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自己的政治面貌与维特伯爵的政治面貌之间的区别具有非常充分的了解，因此，我们没法向前首相解释那些迫使我们这些无产阶级的代表在政治活动中的每个阶段都要讲真话的原因。但我们认为，在此提及公诉人先生的讲话内容并无不妥。这个专业的指控人，一位在本质上敌视我们的政府的官员，承认了我们的声明和讲话为他进行诉讼（是诉讼，而不是辩护！）提供了需要的所有材料，并称我们在法庭上的证词是真实且充满诚意的。
　　真实与诚意是维特伯爵的政敌，以至于连他的职业崇拜者都曾未将此类品格赋予他。”

　　“不管维特伯爵的辟谣行为有什么目的和动机，也不管它看起来多么不严谨，但它都是非常及时的。它是苏维埃在世时面前站着的国家政权之画的最后一笔。我们在这里冒昧地用几句话来讨论一下这幅画。
　　维特伯爵强调过这样一项事实，即是他把我们交到了正义的审判手中。正如我们在上面说过的，这一历史性壮举的日期是1905年12月3日。此后，我们落入了保卫局之手，然后又被宪兵队转送到了法庭前。
　　保卫局的两位官员作为证人出现在审判中。对于去年秋天是否有在彼得堡准备过大屠杀的问题，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并说自己没有看到过一张呼吁进行屠杀的传单。然而，活跃的五品文官——前警察署长罗普奇恩却证明，当时正是保卫局印制了那些大屠杀的传单。这就是那维特伯爵把我们交与的“正义审判”的第一阶段。
　　此外，调查过苏维埃案件的宪兵军官也出庭了。根据他们自己的证词，他们对代表涉嫌侵占某些钱财一案的调查是以匿名的黑色百人团传单为根据的，而公诉人则称这些传单为“诽谤和撒谎”。然后呢？五等文官罗普奇恩证明，这些诽谤与撒谎的传单正是在那进行调查的宪兵局印制的。这就是正义审判的第二阶段。
　　而在十个月后，当我们出现在法庭的时候，后者允许了我们讲出所有在审判开始前就已经知道的东西。但只要我们尝试表明并指出，在苏维埃活动期间，没有任何的当局政权，它最活跃的机关已经变成了反革命团体，不仅藐视成文法，同样也蔑视所有人类道德法则，担任最重要职务的政府人员组成了中心化的全俄屠杀组织，正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实质上执行了民防任务——当我们为了表明并指出所有这些事实，要求把由于我们的审判而被公开的罗普奇恩的信放在卷宗里并传唤罗普奇恩作为证人的时候，法庭无视正义的要求，试图封死我们的嘴。这就是正义审判的第三阶段。
　　最后，当案件结束、法庭宣布判决时，维特伯爵出场了，试图抹黑自己的政治对手。显然，他以为这些对手最终已经被征服了。维特伯爵就像那些声称自己从未见过大屠杀传单的保卫局官员一样，断言自己从未与工人代表苏维埃打过任何交道。同样的坚决，同样的真实性！
　　我们冷静地回忆了我们经历的官方审判的这四个阶段。政权的代表剥夺了我们的“一切权利”，并流放我们。但是他们不能剥夺我们获得无产阶级和所有可敬的同胞信任的权利。就像在我们国民生活的其他问题上一样，最后的话将会被人民表达出来。我们满怀信心地向人民的良知发出呼吁。

　　1906年11月4日
　　预审拘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