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泰德·格兰特 -> 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史（2002年）

前言

罗布·苏沃尔（Rob Sewell）

· 早年
· 帕丁顿小组
· 战争年代
· 战后时期
· 坎农的操作
· 英国支部的摧毁

　　本书是对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历史的独特贡献。泰德·格兰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首席理论家，并负责撰写了该政治趋势组织的所有主要政治文件。从此之后在大约60年之间，他一直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使他获得了丰富的个人经验，并利用这些经验编写了这本书，书中的内容从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起源一直到1949年6月革命共产党的解体。当时是充满革命与反革命、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和世界大战的动荡岁月，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考验达到了极限。本书概述了托洛茨基运动如何得以正视其历史任务、成功与挫败。

　　在过去的70年里，格兰特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做出了持续的贡献，他被许多人视为当今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如今，他仍然是《英国社会主义呼唤报》（Socialist Appeal）和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中活跃的领袖人物。我们的组织也运作着在国际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的《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

早年

　　泰德·格兰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出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郊外一个叫杰米斯顿（Germiston）的城市。他的父亲从俄罗斯移民到南非，而他的母亲则来自巴黎的勒马莱。他的父母在多年的婚姻后离异。格兰特在和父亲同住半年后，随即开始与母亲一起生活。当她在约翰内斯堡经营一家小杂货店时，泰德被送去寄宿学校，他的姐姐们则被送到修道院继续接受教育。

　　年幼的格兰特受到了俄国革命事件的启发。但是，他与真正革命运动的第一次接触，就像许多其他革命家的经验一样，是相当偶然的。为了补充贴补家用，他的母亲收留了一些房客，其中一位是拉尔夫·李（Ralph Lee）。李自1922年起就是南非共产党员，但在第一次斯大林主义大清洗中被开除。拉尔夫是一位真诚的共产主义者，他经常与泰德进行政治讨论，向他介绍萧伯纳（Bernard Shaw）、韦尔斯（H. G. Wells）、高尔基（Maxim Gorky）、杰克·伦敦（Jack London）等人的著作。在很短的时间内，阅读材料就进入到马克思、恩格斯，还有列宁的著作。15岁时，泰德已经成为了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泰德的姐姐蕾（Rae）清楚地记得，他们的母亲是如何在他们家的大餐桌上给包括拉尔夫在内的亲朋好友上菜的——法国炖菜似乎是他们最喜欢的菜。拉尔夫成了他们一家人的密友，他比泰德大6岁。蕾说：「拉尔夫和泰德总是形影不离」她回忆道：「自从拉尔夫说服泰德接受马克思主义，他的一切就从此改变了。」「我经常和拉尔夫一起去散步，他也试图让我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我正忙于另一个朋友圈打交道，所以他一直没有成功。」^[1]。

　　不过，他确实说服了泰德的妹妹泽娜（Zena）加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李与包括15岁的泰德·格兰特在内的其他人，在1929年初通过新成立的美国共产主义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寄到往南非贩卖的《美国战斗派》与国际托洛茨基运动取得了联系。「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泰德说：「我开始了到现在已经跨越70多年的政治生涯」。

　　可想而知，南非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如何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他们的革命工作，这样的励志故事是本书最有趣的部分之一。他们在约翰内斯堡洗衣工人工会内的工作至今仍在激励着人们。但南非的条件使成功的革命工作变得困难重重。1934年，泰德在另一个叫马克斯·巴什（Max Basch）的年轻南非人陪伴下前往英国，从此一去不返。他们在路途中绕行到法国会晤了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Leon Sedov），他是国际书记处的成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工作的协调人，后来被斯大林的特务杀害了。

　　他们于1934年12月到达英国后，巴什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西德·弗罗斯特（Sid Frost），泰德则把自己的名字从艾萨克·布兰克（Isaac Blank）改成了泰德·格兰特——这些名字据说是向船上的两名船员「借」来的。同样，托洛茨基也是从他的一个老沙皇狱卒那里取的名字。泰德这样做是出于个人原因——保护他的家人：无论他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不希望他为在南非家乡的家人造成任何不利。

　　在伦敦，他们加入了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然而，从事革命工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没过几个月，泰德·格兰特就离开了独立工党，加入了在工党的青年组织——工青团内工作的托派。从那时起，泰德协助在工党内部发展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Bolshevik-Leninist）小组，该小组后来将其组织和报纸都命名为「战斗社」。此时，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与青年运动中日益增强影响的斯大林主义作斗争。斯大林主义者正努力渗透到工党青年团，企图将其与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并。他们的派别以泰德·威利斯（Ted Willis）为首，他后来以做为1950年代一部著名的电视连续剧《码头绿地的狄克逊》（Dixon of Dock Green）的作者而出名，剧中描述了一个友善的英国警察的生活。威利斯也由于他为英国建制的服务而被封为勋爵。他的同事吉姆·莫蒂默（Jim Mortimer）最后成为了工党的总书记。讽刺的是，莫蒂默在1983年还协助将泰德·格兰特开除出工党。

　　泰德抵达英国不久后，就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斗争，与其他同志一起参与了在伦敦东区与摩西利派黑衫军（Moselyite Black Shirts）的街头斗争。在这里，他参加了著名的卡布尔街之战（Battle of Cable Street），当时伦敦东区的工人动员起来，阻止法西斯份子的游行。现存的一张拍摄于1937年泰德在伦敦南部百蒙西长巷的街垒旁的照片，被转载于1948年由他撰写并由英国革命共产党出版的小册子《法西斯主义的威胁》（The Menace of Fascism）。

帕丁顿小组

　　泰德·格兰特早年在南非小组内的工作，使他有了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这为他日后在托洛茨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打下基础。几年后，由于战斗社的领导层未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发展他们的政治趋势，导致其内部日益不满。到1937年秋天，泰德所隶属的帕丁顿分会已经成为战斗社中最活跃的部分，兜售了绝大部分他们所发行的报纸，参与了更广泛的劳工运动，并从事大量的公共活动。

　　到了年底，战斗社在选举领导的问题上爆发了一场争议，有人诽谤了拉尔夫·李。李在当年夏天与其他人一起从南非抵达英国后，才刚刚加入了战斗社。这起事件导致了捍卫李的成员们离席抗议，他们随后成立了一个名为「工人国际联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的新团体。

　　恩格斯曾经说过，组织的分裂有时可能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后来的发展也证实，上述在1937-38年发生的分裂当然属于有益的一类。它构成了托洛茨基主义在英国发展的决定性的一步。旧团体的传统建党方法——实际上是战前社会主义团体的方法所遗留下来的——已经成为组织发展的障碍。工人国际联盟的干部们抛弃了过去失败的宗派主义手法，坚定地转向了更广泛的工人阶级组织。实际上，这标志着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真正开始。格兰特在这项工作中发挥领导作用，不仅在工人国际联盟内部，而且在1944年成立的革命共产党内部也是如此，本书对此作了全面介绍。

战争年代

　　二战时期的各种发展，在这本书中也有很完备的记录。那是一个充满考验的时期。开战后的头几个月内，一部分领导层前往爱尔兰建立据点，以防工人国际联盟在英国被查禁。他们留下了拉尔夫、米莉夫妇和格兰特来管理这个组织。在这一时期，拉尔夫·李几乎亲手制作了一份每日的《工人日志》传单在工厂内散发。然而，到1940年底，拉尔夫因个人和健康原因返回南非，建立组织的工作就落在了其他领导同志的肩上。

　　最重要的是，当托洛茨基首次提出新的无产阶级军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时，工人国际联盟热情地接受了这一政策。实际上这是对国际主义者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立场的发展和深化，在坚持原则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同时，也使托洛茨基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得以建立联系。然而，当工人国际联盟在商讨如何在他们所发行的《社会主义青年》（Youth for Socialism）中如何解释新政策时，于1941年2月引起了领导层内部的争论，一方是泰德和格里．希利（Gerry Healy）的「多数派」，另一方是米莉、乔克·哈斯顿（Jock Haston）以及萨姆·利瓦伊（Sam Levy）的「少数派」^[2]。据米莉说，事情闹得相当激烈。但在内部公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后，争论就淡化了。更紧迫的是1941年6月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然而，鉴于无产阶级军事政策是一个新的纲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分歧即使不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能发生的。无论如何，这场争论表明，工人国际联盟的领导者们能够以同志式的成熟态度处理意见分歧。

　　工人国际联盟的同志果断地挑战了斯大林主义者的攻击，1941年6月以后，斯大林主义者发挥了狂热的沙文主义和破坏罢工的作用。工人国际联盟在方向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把报纸的名称从《社会主义青年》改为《社会主义呼唤报》（Socialist Appeal）。工国盟精力充沛地转向工厂，在工业内部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与此相反，第四国际的官方英国支部——革命社会主义同盟（Revolutionary Socialist League）否定了无产阶级军事政策的崩溃。最后，它的残部在1944年与工国盟合并改组为英国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不久，哈斯顿、罗伊·特尔斯（Roy Tearse）、希顿·李（Heaton Lee）以及安·基恩（Ann Keen）因支持全国性的非官方学徒罢工而被捕。出狱后，英革共首次转向议会战线，参与了威尔士尼斯选区的补选。这使他们得以检验自己的力量，树立自己的形象，并在南威尔士发展自己的组织。书中详细介绍了这些伟大的事件，为我们的运动史写下了英勇荣光的一章。

　　毫无疑问，工人国际联盟和革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由于他们的合法地位和正确的政策，他们能够利用各种可能性，与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接触。他们的成功促使内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向战时内阁（War Cabinet）提供了一份秘密备忘录，概述了英革共的政策，并提供了其领导人的简要传记。虽然最后没有执行，但很明显，资产阶级正在认真考虑取缔英革共。由于他们的工作，英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从战争年代崛起，在数量上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的组织，在工运中也得到关键性的支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托派组织中，工国联-英革共阵营很可能是在战时政治工作开展最成功的组织。

战后时期

　　二战完结后不久，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苏联红军对德国法西斯的胜利大大加强了苏联和斯大林主义政党在国际间的力量。他们能够利用这一优势地位，与社会民主党一起使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脱离正轨。尽管出现了革命危机，但资产阶级还是依靠各个工人政党以「民主的形式」进行反革命，从而得以自救。这为资本主义体制提供了喘息的空间，也为一定的社会稳定提供了政治上的前提。

　　这种新的世界形势，是托派所没有预见到的，并促使他们扭曲了他们原来战时的前瞻，即如果资本主义不在苏联复辟，那一场政治革命危机将破坏旧有的共产党，为建立群众性的托派政党铺路。用托洛茨基的话说，「旧组织将冰消瓦解，第四国际将成为地球上的主导力量。」但当时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势力实在太弱，无法得利于战后的革命形势。权力落入了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领导人的手中，而他们和1918年一样，背叛了运动，并把权力交给了资产阶级。

　　这种新的形势，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观点来调整国际托派运动的方向。英革共的领导层很快对新的现实情况有了认识，并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观点。格兰特在这次调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掌握，使他能够理解和解释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态。相比之下，第四国际的所有领导人都表现得像无可救药的形式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因此无法掌握在他们眼前发生的事情。他们完全不理解托洛茨基的辩证方法，只是重复他过去那些已经不适用于新情势的话语和声明。他们不但没有改变托洛茨基原来的预测，反而死命地抓住它不放。

　　当然，试图弄清和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并不只有英革共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其他一些人也认真地试图应对新的形势——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这些人尤其包括法国的戴维·卢塞（David Rousset）、美国的费利克斯·莫罗（Felix Morrow）和阿尔伯特·戈德曼（Albert Goldman）。莫罗与戈德曼两人，与英革共多数派进行了密切的通信，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格兰特和哈斯顿的一些观点。

　　不幸的是，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支部中代表着少数派。他们被迫对国际领导层的思想进行了无法成功的斗争。

　　他们后来不是被边缘化，就是被开除党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们孤立的反对派立场削减了他们形成一个完全成熟立场的能力，随后他们在政治上走上了不同的岔路。美国社会党内部后来的弗恩-瑞恩（Vern-Ryan）趋势也是如此。英革共的领导人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这些在第四国际内的「异议人士」在英国支部拥有政治上的多数。因此，他们能够全面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对英国和国际上的发展情况作出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作为英革共的主要理论家，泰德在1945年后，能够在一系列新的方向上开拓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内容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到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从殖民地革命的特殊发展到马克思主义者走向群众组织的方针与革命政党的建设。这些著作构成了一份重要的遗产，值得在国际上新一代的革命家之间更广阔地流传。

　　本书所收录的泰德·格兰特「回忆录」时期，是托洛茨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和主要理论家的独特记述。他考察了革命趋势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揭示了其各主要参与者在当时所采取的不同立场。然而，本书不是单纯的历史记述，而是试图将这一动荡时期的丰富经验，传授给英国和国际间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

坎农的操作

　　本书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要论述所谓的第四国际领导人们对英国托派领导们的政治博弈。这些事实清楚地反映在拉尔夫·李和哈斯顿等人的关键贡献，以及希利、坎农（James P Cannon）、巴布洛（Michael Pablo）、弗朗克（Pierre Frank）和曼德尔（Ernest Mandel）所扮演的可耻角色。

　　从1943年开始，坎农就密谋撤换掉英国支部的领导层，并以一批更顺从的人取而代之。坎农接受过季诺维也夫（Zinoviev）的方法论训练，并在在1928年之前，他都认为自己是季诺维也夫派。他密谋与在英革共内领导少数派的希利一起破坏哈斯顿-格兰特的领导团队。随着1947年底希利的少数派进入工党，国际领导人支持英革共的分裂，而到了1949年中期，在希利的条件下，两派最终重新合并。

　　正如本书所解释的那样，第四国际领导对希利的支持以及对英国支部的破坏——弗朗克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悲惨地导致了1949年6月英革共的解体，以及整整一层有经验的干部的毁灭。坎农的傀儡希利与他们在国际组织领导层中的亲信，一同对这种恶劣状况有直接责任。

　　自从合并在希利的领导下进行，他就以最独裁的方式行事，以最微不足道的借口铲除异己。结果，哈斯顿此时已经完全丧失了士气。希利和在巴黎的一股小集团的活动有效地把他赶出了托派运动。特尔斯、吉米·迪恩（Jimmy Deane），连同其他前英革共的领导人，都被开除出所谓的合并支部，即所谓的「俱乐部」（The Club）。到1950年底，希利的破坏行动完全摧毁了英革共。

　　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和他的支持者们，尽管坚持「国家资本主义论」的错误立场，但他们从来没有因为他们的观点而受到被开除出英革共的威胁。此时，希利毫不客气地把他们赶出了「俱乐部」。那些没有投票赞成开除克里夫派的人，也被开除了！克里夫小组后来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组织起来成为《社会主义评论报》（Socialist Review）小组。他们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立场，使他们在韩战中采取了中立立场，没有捍卫北韩这个畸形工人国家受到来自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尽管有这种和其他根本性的分歧，泰德·格兰特还是强烈抗议克里夫集团遭受的待遇和对他们党内民主权利的侵犯。这被希利用来作为开除泰德的借口！投身托派运动22年后的他就此被开除。同时作为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的格兰特，随即被第四国际在第三次世界大会上根据曼德尔（又名Germaine）的动议批准了对他的开除。可耻的是，曼德尔把哈斯顿和格兰特说成是：「体现了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内顽固地拒绝把自己融入国际，同化为托洛茨基主义新路线的趋势」。

英国支部的摧毁

　　整整一批人因为对这条「新路线」的幻灭而退出了革命政治。这个曾经展现巨大希望的运动被毁于一旦。当年追随希利的哈里·拉特纳（Harry Ratner）多年后回忆道：「现在看来，希利和他的亲信当时实际上欢迎这些人退出，认为这些人的退出消除了对自己领导的威胁，导致了其他没有退出的人，如格兰特、特尔斯和迪恩，都被以各种借口开除了。例如，当『俱乐部』政治局提出开除哈斯顿的动议时（同志们不被允许自行辞退，必须要被开除），迪恩要求在开除表决前给哈斯顿出示书面声明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但对此被告知：『你必须立即以书面形式表示对谴责哈斯顿的决议毫无保留的政治支持』。拒绝照办的迪恩，随即因『隐晦地同情』哈斯顿而被开除。当特尔斯拒绝与哈斯顿断绝个人关系时，特尔斯也被开除了」^[3]。

　　1950年的事件，代表了第四国际英国支部的摧毁，并构成了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发展的分水岭。这一时期标志着泰德·格兰特《托派史》的尾声。在书末的「后记」中，笔者概述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后来发展的新篇章，将故事一直延续到今天。

　　马克思解释说，历史是由无数的个人创造的。泰德·格兰特在我们运动史上的巨大贡献，对所有为改变社会而奋斗的人都是一种激励。这本书是我们遗产的宝贵部分，值得正在觉醒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未来理想的新一代学习。

完笔于2002年3月18日

注释

^[1] 引自格兰特2002年2月2日在巴黎与苏沃尔的访谈

^[2] 见《工国盟公报》（工人国际联盟 Bulletin）1941年2月28日、1941年3月20日和1941年3月21日的文章

^[3] 引自拉特纳（Harry Ratner），《不情愿的革命家》（Reluctant Revolutionary），P. 1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