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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八小时工作制和火枪！”
在这场战斗中，无产阶级孤军奋战。没有人愿意或者能够帮助它。这次斗争的重点不是出版自由，也不是制服暴徒的横行霸道，甚至也不涉及普选权。工人要保证自己的肌肉、神经和大脑能够得到保护。他决定为自己赢回一部分生命。他不能再等下去了，也不想再等下去。在革命事件中，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从中瞥见了更高的生命形式。他仿佛为精神生活重生了。他所有的感官都像乐器上的琴弦一样绷紧了。他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无边无际的、光辉灿烂的世界……为描写工人群众革命重生的图画的诗人，是不是很快就要出现了呢？
在十月罢工将烟雾缭绕的工厂变成了革命言论的殿堂后，在一场让最疲惫的心都充满骄傲的胜利后，工人发现自己又一次陷入了机器的诅咒控制之中。凌晨，他在灰色黎明中，半睡半醒地跳进工业地狱；而在深夜，他在令人厌烦的机器吹响哨声以后，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了黑暗、可恨的洞里。周围都有明亮的灯光——那么近，又那么远——那是他自己点燃的。社会主义报刊、政治会议、党内斗争——这是一场利益和激情的巨大而美丽的盛宴。出路何在？在八小时工作制上。这是纲领中的纲领，也是遗训中的遗训。只有八小时工作制才能立即解放工人阶级的力量，用于当时的革命政治。彼得堡的无产者们，拿起武器吧！残酷的斗争之书打开了新的篇章。
还在大罢工进行的时候，代表们就经常说，在复工时，群众绝不会同意旧有的工作条件。10月26日，彼得堡某区的代表们决定在不过问苏维埃的情况下，通过革命手段在自己的工厂内实行八小时工作制。27日，代表们的建议在几次工人会议上得到一致通过。在亚历山德罗夫机械厂，为了避免带来压力，这个议题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的。结果是：1688票赞成，14票反对。几个主要的金属加工厂从28日开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同一时间，彼得堡的另一端，也爆发了一场同样的运动。10月29日，运动的发起人向苏维埃报告说，八小时工作制已经通过“接管的方式”在三个大型工厂实行了。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没有迟疑的余地。难道不是接管给了我们集会和出版自由？难道不是革命的主动性才给我们带来了立宪宣言吗？难道对我们来说，资本的特权比君主的特权要更加神圣吗？怀疑者的胆怯声音被淹没在普遍的热情浪潮中。苏维埃通过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决议：它要求所有工厂和车间都自发主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这个决定是在几乎没有任何讨论的情况下通过的，仿佛它就是完全理所当然的一步。苏维埃给了彼得堡工人24小时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这个时间对工人来说完全足够了。一位来自金属厂的代表，我的朋友涅姆佐夫[1]写道：“苏维埃的提议得到了我厂工人的热烈响应。在十月我们为整个国家的要求斗争，而现在我们提出了自己无产阶级的要求，这将清楚地向我们的资产阶级老板们表明：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我们自己的阶级要求。经过讨论，工厂委员会（车间的代表会议，在其中起代表作用的是苏维埃的代表）一致决定从11月1日起，实行8小时工作制。同一天，代表们向全部车间宣读了工厂委员会的决定……他们建议工人带着食物去工作，这样就不用像往常一样在午饭时间休息了。11月1日，工人们照常在早上6:45到达了工厂。12点的时候，午饭哨吹响了；这让许多工人讲起了笑话，他们只决定休息30分钟吃午饭，而不是规定的1小时45分钟。下午3：30，工厂全体人员停止了工作，整整工作了八个小时。”
（被告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涅姆佐夫，工人—布尔什维克）
我们在第五期《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上读到了这样的文字：“10月31日，星期一，我们地区的所有工厂工人，按照苏维埃的决定，在完成了8个小时的工作后，离开车间，走到街上，打着红色旗帜，唱着《马赛曲》。在路上，示威者‘扫荡’了几家仍在继续工作的小企业。”其他地区也凭借着同样的革命决心贯彻了苏维埃的决定。11月1日，运动蔓延到几乎所有的金属厂和巨型纺织厂。什利谢利堡的工人给苏维埃打电话，问道：“从今天起，我们应该工作多少个小时？”这场运动在不可抗拒的一致意见下发展。但是，为期五天的十一月罢工在一开始就像楔子一样切入了这个运动。局势变得越来越困难。政府内的反动派正在拼命地站起来，并非没有成功。资本家正在维特的保护下充满能量地联合起来进行反击。资产阶级民主派则对罢工感到“厌倦”。他们只渴望安稳与宁静。
到十一月罢工以前，资本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工人自行减少工作时间的行动：有的威胁要立即关闭工厂，另外一些则只是从工资中扣除相应的金额。在一些工厂和车间，管理层做出了让步，同意将工作日缩短到9.5小时，甚至9个小时。有些人，比如印刷工人工会就接受了这样的提议。企业家的情绪普遍不稳定。到十一月罢工结束的时候，统一起来的资本成功恢复了自己的元气，并采取了寸步不让的立场：八小时工作制将不实施；如果工人坚持下去，将会有一次普遍的关厂行动。政府通过率先关闭国有工厂，为企业家扫清了道路。工人的会议越来越普遍地受到武装力量的驱散，以打击工人的士气。局势每天都在恶化。一些私有工厂也紧随国营工厂关闭了。数以万计的工人被赶到了街上，无产阶级被逼上了绝路。撤退是不可避免的。但工人群众坚持自己的要求。他们不想听到关于在旧条件下恢复工作的话。11月6日，苏维埃通过了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取消了要求的普遍性质，并呼吁人们只在那些有成功希望的企业单位里继续进行斗争。这个解决方案显然不令人满意：它没有明确地亮出自己的口号，有可能将运动分解成一系列不相干的斗争。与此同时，形势继续恶化。在代表们的坚持下，国营工厂重新开放，在旧的条件下继续进行工作时，另有13个新的工厂和车间的大门被私营企业家关闭了。19000人出现在街上。对重新开放工厂的关切，哪怕建立在旧的条件之上，也越来越往后推迟了占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议题。此时需要采取更坚决的措施，而11月12日，苏维埃决定鸣金收兵。这是工人议会中所有会议里面最具戏剧性的一场了。出现了分歧。两个先进的金属厂坚持要继续斗争。他们得到了几个纺织厂、玻璃厂和烟草厂的支持。普梯洛夫厂则坚决反对。麦克斯韦工厂的一位中年织布女工起身发言。她有着一张精致的、开放的脸。虽然已经是深秋，但她穿着一件退了色的印花布大衣。她的手因为兴奋而颤抖，紧张地寻找自己的衣领。她有着响亮、鼓舞人心、令人难以忘怀的声音，对普梯洛夫厂的代表们说：“你们让你们的妻子习惯了睡在柔软的床上，吃甜美的食物，这就是你们害怕拿不到工资的原因。但我们并不害怕。我们准备好了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死。我们已准备好斗争到底。要么胜利，要么死亡！八小时工作制万岁！”
时至今日——30个月过去了，这个充满希望、绝望和激情的声音仍在我耳边回响。这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责备，一个不可战胜的号召。穿着褪色花布衣的英雄般的同志，你现在在哪里？啊，没有人可以让你习惯甜美的食物和柔软的床……
响亮的声音戛然而止……出现了片刻痛苦的沉默。然后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因资本主义枷锁下的重压聚集而起来的代表们，在那一刻超越了他们对自己日子的忧虑。他们是在为自己在未来战胜血腥厄运而鼓掌。
经过四个小时的讨论后，苏维埃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一项退却的决议。决议指出，统一资本与政府的联盟已经把彼得堡的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转变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因此，彼得堡工人不能在脱离全国工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因此，苏维埃作出决议：“由于这个原因，工人代表苏维埃认为，有必要暂时停止使用立即、普遍接管的方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以有组织的方式进行撤退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许多工人倾向于选择麦克斯韦的织布女工指出的路线。一家大工厂的工人决定继续为九个半小时工作制进行斗争，他们给苏维埃写信说：“其他工厂和车间的工人同志们，请原谅我们这么做，但我们已经没有力气再忍受这种身体和精神上的逐渐衰竭了。我们将战斗到只剩最后一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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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开始时，资本主义报刊当然会大声喊叫，说苏维埃要毁掉祖国的工业。自由民主派报刊，在这一时期对其左派主子战战兢兢，一言不发，保持缄默。只有在12月革命失败，使它摆脱束缚的时候，它才开始把反对派对苏维埃的所有指控都翻译成自己那自由主义的黑话。为八小时工作制进行的斗争是他们后来最强烈谴责的行动。但是，应该强调的是，用接管的方法（也就是在没有事先与雇主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进行事实上的停工）来缩短工作日的想法，即不是在10月，也不是在苏维埃中间诞生的。在1905年这罢工的一年里，已经进行过不止一次类似的尝试了。这样的尝试也不总是以失败告终的。在政治动机高于经济动机的国营工厂里，工人就是通过这种行动争取到了九小时工作制。然而，仅在彼得堡，仅经过24小时就通过革命手段实行正常工作制的想法，可能会显得完全不可思议。比如，在某个团结的工会组织里，某个受人尊敬的现金保管员可能会认为这彻头彻尾的疯狂行为。的确，从“合理的”时代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个疯狂的行为。但是，在革命“疯狂”的条件下，这种行为有自己的“合理性”。当然，只在彼得堡这一个地方实行正常工作制，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苏维埃相信，彼得堡的尝试会使整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站起来。当然，八小时工作制只有在国家政权的配合下才能被建立起来。但无产阶级恰恰就是在那时，把自己置于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的斗争之下。如果它赢得了政治上的胜利，那么，八小时工作制就不过只是“天方夜谭的实验”自然发展的结果。但是如果它没能赢得胜利，当然，这也就是它最严重的“罪过”所在。
即便如此，我们也认为，苏维埃采取的行动，不仅是它可以采取的，也是它应该采取的。实际上，它没有选择。如果在“现实的”权宜之计下它对群众喊了一声“退后！”，那么群众根本就不会服从它。斗争还是会爆发，但会缺乏领导；罢工还是会出现，但会是孤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失败会导致士气的完全低落。不过，苏维埃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的任务。它的领导分子决不指望运动会立即获得全面成功；但他们把强大的自发运动看作成一个事实，并决定使它化为一个雄伟的、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运动中都未曾见到过的示威，以支持八小时工作制。这场运动的实际果实——在一些企业中被大大减少的工作时间，很快又被雇主们加了回去。但是，它的政治结果却在群众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从此以后，八小时工作制的想法即使是在工人阶级最落后的一层中也得到了普及，而这却是多年来的费力宣传达不到的结果。同时，这一主张也与政治民主的基本口号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遇到了倚仗着国家政权的资本的有组织抵抗后，工人群众再次回到了革命政变、起义的必然性以及武装的必要性这些议题上。
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员在苏维埃中为退却的决议进行了辩护，用以下的话总结了这次运动：“我们可能并没有为群众夺得八小时工作制，但是我们肯定为八小时工作制夺得了群众。从现在起，每个彼得堡工人的心中都会响起这样的战吼：八小时工作制和——火枪！”
[1]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涅姆佐夫（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Немцов，1879年4月28日—1937年11月26日），出身于一个枪械工人家庭。1899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移居彼得堡，并当选为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失败后被捕并被终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二月革命后获释，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并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兼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3月5日至4月5日任秋明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1919年任图拉苏维埃主席。1919—1920年任坦波夫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兼俄共（布）坦波夫委员会主席。1921年1—2月任俄共（布）坦波夫执行委员会书记。1921—1922年任司法人民委员会委员。1923—1924年期间支持左翼反对派。1922—1930年期间历任最高革命法庭司法委员会副主席、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成员、苏联最高法院成员、老布尔什维克协会执行委员会书记等。1930—1932年任莫斯科地区法院院长。1932—1937年期间历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主任、联共（布）中央组织部书记兼联共（布）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委员。1937年公开反对大清洗，同年10月10日被捕，11月26日遇害。1955年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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