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无产阶级政党并非完全不可能在民主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但即便有这样的事情，也不会给事件的发展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新变化。受无产阶级在议会中的胜利的影响，知识界的中间分子可能较少反对新政权。但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抵抗将由军队的情绪、工人的武装程度、邻国的局势等因素决定；内战将在这些实际环境的压力下发展，而不是在代议制不稳定的算术下发展。
我们的党不曾放弃过通过民主的大门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因为我们清楚意识到了通过这种“合法化”过渡到新体制的某种鼓动性、政治性优势。因此，我们也试图召集一个立宪会议。这一尝试失败了。刚被革命唤醒参加政治生活的俄国农民，发现自己面对着数个党派，而每一个党派似乎都想赶走他们。立宪会议挡住了革命运动的路——然后被扫地出门。
立宪会议中占多数的妥协分子只是城市和农村的中间阶层以及无产阶级中较落后部分内部存在的考虑不足和犹豫不决在政治上的映射。我们如果从抽象的历史可能性角度出发，那么就可以说，倘若立宪会议运行了一两年，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与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联系，最终使他们名誉扫地，从而导致布尔什维克形式上占了上风，那就不会那么痛苦了；这向群众表明了实际上只有两种力量：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的革命无产阶级和以陆海军将领为首的反革命民主势力。但整个问题在于，革命的国内关系发展速度并没有跟上国际关系的发展速度。如果我们的党把所有的责任都推脱给“事物发展过程”的客观教义，那么战争事件的发展可能就会超越我们。曾几何时，德国帝国主义差点就夺取彼得堡，而克伦斯基[19]政府也已经认真地开始撤离彼得堡了。届时，彼得堡要是陷落了，无产阶级就要遭灭顶之灾，因为革命最好的力量都集中在那里，在波罗的海舰队上和红色首都中。
因此，不可以指责我们的党违背了历史发展，而可以指责我们的党在几个政治阶段上实现了飞跃。它踩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脑袋前进，以便防止德国军国主义踩着俄国无产阶级的脑袋，在革命的背后与协约国媾和，然后再向全世界张开自己的翅膀。
从上面说过的话不难推断出考茨基一直纠缠我们的两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如果我们想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为什么还要召开立宪会议？其次，如果我们认为应该召开的第一次立宪会议被证明是落后的，不符合革命的利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召开新的立宪会议呢？考茨基的后见之明（？）是，我们没有因为原则问题而拒绝民主，而只是因为它对我们不利。为了抓住这一诽谤的长尾巴[20]，让我们来重现一下事实。
我们的党从革命一开始就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就是说，早在解散立宪会议和颁布召集立宪会议的法令之前，这个口号就已经提出来了。不错，我们没有把苏维埃与未来的立宪会议对立起来，后者的召开被克伦斯基政府不断拖延，问题也因此不断增多，但无论如何，我们并没有一味跟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路，把立宪会议视为俄罗斯大地的未来主人，没指望它包治百病。我们已经向群众解释过，真正主人可以而且必须是劳动群众自己的革命组织——苏维埃。如果我们没有事先正式拒否立宪会议，那也只是因为它不是反对苏维埃的权力，而是反对克伦斯基自己的权力，而克伦斯基又只是资产阶级的一块招牌。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事先决定好了，如果立宪会议中的多数票结果对我们有利，立宪会议就应该自我解散，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就像后来根据最民主的选举法选出的圣彼得堡市杜马做的那样。在我的小册子《十月革命》中，我曾试图澄清过为什么立宪会议迟缓反映了一个已经被革命超越了的时代。这是因为我们只在苏维埃中看到了革命政权的组织，而且在召集立宪会议时，苏维埃已经是事实上的政权。所以，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可避免地朝着武力解散立宪会议的解决方向，而立宪会议本身也并不希望为了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而解散自己。
考茨基问道：“但是，你们为何不再召集一个新的立宪会议呢？”
因为我们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如果说第一次立宪会议还能在瞬息间发挥进步作用，以便在小资产阶级分子面前将令人信服的合法性赋予给襁褓之中的苏维埃体制，那么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两年以后，在西伯利亚、白海沿岸、乌克兰、高加索地区的所有民主尝试彻底崩溃以后，苏维埃政权确实不需要立宪会议那声誉扫地的权威来施以祝圣仪式。考茨基与劳合·乔治异口同声地问道：既然这样我们是否有权得出结论，说苏维埃政权是按照少数人的意志来统治的，因为它避开了用于检验其至高无上之地位的总选举？他们的疑问脱靶了！[21]
如果说代议制度即使在“和平”且稳定发展的时代，作为国内情绪的计量表也相当粗糙，而在革命动荡的时代完全失去了跟上斗争进程和政治意识发展进程的能力的话，那么苏维埃体制则无可比拟地更加接近、更加有机、更加诚实地联系人民的劳动大众，认为自己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静态地表达多数，而是在于动态地形成多数。俄国工人阶级通过走上革命专政的道路表示，它在过渡时期的政策并不基于为了获得农民选票而与见风使舵的政党进行的竞争，而是基于对农民群众进行现实中的吸收，使他们联合无产阶级，为劳动群众的真正利益来管理国家。这种民主比代议制更加深刻！
现在，当革命的主要任务——生与死的问题——是在军事上击退白匪的疯狂进攻时，考茨基是不是觉得，任何议会中的“多数”都能够确保一个更有活力、更有自我牺牲精神并更加接近胜利的革命防御组织？在一个革命国家里，斗争的条件是如此分明，被卑鄙的环形封锁带扼着咽喉，致使所有的中间阶级和团体都只剩下邓尼金和苏维埃政权两个选择。甚至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样在原则问题上有分歧的政党也在沿着同样的路径分裂。这还需要其他证明吗？！
在提议我们为立宪会议进行选举时，考茨基是不是打算在选举期间暂停内战？谁的决定可以暂停内战？如果他打算为此动用第二国际的权威，那我们就得赶紧提醒他：这个机构在邓尼金那边享有的权威只比在我们这边多一些而已。由于工农军队还在抗击帝国主义匪帮，而选举必然也只能在苏维埃的领土上进行，考茨基是不是想要我们允许那些支持邓尼金攻打我们的政党公开发言呢？这不过是空洞而卑鄙的闲话——任何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允许正在与它交战的一方在自己的军队后方调动敌方的力量。
其中相当重要的还有一点，即劳动居民中的精华目前正在现役部队里。先进的无产者和最有觉悟的农民，在各种选举中，如同在每一次群众性政治行动中那样，都站在前头引导劳动者的舆论，而他们现在都正在身为红军指挥官、政委或列兵在战斗和牺牲着。如果资产阶级国家中最“民主”的、体制建立在代议制的基础之上的政府都认为不可能在战时举行议会选举的话，那么要求体制丝毫不建立在代议制基础之上的苏维埃共和国在战时进行这种选举就更有没意义了。它自己的选举机构——地方和中央苏维埃——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被俄国的革命政权阻止其通过定期改选来自我更新的脚步，这完全足够了。
最后，作为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the last not least[22]）的论据，我们不得不告知考茨基：即使是俄国的考茨基主义者，即像马尔托夫和唐恩[23]这样的孟什维克，也不认为目前可以提出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而是把它推迟到了更美好的未来去。到时候还需要召开吗？值得怀疑。一旦内战结束，工人阶级的专政就可以释放出它所有的创造力，并在实践中向最落后的群众展现出自己能给予他们的东西。通过劳动义务的有计划实行和集中化的分配组织，全国居民都将参与到全苏维埃的经济和自治体系当中。苏维埃本身——现在的政权机关——将逐渐解体成为纯粹的经济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想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内容头上竖起一顶立宪会议般的陈旧王冠，毕竟，一切必要的东西已经在立宪会议之前就已经“立”好了，而且还是在没有立宪会议的情况下“立”好的。[24]
注释：
[1] 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年7月9日—1946年11月30日），生于哈菲尔河畔勃兰登堡（Brandenburg an der Havel），1884年参加社民党，1892年当选为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主席。1902—1918年担任开姆尼茨的《人民之声》主编。1906—1918年当选国会议员。基尔起义后，骗取了基尔水兵的信任，当上了基尔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年12月30日出任人民全权代表。1919年1月利用自由军团和国防军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并指使自由军团杀害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1919年2月13日—1920年3月22日任国防部长。1920—1933年任汉诺威省总督，纳粹党上台后被撤职。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事变”而被捕，被监禁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后来被盟军解救。1946年死于汉诺威。——中译者注
[6] 蒲鲁东主义是法国工人运动的一种流派，得名于创始人蒲鲁东（1809—1865）。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他要改造资产阶级社会，实际上只是想清除其中的一切矛盾，把它变成一个理想的资产阶级社会。蒲鲁东在《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De la Capacité politique des classes ouvrières）中谈到了无产阶级独立阶级组织的必要性，但继续对罢工和直接参与政治斗争表示不满。蒲鲁东反对共产主义，提出了合作互助方式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蒲鲁东主义思潮在上世纪60年代的第一国际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蒲鲁东的观点遭到了马克思的彻底批判。参见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这本书回应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俄文版编者注
[8] 布朗基主义者是伟大的法国革命家布朗基的追随者。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生于1805年）在1830年的法国革命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将他的全部人生都献给了革命斗争，坚定参与和组织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武装起义。在他的报纸《人民之友社》（Société des amis du peuple）中，布朗基与政府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因此获刑1年。1836年，他再次参与制造火药，获刑2年。获赦后积极参加四季社（Société des saisons），为起义做准备；起义被镇压，他被判处死刑（1840年），但被减为无期徒刑。1848年革命解放了布朗基，他再次组织了中央共和社（Société républicaine centrale）。他因企图组织夺取政权而再次被判处10年监禁，曾试图逃跑，但失败了。他被流放到科西嘉岛，在那里被囚禁在堡垒中。1859年的大赦释放了布朗基。他立即因组织秘密社团而被捕，获刑4年。1870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组织使布朗基从事积极的革命工作。他被缺席选举为公社成员，但很快被捕入狱。公社成员试图以显赫的凡尔赛贵族换取他，但均无济于事。1872年，布朗基被军事法庭判处流放。1879年，他当选众议院议员，但政府不同意他当选。1881年去世。
从布朗基的革命活动中可以看出布朗基主义的本质。布朗基主义可以概括为“通过精心组织的秘密阴谋和详细准备的武装起义，有可能夺取国家政权并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布朗基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马克思主义超越。前者的主要缺点在于不了解阴谋成功与革命运动的客观前提之间的关系，不了解工人群众运动的意义及其在某个方向上的准备。然而，布朗基主义明白夺取国家政权的意义，强调了革命者的积极作用的重要性。在这些方面，布朗基主义接近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及其现代表现形式——布尔什维主义。——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 Blanqui，1805年2月8日——1881年1月1日），法国革命家，他参加了从1830年直到巴黎公社的所有起义，并曾在狱中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他七十六年的人生中，有三十三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鼓吹通过由经过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阴谋家组成的小集团发动武装起义进行革命的理论，并反对马克思的群众行动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的革命活动和英勇献身精神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对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观点给予原则性的批评。
[11]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是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著有许多科学名著。举几个主要的：《俄罗斯工厂》（Русская фабрика）《现代英国工业危机、原因及其影响》（Промышленные кризисы в Англии）《政治经济原理》（Основ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纸币与金属》（Бумажные деньги и металл）等。90年代，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是有名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主义反对者之一。民粹主义在理论上被粉碎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变成了一个公开的、热心的修正主义者，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марксизма）尤其可以体现这一点。他转向康德和庞巴维克，最终成为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1918年去世，曾任南方某个反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Туган-Барановский，1865年1月8日—1919年1月21日），俄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1883年起参加民粹派运动。1894年转向合法马克思主义运动。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1年与马克思主义决裂。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彼得堡任教。1909年加入立宪民主党。二月革命后在乌克兰参加民族主义运动，曾担任乌克兰财政部长。1919年在参加巴黎和会途中去世。
[14] 译者在这里补充几条来自《圣经》的译文，供读者参阅、批判使用。
（1）“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武加大译本拉丁文：“qui enim in Domino vocatus est servus libertus est Domini similiter qui liber vocatus est servus est Christi.”）——《新约·哥林多前书》7：22
（2）“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武加大译本拉丁文：“state et nolite iterum iugo servitutis contineri.”）——《新约·加拉太书》5：1
（3）“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武加大译本拉丁文：“Dominus autem Spiritus est ubi autem Spiritus Domini ibi libertas.”）——《新约·哥多林后书》3：17
（4）“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作神的仆人。” （武加大译本拉丁文：“quasi liberi et non quasi velamen habentes malitiae libertatem sed sicut servi Dei.”）——《新约·彼得前书》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