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泰德·格兰特 -> 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史（2002年）
第一部分：逆流而上——起源和早年（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史）
「为了预见未来，学会不忘记过去，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
托洛茨基，1929年7月27日 |
我们的运动——即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它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从理解革命运动发展的角度来看，洞悉我们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对过去的了解，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趋势是如何发展的，如何为未来的巨变做准备的。我们趋势的历史可以直接追溯到1920年代列夫·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的伟大工作，实际上甚至可以追溯到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第三国际的英雄时代。
我们英国托派运动发源自1920年英国大不列颠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英共）的成立。当时，英国共产党非常缺乏经验，与欧洲的同侪相比，在人数上非常薄弱，而且基本上与更广泛的劳工运动隔绝。尽管这个年轻的党是由受到俄国革命鼓舞的勇敢斗士组成的，它却已经充斥着极左和宗派主义的倾向，而这些倾向一直是聚集成英共的各个小型宣传团体的标志。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英共开始逐步克服这些缺点，把注意力转移到群众工作和建设群众革命政党的严肃任务上。
这一目标的实现并非没有内部的困难。列宁不得不利用他个人的威信，说服英国领导层放弃宗派主义，并为了影响改良主义的工人，还申请加入工党。到了1923年，其方针和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共经过了改组，并透过成立少数派运动（Minority Movement），以及在工党内建立据点，并在各工会内展开认真的工作。一切似乎都为英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步前进做好了准备。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在1923到1924年之间，苏联内部的官僚主义反动，在国家和党内迅速壮大起来。俄国革命在骇人的落后条件内的孤立状态，催生了一个热衷于享受胜利果实的庞大官僚体系。官僚机构对世界革命的反对是有物质基础的。新兴的保守官僚阶层希望过上平静的生活，没有革命的风暴和压力，并摆脱群众的控制。每当工人阶级遭遇挫折时，这个由数百万官员（其中许多是前沙皇官僚）所组成的特权阶层就会将更大的权力聚集到自己手中，将疲惫不堪的工人阶级挤到一边。
这个过程在俄国共产党内部得到了反映。在俄共，这个新兴的官员阶层围绕着斯大林这个人物，而斯大林狭隘的行政和纯粹的国家观最适合反映他们的保守观点和物质利益。1924年秋天所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反映了官僚阶层对世界革命的不屑一顾。他们希望独自一人「着手」管理苏维埃国家的任务——即不受工人民主的干扰。列宁对于国家和党的机构中官僚主义的兴起越来越感到惊恐，并与托洛茨基组成集团来打击官僚主义。但从1922年起，列宁因一连串的中风而丧失了行动能力，而在幕后，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三巨头则在操纵着孤立托洛茨基孤立。列宁在它的遗嘱中要求罢免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并把托洛茨基说成是中央委员会中最能干的成员。但这些遗嘱却被官僚藏匿了起来，并策划了一场针对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谎言和诽谤运动。
在列宁最后一次病倒后，托洛茨基一肩扛起反对斯大林和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威胁的斗争，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工人民主的列宁主义纲领而奋斗。在德国革命失败后，他于1923年底发起了「左翼反对派」，试图捍卫正在被系统地修正和抛弃的基本列宁主义思想。俄国国内反对派与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三巨头之间的这场斗争的爆发，首先是包含在共青团领导层内部。但是，这场斗争有自己的势头，随着列宁的去世，诋毁托洛茨基做为列宁接班人的运动很快就被带入了共产国际的队伍内。就像在俄国党的机构内，斯大林利用自己的地位挑选忠于他的派别的人员一样，季诺维也夫也在各别的部门中挑选了被证明对莫斯科更容易接受的领导人。然而，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领导层不得不允许对俄国党内爆发的反对派提出的问题进行假民主式的讨论。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冲突最早是在1924年初，也就是列宁去世后不久后，才在英共党内报导。英共党内报刊刊登了苏共十三大通过的决议，谴责托洛茨基的宗派主义，并把「托洛茨基主义」列为小资产阶级的异类。到了年底，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攻击更加频繁。总书记汤姆·贝尔（Tom Bell）于1924年11月30日在党委会上提出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案。他完全忽略了这所涉及的政治问题，强调托洛茨基没有遵守党的规则是他谴责反对派的主要论据。贝尔断言：「在我们看来，托洛茨基的问题，是一个纪律问题。我们不是在争论或讨论托洛茨基在整个问题上的思想方法。我们党从根本上关心的是纪律问题。」虽然在党委会上出现了一些质疑党领导立场的声音，但对托洛茨基的谴责仍然被一致通过。[1]
随后在1925年1月把党委会的报告交给了300多人的伦敦全体会议。党内大员墨菲（J.T. Murphy）尽管只粗浅理解了托洛茨基的观点，但他仍宣读了对托洛茨基的控诉，以及他违反俄国党和国际的决定，重新开启关于反对派观点的辩论也被禁止。在会议上，伦敦区委委员阿瑟·雷德（Arthur Reade）为托洛茨基辩护，提出决议案表达了对「党委会草率地表决」的遗憾，并呼吁中央政治局支持俄国党的左派。根据英共机关报《工人周报》（Weekly Worker）的报导，经过讨论后雷德的动议仅仅得到了10票赞成。（《工人周报》，1925年1月23日）。1月30日，雷德写信给报纸的编辑部抱怨说，出席会议的只有200人，而且实际上他提出的休会动议以81票对65票被否决，而在最后表决中，他的动议其实得到了15票[2]。无论如何，党的领导层赢得了胜利。
英国共产党对政治理论和「一国社会主义」的争论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但却完全摇身一变支持莫斯科的党的领导人。大约在这个时候，党发行了一本名为《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The Errors of Trotskyism）的书，虽然没有载明日期，但大概是在1925年5月发行的，书中印有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克鲁普斯卡娅（起初与反对派关系密切）等人的一系列答复。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分析托洛茨基的思想，而是如书名所示，是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攻击。墨菲接替贝尔成为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英国代表，并为此书写了导言。此时，鉴于托洛茨基在共产党的基层中的威望，那些攻击托洛茨基的人不得不有所顾忌。墨菲承认：「毫无疑问，当英国工人阶级在知悉共产国际正与托洛茨基同志发生巨大的争论后，感到非常惊讶。」[3]。
即使在这个时候，墨菲也不得不承认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队伍中的巨大声誉和威信。他在序言中指出：「托洛茨基同志的名字在我们的脑海中一直与列宁同志联系在一起。（人们常说）『列宁和托洛茨基！』 我们在对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一切思想和感情中，都是用这些名字来联想的。随着俄国革命的消息向西方世界传播，这两人是我们视野内的巨人，而我们 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之间会有歧见…我们只看到了领导们、苏维埃和群众，以及在所有的伟大历史巨人之间，看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4]尽管如此，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包含着一系列由共产国际领袖们撰写的文章，并被用来强化有关「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
有意思的是，写这些反对托洛茨基文章的每一人，在随后的几年里，不是被开除，就是与莫斯科发生矛盾。曾提议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共产国际的墨菲，自己也被以「托洛茨基主义」的罪名讽刺性地开除了。但共产国际的肃反，只是对斯大林据此对列宁所建立的党进行人身灭绝，这一更为畸形的肃反的一种预兆。甚至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也发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当她试图抗议开除和逮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斯大林粗鲁地告诉她，他总能为列宁「找到另一个遗孀」。斯大林一个接一个地谋杀了整个列宁主义的老团队。大清洗结束后只剩下斯大林一人。
共产国际的斯大林主义化在英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英国共产党本来完全有可能成为工运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却突然陷入了与反对派的派别斗争中。虽然英国领导人殷勤地支持斯大林，但他们不得不承认托洛茨基过去的成就。甚至到了1926年初，他们还发表了托洛茨基的《英国向何处去》（Where is Britain Going?）一书，并被迫为其辩护。于是，在《劳动月刊》（Labour Monthly）上，当时还不知道靠哪边站的英共领袖帕尔梅·杜特（Palme Dutt）在该书的书评中为托洛茨基进行了有力的辩护。杜特说：「托洛茨基的书将被人们热切地阅读，将给予人们刺激和解释；将有助于打破奴役旧思想和领导权的枷锁，给予人们信心和明确的力量，并指明斗争前进的道路」「英国工人阶级有理由感谢托洛茨基的书；希望他不要停留在这篇短篇速写上，而要把他的解释、论战和阐明工作继续下去，进一步阐述他的分析，这在英国是非常需要的。」（《劳动月刊》，1926年4月）。然而，到1927年底，托洛茨基在批评英俄工会委员会（Anglo-Russian Trade Union Committee），并被开除出俄国共产党后，任何支持他的踪影都已经完全消失了。
托洛茨基后来写道：「实际上这本小册子是反对政治局官方概念的。后者指望总委员会的左倾化会使共产主义能逐渐渗入工人政党的队伍和工联中去。」[5]。
这不是单纯的猜测。在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仍与斯大林结盟的季诺维也夫在提到英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最重要的支部后说：「我们不知道群众性的英国共产党到底什么时候会到来，是只通过斯图尔特-麦克马努斯（Stewart-MacManus）同志们的领导，还是通过别的途径产生。」[6]这个「别的途径」就是通过与工党左派和工会的「交易」，这在英俄工会委员会中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并让英共在1926年总罢工期间迷失了方向。
由于英共接受了斯大林的政策——此时这些政策现在急剧地转向机会主义——他们越来越无法看清自己在事件演变中应该发挥的独立作用。1925年工联代表团访问苏联后，莫斯科越来越向这些左派官僚寻求援助。他们幻想「左派」能够说明打破俄国的孤立状态，甚至「走后门」把共产主义引入英国。「因此，英俄工会代表成立了英俄工会委员会，以促进工会的团结，并作为防止苏联可能受到军事攻击的手段。工会委员会主席珀塞尔（Purcell）与希克斯（Hicks）、布罗姆利（Bromley）和斯韦尔（Swales）一起，成为苏联非常看重的盟友，英共也因此应视他们为友人。这样的做法在1926年的总罢工中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当年5月总罢工爆发时，这些「左派」向右翼投降，而右翼向鲍德温（Baldwin）政府投降。右翼出卖了工人阶级，这对先进工人来说并不奇怪。然而，「左派」对得到共产党人支持的工会联盟的背叛，导致了广泛的困惑和失望。
在总罢工的过程中，英共的党员发展到了一万人左右，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部分新入党的党员都相继退党。在总罢工期间，英共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警告工人们来自工会左派以及右派领导的危险。尽管党内的左翼反对派要求苏维埃工会因英国工会联盟背叛罢工而与之决裂，并退出英俄委员会，但斯大林反而紧紧抓住工会联盟的衣冠不放，直到被他们的工会联盟「朋友们」毫不客气地抛弃。对先进工人来说，失信的不仅是背信弃义的左派改良派，把假左派描述成「革命派」的英国共产党也有责任。这是莫斯科领导们强加给英国共产党人的机会主义路线导致的结果。
在杜特写下赞扬托洛茨基的文章几个月后，用德国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的话说，英国共产党是唯一一个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没有分歧的主要支部。它被认为是最「忠诚」的，其领导人经过长时间的挑选，被克林姆林宫认为是最温驯的。英共领导波利特（Harry Pollitt）一伙人只衷心地跟随共产国际每一次的路线转向。在所有场合，他们都与「多数人」在一起。英共接受了莫斯科的官方路线，认为这是巩固俄国社会主义的必要措施。他们毫无异议地接受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1926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的全会决议赞扬「英国党内没有派别斗争。」斯大林把英共看成是国际上最好的支部之一，这也绝非偶然。
反对派被开除
斯大林派奉行讨好英国工会联盟内「左派」的右倾政策，严重地破坏了英国共产党人的事业。但是，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政策造成的中国革命失败的可怕灾难相比，这种背叛则显得微不足道。
在1925年至1927年间，中国革命的戏剧性展开，激发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想象。此时，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唯一存在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中共准备在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完全有机会完成中国的「十月革命」。然而，斯大林推行的机会主义政策也在影响着中国的发展。他的阶段性革命理论，类似于俄国孟什维克提出的理论，导致了中国共产党从属于民族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这一政策除了受到左翼反对派的尖锐批评，还导致斯大林曾经的朋友蒋介石于1927年对工人运动的血腥镇压，遭到了可怕的失败。这次失败导致苏联工人阶级内部士气更加低落，是年底镇压左翼反对派的主要因素之一。
托洛茨基曾警告过不能采取与蒋介石合作的政策。但中国革命的失败，决定了俄国左翼反对派的命运。俄国工人阶级已经被多年的战争和革命弄得精疲力竭，他们感到失望，更倾向于退出运动。工人们同情反对派的政策，但这只是一种被动的同情，并没有导致积极的支持。工人感到疲惫和冷漠 ，而官僚体系则因世界革命的每一次倒退而越来越有恃无恐。1927年，反对派被开除，同一年，中国工人阶级被粉碎。一年后，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并被剥夺了苏联国籍。由于此时斯大林要谋杀他还为时过早，他被流放到土耳其，从那里开始组织「国际左翼反对派」，致力于改革共产国际，使其回归列宁和十月革命的真正理念。
1927年11月，左翼反对派被开除，使共产党党内真正的列宁主义势力遭到挫败。这为斯大林向左转和后来消灭布哈林的右派反对派的出现开辟了道路，也标志着苏联官僚体制的巩固，以及共产国际内部一切反对派份子的进一步抹灭。俄国左翼反对派被开除后，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都进行了类似的清洗。批评斯大林是不被允许的。当莫斯科改变路线时，所有的外国共产党都要跳起来转向。他们学会了跟着斯大林的调子起舞——否则就要面对严重的后果。
从1924年起，斯大林多次在各个共产党党内进行清洗。在法国，同情反对派的苏瓦林（Souvarine）和罗斯梅尔（Rosmer）等领导被特雷恩特（Treint）和吉罗（Girault）的「左倾」领导所取代，而这两个人又被开除，取而代之的是梭罗兹（Thorez）和多里奥（Doriot）。在德国，布兰德勒（Brandler）和塔尔海默（Thalheimer）被费舍尔（Fischer）和马斯洛（Maslow）所取代，而马斯洛又被台尔曼和诺伊曼（Neumann）所取代。在波兰，瓦尔斯基（Varsky）领导团队被多姆斯基（Domsky）取代，后来多姆斯基也被撤职。在中国，中共的领袖和创始人陈独秀因「托洛茨基主义」而被开除。在西班牙，如宁（Nin）、安德拉德（Andrade）等领导人也因「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而在美国和加拿大，坎农、阿伯尔尼（Martin Abern）、沙赫特曼（Shachtman）和斯佩克特（Spector）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这一事态发展与英国的情况完全相反。俄国反对派的影响在那里要小得多。英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力量迟迟没有成长。虽然党内对俄国的内部纠纷以及对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处理有一定的杂音和不安，但与其他欧洲政党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波澜。一定程度上，这与党的低下政治水平和党干部无法了解俄国党内的真实情况有关。
从这个时候起，英国领导层对斯大林主义路线给予了完全的、不加批判的支持。在莫斯科最奴性的追随者中，有杜特、波利特、威廉·加拉格尔（William Gallagher）（就是那个曾经从「左派」的面向批判过列宁的人）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领导人。其中，这反映了英国党包括其领导人的政治水平低下。贝尔被迫承认英共「对俄国党内实际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墨菲也提到「英国党员中对国际事务普遍是无知的。」
长期以来，这种对理论问题缺乏了解的情况一直是英国劳工运动的一个特点。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理论从不是倾向于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强项。但是，没有理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莫斯科官僚机构的卑躬屈膝的支持，不但为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接二连三的灾难，最终也导致了英共和共产国际所有其他支部的毁灭。
「第三时期」
到了1927年，俄国国内的力量平衡正在发生变化。一直以来，托洛茨基和反对派都在警告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机会主义政策——即安抚富农（Kulak）——会带来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左翼反对派要求扭转这一政策，而提出了以五年计划为基础的工业化计划，对富农实行累进税，并以身作则，逐步实行集体化。斯大林和他的党羽们嘲笑了这项提议，把托洛茨基的电气化建议比喻作「给农民提供留声机而不是牛」。
然而，到了1927-1928年，俄国显然存在着反革命的真正危险。富农们因领导层的政策而胆大妄为，发动了一场威胁到苏维埃政权基础的断粮罢工。斯大林派惊恐万分，与布哈林决裂，并讽刺地被迫采取了左翼反对派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派从机会主义转向了疯狂的极左主义。也就是「用四年时间执行五年计划」这样的口号下，在五年计划内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冒险主义目标。这导致了大范围的混乱，农业生产的灾难性下降，以及可能有一千万人丧生的可怕饥荒。尽管如此，广大苏维埃工人还是欢迎转向工业化和五年计划。这引发了反对派内的一场危机，许多过去的反对派拥护者向斯大林屈服——他们后来为这一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斯大林派采取以前的右翼政策烧伤手指后，现在向左转了一百八十度，在国际上也采取了冒险主义政策。国际间的共产党盲目地接受莫斯科的指导，采纳了「第三时期」的疯狂极左立场。斯大林主义者宣布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第三时期），声称资本主义体制即将崩溃。1929年华尔街大崩盘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性衰退，被描述为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完全无视列宁和托洛茨基多次解释过的道理——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最后的危机」，资本主义总会设法从最深的危机中解脱出来，直到被工人阶级推翻为止。
作为这种疯狂策略的必然结果，斯大林主义者宣称，除了他们自己之外，所有其他政党都是「法西斯」。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特别被说成是具有法西斯主义——或「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性质。斯大林说：「社会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双胞胎，而不是对立面。」因此，社会民主主义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结果，在各地，斯大林主义者分裂和瘫痪了工人阶级运动。最严重的结果是在德国，斯大林主义者的极左政策使工人阶级在纳粹党的威胁面前无能为力。他们没有采取列宁的统一战线政策，实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行动反对纳粹，而是故意着手分裂工人运动，从而让希特勒——正如他后来吹嘘的那样，「没有打碎一块窗户玻璃」就上台执政。斯大林主义者在柏林电车罢工中与纳粹合作，甚至在所谓的红色公投中与法西斯份子结成集团，以推翻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如果他们当时得逞了，那就意味着希特勒会提前两年上台！
在英国，英共也把持着一个可笑的立场，那就是一个小小的共产党向工党发出最后通牒，谴责工党领袖是「社会法西斯」，甚至组织要去工党会议闹场，因为工党领袖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甚至比法西斯份子更危险！在《工人日报》上，英共领袖波利特主张工党的任何公开会议必须被停办。这种极左和宗派主义的路线，代表了对列宁政策的彻底丢弃。它起到了彻底孤立共产党的作用。由于这种疯狂的行为，英国共产党的影响力被彻底削弱，从而沦为工运边缘的一个小派别。
国民政府
1929年胜选的第二届工党政府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政府。这场危机严重打击了英国。失业率急剧上升。工党领导人在选战期间主打处理失业问题，上台后但却无能为力。如果要解决失业问题，他们就必须接管银行和大公司，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显然，这是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最不愿意做的事！
1931年，危机表现为欧洲大银行和工业企业的倒闭，首先是奥地利Anstalt-Kredit银行的倒闭。美国资本家从欧洲撤出他们的资金，成全了金融崩溃。德国的失业率达到400万。英国在殖民地和其他初级生产的国内市场崩溃，导致国内危机的加深。失业率在1930年前已经迅速上升，此时已经飙升到无法容忍的地步。工党政府些微的改革措施也毫无效果。
另一方面，统治阶级现在想摆脱工党政府，取而代之的是对工人阶级进行全面进攻的更可靠的工具。他们利用麦克唐纳领导的右翼所提供的服务，开始分裂工党。1931年，他们发动了议会政变，成立了「国民政府」，把当时麦克唐纳和议会工党的右翼与保守党和一部分自由党联合起来。然后他们以「全国团结」的口号仓促地组织一场选举，并在当年下旬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
在这次选举中，工党的选票锐减到664.8万张，而保守党得到1180万张——几乎是工党的两倍——「全国团结」的总得票为1450万。20年来一直安全的工党席位在这次溃败中丢失。除了乔治·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每个工党内阁都丢了官。只有49名工党议员留在西敏寺国会内，而保守党取得了417席。因此，继1926年在工业战线上遭受严重失败之后，英国工人现在又在选举舞台上遭受了一次大挫败。不过，尽管失败严重，工党并没有被消灭。它仍有650多万张选票，而且很快就恢复了。此外，分裂出来加入全国一致内阁的部分是极少数的右翼份子，主要是在议会党内。在基层，加入麦克唐纳派的人极少。相反的，工党转向左翼路线，到了1935年，工党收复了大部分失地。
然而，在短期内，劳工运动处于完全动荡的状态，而这表现在围绕着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的群众性左翼的迅速成型。独立工党的领袖们坚持要求作为一个独立政党的权利。事实上，他们实际上无论如何已经有能力拆伙，而工党的新领导人兰斯伯里是左派，也倾向于做出妥协，使他们留在工党内部。然而，作为典型的胡涂的中派，独立工党的领导们把这个组织问题看成了一个「原则」问题。他们深信工党是完全反革命的，以任何方式接受工党的纪律都是「背叛」的行为。企图赢得独立工党信任的斯大林主义者鼓励了独立工党这种幼稚的行为。实际上，独立工党的纲领和政策，与1931年后快速向左发展的工党并无本质区别。他们在1932年复活节发动的分裂，导致独立工党领导人把先进的工人与群众分裂开来。实际上群众也在向左翼移动，但他们需要时间以及经验来得出所有的必要结论。
直到这时，在英国对托洛茨基主义产生兴趣和同情的人，都是在独立工党和其他激进的圈子里，而不是在共产党党内。英共的衰落是由于它的极左主义，使其与独立工党内部的发展断绝了联系，而独立工党是作为工党内部的一个群众性左翼发展的。1929年经济崩溃后的危机和国民政府的成立，导致工党内部基层的巨大情绪发酵。然而，斯大林主义者的双眼被他们的极左思路蒙蔽了，在群众激进化开始时没有能力有效的把握此刻的情势。
在1920年代末，一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弗兰克·雷德利（Frank Ridley，就是后来担任独立工党领导层顾问的雷德利）和昌都·拉姆（Chandu Ram）与托洛茨基取得了联系，希望在英国建立一个左翼反对派组织。但托洛茨基虽然很想在英国建立根据地，但并不急于冒险。在研究了他们提出的令人绝望的混乱提议后，托洛茨基拒绝与他们有任何关系。
雷德利和拉姆是狂热的宗派主义和极左派，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真正的群众运动。他们认为1931年大选的结果是资产阶级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托洛茨基逐一回答了他们的论点，反对他们认为英国即将出现法西斯主义的观点，也反对他们把工会说成是「帝国主义组织」，反对他们过早地呼吁建立第四国际。他只是建议他们：「进入工会，做一些与群众运动有关的事情。」托洛茨基立即认识到，这些人对于在英国发展真正的左翼反对派没有什么用处。因此，在这个早期阶段，只能说是在英国有托洛茨基的个别同情者——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趋势。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真正发展，是在经历了1929年全球的不景气和德国法西斯主义兴起之后才出现的。
国际形势对英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英国总罢工严重失败后，工人们现在正努力应对大规模失业和麦克唐纳工党政府的背叛。群众组织内部，特别是在独立工党周围，出现了日益激进化的现象。此时，托洛茨基从他所流亡的土耳其，在德国发动一场国际间呼吁促成统一战线的运动，以此实现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工人的联合行动，防止希特勒上台。与此同时，在伦敦南部巴勒姆的英国共产党党内，有一小撮同志开始在一些问题上，包括在德国实行统一战线战术的必要性问题上，反对英共高层的主张。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第一批年轻力量就是从这个小团体中产生的。
国际左翼反对派
在土耳其的普林基波小岛上，托洛茨基继续着他孤独一人与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尽管斯大林及其强大的机器竭力压制反对派以及托洛茨基，但反对派的声音越来越强，并在那些希望捍卫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真正纲领和传统的共产党人中赢得了新的拥护者。
有时候，偶然在历史上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老黑格尔早就说过，必然是通过偶然来表达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一辩证规律很好的例子。1928年，美国的共产党人坎农（James Patrick Cannon）和他的加拿大战友斯佩克特在莫斯科参加会议时，意外地拿到了一份托洛茨基的重要文章《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托洛茨基在文中尖锐地批判了布哈林和斯大林的错误立场，特别是揭露了斯大林在1924年底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批判是国际上左翼反对派思想武装的一个里程碑。托洛茨基在一份真正具有预言性的声明中警告说，如果这一立场被共产国际采纳，它将不可避免地标志着一个进程的开始，这个进程将导致世界上每一个共产党走向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堕落。三代人之后，托洛茨基当时被斯大林主义者嘲笑的预言也成真了。
斯大林并没有打算散发托洛茨基的文件。但历史的一个奇怪的偶然就是这样发生了。当时，斯大林政权尚未巩固，共产国际还必须遵守民主集中制的某些原则，允许少数人的意见流通。虽然托洛茨基在一年前被开除出俄国党，但他还是利用这次大会向共产国际发出呼吁。在此过程中，他提交了关于《纲领草案》的评论。由于主办机构的失误，他们把托洛茨基的文件分发给了各国代表团团长，包括纲领修订委员会的成员。正是在这里，坎农和斯佩克特第一次看到并阅读了托洛茨基的文件。
坎农回忆道：「由于莫斯科机关（它们本来应当做到官僚式的天衣无缝的）的一些疏忽，托洛茨基的这份文件流入了共产国际的翻译室。它落入了备用文件存放处，在那里有十几个无事可做的翻译和速记员。他们拿起托洛茨基的文件，将它翻译出来，分发给各代表团的头儿和纲领委员会的成员。看哪！就这样，它被放在我的膝盖上，翻译成了英语！莫里斯·斯佩克特，一位加拿大党的代表，有几分与我相同的心情，他也在纲领委员会中，而且他得到了一个副本。我们抛开那些小组会议和大会会议，阅读研究起了这份文件。然后我和他就明白了自己该做什么。我们茅塞顿开，恍然大悟——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一边的是托洛茨基。我们在那达成了一个协议——斯佩克特和我——我们会回国，然后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开展斗争。」（《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第三讲）。
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坎农、沙赫特曼和亚伯尔尼等同志与加拿大的斯佩克特一起，于1928年与斯大林主义者决裂，转入托洛茨基主义阵营。他们迅速被开除出党，并和加拿大的一个小团体一起组织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因为它打破了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孤立情况。这是左翼反对派命运的转折点，并极大地促进了托洛茨基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这对我自己不久后被招入托洛茨基的国际左翼反对派也起了作用。
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928年11月开始出版一份名为《战斗派》（The Militant）的报纸。他们利用美国的传统机灵，掌握了共产党的邮寄名单，然后把一捆捆的报纸寄到全世界尽可能多的进步派书店，包括英国、南非和其他地方。南非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就是这样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的。我们在约翰内斯堡的书店里看到了这本资料，拿到手后，从头到尾狂热地阅读。里面包含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所有批评，包括他对1925-1927年中国革命夭折的分析。我们曾经热切地等待每一批新报纸的到来。在开普敦也是如此。由此开始，在1930年左右，南非左翼反对派团体开始发展，我也参与其中。在英国也是如此。这些理论材料被送到伦敦的一家左派书店，巴勒姆的同志们看到了这些材料，这使他们与国际托派运动有了联系。
巴勒姆小组
1932年，英国共产党在伦敦南部巴勒姆和托廷的两个支部出现了反对派。某些地方领导人，雷格·格罗夫斯（Reg Groves）、哈利·威克斯（Harry Wicks）、雨果·杜瓦（Hugo Dewar）和亨利·萨拉（Henry Sara），他们是英共的地区委员会成员，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的全国领导层。他们从美国得到了这份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材料，并全心全意地同意其政治立场。他们认识到，托洛茨基的主张是绝对正确的，在德国建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对防止希特勒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与过去的托洛茨基主义同情者以及个别支持者相比，巴勒姆小组代表了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真正开端。他们后来在共产党内提出了德国和统一战线的问题。在他们的发言中，他们还提出了把统一战线的战术，运用到党在英国的反对法西斯斗争中。从1929年到1933年1月希特勒的胜利，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整个运动都集中在这个重要问题上。
对托洛茨基来说，德国是国际形势的关键。德国的斗争是工人运动生存的基本问题。德国工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希特勒上台。这场斗争的失败将意味着欧洲乃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彻底毁灭。托洛茨基指出：「德国现在正经历着这样一个重大的时刻，德国人民的命运，欧洲的命运，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全人类的命运，将在几十年内取决于这个时刻」[7]
面对英国共产党内部的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党的领袖波利特、卡拉卡和杜特自然不会手下留情。他们在共产党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和《工人日报》上撰文谴责德国工人组织和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
「问：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不能联合起来吗？ 难道所有工人组织——共产党、社会党、工会和合作社——不能团结起来，为抵制法西斯主义的逼近做点什么吗？
答：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的团结，但这必须是工人在工厂和街头上的团结，而不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团结，社会民主党不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与这样的政党联合，将成为促成法西斯专政的帮凶。」（《工人日报》，1932年8月13日）
1933年2月11日，《工人日报》指出：「詹姆斯·马克斯顿（James Maxton，独立工党的领袖）把社会民主党领导层说得好像他们代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实际上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持者。他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通过与那些政策是分裂阵线和瓦解工人阶级队伍的人——即社会民主党领导层——进行稳定的坚决的斗争，才能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工人日报》，1933年2月11日）
而在1933年5月4日，也就是希特勒胜选后的三个月，英共领导又说：
「社会民主主义的巨大背叛，在各国工人中引起了诺大的愤慨风暴，以至于第二国际的其他政党甚至拒绝站出来为他们辩护。
但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找到了一个盟友。这个人就是托洛茨基。作为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一个政治幽魂，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他一心想舔法西斯的皮靴，盘算着他可以让人们谈论他，为了从他在政坛上被遗忘后重现人间，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时。」（《工人日报》，1933年5月4日）
对这些忠实地遵循斯大林路线的党内黑手来说，社会民主党人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主要机构。斯大林主义者轻描淡写地说要建立「从下而上」的统一战线，似乎基层可以轻易地脱离它的领导。这种极左的政策导致了灾难。德国斯大林主义者奉行的这种自杀性政策，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的胜利和德国工人阶级的崩溃，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路。
托洛茨基本人密切地关心英国的这些发展，与巴勒姆同志们进行了通信。他一再敦促他们要组织起来，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英国左翼反对派必须开始有系统的工作」，托洛茨基给罗夫斯写道，「你必须建立我们的参谋中心，尽管是一个小规模的中心。你必须建立你的刊物，即使是规模不大的刊物。必须有稳定的、不间断的活动，教育我们的干部，虽然在最初阶段很少。历史的基本力量是对我们有利的。当在英国，比在其他地方，共产主义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征服广大群众的意识时；在同样短的时间内，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左翼反对派的思想，即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也就能登峰造极。」[8]。
1932年8月，英共的巴勒姆支部和托廷支部的大多数同志，因「托洛茨基主义」而被开除。由于被开除出党，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自发组成一个公开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为恢复列宁主义思想而展开运动。他们把自己由十几个人组成的团体称为「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并在5月开始出版一份名为《红旗》（Red Flag）的月报。共产主义同盟的成立，代表着英国建立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一个质的飞跃。他们按照托洛茨基的建议，把自己确立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被开除的派别，并力图使党返回到原来的思想和纲领。
《红旗》一发刊，托洛茨基就在1933年7月22日写了一封信，欢迎这一「适度的前进」，并提出建议，要在学习左翼反对派政策的同时，也要研究英共的政策，以便对他们的队伍进行教育。托洛茨基写道：「在坚持不懈地努力扩大我们在工人中的影响的同时，我们必须同时集中精力对我们自己的队伍进行理论和政治教育」「我们面前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为此，我们需要一流的干部」。
巴勒姆小组被开除出共产党，导致了与党的基层完全隔离。然而，虽然通向共产党工人党员的道路被关闭了，但在其他地方却开辟了革命工作的新机会。世界经济危机和1929-1931年工党政府的经历，在工党基层内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左倾潮流。这反映在作为工党的附属部分的独立工党剧烈的左倾，而这个部分拥有大约10万名主要是工人阶级的支持者。在克莱德赛德选区议员的小组、麦克斯顿、麦戈文（McGovern）和坎贝尔·史蒂文斯（Campbell Stevens）的领导下，他们展开了反对麦克唐纳政府的资本主义政策的斗争。在事件的锤炼下，独立工党的队伍正在酝酿革命情绪，并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他们正处于从改良主义向中派主义方向转变的过程中，并努力从他们的经验中得出革命的结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中派主义意味着介于改良主义和革命之间混乱的思想光谱，这是群众激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
托洛茨基和独立工党
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经验，特别是通过经历那些动摇和改变现有意识的重大事件来学习。渐渐地，这个阶级开始得出革命的结论。但是这个过程不是自动的。群众不可能立即着手制定一个完全成熟的革命方案。首先，当群众进入政治行动时，他们总是通过他们传统的群众组织来表达自己意愿。在英国，这些群众组织就是指工会和工党。而在1932年以前，独立工党是工党的附属部分。
因此，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为在现有的群众组织中形成一个群众性的左翼。这起初将不可避免地具有左派改良主义或中派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参加群众左翼，用革命思想加以灌溉，协助左翼工人得出革命结论。托洛茨基在一篇关于独立工党的文章中非常明白这一点：「在其他国家也要观察到类似的过程。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了一个左翼，它在下一阶段从党内分裂出来，并试图用自己的力量为自己铺设一条革命的道路。」[9]。
在1932年复活节会议上，在麦克唐的公开背叛和国民政府成立后，独立工党作出了脱离工党的决定。争议的问题是工党的议会议事常规和独立工党议员的独立性问题。托洛茨基认为，这个脱离工党的决定是一个错误，分裂的原因不对，使用的方法不对，时机也不对。然而，托洛茨基认识到，这次分裂代表了与改良主义决裂的尝试，并为大规模革命潮流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希特勒胜利后，托洛茨基与独立工党进行了积极的联系 ，目的是要把它拉近到托洛茨基运动中。此时，独立工党的领导人在所谓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向共产党靠拢，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托洛茨基在为独立工党报刊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力图抵制这种有害的影响，敦促该党澄清自己的思想，并倡议倡议加入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为建立一个新的工人国际而进行国际串连。
托洛茨基在11月写道：「独立工党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和方法方面摆脱一切不明确和朦胧，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党，才能把英国的工人运动从（来自斯大林主义的）这种新的危险中拯救出来。」[10]
托洛茨基从独立工党内部的这些发展中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机会，可能使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薄弱力量能够克服自己的孤立状态，与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联系起来。他深知当事态需要时，他需要灵活的策略和大胆的转折。因此，于1933年，托洛茨基首次提出了托派加入独立工党的问题。他的建议大致是：有十万工人在向革命思想发展，因此，同志们有必要积极参加这个群众运动，以便使它具有革命的方向。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应该参加，并努力争取最优秀的份子，即使不是党的大多数，也要争取他们接受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纲领，即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
威克斯、格罗夫斯、杜瓦尔和萨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成立的共产主义同盟。格罗夫斯被认为是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当托洛茨基提议加入独立工党的问题时，联盟中爆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论。这场讨论显示这个组织的领导层十分不灵活，对革命的战术掌握不多。他们只是僵硬地坚持独立党的想法，而不管其规模和现实环境如何。他们否定了托洛茨基的立场，认为他们可以从外部影响独立工党的优秀份子。最后，他们的方法被证明无法把握独立工党内部的机会。
托洛茨基对那些宣称以党的独立为「原则」（不管是一人的小党还是一百万人的群众党）的宗派份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当然应该争取完全的独立，争取最高的同一性。」他在给英国同志的信中说：「但是，在组建过程中，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往往要充当中派甚至改良派政党内的一个派别。因此，布尔什维克在若干年内坚持与孟什维克同党。因此，第三国际只是从第二国际中逐渐形成的。」他还说：「只有当我们把帮助这个党，也就是以帮助这个党内的革命多数派，把它改造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我们的目的时，我们才值得进入独立工党。」[11]
当他们最需要采取灵活的态度时，英国小组的领导层却食古不化，重申所谓的革命党独立原则。在回答托洛茨基时，他们坚持认为，只要举起自己的旗帜，就会在独立工党之外，在共产党之外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几乎持续了一年，因此失去了宝贵的时间。与此同时，这个领域被留给了斯大林派，他们终于意识到了在独立工党内工作的可能性。与这些蛰伏的宗派份子不同，斯大林主义者很快就把人马派进了独立工党，并在党内的革命政策委员会（Revolutionary Policy Committee）周围建立了自己的派别。
因此，领导同志的教条主义态度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他们断然拒绝加入独立工党。「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但它只占其历史内容的10%，其他90%是把原则运用到真正的运动中去；它参加群众组织，特别是向我们求援的青年们。」托洛茨基警告道[12]。最后，经过长期的激烈争论，这个问题导致了组织的分裂。有经验的大多数人僵硬地坚持自己的立场，而少数年轻的、缺乏经验的同志则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建议，加入了独立工党。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国际书记处非但没有谴责少数派，反而敦促这两个集团，一旦他们摆脱了前一段时期困扰集团的派系气氛，看看他们各自能做些什么。那时，格罗夫斯、威克斯、杜瓦和萨拉还是像以前一样活动。他们继续在露天会议上宣扬自己的思想和纲领，呼吁群众加入他们。然而，他们试图从外部影响独立工党的努力毫无结果。他们被工人群众忽视，而工人们此时正开始通过工会运动进入政治活动。
正如我们所料，这些「有原则的」领导人们，先前如此傲慢地拒绝了托洛茨基进入独立工党的建议，随后就非常迅速地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翻筋斗，最后完全以机会主义的方式进入了工党。这是各地极左派的一个规律。他们的机会主义只是他们早期极左态度的反面。很快，他们几乎沉沦得无影无踪。格罗夫斯几乎完全被吸收到工党的环境中去，被选为工党议会候选人，而其他人则埋头于劳动学院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Labour Colleges）和工党事务。他们在早期阶段做出了贡献，但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未来发展中不会发挥重要作用。
以丹齐尔·哈伯（Denzil Harber）和史都华·柯比（Stewart Kirby）为首的少数派同志于1934年3月加入了独立工党。他们显然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斗争。他们已经失去了宝贵的时间。独立工党已经在衰落，并迅速失去成员。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人数上很少——不超过十几个人。由于他们的政治经验不足，而且——必须说——他们的中产阶级背景和心态，他们未能取得托洛茨基认为可能取得的成果。但也并非全盘皆输。尽管困难重重，他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他们的思想对独立工党内和周围的优秀份子产生了影响，他们成功地赢得了一些有才华的人，比如C. L. R. 詹姆斯（C. L. R. James）。詹姆斯来自西印度群岛，他来英国打板球，并决定留在曼彻斯特卫报做板球记者。他在伦敦接触到了这个组织，被赢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阵营内，并加入了他们在独立工党内部的工作。他在1937年写了一本叫《世界革命》（World Revolution）的书，一年后又写了一本更著名的书《黑色雅各布宾》（Black Jacobins），讲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海地奴隶起义。
然而，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演变受到了来自南非的新移民的参与的决定性影响，他们把运动推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因此，在这里有必要说一说托洛茨基主义在南非的起源。
托洛茨基主义在南非
现在人们很难意识到，南非工人运动在战争前的那些黑暗日子里所面临的可怕困难。更加困难的是革命派的工作。承担这种工作需要一种特殊的人，我的朋友和同志拉尔夫·李就是这类人。他在我还只有15岁的时候就把我招进了运动，他一直忠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直到他不幸过早地去世。
拉尔夫在南非和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诞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1922年起就成为南非共产党党员，但在第一次斯大林大清洗中被开除。1929年初，拉尔夫·李通过新成立的美国共产主义同盟派往南非的《美国战斗派》与国际托派运动取得了联系。这是一个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启示，我开始了到现在已经跨越70多年的政治生涯。
当时拉尔夫·李本人还只有二十出头，他还与另一个年轻的托派份子默里·高·珀迪（Murray Gow Purdy）关系密切，而后者又是南非第一个托派份子弗兰克·格拉斯（Frank Glass）的学生。格拉斯是南非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South Africa）的创始人之一。他和他的妻子范妮·克伦纳曼（Fanny Klennerman）在约翰内斯堡的冯-布兰迪斯街开了一家名为「先锋书店」的左翼书店，我就是在这里买到了我的第一本《美国战斗派》。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格拉斯离开南非，到其他地方寻求更大的机会。1930年，他最终抵达中国，在中国托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5岁离开寄宿学校后，我在一家航运公司找了一份追索发票的工作。这让我可以到处旅行，也让我有了自由的时间去读书。我把这些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拉尔夫·李组织了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小组——除了我自己外，还有珀迪、后来成为李的妻子的米莉·卡恩（Millie Kahn）、雷蒙德·雷克（Raymond Lake）、约翰·萨珀斯坦（John Saperstein）、马克斯·巴什（Max Basch），以及我的妹妹泽娜。1934年4月，我们组成了南非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联盟（Bolshevik-Leninist League of South Africa），并与开普敦另一个新成立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建立了联系。[13]
米莉加入了托洛茨基派，起初是受她母亲的影响，她母亲是克伦纳曼的朋友。然而，她的姐姐却加入了共产党，她们多年来互不说话。入团后，她搬到约翰内斯堡和拉尔夫·李一起生活。我家也搬到了约翰内斯堡的克克街，母亲在那里经营杂货店。最后，我离开家，搬到拉尔夫那里去住。在约翰内斯堡的市中心，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开展我们的政治工作。
1934年6月，珀迪成为一个复兴的非洲洗衣工人联盟的组织书记。为了在黑人工人阶级中建立一个基础，我们的小组把全部注意力转向了这项工作。这是旨在恢复黑人工会工作领域的第一个实际举措，斯大林主义者首先把这个领域内的工作搞砸了，然后又放弃了它。[14]
拉尔夫和米莉结婚后，搬进了工会总部旁边的一间小屋，并开始为工会筹集资金。「我们住在工会办公室旁边，」米莉回忆说：「当然，那环境是该死的不舒服，但我们在乎什么呢？ 他们曾经在我们的后院举行工会会议。我们试图以各种方式筹集资金。我记得我们收集瓶子，剪掉瓶口，然后画上画。拉尔夫很擅长艺术。但除此之外，这些活动都没赚到什么钱。」[15]
在几个月内，经过成功的招募活动，工会在8月底举行了一次罢工，结果工会赢得了公司的部分承认。米莉回忆道，当时她和黑人罢工者一起在约翰内斯堡的街道上游行。「我是独自一人，因为其他同志都不在，我相信，我受到了不少人的辱骂，他们在大楼里大喊大叫。但我们仍然不屈不挠。」然而，与雇主的协议被老板们撕毁，一些罢工者遭到逮捕或者遭其他方式迫害。珀迪本人也被关进了监狱。尽管如此，这是一场历史性的斗争，也是南非黑人工人阶级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就算没有达成目的，洗衣工人联盟的斗争还是留下了一个重要的传统。
「更广阔的视野」
在战争之前，南非的黑人工人阶级比今天要小得多。我们工作的可能性确实非常有限。年轻的南非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欧洲寻找社会主义革命的更大可能性，那里有强大的工人阶级和传统。我决定离开南非，去欧洲寻找更广阔的革命工作视野。鉴于英联邦的联系和语言关系，英国是明显的选择。
留下来的人面临着非常困难的时期。当时的书信中都提到了这些可怕的问题。拉尔夫·李写道：「我和米莉住的那栋公寓的管理员，反对『卡菲尔人』（黑人）到我们房间来。我们和我们的邻居们已经失业了很久。他们是台球室的流氓、打杂人、推销员、出租车司机和开凤楼的女郎。因此我们决定打包再度搬家。」[16]
珀迪是个冒险家，而且有些不稳定，他与拉尔夫·李多次发生冲突。「我们的私人关系现在紧张到了极点」李写道：「他在小组会议上公然向我发火的方式令人啼笑皆非，我们几乎不能交换一句文明的话，更不用说讨论任何问题了」[17]。更火上加油的是，珀迪在托派的「法国转向」议题上大做文章，徒增一个孤立的小团体的内部困难。5月，李写道：「此时此刻，我对国际和南非工人党的眼前前景感到相当绝望。我们当务之急是寻找与工人群众的联系。」[18]然而6月，李给南非工人党书记保罗·科斯顿（Paul Koston）写道：「党务在这里简直是一团糟。」[19]最终，珀迪被开除会籍，小组进行了重组。
1936-1937年间，拉尔夫·李担任南非工人党，也就是国际托派南非支部的总书记。作为斯大林主义者所称的「约翰内斯堡的主要托洛茨基捍卫者」，该组织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转向黑人工人阶级，使他们与一些金属工人结成了紧密的联盟，他们开始提出一些激进的要求。1937年2月，该组织为这些工人提供了宝贵的支持，这些工人为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条件进行了罢工。十天后，在斯大林主义者的默许下，罢工被打破，16名罢工者被捕。李和另一位同志马克斯·萨皮尔（Max Sapire）缴纳了罚款，但罢工已经走向失败。
同志们为罢工提供了巨大的财政和精神支持。拉尔夫·李「孜孜不倦地执行了许多任务，与其他组织接触，筹集资金，甚至为此变卖了自己为数不多的财产。」黑人工人们也能作证他们从「希顿、弗里斯利希（Frieslich）、卡恩等同志」得到支持。[20]
珀迪产生了极端的极左倾向，他去了阿比西尼亚，然后又去了印度，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叫托洛茨基主义工人党（Trotskyist Mazdoor Party）的政党。在政治上糊里胡涂的珀迪发展了一种错误的理论，认为印度的贱民阶层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但他却全面参与了从英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46年初因参与自命为「革命征收」的抢劫行动而被判处10年监禁。1947年独立后提前获释时，他被驱逐出境。同年随后，他出席了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还到伦敦拜访了我。但由于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的失望，他后来退出了运动。
伊恩·亨特（Ian Hunter）写道：「在洗衣工人罢工后不久，小组中最年轻的两名成员离开约翰内斯堡，开始前往欧洲的世界行动中心。他们是巴什和格兰特。当时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的团体已经相互联系了一段时间，格兰特和巴什在等待合适的船只时，得以在开普敦托派中停留。格兰特趁机在城堡街邮局外的列宁俱乐部的一次露天街头会议上发表了他的第一次公开演说，叙述了洗衣店罢工事件，这次会议由查理·范·格尔德伦（Charlie Van Gelderen）主持。」[21]不幸的是，在我的记忆中，那次演说我讲得不太理想。
我和弗罗斯特（巴什）一起，乘坐一艘德国人拥有的客轮，花了大约六个星期的时间到达欧洲，在西非沿海的许多港口停靠。我记得有一次在拉各斯停靠，我们在那里下船喝咖啡。我们跟着其他乘客，最后在一个小咖啡馆里，当其他南非白人坐下来时，我们笑得很开心。因为习惯了「白人专用」地方的南非白人们，被故意坐在他们旁边黑人吓坏了。「死黑鬼！」他们嘀咕着，却无能为力。当时我们被对这些场景逗得非常开心！
经过漫长的旅程，我们的船到达了法国的最终目的地。我们乘火车到巴黎，与几个月前采取「法国转向」的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会面，他们按照托洛茨基的建议，刚刚加入法国社会党。其中，我们见到了托洛茨基的儿子列昂·谢多夫，他是国际书记处的成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工作的协调人，他后来在医院里被斯大林的特务杀害。我们还见到了珍妮·马丁（Jeanne Martin）、后来在西班牙被谋杀的埃尔温·沃尔夫（Erwin Wolff），以及弗朗克（Pierre Frank）、雷蒙德·莫利尼耶（Raymond Molinier）和埃尔温·鲍尔（Erwin Bauer）。鲍尔反对「法国转向」策略，并在寻找盟友，他很想和我们谈谈。莫利尼耶和弗朗克在与法国托派集团决裂后，在托洛茨基的坚持下，一年内被国际组织开除。
弗罗斯特回忆道：「我是1934年秋天和泰德一起穿越到英国的。12月到达英国。我们从南非出发，乘坐的是一艘德国人所拥有的船，鉴于希特勒刚刚上台，同志们当时认为这有点冒险，但我们安全地在法国靠岸，经过8个小时的夜间火车旅行，来到了巴黎。在离开南非之前，我们已经得到了如何与那里的同志取得联系的细节。我们要沿着一条著名的林荫道（我想是蒙帕纳斯）走到某家咖啡馆对面，大约一个小时后，有人出来联系。托派份子经常在那里的咖啡馆开会，不久我们就遇到了谢多夫、他的妻子马丁、沃尔夫、弗朗克、鲍尔和莫利尼耶。」[22]。
托洛茨基此时正住在法国，我们显然很想见到他，但我们很快就失望了。当时法国内的政治局势非常不稳定。2月，法西斯主义者企图推翻政府，斯大林主义者对托洛茨基不断发动讨伐运动。有鉴于他家周围戒备森严，托洛茨基被完全隔离在格勒诺布尔附近的山村多姆内。在这种情况下，两位来自南非的陌生年轻同志不可能被允许去看望他。
不过，谢多夫仍然与我们讨论了一些事情，包括「法国转向」以及法国和英国的局势。我的印象是，他对英国事情的进展情况并不十分满意，特别是对最近才开始在独立工党内工作的小组领导层不满意。我后来的经历让我明白谢多夫的不满。
马克思主义小组
弗罗斯特和我本人于1934年底到达伦敦，并在国王十字街找到了一个住处。这时，伦敦和其他地方的一些人也被赢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我们一直与英国同志保持着通信，并收到了他们早期的报刊《红旗》的复印件。我们直接加入了这个团体，最后加入了独立工党的霍尔本支部。我立即着手在独立工党的会议上为这个小组讲述「南非的劳工运动」，主要是整理最近约翰内斯堡洗衣工人罢工的教训。
这时，在独立工党内部，革命政策委员会的支持者已经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反对派来从左方反对既有的党领导层。他们企图把独立工党拉向斯大林主义的方向。虽然这个团体对「第三时期」的极左主义有一些批评，但他们倾向于布哈林和共产主义右派反对派的立场。他们的领军人物C.K.卡伦博士（CK Cullen）和杰克·盖斯特（Jack Gaster），努力影响独立工党走向与共产党合并。如今，共产国际的右派反对派，即布哈林-布兰德勒-洛夫斯通的支持者，即使在左派中也完全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他们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国际上作为一种政治潮流已经完全消失了。不过，当时他们在苏联、瑞典和德国都有相当大的势力。他们甚至曾经拥有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多数支持。然而，正如托洛茨基所预言的那样，由于他们没有基本的原则和明确的纲领，他们注定要瓦解和消失。右派反对派只准备在共产国际的极左曲折路线上挑战斯大林主义者，但却倾向于为斯大林在苏联内部的官僚政策和政权开脱。他们与斯大林主义者携手，参与了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攻击，除了党本身的领导层之外，他们是我们在独立工党中的主要对手。
与右派反对派相反，托洛茨基自1929年被逐出苏联后，就在国际上努力建立列宁主义派别。托洛茨基派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改革共产国际，想让共产国际重新走上列宁主义的道路，以及在苏联重新实行工人民主。托洛茨基直到1933年和希特勒胜选前都在捍卫这一观点。希特勒的胜利构成了托洛茨基的历史性转折点。德国的挫败主要是由斯大林主义者的极左政策造成的，但它完全没有在共产国际的队伍中激起任何反对和批评，这意味着共产国际已经名存实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宣布他们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在希特勒之后」他们说：「就轮到我们上台了！」斯大林主义者的行动堪比1914年社会民主党人的背叛。托洛茨基得出结论：改革共产国际的方向已经站不住脚了，必须建立新的革命政党，准备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在德国共产国际可耻的投降之后」托洛茨基指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毫不犹豫地宣布：第三国际已经死亡！」[23]。
此时，独立工党领导层忠于自己的中派立场，希望保持其对所谓的「伦敦局」（London Bureau）之间的「独立」隶属关系。伦敦局是一个中派组织的国际机构（即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心，International Revolutionary Marxist Centre）。独立工党领导人最初向共产党靠拢，现在为了保持他们的「独立性」而后撤，他们的意思是独立工党领导层有权控制自己的内部事务，他们希望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包括来自莫斯科的干涉——处理这些事务。到1934年的复活节会议时，独立工党已经切断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这对斯大林主义者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它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打开了一扇机会之窗，使他们有力地提出了支持第四国际的问题。
然而，独立工党决心保持他们惯常的中派主义立场，即在两个「极端」之间走所谓的中间道路——也就是在中派主义的沼泽中越陷越深。用布罗克韦（Brockway）的话说：「独立工党在许多方向上进行了实验，一会儿向共产国际靠拢，一会儿又向托洛茨基的立场靠拢。」两年多来，托洛茨基与独立工党的领导人进行了积极的书信往来，希望能使他们中的佼佼者脱离中派主义，为发展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开辟道路。然而，独立工党领导层选择无视托洛茨基的论点，将独立工党带入了政治和组织上的死路。
在这一时期，缺乏经验的托洛茨基主义势力竭力想影响独立工党的基层。然而，由于他们缺乏权威，也不了解如何工作，这些年轻同志很难取得重大进展。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该组织还是在独立工党内站稳了脚跟。这是一个开始，但独立工党内的机会已经正在迅速消失。
独立工党的破产
德国的事件在英国犹如晴天霹雳。整个劳工和工会运动处于情绪发酵状态。在希特勒胜利后召开的工会联盟会议上，参与者对德国情势一片哗然。德国的劳工运动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运动之一，但希特勒却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斗争就被允许上台。德国工会甚至没有成功组织一次总罢工。这怎么解释呢？瓦尔特·西特林（Walter Citrine）在讲台上答辩说：「如果我们的德国同志进行了战斗，那就意味着内战的爆发。」他试图用内战的威胁、血流成河的街道的景象等等来吓唬代表们。
实际上，德国工人如果能打起来——即使他们被打败了（这一点也不是注定的）——比不战而降要好得多，这就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其后果就是让工人完全丧失士气。这解释了为什么德国是欧洲大陆上唯一一个没有组织起来的反对纳粹的的国家。工人们被领袖们的投降击垮了，士气低落了。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一罪行也没有像西特林和其他人虚伪地坚持的那样，避免流血。恰恰相反，希特勒的胜利导致了最可怕的流血事件。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工会会员和犹太人最终被关进了集中营，几年之内，世界陷入了一场大战，5500万人失去了生命。改良主义的「实事求是」政策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如此！
1934年、1935年和1936年，由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爵士领导的英国法西斯主义联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开始发动进攻，他们得到了来自大企业的大量资金，并受到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法西斯主义胜利的鼓舞。莫斯利的「黑衫」暴徒进军工人阶级和犹太人区，在警察不干预的情况下挑衅和殴打人民。在1934年6月的奥林匹亚和1936年3月的阿尔伯特音乐厅，他们暴力攻击反对者甚至和平的嘲笑者。警察非但不对付法西斯恶霸，反而用警棍攻击反法西斯示威者。
英国工人被希特勒的胜利所激发，准备为捍卫他们的组织而斗争。我们为建立工人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而展开了一场充满活力的运动。与来自共产党、工党、独立工党和工会的工人一起，托洛茨基主义者，包括我在内，参加了著名的凯布尔街战役。在那里，莫斯利的黑衫军被工运的组织力量所对抗，并被彻底击溃。10万人在街上筑起了路障以阻止7000名法 西斯份子的游行。那是一场真正的战斗，货车被掀翻了，街道上散落着碎玻璃以防止骑警的冲锋。最后，黑衫军被实际阻止了进入伦敦东区的游行。这是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主张的统一战线战术的一个巨大胜利。
1935年10月，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部队进军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挑起了两国之间的战争。对这场战争的态度问题立即变得十分重要。托洛茨基毫不犹豫地对阿比西尼亚人民反对法西斯意大利和帝国主义的殖民斗争给予了批判性的支持。托洛茨基指出，墨索里尼的失败，也将构成对墨索里尼的巨大打击，有助于破坏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起初，独立工党所采取的立场总体上是积极的，这实际上是支持工人对意大利的制裁，而不是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的经济制裁。但是，托洛茨基抨击了独立工党议会如麦戈文等领导人的软弱立场，这些人想用和平主义的假像来掩盖自己的破产。最后，独立工党紧随其议会党团之后，采取了中立的立场，实际上声称这是「敌对独裁者之间」的冲突。
在1935年大选前夕，马克思主义小组内部就支持哪位工党候选人的问题发生了争论。确切地说，并不是分裂，而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巨大的争论，使干预选举的工作趋于瘫痪。一批同志采取了独立工党领导层的立场，他们只想支持那些反对国联制裁的候选人。他们把这一点说成是经济制裁会导致军事制裁，然后导致战争。实际上，独立工党领导层把这些反对制裁的候选人描绘成左翼候选人。「我们怎么能支持那些支持可能导致帝国主义战争的经济制裁的候选人呢？」他们说。所以他们最终放弃了阶级立场，支持独立工党领导人的胡涂立场。
托洛茨基介入讨论，反对这一立场。对托洛茨基来说，赞成还是反对制裁并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他坚持认为，在独立工党不参加竞选的席位上，独立工党必须支持工党候选人，无论他们是否支持制裁。这是一个支持工人政党反对资产阶级党的阶级问题。「此外」托洛茨基说：「伦敦分部只对反制裁主义者给予批判性支持的政策，将意味着像莫里森和庞森比（Ponsonby）这样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或者甚至克里普斯（Cripps）这样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其实，他们的区别只是宣传上的。克里普斯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的二等支持者」[24]。
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工党赢得选举，以便使工党领导人上台，从而使他们的改良主义政策得到检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提出问题的方式，非常清楚、清醒、谨慎，但同时又为运动提出了大胆的理论观点。
到了1935年，工党已经从1931年失败的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而独立工党则由于其中派主义政治开始瓦解，失去了积极的成员。对于一个潜在的革命趋势来说，中派主义是最致命的立场。它是一个在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改良主义和革命之间寻求中间道路的中途站。一开始，独立工党对共产党垂涎三尺，这使它有了革命的光环。在这样做的时候，它没有把注意力转向群众组织——工党和工会。托洛茨基说，独立工党即使有十万党员，与工党相比也是一个很小的组织。
托洛茨基建议独立工党首先要自己明确的思想，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其次要面向改良派群众组织——工会和工党中的工人，第三点则是要参加新的第四国际的运动。托洛茨基敦促他们果断地背弃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已经放弃了旧的「第三时期」的极左主义，但现在却倾向于机会主义，正如人民阵线理论所表现的那样。这对向左发展的工人来说是一种严重的危险。相反，他建议他们转向工党。他认为，工党的基础是工会，而工会是由千百万工人组成的。他认为，独立工党领导人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问题上，过早地脱离了工党。
托洛茨基写道：「独立工党从工党分裂出来，主要是为了它的议会党团的利益。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讨论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分裂是否正确，以及独立工党是否从中获得了预期的好处。我们不这么认为。但事实仍然是，对英国的每一个革命组织来说，它对群众和阶级的态度，几乎与它对工党的态度是一致的。」[25]
托洛茨基认为他们的政策混乱，以及他们的和平主义路线和他们没有面向工党，尖锐地批评了独立工党的领导人。托洛茨基给独立工党写了很多信，解释这些问题，敦促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但这一忠告却被当成了耳边风。独立工党的领导人根本不理会托洛茨基的建议。他们质疑：「托洛茨基远在挪威——奥斯陆的制高点上，对英国的真正立场了解多少？」 他们赞赏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观点——他们利用这些观点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但完全忽视了他对中派主义的革命批评。
虽然在分裂的时候，独立工党可能得到了大约10万工人的支持，但他们很快就陷入了无能为力的境地。广大工人群众看不出独立工党的混乱中派主义思想与兰斯伯里（Lansbury）和艾德礼（Attlee）所主张的左派改良主义政策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后者的话开始说得很「左派」。在有两个在纲领和政策上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改良派政党，工人总是倾向于支持两者中较大的那个。
独立工党领导人的错误政策和方向，最终导致其成员和支持率急剧下降。从一个有可能成为一个群众运动的大型组织，独立工党萎缩了一介边缘残部。成千上万的独立工党党员渐渐失去了活动能力，完全退出了运动。独立工党最后剩下的只是一个空壳——以及独立工党建立起来的巨大财产。他们拥有一个庞大的组织机器。在全国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区，都有独立工党的办公室和大楼。但这就是全部独立工党一开始有那么大的发展群众革命党的潜力，但由于其错误的政策和宗派主义的做法，浪费了这一切。几十万有革命思想的工人的希望落空了。在显著的时空内，工党恢复了，并开始向左发展。
早在1935年4月，我们对我们在独立工党中的工作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小组的运作越来越怀疑。在与英国同志密切合作了几个月之后，我们对领导层和小组的运作方式越来越不满意。1935年4月，斯图尔特·柯比（Stuart Kirby）、哈伯、弗罗斯特、我个人和其他几个人，联名直接致信给谢多夫的所在的巴黎国际书记处（国际书记处），对英国集团内部的情况进行了激烈的抱怨：
信中解释说：「自1934年年会以来，独立工党的成员和影响力持续下降。一年前，独立工党中当时的秘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支部只有不到30名成员，几乎都是积极份子。这些人都在伦敦，在1934年冬季分区会议上，约有十个支部支持我们的路线（顺带一提，这次会议是在1月份召开的，当时旧共产主义同盟少数派的大部分同志还没有入党，也没有组织起这个支部）。而在去年复活节召开的1934年年会中，有20个支部对独立工党加入第四国际的问题投下支持票。一年后，支持加入第四国际的票数少到没有人统计的地步。」
关于在独立工党中所取得的实际成果，信中说：「自从旧共产主义同盟的少数派加入独立工党以来，没有一个党员在伦敦分部中接受我们的立场，我们的所有支持都来自新党员（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他们加入独立工党之前就已经认同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或者来自在我们加入之前已经多或少被旧共产主义同盟进行的宣传说服接受了我们的立场的旧独立工党人。」（黑体字为原文所强调）。
接着，信中转而谈到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内部情况。
「关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小组的内部立场，今天的情况比一年前要糟糕得多。」我们观察到，小组本身内部的中派主义倾向危险地增长。有一种「做独立工党工作的癖好，以及对独立工党领导和章程的『忠诚』。」譬如，「最近有两位南非同志在与马克思主义小组委员会成员玛格丽特·约翰斯（Margaret Johns）同志私下讨论时说，他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发现工青团（工党的青年组织）比独立工党更适合我们工作。在独立工党霍尔本支部（约翰斯同志和南非同志都是该支部的成员）的下一次会议上，约翰斯同志在南非同志缺席的情况下，指责他们对独立工党不忠诚，因为他们认为工青团是一个比独立工党更好的组织，并以此为由提出了把他们从支部和党内开除的动议（原文如此！）。我们的某些同志设法使这件事推迟了一段时间，以便使相关同志有机会为自己辩护。」
信中提到的两个南非人就是弗罗斯特和我。我们到英国还不到六个月，就遇到了马克思主义小组领导层的粗暴的机会主义，他们已经适应了独立工党的官僚体系。信中继续指责该集团的领导层建立了「一个可能有六、七个人的小集团，他们设计指导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政策，并与国际书记处保持关系。」信中进一步告知国际书记处，独立工党内部的情况非常糟糕，柯比和哈伯离开了独立工党，进入了工党，在工党建立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他们单独离开了独立工党，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能再在那里工作了，现在正在新的环境中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原则而工作。」而英国集团的领导却认为这种个人辞职是一次「战术上的错误」。
这封信一定影响了国际书记处对英国局势的看法，特别是该集团领导层的夸大其词。毫无疑问，这样的信件会被传递给托洛茨基，他当时正密切关注着独立工党内部的情况。这封信肯定会影响到他对独立工党的评价和转向工党的问题。事实上，在1935年底，托洛茨基对独立工党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呼吁英国的组织对工党进行新的定位。
托洛茨基与工党
托洛茨基在分析英国的运动时，不仅表现出对群众运动的深刻理解，而且表现出对群众运动及其发展的敏感性。最重要的是，他热衷于教育托洛茨基主义的年轻力量反对宗派主义和极左主义。托洛茨基得出的结论是，独立工党的经验必须画上句号。独立工党这样的边缘势力内已经没有什么工作可做的了。在工党内部，特别是工青团内部，显然有更有利的机会开放。托洛茨基建议道「由于独立工党的青年似乎很少，而且很分散，而工青团是群众性的青年组织，所以我想说：『不只要在工党内建小组——应该要设法全体打入』，」「英国支部将从工青团的三万名青年工人中招收第一批干部。」[26]这是我们运动史上第一次提出打入一个改良派组织，而不只是一个中派组织的案例。
托洛茨基写信给我们在独立工党内的同志，敦促他们向工党作出必要的转向。他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准备推动独立工党加入工党。如果独立工党拒绝重新加入工党，甚至拒绝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就应该号召所有革命家和我们一起离开，加入工党内部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解释，作为一支革命力量，独立工党注定要失败，我们需要得出所有必要的结论。独立工党现在不能发挥他们曾经希望发挥的作用，现在必须把所有的革命力量都纳入工党。最重要的是，在托洛茨基看来，英国托洛茨基主义未来的主要力量将从工青团内产生。
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点上，运动往往会出现分裂。1933年发生的事情会在1936年再次重演。托洛茨基提出了这个加入工党的问题，但独立工党内的大多数同志，包括领导层都反对转向，不准备听从他的建议。他们实际上已经适应了独立工党内部的生活。他们又决心紧紧抓住尸体，坚持认为黑就是白，独立工党提供了唯一的出路。对他们来说，在独立工党内工作是一个「原则问题」，而实际上，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这是一个战术问题。
托洛茨基写道：
「一个革命家光有正确的思想是不够的。我们不要忘记，正确的思想已经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奠定了。但这并没有阻止错误思想的传播。革命党的任务是把正确的思想与群众性的劳工运动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思想才能成为一种动力。」
「总结一下：《古兰经》说，山找到先知。但马克思主义者却是要劝先知上山。」
[27]
哈伯在1935年初就已经加入工党，成立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我自己也加入了工党，当时是走托洛茨基的路线。C. L. R. 詹姆斯、阿瑟·库柏（Arthur Cooper）和其他作为独立工党派别领导的同志完全拒绝进入他们认为是改良主义沼泽地的工党。由于我与这两个集团都有联系，我与詹姆斯进行了讨论，但他已经产生了其他想法。詹姆斯和库柏幻想他们能够影响独立工党领袖布罗克韦，在独立工党内部建立一个大型运动。他们没有认识到，多年的中派主义已经在党内产生了一定的殭化。对于中派的独立工党领导人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有机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观点甚至影响到了独立工党的基层。因此，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影响独立工党基层的最好办法就是进入工党，在那里建立革命趋势。他们必须用行动来表明可以做到什么，以及这种运动需要的发展方式。托洛茨基在1936年夏天写道：「我认为我们的同志绝对有必要公开与独立工党决裂，转入工党，在那里，特别是青年的经验表明，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28]「最重要的是进到工党里面」，托洛茨基急不可耐地敦促道。[29]
托洛茨基的论点在马克思主义集团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危机，导致了一场分裂。在一段时间内，越来越多的少数派流向了工党，开始了建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集团」的任务。不幸的是，宝贵的时间又一次被浪费了。托洛茨基对这种浪费时间的行为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在西班牙，我们的支部正在执行极度错误的政治路线，刚刚对第四国际产生兴趣的青年，却被交给了斯大林主义者了。而在英国，我们的人迟迟不肯参与工党，所以斯大林主义者得以成了工党青年中最重要的力量，而我们却排在第二位。」[30]宁和西班牙托派以「独立」的名义拒绝进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决定，直接导致了西班牙革命的失败。「那些自称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小伙子们」托洛茨基写道：「允许事态变成这样的人，应该说是造成这种结局的人，应该要永远被污名化，被打为反对革命的罪犯。」[31]
在英国，工党内部的新团体开始出版一份名为《青年斗士》（Youth Militant）的月刊，对象是工党青年联盟的成员。已经在工党内活动的是威克斯和杜瓦的马克思主义联盟。他们是在机会主义的基础上加入的。讽刺的是，这似乎是一种社会规律。那些持极左态度的人往往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由于他们不具备平衡的态度，不具备对群众组织内部发生的过程的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解，所以他们在每个阶段都会碰壁，从极左主义跳到机会主义，反复往来。
革命家应该如何在群众组织内工作的问题，托洛茨基曾多次处理过，而且不仅是就英国而言。正如杜瓦尔是在机会主义的基础上加入工党一样，法国的纳维尔（Naville）也是在托洛茨基首次提出社会党时，就以「不该投降」的名义反对加入社会党。两人一开始都在「原则」上激烈地反对打入主义，后来又折腾到另一个极端。托洛茨基苦口婆心地评论道：
「他（纳维尔）把入党称为『投降』，因为基本上他被同强大的当官僚机器进行凶猛战斗的前景吓坏了。反之，在一个密封的罐子里捍卫『顽固的』原则要容易得多。后来，纳维尔进入了社会党。但他放弃了组织的旗帜、纲领。他不希望超过社会党内的左翼。他已经提出了与左翼共同的动议，是混乱的机会主义动议，充满了所谓中派主义的口头禅。」
[32]
C. L. R. 詹姆斯是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因独自开办《搏击报》（Fight）而被开除出独立工党，他在没有任何实际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现了独立党的「原则」。像之前和之后的许多人一样，他迷上了这个所谓的原则。于是，詹姆斯和库柏一起，把他的支持者组织成了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集团，该集团继续出版《搏击报》。詹姆斯与威克斯走得更近，威克斯协助他撰写了著名的《世界革命》一书。1938年初，他们把这两个正在瓦解的团体融合起来，产生了革命社会主义联盟（Revolutionary Socialist League）。自然可以预见，这种合并的成果将被证明是完全乏善可陈的。
托洛茨基后来对詹姆斯的《世界革命》一书的评价总体上是好的，但随后又指出，它的主要缺点是缺乏辩证的，是一种武断的、形式主义的历史方法。在对待战术和建党的态度上，不仅在C. L. R. 詹姆斯身上，而且在所有其他拒绝托洛茨基关于工党的建议的人身上，都可以看到同样的不辩证的形式主义。他们都有同样的缺陷——把持着形式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1937年底，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集团成立了「战斗工联」（Militant Labour League），作为其在工党内部工作的前沿组织。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这时已经以他们的报纸名称为名，改称「战斗小组」（Militant Group）。战斗工联本来是一个左翼但不完全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目的是在工党内部组织左派。但事实证明，它徒然是一纸空文。我们在工党中的立场与外部组织和内部组织的矛盾立场相混淆。这势必会导致摩擦，因为战斗工联这个开放组织的所有成员都意识到，所有的决定都是由内部组织作出的。这也意味着组织部门的重复，因为战斗工联十分之九的成员也是战斗小组的成员。战斗工联内只有极小的外围人员还不是成员。事实证明，整个前沿组织是一个额外的负担，没有带来任何成果。
因此，这个死气沉沉的战斗工联，注定不会发挥任何实际作用。它虽然吸引到一两个寻找平台的中派，还有左派改良派，但它没有实际意义。另一方面，战斗小组已经赢得了马克思主义小组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他们成功地在工党内部发展起来，并在伦敦、利兹、利物浦和格拉斯哥赢得了一层支持者。这其中还包括斯塔基·杰克逊（Starkey Jackson）和乔克·哈斯顿（Jock 哈斯顿）。杰克逊是个很能干的人，14岁时就加入了工青团，由于在总罢工期间的活动，他失去了工作，同年被选为第一届驻苏联青年代表团成员。随后，他加入了共青团，但很快对斯大林主义失望，加入了托派。他迅速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和书记。战争期间，入伍海军的他战死沙场。哈斯顿是一名前海员，他一直在四处寻找革命趋势组织。他是一个对共产党失望的党员，最后他和一群从我们在海德公园的活动中赢得的其他人一起加入了我们的战斗组织。在利物浦也有优秀的新同志加入我们，如格蒂（Gertie）和吉米·迪恩（Jimmy Deane）。
迪恩家族有着悠久而自豪的革命历史。格蒂的父亲曾是英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旧社会民主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的成员，是利物浦工党的第一位市议员。爱尔兰革命工会领袖吉姆·拉金（Jim Larkin）是他们家的世交，经常到迪恩家做客。格蒂还认识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海德曼（Hyndman）和哈里·奎尔奇（Harry Quelch）。她曾积极地为妇女争取投票权，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她的儿子吉米，她被托洛茨基主义所说服，并一直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家，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的其他儿子阿瑟和布莱恩也成为了后来工人国际联盟和英国革命共产党的成员。吉米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人，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典范，可惜现在他的健康情况很差，但他至今仍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工人，特别是对青年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对所有曾经认识他和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他善于鼓舞人心。
关于在工党内的工作，托洛茨基拒绝加入左派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联盟的想法，该联盟是在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领导下留在工党内的独立工党的残余。托洛茨基认为它是一个主要由中产阶级份子组成的团体。他认为，我们应该背弃社会主义联盟，把大部分工作集中在工党内的其他可能性上，特别是工青团。在这次讨论过程中，托洛茨基作了一个了不起的预言，即当时大谈革命、废除君主制等等的左派改良派的佼佼者克里普斯，将不可避免地背叛运动，最终走向右翼。情况后来也是如此。克里普斯被封为爵士，成为战后工党政府中最狂热的右翼大臣之一。
这不是偶然的。托洛茨基解释说，改良主义的内在特征是必然背叛工人阶级。因此，对工党的领导，不管「左派」还是右派抱有任何信心，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托洛茨基说，事实上，运动的真正危险更多的时候是来自左翼而不是右翼，因为他们会播下更大的幻想。然而，这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居心叵测或诚意不够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改良主义的右派和左派都接受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左派要的是更善良、更人性化的资本主义，要的是社会改良和阶级和平。他们不明白，如果你接受资本主义，那么你也必须接受资本主义的规律。最后，这一定意味着攻击工人阶级的工资、工作和条件。正如《圣经》所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玛门。
不用说，在我们保持完全独立于左派改良主义者领导的同时，我们与他们的争论决不是以宗派主义者的疯狂方式提出的，宗派们认为歇斯底里和谩骂是辩论的良好替代品。我们对改良派领袖的批评是为了说服真诚的改良派工人，而且总是以友好的方式提出来的。我们不在原则问题上对改良主义作出让步。我们总是根据事实、数字和合理的论据，对他们的政策提出尖锐而深刻的批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遵循托洛茨基的建议。他曾说：「最大的耐心，平静的、友好的语气，是不可缺少的」[33]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改良派工人的注意，把他们争取到一连贯的革命立场上。
帕丁顿集团
1937年7月，拉尔夫·李和他的妻子米莉、希顿·李（与拉尔夫没有血缘关系）和迪克·弗里斯利希（Dick Frieslich）等南非托派运动的成员移民到英国。拉尔夫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作家、演说家、和组织者。他曾和米莉一起是约翰内斯堡小组的推动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是使我在南非加入马克思主义队伍的同志。他当然读过很多书，但在理论上也许并不像他本来可以做到的那样发达。但他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有很大的能力。他在去英国之前，一直是南非工人党的总书记，即南非所有托派的联合党。当他和米莉在南非的时候，我一直和他保持通信，我们深入讨论了运动的所有关键问题。拉尔夫是我挚友，他和米莉一到伦敦就找我们。我已经离开了我在国王十字街的住处，现在和帕丁顿的哈斯顿合住，所以把他介绍给新来的同志们。
拉尔夫想亲眼看看英国内部的不同托派团体。当然，我劝他加入我们在工党内的团体，但拉尔夫犹豫了一下，想亲自去看看。他不轻信把我和哈斯顿告诉他的话，而哈斯顿也与拉尔夫和米莉讨论过。首先，拉尔夫想和詹姆斯以及他的小组里所有的人讨论。他甚至和格罗夫斯讨论过。显然，格罗夫斯告诉他：「不要再发表任何材料了。已经有太多的材料被发表了… 你似乎想做的就是使用印刷机，转动它的手柄。但是（我认为）你应该用我们已经制作出来的宣传材料」。
这是格罗夫斯典型的那种过激的言论，他一直不愿意发表托洛茨基的材料。格罗夫斯的组织已经消失了，他也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点势力。当时，格罗夫斯、威克斯和詹姆斯被认为是「三个没有军队的小将军」。他们的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以及他们不灵活的做法，对于这些曾努力与家乡约翰内斯堡的黑人工人阶级建立联系的南非同志来说，不可能有任何吸引力。于是，拉尔夫和米莉以及其他从南非来的同志很快就加入了战斗小组，我们的政治工作也就集中在伦敦的帕丁顿地区。
人民阵线主义
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人现在已经放弃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旧政策。然而，他们的「新」反法西斯政策是彻底的机会主义，尽管普通共产党工人显然是真诚地希望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起初，斯大林主义者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口号，而当托洛茨基敦促他们在德国实施统一战线时，他们曾轻率地拒绝了这个口号。然而，他们的「统一战线」版本与列宁的统一战线政策毫无共同之处。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坚持把所有的人都包括进来：和平主义者、牧师、主教、自由派，甚至「进步的保守党人」。他们试图装出一副可敬的「爱国」形象。在示威时，他们举着英国国旗。有几次，我们看到了可笑的场面，莫斯利的法西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在对立的示威中互相对峙，双方都挥舞着英国国旗——而且双方都高唱着「天佑国王」！换句话说，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完全放弃了阶级立场，成为阶级合作主义政策最狂热的拥护者。
这符合斯大林的政策，大约在1935年以后，斯大林的政策是安抚「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据说是作为保卫苏联和反对希特勒的一种手段。在某一阶段，他们甚至把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也纳入了这个所谓的反希特勒联盟。显然，这是一个「好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反对「坏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案例。当斯大林主义者在推行「人民阵线」时，他们曾经唱过一首歌（我想是叫「统一战线歌」），歌词是这样的：
然后左，二，三。
然后左，二，三。
朝向我们必须做的工作。
向工人统一战线进军，
因为你也是一个工人。
对此，我们曾经回答：
然后一，二，一。
然后一，二，一。
有一个地方，公爵夫人，您也能去！
向资产阶级统一战线进军。
因为我们也是资产阶级！ |
然而，他们的机会主义并没有让他们得到什么好处。以前曾谴责工党是「法西斯主义者」的斯大林主义者，现在企图与工党联合起来，但被回绝。工党领袖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在英共的极左时期一直是后者攻击的目标，如今却使英共受到了无情的嘲讽。工党会议在莫里森轻松主导下，以2,116,000票对331,000票的结果否决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提案。
他们的机会主义政策甚至对直到那时还在与斯大林主义调情的独立工党来说也太过分了。正如科尔所回忆的那样：「按照莫斯科的新政策，即与所有名义上的民主党派紧密结盟，并把可能与他们主张冲突的纲领抛在一边，共产党人比独立工党人更热衷于与自由党人合作。」[34]在西班牙内战时，两者之间的对立变得特别尖锐，当时斯大林的格别乌（格别乌，GPU）正在谋杀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独立工党在西班牙的姊妹党——的成员。此时，斯大林主义者甚至开始称独立工党的可怜的老中派们为「托洛茨基主义者」。
从1935年开始，斯大林就准备对党内所有潜在的反对派采取行动。随着斯大林派在莫斯科的重要官僚基洛夫（被斯大林）谋杀，长达三年多的臭名昭著的大清洗审判被启动，这场大清洗随后将杀害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这些老布尔什维克面对着协助反革命，甚至企图谋害列宁的可怕指控。这一切据说是由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塞多夫领导的国外恐怖中心组织的。不仅是党的领导人，而且数百万被怀疑是托派的人都在斯大林的格别乌的监狱和劳改营中惨受酷刑和谋杀。通过这些可怕的审判，斯大林官僚机构巩固了他们对已经名存实亡的列宁主义式政党的控制权。
1936年，斯大林开始对老布尔什维克进行清洗，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进行了审判。在示众审判中，被告「承认了」策划谋杀基洛夫，并与托洛茨基和希特勒密谋推翻斯大林，在苏联进行资本主义反革命。政府的检察官维辛斯基（Vishinsky），同时也是前孟什维克并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要求对两个曾是列宁多年亲密同事的人判处死刑。在正式的法庭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维辛斯基的狂言：「（你们这些）可鄙的、低贱的、恶心的、龌龊的杀人无赖，不是老虎也不是狮子，而只是疯狂的法西斯警犭人渣，黑社会的败类，叛徒和强盗。」他最后喊道：「把每一个这种败类都给我毙了。」
《工人日报》在社论《一个叛徒的恶意》（The Malice of a Renegade）下也唱着同样的调子：
「恐怖份子刺杀苏联领导人的阴谋被揭露出来了。这个阴谋是由托洛茨基煽动的，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策划所有细节，所有正直的公民对他们充满厌恶和仇恨。
「这些人早就放弃了一切社会主义原则，他们不遗余力地努力阻挠、妨碍和破坏社会主义文化，他们密谋谋杀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乔治·基洛夫，他们接受了谋杀的政治责任，在审判时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和行为，只是为了掩盖他们运作杀人集团的真相。
「所有这一切最可憎的罪行，莫过是他们如何与纳粹秘密警察合作。有证据显示，纳粹秘密警察为他们的特工提供假护照，这也揭穿了这些人实际上是世界法西斯攻势的工具。」（《工人日报》，1936年8月17日）
被告人被陷害、被迫招供，然后被枪毙。斯大林主义者立即在国际间对这一残暴的陷害行为大加赞赏。从莫斯科得到启示的《工人日报》用大字标题：「枪毙爬虫！」他们用最卑鄙的语言描述被告：「他们是『一个溃烂的、臃肿的疮』，我们热切地呼应工人的判决：枪毙爬虫！」（《工人日报》，1936年8月24日）
坎贝尔（Campbell）和普里特（Pritt）等英国著名斯大林主义者写了整整一本书，试图表明莫斯科的审判是完全合法和公正的。事实上，受害者完全是根据被斯大林的格别乌屈打成招而被定罪的。他们不被允许有任何辩护律师。而所有对他们的指控都被杜威委员会证明是错误的。（参见《列夫·托洛茨基案》（The Case of Leon Trotsky）和《我无罪》（Not Guilty）两卷）。
肃反审判是斯大林和官僚机构对布尔什维克党所发动的一场单方面内战。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完全不兼容的，斯大林只能在列宁所建立的党的尸体上巩固他的官僚政权。一次又一次的定罪接踵而来。审判完了十六人后，第二年又审判了拉狄克（Radek）、索科尔尼科夫（Sokolnikov）和皮亚塔科夫（Piatakov）等十七人。后来，斯大林逮捕了红军英雄图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y）和其他苏联著名将领，他们都被处决。《真理报》兴高采烈地宣布：「法西斯间谍活动的爬虫有许多头，但我们要砍掉每一个头，麻痹和切断每一根触角。」实际上，斯大林通过消灭红军内最优秀的干部，反而是在鼓励希特勒进攻苏联，严重削弱了苏联的防御力量——这个事实在1941年变得非常清楚。
西班牙革命
老布尔什维克被杀的原因之一是1936年7月在西班牙爆发的革命。佛朗哥的叛乱在整个西班牙掀起了革命浪潮，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在那里，权力落入了工人阶级手中，共和国政府被悬置在半空中。斯大林担心，西班牙革命的成功会重新激发苏联群众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可能成为聚焦点。这可能导致斯大林政权的败亡和俄国工人民主的重生。因此，斯大林在西班牙推行反革命政策，旨在背叛革命，使革命转入单纯与佛朗哥的军事斗争。他向西班牙共和派有偿提供武器，并强行要求共和政府消灭他们队伍中的革命份子。西班牙共产党在「先打赢仗！」的口号下，成为反革命的公开工具。
西班牙斯大林主义者的政策——反映了莫斯科的路线——是公开的亲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的。在西班牙，这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尽管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那样，西班牙工人本来可以进行的不是一场革命，而是十场革命。他们被领导层——不仅是斯大林主义者，而且还有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POUM的中派——所背叛，所有这些都起了致命的作用。以安德烈斯·宁（Andres Nin）为首的托洛茨基支持者，在1935年脱离了托洛茨基运动，与加泰罗尼亚左翼民族主义者围绕着莫林（Joaquim Maurín）结成联盟。这个联盟产生了POUM，这是一个介于改良主义和革命之间的中派组织。尽管他们与托洛茨基主义决裂，并进入加泰罗尼亚政府，但被斯大林主义者视为「托洛茨基主义」。他们成为被消灭的主要目标。1937年5月事件后，POUM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其领导人被逮捕和杀害。在西班牙的这次失败为佛朗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路。
西班牙事件极大地激化了独立工党与斯大林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同年5月，西班牙斯大林主义者在巴塞罗那进行挑衅，他们夺取了1936年由全国劳工联盟（CNT）和POUM从法西斯份子手中夺取的电话交换所。斯大林主义者动用了武装力量来镇压加泰罗尼亚的革命，他们在那里绑架并杀害了宁和其他POUM的领导人。然而波利特却厚颜无耻地把POUM在巴塞罗那的行动说成是「法西斯主义的反革命」。在1937年英共大会上的演讲中，波利特几乎是嗜血似地说：
「反对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拒绝理解某些民主国家和公开的法西斯国家之间的区别，对苏联的污蔑，对每天在西班牙人民背后捅刀子的POUM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明确地证明独立工党内部的某些份子在不承认托洛茨基的名字的同时，已经充分发展了托派的全部业务。」
「新领袖支持巴塞罗那的法西斯叛乱，打着POUM的旗号，醉醺醺的法西斯将军德拉诺向他发出支持和同情的电报，这是一个可耻的事件。」
「… 巴塞罗那的托派罪犯充当了法西斯份子的工具，进行了法西斯份子所希望的叛乱，只有靠加泰罗尼亚人民（原文如此！）的坚定不移，才使这场叛乱被打败。」
「独立工党一部分领导人正是支持了这种肮脏的政策。」
[35]
英国托派不仅团结起来支持西班牙革命，而且还谴责斯大林份子的反革命作用。特别是我们发动了一场揭露莫斯科审判的运动，认为这是历史上最大的陷害阴谋。独立工党领导人在拒绝支持我们提出的成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莫斯科审判的倡议中，扮演了一个丑恶的角色。1937年5月，布罗克韦以伦敦局的名义拒绝了认可美国就托洛茨基案件调查委员会的邀请，因为他说，该委员会是由一个「不中立」的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成立的。这种虚伪的立场更令人发指，因为伦敦局支持西班牙的中派POUM，而这个组织现在正被斯大林主义者消灭。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在工运中提出这个问题，并反驳斯大林主义者关于「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者」的谎言。
帕丁顿小组的起飞
在战斗小组的帕丁顿分部，我们有9名成员。这时的新成员之一是格里·希利，他后来的行事作风跟流氓帮派完全无异。一个有趣的情节就是哈斯顿招募希利的方式。希利当时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在海德公园遇到了正在卖《战斗派》报纸哈斯顿，接触到了托洛茨基主义。希利向哈斯顿介绍自己时说：「你这个混蛋托派」，并一拳打在哈斯顿的下巴上。哈斯顿抓住了他，由于他的体型是希利的两倍，本来可以给他一个非常粗暴的反击，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让他冷静下来。哈斯顿对他说：「你听我说，我们来喝杯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遗憾的来说，哈斯顿成功地说服了希利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他也成为了帕丁顿集团的成员。
虽然我们帕丁顿只有9人，但在全国约50个成员中，我们是当时组织内最活跃的分会。在所有英国托派售出的800份报纸中，有500份是我们帕丁顿小组卖出的。这听起来可能很惊人，但这就是事实。我们在演说者之角（Speakers Corner）和海德公园销售。我们每周日上午在当地工人阶级地区和住宅区周围销售。我们出去勤勤恳恳地在门口卖报纸。有时我们带着一个大喇叭，全员出动并推销报纸，试图赢得人们的支持。我们成功地在帕丁顿周围的工人阶级地区建立了一个固定的销售点。所以这一小群同志，凭着充沛的精力和热情，卖出的报纸比其他分会加起来还要多。
由于我们精力充沛的工作和拉尔夫·李的非凡能力，组织领导很快就发现帕丁顿趋势小组在组织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认识到这一点，李被增选为组织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哈斯顿也被选入了执行委员会。鉴于拉尔夫在南非的领导作用，他实际上是被提议担任组织的书记。然而，在1937年冬天，当集团领导层选举时，我们意外地发现，现有的领导层对他发动了一场阴谋。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谣言在组织中流传开来，说拉尔夫从南非来伦敦，因为据说他偷了洗衣工人工会的资金。这种诽谤更令人厌恶，因为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拉尔夫和米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掏腰包补贴工会，自己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这个指控没有一个字被公开。这个故事只是在我们背后传播，这在一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中是一个真正的丑闻。
后来证实，这个谣言是来自南非的斯大林主义者。它是由开普敦的托派团体成员赫尔曼·范·格尔德伦（Hermann Van Gelderen）沿用的，并由他转告他在伦敦的兄弟查理·范·格尔德伦（Charlie Van Gelderen）。他又愚蠢地把这些指控传给了领导层，领导层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这些指控来诋毁李。要记得，这是1937年末，在莫斯科诬陷审判的高峰期。当时全世界的斯大林主义者对我们进行了一场巨大的仇恨运动，使用了各种令人厌恶的诽谤，如 「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者」的骂名等等。就在这个时候，托洛茨基主义者正在大力开展反对诬陷和诽谤的运动。拉尔夫·李长期以来一直是南非斯大林主义者的目标。他们指责他是「反革命」和各种事情。不良份子很容易获得一些我们的敌人针对李制造的这些谎言。
当然，我们一发现这个丑闻后怒不可遏。我们要求在下一次地方全体会议时公开提出此事。因此，在接下来的12月地方全体会议会上，这些指控被公开提出，李指出组织的领导是「不负责任」的。这引起了一场预料之中的可怕争吵。李要求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调查。哈伯和杰克逊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立即对我们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说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在分裂、破坏和挖运动的墙角。实际上，他们要对这个烂摊子负责。忍无可忍的哈斯顿走出会议以示抗议。为了表示团结，我们都跟着他离开。我们只是想要表达抗议，完全无意导致分裂。我们只是对这些情况感到厌恶，如此而已。但我们刚走出门，哈伯就提出了开除我们的动议，而在我们缺席的情况下，这一动议获得了通过！那些指责我们是分裂份子的人，自己却通过立即开除我们来分裂组织。这完全毒化了我们与旧团体的关系。
一段时间后，真相大白。南非工人党的书记谴责范格登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约翰内斯堡小组的书记萨皮尔写信为拉尔夫开脱罪责：
「RL（李）同志在这个国家有许多敌人——任何国家的真正革命家都是如此。这只是意料之中的事。而这些敌人会抓住一切机会，用无数的谎言、欺骗和伪造来抹黑一个革命家过去的记录，也不应该引起人们的惊讶。贵组织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让自己被假话和阴谋所欺骗和左右，这是完全无法辩解的。
「贵集团涉及此事的成员在处理整个问题时的疏忽态度，完全不符合一个革命组织的标准，我们相信你们会最广泛地宣传这份来信，努力为RL同志洗刷对他的诽谤。我们还希望你们自己能以非常严肃和清醒的态度看待这份来信，从而避免今后再犯这种灾难性的错误。」
[36]
在另一封电报中，非洲金属工会委员会委员莫雷菲（Molefe）与10名前罢工参与者联名概述了李在帮助工会方面的巨大作用：「在罢工期间，RL同志和萨皮尔同志令人满意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我们永远不会忘记RL书记的功劳。即使在今天，我们的会员也希望他回来。RL同志在6月去了英国，当时罢工已经结束了三个月。现在同志们在那里对你们说的都是谎言。」
就连国际书记处也谴责了哈伯和范格伦。不过，虽然这些为李同志洗清了罪名，但整个组织内部的气氛已经被这件事彻底毒害了。以后怎么能对这样的领导人有任何信任呢？ 伤害已经造成了。
工人国际联盟
被开除后，我们立即思考该怎么办。那个星期有三、四个晚上我们不断地讨论这个问题，讨论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试着重新加入组织，我们就会被允许归队。但我们问自己：这能达到什么目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那个阶段的组织只代表了托洛茨基运动的胚胎阶段。我们需要摆脱那种不成熟的政治态度。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在开始的时候，往往主要吸引的是中产阶级类型的人。战斗小组的社会阶层的构成相当糟糕。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很放浪的人组成的。有的人穿着斗篷和凉鞋，留着胡子。在当时，这些风尚在某些「知识分子」圈子里是一种异国的时尚。你可以想象那种人的类型。他们是典型的那种在布卢姆斯伯小区里游荡的文青。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回到原来的组织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同志关系和个人关系已经变得不可能，而且由于部分领导的阴谋，成员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不信任。如果我们重新进入这个组织，我们将为了改善组织内部生活进行长期的、也许是没有结果的斗争。所以，经过相当多的商议后，我们最终还是接受了老恩格斯所表达的观点，即有时候即使在一个明显的组织问题上的分裂，也能反映出某些潜在的重大分歧和倾向。例如，1903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分裂，最初与政治问题无关。在那个阶段，没有根本的政治分歧。但这次分裂暴露了观念、方法和态度的不同。直到后来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才出现了根本的政治分歧。因此我们认为，从一个时日不多的组织中分裂出来，可以为运动带来动力。
托洛茨基也有类似的想法。在五年前处理法国托派问题时，他主张把理念健康的人士从阻碍组织发展的人中分离出来。
「一个革命组织如果不进行自我净化，就不可能发展起来，特别是在合法工作的条件下，偶然的、异己的、堕落的份子在革命的旗帜下聚集的情况并不少见。此外，由于左翼反对派是在与畸形的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所以许多准反对派人士得出结论说，在反对派内部『一切都可以被容许』。在法国共产主义联盟及其外围，盛行着与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毫无共同之处的做法。单独的团体和个人很容易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总的来说对此并不关心，他们把时间和精力用于诋毁左翼反对派，用于个人的争吵、影射和组织上的破坏。」
「为了能够应付新的任务，必须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和孟什维克的方法用红铁烧掉。」
「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重要的革命转折。在这种时刻发生内部危机或分裂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害怕它们就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感情主义和个人的阴谋诡计来代替革命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分裂出联盟的一部分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将摒弃一切不健康的、残缺不全的和无能的东西；它将给那些摇摆不定的和不坚定的份子以教训；它将使青年中较好的部分硬起来；它将改善内部的气氛；它将在同盟面前开辟新的、伟大的可能性。将失去的东西——部分只是暂时的——将在下一阶段已经百倍地恢复。」
我们别无选择，不可能再回到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毒害气氛中。但我们也不打算放弃托派运动，所以我们只好组织一个我们自己的小组。我们做到了——我们九个人都做到了。我们给这个新的团体起了个名字，叫「工人国际联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也许在以后的阶段会出现两个团体之间的合并问题，我们也不排除这个可能。但目前，我们自行离开，决心在英国发展一个健康的托派运动。有些人因为我们的立场而攻击我们。甚至有人说我们的分裂是「无原则的」，或是没有政治基础的。「李同志的事件」后来被说成是纯粹的个人分裂。这成了范格登的立场。但这些批评家看不到，或者说拒绝看到真实的情况。而后来的事件发展将决定性地证明谁是正确的。[37]
有意思的是，走出会场抗议战斗小组领导层行动的人中，有一位名叫迈克尔·蒂皮特（Michael Tippet）的年轻音乐家。他在战前离开共产党后加入了战斗小组，后来加入了工人国际联盟。但他发展了和平主义倾向，因此在1940年被开除。我知道直到1943年他因拒绝 参军而入狱之前，我们还和他保持着联系。蒂佩特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作曲家。他被封为爵士，成为女王音乐大师。1998年他去世了，而很少有人会怀疑蒂佩特爵士曾经是个托洛茨基主义者！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可能对他有些苛刻。
当时，蒂佩特对哈伯身边的领导层的诡计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为什么执行委员会有权力宣布全体会议的会议记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而还是一个后来宣布自己是违反宪章的执行委员会宣布的？真是又胡涂又混乱！这事要弄清楚吗？」他接着说：「他们（执行委）把原来的问题推迟了一个月，接着被挑衅的原受难者及其同伙发起谴责和开除。发动选举新的执行委的程序开始后，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厌恶感，于是离开了。」[38]
国际书记处谴责战斗小组领导人制造的混乱，但也攻击我们的分裂，并呼吁我们归队。工人国际联盟则答复说，我们没有制造分裂，而是被开除的，并拒绝了国际书记处的建议。我们如此回信给他们：
「如果说我们小组内的同志接受了开除我们的决定，而没有向战斗小组的『全国各地会员』申诉，那是因为：
（1）现在战斗小组的全国成员是虚构的
（2）因为领导层在我们被开除后的行动，加强了我们在被开除前形成的结论，即领导层和成员都是不负责任的。」
[39]
1937年12月底，工人国际联盟成立了。一开始有我个人、拉尔夫和米莉、哈斯顿、贝蒂·汉米尔顿（Betty Hamilton）、希顿·李、杰西·斯特拉昌（Jessie Strachan）、弗雷斯利和希利。我们对自己的理念和肩上的责任充满信心。随着世界大战的逼近，我们开展了一场充满活力的运动，以增强我们的力量。旧的方法已经证明是无效的。现在是开辟一条新道路的时候了。
注释
[1] 见《革命史》（Revolutionary History），「共产国际和其批判者」（The Comintern and its Critics），第8卷第1期，P. 34-39
[2] 同上，P. 40-43
[3] 《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The Errors of Trotskyism），P. 5
[4] 同上
[5]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四十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44.htm
[6] 转引自麦克法兰（MacFarlane），《英国共产党史》（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报告节选」，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P. 142
[7] 托洛茨基，《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纽约，2001年，P. 152
[8] 托洛茨基，《论英国文集》（Writings on Britain）第3卷，伦敦，1974年，P. 64
[9] 同上，第3卷，P. 68
[10] 同上，第3卷，P. 72
[11] 同上，P. 87, 89，强调为原文。
[12] 《托洛茨基文集》（Writings of Leon Trotsky）增刊1934-40，P. 540
[13] 参见伊恩·亨特（Ian Hunter），《革命史》，第4卷，第4期，，「拉尔夫·李和约翰内斯堡的先锋托派」，1993年春，P. 60-65
[14] 同上
[15] 2002年1月19日在伦敦与罗布·苏沃尔的访谈
[16] 李致柯斯顿，1935年4月12日
[17] 同上
[18] 李致柯斯顿，1935年5月17日。
[19] 同上
[20] 转引自亨特，前引书，P. 76
[21] 同上，P. 65
[22] 转引自博恩斯坦和理查德森（Bornstein and Richardson），《逆流而上——1924-38年英国托派运动史》（Against the Stream – a History of the Trotskyist Movement in Britain 1924-38），伦敦，1986年，P. 169
[23] 托洛茨基，《法国何去何从》（Whither France），伦敦，1974年，P. 85
[24] 托洛茨基，《论英国文集》，P. 119
[25] 同上，P. 107
[26] 《托洛茨基文集 1935-1936》（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5-1936），P. 203
[27] 同上，1934-35年，P. 33, 38
[28] 同上，1935-36年，P. 366
[29] 同上，P. 379
[30] 同上，P. 322
[31] 同上，P. 368
[32] 同上，《1934-40年补编》，P. 553
[33] 同上，1935-36年，P. 268
[34] Cole & Postgate，《平民百姓》（The Common People），P. 605
[35] 《可以做到》(It Can be Done)，《英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P. 61
[36] 来自革命历史文件案
[37] 托洛茨基，前引书，1933-34，P. 90-91
[38] 引自《革命史》第7卷第1期，P. 185-6
[39] 约翰·阿切尔（John Archer）在其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31-37年英国的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 in Britain 1931-37）第6章第242页中引用，日期为197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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