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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苏维埃最后的时日



  苏维埃,是做不到在赫鲁斯塔廖夫被捕以后离开公开舞台的——作为工人阶级自由选举出来的议会,它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活动的公开性质。解散自己的组织,就意味着故意向敌人敞开要塞的大门。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过去的那条路——直面冲突。在11月26日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社会革命党代表(切尔诺夫[1]“本人”)提议发表一项声明,内容是苏维埃将以恐怖袭击来回应政府的每一项镇压措施。我们站出来反对了这个提议:在军事行动开始前的这一短暂时期里,苏维埃必须尽可能地与其它城镇,以及农民联盟、铁路工会、邮电联盟和军队建立密切的联系(早在十一月中旬我们就已经派出了两名代表,一名前往南部,而另一名前往伏尔加河流域);与此同时,对个别大臣们进行的恐怖袭击将无疑耗尽执行委员会的全部精力和注意力。我们提出将以下决议提交给苏维埃的下一次会议:“11月26日,沙皇政府俘虏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同志。苏维埃将选出临时主席团,并继续为武装起义进行准备。”有三人被选为主席团成员的候选人:执行委员会报告人亚诺夫斯基(Яновский)(本书作者正是以亚诺夫斯基为名在苏维埃进行活动的),现金管理员维坚斯基(斯维尔奇科夫[2])和奥布霍夫工厂的工人代表兹里德涅夫。
  苏维埃的大会在第二天举行,而且一如既往地公开举行。有302名代表出席。大会上弥漫着紧张的氛围,许多苏维埃成员希望立即直接回应内阁的游击式突袭。但经过短暂的讨论后,会议一致通过了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并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从候选人中选出了主席团成员。

(赫鲁斯塔廖夫,苏维埃主席)


  出席会议的农民联盟最高委员会主席报告了11月联盟大会上作出的许多决定:不给政府提供兵源,不缴税,并从国家银行和储蓄所提取存款。执行委员会早在11月23日的时候通过了决议,建议工人“因政府即将破产”仅接受以黄金为形式的薪水,并从储蓄所提取自己的存款。因此,大会作出了决定,合并这些财政抵制措施,并以苏维埃、农业联盟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名义在向人民发表的宣言中发布这些决定。
  之后还会不会有无产阶级议会的大会?这一点还没法确定。大会决定,在苏维埃无法召开的情况下,其职能将会移交给扩大了的执行委员会。苏维埃在12月3日遭遇逮捕行动后,其权力在这一决定的基础上被转交给了第二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手中。
  随后,大会上宣读了来自芬兰各营有觉悟士兵、波兰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全俄农民联盟的热烈问候。来自革命农民的代表承诺在决定性的时刻给予兄弟般的支持。在代表和来宾难以形容的热情中,在雷鸣般不断的掌声和呼喊声中,农民联盟的代表和苏维埃主席互相握手。大会一直进行到深夜。最后离开的是值班警察,他们一如既往地遵循市行政长官的命令守在入口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可以从侧面体现这一情况的性质:正是在同一天晚上,一个小警察官根据同一个市行政长官的指示,阻止了以米留可夫为首的资产阶级选民进行的合法的、和平的大会……
  大多数彼得堡工厂都支持苏维埃的决议。莫斯科和萨马拉苏维埃、铁路和邮政—电报工会以及许多地方组织通过的决议也对彼得堡的决议表示同情。甚至工会联盟中央局也同意了苏维埃的决定,并向“全国的有生分子”呼吁,要求他们为即将到来的政治罢工和“与人民自由的敌人进行的最后的武装战斗”作准备。
  但是,自由派和激进派资产阶级在10月对无产阶级的同情现在已经冷却了。局势变得越来越尖锐,而被自己的不作为激怒的自由派,对苏维埃发出了阴森的牢骚。街上的一般人对政治知之甚少,对苏维埃采取了半善意、半顺从的态度。当他们害怕在旅途中发生铁路罢工时,他就会顺路去苏维埃的办公室了解情况。在这里,他同样也在邮政—电报罢工期间将自己的电报交出去,而如果办公室认为电报足够重要,他们就会把它发出去。例如,一位B枢密官的遗孀,在多次拜访各部委无果后,最终来到苏维埃,以使自己能够就一项重要的家庭事务发出电报。苏维埃的书面命令可以使普通人不必遵守法律。一个雕刻工房只有在收到苏维埃的书面“许可”后,才同意为非法的邮政—电报工会制作印章。北方银行将一张过期的支票记在了苏维埃的账上。海军部的印刷厂就是否应该罢工而向苏维埃征询意见。个人、官员甚至政府都在危险的时刻寻求苏维埃的保护。当利夫兰(Лифляндский)省[3]宣布戒严时,彼得堡居民中的拉脱维亚人请求苏维埃就沙皇专制的最新暴虐“说点自己的话”。11月30日,卫生保健员联盟联系上了苏维埃。红十字会通过虚假的承诺诱使他们参加了战争,然后将他们放回国,但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回报。对苏维埃进行的逮捕中断了它就这件事与红十字会最高理事会的积极书信往来。苏维埃所在地总是挤满了所有可能出现类型的请愿者请求人、替人请求者、申诉人和蒙冤的人,而他们主要是工人、庸人、店员、农民、士兵、水兵……有些人对苏维埃的力量和方法抱有绝对的幻想。有一位参加过俄土战争的盲人老兵,身上挂满了十字架和奖章,抱怨了自己的悲苦贫困,请求苏维埃“给一号人物(Самый)施压”(也就是给沙皇施压)……申请书和申诉书从全国的偏远地区寄来。波兰一个省的一位县民在十一月罢工之后向苏维埃发了一封感谢电报。波尔塔瓦省的一位老哥萨克向苏维埃抱怨雷普宁[4]亲王的不公正行为。他是一位办事员,在亲王底下被剥削了28年,然后无辜被解雇。这位老人请求苏维埃给雷普宁亲王施压。装有这份新奇的申诉书的信封地址栏上只写着“彼得堡,工人公署”,但却被革命的邮政准确无误地送达。来自明斯克省一个土方工程劳动组合的信使代表向苏维埃询问:某个地主想要以某种股票的方式以低价偿还3000卢布的债务。被派来的人问道:“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即想入股,但也害怕:我们听说你们的政府要我们工人只接受真金白银的现钞。”调查得出,此地主的股票几乎毫无价值……苏维埃的消息在其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才开始传到农村。来自农民的请求越来越多。切尔尼戈夫省的农民希望与当地的社会主义组织取得联系,莫吉廖夫省的农民则派出请愿代表,带着几个村庄的判决书,承诺与城市工人和苏维埃共同行动……
  一个巨大的活动领域在苏维埃面前展开。到处都是无边无际的政治生荒地,等待着革命的深耕细作。但时不待人。反动派正在疯狂地设下圈套,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打击。执行委员会十分狂热地在巨量的日常工作之间将苏维埃于11月27日的决议付诸行动。它发布了一份致士兵的呼吁书(见《十一月罢工》一章),并在与革命政党代表的联席会议上批准了帕尔乌斯[5]提交的宣言的“财政”文本。12月2日,该宣言发表在了彼得堡的八家报纸,其中四家是社会主义报纸,四家是自由派报纸。以下是这份历史性文件的文本。

宣言


  政府濒临破产。它让国家满目疮痍、尸横遍野。农民饱受苦难和饥饿的折磨,已经筋疲力尽,负担不起苛捐杂税。政府用人民的血汗钱给地主发放贷款。现在,它已经无法摆脱地主抵押的庄园了。工厂和车间处于停滞状态。没有任何工作。贸易普遍停滞。政府把通过向外国借贷获得的资金用于建造铁路、舰队和要塞,并储备武器。现在,外国资金来源已经干涸——国家订单消失了。商人、供应商、承包商、工厂主习惯了用国库的钱来充实自己的钱包,发现自己没有了暴利,正在关闭自己的办公室和工厂。破产接二连三地发生。银行纷纷倒闭。所有的贸易往来都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政府与革命的斗争持续不断地制造浪潮。再也没有人能够确定明天会发生什么。
  外国资本正在回国。“纯俄罗斯”的资本也在向外国银行渗透。富人正在出售他们的财产,逃往国外。强盗正在从这个国家滚蛋,并带走了人民的财富。
  政府把所有的国家收入都花在了陆军和海军上。不兴教育,不修道路。尽管如此,政府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来继续供养部队。穷困潦倒、饥寒交迫的军队在全国各地不断起义。
  铁路在经济上衰败了,大量的铁路被政府毁灭一空。想要恢复铁路的经济,则必须要往里面投资上亿卢布。
  政府陆续盗走了储蓄所的资金,并将存款发放给私人银行和工业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是完全空心的。它利用小储蓄者的资本来玩股票交易,使这些资本每天都在承受风险。
  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与现有的政府债务和贸易周转要求相比,毫无价值。如果每一笔交易都要使用金币,那么这一储备就会化为乌有。
  趁着国家财政不受监管,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借远远超过国家支付能力的贷款。它用这些新贷款来支付旧贷款的利息。
  政府年复一年地发布虚假的收入和支出预算书,两者的数据少于实际情况。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抢劫,以便使预算书显示盈余而不是年年赤字。官员们可以毫无节制地窃取国库,而国库即使没有这些窃取也已经耗尽了。
  只有推翻专制制度并召开立宪会议,才能阻止这种财政上的破坏。它将严密调查国家财政情况,并制定出详细、清晰、准确并经过认证的国家收入支出(预算)平衡表。
  由于担心人民的控制会向全世界揭露政府的在财政上毫无支付能力的事实,它迫使自己不断地推迟召集人民代表。
  专制不仅造成了国家的财政破产,也造成了其军事破产。人民代表面临的任务,就只有尽快整理出债务表了。
  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贪婪活动,迫使人民战斗到死。数十万公民在这场斗争中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工业、贸易和通信方式的基础悉数被毁。
  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推翻政府,剥夺他最后的力量。必须切断其最后的生存来源:财政收入。这不仅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解放是必要的,对国家财政的整顿也是必要的。
  因此,我们决定:
  拒绝向国库支付土地赎买款项以及其他所有款项。在所有的交易、支付工资和薪金时,要求使用黄金支付,在金额少于5卢布的情况下,要求使用足重的硬通货。
  从储蓄所和国家银行中提取存款,要求以黄金来进行所有支付。
  专制统治从来没有得到过人民的信任,也没有得到过人民授予的权力。
  目前,政府在自己国家疆域内的行为,就好像它在统治被征服的国家一样。
  因此,我们决定,不允许为沙皇政府在明确地、公开地给全体人民带来战争时签订的贷款还债。

  工人代表苏维埃
  全俄农民联盟最高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及组织委员会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
  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当然,这个宣言本身既不能推翻沙皇专制,也不能扭转其财务状况。只有第一届国家杜马在半年后通过其《维堡宣言》才试图创造这样的奇迹——该宣言呼吁民众“按照英国模式”和平地拒绝缴税。苏维埃的财政宣言只不过是十二月起义的一个序曲。在罢工和街垒战的精神激励下,它在全国找到了强大的回声。前三年,储蓄所在12月的存款比取款多400万卢布,而在1905年的12月,取款就比付款多出了9000万卢布——宣言在仅仅一个月里就从政府的储备金里拿走了9400万卢布!当起义被沙皇匪帮镇压后,储蓄所才再次恢复了其平衡……

※     ※     ※


  在11月的最后十天里,基辅及基辅县,利夫兰、切尔尼戈夫、萨拉托夫、奔萨和辛比尔斯克省(农潮的主要舞台)都宣布了戒严令。
  11月24日,在实行“临时”出版条例的第一天,总督和市行政长官的权力被急剧扩大了。
  11月28日,波罗的海地区“临时”总督的职位被设立。11月29日,地方长官被授权在铁路或邮政—电报发生罢工的情况下,可以自行在其所在的省份宣布非常状态。
  12月1日,尼古拉在皇村接见了一个由受惊地主、僧侣和城镇屠杀者匆忙组成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要求无情地惩罚革命凶犯,并同时惩罚那些放任事态、无所作为的达官显贵;他们还不满足于对维特的这种暗示,解释道:“请通过专制吩咐,召回你君主意志的某些执行者。”
  尼古拉回答这帮肮脏的农奴商人和雇佣恶棍道:“我肯定接受你们的要求,因为我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真正的俄罗斯男儿,自古以来就为我和祖国奉献的俄罗斯男儿。”在中央发出的信号下,各省行政部门,以农民和小市民的名义向彼得堡的沙皇发出了大量的感谢信。据我们所知,“俄罗斯人民联盟”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它第一批的巨额补贴款,组织了一些集会,分发宣扬屠杀的爱国书籍。
  12月2日,印有苏维埃财政宣言的八家报纸被没收并停止出版。同一天,新的苦役条例发布,规定铁路、邮政、电报和电话职员罢工或组建工会都是违法的,最高可判处4年有期徒刑。革命报纸在12月2日公布了它缴获的一项命令。这项命令是沃罗涅日总督根据杜尔诺沃的秘密通令下达的,上面写道:“绝密……立即查明所有反政府和农民运动的头目,并将它们关押在当地监狱,以等待内务大臣的进一步指示进行处理。”政府发布了其第一份威胁性公告:极端政党旨在破坏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向政府宣战,诋毁他们的对手,阻止社会享受新制度带来的好处;他们挑起罢工,以便把工人变成革命的原材料。“工人的流血(政府干的!)无法使他们(革命者!)产生任何良心上的不安。”如果普通的手段被证明对这些现象无济于事,那么“无疑有必要采取完全特殊的措施。”
  特权阶层和受惊有产者的等级利益,官僚的报复性愤怒,被收买者的同意、被愚弄者的沉痛仇恨——所有这些混在一起,形成了一团令人作呕的、血腥肮脏的反动土块。皇村发放黄金,杜尔诺沃的部下编织了一个地下阴谋的铰链,雇佣的杀手磨好了他们的匕首……
  而革命的增长势头则是不可阻挡的。新的力量在不断地加入它的主力军——产业无产阶级。在城镇,参加集会的有看院人、看门人、厨师、家政、家庭仆人、地板打蜡工、服务员、澡堂服务员和洗衣女工。出人意料的人物出现在大会和报刊办公室里:“觉悟的”哥萨克列兵,车站宪兵,城镇警察、警察所长,甚至连忏悔过后的密探都来了。社会地震不断地从一些隐秘不为人知的深处抛出一层又一层人,而这些人在和平时期是没人记得住的。小官员、监狱看守、军队文书一个接着一个地在革命报纸的所在地等着发言。
  十一月罢工对军队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一股军人集会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国家。军营里充满了造反的精神。在这里,不满情绪通常是以士兵的直接需要为根基产生的,然后迅速发展,并呈现出政治色彩。从11月20日开始,彼得堡(在水兵中)、基辅、叶卡捷琳诺达尔(Екатеринодар)[6]、伊丽莎白波尔(Елизаветполь)[7]、普罗斯库洛夫(Проскуров)[8]、库尔斯克和沃姆扎(Ломжа)[9]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士兵骚乱。在华沙,禁卫军要求释放他们被逮捕的军官。各方传来的消息表明,起义的热情已经笼罩在整个满洲的俄国军队上空了。11月28日,在伊尔库茨克举行的一场集会上,有奖金4000名卫戍部队士兵参加。在一位士官的主持下,集会决定赞同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在许多城镇,士兵在集会上与工人交心。12月2日和3日,莫斯科的卫戍部队开始了骚乱。在一些甚至连哥萨克都有参加的集会上,人群奏着马赛曲在大街上游行,有一些团强行将军官赶出了岗位……最后,就像城市这口大锅在革命环境下沸腾一样,各省也在熊熊燃烧着农村起义的火焰。11月底到12月初,农业混乱蔓延到许多县:在莫斯科附近的中心地区,沿着伏尔加河,沿着顿河,在波兰王国——这些地区不断地有农民在罢工,在捣毁国有酒铺,在庄园纵火,没收财产和土地。整个科夫诺省都处于立陶宛农民起义的控制之下。从利夫兰也传来了一个又一个警报。地主纷纷逃离自己的庄园,省行政人员也离开了自己的岗位……
  只要对当时的俄罗斯有一个清晰的印象,就足够使人明白,12月的冲突是多么的不可避免。某些后知后觉的聪明人(普列汉诺夫)说:“应该回避斗争的。”这说的,仿佛只是一盘棋,而不是数以百万计的元素进行的运动!
  《新时代报》写道,“工人代表苏维埃并没有垂头丧气,而是继续精神饱满地行动,并以纯粹斯巴达式的语言印刷自己的指示,简明扼要,一目了然。而维特伯爵的政府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它更喜欢用多愁善感的姑娘那冗长乏味的语言。”12月3日,维特政府同样也用了一种“简明扼要、一目了然”的语言——它用从各军种抽调的部队团团包围了自由经济协会的大楼,并逮捕了苏维埃。
  执行委员会在下午4点召开会议。当日的安排已经被报纸的没收、针对罢工的苦役条例和杜尔诺沃的阴谋电报提前确定好了。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以党的名义提交了建议:接受专制主义的挑战、立即与全国所有革命组织进行联系、制定开展政治总罢工的日期、动员所有力量和预备队,并在土地运动和士兵骚动的支持下,直面决定性的收场……
  铁路工会的代表确信,12月6日召开的铁路代表大会无疑将决定支持罢工。
  邮政—电报工会的代表发言支持该党的提议,并希望总行动将会给正在消退的邮政—电报罢工注入新的活力。辩论被一则消息打断了:苏维埃今天将面临逮捕。半小时后,消息被确认了。在这个时候,有上下两排窗户的大礼堂里已经坐满了代表、政党代表、记者和客人。正在二楼开会的执行委员决定派几个执行委员离开现场,以便在逮捕发生的时候保持连续性。[10]但是,晚了!这栋房子已经被伊兹梅洛夫斯基禁卫团的士兵、哥萨克骑兵、警察和宪兵包围了……脚步声、马刺的叮当声武器碰撞的咯咯声充满了整座房子。从楼下的大厅里传来了愤怒的抗议声浪。主席打开二楼的窗户,弯腰向下面大声喊:“同志们,不要进行抵抗!我们预先宣布,在这里开枪的只有奸细或警察……”几分钟后,士兵们爬上了二楼,并在执行委员会的房间门口摆开了架势。
  主席(向警官)说道:“我命令你们关上门且不要打扰我们的工作。”
  士兵们留在了过道里,但没有把门关上。
  主席:“会议继续。谁想发言?”
  办事员(Конторщик)工会代表:“今天,政府通过自己的野蛮欺压行径,巩固了支持总罢工的理由。政府已经预定了总罢工……无产阶级新的、决定性的行动结果取决于军队。让他们出来保卫祖国吧!”(军官急忙关上了门,发言者提了提嗓门。)“工人兄弟般的呼唤、苦难国家的声音会透过紧闭的大门传到士兵那里!……”
  门开了,一个宪兵大尉脸色苍白得像死了一样爬了进来(他害怕子弹),后面跟着两打[11]警察,他们站到了代表的椅子后面。
  主席:“我宣布执行委员会的会议结束。”
  楼下传来金属敲击的巨响,响得很整齐,仿佛有十几个铁匠在铁砧钱工作——这是代表在砸碎自己的勃朗宁手枪,以免它落入警察手中。
  一场搜查开始了。每个人都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经过搜查、做好笔录并标好号码的人被半醉的士兵押走。
  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落入了皇村阴谋家的手中。




[1]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1873年11月25日—1952年4月15日),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在上中学期间参加激进运动。1892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894年被捕。1899年流亡国外。1901年参与创立社会革命党,并担任党报《革命俄罗斯》编辑。1903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并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08年辞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二月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副主席。1917年5月—7月出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5日—6日任立宪会议主席。内战期间参加了白军的反革命活动,1920年流亡布拉格。1926年脱离社会革命党。1940年流亡美国,1943年死于纽约。——中译者注

[2] 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斯维尔奇科夫(Дмит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Сверчков,1882年?月?日—1938年4月21日),苏联作家。1899年加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革命期间任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途中逃走,随即转向孟什维克。1908—1909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10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苦役。二月革命后获释。1920年加入俄共(布)。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3] 包括今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一部分。——中译者注

[4]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雷普宁亲王(Князь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Репни́н,1834年4月8日—1918年?月?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54年入伍,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1862年因病退役。1880年起任国务委员。1909—1917年任国务院议员。1918年去世。——中译者注

[5] 亚历山大·洛夫维奇·帕尔乌斯(Александр Львович Парвус),本名伊兹赖尔·拉扎列维奇·盖尔方德(Израиль Лазаревич Гельфанд,1867年9月8日—1924年12月12日),出身于白俄罗斯一个犹太家庭,在敖德萨长大,少年时即参加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即“崩得”)的活动。十九岁时赴瑞士求学,其间逐步转为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移居德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成为罗莎·卢森堡的朋友。1900年初次同列宁见面。1905年参加俄国革命,失败后被判流放三年,后逃回德国。一战结束后脱离政治活动。他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中译者注

[6] 现克拉斯(红)诺达尔。——中译者注

[7] 现阿塞拜疆占贾。——中译者注

[8] 现乌克兰赫梅利尼茨基。——中译者注

[9] 位于现波兰。——中译者注

[10] 也就是说,在其他成员遭到逮捕的情况下,离开会场的执行委员可以继续执行委员会的活动。——中译者注

[11] 一打约合12个。——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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