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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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恐怖主义

　　考茨基小册子的主题是恐怖主义。考茨基宣称，恐怖主义是革命的本质，而他广泛传播这种谬论。“想要革命的人必须与恐怖主义和解”，这并不正确。一般来说，考茨基支持革命，却坚定地反对恐怖主义。然而，矛盾也便由此产生。
　　考茨基抱怨道：“这次革命已带来了由一些社会主义政府实行的最残忍的恐怖手段。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是始作俑者，因而受到了一切不同意布尔什维克观点的人们的最严厉的谴责。其中就有德国多数派社会党人。但是，在这些社会党人采取了作为东方革命特征的由恐怖统治实施同样的手段以前，他们并不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1]似乎由此可以断定恐怖主义与革命的本质具有很深的联系，程度比一些圣贤认为的还要深。但是考茨基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在他看来，红白双方的恐怖主义在一切最近的革命（俄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当中的巨大发展，似乎就是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不再是考茨基的理论大梦中“应该成为”的那种革命了。我们先不去纠结“这样的”的革命是否“本就应该”需要恐怖主义，先来看看几场革命的例子，看看它们在活生生的人类历史中是怎样的。
　　我们先回顾一下宗教改革^[2]的历史。宗教改革是中世纪与新历史的分水岭：它越是能牵涉到群众的利益，就越是能够运用内战的方式把宗教的藩篱一扫而空，就越是能无情地让恐怖在双方扎根。
　　17世纪的英格兰发生了两场革命。第一场革命带来了剧烈的社会变动和战争，把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而第二次革命则顺利地促成了新王朝的诞生。英国资产阶级及其历史学家对这两次革命的态度截然不同：第一次乃是暴徒煽动的结果——“大叛乱”，而第二次革命则被戴上了“光荣革命”的帽子。法国历史学家奥古斯丹·梯叶里^[3]大致阐述了一下这两种革命的不同之处的原因。第一次英国革命——“大叛乱”期间，人民是活跃力量。而第二次革命中群众几乎“默不做声”。所以，在阶级奴役的环境下，很难教育被压迫的群众去遵守良好的礼节。他们要是被惹怒了，就得揭竿而起，手持石块，紧握绳索，高擎火把。剥削阶级的御用历史学家对此无能狂怒。但是，新（资产阶级的）英国历史上的大事，不是“光荣革命”，而是“大叛乱”。
　　自宗教改革和“大叛乱”之后，现代历史中最伟大的事件就是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其意义远远超过前两者。这场典型的革命存在着相对应的典型的恐怖主义。考茨基愿意原谅雅各宾党人的恐怖主义，认为他们除了动用恐怖手段，别无他法来拯救共和国。但是经此辩解，事后再也没有人能得到帮助和受到阻碍。可18世纪末的考茨基分子们（法国吉伦特派的领袖们^[4]）却从雅各宾党人^[5]身上看到了罪恶的人格化趋向。某位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对比过雅各宾党人与吉伦特派，虽然他笔调平庸，但我们仍可从中深受启发：“两派都希望出现一个共和国”……但是吉伦特派“渴求的是一个自由、法治和仁慈的共和国。而山岳派渴求（！）的却是一个暴虐的、恐怖的共和国；两派都支持人民拥有最高权力，但是吉伦特派不偏不倚地把人民理解为所有的人，而山岳派却只将劳动阶级看作是人民。所以，在山岳派眼中只有这些人应该拥有领导权。”这几句话虽然运用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术语，但清晰地描绘了高贵的立宪会议支持者与残暴成性的革命专政领导者之间的对立。
　　雅各宾党人之所以实行残酷专政，是因为革命的法兰西处于危急存亡之时。这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是这样描述那个时代的：“外国军队从四面八方侵入法国领土。在北方是英国人和奥地利人，在阿尔萨斯是普鲁士人，从多菲内直到里昂是皮埃蒙特人，在鲁西荣则是西班牙人。而且，彼时内战四起：诺曼底、旺代、里昂，还有土伦。”除此之外，我们还须加上许多内部的敌人。他们在暗地里支持旧政权，随时准备效忠于仇敌。
　　我们应该指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这般严酷，也是因为面临着与法国大革命相类似的严酷环境。战线遍布四面八方，连绵不断。苏维埃俄国除了要跟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等白匪势力残酷斗争以外，还要面临着如下轮番干涉革命的敌人：德国人、奥地利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同时国家还面临着封锁和饥荒，以及阴谋、叛乱、恐怖行动，桥梁和铁路都遭到破坏。
　　“承担着与无数内外敌人斗争任务的政府既无资金也无足够的军队，几乎是一无所有，除了国家中革命群众所表现出的热情支持和无穷干劲，还有为了国家的安全不惜使用任何必要手段的巨大勇气，尽管它们看上去是那么专断和严厉。”普列汉诺夫也曾拿类似的话来描述雅各宾政府。^[6]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向19世纪下半叶，看看发生在“民主”国家（即北美合众国）的一场革命。尽管问题不在于完全消灭财产私有制，而只是废除黑奴制，但是民主制度却无力以和平方式来解决纷争。当南方各州在1860年总统选举中落败后，他们决定不择手段，妄图在奴隶制问题上垂死挣扎，想恢复昔日的辉煌。于是，他们用自由、独立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词汇来掩饰自己的叛乱行径。因此，这些必然与内战中的一切后续一脉相承。这场斗争刚开始时，设在巴尔的摩的军政府不顾《人身保护法》，逮捕了迈克亨瑞要塞的几个公民，因为他们同情南方的奴隶主。关于这个行动是合法还是非法的问题成了所谓“高级权力机构”间激烈争论的对象。最高法院判定总统既没有权力阻止《人身保护法》的实行，也不能为军事权力机构授予全权。“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这才是合乎宪法地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位研究美国内战的第一流的历史学家说，“但是国家局势处于如此危急的程度，采取果断的措施以防止巴尔的摩居民叛乱的必要性又是如此巨大，所以不仅是政府，美国人民也都支持大部分强力手段。”^[7]
　　北方商人秘密向某些南方叛乱者供货，以满足他们的某些商品需求。自然，北方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对此进行镇压。1861年8月6日，总统批准了国会关于“没收用于暴动目的的财产”的决议。在最具民主因素的形式下，人民赞成了那些极端手段。共和党在北方明显占有多数，而被怀疑是分离主义的人，即那些支持反叛的南方诸州的人，受到了暴力镇压。在一些北方的城镇，甚至是以守秩序著称的新英格兰，人们也经常冲入支持造反奴隶主的那些报社的办公室内，把他们的印刷设备砸个粉碎。人们偶尔也会给某些反动的出版商涂上焦油，糊上鹅毛，把他们拉到公共广场上示众，直到他们发誓忠于联邦时才罢休。对涂满了焦油的农场主的人身攻击与“目的本身”并没多少关系，因此考茨基的绝对律令在美国内战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这还不是全部。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政府方面学会了运用各种手段来压制那些与它意见相左的出版物。在很短的时间内，美国的出版自由就受到限制，不比专制的欧洲国家好多少。”同样的命运也落在了言论自由的头上。陆军中校弗莱^[8]彻继续讲道：“以这种方式，在这个时候美国人民否定了其自身的大部分自由。这应当受到注意。”他从中引出教导说：“大多数人民忙于战争事务，为达目的不惧牺牲。他们太投入其中了，不再注意自由的消失，也几乎不会去注意它们的灭绝。”
　　穷凶极恶的南方奴隶主们雇用了为所欲为的黑帮分子。帕里斯伯爵写道：“无论哪里出现一大群支持奴隶制的人，公共舆论就表现得对少数派十分残暴。谁对联邦旗帜嗤之以鼻……谁就被迫闭嘴。然而这还不够。像所有革命一样，政治冷感者也被迫向新秩序表忠诚……谁不忠于新秩序，谁就得被群众暴力弄得粉身碎骨……在每一个发展中的文明（西南各州）中心都成立起了警戒委员会——它的成员，则是一群在选举斗争中持与众不同的最为极端意见的一帮人……小酒馆是他们经常开会的场所，就在喧闹狂欢中掺和着令人不齿的对公共司法形式拙劣的模仿。少数几个疯子围在一张摆满杜松子酒和威士忌的桌边，就在那审判到场的或缺席的当地市民。那些被告甚至在受审之前就能看到绞索已经准备好了。而缺席受审的人直到挨了一粒藏在森林中的刽子手射来的子弹时才知道对他的判决……”这幅场景使人极易联想起每日每夜发生在邓尼金、高尔察克、尤登里奇，以及其他英法、美国“民主”英雄的营地里的事情。
　　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恐怖主义问题是如何在1871年巴黎公社中得到体现。无论如何，考茨基在巴黎公社与我们之间进行对立的努力根本上是失败的，而且只是使作者在大多数无足轻重的细节上去玩弄词汇。
　　人质制度显然应当被看作是内战恐怖主义的“必然产物”。考茨基反对恐怖主义，所以也反对人质制度，但是他却支持巴黎公社。（注意^[9]：巴黎公社出现在50年前。）然而巴黎公社扣押了人质。这样困难就产生了。何种解释艺术才能为此开脱呢？
　　巴黎公社对人质以及对处死他们的关注程度是与凡尔赛所执行的残暴政策相关联的。根据考茨基深刻的阐释，这是“为了努力保障人们的生命，而不是损害它”。一个奇迹般的发现！这只需进一步得到发展。它可以，而且一定能解释为在内战中我们消灭白军，目的是不使他们更多地杀害工人。结论是，我们的责任不是消灭人们的生命，而是去保护他们。但是当我们用手中的武器保护人们的生命时，它又导致了人生命的毁灭——不算其他更为古老的圣哲，这种辩证法的深奥难题也只有老黑格尔^[10]才能破解。
　　巴黎公社之所以能够维持存在并巩固它的阵地，只是因为它坚决地与凡尔赛进行斗争。凡尔赛在巴黎同样也有着大量内线。为了与梯也尔^[11]的内线作斗争，巴黎公社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前线和后方同时打击凡尔赛的阴谋。在与国民议会的军队进行内战期间，如果巴黎公社的原则超出了巴黎的边界而进入外省，就会发现它在那些和平居民中仍会遇到十分坚定的敌意。所以巴黎公社在抗击保王党的时候，在后方并不允许保王党人有言论自由。
　　考茨基不顾当今世界形势，完全没有认清一般意义上的战争是什么，也没有认清特殊意义上的内战是什么。他不理解每个——几乎是每个巴黎市区中梯也尔的同情者不仅仅是巴黎公社的思想上的“敌人”，而且也是梯也尔的间谍、内线，是时刻准备从后背开枪的凶恶之敌。必须使这些敌人无害化，而这在战争时期就意味着必须消灭他们。
　　战争期间，革命任务包括摧垮敌人的意志，强迫他们投降并接受胜利者的条件。当然，意志是一个属于心理世界的事实，但是，与会议、争论或国会截然不同的是，革命通过运用物质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目标，尽管运用的程度比战争要低。
　　资产阶级自己发动起义夺取政权，并通过内战来加固它。在和平时期，它又通过压迫体系来维持政权。只要是阶级社会，建立在根深蒂固基础上的矛盾就会进行下去，而压迫者也会持续使用必要的手段来摧垮敌方的意志。
　　即使在某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在民主国家的外在框架之内成长了起来，这也绝不意味着可以避免内战。关于谁才是国家统治者的问题，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生死问题，并不是由每一方参照宪法有关章节而完成的，而是要诉诸各种形式的暴力斗争。无论考茨基如何深入探究了类人猿的食物问题以及在目前和远古环境下决定人类残忍性的原因，他都不会发现在历史中，除了有目的、坚定有力地使用暴力外，没有其他的手段能够摧垮敌人的阶级意志。
　　斗争的残暴程度依赖于国内和国际的环境状况。被推翻的阶级敌人的反扑越残忍、越危险，就越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恐怖制度对其进行系统性的镇压。
　　但是考茨基在他与苏维埃的斗争中却出人意料地采取了一种新的立场，对俄罗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残暴行径，他只是简单地推到一边，置之不理。“关于所有这种残暴，”他说，“在1917年11月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都找不到什么迹象，在最近的布达佩斯更是如此。”^[12]
　　通过这种对问题令人满意的表述，革命恐怖主义被证明不过是布尔什维克嗜血的产物，他们同时还放弃了素食主义类人猿的传统和考茨基主义的道德教诲。
　　苏维埃在1917年11月初（新历）首次夺权时，只以轻微的牺牲就达到了目的。俄国资产阶级发现自身已自绝于群众，内心无力，被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影响，克伦斯基体制又是这么士气低落，所以很少能看到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在彼得堡，克伦斯基的政权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被推翻了。在莫斯科虽然有较长时间的抵抗，主要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行动中犹豫不决。在绝大多数外省的城镇，仅仅收到了来自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电报后政权就被移交给了苏维埃。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以后就不会出现“红色恐怖”这个词。但是刚进入1917年11月，就可以见到资产阶级抵抗。然而，西方帝国主义政府的干预，使俄国反革命对自己有了信心，并使其抵抗力量不断增强。这点在苏维埃革命的整个时期每日每夜大大小小的事件中都逐渐显示出来。
　　克伦斯基的“大本营”感到得不到士兵群众的支持，所以倾向于不加抵抗地承认苏维埃政权，而此时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了与德国的停战谈判。但是协约国军事代表团的抗议随之而来，并伴以公开的威胁。“大本营”的成员开始害怕了，加之“盟国”军官的煽动，他们开始走上抵抗之路。这导致一场武装冲突，并导致野战参谋杜赫宁^[13]将军被一群革命的水兵杀死了。
　　在彼得堡，协约国的官方代理人，特别是法国军事代表团，与社会革命党人及孟什维克携手，从苏维埃政变的第二天起，就公开组织反抗，广泛动员、武装、煽动士官生和一般资产阶级青年来反对我们。11月10日士官生的叛乱导致百倍于11月7日革命的牺牲。与此同时，在协约国的组织下，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14]发动了进军彼得格勒的冒险战役，这自然给斗争带来了最初的残酷要素。尽管如此，克拉斯诺夫将军还是以其人格担保而被释放。雅罗斯拉夫尔的叛乱（1918年夏）导致更多的牺牲，这次叛乱是由萨文科夫^[15]在法国大使馆的指示和财力支援下组织发动的。在英国军舰和飞机的协助下，在英国海军特工的计划下，阿尔汉格尔斯克被占领。高尔察克，美国交易所的走卒，借着法国政府维持的外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建立了统治。卡列金^[16]和克拉斯诺夫（被我们放了的那个人），顿河反革命的第一批领导人，借助德国公开的军事和财政支持才取得了部分成功。在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在1918年初的时候远远不如德国军国主义。邓尼金的志愿军在英国和法国的财政和技术支援下建立起来。如果英国不干预的也不提供物质支持，尤登里奇^[14]的军队建立不起来。协约国的政治家、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在两年中长期露骨讨论：为俄国内战提供资金支援是否是一件有暴利可图的事业。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人确实需要厚着脸皮、硬着头皮才能不理会国际环境，而只在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中寻找俄国内战如此血腥的原因。
　　俄国无产阶级是第一个踏上社会革命的道路的，而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的俄国资产阶级之所以能被鼓励着不接受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失败，仅仅是因为他们看到各国的大姐头都还掌握着权力，还控制着经济、政治和一定程度的军事力量。
　　如果我们的11月政变发生在德国、法国和英国建立起无产阶级统治的几个月后，或哪怕几个星期后发生，那么我们的革命无疑将是这个充满罪孽的世界上所有可能的革命中最为“和平”、最“不血腥”的革命。但是这种历史进程——不论怎样，一看上去就是最为“自然的”，最有利于俄国工人阶级的——却发现其自身被违反了，这不是因为我们的错误，而是事件的意志使然。事与愿违，俄国工人阶级被证明要第一个担起这个历史使命。在初期的混乱后，正是这种情况，让旧俄国的统治阶级垂死抵抗，并迫使俄国无产阶级在内有阴谋叛乱，外有外敌入侵的危急时刻采取残酷的国家恐怖措施。现在没有一个人会说这些措施是无用的。但是，或许他们将被要求考虑这些措施是……“不可忍受的”？
　　工人阶级在战斗中夺取了政权后，其任务和职责就是不可动摇地使这个政权牢固，确保其领导权不受质疑，阻止其敌人颠覆国家，从而使社会主义改革成为可能。否则，就没有理由夺取政权了。
　　正如革命在“逻辑上”并不要求进行武装起义，它在“逻辑上”也同样不要求实行恐怖主义。好一个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然而革命要求革命阶级以其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实现其目标：必要时通过武装起义，必要时通过恐怖主义。革命阶级用手中的武器夺得了权力，现在和将来都不得不用手中的武器镇压一切把它从手中夺走的企图。凡是有敌方军队对付它的地方，它就会用自己的军队来予以还击。凡是对他不利的武装阴谋、暗杀企图、叛乱，他都会给他的敌人当头一棒，进行严厉的报复。也许是考茨基发明了其他手段？或者他把整个问题简化为与镇压的程度相关的问题，并建议在所有情况下都把人送去监禁而不是叫来行刑队？
　　镇压的形式或程度的问题当然不是“原则性”问题，而是权宜性的问题。在革命时代，那些被赶下了台的政党，不可能使其自身与那些坚定的统治阶级相妥协，它们将通过与执政政党的疯狂斗争来证明这一点；它不相信执政党的持久性，所以也不被坐牢吓倒。正是这个简单又明确的事实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普遍地在内战诉诸枪决来解决问题。
　　或者，考茨基想说的可能是：死刑并不合宜，“阶级不可能被吓倒”？这是不对的。当然只有在“最起码”的情况下，倘若反动派用恐怖手段来对付一个处于历史上升阶段的阶级，那么终归是无力的。然而对付一个不愿离开历史舞台的反动阶级，恐怖手段却非常有效。无论对国际还是对国内而言，恐吓都是一件强大的政治手段。战争，如革命，都是以恐惧为基础。一般说来，一场战争的胜利者毁灭的只是被打败的军队中的一小撮，要用恐惧来摧垮其余人员的意志。革命亦然，要杀一儆百。在这种意义上，恐怖无异于武装起义，并且是武装起义的直接延续。只有那些能够从“道义”上谴责革命阶级的国家恐怖的人，才能在原则上（也就是言语上）拒否一切暴力，因而也拒绝任何战争或起义。要做到这一点，只要成为一个虚伪的贵格会成员就够了。
　　“但是，既然那样，你们的策略跟沙皇专制的策略到底有什么区别？”自由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中的神父们这样质问我们。
　　你们这些圣人君子啊，难道还不明白吗？那让我们来解释给你们听吧。沙皇的专制恐怖直接指向无产阶级。沙皇的宪兵队残杀那些为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战斗的工人。我们的特别委员会枪毙那些妄图恢复资产阶级制度的地主、资本家和将军。你们捕捉到这种……区别了吗？真的捕捉到了？我们共产主义者觉得这已经足够了。

“出版自由”

　　出版自由这个问题尤其让著作等身的考茨基心神不宁。关闭报社的做法是否可以接受？
　　战争期间，所有的政府机构和机关以及公众舆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为战争服务。这一点在出版界尤为如此。没有任何一个主动、严肃地参与战争的政府会允许自己领土上的出版物跑去为敌人摇旗呐喊。内战中更是如此。后者的性质决定了每一个战斗阵营在其军队的后方都有相当多的人口站在敌人的一边。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中，藏在后方的敌方代理人会被枪毙。这并不人道，但没人会把战争当成是人道的学校——内战更是如此。在跟邓尼金白匪打内战的时候，难道要严肃地让站台邓尼金的党派在莫斯科和彼得堡肆无忌惮地出版书刊吗？以出版“自由”的名义提出这个建议，就相当于以公开原则的名义要求公布军事机密。阿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的一位社员）^[17]曾写道：“被围困起来的城市不能允许城内有人公开表示希望它陷落，呼吁守卫它的战士叛变，向敌人通报它的部队动向。这是巴黎在公社时期的处境。”这也是苏维埃共和国在其成立后两年间的情况。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看考茨基又是如何说的。

　　“为这种制度辩护的理由不过是从这样一个天真的假设出发的：即，确实存在着一种绝对真理（！）；只有共产党人才掌握那种真理（！）。它也从另一种假设出发，即：所有的新闻记者根据他们的本性来说都是撒谎者（！）；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理的狂热的拥护者（！）。到处都有那种把他们看到的事情信以为真的撒谎者和盲信者。”等等……^[18]

　　因此，对考茨基来说，革命在其最尖锐的阶段，即对各阶级来说生死攸关时，首先仍然是一种书面讨论，目的是确立……真理。多么深刻啊!…… 当然，我们的“真理”并不是绝对的。但是，我们因为此刻正在以它的名义流血，所以既没有理由也不可能与那些借助各种形式的武器“批评”我们的人进行关于真理的相对性的文字讨论。同样，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惩罚骗子和鼓励来自四面八方的正确新闻，而是要扼杀资产阶级的阶级谎言，确保无产阶级的阶级真理赢得胜利，而这与两个阵营中都有的狂热者和骗子无关。
　　考茨基大声疾呼：“苏维埃制度已经废除了揭露野心家、骗子、吹牛和夸口的人的最好手段，即出版自由。”（摘自《贪污腐败》一章）^[19]等等。
　　出版界是与腐败作斗争的可靠武器! 当人们想起两个最具出版“自由”的国家——北美和法国——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腐败最发达的国家时，这种自由主义的处方听起来可怜兮兮的。
　　考茨基胡诌俄国革命政治后院起火，靠着这种老掉牙的流言蜚语混日子，想象没有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式的公开原则，苏维埃机器就会被“野心家”和“骗子”吞噬。孟什维克一年半以前也说过这样的话，现在连他们也不敢再这样说了。在苏维埃控制和党的选择的帮助下，苏维埃政府在紧张的斗争气氛中，在任何时候比任何政权都能强有力对付那些在革命时刻浮出水面的土匪和冒险家。
　　我们在打仗。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出版界不是抽象的社会工具，而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武装的、战斗的阵营的工具。我们摧毁反革命的报刊，就相当于摧毁它的坚固阵地和仓库，以及它的通讯和情报系统。我们禁止了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对工人阶级腐败的谴责，但我们正在胜利地摧毁资本主义腐败的根基。
　　但考茨基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主题——他抱怨说，我们压制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纸，甚至——有时还会——逮捕他们的领导人。难道我们在这里处理的不是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意见分歧”？迂腐的书呆子在他习惯的话语之外看不到事实。对他来说，孟什维克和社革党只是社会主义的倾向，而在革命过程中，他们已经变成了一个积极勾结反革命并公开进攻我们的组织。高尔察克的军队是由社会革命党人（这个名字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太忽悠人了！）组织的，并得到孟什维克的支持。两者都在北方战线上跟我们打了一年半的仗。统治高加索地区的孟什维克，以前是霍亨索伦的盟友，今天是劳合·乔治的盟友，他们与德国和英国军官携手逮捕并枪杀布尔什维克。库班拉达^[20]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组织了邓尼金的军队。爱沙尼亚孟什维克参加了当地的政府，又直接参与了尤登尼奇对彼得格勒的最后一次进军。这就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这些“倾向”。考茨基认为，人们可以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公开打内战，这些人在他们自己为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组织的部队的帮助下，为他们在社会主义中的“倾向”而战，同时又允许这些无辜的“倾向”在我们的后方享有出版自由。如果劝说和投票能够解决我们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争端，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背后没有俄国和外国帝国主义的话，也就不会有内战了。
　　当然考茨基愿意“谴责”（也就多费一点笔墨！）封锁、协约国对邓尼金的支持以及白色恐怖。但是他具有的崇高公正性，不偏不倚，觉得这些都是特定的环境造成的，情有可原。你看，白色恐怖并没有违反他们自身的原则，然而布尔什维克在使用“红色恐怖”时竟背弃了“他们自己宣称的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则。
　　在实践中，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它与戒律“不可杀生”^[21]的区别在哪里，考茨基没有解释。当一个强盗对着一个孩子举起屠刀的时候，人们为了救孩子可以杀死这个凶手吗？“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是否因此就受到了侵犯？一个人是否可以为了自卫而杀死强盗？是否允许被压迫的奴隶反抗他们的奴隶主造反？以狱卒的生命为代价购买一个人的自由是可以接受的吗？人的生命一般说来都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所以不仅要否定恐怖政策，否定战争，还要否定革命本身？考茨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努力强加给我们的“原则”中包含着反革命意义。在其他地方，我们会看到考茨基又指责我们缔结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22]。按他的意见，我们应当一直打下去。但是这会儿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又在哪里？是否当问题变成“对着说另一种语言的人们时，生命就不再神圣了”，或者考茨基认为在战略战术原则下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根本不能算作是屠杀？确实，在我们的时代里，提出比这个还要虚伪、愚蠢的原则来，可真是一件难事。只要人类的劳动力，以及生命本身，仍然可以被买卖、被剥削、被抢掠，“人类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就是一桩可耻的骗局。强调这项原则的人，试图用枷锁永远锁住被压迫的奴隶。
　　我们曾为反抗克伦斯基带来的死刑惩罚而作过斗争，因为这种处罚是旧军队的军事法庭强加给那些拒绝继续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士兵身上的。我们从旧的军事法庭手中夺下了这种武器，摧毁了旧军事法庭，并遣散了创造它们的那些旧军队。在消灭红军中以及全国的反革命阴谋家——那些试图通过叛乱、刺杀和混乱来恢复旧政权的反革命阴谋家时，我们是在按照战争的铁律行事，并且想要赢得这场战争。
　　我们如果要从形式上反驳，那么显然必须站在白色恐怖的立场上。这种恐怖是那些自认为是“基督徒”的阶级所使用的工具，他们崇尚唯心主义哲学，并坚定地认为个体（也就是他们自己）就是目的本身。至于我们，根本不关心什么康德式的神职人员和素食主义的贵格会教徒们在“人类生命神圣性”上如何瞎扯。我们没有得到权力时在反对派里是革命者，在得到权力后依然要进行革命。为了使个体生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必须摧毁折磨人的社会秩序。而这个任务只能用铁与血才能达成。
　　在红白双方的恐怖之间还有另外一种区别，这一点考茨基时至今日也没有看到，但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则具有决定性意义。白色恐怖是历史上反动阶级手中的工具。当我们揭露出资产阶级国家对无产阶级进行镇压的无效性时，我们从未否认在某些情况下，统治阶级通过逮捕、枪毙的手段可以在短期内迟延社会革命的发展。但是我们也确信这些手段终究不能终止革命的进程。我们依靠的是这一事实，即：无产阶级是历史中上升的阶级，而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无产阶级力量的增强。当前时代的资产阶级是一个日趋没落的阶级，它不仅不能在生产活动中发挥必要的作用，而且因为其帝国主义的占有方式，进而开始毁坏世界经济和人类文明。尽管如此，资产阶级的历史韧性还是十分巨大的。它在挣扎，赖着不走。这样一来，它有可能将整个社会拖入深渊。它必须被粉身碎骨。红色恐怖就是用来对付这个注定要毁灭又极不情愿消亡的阶级的工具。如果说白色恐怖只能迟延无产阶级历史发展的进程，那么红色恐怖则加速了资产阶级的灭亡。这种加速——节奏上的胜利——在某些时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如果没有红色恐怖，俄国的资产阶级和世界的资产阶级就会在欧洲革命开始之前就把我们扼杀在摇篮里。有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要么瞎了，要么就是故意掩盖。
　　一个人但凡承认苏维埃制度的革命性历史意义，就必须支持红色恐怖。而考茨基近两年来连篇累牍地攻击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但是，他小册子的末尾也不得不承认俄国苏维埃政府现在是世界革命运动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这实在是出人意料。他写道：“不管你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抱有何种看法，一个大国的无产阶级政府已经不但掌握政权，而且还能在可以设想的最困难的条件下维持了近两年，这一事实自然滋长了各国无产阶级中间的权力感。因此，对于世界革命来说，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比他们通过派特派人员和宣传人员做出了大得多的工作（Grosses geleistet）。”^[23]这句话给人最大的惊喜——它从一个人们不再期待的方面承认了历史真相。布尔什维克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历史性事业，他们坚持了两年时间，对抗一个联合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但布尔什维克不仅用思想，还用刀剑坚持了下来。考茨基承认了苏维埃的革命意义，既不自觉认同了红色恐怖手段，又令人痛苦地谴责了他自己的批判构思。

战争的影响

　　考茨基认为，革命斗争及其血腥的原因之一在战争之中，在于它对道德的残暴影响。这点完全无可争议。这种影响，及其所有的后果，在考茨基还不知道是应该投票支持还是反对战争贷款的时候也是可以提前预见到的。
　　我们五年前在德语版《战争与国际》一书中写道：

　　“帝国主义强行将社会从不稳定的平衡中撕裂出来，炸开了社会民主党用于阻止无产阶级革命能量进行流动的阀门，并将这种力量引到自己的轨道上。这一可怕的历史实验，击碎了社会主义国际的脊梁骨，同时也把自己置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自身的致命危险之下。工人手中的锤子被夺走，取而代之的是剑。被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束缚住手脚的工人，突然从自己的环境中挣脱出来，习惯了把集体的目标置于家庭幸福与自身生活之上。”
　　“由于手中掌握有自己制造的武器，工人被放到了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命运的位置上。那些平常压迫他、藐视他的人，现在却极力奉迎他。同时，他与大炮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根据拉萨尔^[20]的说法，这些大炮构成了宪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跨越了国界，参与了暴力征服，在他的打击下，城市几易其主。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是上一代人从未见过的。”
　　“先进的工人虽然在理论上知道武力就是权利之母，但其政治思维仍然被可能派以及适应资产阶级合法性的精神浸染着。现在，工人阶级实际上正在学习鄙视并以暴力破坏这种合法性。其心理学中的静态时刻让位于动态。沉重的工具正在将这样的想法钉入他的脑海中：有无法绕过的障碍物，不等于摧毁不了障碍物。几乎所有的成年男性都被领进了这所具有可怕的社会现实主义的战争学校，而这所学校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类类型。”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规范——其法律、道德和宗教之上，如今已经崛起的是铁一般必要性之拳。德国总理宣称：‘需求面前无法律！’（1914年8月4日）。君主们在广场上用街头小贩的语言互相指责对方的欺诈行为；政府践踏他们庄严承认过的义务，国家教会对待它的主神就像对待囚犯一样，钉在了国家的大炮上。这些情况应该深刻改变了工人阶级的心理，从根本上解除政治停滞时代带来的合法性催眠，难道这点还不够明显吗？统治阶级很快将不得不相信这一点，并恐惧这一点。上过战争学校的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国家内遇到第一个严重的障碍时，就会觉得有必要诉诸武力的语言。‘需求面前无法律！’他将会用这句话去反驳那些试图用资产阶级合法性的法律来阻止他的人。在这场战争中，特别是到了战争结束之时，可怕的经济需要将会促使群众藐视许许多多的法律。”（第56—57页）

　　所有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除了上面说的，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战争深刻影响了统治阶级的心理：群众愈发苛刻，资产阶级也相应愈发顽固。
　　在和平时期，资本家曾经通过“和平”抢劫雇工的方式来保证他们的利益。在战争期间，他们通过毁灭无数人的生命来维护这同样的利益。这使他们主人式的自我意识获得了一种新的“拿破仑式的”色彩。战争期间，资本家们已经习惯于为了煤炭、铁路和其他利润而葬送数百万奴隶——同胞和殖民地人。
　　在战争期间，从大、中、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涌现了几十万军官和职业军人，这些人的性格得到了战斗的磨砺，已经不受外界束缚：合格的士兵准备并能够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来捍卫训练他们的资产阶级的特权地位，这种残酷近乎于英雄主义。
　　如果无产阶级有可能像马克思曾经说过的那样，“买通整个匪帮”，那么革命可能会更加人性化。但是，战争期间资本主义强加给劳动者的债务负担太重，深深地破坏了生产的基础，人们无法认真讨论这样的赎金，让资产阶级默默地与政变讲和。群众失血太多，受苦太深，变得太残酷，无法接受一个在经济上超出他们掌握的决定。
　　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在同一方向上发挥作用的其他情况。战败国的资产阶级因失败而愤愤不平，它倾向于把责任推下层人——推给那些被证明没有能力把“伟大的民族战争”进行到胜利的工人和农民。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发现，鲁登道夫向国民议会委员会作的那些解释厚颜无耻，非常具有启发性。鲁登道夫匪帮正在燃烧着欲望，要用本国无产阶级的鲜血来雪自己在国外的屈辱。至于战胜国的资产阶级，它已经因傲慢而膨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用确保胜利的兽性手段来稳坐江山。我们已经看到，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在不进行战争和破坏的情况下在自己的队伍中组织分赃。它能不经斗争就完全放弃它的战利品吗？过去五年的经验毫无疑问地印证了这一点：如果说，即使在以前，期望剥夺有产阶级的——由于“民主”——会不知不觉地、不痛不痒地发生，没有暴动、武装冲突、反革命企图和严厉镇压是一种纯粹的乌托邦的话，那帝国主义战争中遗留下来的局面，就加倍地、三倍地预先决定了内战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紧张性质。

注释：

^[1]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页。——中译者注

^[2] 宗教改革是16世纪的一场社会运动，席卷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农民，推动他们反对中世纪各种形式的剥削。根据当时的条件，由于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和支配市民生活各个领域的教会信仰，运动必然采用宗教的形式。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是统治阶级（以教皇为首的神职人员、城市贵族和村庄的封建领主）的经济压迫。与此同时，天主教会的解体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彻底沦为横征暴敛的工具，将宗教变成了一套死气沉沉的形式和仪式。14—15世纪的重大发明和发现（印刷术的发明、火炮的改进、美洲的发现等）拓宽了思想视野，促进了资产阶级批判思想的发展，有力为宗教改革做好了铺垫。1520年，路德（焚毁教宗诏书）和瑞士传教士抗议出售教皇赎罪券（1518年——茨温利），宗教改革运动由此开始。宗教改革运动的外部结果是产生了新的基督教教义和新教会（路德教会和加尔文教会）。社会结果是商业资产阶级摆脱封建制度的桎梏。几十年内敌对阵营之间的血腥冲突，为宗教改革打下深深的烙印。此类事件中最突出的有德意志农民战争、明斯特起义和三十年战争等。——俄文版编者注

^[3] 奥古斯丹·梯叶里（1795—1856）是法国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中强调了经济和社会因素在解释历史事件时的重要性。他最杰出的作品有：《诺曼人征服英格兰》（Conquête de l'Angleterre par les Normands）《法国历史书信》（Lettre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墨洛温王朝的故事》（Récits des temps mérovingiens）等，有俄文译本。——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雅克—尼古拉—奥古斯丹·梯叶里（Jacques-Nicolas-Augustin Thierry，1795年5月10日—1856年5月22日），法国历史学家，认为社会划分为阶级并存在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阶级斗争，致力研究“第三等级”（法国封建社会中，僧侣和贵族两大统治阶级以外，缴纳赋税的被统治阶级，包括资本家、农民和工人等）。

^[4] 吉伦特派代表法国大革命期间大型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名字来自吉伦特省（加龙省），他们在那里势力特别强大。吉伦特派捍卫本阶级利益，反对限制贸易自由、规定税收和广大劳动群众提出的其他对抗糟糕粮食状况的措施。正是在此基础上，所谓的“第三等级”的两大群体——自由资产阶级和激进民主派之间出现了最初的分歧。这些分歧反映阶级矛盾越来越剧烈，最终导致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吉伦特派在废除了阻碍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贵族特权、获得政治自由后，力图减缓和压制革命运动，不可避免地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吉伦特派于1792年3月上台，仅仅坚持到1793年6月。彼时，巴黎武装群众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对所有基本必需品实行“普遍最高限额”。吉伦特派被迫把权力让给小资产阶级的代表——雅各宾派。吉伦特派最杰出的领袖是布里索、韦尼奥、伊斯纳尔、罗兰等人。
　　吉伦特主义现在已可以用来形容任何参与革命、直到革命还未危及自身利益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以及所有三心二意和摇摆不定的政策。——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 Pierre Brissot，1754年1月15日—1793年10月31日），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领袖之一。出身于厨师家庭。1788年创办黑人之友协会（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呼吁立即禁止奴隶贸易，逐渐废除奴隶制。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创办报纸《法兰西爱国者》（Le Patriote français），后来成为吉伦特派的精神领袖。1791年起是吉伦特派领袖。1791—1793年任国民公会议员，在任期间反对处决路易十六。1793年5月31日被雅各宾派解除一切职务，随即被下令逮捕，并于6月2日被捕，同年10月31日被送上断头台。1911年版《大英百科全书》曾评价：“布里索反应敏捷、热情洋溢，性子急，知识渊博，但同时却优柔寡断，不适合对抗产生于革命事件的猛烈能量。”
　　〔中译者补注2〕皮埃尔·维克蒂尼安·韦尼奥（Pierre Victurnien Vergniaud，1753年5月31日—1793年10月31日），早年担任律师。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参加了吉伦特派的活动，并获得了“吉伦特之鹰”的绰号。1791—1793年任国民公会议员，在任期间投票赞成处决路易十六，并于1793年1月10—24日担任国民公会主席。1793年6月2日同其他吉伦特派成员一道被捕，10月31日被送上断头台。
　　〔中译者补注3〕马克西曼·伊斯纳尔（Maximin Isnard，1758年2月24日—1825年3月12日），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791—1797年任国民公会议员，在任期间投票赞成处决路易十六，并于1793年5月16—30日任国民公会主席，同年5月30日辞职，躲过了对吉伦特派的搜捕。热月反动后返回国民公会，大肆捕杀雅各宾派。1802年发表小册子《灵魂的不朽》（De l'immortalité de l'âme），皈依天主教，后悔投票赞成处决路易十六的行为。1813年起支持拿破仑。路易十八复辟后脱离政治活动。
　　〔中译者补注4〕玛农·罗兰（Manon Roland；本名：Marie-Jeanne Phlipon，译名：玛丽—让娜·弗利蓬，1754年3月17日—1793年11月8日），卢梭的学生。1780年嫁给让—马里·罗兰。法国大革命期间成为吉伦特派领导人之一。1793年吉伦特派被搜捕期间拒绝逃走，6月1日被捕，11月8日被送上断头台。

^[5] 雅各宾派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的一个政治派别，得名于圣雅各宾修道院的俱乐部。雅各宾派在社会成分和政治纲领上并不是同质化的。它分为三大类：以丹东为首的右翼，代表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中派，主要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店主、手工业者等）的利益；左翼，以马拉、后来的埃贝尔和肖梅特为首，代表了手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
　　罗伯斯庇尔的那一派占据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有影响力的位置。此派别的社会政治纲领并没有超出小私有者的需要。雅各宾派积极寻求巩固法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他们与法国大资产阶级及其在国民公会中的代表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试图消除极端的经济不平等。
　　1793年6月2日，雅各宾派在巴黎无产阶级和最贫穷的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执政的国民公会资产阶级派别吉伦特派。以雅各宾派为首的群众之所以不满，主要原因是他们为基本必需品配给（面包价格税）斗争，还要求免除低收入群体的累进税。以雅各宾派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专政一直持续到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倒台之日）。
　　雅各宾派在短暂的统治时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措施：以累进所得税的形式强行借资产阶级的债，限制继承权。为了城市贫民的利益，每天支付75戈比参加部门会议；为了长期坚持修改制宪和立法议会制订的土地法的农民的利益，国民公会不动用赎买方式就废除了所有封建义务。雅各宾派以同样的精力在军事前线与内外敌人作战，以恐怖手段镇压反革命阴谋和暴动。
　　历史上的雅各宾主义已成为极端果断的革命行动的象征，而吉伦特主义则体现了革命期间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和优柔寡断。列宁同志写道：“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中译者注：参见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第8卷第383页。〕——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雅克—勒内·埃贝尔（Jacques-René Hébert，1757年11月15日—1794年3月24日），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左翼领袖之一。1790年—1794年出版《迪歇纳神父报》（Le Père Duchesne），为巴黎的工人阶级发声。1792年参加巴黎人民起义，并当选为巴黎公社副检察长。1793年5月被吉伦特派逮捕，获释后参与了逮捕吉伦特派领导人的行动，随即成为巴黎无套裤汉运动领导人。此后激烈抨击丹东派和罗伯斯庇尔派的政策。1794年3月14日被罗伯斯庇尔下令逮捕，3月24日遇害，直接导致了雅各宾派丧失了无套裤汉的支持。
　　〔中译者补注2〕皮埃尔—加斯帕尔·肖梅特（Pierre-Gaspard Chaumette，1763年5月24日—1794年4月13日），1790年起参加法国大革命。1792年巴黎人民起义后当选为巴黎公社检察长，并同埃贝尔合作。1793年激烈抨击吉伦特派，并逐渐成为雅各宾派左翼领袖，期间积极推行非基督教化运动，但反对男女平等。1794年初试图发动起义推翻罗伯斯庇尔，但被巴黎公社拒绝，同年3月14日被捕，4月13日遇害。

^[6] 摘自《社会民主党人》，每三月发表一次的文学政治评论，1890年2月，伦敦，第1册，第6—7页，《伟大革命的百年》一文——俄文版编者注

^[7] 《美国战争史》，由苏格兰禁卫步兵中校弗莱彻编写，1867年译自英语，圣彼得堡出版，第95页——俄文版编者注

^[8] 亨利·查尔斯·弗莱彻（Henry Charles Fletcher，1833年4月28日—1879年8月31日），英国军官、作家。——中译者注

^[9] 原文为德语NB。——中译者注

^[10] 黑格尔（1770—1831），德国伟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对上世纪40—60年代的西欧和俄罗斯社会思想的发展（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巴枯宁等）产生了非凡的影响。18世纪科学思想中盛行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从绝对和孤立的角度思考客观世界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而黑格尔则提出了一种与之相反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要求在运动和相互联系中研究周围的世界和人类历史。在黑格尔看来，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和永恒的。相反，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不断运动，但这种运动不是进化的，而是辩证的，也就是充满矛盾的。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是一切存在的基础。这种绝对精神按照内在规律的发展，构成了辩证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然和人类的发展过程只是复制了永恒自我发展的概念。虽不知这个概念在哪里，但它独立于人类意识，因为黑格尔将自然本身和人视为精神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恩格斯《反杜林论》）。黑格尔的学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彻底批判了整个黑格尔哲学之后，从根本上修正了唯心主义辩证法。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黑格尔辩证法，是在向唯物主义观点过渡。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物质。
　　“因此，辩证法被简化为研究外在自然和人类思维中的一般运动规律的科学，获得了截然不同的内容。正是物质世界不被认为是现成事物的复合体，而是一个复杂的进程。我们在这个进程中看到的似乎不变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精神反映，即概念，经历了不断变化的生成与消亡。”（恩格斯《反杜林论》）。——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上文引用的恩格斯引文，未见诸恩格斯《反杜林论》现行中译本，具体出处尚不明确。

^[11] 梯也尔是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梯也尔的政治生涯始于查理十世的反动首相波利尼亚克亲王的领导下，其目的始终是捍卫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七月王朝期间，在 1848 年 6 月法国无产阶级的血腥镇压者卡芬雅克的领导下，他支持针对广大劳动群众的最激进的措施。1870年第二帝国崩溃后，梯也尔在一段时间后成为反动共和政府的首脑，以最严厉的措施镇压了巴黎无产阶级通过起义建立的革命政权（巴黎公社）。他最著名的历史著作是《法国大革命史》。——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马里·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Marie Joseph Louis Adolphe Thiers，1797年4月15日—1877年9月3日），法国国务活动家，历史学家。七月王朝时期历任参事院院长、内务大臣、外交大臣和首相。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秩序党领袖之一，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70年9月4日第二帝国垮台后，成为资产阶级“国防政府”实际领导人之一，1871年2月就任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1871—1873年任共和国总统。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中译者补注2〕朱尔·奥古斯特·阿尔芒·马里，波利尼亚克亲王（Jules Auguste Armand Marie， prince de Polignac，1780年5月14日—1847年3月2日），法国极端保王派政治家。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随家人流亡国外。1794年流亡俄国，并于1796—1799年期间服役于俄军。1799年起担任查理十世的副官。1803年秘密回国，企图发动叛乱复辟波旁王朝，旋即被捕并被判处两年徒刑，获释后被软禁于巴黎。1814年逃走。路易十八第一次复辟后，被授予陆军元帅军衔，并担任驻慕尼黑公使馆秘书。1815年拿破仑复辟时企图组织王军与之对抗，失败后流亡比利时，不久即回国，旋即被捕，但很快获释。路易十八第二次复辟后，于1815—1830年任上议院议员。1820年被罗马教廷授予亲王头衔。1823—1828年任驻英国大使。1829—1830年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30年七月革命后逃往诺曼底，企图流亡英国，但于8月16日被捕，同年12月21日被判处终身监禁。1836年获大赦，改判流放国外20年，随后几年先后流亡英国和巴伐利亚。1845年回国。1847年病死。
　　〔中译者补注3〕路易—欧仁·卡芬雅克（Louis-Eugène Cavaignac，1802年10月15日—1857年10月28日），1824年参军，1844年晋升为准将。1848年二月革命后被临时政府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总督，并晋升为少将。1848年3月20日被任命为陆军部长，在任上残酷镇压了六月起义。6月28日被制宪议会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行政首脑，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同年12月在总统选举中败给路易·波拿巴。

^[12]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13页。——中译者注

^[13]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杜鹤宁（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Духонин，1876年12月1日—1917年11月20日），1894年入伍。1917年6—9月任西南阵线参谋长，9—11月任俄军总参谋长，11月1—20日任俄军总司令，期间反对十月革命，拒绝和平谈判，并被解除职务。11月20日被一群水兵私刑处死。——中译者注

^[14] 克拉斯诺夫将军是克伦斯基于1917年10月调动军事部队对抗彼得格勒起义的负责人。后来他组织顿河地区哥萨克的反革命活动。1918年12月，他被在整个俄国南部发动进攻的红军彻底击败，逃到国外后成为君主主义组织的骨干分子。——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аснов，1869年9月10日—1947年1月16日），1889年入伍。1900年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年参加了日俄战争。参加了一战。二月革命后曾任第3骑兵军司令，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协同克伦斯基进行武装叛乱，叛乱失败后被捕，在承诺不再反对苏维埃政权后获释，流亡顿河流域，继续参加反布尔什维克活动。1918—1919年任顿河哥萨克阿塔曼。1919年在邓尼金的压力下辞职，参加尤登尼奇白军。1920年起先后流亡德国、法国。二战期间支持纳粹德国。1943—1945年任德国哥萨克部队总司令。1945年德国投降后被英国军队逮捕，后被遣送到苏联。1947年被处决。

^[15] 鲍里斯·萨文科夫是社会革命党的著名领袖，沙皇时代社会革命党主要恐怖行为的组织者。大战期间他是社会爱国主义者。1917年2月后成为克伦斯基的副手，被任命为战争部长。作为同谋之一，他参与了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之后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死敌。1918年夏，他组织并参加了雅罗斯拉夫尔军官叛乱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暴动。在波兰战争期间，他在巴拉霍维奇的指挥下，率领他（萨文科夫）组织的白卫军作战。后来他在法国和波兰军事部门的协助下组织了阴谋和袭击。1924年8月，萨文科夫潜入明斯克市后被捕并受审。鉴于萨文科夫完全承认他的所有活动都是错误的，并有悔过之意，死刑改为10年监禁。——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鲍里斯·维克托洛维奇·萨文科夫（Борис Викторович Савинков，1879年1月19日—1925年5月7日），1879年生于哈尔科夫，1897年考入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1899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开除。1903年参加社会革命党，不久后就成为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的负责人。1905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期间曾组织过多次恐怖行动，消灭了多名沙皇政府高官。1906年被捕，在审判前越狱，并被缺席判处死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加了法军。二月革命后回国，1917年7月担任陆军部副部长。同年8月30日退出政府，并被社会革命党开除出党。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白军的反革命活动。1918年流亡法国。1924年8月被国家政治保卫局诱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1925年5月7日自杀身亡。
　　〔中译者补注2〕读者若想进一步了解萨文科夫的相关介绍，可以阅读卡尔·拉狄克的《鲍里斯·萨文科夫》。
　　 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adek/mia-chinese-radek-19250514.htm
　　〔中译者补注3〕1918年7月，雅罗斯拉夫尔白卫分子发动叛乱。这次叛乱同当时苏维埃俄国发生的其他反革命叛乱一样，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积极参与下策划的，并且是帝国主义者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俄国中部各城市发动叛乱的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叛乱的目的是同北方的外国干涉者和伏尔加河中游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建立统一战线，然后进攻莫斯科，推翻苏维埃政权。组织这次叛乱的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鲍·维·萨文科夫所领导的“保卫祖国与自由同盟”，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给这个反革命组织提供了大量经费。叛乱从7月6日开始。萨文科夫从莫斯科派来一批军官具体领导叛乱。叛乱分子夺取了雅罗斯拉夫尔市的中心区，占领了军火库、邮局、电报局、银行等机关，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进行血腥的屠杀。叛乱分子还企图占领该城的工人居住区，但马上遭到了坚决抵抗。各企业的党组织在同叛乱分子作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作用。武装工人和红军支队同叛乱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搏斗。苏维埃政府从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地调来许多军队和工人武装队伍支援雅罗斯拉夫尔的工人。1918年7月21日，叛乱最终被平定。
　　〔中译者补注4〕斯坦尼斯瓦夫·布瓦克—巴瓦霍维奇（波兰语：Stanisław Bułak-Bałachowicz；白俄罗斯语：Станіслаў Булак-Балаховіч；俄语：Станислав Булак-Балахович，1883年11月12日—1940年5月10日，按俄语音译则为“斯坦尼斯拉夫·布拉克—巴拉霍维奇”），1883年2月10日生于梅克什泰（立陶宛语：Meikštai，现位于立陶宛边境地区，离白俄罗斯很近）农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入伍参战。1918年2月加入红军，任卢加第1骑兵团司令，在镇压农民叛乱期间挪用公款，东窗事发后投靠白军。1918—1920年任普斯科夫志愿军司令，大肆屠杀红军士兵和农民。1920年尤登尼奇白军解散后，一度逮捕了尤登尼奇，经英法军事使团介入后被迫逃走，后经他人斡旋加入波兰军队，参加了华沙战役。1920年10月组建俄罗斯人民志愿军，企图协助波兰吞并白俄罗斯，大肆迫害犹太人，同年11月战败后逃回波兰。1939年波兰沦陷后，成立游击队与纳粹对抗。1940年5月10日在与德军巡逻队交战时战死。

^[16] 卡列金，沙皇将军。1917年8月被哥萨克军界推举为顿河哥萨克首领。1917年8月试图帮助以政变为目标的科尔尼洛夫将军。1917年10月以后成为哥萨克反革命的领袖。看到自己的反革命行动总是被红军消灭，便开枪自杀了。——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Каледин，1861年10月24日—1918年2月11日），生于顿河州的一个军官家庭。1879年参加陆军，担任哥萨克少尉。一战期间，曾任第12骑兵师师长、第4军军长、第8集团军司令等职。二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1917年9月1日因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而被捕。十月革命后，大肆组织白军，向苏维埃政权发起了猖狂的进攻。1918年1月，他的白军被红军粉碎，他在绝望中自杀。

^[17] 阿蒂尔·阿尔努，1871 年巴黎公社成员，蒲鲁东主义者。他被凡尔赛政府判处死刑。著名的《巴黎公社史》的作者。——俄文版编者注
　　阿蒂尔·阿尔努（Arthur Arnould，1833年4月17日—1895年11月26日），法国自由主义记者、作家。第二帝国期间开始担任记者。巴黎公社成立后担任巴黎第四区副区长，在公社内属于少数派。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1880年回国。——中译者注

^[18]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考茨基著，第132页。——中译者注

^[19]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考茨基著，第141页。——中译者注

^[20] 库班拉达是1918年以邓尼金为首的哥萨克政府，是南方反革命势力的据点。反革命势力经常从那里进攻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直到1920年，红军才设法夺取了库班要塞——克拉斯诺达尔，消灭了哥萨克反革命势力。——俄文版编者注

^[21] 这是摩西十诫的其中一条。——中译者注

^[22] 《布列斯特和约》一方面是苏俄与帝国主义德国之间缔结的和约，另一方面，从1917年11月初步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平谈判中断到1918年3月签订和约的时间里，德国进攻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德国强加给我们的和约及其屈辱和掠夺性的条件，类似于1807年德国在拿破仑一世的脚下被迫接受的可耻的《蒂尔西特条约》。根据《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德国要从我们那里得到巨额赔款，还要吞并前波兰王国、整个库尔兰省、利沃尼亚与里加的一部分、整个科夫诺省、五分之三的维尔纳省、三分之二的格罗德诺省、西爱沙尼亚群岛等地。
　　俄共（布）党内（左右两派的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同志的集团）经过长期的激烈斗争后，1918年3月，第四次苏维埃特别代表大会批准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奴役条约。党内最终采纳了列宁的观点——目前客观上不可能与德国进行革命战争（因旧军队的解体），因此接受《布列斯特和约》赢得喘息机会，趁机建立红军与加强国民经济建设。因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被废止。——俄文版编者注

^[23]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4页。——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