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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十一月罢工



  十月内阁在无数的水下暗礁中摸索着一个又一个危险。往哪走呢?它自己也不清楚。
  10月26日和27日,喀琅施塔得——一个距彼得堡只有步枪射程三倍远的地方,发生了武装起义。士兵中具有政治意识的部分试图阻止群众,但自发的愤怒还是爆发了。由于无法阻止运动,军队中最优秀的分子走在了它前面。但是,他们没能成功预防当局挑起的一些流氓屠杀。在这些屠杀中,起最主要作用的是著名的“显圣者喀琅施塔得约翰”(чудотворец Иоанна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го),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最黑暗无知的水手。28号,喀琅施塔得宣布戒严,不幸的起义被镇压了。最优秀的士兵与水兵受到了处决的威胁。
  在喀琅施塔得要塞被攻占的那天,政府向全国发出了强烈的警告,在整个波兰实行戒严——这是宣言内阁成立后在第十一天时给彼得宫城佞臣丢下的第一块大骨头。维特伯爵承担了走下这一步的全部责任:他在一份政府通告中,诽谤说波兰人妄图分裂祖国(!),并警告他们不要逾越雷池一步,“这不是第一次了”。第二天,为了不使自己成为特雷波夫的俘虏,他不得不鸣金收兵。他承认,鉴于“波兰人过于敏感”,政府与其说是考虑实际发生的事情,不如说是预测其可能的发展后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戒严令是宪法对波兰人民政治性情的赞美。
  10月29日,切尔尼戈夫省、萨拉托夫省和坦波夫省的一些地区爆发了农潮,宣布了戒严。看起来,坦波夫的庄稼人也“过于敏感”了。
  自由派圈子的牙齿开始因恐惧而打颤。尽管他们对维特嗤之以鼻,但还是打自心底相信他。但现在,杜尔诺沃自信地从维特背后走了出来。杜尔诺沃拥有足够的才智,以便把加富尔[1]的箴言“任何傻瓜都可以在围困状态下执政”[2]改编成一种理论,供自己管理时参考。
  工人的革命本能告诉自己:允许反革命公开进攻而不教训它,就是鼓励它更加放肆。10月29日、30日和11月1日,彼得堡的大多数工厂都举行了群众集会,要求苏维埃采取严厉的抗议措施。
  在11月1日的一次拥挤而骚动的会议上,经过热烈的讨论,苏维埃的大多数成员通过了下述决定:


  “政府继续踏着尸体前进。它正在召开军事法庭,审判那些奋起捍卫自己的权利、人民的自由的喀琅施塔得陆海军士兵。它把戒严令的绳索套在了受压迫的波兰的脖子上。”
  “工人代表苏维埃呼吁彼得堡的革命无产阶级,采用已经受考验证明其力量的政治总罢工,以及群众总集会的形式,表达与喀琅施塔得革命士兵和波兰革命无产阶级兄弟般的团结。”
  “明天,11月2日,中午12点,彼得堡工人将以下述口号停止工作:打倒军事法庭!打倒死刑!打倒笼罩在波兰和整个俄罗斯的戒严令!”

  这一呼吁的成功程度远超所有人的预期。尽管距离十月罢工的停止还不到两个星期,但彼得堡的工人还是团结一致地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到11月2日12点以前,往苏维埃派了代表的所有大型工厂和车间都举行了罢工。迄今为止还未参与政治斗争的中小型工业场所也加入了罢工,选出了代表,并把他们都派到了苏维埃。彼得堡铁路枢纽的地区委员会也通过了苏维埃的决定,并且,除了芬兰铁路以外,其他所有线路都停止了运营。参与十一月罢工的绝对人数不仅超过了一月的,同时也超过了十月的人数。邮政与电报部门、马车夫、有轨马车和大多数店员没有参与罢工。只有《政府公报》、《彼得堡市行政长官公报》和《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仍在出版——前两份是在士兵保护下印刷的,而最后一份则是在工人战斗队的保护下出版的。

(在波罗的海边疆区。路上的射击。)


  维特伯爵完全没有料到。两周前他还以为,既然手握权柄,那他要做的只有领导、鼓励、约束、威胁、管理……十一月罢工,这一无产阶级对政府之虚伪的愤怒抗议,把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打得晕头转向,找不着北。没有什么比他希望安抚无产阶级的那封电报更能说明他对革命事件含义的无知,面对这些事件时的幼稚困惑,以及他的刚愎自用。以下是未经删改的内容:

  “工人兄弟们,回去工作吧,停止动乱吧,想想你们的老婆孩子。不要听信那些愚蠢的建议。皇上作出批示,要我们特别关注工人的问题。为此,当今皇上下令成立了商务和工业部,它将负责在工人与企业之间建立公正的关系。给我们以时间——但凡一切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都能给你们办好。请听从一个对你们有好感而又希望你们过得好的人的建议吧。维特伯爵。”

  这封无耻的电报,笑里藏刀,收敛了懦弱的仇恨,试图摆出友好屈尊的姿态,在11月3日的苏维埃会议上被收到并公开,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随即,我们提出的答复在热切的一致下被通过,并在第二天的《消息报》上被发表。以下是它的内容:

  “工人代表苏维埃,听完了维特伯爵给他的‘工人兄弟’的电报,首先要表达自己的惊讶:沙皇的宠儿竟不拘礼节,允许自己称呼彼得堡工人为自己的‘兄弟’。无产者和维特伯爵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家庭亲属关系。
  关于问题的实质,苏维埃宣布:

  1.维特伯爵呼吁我们为自己的老婆孩子着想。作为回答,工人代表苏维埃呼吁所有工人计算一下,自维特掌权之日起,工人的队伍中增加了多少孤儿寡母。
  2.维特伯爵提请我们注意皇上对工人的关怀。工人代表苏维埃提醒彼得堡无产阶级,回忆起1月9日那个流血星期日。
  3.维特伯爵想要我们给他‘时间’,并承诺为工人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工人代表苏维埃知道,维特已经找到了时间,以便把波兰交给军事刽子手。而且,工人代表苏维埃毫不怀疑维特伯爵会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以便扼杀革命的无产阶级。
  4.维特伯爵自称对我们有好感,并且希望我们过得好。工人代表苏维埃宣布,它不需要沙皇宠儿的恩惠。它要求一个建立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选举权基础上的人民政府。”

  据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称,伯爵收到他那些罢工的“兄弟们”给他的回信后,几近窒息。
  11月5日,彼得堡的电报社报告说:“鉴于各省正在散布(!)将对参与喀琅施塔得骚乱的下层官兵进行军事法庭审判并处决的谣言,我们被授权声明,所有这些谣言都是为时过早(?)且没有根据的……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参与者没有也不将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这个明确的宣言,除了意味着政府在罢工面前屈服以外,没有别的意思。当然,在彼得堡抗议的无产阶级暂时中断了首都的贸易—工业生活的时候,对“各省的谣言”的无稽之谈,当然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在波兰问题上,政府甚至更早开始作出让步,宣布一旦那里的“兴奋平息”,就打算在波兰王国的各省解除戒严。[3]
  11月5日晚,执行委员会认为心理学上的高潮时刻已经到来,向苏维埃提交了结束罢工的决议。作为对当时政治形势的描述,我们这里引用执行委员会报告人的讲话:

  “刚刚公布了一份政府电报。电文指出,喀琅施塔得水手将不由战地军事法庭审判,而是被送交地区军事法庭。
  这封电报不过是沙皇政府软弱的表现,不过是我们力量的表现。我们可以再一次祝贺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取得了道德上的巨大胜利。但是,让我们直说吧:即使这封政府电报没有出现,我们还是应该呼吁彼得堡的工人停止罢工。今天的这封电报表明,整个俄罗斯的政治示威正在减弱。我们这场真正的罢工具有示威的性质。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判断其成败。我们的直接目的,是向觉醒的军队表明,工人阶级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工人将不会默默地看着他们被欺负。难道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吗?难道我们没有把每个诚实的士兵的心吸引到我们一侧来吗?谁能否认这一点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有人能够断言我们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吗?罢工的结束能够被视为我们的失败吗?难道我们没有向整个俄国证明:伟大的十月斗争结束还没几天,在工人们还没来得及洗去他们的血迹,愈合自己的伤口时,群众的纪律性仍然强大,以至于苏维埃只要一句话,就能让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罢工。请看吧!这次罢工甚至连最落后的工厂都参与进来了——它们以前从来没有参与过罢工;而现在,在苏维埃,和我们一起开会的,就有从那些工厂里来的代表。军队中的先进分子组织了抗议集会,他们以这种方式参加了我们的示威。这还不算成功吗?这还不算出色的结果吗?同志们,我们已经干了我们该干的。欧洲的证券交易所再度向我们的力量致敬。关于工人代表苏维埃决议的消息,一经放出,就使我们的离岸汇率大幅下跌。因此,我们每一个行动——无论是对维特伯爵的答复,还是对整个政府作出的回应,都对专制主义造成了决定性的打击。
  一部分同志要求罢工持续下去,直到陪审团参与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的审判,以及当局解除波兰的戒严令为止。换句话说——就是直到现政府垮台,因为为了对付我们的罢工,沙皇专制会调动一切力量。同志们,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行动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制度,那么,我们当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应该将愤慨深藏胸中,并拒绝进行抗议示威。但是,同志们,我们的战术,完全不是基于这种模式。我们的行动——是一系列连续的战斗。它们是为了瓦解敌人,赢得新朋友的同情。对我们来说,有谁的同情能比军队的同情更宝贵的吗?请明白这一点:当我们在讨论是否继续罢工的问题时,我们实质上是在讨论:是保留罢工的示威性质,还是把它变成一场决战,或者说,把它继续下去,直到完全胜利或失败。我们即不害怕鏖战,亦不害怕失败。我们的失败,只不过是通往成功的台阶罢了。我们不止一次地向我们的敌人证明过这一点了。但是,对于每一场战斗,我们都会寻求最有力的条件。事件是为我们工作的,强迫它往前走对我们没有好处。我问问你们,推迟决定性的冲突,对谁有利?是有利于我们,还是有利于政府?当然是我们,同志们!因为明天我们会更强大,而后天还会比明天更强大。同志们,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最近才拥有了举行上千人集会、组织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并通过我们的革命报刊向全国所有居民讲话的条件。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条件,在无产阶级队伍中进行广泛的鼓动和组织行动。我们必须延长群众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间,而且是尽可能的延长;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是两个月,以便届时作为一支可能更紧密结合的、更有组织度的大军进行行动。当然,对政府来说,在现在,也就是我们还没准备好进行最后的斗争时,对我们开枪更方便。有些同志,就和取消葬礼性示威那天一样,抱着同样的疑问:如果我们今天打了退堂鼓,以后还能再度唤醒群众吗?群众难道不会再度入睡吗?对此,我得反问:难道现制度能够创造条件,让群众安然入睡吗?难道我们真的需要担心未来不会发生能够唤醒他们的事件吗?请相信我,会有很多这样的事件的——沙皇专制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也请不要忘记,在我们面前有一个选举运动,必须通过它使整个革命无产阶级站立起来。谁知道这场选举运动会不会以无产阶级把现有政权炸上天告终?让我们保持冷静,让我们不要预测起事件来。我们应该给予革命无产阶级更多的信任。难道他们在1月9日以后就睡着了吗?施德洛夫斯基的委员会之后呢?黑海事件之后呢?不,革命的浪潮正在稳步上升;它打翻并淹没整个专制制度的时刻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一场决定性的、无情的斗争正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罢工,让我们对其巨大的道德胜利感到满意,让我们竭尽全力去创造并巩固我们最需要的事物:组织、组织和组织。我们只要环顾四周,就会发现每天都能收到这一方面的最新成果。
  铁路工人、邮政—电报官员正在组织起来。他们将用铁轨和电报导线,把我国所有的革命策源地融合成一个整体。他们将使我们能够在时机到来之时,在24小时之内就能够让整个俄国站起来。我们必须为这一时刻做好准备,以最高的纪律与组织面对它。开始工作吧,同志们!
  我们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工人的战斗组织,并武装他们。请你们在每个工厂里选出十人组成一个十人战斗小组(十人队),选出百人组成一个百人战斗小组(百人队),并在这一百个人中设立一个指挥官。请你们将这些支部的纪律发展到极高的程度,以便在每个必要的时刻整个工厂都能在第一声召唤下开始行动。记住,在决定性行动时,我们只能依靠我们自己。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开始不信任我们,并敌视我们。民主派知识分子也在摇摆不定。工会联盟在第一次罢工中欣然加入我们,但对第二次罢工的同情心则要少很多。他们中的一个成员在几天前告诉我:‘你们的罢工正在使自己的公众反对自己。你们难道真的期望孤军奋战就能战胜敌人吗?’我提醒他,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个瞬间,当时国民公会颁布作出了这样的决议:‘法兰西人民不会在其自己的领土上与敌人签署任何条约。’国民公会中的一名代表喊道:‘难道你们和胜利签订了条约?’他得到的回答则是:‘不,我们已经与死亡缔结了条约。’
  同志们,当自由派资产阶级仿佛为自己的背叛行为感到骄傲,询问我们‘你们是否打算在没有我们帮助的情况下进行战斗?难道你们和胜利签订了条约?’时,我们就应该把答案扔在他们脸上:‘不,我们已经与死亡缔结了条约。’”

  苏维埃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在11月7日星期一中午12时取消罢工式示威的决定。印有苏维埃决议的启示被分发到各工厂和车间,并在全市张贴。在指定的时间里,罢工以它开始时的那种团结一致结束了。它持续了120个小时,比波兰的戒严状态少了三倍时间。
  当然,十一月罢工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解开了几十名水兵脖子上的绞索——在一场会吞噬数万人的革命中,几条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同样,意义也不在于它迫使政府匆忙停止了对波兰的戒严——对一个长期受苦受难的国家,哪怕再延长一个月的紧急法又有什么区别呢?十一月的罢工是向整个国家发布的警报呼喊。谁知道,假如波兰的实验成功以后,无产阶级并没有表明它“活着,精力充沛,并准备好以牙还牙”[4]的话,一场野蛮的反动狂欢节会不会在全国展开?这场革命中不同民族之间的完全团结,与1848年奥地利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彼得堡无产阶级以革命本身的名义,不能也不敢将自己的波兰兄弟毫无抗议地交到不耐烦的反动派手中。而且,尽管它关心自己的未来,他不能也不敢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临近保持沉默。11月的罢工,是无产阶级跨过政府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头向军营内的囚犯发出的团结呼声。而这一呼声被听见了。
  《泰晤士报》(The Times)的记者在报道十一月罢工的时候,引用了一段禁卫军上校的话:“不幸的是,不能否认,工人对喀琅施塔得造反者的干预对我们的士兵产生了令人遗憾的道德影响。”这“令人遗憾的道德影响”,就是十一月罢工的主要意义。它一击就震醒了军队中的一大圈人,并在短短几天内导致了彼得堡卫戍部队营房中的一些集会。在执行委员会,甚至在苏维埃本身的会议里,不只是个别士兵,而且还有士兵代表,发表讲话,要求帮助;与士兵的革命联络获得了巩固,传单得到了广泛的散布。
  在那些日子里,军队中的兴奋情绪甚至上升到了其贵族领导层那里去。在十一月罢工期间,笔者作为“工人的发言人”参加了一次军事会议,这在当时是第一无二的。在此值得讲一下这件事。
  我带着X. 男爵夫人[5]的邀请卡,在晚上9点来到了彼得堡最豪华的别墅之一。看门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在那些日子里下定决心对任何事情都司空见惯的人。他脱下我的大衣并把它挂在长长的一排军官大衣中间。仆人等着我的名片。呜呼!一个黑户能有什么名片呢?为了让他摆脱困窘,我把女主人给我的邀请卡递给了他。来到大厅的首先是一个学生,然后是一个激进的编外副教授——《坚固》(Солидный)杂志的编辑,最后是男爵夫人本人。显然,他们以为“工人的发言人”会是什么更厉害的角色。我报了自己的身份。他们热情地邀请我进去。掀开门帘,我看到里面有六七十个人。在过道的一侧的一排椅子上,坐着三四十名军官,还包括一些优雅的禁卫兵;而在另一侧的则是一群女士。在前面的一个角落里,有一群穿着黑色礼服的政论家和激进的律师。一位不知名字的老先生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担任主席。我在他旁边看到了罗季切夫[6]——立宪民主党未来的“代言人”。他讲了关于在波兰实行戒严的问题,以及自由派圈子和军队中的有思想的部分对波兰问题应负的义务。讲话沉闷而无力,思想短视而萎靡。最后的掌声也非常萎靡。之后发表讲话的,是昨天的“斯图加特流亡者”彼得·司徒卢威,他是得益于十月罢工才可以回国的,并且利用了这个机会立即占据了乡绅自由派中极右翼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发起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暴力运动。他是一个蹩脚得无可救药的演讲者,结结巴巴,气喘吁吁,试图证明军队应该站在十月十七日宣言的基础上,保护这个宣言不受来自左和右的攻击。这种保守的毒舌在一个前社会民主党人的嘴里听上去特别奇怪。我听完这个人的演讲时,就想起七年前这个人曾写道:“欧洲越往东,资产阶级在政治关系上就越弱小,越胆小,越卑鄙”,之后,他自己拄着德国修正主义的拐杖,跑进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营帐,以便亲身证明他历史上那句概括的真理性……在司徒卢威之后,激进政论家普罗科波维奇谈到了喀琅施塔得起义,然后是一位失宠的教授——他正在犹豫到底是选择自由主义,还是选择社会民主主义——他什么都谈,又跟什么都没说似的;然后是一位著名的律师(索科洛夫[7]),他请军官们不要阻止军营中的鼓动。发言变得越来越坚决,气氛变得越来越热烈,轮到我讲话时,我指出,工人没有武器,和他们一起的自由也没有武装,国家军火库的钥匙在军官们手中。在决定性的时刻,这些钥匙必须交给人民——它们理应属于人民。这是我第一次,可能也是一生中最后一次在这样的听众面前讲话了……
  无产阶级对士兵施加的“令人遗憾的道德影响”导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措施。在一个禁卫军团中进行了逮捕;一些水兵从彼得堡被押送到喀琅施塔得。各方士兵都在问苏维埃该怎么做。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发表了一份名为《告士兵书》的宣言,以下是它的内容:

  工人代表苏维埃答复士兵们:
  陆海军的士兵兄弟们!
  你们经常向我们工人代表苏维埃寻求建议和支持。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士兵遭到逮捕时,你们向我们寻求帮助;当军事电子技术学校的学员被逮捕的时候,你们向我们寻求帮助;当舰队船员从彼得堡被押送到喀琅施塔得的时候,他们寻求我们的保护。
  许多团都向我们派出了自己的代表。
  士兵兄弟们,你们是对的。除了劳动人民以外,没有人可以保护你们。除非工人为你们站出来,否则你们就没有救了。被诅咒的军营会掐死你们。
  工人总是站在诚实的士兵一边。在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工人与水手们同战斗,共存亡。政府成立了一个战地军事法庭来审判喀琅施塔得的水手和士兵,而在那一刻,彼得堡的工人立即在各地举行了罢工。
  他们愿意挨饿,但不愿意在士兵被虐待时袖手旁观。
  我们,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全体彼得堡工人的名义告诉你们,士兵们:
  你们的麻烦就是我们的麻烦;你们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而我们的胜利将是你们的胜利。只有人民和军队的联合努力,才能打破这些枷锁。
  如何解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人?如何解救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人?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清除沙皇的监狱和军事法庭。我们没法单枪匹马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人放出来,也没法独立拯救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人。我们必须以团结一致的强大力量强攻,把专制与独裁从我们的祖国脸上扫除。
  谁能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
  只有劳动人民和他们在武装部队中的兄弟们。
  士兵兄弟们!觉醒吧!起来吧!到我们这里来吧!诚实勇敢的士兵们,和组建自己的工会吧!
  唤醒睡着的人吧!拉一把落后的人吧!与工人达成协议吧!与工人代表苏维埃建立联系吧!
  前进,为了真理,为了人民,为了自由,为了我们的妻子和儿女!
  工人代表苏维埃向你们伸出了兄弟般的手。

  这个宣言是在苏维埃存在的最后时日通过并发表的。




[1] 卡米洛·保罗·菲利波·朱利奥·本索,加富尔、切拉伦戈与伊索拉贝拉伯爵(Camillo Paolo Filippo Giulio Benso, conte di Cavour, di Cellarengo e di Isolabella,1810年8月10日—1861年6月6日),意大利资产阶级政治家、外交家,统一运动“三杰”之一。出身于贵族家庭。1832—1849年任格林扎内·加富尔(Grinzane Cavour)市长。1848—1961年任撒丁王国议会议员。1850—1852年任撒丁王国农业和商业大臣,1851—1852年兼任财政大臣。1852—1859年、1860-1861年任撒丁王国首相,期间领导了统一战争。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后担任首相,同年6月6日逝世。——中译者注

[2] 此句名言原文为:“Tutti son capaci di governare con lo stato d'assedio.”——中译者注

[3] 戒严是由11月12日的命令解除的。——原注

[4] 苏维埃决议中的原话。——原注

[5] 现在可以提到这个人的人名了:依克斯库尔·冯·希尔德布兰德。——原注

[6] 费奥多尔·伊兹马伊洛维奇·罗季切夫(Фёдор Измайлович Родичев,1854年2月9日—1933年2月28日),1876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同年参加了塞土战争。1878年起任特维尔地方自治局法官。1903年加入解放社。1905年发起成立立宪民主党,并于次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06—191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自居为“进步派”,曾将绞刑架比喻为“斯托雷平的领带”。二月革命后在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工作,反对芬兰独立,主张继续战争。十月革命后逃往俄罗斯南部,同邓尼金合作。1919年流亡塞尔维亚,企图建立一个“塞尔维亚军团”武装反对苏维埃政权。1920年任波兰志愿军代表,随后流亡法国,在立宪民主党巴黎派活动。后退休,流亡瑞士,1933年死于洛桑。——中译者注

[7]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索科洛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околов,1882年?月?日—1927年3月20日),俄国律师,立宪民主党人。内战期间曾同邓尼金合作,后流亡保加利亚,在索非亚大学任教。1927年死于保加利亚。——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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