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苏维埃表示：“沙皇的宣言宣布了俄国的‘言论’自由，但最高出版事务局仍然存在，检查员的铅笔仍然在发挥作用……出版言论自由仍需要由工人来争取。代表苏维埃决定，只有那些编辑无视审查委员会，拒绝将自己的报纸交给审查机构检查，像代表苏维埃出版自己的报纸那样出版的刊物才可以出版。因此，排字工人以及其他参与报纸出版的印刷工作的工人同志，只有在编辑宣布‘准备落实出版自由’时才会继续工作。到那之前，报社工人将继续罢工，而代表苏维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使罢工同志领取到他们的工资。不接受本决议的报纸将被没收充公并销毁，并且印刷机也会被捣毁；而不接受代表苏维埃决议的工人将被排斥。”
“晚上六点左右，三个年轻人出现在了印刷厂……经理恰好也在这时进来了。经理得知了来访者们的身份，并邀请他们进入印刷厂的办公室。
‘让所有人都出去，’三个人中的一个开口道，‘我们必须和您单独谈谈。’
‘你们有三个人，而我只有一个人，’经理说，‘我宁愿在有人见证的情况下和你们讲话。’
‘我们请求您让大家在隔壁房间等候，我们只有几句话要跟您说。’
经理同意了。来访者于是开始向他解释，他们是奉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前来的：他们要接管《新时代报》的印刷厂，以便在那里印刷第七期《消息报》。
‘我没法跟你们讨论这个问题，’经理说，‘这地方不是我的，我必须征求我主人的意见。’
‘您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如果需要的话，把您的主人叫过来。’代表们回答。
‘我可以在电话里传达你们的提议。’
‘不，您能做的，只有请他来这里。’
‘好吧……’”
经理在两位代表的陪同下，走到了电话机前，把（小）苏沃林
[8]请过来。那边拒绝了，说自己不舒服，并让编辑部的成员戈尔德施泰因代替他来。后者相当准确地描述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过程，只不过强调了几点，以便显示自己作为公民的勇气。他讲述道：“当我前往印刷厂时，煤气灯已经不亮了，街道上几乎一片漆黑。我注意到有几号人在印刷厂大楼旁边和附近的一些地方，而大门外的人行道上，有那么八到十个人。院子里，在围墙门旁，还站着三四个人。一个工头接待了我，并把我带到了办公室。我在那里看见了印刷厂的经理和三个不认识年轻人——显然是工人了。当我进去的时候，他们站了起来。
‘先生们，你们想说什么？’我问道。
其中一位年轻人默不做声地给我递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指示，要求在《新时代报》的和印刷厂印刷下一期《消息报》。命令被写在了一张碎纸上，并被盖上了某种好似印章样的记号。
‘轮到你们印刷厂了。’其中一位使者对我如此说道。
‘什么叫做轮到我们了？’我问道。
‘我们已经在《罗斯报》、《我们的生活报》、《祖国之子报》、《证券交易所公报》那出版过了，而现在轮到您这了……您必须代表苏沃林向我们保证：在我们完成工作之前，您不会举报我们。’
‘我不能代表苏沃林，也不打算以自己的名誉担保。’
‘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会让您离开这里了。’
‘我想走就能走。警告你们，我是有武器的……’
‘我们和您一样有武器，甚至更好。’代表们一边掏出左轮手枪，一边说道。
‘请打电话给看门人和工头。’代表们跟经理说道。
他带有疑问地瞟了我一眼。我摊了摊手。看门人被叫来了。他们要求他脱下短皮大衣。我们都被逮捕了。一分钟后，我听到人群从楼梯走上来的脚步声。办公室门口和前厅里都站着人。
‘接管’就这么发生了。
三个代表进进出出，表现得极为活跃……
我对其中一位代表说道：‘恕我冒昧问一下，您打算用哪台机器？’
‘那台旋转式的。’
‘万一您弄坏了它呢？’
‘我们有一流的师傅。’
‘那上哪去找纸张？’
‘就用您的。’
‘这不就是明摆着的抢劫嘛！’
‘这也没办法啊……’”
最后，戈尔德施泰因先生屈服了。他答应保持沉默，并被允许离开。他叙述道：“我下楼了。门口一片漆黑。大门边上有一个拿着左轮手枪的‘无产者’，穿着从看门人那里拿来的短皮大衣，正在值班。另一个人划了一根火柴，而第三个人把钥匙插进锁里。咔嚓一声，大门打开，我走了出去……”
“那个夜晚宁静地过去了。印刷厂经理被告知，只要他能保证不说什么，他就可以走。但是他拒绝离开。无产者也让他留了下来……排字工作进行得相当缓慢，手稿的到来更是缓慢。最新的印刷材料还没有来。当经理提出加快工作速度的提议时，他得到的回答是：‘不着急，能成的。’直到早上五点，看上去很有经验的拼板工人和校对员出现了……”
“排版工作是在早上六点完成的。然后他们开始敲打字模，为铅板上色。由于罢工，没有煤气来给炉子点火，以便加热铅板。两名工人被派到了某个地方，煤气就通了。所有的商店都被禁止营业了，但整个晚上都能毫无困难地获得食物。商店为无产者开放。早上七点，无产阶级的官方报纸开始印刷。工作是在旋转式机器进行的，进行得很顺利。印刷工作一直持续到早上11点。这时，印刷厂被清空，一捆捆印刷好的报纸被抬到马车上送走。这些马车的数量充足，来自各地……警察第二天知道了这件事后，瞪大了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