西）的标志一样，这个社会的被性欲所缠着，也不应认为是性的满足的普遍增加的反映，而是性的机能失常的明显标志。这种机能失常可能采取性的活动的技术能力受到削弱的形式。但重要的是要了解，机能失常不一定要采取这种形式，它也同样可以在通过性的活动来感受心理上的精神发泄的能力的映乏或重大减少上表现自己。正如原先由弗雷伊德指出、后来又由威廉·赖希强调和发挥的，两者决不是等同的：技术上的能力同心理上、情欲亢进上的无力能够同时并存，并且事实上也是常常同时并存的，后者又引起了各式各样的精神失常。
性的机能失常的最重要的后果是，它严重地破坏了“内心世界”，后者被认为是使人同外部世界的阴郁和沉闷取得和解的。性欲不但不能帮助去克服他在维持人的关系上、在爱情和休戚相关上的无能力，反而变成了心理紧张和挫折的泉源。我们再一次遇到了这个怪事：部分的合理性同全体的不合理性同时并进。日益增长的知识削弱了古老的戒律和禁令的基础，减少了无知和恐惧，使性的活动的量的增加成为可能。同时，性的要求的表面上的满足同从性的活动所得到的精神上的满足之间的差距，由于心理的官能不足所造成的痛苦，变得越来越使人衰弱，使人难于忍受。一个研究美国社会的英国学者丁沃尔博士说，“关于性生活的知识的增长，给予妇女是更坏的影响而不是更好的影响。”“因为她知道得越多，她就越加怀疑她是在受欺骗。”〔注：埃里克·约翰·丁沃尔，《美国的妇女：历史的研究》，伦敦，1956年，第220页。〕他进一步得出了这个不可避免的结论：“许多美国妇女所表现的不满，其核心就是缺乏性的充分满足”，这种缺乏“在每一个生活领域中都有它的影响。”〔注：同上书，第222页。〕
最直接受到影响的生活领域，当然是婚姻关系领域。婚姻双方由于因性的机能失常而在心理上受到损害，不免陷入一种感情上的痛苦状态，这种状态既妨碍了他们相互给予彼此所需耍的东西，又妨碍了他们去理解自己感到苦恼的原因。丈夫和妻子都觉得自己“被欺骗了”，不免去责备对方。弗罗伊德所称的“早先对于性的目的物的过高估计”现在被放肆地加以毁谤。一度被爱慕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使人恼怒和厌烦的根源，结果造成了就与实际问题毫无关系的事情发生的争吵和互相责备。在这种场合表现的敌意，产生了内疚和懊悔的感觉；这种感觉导致了和解；而和解又使整个的恶性循环重新开始。
男人能够通过性的关系使紧张获得几分肉体的放松，而这种可能性对于女人来说是比较很有限的，这一事实，在妻子方面不免增强了一种被利用和被滥用的感觉。这又引起了一种固执的要求：丈夫至少在婚姻生活的其他领域中要履行他的义务。在另一方面，他也感到烦恼不已，摸不清究竟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特殊的官能不足而造成了他的妻子的不快乐，就只好屈服于压力。他加倍努力去瞻养家庭，试图在家中成为尽量有用，不惜借债去满足她的一切怪念头。他把他的女人当作偶像来崇拜，唯她的命令是从，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去抚慰她——徒然发现，他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他所能给予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她的需要，不但不能赢得她的爱情，反而丧失了她的尊敬。
个人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去逃避这种尴尬的处境，这些途径随经济和社会地位、宗教和种族背景以及特殊的性格特点一类因素而有所不同。改变对手将是一种有效的救济办法这种观念——大部分是一种幻觉——在某些社会阶层中造成了超婚姻的关系的增多，以及在很大的和日益增长的频繁程度上使家庭由于离婚、分居或遗弃而破裂。离婚率的迅速增长使得“美国家庭服务协会”宣称：“家庭破裂是美国的头号社会问题。”〔注：引自《家庭服务的重点》，该协会的刊物，见《纽约时报》1961年11月12日。大约与此同时，加利福尼亚大学贸德森·T.兰迪斯教授发表了这种看法：加利福尼亚——在许多方面是一个起带头羊作用的州——的家庭生活的退化，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在一百起婚姻中有五十起（而在旧金山则为55起）以破裂告终。”（《旧金山纪事报》，1961年11月2日。）〕
在由于宗教的或经济的原因而避免了离婚的场合，丈夫和妻子呆在一起，家庭的气氛常常是索然寡味的或公开敌对的。很少或没有经济上的活动自由的人，为谋生和养育子女的冷酷的必要性所屈服，只好安于自己的命运。既无能力生活而在客观上又没有可能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们就只能忍受极端的痛苦，用他们的能力和从未发现出来也从未得到发展的潜力去度过他们的日子。在许多人，酒是唯一的安慰；在某些人，自杀是走投无路的一种逃避方法。
在经济方面比较幸运的人常常期望通过外部环境的改变去得到救济。为另一个虚幻的观念——即不可捉摸的感情上的发泄可以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中把握住——所驱使，他们迁入新的住宅，周围陈列着贵重的小摆设，经常到海外去旅行。这些人不断地寻找某种新方式来克服他们在感情上的饥荒，他们就是众所周知的心神不定的美国消费者的典型：总是容易接受新的风尚和式样，新的产品和模型——以及新的镇静剂和止痛药。〔注：这同样是对于一种捉模不定的东西的徒劳无益的追求——只是从相反的方向——这种东西使得所谓颓废派的人通过放弃“古板”的生活方式，连同它的使生活舒适的事物和令人愉快的事情，而代之以一种以古怪、杂乱和麻醉剂为特征的生活方式，去求得感情上的满足。〕
所谓“高保真度接收机”〔注：原文为hifi-set，指收音机、照相机等保真度很高的东西，这里用来借喻特别敏感的人。——译者〕所追求的是一种不同的方式，这些人来自各种专门职业的成员，文娱业和报纸、广播、电视业中的工作者，学院和大学中的教师和学生。由于他们的教育背景以及他们的职业的性质，这些人对于轻松与压制的矛盾，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在情欲冲动的精神满足上所设置的日益增长的障碍可能最为敏感。他们对于危机的反应是：常常作出一种狂热的努力，通过或许可以称为某种程度的“再升华”，去在个人水平上找到一种解决办法。由于是审慎地采取的，这种企图具有职业疗法的一切特征。从事绘画或内部装饰；变成稀有古玩的鉴赏家；收藏音乐唱片（常请突出地仅限于某一个国家的或某一个历史时期的）——这些就是这种“文化”冲动的特殊表现。它的人为性常常是显而易见的。书籍可能从来没有打开过，只是用来装饰设计得很优雅的书架；技术上极好的唱机继续不断地开动，与其说是表明爱好音乐，倒不如说是表明畏惧寂寞；对着古董商和艺术品商人的目录册沉思，或选取新的织品去重新装饰起居室，除了向单独同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在一起的必然性提供一种暂时的逃遁以外，再不能有所作为。人造的使人得到满足的泉源，同它们用来代替的正在消逝的泉源一样，是不能产生结果的。
追求替代性的满足的影响被最强烈地感觉到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领域，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丈夫和妻子之间的麻烦，将由于他们对子女的共同责任和爱情而变得缓和，这种信念几乎是普遍持有的。然而在实际上，子女的到来，远远不是使一切问题得到解决，而是常常使问题变得更多、更复杂。虽然有子女是一种满足和骄傲，但他们所强加的负担和义务却限制了父母的自由，增加了他们在其下生活的已经很可怕的紧张和压力。万一走到了婚姻破裂的一步，子女的存在就使得分离在感情上的创伤更深，在经济上的困难更大。
在被普遍接受的关于今天美国家庭生活的老一套想法中，这种不愉快的事实已经消失了。在那里，儿童被当作比妇女更高一级的偶像来崇拜。他们经常被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和宠爱着，家庭收入中有很大的和越来越大的一部分用来满足他们的需要。然而这种把儿童当作偶像来崇拜，虽然被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所强调，被无处不在的销售努力所利用，却远远没有表明美国是一个儿童的天堂，而是指出了儿童在社会上的地位以及父母同他们子女的关系都存在着问题。因为，父母自己在感情上感到饥荒，无法彼此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一方面怀有对儿童的天然的和社会允许的爱情，一方面又受到一种常常是不可抵抗的引诱——认为儿童至少是部分地要对自己无力打破生活上的痛苦境遇负责，这样他们是不能满足儿童的感情需要的，也不能同儿童建立健康的关系。
这种矛盾心理增强了统治着家庭气氛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可能在剧烈的冲突中。在无言的敌对中或在不自然的“聚会”中表现出来。儿童对于他的环境从来就是敏感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在整个身心上都受到影响。父母的彼此漠不相关陶铸了儿童本人的个性；一代人的感情上的残缺变成了一种“遗传的”特性，摧残着和毁灭着下一代人的生活。
在为数甚微的，虽然不幸是日益增多的少数场合，父母感受到的挫折通过控制不了的借故生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它突破一切禁律，造成对儿童不可想象的虐待。〔注：“现在摆在整个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少年管理当局面前的大批案件，表明残酷成性的父母正在虐待他们的子女。单是在旧金山，过去两年中虐待儿童的案件增加了两倍以上，自从本年1月1日以来，父母使用暴力的案件似乎在以甚至更大的步伐加速增多。”《旧金山纪事报》，1961年4月5日。〕更常见的是柔取放任的形式，它普通只是对儿童的发展缺乏兴趣和缺乏关心的一层薄薄的伪装。儿童们被鼓励去花费许多小时坐在电视机旁，或做他们高兴做的任何事情，对他们的主要要求是，不要去打扰他们的父母。由于自己老是在妨碍人，老是被抛给别人去照顾，儿童们就感到自己是多余的，只是麻烦和花钱的根源。
可是，就绝大部分而言，父母对其子女不能感到出于自然的爱情，这的确和意识形态的准则与良心的要求是冲突的，这就造成了一种使人痛苦的内疚感，父母试图通过走另一个极端即给予他们的子女以慈爱的象征去使之减轻。这种关心是假装出来的，并非发自真正的热情和对儿童的感情倾注，这是在每一步都能感觉出来的——尤其是儿童自己会感觉出来，他是最有效的和最可靠的测谎器。
这样，儿童每天的经验就是被哄骗包围着。铭记着在他的环境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件，从最早的时候起就喜欢模仿，他既受到父母对待他的态度的影响，也同样受到他的父母彼此对待的态度的影响。即使接受着爱情的一切外部表现，他也不能不受到成年人的彼此漠不相关的深刻影响：在最好的情况下，儿童的世界也是不能同成年人的世界的冰冻气氛完全绝缘的。父母生活的无目的的漂荡，他们的紧张、挫折和厌烦，不会不在儿童的性格和发展上打下它们的烙印。这样，父母们就按照自己的模式铸造了他们的子女。就象父母们对社会失去了信仰，对它的意识形态失去了信心，对他们的工作和对彼此变得敌视一样，子女们也对他们的父母失去了信仰，看透了他们的教训和告诫的虚伪性。父母和子女全都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莽莽丛林中，在这里，既没有爱情，也没有信赖；既没有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也没有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
6
这种事态是不能用愿望或符咒去加以改变的。宣布美国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复苏”或者是“国家目标”的明确化，这既表示了它们所要反对的病理状态，又表示了理解这种病状的性质和起源的十分无能。当保罗·古徳曼这样一个敏感的和有观察力的作家诚恳地声称，“我们的社会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既要维持正统的和不体面的制度，又要有技术高强和生气勃勃的人去运用这个制度”时，他只能得出这个结论：“在各行各业如果有一万人站起来，说出心里的话，并且坚持着，我们就会把国运扭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充分看到，即使我们的最好的社会批评家，也未能正视我们时代的危机的真实性质和规模。〔注：《越来越变得荒谬》，纽约，1960年，第14，XVI页。〕
因为在毒害着这个社会的人的生存的空虚、堕落和痛苦的背后，是垄断资本主义本身的深刻的不合理性和道德上的破产。任何愤怒的抗议，任何在垄断资本主义体制以内的改革，都不能挽救全体的腐朽。正如每天都变得越来越清楚的，这种腐朽使得科学知识中的以及技术和组织技巧中的即使是最辉煌的进步，其合理性也越来越成为问题。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的改进，只是加速了群众文化的退化。毁灭武器制造中的最大完善，并不能使它们的生产成为合理的。目的的不合理性，否定了手段的一切进步。合理性本身变成了不合理的。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地步：唯一真正的合理性在于采取行动，去推翻这个已经变成了绝对不合理的制度。
这样一种行动的产生，是否能具有足够的能量和强度，去达成它的目的呢？美国的未来，垄断资本主义的未来，显然都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有，虽然是比较间接地，人类本身的未来（在将来的一个长远的时期内），也是如此。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的答复——工业无产阶级必须最后起来革命，推翻它的资产阶级压迫者——不再具有说服力了。产业工人在美国工人阶级中只是人数越来越少的一个少数，他们在各个基本工业部门中的有组织的核心，由于作为消费者和在意识形态上能够适应的社会成员，在很大程度上乜经同这个制度结合成为一体。他们不象马克思时代的产业工人那样，是这种制度的特殊牺牲品，虽则他们和所有其他的阶级和阶层一道，从这个制度的自然性和不合理性遭受痛苦——比某些阶级和阶层多一些，比另外一些阶级和阶层少一些。
这个制度自然有它的特殊牺牲品。他们就是失业者和不能被雇佣的人，是农业季节工人，是大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居民，是失学的青少年，是靠不充分的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一句话，是局外人，是由于他们所掌握的购买力有限以致不能使自己得到消费上的各种满足——尽管这种满足的质量不过如此——的人。但是这些集团虽然人数众多，〔注：参阅关于美国贫穷的程度的讨论，上面第267—271页。〕却是太复杂了，太分散和分裂了，不能构成社会中的一种团结一致的力量。寡头统治集团知道怎样通过发放少量的施舍物和救济品，去使他们保持分化，防止他们变成一种流氓无产者——铤而走险的饥饿汉。〔注：这些自然都是约翰逊政府的所谓向贫穷宣战的目标。〕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限制在先进垄断资本主义的内部动态学的范围之内，那就很难避免得出这个结论：采取有效的革命行动去推翻这个制度的希望是很渺茫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可能的发展进程是现在这个腐败过程的继续，使这个制度的强制性与人性的基本需要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不可克服。必然的结果是：越来越严重的心理失常扩展开来，导致这个制度的运转——即使是按它自己的条件——能力受到损毁，最后是完全衰竭。〔注：但所谓“曼哈顿中间市区研究”的发现，表明我们可能已经进入这样一个阶段，这个研究是迄今为止对大量人口的心理健康所进行的一次最彻底的抽样调查。根据在纽约市的一个比较富裕的和全都是白人的地区所进行的八年的研究，专以年龄在二十岁至五十九岁之间的成年人为限，这个研究发现：抽样对象中只有百分之十八点五的人能列为“良好”，没有重大的症状。症状构成中的“轻微”和“中等”两级各占抽样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三和百分之二十一点八。“明显”、“严重”和“丧失资格”三级各占百分之十三点二，百分之七点五和百分之二点七。这样，在抽样中发现有五分之四以上的人患有某种以可辨认的形式的心理失调，将近有四分之一的人“处在心理健康连续统一体中的损伤区域。”利奥·斯罗尔等，《大都市中的心理健康：曼哈顿中间市区研究》，纽约，多伦多，伦敦，1962年，第342页。〕
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七章所强调指出的，先进的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关于它的未来的推测，如果只考虑到它的内部规律和趋势，那肯定会引起误解。美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统治着和剥削着所谓“自由世界”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因而遭遇着不同程度的抵抗。抵抗的最高形式是革命战争，目的在于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的和经济的重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战争就不曾间断过，革命人民在越南、中国、朝鲜、古巴和阿尔及利亚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的胜利。这些胜利，连同不发达国家越来越明显的无力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体制内解决它们的问题，在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某些种子的发芽和成熟将要快些，某些将要慢些，还有一些也许将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萌芽期才能成熟。无论如何看来很清楚的是：它们现在已经植入，没有可能将其根除了。谈论世界革命不再只是一种词令：这个名词所描写的是一种巳经变成现实的东西，它肯定将越来越变成我们所生活的历史时代的主要特征。
这个事实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未来的含义，刚刚开始变得明显。美国统治阶级根据阶级本性并通过经验，懂得世界革命每前进一步，就是它自己的一次失败——经济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失败。它下定决心，要在可能具有这种威胁的一切地方，采用可能采取的一切手段去抵抗这种前进；它指望依靠自己在战争技术上的巨大优越性去取得自己的胜利。然而事实是，在这个斗争中，反革命方面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真正胜利的。在革命高潮的下面，是真正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人口问题；而反革命的根本性质就在于防止对这些问题进行合理的处理，更不要谈解决。反革命可能赢得、事实上也的确赢得了许多场战争，但是战争还在继续着，坚决地扩大到新的民族和新的地区。当革命战争扩大时，美国的卷入也就扩大了。
没有人能够预见到美国日益委身于世界反革命事业所带来的全部后果，但是同样也没有人能够怀疑，它将深刻地影响到事态的内部和外部进程。从长远来看，它的主要影响很可能是落在美国的青年身上。军事人力的需要似乎肯定会急剧增长；这可能不久就会变成正规现象：美国青年在自己的一生中要花去几年——如果他们能幸免于死的话——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丛林和群山中作战。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所经受的心灵上的紧张和身体上的痛苦，将使一种反对人类的社会秩序所强加的极度痛苦增加新的分量。其效果将只是加速已经走得如此之远的腐朽过程呢？还是，这种震动或许将惊醒越来越多的人，使他们认识到进行根本改变的迫切需要？抑或，象有些人所相信的，美国统治阶级的事业的越来越明显的没有成功希望，将使它走到最大的不合理性的地步：发动一场原子毁灭战？
现在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这件事意味着：所有这些选择都不能排除；以改变事态进程为目的的行动是有成功的机会的。甚至有着迹象，特别是在南方的黑人自由运动中，在城市少数民族居留区的暴动中，以及在学术界反对越南战争的不断增长的抗议中，表明美国人民中有着值得注意的许多部分随时准备参加积极的斗争，去反对一种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的令人不能容忍的社会秩序。如果情形是这样，谁能限制在将来可能参加他们行列的人们的人数呢？
但是，即使现在的抗议运动可能遭受失败或不免夭折，也没有理由永远一笔勾销在美国发生真正的革命运动的可能性。当世界革命扩大时，当社会主义国家用它们的榜样表明，可能利用人对自然力的支配，去建立一个能满足人类正当需要的合理社会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必定会对他们现在视为当然的东西怀疑其存在的必要性。一旦大规模地发生这种事情，现行不合理制度的最有力的支柱就将垮台，而重新创造的问题也将成为绝对的必要。这不会在五年或十年之内发生，也许不会在本世纪内发生：重大的历史事件少有在如此短暂的时期内发生的。但甚至更少有的是：这种重大事件一旦真正开始之后，在它们的一切可能性全部展开以前，能改变它们的性质，或扭转它们的方向。我们时代的重大事件就是世界革命；在它席卷全世界以前，它是决不会停止的。
与此同时，我们在美国所需要的是：历史的眼光，面对事实的勇气，对于人类及其未来的信心。有了这些，我们就可能认识到我们在道德上所负的义务，要献出自己的一切，去为反对这样一种万恶的、有害的制度而斗争？它不仅摧残、压迫和侮辱在它底下生活的人，而且对全世界其他亿万人民也以毁灭和死亡相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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