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巴黎公社与苏维埃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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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巴黎公社与苏维埃俄国

公社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不备
巴黎公社与恐怖主义
专制的中央委员会与“民主”的公社
民主公社与革命专政
1871年的巴黎工人—1917年的彼得堡无产阶级

　　“第一场完全是由无产阶级进行的、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这一短暂篇章以其敌对者的胜利而告终。这一短暂篇章，从3月18日到5月28日，共持续了72天。”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160页，彼得·拉夫罗维奇·拉夫罗夫，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

公社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不备

　　1871年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统治第一次的、仍然弱小的历史尝试。尽管巴黎公社的尝试极其有限，其参与者也毫无准备，纲领模糊不清，领导人之间缺乏团结，思想摇摆不定，行动时慌乱迷茫，并且这一切造成了致命的失败。但我们非常珍视公社的记忆。我们重视公社中拉夫罗夫^[1]说的“无产阶级共和国的第一个、哪怕是非常苍白的曙光”。考茨基则完全不同。他在自己的书中长篇大论一番，运用粗暴的、带有偏见的方式对比了公社和苏维埃。我们觉得公社有着不幸与罪过，而他却把这些东西看作是公社的主要优点。
　　考茨基竭力证明1870—1871年间的巴黎公社并未经过“人为”准备，而是从天而降，让革命者猝不及防——与我们党精心准备的十一月革命相对立。然而，考茨基这么一说，正是为了在读者心中种下这样的观念：公社社员只是遭遇了不幸（巴伐利亚庸人福尔马尔^[2]曾经认为公社社员没有睡大觉而去夺取政权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因此他们理应得到宽恕；而布尔什维克则有意识地走向不幸（夺取政权），因此他们无论在今世还是来世都不会得到宽恕。这样来谈巴黎公社，做不到逻辑自洽，看上去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样的论调完全不可避免地从“独立的”考茨基之流的立场里冒出来。这些人把头缩在肩上，不肯看到或预见到任何东西。而他们要是向前进了几步，那也不过是因为之前背后挨了一拳。

　　考茨基写道：“侮辱巴黎，不承认它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剥夺它作为首都的地位，最后是为了更有保证地实行君主制的政变而解除它的武装——这便是国民议会以及它选中的行政首脑梯也尔主要关心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导致巴黎起义的冲突。”
　　“我们看到这和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有着怎样截然不同的差别，因为布尔什维克是靠和平的愿望获得政权的，他们有农民的拥护作为靠山，除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外在国民议会里没有君主主义的反对派来反对他们。”
　　“布尔什维克通过一次布置周密的政变获得了政权，这次政变一下子就使他们掌握了整个国家机器，然后他们就立刻开始尽可能不顾一切地积极利用国家机器来剥夺他们的反对者——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反对者。”
　　“面对公社的起义，正相反，没有谁比革命派自己更感到惊奇的了，而且他们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这种冲突时要不得的。”^[3]

　　为了更好地理解考茨基在这里说的关于公社社员内容地真正含义，我们将引用以下有趣的证言：
　　拉夫罗夫写过一本关于公社的非常可资借鉴的书。他在书中写道：“……1871年3月1日，在帝国垮台半年后，也就是在公社爆发的几天前，巴黎国际的领导人物仍然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4]
　　他还写道：“3月18日之后，无产阶级掌握了巴黎。但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们在出乎自己意料的力量面前张皇失措，没有采取最起码的措施。”^[5]
　　公社的参与者、历史学家利萨加莱^[6]写道：“一位（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表示道：‘你们的身材不适合你们扮演的角色，你们只关心如何摆脱责任。’这句话道出了很多的事实。但是在行动的时刻，由于缺乏实现的组织和准备，往往导致了角色被交给了‘身材不适合’的人来扮演。”^[7]
　　由此可见（之后这一点将更加清楚），巴黎社会主义者没有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直接斗争是因为他们在理论上模糊不清并在政治上混乱不堪，而绝不是因为有什么更高的战术考虑。
　　毫无疑问，考茨基本人对公社传统的忠诚主要表现在他对在德国发生的无产阶级政变的极度震惊——认为这是一场“非常坏的冲突”。然而，我们怀疑后人是否会以此为他记一笔功。至于他搞的历史类比，又是颠三倒四，又是支支吾吾，还不忘了故意歪曲一番。
　　米留可夫^[8]得到了策列铁里^[9]和切尔诺夫^[10]的公开支持，想在彼得堡搞点事情出来。而这与梯也尔曾有过的对巴黎的意图是一样的。从科尔尼洛夫^[11]到波特列索夫^[12]，他们之中的所有人每天都在说：彼得堡已经脱离了国家，与国家毫无共同之处，并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家。推翻和羞辱彼得堡是米留可夫及其帮凶的首要任务。而且这发生在彼得堡是革命的真正中心，且革命尚未在全国其他地方立足的时候。前杜马主席罗将柯^[13]公开说要把彼得堡交给德国人，就像放弃里加那样。罗将柯只是逐字逐句地说出了米留可夫的任务，而克伦斯基则通过自己的整个政策来推动这些任务。
　　米留可夫想要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梯也尔也是如此。此外，在克伦斯基、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的帮助下，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在1917年7月在相当程度上被解除了武装。在8月科尔尼洛夫进攻彼得堡时，无产阶级部分地被重新武装了起来。而他们新掌握的武器，则有力为11月（10月）起义做好了准备。因此，我们的十一月革命与巴黎工人三月起义在很大程度上一致的地方，恰恰是考茨基指出的那些“相反之处”。
　　但是话又说回来，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首要的一点，就是梯也尔卑鄙的阴谋得逞——他成功绞死了巴黎，并消灭了数以万计的工人。而米留可夫则可耻地崩溃了——彼得堡仍是无产阶级坚不可摧的堡垒，而资产阶级的领袖只能跑去乌克兰，求着德皇的军队接管俄国。在这一区别之中，我们确实有很大的过错，而且也愿意为此承担责任。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这一点不止一次地反映在事件的后续发展之中），公社社员主要依据爱国观点，而我们则始终以国际革命的观点为指导。公社的失败导致了第一国际的实际崩溃。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则导致了第三国际的成立。
　　但马克思在政变前夕建议公社社员不要起义，而是要建立组织！如果考茨基借此论证马克思没有充分估计到巴黎局势的尖锐性，那还是可以令人理解的。但考茨基试图利用马克思的建议来证明一切起义都应受指摘。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所有满大人一样，考茨基首先把组织看作是阻挠革命行动的手段。
　　但是，即使只限于讨论组织问题，我们也不能忘记，十一月革命之前有九个月的克伦斯基政府。在此期间，我们的党不仅在鼓动方面，而且在组织方面，也都不是没有成功的。十一月革命是在我们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全国所有工业中心的工人与士兵代表苏维埃中赢得压倒性多数，并把苏维埃变成由我们党领导的强大组织后发生的。类似的情况在公社社员身上完全没发生过。最后，我们身后站着英雄的巴黎公社，从这一公社的崩溃中我们为自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革命者必须对事件预测和准备。这也是我们的过错。

巴黎公社与恐怖主义

　　考茨基在比较公社与苏维埃俄国的时候，说了一堆废话，只是为了污蔑并贬低活生生的、胜利的无产阶级专政，以便支持在距离我们相当遥远的过去进行的一系列专政尝试。
　　考茨基极其乐意地引用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3月19日关于两名将军被士兵杀害发出的声明：“我们愤慨地宣告，已经使我们名誉受到损害的血腥的耻辱是一种骇人听闻的丑事。我们并没有决定要执行死刑，国民自卫军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这种罪行。”^[14]
　　当然，中央委员会不可能有什么理由承担与它无关的谋杀责任。但这声明中哀婉的语气非常生动地描绘了这些人在资产阶级舆论面前表现出的政治胆怯。这不难理解。国民自卫军的代表大多是没什么革命背景的人。利萨加莱写道：“没有什么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些小资产阶级，这些店主，都与闭塞的小集团格格不入；而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到那之前也是与政治也都是格格不入的。”^[15]
　　拉夫罗夫也写了关于他们的内容：“这个中央委员会的所有公告，都可以反映出他们在巨大的历史责任面前显得卑微，浑身打颤，以及他们迫切希望摆脱这种责任——而巴黎的命运却已经落到了这个中央委员会手中。”^[16]
　　在对我们发出了有关血腥的夸张羞辱后，考茨基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屁股后面批评了公社的优柔寡断：“巴黎人（也就是公社社员——托洛茨基注）如果对梯也尔紧追不舍，那也许就能推翻政府。从巴黎撤走的军队根本没有力量作任何抵抗……但是梯也尔继续退却。他们让他收拾他的军队，在凡尔赛加以改编，并灌输新的精神，使他们坚强起来。”^[17]
　　考茨基没能够意识到的是，同样的人出于同样的原因，在3月19日发表了上述声明并允许梯也尔肆无忌惮地退却并集结部队。倘若公社社员仅靠精神影响手段获得了胜利，那么他们的声明就会获得很大的分量。但这并没有发生。事实上，他们含情脉脉的人道精神只不过从反面印证了他们的革命被动性。这些人仿佛是命中注定，在巴黎获得了权力，却不明白必须果断彻底地使用这一权力，追击梯也尔，趁他还没回过神来就彻底粉碎他，掌握军队，对指挥人员进行必要的清洗并接管各省——这些人当然也不愿意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这些要点之间密切相关。如果不逮捕梯也尔在巴黎的代理人并枪毙阴谋家和间谍，就没法追击梯也尔。认为杀死反革命将军是不可接受的“罪行”，就不能形成能量以追击反革命将军领导的军队。
　　在革命中，最旺盛的能量就是最高的人道。拉夫罗夫公正地说道：“正是那些珍视人的生命和鲜血的人，应该设法筹备快速的、决定性的胜利，然后尽可能迅速并有力地采取行动镇压敌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才能尽可能少流血。”^[18]
　　然而，如果不把3月19日的声明看作是无条件的信仰，而是看作未曾预料到的、不流血的胜利后第二天的短暂情绪的表达，那么可能就更正确地评价它。考茨基完全不了解革命的动力作用，不了解其迅速增长的情绪的内部因果关系。他用毫无生气的公式来思考，通过毫无根据的类比来扭曲事件的全貌。他不明白，心慈手软的踌躇心情一般是革命第一个时期的群众特有的。工人们只有在铁一般的必要压力下才会发动进攻，就像他们只有感受到白卫军的威胁迫在眉睫才会走向红色恐怖一样。考茨基描绘的是1871年巴黎无产阶级崇高道德的产物，实际上也只是内战初始阶段的一个特征。在我国现象也同样如此。
　　在1917年11月的彼得堡，我们几乎没流一滴血就夺取了政权，甚至没有进行逮捕。政变发生后，克伦斯基政府的部长们很快也被释放了。此外，在苏维埃夺取政权后与克伦斯基一起进攻彼得堡、随后在加特契纳被俘虏的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在第二天就因作出了保证而被释放。这就是“宽宏大量”，这完全符合公社在第一阶段时的精神。但这是错误的。克拉斯诺夫将军在南方跟我们打了快一年，消灭了数千名共产党员。不久之前，在他加入了尤登尼奇的行列，再次向彼得堡进攻。彼得堡的士官生发动叛乱，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也在伏尔加河畔的捷克斯洛伐克人^[19]谋划了叛乱，大肆杀戮共产党人。而列宁和乌里茨基^[20]遇刺等事件发生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才获得了更加残酷的性质。
　　我们在公社的历史中也看到了这种只会出现在第一阶段相同趋势。
　　斗争由于自身的逻辑发展，在原则上走上了威慑的道路。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建立对其支持者来说是由红色恐怖的思想决定的。这一委员会被任命，是为了“斩叛徒的脑袋”（《Journal Officiel》官方日报，第123号）；是为了“粉碎背叛”（同上，第124号）。在这些“耸人听闻”的法令（4月3日）中，有逮捕梯也尔及其内阁的决定、摧毁梯也尔宅邸的决定、摧毁旺多姆圆柱的决定，特别还有关于俘虏的法令。凡尔赛每枪决一名囚犯或公社的支持者，就会枪决三位人质。拉乌尔·里戈^[21]领导的警察局采取了纯粹恐怖主义的行动，尽管不是任何时候都适当。
　　由于公社领导层陷入了模糊的妥协立场，这些恐吓措施发挥不了有效性。他们试图用卑劣的措辞来调和资产阶级与既成事实，在民主的幻影与专政的现实之间徘徊不安。已故的拉夫罗夫在关于公社的书中，完美地描述了后者。

　　“巴黎，同时拥有富有的资产阶级和赤贫的无产阶级，是阶级成分混杂的政治社区^[22]，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要求全面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批评政府的自由等等。巴黎，进行了一场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并立志在各种机构之中完成这场革命的任务，作为被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共同体，要求对新制度的敌人采取革命的也就是专政的措施。”^[23]

　　如果巴黎公社没有失败，而是持续斗争，那么毫无疑问，它将被迫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措施来镇压反革命。不错，在这种情况下，考茨基就不可能将人道的公社社员与非人道的布尔什维克进行对比。但这样的话梯也尔也很有可能没有机会对无产阶级大开杀戒。也许，这样的历史不吃亏。

专制的中央委员会与“民主”的公社

　　考茨基写道：“三月十九日，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委员要求向凡尔赛进军。其他一些人想要立刻就地向选民呼吁，还有一些人则希望首先采取革命手段。仿佛这些步骤的每一项都不是同等必要的，”他在这里倒是富有深刻见解，“仿佛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会排斥其他的步骤似的！”^[24]在这之后的几行字中，考茨基就着这些公社中相互矛盾之处，又在大谈特谈改良与革命的相互关系。事实上，问题是这样的：如果要进攻凡尔赛，并且要不失时机地进攻凡尔赛，就需要重组国民自卫军，让巴黎无产阶级中最具战斗性的分子担任其领袖，因而也会在革命方面暂时削弱巴黎。但是，在巴黎进行选举，同时还从巴黎的城墙上抹掉工人阶级的色彩，这从革命政党的角度来看是毫无意义之举。当然，从理论上讲，向凡尔赛进军和进行公社选举绝不是相互矛盾的，但实践中它们却是相互排斥的：为了顺利选举，就必须推迟进军；而为了胜利进军，就必须推迟选举。最后，在将无产阶级送上战场从而暂时削弱了巴黎的同时，也要确保首都不会发生反革命阴谋，因为梯也尔会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在公社社员的大后方煽风点火。有必要在首都建立一个更加军事化，也就是更加严格的体制。拉夫罗夫写道：“他们不得不与众多的内部敌人作斗争。这些敌人遍布巴黎，昨天还在证券交易所周围和旺多姆广场上进行暴动，在管理部门和国民自卫军中都有自己的代表，有自己的报刊和集会，几乎明确地与凡尔赛勾结。公社每次失败后，他们就愈发坚决，愈发放肆。”^[25]与此同时，还有必要采取财政和一般经济性质的革命措施，首先要为革命军队提供保障。革命专政的所有这些最必要的措施都很难与广泛的选举运动共存。但考茨基不知道究竟什么叫革命。他以为理论上的调和就是实践上的落实。
　　中央委员会把公社的选举定在3月22日，但由于对自己没有把握，害怕自己的非法性，并急于在更“合法”的机构的批准下进行行动。他们与完全无力的巴黎市长和代表会议进行了荒谬的、无休止的谈判，只是为了达成协议而准备与他们分权。与此同时，宝贵的时间也在不断流逝。
　　考茨基试图依靠的、他那古老记忆中的马克思也从来没有建议过让公社选举和带工人去打仗同时进行。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26]写的信中提到过，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用考茨基自己的话来说，他“不理解”马克思的这一观点。非常简单。无论如何，马克思都明白，任务并不是去追赶合法性，而是要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拉夫罗夫说的完全正确：“倘若中央委员会是由真正的革命者组成的，它就应该会采取不同的行动。到选举和召集公社之前给敌人10天时间以调养生息对它来说将会是不可原谅的事情，但当时无产阶级的领导人拒绝了这一责任，不承认他们有权立即领导无产阶级。结果，人民政党过于缺乏准备，竟造就了一个感到自己不得不虚度十天光阴的委员会。”^[27]
　　中央委员会尽快将权力移交给“合法政府”的愿望与其说是迷信形式民主，不如说是一贯惧怕责任。中央委员会虽然掌握着整个政权的物质机器，但以它是临时机构为借口，避免采取最必要和最紧迫的措施。但公社也并没有从中央委员会手中接过所有政治权力，后者继续相当放肆地干预所有的事务。这就造成了一种特别是在战争形势下极其危险的双重政权状态。
　　5月3日，中央委员会向公社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要求战争部听任自己安排。正如利萨加莱说的那样，“是应该解散或逮捕中央委员会，还是授权他们管理战争部”的问题再次出现。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民主原则，而在于缺乏明确的行动纲领和作为自发革命组织的准备程度。自发革命组织以中央委员会和“民主”组织——公社为代表，在不完全放弃权力的情况下互相推卸责任。这看上去绝不能说是值得效仿的政治关系。
　　考茨基安慰自己说：“但是中央委员会从来不想推翻最高权力属于由普选产生的代表这一原则……所以，在这一点上，巴黎公社也同俄罗斯共和国恰恰相反。”^[28]没有统一的执政意志，没有革命的决心，而是存在着双重政权状态，结果就是迅速而可怕的毁灭。但是，没有推翻民主“原则”——这难道不令人欣慰吗？

民主公社与革命专政

　　列宁同志已经向考茨基指出过，试图把公社描绘成形式民主的表现，就意味着直接在理论上招摇撞骗。根据传统和公社领导政党布朗基派的构想，公社就是革命城市对国家进行专政的一种表现。法国大革命正是如此；如果公社没有在第一阶段倒下，那么1871年革命也会如此。巴黎本身的政权由普选产生这一事实并没有消除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公社的战争行为正是一个城市反对农民法兰西的行为，也就是反对整个国家的行为。为了令伟大的民主人士考茨基满意，公社的革命者必须首先在法国实行全民公投，看看他们是否同意公社与梯也尔匪帮开战。
　　最后，在巴黎本身，选举是在梯也尔资产阶级从那里逃亡——至少是其最活跃的分子逃离以及梯也尔军队撤出那里之后进行的。留在巴黎的资产阶级尽管厚颜无耻，但还是害怕革命队伍，并且选举也正是在这种恐惧的征兆下举行的——这种恐惧也是未来不可避免的红色恐怖的预感。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用这样的事实来安慰自己，即在其专政（不幸的是这一专政非常迟钝且模糊不清）下进行了公社选举，没有侵害到普遍选举的原则，意味着这的确是在用一把梳子的影子来刷一辆马车的影子了。^[29]
　　考茨基的读者们不了解事实，所以考茨基借此进行了一些空洞的比较。1917年11月的彼得堡，我们还在最“民主”的投票基础上选出了公社（市杜马），并没有为资产阶级参选做出任何限制。在资产阶级政党的抵制下，我们在这次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多数席位。^[30]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杜马自愿服从彼得堡苏维埃，也就是说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事实置于普选的“原则”之上，并在一段时间后通过自己的决定解散了自己，以利于彼得堡苏维埃的一个分支。因此，彼得堡苏维埃——这一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之父——通过了形式“民主”的祝圣恩典，丝毫不比巴黎公社差。

　　“在三月二十六日选举时，公社选出了九十个委员。这些委员中间包括十五个政府（梯也尔）支持者，六个反对政府但又谴责（巴黎工人）起义的公民（资产阶级）激进分子。”^[31]

　　考茨基说教道：“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是不会让这种反革命分子出来充当候选人的，更不必说是当选为委员了。公社却出于尊重民主的动机，决不妨碍它的政治反对者的被选举权。”^[32]我们在之前已经看到过的事实告诉我们，考茨基的这番话在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大错特错的。首先，在俄国革命发展的类似阶段，彼得堡公社进行了民主选举，苏维埃政权没有给资产阶级政党设置任何障碍，而如果有自己的报刊并且公开呼吁打倒苏维埃政权的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抵制选举，那也只是因为他们当时仍然寄望于迅速用军事力量战胜我们。其次，巴黎公社不曾存在过包容各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代表——保守派、自由派、赌博派（gambettiste）在其中没有位置。
　　拉夫罗夫写道：“几乎所有这些人，要么立刻，要么很快也都离开了公社的委员会；他们本可成为巴黎这个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自由城市的代表，但他们在这个共同体的委员会里完全不合宜——这一委员会自愿或被迫、自觉或不自觉、完全或部分地仍然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至少是创造与这场革命相对应的社会形式的微弱尝试。”^[33]倘若圣彼得堡的资产阶级没有抵制公社式的选举，它的代表就会进入彼得堡杜马。他们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的第一次叛乱（不管有没有考茨基的允许）之后，而如果他们没有像巴黎公社的资产阶级成员在某个时候做的那样提前离开杜马的话，就很可能会遭到逮捕。事件的进程会保持不变，只有一些表面上的情节发展会有所不同。
　　考茨基在过分颂扬公社的民主，同时又指责它对凡尔赛缺乏果断性的时候，并没理解到在“合法”市长与代表含糊的参与下举行的公社选举反映了它与凡尔赛达成和平协议的愿望。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领导者希望达成协议，而不是进行斗争。群众还没有摆脱他们的幻想。虚伪的革命权威还没有来得及让自己蒙羞。这就是所谓的民主。
　　韦莫雷尔^[34]主张说：“我们必须以道德力量来支配我们的敌人……我们绝不能碰及自由和个人生命一丝……”为了防止“同室操戈的战争”，韦莫雷尔呼吁他之前曾无情地痛斥过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建立“一个受巴黎全体居民承认并尊重的正当政权”。在国际主义者龙格^[35]指导下出版的《官方日报》中写道：“在（1848年）六月的日子里，将两个社会阶级武装起来相互作战的可悲误解不可能再出现了……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已不复存在……”（3月30日）还写道：“现在所有的纠纷都会消失，因为现在所有人都很团结，因为社会仇恨、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从来就没有这么少过。”（4月3日）在4月25日的公社会议上，茹尔德^[36]可以理直气壮地自夸说公社“还从未侵犯过财产权”。他们希望能赢得资产阶级舆论的支持，并找到达成协议的途径。
　　拉夫罗夫说得不错：“这样的主张丝毫没有解除无产阶级之敌人的武装——他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无产阶级胜利的危险——同时还夺走了无产阶级的斗争能量，就像是在不可调和的敌人面前故意蒙蔽无产阶级的双眼。”^[37]但这种令人软化的主张与民主的虚构密不可分。假想的合法性的形式让人以为这个问题会在没有斗争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公社成员阿蒂尔·阿尔努写道：“就广大居民而言，他们有些许理由相信与政府之间至少存在着秘密协议。”在无力吸引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妥协派一如既往地误导无产阶级。
　　在不可避免的、已经开始的内战面前，民主代议制只表现出了领导团体的妥协式无助，而这一点在4月16日公社补充选举那毫无意义的程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已经没有时间投票了，” 阿蒂尔·阿尔努写道，“局势令人惶惶不可终日，让人片刻不停，也没法让人冷静下来，不能让普遍选举完成其使命……所有忠于公社的人都在工事里，在堡垒中，在最前线的连队中……人民压根儿不重视这些补充选举。这些选举在本质上仅仅是代议制罢了。我们不应该计算选票，而是应该招募士兵；不应该计较自己是否争取了巴黎的民心，而是应该在凡尔赛的进攻中保卫巴黎。”从这些话中，考茨基是能够看出为什么在实践中把阶级战争和阶级间的民主结合起来不是件易事的。
　　米耶尔^[38]，公社的最佳领袖之一，在自己的出版物中写道：“公社不是立宪会议，而是军事委员会。它必须有一个目标：胜利；必须有一个工具：武力，必须有一个法律：社会救赎的法律。”
　　利萨加莱指控领袖们：“他们永远无法理解，公社是街垒，而不是董事会……”
　　他们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才明白这个道理，但为时已晚。考茨基直至现在也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也千万别指望他某天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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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是对形式民主的活生生否定，因为它的发展标志着巴黎工人对农民国家的专政。这一事实高于一切。无论公社内部墨守政治成规的人如何拼命抓住民主合法性的表象，公社的每一个行动即便不足以令其取得胜利，也都足以被说成是非法的。
　　相当于巴黎市杜马的公社，废除了全国的普遍兵役法。它将其机关报称为《法兰西共和国官方公报》。它虽然很胆怯，但还是碰了国家银行。它宣布了政教分离，并废除了宗教预算。它与外国使馆建立了联系。例子数不胜数。它通过革命专政的权利做到了这一切。但这一权利，当时仍是绿色民主党人的克里蒙梭并不愿意承认。
　　在与中央委员会进行的会议上，克里蒙梭讲道：“这次叛乱有一个非法的借口……委员会很快就会变得可笑起来，而其法令也会变得可鄙。除此之外，巴黎无权针对法兰西进行叛乱，她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议会的权威。”
　　公社的任务是解散国民议会。不幸的是，它没能做到这一点。现在考茨基正在为它的罪行寻求减刑。
　　他指出，公社社员在国民议会中的敌人是君主主义者，而我们在立宪会议中的敌人则是……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简直稀里糊涂！考茨基谈到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忘记了唯一的严肃敌人——立宪民主党人。他们才是我们俄国的梯也尔政党，也就是以私有制为名的所有者集团，而米留可夫教授则尽力地在模仿这位矮个子伟人。很早，早在十一月政变之前，米留可夫就开始寻找他自己的加利费^[39]——他先后找到了科尔尼洛夫将军、阿列克谢耶夫^[40]，然后是卡列金、克拉斯诺夫，而当高尔察克通过解散立宪会议把所有政党逼上绝路之后，立宪民主党，这个基本上信奉君主主义的、唯一严肃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仅没有拒绝支持他，相反还更加同情他，还围着他团团转。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我国没有独立发挥作用，正如考茨基的党在德国革命事件中没有独立发挥作用一样。他们把自己的政策完全建立在与立宪民主党的联盟之上，从而也使立宪民主党获得了决定性的地位，而完全不考虑政治力量的关系。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作用，只不过是从集会与选举上收集并传送被革命唤醒的群众的政治信任。无论选举结果为何，这些政治信任随后被交由反革命的帝国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支配。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多数地位对立宪民主党少数地位那纯粹附庸式的依赖，本身就恶劣嘲弄了“民主”理论。但这还不够。在国家所有过久实行“民主”体制的地区都将不可避免地以反革命的公开政变而结束。乌克兰便是如此，民主的拉达向德国帝国主义出卖了苏维埃政权，结果发现自身被君主主义者斯科罗帕茨基^[41]给推翻了。库班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的民主拉达处于邓尼金的统治之下。西伯利亚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是我们的“民主”最重要的实验，立宪会议在形式上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统治，而布尔什维克缺席，实际上是处于立宪民主党的领导之下，最后导致了沙皇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独裁统治。北方的情况最终也是如此，以社会革命党人柴可夫斯基^[42]政府为面目的立宪派变成了俄国与英国反革命将领统治的粗糙装饰品。这种情况在所有边疆小国要么发生过了，要么正在发生：在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地主、资本家和外国军国主义的统治地位在形式民主的旗帜下得到了巩固。

1871年的巴黎工人—1917年的彼得堡无产阶级

　　考茨基在政治上对比公社和苏维埃俄国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尽显丑态。其中，他对比了1871年巴黎工人与1917—1919年间俄国无产者两者的特性。考茨基将前者描绘成具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的热情革命者，而将后者描绘成自我中心主义者、追求私利的人和自发的无政府主义者。
　　巴黎工人具有太过明确的过去，所以他们不需要以革命做介绍信，或使自己不受今日的考茨基的赞扬。然而，彼得堡的无产者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动机来回避别人把他们与他们的英雄兄长进行比较。彼得堡工人在三年内不断斗争，首先是夺取政权，然后是保卫并巩固政权，在饥寒交迫与持久危险之中展现出了集体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的特殊年代记。考茨基，正如我们在另一方面说到过的那样，拿俄国无产阶级中最黑暗的分子与共产党人的色彩在进行比较。在这一点上，他与资产阶级中的马屁精毫无区别——对他们来说，死去的共产党人总是比活着的共产党人更具吸引力。
　　彼得堡无产阶级是在巴黎无产阶级45年之后才取得了政权。这一时间跨度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优势。老巴黎的手工业小资产阶级特征和新巴黎的部分特征，与彼得堡这个拥有世界上工业最为集中的地区完全不同。后者使我们的鼓动和组织任务变得极为轻松，也使苏维埃制度更容易建立起来。
　　我国的无产阶级远远没有法国无产阶级那种最丰富的革命传统。但是1905年的伟大实验，其失败和遗留的仇债，在这一次革命开始的时候，对我国老一代工人来说记忆犹新。
　　俄国工人不像法国工人那样，受民主与代议制长期学校的塑造，而这种学校在某一时代里是无产阶级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俄国工人阶级还没来得及吞服失望的苦涩和怀疑论的精神毒药——而这些直到某一刻之前（希望这一刻是不久之后的将来）都仍然束缚着法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意志。
　　巴黎公社还未来得及面对全面的经济问题，就遭遇了军事上的失败。尽管巴黎工人有着出色的战斗素质，然而公社的军事命运立即被确定为毫无希望——上层的犹豫不决和妥协主义瓦解了下层。
　　国民自卫军的薪金在账目上按162000名士兵和6500名军官的应付数额支付，但实际参加战斗的人数——特别是在4月3日那次不成功的出击之后，在2万到3万之间浮动。
　　这个数据丝毫没有败坏巴黎工人的名声，也并没有让别人得以指责他们是懦夫和逃兵提供，尽管逃兵确实也不少。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首先需要有一个集中的、精确的管理机器。这样的东西在公社那里连影子都没有。
　　正如某位作者说的一样，公社的军事机关就像一个暗室，所有人都其中都免不了撞到其他人。内阁的办公室里挤满了军官和普通的卫兵，他们要求军需品和食物，抱怨没有人换他们的班。他们被打发到指挥部了……

　　“有些营每次在战壕上会待上二三十天，而在此期间其他的营则一直处于预备队的状态……这种粗心大意很快就扼杀了所有的纪律。勇敢的人很快就只指望着自己；其他人则逃离自己的岗位。军官也是如此，有些人放弃自己的岗位，是为了去帮助正在遭受炮火打击的友邻部队；有些人则撤回了城内……”^[43]

　　这样的体制不可能不受到惩罚：公社最后淹没在血泊之中。但在这一点上，考茨基有一个无与伦比的慰藉：
　　他摇摇头，说道：“指挥战争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拿手好戏。”^[44]
　　这句堪称是邦葛罗斯^[45]的箴言的话，与考茨基的另一句名言具有同样的地位，他说，国际在战争时期不是合适的工具，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和平的工具”。
　　在这两句箴言之中蕴含着现在的考茨基的全部、整个本质，也就是说，他也就比圆圆的零多一丁点罢了。你们看，指挥战争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强项，更何况，国际也不是为了战争时期而建立起来的。考茨基的船是为池塘和平静的港口建造的，而不是为公海和暴风雨般动荡的时代而建造的。如果这艘船破损了，开始漏水，如今正顺利地驶向海底，那么过错也全在这个水和波浪过多和令人难以预料的暴风雨身上，而考茨基才没有打算把他的出色工具用在这种暴风雨身上呢。
　　国际无产阶级为自己设定了夺取政权的任务。不管“一般来说”内战是不是革命必要的“一般属性”，有一件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进步，至少使他们在俄国、德国以及奥匈帝国的部分地区接受了激烈的内战形式，而这种形式不仅出现在国内战线上，也出现在对外战线上。如果指挥战争不是无产阶级的强项，而且工人国际也只适合于和平时期，那么我们就必须葬送掉革命和社会主义，因为指挥战争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相当拿手，而没有战争，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允许工人进行统治。那么剩下要做的，就是将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宣布为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产阶级代议制的附庸，这也就意味着公开认可艾伯特、谢德曼、雷诺德尔以及考茨基在口头上似乎仍在反对的政策中的做法。
　　指挥战争并不是公社的强项。所以，它被打败了，而且这是无情的失败！
　　当年相当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菲奥写道：“人们只有在苏拉^[46]、安东尼^[47]和奥克塔维乌斯^[48]的捕杀那里，才能在文明国家的历史里找到能与此相提并论的屠杀；与之相比，瓦卢瓦王朝末期的宗教战争、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49]、恐怖时期^[50]都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在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17000具联合起来的反叛者的尸体出现在巴黎……杀戮一直持续到6月15日左右。”
　　“一般说来，指挥战争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拿手好戏。”是这样吗？
　　不！俄国工人已经表明，他们也有能力掌握“战争的工具”。相比公社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不是在否定公社——因为要发扬公社传统，根本不应该学会它的无助，而是要继承它的事业。公社很弱。为了完成它的事业，我们变得强大起来。公社被完全打败了。我们反复打击了杀害公社的刽子手，我们为公社报仇，为公社雪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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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领取薪金的168500名国民自卫军成员中，有2—3万走上了战场。这些数字为形式民主在革命时代的作用的结论下了有趣的脚注。巴黎公社的命运不是由其投票确定的，而是在其与梯也尔军队的战斗中决定的。168500名国民自卫军成员代表了大部分的选民。但事实上，在战斗中，公社的命运是由两到三万人决定的——他们是最能进行自我牺牲的战斗的少数人。这少数人并不特别——他们只是更加勇敢且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地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意志。但这仍然是少数人。其余在关键时刻躲藏起来的人并不敌视公社；相反，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支持着它，但他们缺乏觉悟，态度不坚决。在政治民主的竞技场上，他们过低的觉悟使他们有可能被冒险主义者、无赖、小市民骗子和诚实的蠢货欺骗，而后面这些人自欺。但在公开的阶级战争发生之时，他们或多或少会去支持这一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少数。这一点在国民自卫军的组织中得到了体现。倘若公社活得更久，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就会越来越稳固。在公开斗争过程中形成并巩固的组织，作为劳动群众的组织，将成为其专政的组织，也就是武装的无产阶级代表苏维埃。

注释：

^[1] 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Пётр Лаврович Лавров，1823—1900），革命民粹主义最杰出的领袖和理论家之一。第一国际成员。1876年拉夫罗夫参加了第一个民粹主义团体“土地与自由”；1879年，“土地与自由”分裂为土地平分社和民意党团体期间，他加入了后者，从那时起直到他去世一直是民粹派的理论领袖，从1883年到1886年一直担任民意党主要机关报《民意党公报》（Вестник Народной Воли）的编辑。1874年，他移居北美，寻求在那里建立一个农业殖民地。这次尝试失败后，他在90年代移居英国，在那里参与了自由俄罗斯出版社关于民粹主义倾向《前进》刊物的出版。拉夫罗夫写下了许多杰出著作，其中《历史信札》（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исьма）等深刻影响了70、80年代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俄罗斯社会学学派”（русской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школе）奠定了基础。文中提到的拉夫罗夫篇幅最大的著作《巴黎公社》是世界上关于巴黎公社问题的最佳著作之一。
　　〔中译者补注1〕自由俄罗斯印刷厂是俄罗斯人在伦敦开的一家印刷出版社，旨在出版未经审查的民主、革命方向的作品。——俄文版编者注

^[2] 福尔马尔（生于1850年）是老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领袖。自1881年以来，他一直是德国国会议员。理论上，福尔马尔是爱德华·伯恩施坦式的修正主义者，但在实际活动中支持与资产阶级协商和妥协的政策。早在1891年，福尔马尔就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沙文主义纲要。福尔马尔1891年6月和7月在慕尼黑发表的两次演讲中声称：“如果发生战争，德国将只有一个政党，而我们社会民主党不会是最后一个履行职责的政党。”——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福尔马尔（Georg Heinrich von Vollmar，1850年3月7日—1922年6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和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议会活动家。1877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任地方党报《德累斯顿人民信使报》主编。1878年被当局逮捕入狱，随后被驱逐出境。1879年到苏黎世后，任秘密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因“左”倾主张受到批评，1880年1月辞去主编职务。1881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并成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重要发言人，此后除1886—1890年外，一直到1918年均为国会议员或邦议会议员。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主要代表之一。反对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宣扬搞资产阶级改良和走议会道路。为此，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等著作中批判了他的机会主义观点。1896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后，多方为之辩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8年后脱离政治活动。
　　〔中译者补注2〕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BayernSPD），全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巴伐利亚地区协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D)，Landesverband Bayern），1892年6月26日成立，首任主席为福尔马尔。

^[3]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5页，有增补和订正。——中译者注

^[4]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64—65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5] 同上，第71页。——作者注

^[6] 伊波利特—普罗斯佩—奥利维耶·利萨加莱（Hippolyte-Prosper-Olivier "Lissa" Lissagaray，1838年11月24日—1901年1月25日），法国革命社会主义者，曾参加过巴黎公社，著有《1871年公社史》（Histoire de la Commune de 1871）。——中译者注

^[7] 《1871年公社史》，普罗斯佩·利萨加莱著，布鲁塞尔1876年版，第106页。——作者注

^[8]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立宪民主党（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大公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中译者注

^[9] 策列铁里是孟什维克的杰出领袖。在第二届杜马时期，他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并在伦敦的第五次社民党大会上述职。他和其他人因参与社民党团一起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策列铁里采取了温和的国际主义者立场，实际上是考茨基主义者的立场。二月革命后，他迅速变为护国主义者，在孟什维克内领导所谓的革命护国主义者。策列铁里与斯科别列夫一起进入第一届联合政府，寻求利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权力来支持政府并继续帝国主义战争。就连孟什维克左派苏汉诺夫也不得不在他的《革命札记》中指出：“自从马林斯基宫（部长会议的场所）的恩典最终照在策列铁里的头上以来，可以说，他正式露出了本来的真面目：他成为了临时政府下属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他的所有活动、角色、愿望和演讲都是为了使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变成支持临时政府的工具。——直到立宪会议召开。”策列铁里现在在国外，带着反苏维埃情绪在欧洲各国旅行。——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伊拉克利·格奥尔基耶维奇·策列铁里（格鲁吉亚语：ირაკლი (კაკი) გიორგის ძე წერეთელი；俄语：Иракл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Церетели，1881年11月20日—1959年5月20日），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大学期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流放到远东，从流放地返回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参加孟什维克派，1904年前往柏林学习法学，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曾入选第二届杜马，杜马被解散后，被判处流放远东五年，1913年获释。一战爆发后持和平主义立场，1915年赞成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精神。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当选为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曾担任临时政府的邮电部长和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曾被捕，后返回格鲁吉亚，1918年5月宣告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苏维埃俄国解放格鲁吉亚后，于1923年流亡巴黎。1940年流亡美国，1959年于纽约逝世。
　　〔中译者补注2〕马特维·伊万诺维奇·斯科别列夫（Матвей Иванович Скобелев，1885年11月9日—1938年7月29日），孟什维克派重要人物，生于巴库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奥地利，1908年至1912年担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返回高加索，并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在1917年3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1917年5月担任临时政府的劳工部长。1917年6月当选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17年9月辞去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与劳工部长的职务。十月革命后在工人合作社工作。1918年底前往巴库，帮助苏维埃政权采购粮食。1920年移居巴黎。1922年回国，并参加俄共（布），此后参加了苏维埃政权的外贸工作。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
　　〔中译者补注3〕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苏汉诺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уханов，1882年11月27日—1940年6月29日），早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参加了1905年莫斯科武装起义。此后流亡瑞士。1913年退出社会革命党。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新生活报》编辑，并加入了孟什维克国际派。十月革命后曾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撰写了《革命札记》。1920年退出孟什维克。20年代在苏联政府任职。1930年因“孟什维克联盟局”案件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37年再次被捕。1940年遇害。后获平反。

^[10]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1873年11月25日—1952年4月15日），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在上中学期间参加激进运动。1892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894年被捕。1899年流亡国外。1901年参与创立社会革命党，并担任党报《革命俄罗斯》编辑。1903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并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08年辞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二月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副主席。1917年5月—7月出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5日—6日任立宪会议主席。内战期间参加了白军的反革命活动，1920年流亡布拉格。1926年脱离社会革命党。1940年流亡美国，1943年死于纽约。——中译者注

^[11] 科尔尼洛夫将军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杰出将领之一。1915 年，他在奥地利被俘但逃走了，声名大振。1917年7月，科尔尼洛夫被临时政府任命为俄军最高统帅。在这个位子上，他表露了对旧政权的同情，在军队中使用了死刑，并降低了军队选举组织的重要性。在莫斯科国家会议上，科尔尼洛夫反映了旧军官和大资产阶级的情绪。反革命阵营公认他是唯一能够坚定建立国家秩序的人，即消灭二月革命的成果。在所有右翼政党和组织的支持下，科尔尼洛夫试图在 1917 年 8 月下旬发动政变，将哥萨克军队调往彼得格勒，但遭到彻底失败。
　　十月革命后，他逃到顿河地区，成为哥萨克军队的首领。1918年2月的一场战役中，他的部队被红军彻底击败，他本人也在战斗中阵亡。——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突厥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

^[12]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保守派）1896年生于莫斯科。俄罗斯最早的社会民主党人之一，参与创建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他被流放到维亚特卡省。出狱后移居国外，成为以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等人为首的著名报纸《火星报》的编委。在 1903 年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加入了孟什维克。1907，1908和1909年间他是取消主义的领导人之一。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是最狂热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近年来，他没有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一直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тресов，1869年8月19日—1934年7月11日），189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维亚特卡。1900年参与创立《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6年起是取消派。一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成为孟什维克护国派首领。后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退党，加入了“俄罗斯复兴同盟”。1919年短暂被捕，后获释。1925年起先后流亡德国和法国。1934年在巴黎逝世。

^[13] 罗将柯是大地主。第四届国家杜马主席。十月党领袖之一。二月革命后，任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是克伦斯基时代资产阶级极右翼反革命集团的思想家和组织者。他移居国外后积极领导反苏反革命活动。 1924 年去世。——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米哈伊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罗将柯（Михаи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Родзянко，1859年2月21日—1924年1月24日），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1877年参加陆军，1885年退役后，回乡从政。1905年参与创立十月党，1906年当选为省自治机构执委会委员。1907年当选为第三届杜马代表，1909年担任杜马副主席，1911年3月担任杜马主席，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917年10月6日。二月革命后曾担任临时政府总理。十月革命后逃到顿河流域，大力支持白军。1920年白军被消灭后流亡塞尔维亚。在贫困中死去。

^[14]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1页。——中译者注

^[15] 《1871年公社史》，普罗斯佩·利萨加莱著，第70页。——俄文版编者注

^[16]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77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17]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1页。——中译者注

^[18]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225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19] 伏尔加河畔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作者指的是1918年5月协约国在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下组织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暴动。根据捷克指挥部和人民委员会之间的协议，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将撤退到法国。然而，捷克部队沿着西伯利亚铁路从奔萨延伸到伊尔库茨克时，发起暴动反抗苏维埃政权，占领奔萨、兹拉图斯特、乌法、萨马拉、车里雅宾斯克、伊尔库茨克等城市。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农村富农起义和所有集结在叛乱地区的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推进到了乌拉尔和伏尔加地区，直至喀山和西伯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行动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搞突袭，而且当时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完全没有组织化的武装红军。但在夏末，红军开始一点一点地平定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暴动，夺回喀山并驱逐伏尔加河地区的入侵者。1919年底，红军取得最后胜利，夺回了所有被占领的城市。——俄文版编者注

^[20] 摩·所·乌里茨基生于1873年。他青年时期加入社会民主党。自1897年以来，他常年在监狱和流放途中度过。他在雅库茨克地区待了五年后，于1905年重返党的工作。但在1906年初，他再次被捕，并先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乌里茨基在流放中患上肺结核，因此得以出国。他在德国逢上战争，于是搬到了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二月革命后，他回到俄国。乌里茨基多年来一直是孟什维克。1914年的战争使他成为国际主义者。回到俄国后，他加入了区联派，并于1917年7月与后者一起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期间，他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光荣地完成了党委托给他的清算立宪会议的任务。在布列斯特期间，他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彼得格勒劳动公社从列宁格勒撤离后，乌里茨基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契卡主席。他在契卡从事扫除白军阴谋的庞大工作。1918年，乌里茨基被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莫伊塞·所罗门诺维奇·乌里茨基（Моисе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Урицкий，1873年1月2日—1918年8月3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年后被捕，被流放到雅库茨克省。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被捕，先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2年8月，他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会议，参与了“八月联盟”。1914年流亡国外。1916年在斯德哥尔摩成为托洛茨基在巴黎编辑的报纸《我们的言论》记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加入“区联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上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委员。1917年8月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时在《真理报》和其他党派出版物上工作。1917年10月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全俄立宪会议召集委员会委员。1918年2月领导了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在1918年布列斯特谈判中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18年3月10日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契卡主席。1918年12月30日被一名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暗杀身亡。
　　〔中译者补注2〕人民社会党（或“人民社会党”，俄语：Партия народных социалистов）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劳动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劳动人民社会党人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列宁称他们是动摇于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社会立宪民主党人”、“市侩机会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并且强调指出他们从自己的纲领中勾销了共和国和对全部土地的要求，已同立宪民主党人很少差别。1907年六三政变后，劳动人民社会党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1917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该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

^[21] 拉乌尔·里戈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成员。他利用自己警察局长的身份为所欲为，并引起了无数非难和申诉。因此，1871年4月24日，他被免去警察局长职务，并被任命为巴黎公社检察官。但在这个位子上，里戈发现自己也不是个足够闻名的认真且贪婪的政客。他在凡尔赛政府镇压公社时被击毙。——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拉乌尔·阿道夫·乔治·里戈（Raoul Adolphe Georges Rigault，1846年1月16日—1871年5月24日），法国记者、作家。1870—1871年任巴黎警察局长。巴黎公社成立后担任公社理事会委员，曾下令逮捕巴黎大主教，并逮捕了二百多名宗教人士作为人质。巴黎公社失败后被捕，5月24日英勇就义。

^[22] 该词在俄语中也有“公社”的含义，也可解作俄国革命史中经常出现的“村社”一词，特此说明。——中译者注

^[23]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143—144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24]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7页。——中译者注

^[25]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87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26] 库格曼是 1848 年德国革命的参与者之一。马克思的密友。——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路德维希·库格曼（Ludwig Kugelmann，1828年8月19日——1902年1月9日），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参加1848—1849年革命。1851年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1854年起担任医生。1862—1883年期间与马克思长期保持通信。1864年加入第一国际。1869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1899年出席社民党汉诺威代表大会。1902年逝世。

^[27]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78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28]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7—58页。——中译者注

^[29] 语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卡拉马佐夫兄弟》，原小说中为：“我看到一个车夫的影子用一把梳子的影子刷一辆马车的影子。”——中译者注

^[30] 值得一提的是，在1871年巴黎的公社选举中，有23万选民参加了选举。在1917年彼得堡的城市选举中，尽管除我们和在首都几乎没有影响力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以外的所有政党都抵制选举，但仍然有39万选民参加了选举。1871年的巴黎有200万人口，而1917年11月的彼得堡人口却不超过这个数字。我们必须提请注意的是，我们的选举制度是无可比拟地更加民主的。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是在帝国选举法的基础上进行了选举。——作者注

^[31]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8页。——中译者注

^[32] 同上。——中译者注

^[33]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111—112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34] 韦莫雷尔是 1871 年巴黎公社的成员。他的社会政治观点是蒲鲁东主义。他追随巴黎公社中的少数机会主义分子，力图实行蒲鲁东主义的纲领和策略。韦莫雷尔反对公社的某些领导人企图采取果断的革命行动来反对凡尔赛政府。他谴责暴力斗争和中央集权的组织形式，宣扬广泛的民主和人性。韦莫雷尔著有《1848 年人物》（Les Hommes de 1848）一书。在书中，他完全反对自己在巴黎公社中的角色，严厉谴责自由主义领导人在 1848 年革命中的机会主义和背叛行为。——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奥古斯特—让—马里·韦莫雷尔（Auguste-Jean-Marie Vermorel，1841年6月21日—1871年6月20日），法国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成员。1861年创办报纸《年轻的法国》（La Jeune France）。1868年发表著作《1848年人物》。曾因政治观点被法兰西第二帝国政府逮捕入狱。1870年第三共和国成立后获释。1871年3月参加巴黎公社，并当选为公社委员会委员，反对创立公共安全委员会。同年5月25日在与第三共和国军队作战中因身负重伤被俘，6月20日病逝。

^[35] 夏尔·龙格（1837—1904），法国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成员和第一国际成员。1889年他是《平等》报主编。他是卡尔·马克思的女婿。——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夏尔·费利克斯·塞萨尔·龙格（Charles Félix César Longuet，1839年2月14日—1903年8月5日），出身于君主派家庭。1860年起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63年加入第一国际，随后流亡国外，在英国参加了共济会。1866年任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驻比利时通讯秘书。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后回国，参加了国民警卫队。巴黎公社成立后当选为公社委员会委员，反对创立公共安全委员会。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1872年当选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投票赞成驱逐巴库宁，同年与马克思的长女珍妮·马克思结婚。1874—1880年任牛津大学国王学院教授。1880年获大赦后回国。1886—1893年任巴黎第11区议会议员。1903年在巴黎逝世。。

^[36] 茹尔德是巴黎公社少数派的领导人之一，该派别的主要成员拥护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思想。茹尔德和所有的少数派的拥护者一样，对凡尔赛政府采取了优柔寡断和机会主义的路线，坚决反对公社对敌人暴行采取报复性恐怖措施，并且总是希望使革命服从于日常的正式法律。——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弗朗索瓦·茹尔德（François Jourde / Francis Jourde，1843年7月4日—1893年3月20日），巴黎公社成员。巴黎公社期间曾担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代表。担任财务代表期间曾管理法兰西银行，因过分尊重旧银行而招致部分公社成员不满。1871年5月30日被捕，1871年9月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1874年3月逃出流放地，先后居住在斯特拉斯堡、日内瓦、布鲁塞尔和伦敦等地。1880年返回法国，直到去世前一直担任会计。

^[37]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137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38] 米耶尔是巴黎公社的主要人物之一。巴黎公社激进革命派的代表，主张对凡尔赛政府采取果断和直接的措施。他的意识形态仍然是蒲鲁东主义。在公社垮台时被毙。——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让—巴蒂斯特·米耶尔（Jean-Baptiste Millière，1817年12月13日—1871年5月26日），出身于制桶工人家庭，参加了1848年革命。1850年起公开反对路易·波拿巴。1851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1859年获大赦后回国。1869年担任《马赛报》（La Marseillaise）编辑。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国民警卫队。1871年2月8日至5月26日任国民议会议员。1871年3月支持巴黎公社，5月26日被凡尔赛军队逮捕，当天在万神殿遇害。

^[39] 加利费将军是镇压巴黎公社的著名刽子手。他的名字与1871年的“流血周”密切相关。“流血周”期间，公社中的抵抗者遭到血腥屠杀。后来他在梯也尔政府任法国战争部长。——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加斯东·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加利费侯爵（Gaston Alexandre Auguste，Marquis de Galliffet，1830年1月23日—1909年7月8日），法国将军，1848年参军，曾参加过俄土战争、奥地利—撒丁战争等。普法战争期间被俘，后率军残酷镇压了巴黎公社。1899年6月至1900年5月曾任国防部长。

^[40] 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是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最高指挥官的参谋长。1917年8月科尔尼洛夫叛乱后，他曾一度担任最高指挥官。苏维埃时期他是最早组织反革命势力的人之一。在他的领导下，1918年顿河地区建立了“志愿军”。这支军队后来由邓尼金指挥。——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Алексеев，1857年11月3日—1918年9月25日），1915年至1917年任俄军总参谋长，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3月至5月任俄军总司令。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运动，1918年4月担任了顿河流域的白军司令，同年9月死于心脏病。

^[41] 斯科罗帕茨基是一名卫队军官。在德国占领军和君主主义者的支持下，他在1918年解散了小资产阶级的乌克兰拉达，成为全乌克兰的盖特曼。然而不久后，德国的11月革命使德国军队撤出乌克兰，导致彼得留拉派胜利，斯科罗帕茨基垮台。——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帕维尔·彼得洛维奇·斯科罗帕茨基（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Скоропадский，1873年5月3日—1945年4月26日），1886年入伍。参加了日俄战争。1912年晋升少将。一战期间曾在东普鲁士作战。1916年升中将军衔。十月革命后支持乌克兰中央拉达，1918年与德军合作推翻乌克兰中央拉达，并于同年4月29日自任全乌克兰“盖特曼”。1918年12月14日因被彼得留拉军队击溃而被迫辞职，后流亡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拒绝与纳粹合作。1945年在德国被盟军空袭炸死。
　　〔中译者补注2〕盖特曼（乌克兰语：гетьман；捷克语：hejtman；波兰语&德语：hetman；罗马尼亚语：hatman；立陶宛语：etmonas；俄语：Гетман），是15至18世纪波兰、乌克兰及立陶宛大公国（包括波兰—立陶宛联邦）军队指挥官的头衔，地位仅次于君主，可以意译为“大将军”。有些权势较大的盖特曼甚至兼任王冠大元帅、波兰首相等职务。波西米亚的捷克人于15世纪胡斯战争后，曾使用此头衔。自16世纪后，此头衔亦在波兰哥萨克中广泛使用。今日捷克共和国，“盖特曼”是当选的地方行政长官的称呼。斯科罗帕茨基所称的盖特曼作为君主头衔使用。

^[42] 柴可夫斯基，生于 1850 年。俄国革命运动的旧领袖。70年代，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主义圈子的第一批创始人之一。人民社会党领袖。1917年二月革命后成为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
　　十月后，他领导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白军政府，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柴可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айковский，1850年12月26日—1926年4月30日），出生于维亚特卡的一座庄园，继而在公立学校学习，后赴圣彼得堡学习。1868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1872年获得化学学位。在圣彼得堡学习期间，他加入了一个激进的民粹主义学生团体（后被称为柴可夫斯基小组），因此两度被捕。出狱后不满小组的恐怖主义化，宣布脱离，一度皈依基督教。1880年在英国定居，重新积极参与俄国海外革命组织。1881年，他在伦敦会见了柴可夫斯基小组的前成员克鲁泡特金，他们一起试图组织英国工人。1905年赴美筹集推翻沙俄的资金。1907年，回国被捕，获释后从事合作社事业。一战爆发后积极支持俄国的反德战争，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员，同时成为重建的温和民粹派政党劳动人民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1917年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他当选为短暂的立宪会议成员。内战爆发后加入白军，积极反对布尔什维克，白军失败后流亡西欧，继续从事反苏活动。1925年流亡英国。1926年死于伦敦。

^[43]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第100页，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著，彼得格勒，出版社“穗”，1919年版。——作者注

^[44]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2页。——中译者注

^[45] 邦葛罗斯是伏尔泰在他的小说《老实人》中虚构的有喜剧色彩的博士。作为无忧无虑的乐观主义者，邦葛罗斯博士会时不时抛出这样的迂腐且乐观的格言：“在这个最好的世界里，一切都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俄文版编者注

^[46] 苏拉是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之一。作为罗马最大的阴谋家之一，他通过贿赂和暴力成为军队统帅和执政官。他的统治以一系列禁令为标志（关于革职、征用财产等的法令）。——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公元前138—前78年），罗马共和国执政官。罗马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通过政变夺取政权的人。

^[47] 马库斯·安东尼乌斯（公元前83—前30年），罗马三巨头之一。凯撒死后，他在罗马夺取了权力，但不得不与三巨头中的屋大维和雷必达分享权力；雷必达死后，他获得了帝国东半部的控制权。他与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关系密切，并且支持她的亲属。所以，他和屋大维发生冲突并决裂；这场冲突在安东尼自杀后以屋大维的胜利而告终。安东尼的统治以无数暴行为闻名。——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此处的克莱奥帕特拉应该指的是克莱奥帕特拉七世，即埃及艳后。而不是指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和安东尼的女儿，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塞勒涅，即克利奥帕特拉八世。
　　〔中译者补注2〕马库斯·安东尼乌斯（又译作“马克·安东尼”，拉丁语：Marcus Antonius，公元前83—前30年），古罗马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早期是尤利乌斯·凯撒最重要的军队指挥官和管理人员之一。前33年后三头同盟分裂，马克·安东尼在与屋大维的罗马内战中战败，与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一同自杀身亡。

^[48] 格奈乌斯·奥克塔维乌斯（Gnaeus Octavius）是公元前87年的执政官。苏拉的追随者。被平民派领袖、罗马贵族辛纳驱逐出罗马。罗马历史上最残忍的暴君之一。——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格奈乌斯·奥克塔维乌斯（Gnaeus Octavius，公元前137年—公元前87年），罗马帝国开国君主奥古斯都·奥克塔维乌斯（旧译“屋大维”，“奥克塔维乌斯”是严格依据拉丁语读音翻译的）的堂兄。公元前87年担任罗马共和国执政官，企图维护苏拉在任期间的政策，并与平民派领袖卢西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辛纳（Lucius Cornelius Cinna）发生冲突，最后在与辛纳的交战中战败，被驱逐出罗马。不久经他人劝说返回罗马，旋即被辛纳下令处决。

^[49] 圣巴托罗缪之夜是16世纪法国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之间因宗教斗争而起的血腥事件，以“流血婚礼”而著名。1572年8月23日至24日圣巴托罗缪节的夜晚，在贝阿恩的亨利与瓦卢瓦的玛格丽塔婚礼期间，查理九世国王的母亲凯瑟琳·德·美第奇发起了天主教徒对胡格诺派的屠杀。胡格诺派反对封建制度，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屠杀胡格诺派，长期阻碍了法国的工业发展。——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贝阿恩的亨利（Henry de Béarn），时任纳瓦拉国王（1572—1610年在位），即后来加冕法国国王的亨利四世（Henry IV，1553年12月13日—1610年5月14日），波旁王朝的第一任君主。早年信仰新教，参加了宗教战争。1572年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后被迫放弃信仰新教。1589—1610年担任法国国王。1593年皈依天主教。1598年签署《南特敕令》，结束宗教战争。1610年在准备与西班牙开战前夕遇刺身亡。
　　〔中译者补注2〕瓦卢瓦的玛格丽特（Marguerite de Valois，1553年5月14日—1615年3月27日），法国和纳瓦拉的王后，同时也是瓦卢瓦公爵，查理九世的妹妹。
　　〔中译者补注3〕查理九世（Charles IX，1550年6月27日—1574年5月30日），法国瓦卢瓦王朝的最后一任君主。
　　〔中译者补注4〕凯瑟琳·德·美第奇（法语：Catherine de Médicis；意大利语：Caterina de' Medici，1519年4月13日—1589年1月5日），出身于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是查理九世和玛格丽特的母亲。
　　〔中译者补注5〕此事的重要缘起之一就是凯瑟琳意图缓和与胡格诺派的矛盾，于是与胡格诺派领袖亨利四世联姻。在屠杀期间亨利改信天主教，数年后逃离巴黎回到纳瓦拉，并重新改信新教，是假意改信日后悔过的典范。法国新教徒至少在16世纪最多只是反对君主专制，而不反对封建制度。

^[50] 恐怖时代，作者指的是1793年6月2日至1794年7月27日雅各宾派在国民公会的统治时期。1793年6月2日吉伦特派被驱逐后，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与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雅各宾派之间爆发了内战。为了镇压当时席卷全国的反革命暴动，雅各宾派颁布了多项打击反革命势力的措施。国民公会建立了救国委员会和中央革命法庭。各省也成立了革命法庭，旨在无情铲除反革命。与此同时设立了特派代表机构，特派代表们被派往全国各地，拥有紧急权力。国民公会通过了一系列针对移民、未宣誓的牧师、外国代理人、吉伦特派等的法令。新闻自由被废除。巴黎附近成立了一支由无套裤汉（城乡贫民）组成的特殊“革命军”、，以镇压吉伦特派和君主派暴动，监督革命法律的实施，并向首都供应粮食。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被宣布为“可疑分子”。1793年9月17日的法律将被国民公会免职的可疑官员和所有“通过他们的行为、关系、言论或作品表明自己追随暴政或联邦制，与自由为敌”的公民都划分为“可疑分子”。雅各宾派政权同时采取这些非常措施，在历史上获得了恐怖政权的称号。——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从1792年开始，国民公会向各地革命军派遣特派代表（représentant en mission），监督部队作战。特派代表享有几乎无限的权力，并可处决抗命的指挥官。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阅维克托·雨果的名著《九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