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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沙皇军队在干活
苏维埃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结束了罢工。殒命婴儿的哭声、母亲疯狂的咒骂声、老人垂死的喘息和绝望的强烈哀嚎响彻了整个国家的云霄。俄罗斯的上百座城镇都化作了地狱。烟雾笼罩不见天日，烈火吞噬整个街道——吞噬了街道的房屋和人。这就是旧秩序对其受到的轻视的报复。
它在每一条小巷、每一座贫民窟到处招募它的战斗长枪方阵（Фаланга）[1]。这里有小店主和衣衫褴褛者，小酒馆老板和他们的常客，看门人和警察间谍，职业小偷和业余强盗，小工匠和青楼护卫，饥饿愚昧的庄稼人和被工厂机器声震聋的农村移民。凶恶的赤贫、无光的黑暗以及堕落的腐败使他们听命于特权阶层的私利和达官显贵的无政府状态。
这些人在日俄战争初期的所谓“爱国”示威活动中获得了第一次大规模街头行动的经验。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们的基本道具为人所知：皇帝的标准像，伏特加瓶子，还有三色旗。从那时起，社会渣滓的有计划组织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如果说参加屠杀的群众（如果这里的“群众”一词合适的话）或多或少仍是杂乱无章的，那么相对而言，可以说核心人物始终是有纪律的，并按照军事化的方法组织起来。它从上面接收口头号令并向下传，决定每次屠杀行动的时间和规模。警察局的一名所长曾经说过：“你可以任意地安排大屠杀，想杀10个就杀10个；想杀1万，你就可以去杀1万。”[2]
每个人都提前知道了即将发生的大屠杀：大屠杀的宣言被分发，嗜血的文章出现官方的《省公报》上，有时甚至还会用特版开始。敖德萨的市行政长官以自己的名义发布了挑衅性传单。而当一切都似乎准备就绪的时候，就出现了由一群自称“专家”的巡回演员。他们在物质的群众中散布谣言：犹太人正打算给正教徒降下灾难，社会主义者玷污了神圣的圣像，大学生撕毁了沙皇的画像。在没有大学的地方，这一流言的对象就被改编成自由派地方自治会，甚至还有高中。最疯狂的消息在电报线上到处传播，有时还盖上了官方的印章。与此同时，技术准备工作也已经完成：特别关注人员和房屋名单被拟定了出来，总体战略计划被制定了，指定数量的饥饿暴徒被召集起来了。指定的这天里，教堂举行了特别的祈祷会。主教发表了庄严的演说。一支爱国的队伍开始出发——神职人员走在了最前面，端着从警察局那里取来的沙皇标准像，举着大量的国旗。一个军乐队在不停地演奏。游行队伍的两侧和后面则是警察。总督向游行队伍行举手礼，警察局长当众亲吻了著名的黑色百人团成员。队伍经过的教堂敲响了他们的钟声。“脱帽！”外地来的“教官”和身着便衣的当地警察分散在人群中，而他们之中不少人还没有来的及换掉制服裤子。他们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刺激人群，催促他们继续前进，让人的意识里充满一种一切都被允许的感觉，并寻找公开行动的借口。开始时是窗户被砸烂，零散的路人被打，然后闯进酒馆，喝得酩酊大醉。军乐团不停地演奏《上帝，保佑沙皇》——大屠杀的战歌。如果找不到什么借口，他们就会选择去制造一个：有人爬上阁楼，在那里向人群开枪——大部分情况下其实都是空包弹。武装到牙齿的警用左轮保卫着人群，以确保他们的狂怒不会被恐惧麻痹。他们对挑衅者的枪声做出回应，对先前选定的公寓窗户打一排子弹。一些商店被一扫而光，抢来的布匹和丝绸被铺在了爱国队伍的脚下。如果他们遇到了任何自我防卫措施，正规军就会前来救援。他们用两三发子弹击倒反抗者，或者不让他们进入步枪的射程，使其无力化。在士兵巡逻队的前后保护下，哥萨克连的侦察下，警察和职业挑衅者的领导下，雇佣兵的帮助下，志愿者的轻松获利下，这帮匪徒在街上横冲直撞，就着血腥味喝伏特加[3]……无业游民进行着统治。在一个小时前，他还只是个战战兢兢的奴隶，遭受警察和饥饿的困扰，现在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暴君了。他被允许为所欲为，无所不可为，掌握着财产和荣誉，享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他可以把一个老妇人和一架大钢琴从三楼扔出去，可以往婴儿的头上扔椅子，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一个小女孩，可以把一根钉子钉进一个活人的身体里……他摧毁了整个家庭；他把煤油倒在房子上，然后纵火；如果有人胆敢逃跑，他就会用棍子将其打死。一群畜生冲进亚美尼亚人的残废收容所，用刀砍老人、病人、妇女和儿童……他不需要停下这些酷刑……这些都是由酒精和愤怒弄得发狂的大脑臆想出来的……他不需要停下来！他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敢做……“上帝保佑沙皇！”这里有位见过死亡面孔的青年瞬间白发。这里有位十岁的男孩为其父母残缺不全的尸体发狂。这里有位军医经历了旅顺港围攻的所有恐怖，但却无法忍受敖德萨几个小时的大屠杀，陷入了永夜的疯狂。“上帝保佑沙皇！……”血迹斑斑、浑身焦黑、发狂的受害者仍然在噩梦般的惊慌之中寻求着救赎的机会。有些人穿上了死去之人的血衣，躺在尸体堆里，在那里呆了两三天……其他人则跪倒在军官、警察和恶棍面前，向他们伸出手臂，在尘土之中匍匐，亲吻他们的军靴，乞求怜悯。回答他们的只有带着酒味的笑声。“你们想要自由，这就是给你们的自由。”在这句话中包含了屠杀政策的全部地狱式道德……流氓们呛在血泊中争先恐后地向前冲锋。他什么都能做，他什么都敢做——他在统治一切。“白色沙皇”允许他做一切事情——白色沙皇万岁！[4]他也没有说错。除了全俄罗斯的独裁者以外，也的确没有其他人充当这个半官方的屠杀—强盗团伙的最高保护者了。这个团伙可以在官方官僚机构中进进出出，可以把一百多个主要的行政官僚称为自己人，而其总部就在宫廷贵族之中。尼古拉·罗曼诺夫头脑迟钝又胆小怕事，微不足道又有无限权威，全部偏见相当于一个爱斯基摩人，他的皇室血统被几代人的缺陷所害。他像他的许多同业者一样，浑身浸透了肮脏的淫欲和冷漠的残酷。1月9日开始的革命，撕下他身上的每一件神圣面纱，最终腐蚀了他。他满足于呆在暗处，利用特雷波夫作为他的特务代理人处理屠杀事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5]现在他炫耀起他和这群肆无忌惮的酒馆混蛋和下流囚犯们的关系了。他把“党外君主”的愚蠢虚构踩在脚下了，与众所周知的暴徒交换了友好的电报，为这些被所有人鄙视的爱国者提供听众，并在俄罗斯人民联盟（Союза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的要求下，毫无例外地赦免了那些被他自己的法庭判处刑罚的杀人犯和强盗。很难想象还能有什么比这位君主的行为更能够嘲弄君主制的庄严神秘。任何国家的法院都不得不依据他的行为判处他强制劳动，只要法院能承认他精神足够健全！……
在这十月的黑色酒神节（вакханалия）面前，连圣巴多罗买之夜[6]都相形见绌。100个城镇中有3500—4000人被杀，多达10000人残疾。物质损失如果不是高达数亿卢布，也至少数倍于农潮给地主带来的损失……这样，旧秩序就为自己的耻辱报了仇！
工人在这些破坏性事件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10月底，北美工会联合会主席给维特伯爵发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强烈呼吁俄国工人采取立场坚决反对屠杀——这场对他们刚刚赢得的自由构成威胁的大屠杀。“我不仅代表300万已经阻止起来的工人，也代表全合众国的所有工人，请求您，伯爵，将这封电报转给您的同胞——我们的工人兄弟。”这个维特伯爵最近才在美国冒充真正的民主人士，宣称“笔比剑更有力”，现在就发现自己内心已经足够寡廉鲜耻，以便让他把这封信悄悄地藏在办公桌里的一个秘密抽屉里。直到11月，苏维埃才辗转知道了它的存在。然而，以俄国工人的名誉，他们不必等待来自大洋彼岸朋友的警告，就能积极介入血腥事件。在一些城镇里，他们组织了武装战斗队，对恶棍进行了积极、在某些地方是英勇的抵抗；而在部队表现得或多或少中立的地方，工人民兵轻而易举就制止了流氓暴行。
涅米罗维奇—但钦科[7]——一个离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非常遥远的老作家，在那些日子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这些噩梦的一旁，在这个濒临死亡的怪物的沃普尔吉斯之夜[8]里——请看看吧，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毅力惊人有条不紊，并且纪律严明。他们没有用抢劫和谋杀来玷污自己——正相反，他们到处帮助公众，而且不消说，他们比警察、哥萨克和宪兵更好地保护公众免受嗜血该隐的破坏性妄想的影响。哪里有流氓开始作恶，哪里就出现工人武装战斗队。这支第一次进入历史舞台的崭新力量，在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时表现得非常平静，在自由和善良的理想胜利时表现得很温和，像一支真正的军队一样有组织、服从上级，知道自己的胜利就是所有人的胜利，人类为这些胜利而生活，思考和欢呼，战斗和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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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没有发生大屠杀。但是它的公开准备工作却在全力进行。首都的犹太人一直惶恐不安。18日之后，每天都有学生、工人鼓动员和犹太人在城市的不同地方受到殴打。不同的帮派大喊大叫，吹着口哨，不仅在郊区，而且还在涅瓦区，使用链锤、芬兰刀和短马鞭进行攻击。苏维埃代表的生命几近受到威胁，他们不失时机地用左轮手枪来武装自己。警察探员敦促商人和店员攻击计划于10月23日举行的葬礼队伍……如果黑色百人团不得不满足于游击行动，那也不是他们的错。
工人为保卫他们的城市做了积极的准备。某些工厂承诺，只要电话一打进来，不管有任何威胁，都要整个上街去。武器店无视警察设下的所有交易限制，疯狂地交易勃朗宁手枪。但是左轮手枪价格昂贵，广大的群众买不起：革命党和苏维埃很难成功武装他们的工人战斗队。与此同时，关于大屠杀的谣言也越来越泛滥。所有能够获得钢铁的工厂和工房都开始自发地制造冷兵器。几千把锤子正在锻造匕首、枪矛、钢丝鞭和铁指套。晚上，在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一个又一个的代表登上讲台，把他们的武器高高举过头顶，传达他们对选出他们的人的庄严承诺——一旦屠杀发生，就一定立即扑灭。这样的一次展示就足以让蹂躏者的所有主动性瘫痪了。但工人们并未就此罢休。在涅瓦哨所外的工厂区，他们组织了一支真正的民兵队伍，定期进行夜间值班。他们还确保了革命报社建筑的安全问题。在那些记者写作、排字员派字时口袋里都得装着左轮手枪的紧张时日里，这是一切都是必要的……
无产阶级武装起来保卫自己免受黑色百人团的侵害，就自动等于武装起来反对沙皇政权。政府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它发出了战斗警报。11月8日，《政府公报》向公众通报了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即工人最近开始用左轮手枪、猎枪、匕首、刀和矛来武装自己。政府的通报继续写道，“根据现有的资料，武装起来的工人达到了6000人，还成立了所谓的‘自卫队’（самооборона）和民兵，人数约为300人；他们在夜间以保安为借口，10人一组在街上行走；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保护革命者免遭警察或军队逮捕。”
在彼得堡，一场针对民兵的正规武装攻击开始了。战斗队被驱散，武器被没收。但那时，大屠杀的危险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大的危险。政府在给他们的非正规军放假，并把自己的正规部队——哥萨克团和禁卫团——投入行动。它正在为全线作战作准备。
[1] 这一词语日后也可以解作“长枪党”。有趣的是，黑色百人团可以算是没有法西斯意识形态时的原法西斯了——它将国家社会化，以群众运动对抗群众运动。——Uni
[2] 这一事实是由前内务部副大臣乌鲁索夫亲王在第一届杜马上讲述的。——原注
〔中译者补注1〕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乌鲁索夫（Серг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Урусов，1862年3月19日—1937年9月5日），188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890—1892年任卡卢加地方自治委员会主席。1902—1903年任坦波夫副省长。1903—1904年任比萨拉比亚总督。1904—1905年任特维尔总督。1905年5月15日至11月6日任内务部副大臣。1906年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议员，并参加了民主改革党（Парти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реформ）。杜马被解散后签署了《维堡宣言》。1908年被捕入狱，获释后参加了共济会。1915—1916年任全俄西南阵线城市联盟委员会主席。二月革命后参加了立宪民主党，并于1917年3—6月任临时政府内务部副部长。1917年11月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十月革命后多次被捕。1919年加入红军。1920年因“战术中心”案被捕，但很快获释。1921—1925年期间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25—1929年期间在国家银行工作。1933年在国有农场人民委员会工作。晚年在苏联作家协会图书馆工作。1937年逝世。
[3] “在许多情况下，警察亲自指挥流氓人群破坏和抢劫犹太人的房屋、公寓和商店，为流氓配备用砍下的树木制成的棍棒，也亲自参与破坏财产、抢劫、谋杀，并亲自控制人群的行动。”（参议员库兹明斯基关于敖德萨大屠杀的上奏文）市行政长官内德加特承认，“参与屠杀和抢劫的流氓人群热情地迎接他，喊着乌拉。”当地的部队指挥官考尔巴斯男爵向警官发表了讲话，开头是这样的：“让我们用他们的黑话来称呼事物。让我们承认，我们所有人都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同情这场大屠杀！”——原注
〔中译者补注1〕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考尔巴斯男爵（Барон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аульбарс，1844年5月23日—1925年1月25日（或1929年？月？日）），俄国地理学家。出身于一个瑞典裔贵族家庭。1861年入伍。1863年参与镇压了波兰起义。1872—1873年任驻喀什使馆馆长。1873年参加了希瓦战役。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882—1883年任保加利亚公国国防大臣兼大臣会议主席。1900—1901年期间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1904年任敖德萨军区副司令。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历任满洲第3军、第2军司令。1904年1—10月、1905—1909年任敖德萨军区司令，在任期间于1905年月在敖德萨制造了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1909—1917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一战期间在西南阵线指挥陆军航空队作战。十月革命后逃回敖德萨。1918年参加白军。1919年流亡土耳其，随后流亡到保加利亚和法国。1925年（或1929年）死于巴黎。
[4] “在其中一次这样的游行中，三色旗被抬在前面，沙皇的标准像紧跟其后，而画像的正后方是一个银盘和装有赃物的麻袋。”（参议员图劳乌的奏文）——原注
〔中译者补注1〕叶夫根尼·费多洛维奇·图劳乌（Евген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Турау，1847年3月4日—1914年4月29日），出身于世袭贵族家庭。1869年毕业于新罗西斯克大学，同年进入俄罗斯帝国司法部工作。1872—1875年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地区法院助理检察官。1881—1887年任华沙法院助理检察官。1888—1900年任华沙法院检察官。1900—1906年任参议员。1906—1914年任国务院委员，在任期间曾于1907—1910年任人事委员会副主席，1910—1911年、1912—1913年任立法机构委员会副主席。1912年起任代理枢密院议员。1914年去世。
[5] “根据广泛的意见，特雷波夫向皇上报告事务状况……并影响政策路线……特雷波夫将军在被任命为宫廷警备司令时，曾要求并获得了用于特务开支的特别资金拨款……”（罗普奇恩参议员的信）——原注
[6]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法语：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又称圣巴托罗缪之夜、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发生于1572年法国宗教战争期间，由宫廷内部针对新教结盟宗新教徒（又称雨格诺派、胡格诺派，属于法国加尔文归正主义）领袖的刺杀行动引发，之后发生天主教徒针对结盟宗新教徒的暴动。传统上认为此事件是由查理九世的母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煽动。屠杀发生于国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德·瓦卢瓦与新教徒亨利·波旁（未来的亨利四世）婚礼的五天之后。这场婚姻导致了绝大部分众多最有权势、最富有的结盟宗人物在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巴黎聚集，成为了天主教徒将其集体清洗的契机。——中译者注
[7]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但钦科（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Немиро́вич-Да́нчeнко，1845年1月5日—1936年9月18日），俄国作家、旅行家。出身于行伍家庭。曾在俄土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担任战地记者。1906年加入共济会。1921年起先后流亡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1936年死于布拉格。——中译者注
[8] 沃普尔吉斯之夜，全称圣沃普尔吉斯之夜（德语：Sankt Walpurgisnacht），又译瓦尔普吉斯之夜等，是广泛流行于中部和北部欧洲的一个传统的春季庆祝活动，也是纪念圣徒沃尔普加的一个基督教节日，举办于每年的4月30日晚至5月1日。庆祝活动通常是篝火晚会以及舞蹈演出。——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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