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英国往何处去？》（1925） 第五章 革命武力的问题 我们已经熟悉了麦克唐纳对革命武力的观点，并且证明了这种观点是鲍德温保守渐进理论的一种延伸。相比而言，“左派”兰斯伯里对武力的排斥则比较奇怪，尽管这种排斥表现得更加严肃。后者，如你所见，纯粹而且仅仅是“不相信”武力。无论资本主义军队还是武装暴动，他都“不相信”。他说，如果他相信武力，就不会为英国海军投票，而是加入共产党。真是个勇敢的家伙！兰斯伯里在不相信武力的同时，却相信有死后世界。兰斯伯里充满矛盾的观点让人不禁怀疑起他的现实主义。 但是，这世上总有些事情，不按兰斯伯里先生所相信的那样，是依靠武力才发生的。无论兰斯伯里是否相信英国海军，印度人总是能感受到舰队的存在。一九一九年四月，英国戴尔将军在事前未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下令对一群在阿姆利则集会的赤手空拳的印度人开枪——在这场事件中，四百五十人身亡，一千五百人受伤。在我们对死者表示哀悼的同时，有一点不得不说，那就是那些伤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相信武力。但是，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兰斯伯里得知道，要不是当初法利赛人和胆小如鼠的罗马总督比拉多——麦克唐纳政治上的祖先，用武力对付耶稣基督，我们现在就看不到什么花冠荆棘和复活升天，而且兰斯伯里先生本人也将没会有机会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一个社会主义败类了。 不相信武力无异于不相信地心引力。一切人类生活都建筑在各种不同形式的武力和不同武力间的互相对抗之上。所以，不相信武力，就是放弃为人类解放而使用武力，就是支持统治者用武力压迫劳动人民。 但是，我们认为这点评论还远远不够。武力问题，包括和平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等其它伪君子们对该问题的“否定”，在英国政治中占了不小的分量。所以我们必须对它进行仔细的讨论，而且还有必要使说明与英国工党“领袖”们的政治水平相适应。因此我要事先为这种浅显的阐述向其余读者们道歉。 反对一切武力究竟意味着什么？假如说，有一个窃贼闯入了兰斯伯里的家中，恐怕我们这位虔诚的绅士（我们指的是屋子的主人）肯定要用武力，或者呼叫最近的巡警来对付这名闯入者。即便这位基督徒大发慈悲让这个窃贼全身而退——我们不敢保证他有如此的宽宏大量，那显然也得以闯入者立刻离开屋子为前提。再进一步说，这位尊贵绅士之所以能摆出一副基督徒的架势，无非是因为他的住宅处在英国财产法和其无数眼线的保护之下，那些在晚上入户偷窃的盗贼只是例外而非常客罢了。或许兰斯伯里会尝试这样回答我们，闯入尊贵基督徒的私宅是一种武力行为，所以必须要用武力去反击它。我们会说，兰斯伯里的反驳违背了自己反对一切武力的理论。是的，他这是在承认，在原则和实践上都承认了武力的必要性。他的话完全可以翻译成阶级斗争的语言，一位名叫资本主义的小偷每天都在闯入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无产阶级当然有反击他夺取自己剩余价值行为的理由。也许兰斯伯里又会这样答道，他所理解的“武力”并不包含所有的制裁手段，我们美好的社会没了这些制裁就无法正常运转，但是不包括违犯第六戒“不可杀人”。 想要论证这一观点，兰斯伯里可以引用不少关于人类生命不可侵犯的话。不过在这里我们也要问一句，也许用福音书寓言式的语言来问，英国社会主义领袖们能比较好理解；假如在兰斯伯里面前，有一个强盗正挥舞着棍棒要打一个小孩，除了立刻用左轮瞄准射杀歹徒以外，没有别的方法来救小孩了，这时候他应该怎么做？如果他不打算用诡辩来搪塞这个问题，就一定会本着良心说这种例子是很罕见的。 但是这种回答仅仅是在承认，兰斯伯里在上述情况下会将他阻止杀人事件的权利移交于警察。这个专门的武力组织——警察，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满足他对左轮枪的需求，甚至让他根本就不去考虑手枪的问题。 现在，我们换一个问题，如果全副武装的罢工破坏队殴打甚至杀害罢工工人，应该怎么办？这类事情在美国屡见不鲜，其他国家也不例外。工人们不可能靠警察来反抗罢工破坏队，因为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警察都纵容罢工破坏队殴打或杀害罢工工人——众人皆知，人类生命不可侵犯这个法则并不包括他们。我们的问题如下：罢工工人是否有权用棍子、石头、左轮枪和炸弹来反抗那法西斯匪徒、三K党以及其它资本家雇佣的恶棍呢？关于这个漂亮的小问题，我们希望得到一个直截了当的答复，不要含糊其辞，不要逃避责任。 如果兰斯伯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使命是给予民众适当的教育，让法西斯成不了法西斯，流氓成不了流氓等等，那他就是在骗人。当然，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灭武力——起初用血腥粗鲁的手段，然后用比较和平的手段。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行为与道德，而是与资本主义武力斗争的具体手段。 当法西斯党破坏罢工、冲入报社编辑部抢劫财物、殴打并杀害工人代表时，警察却围在外面保护这些歹徒的恶行不受干扰。只有最可鄙的伪君子才会在这种时候以“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武力的”之类的话做借口，劝工人不要以牙还牙。无疑，工人在每一次事件中，都必须视情况决定“如何”应对敌人的武力，并且要决定反抗“到什么程度”为止。这些都是实际问题中的权宜之计，与是否在原则上承认武力的必要性无关。 武力到底是什么？它从哪里来？群众的一般或紧急集体行动在什么情况下会转变为暴动？我们颇为怀疑兰斯伯里或其它和平主义者是否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除非他们参考了刑法，刑法上面清楚地规定了哪些事是不可容忍的。阶级斗争表现在持续不断的公开或隐秘的武力行动上，国家或多或少的“控制”着这些武力行动，而国家则是我们的敌人——统治阶级最有组织的武力机关的代表。 罢工是不是一种武力行动？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罢工曾是被禁止的，几乎每次罢工都会引起肢体冲突。后来，由于罢工运动逐渐的发展，换言之，由于群众武力反抗法律的行动，更确切的说，是由于群众反抗法律的行动不断获得胜利，罢工才获得合法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兰斯伯里可以认为只有和平的、“合法的”罢工（即被资产阶级所允许的罢工）才是工人斗争的手段呢？假如不是工人们在十九世纪初发明罢工，英国资产阶级也不会在一八二四年对其予以法律上的承认。而且，如果一个人承认运用武力和武力的罢工为合法，那么就应该接受一切由罢工带来结果，包括工人用适当的方法反击罢工破坏队，保护罢工的行为。 进一步说，如果工人反抗资本家或资本家团体的罢工是合法的；那么，在兰斯伯里在说工人用总罢工反抗压迫工会、摧毁工人出版社、用挑拨离间和暗杀手段冲散工人阶级队伍的法西斯政府的行为是不合法的之前，是否还要再思忖一下呢？ 又有人会说，总罢工不能随意举行，它必须在非常特定的形势下才能发动。不过这是一个实际策略的问题，而不是一般的“道德”问题。总罢工可以说是工人实现自己目的的最具决定性的斗争手段，兰斯伯里和他的追随者不可能想得出其他能取代总罢工的办法。显然，兰斯伯里不至于堕落到去劝工人们静待博爱精神感化，比如说，意大利法西斯（他们多半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之流的内心。但是，如果你承认无产阶级不但有权利，而且有义务用总罢工反抗法西斯政府，那么，你也应该承认从这一点出发得出的合理结论。 总罢工——如果不仅仅是单纯示威的话——标志着社会的剧变，它将决定风雨飘摇中的旧政权的命运，决定革命阶级的声誉。只有工人阶级──尤其是它的先锋队──奋斗到底的决心才能保证总罢工的胜利。但是法西斯当然不会向这种和平示威的罢工让步。一旦真正的危险迫近，法西斯党便会动员它一切的力量去挑衅、杀戮、放火，无所不为。也许有人要问：总罢工的领袖是否可以组织工人纠察队，保护罢工工人免受武力干涉，驱散法西斯党徒并解除他们的武装呢？既然从来没有人能靠宗教圣歌消除疯狂敌人的敌意（至少在我们的记忆里没有），革命民众就当然应该将自己武装起来：起先用左轮和手榴弹，后来用来复枪、机关枪和大炮。难道在这种时候就不能动用武力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一定会彻底陷入抽象和可耻的矛盾中。不去保护自己免遭武力摧残只是懦弱的表现，这样的总罢工注定要失败。只有疯子或叛徒才会号召大家做这种斗争。事物的逻辑不会因兰斯伯里而改变，“非武装”罢工也会导致武装冲突。这种情况在经济罢工中很常见，对于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革命政治罢工而言，武装冲突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否定武力的人一定会就是否定斗争的全部，换句话说，这种人一定会站在统治阶级一边，为统治者的胜利而战。 但是问题不止于此。我们假定总罢工的目的是要推翻法西斯政权。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得让国家机器缴械投降。这里存在两种可能性：直接与反动军队作战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或把军队争取到革命的一边来。这两种方案并不是绝对的。革命只有打倒反动军队中最强大、坚决、可靠的一部分，并将其余的武装力量争取到自己这边来，才能坚持到胜利。同样的，只有让动摇中的政府武装力量深信：工人群众并非只是在表达他们的不满，而且还拥有不惜一切代价推翻政府的坚定决心，任何残酷的斗争都无法阻挡他们的脚步。只有让动摇的军队明白工人的决心，才能将他们争取到人民的一边来。总罢工的领导的政策愈是因循、犹豫、软弱，军队方面便愈不会动摇，他们拥护现政权的决心便愈加坚固，他们在危机中赢得胜利的机会也就愈大。而且，一旦他们赢得胜利，就一定会用尽一切血腥的手段镇压工人阶级。 换言之，当工人阶级为了自身的自由，不得不实行政治总罢工的时候，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罢工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局部或全部的武装和半武装冲突；他们必须了解，只有迅速挫败罢工破坏队、捣乱者和法西斯匪徒的意图，才能保护罢工免遭失败；他们必须明白，前途未卜的政府迟早会在斗争的某个时间点上将武装部队调到街上来应战，革命群众和这些武装部队冲突的结果将会决定现政权的命运和无产阶级的出路。工人必须首先利用各种方法，通过初步的煽动将军队争取到民众方面来；同时工人也得明白，政府手上总是留着几支非常可靠或比较可靠的部队以备镇压起义；所以，这个问题终究还是要以武装冲突解决。为此，革命群众事先要进行周密的计划与准备，并在战斗来临时带着全部的革命决心迈向战场。 要想打落反动派手中的武器，缩短内战的时间，减少牺牲人数，非得拥有最强大的勇气不可。没有这种信念，就不可能敢拿起武器去战斗；不敢去战斗，就无法组织起总罢工。而且，拒绝总罢工就意味着抛弃严肃的斗争。一旦抛弃斗争，剩下的便只有那些奴颜婢膝的说教——那些官方教育、执政党、形形色色的神父和……反对武力的社会主义说客们的说教。 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理想主义哲学家在现实中靠面包和肉等世俗食物为生，碰到汽车时也得让道免得自己被压死（而不是靠自己“不朽的灵魂”去克服汽车问题）；现在的和平主义者、软弱的武力反对者、道德“理想家”也是一样的，一旦有什么东西触及了他们的直接利益，他们就会去直接或间接的借助和利用政治武力来解决问题。兰斯伯里显然不缺乏类似特点，相较于其他人，诉诸政治武力的冒险对他来说更是家常便饭。一九二五年三月九日，下议院讨论失业问题，兰斯伯里回顾一九二十年通过的失业保险法“并没有保障工人和他们家庭的生活，用达比爵士（Lord Derby）的话来说，而是在防止革命。”兰斯伯里又往下说道。在一九二十年，所有在军队里服务的工人都被纳入受保人群中，因为当时的政府不太确信工人们会把来复枪转向他们所期望的方向（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泰晤士报》）。议会会议记录显示，在这几句话之后，“反对派（工党）席位响起了喝彩声”，而执政派席位上传来了“噢！”的叹息。 兰斯伯里不相信革命武力。但是他无论如何都会同意下述来自达比爵士的意见：对革命的恐惧导致了国家失业保险法的诞生。兰斯伯里现在正领导一场反对废除保险法的斗争；因此可以说，这条因为对革命的恐惧而产生的法律为工人阶级带来了一定的好处。革命武力的益处便不言而喻了。因为——出于对兰斯伯里的尊重——如果没有革命，便不会有人害怕革命；如果工人不可能在特定条件下调转枪头，反对政府，政府也不会害怕这种事情的发生。因此，兰斯伯里所谓的不相信武力是一种纯粹的空想。实际上他本人就在利用武力，而且按理而言，他至少每天都在使用这种武力。实际上他甚至在享受着过去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中革命武力所取得的成果。他拒绝将自己的思想串联起来，并得出结论。他反对以革命武力取得政权，换言之，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以革命寻求彻底的解放。他只接受那些不超出资本社会框架的武力。他实在有点像某些素食主义者，这些人在心安理得地吃着鸭肉和兔肉的同时，居然还带着正义的愤怒去反对屠宰牛羊等大型动物。 我们能够预见，兰斯伯里先生，或者一些比兰斯伯里更善辩伪善的思想家，肯定会反驳道：“是的，为了反抗法西斯，反对一切专制政府，一定程度上的武力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并不反对这一点；但是我们不能容忍在民主政治下使用武力的行为。”一旦他们说了这种话，我们就要立刻将其作为在原则上让步的典型例子记录在案，因为我们讨论的不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或适宜使用武力。我们讨论的是，是否可以用抽象的、空洞的人道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待武力。 当他们对我们说，不能在在民主制下使用革命武力时，问题便被他们转移到另一方面去了。我并不是在说反武力的民主主义者要比基督教人道主义者高明，而且要证明这一点实在太容易了。 革命武力是否可以和适宜使用，必须由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民主程度”决定吗？历史经验早已完全否定了这一点。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和和平的合法的改良主义两种倾向之间的激烈斗争，早在共和制和普选权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从宪章运动开始一直到一八六八年，英国工人没有任何选举权，即没有让工人运动“和平”发展的基本政策。虽然如此，宪章运动还是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主张使用武力的群众，另一派主张依靠道德力量——它主要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贵族组成。 尽管德国议会在霍亨索伦王朝时期非常虚弱，社会民主派里也存在着议会改革和革命大罢工两种不同主张的斗争。甚至在六月三日之后沙皇政权之下，孟什维克也能躲在争取合法化的口号之下，放弃和变卖革命斗争。 因此，将资本主义共和制和普选权视为改良主义和合法化理论的基本前提的行为，是理论上的狭隘、精神上的健忘或道德上的伪善的结果。立法改良在本质上表现了奴隶对奴隶主的制度和法律的服从。究竟制度里是否包含普选权，究竟国家领袖是国王还是总统，这类问题，哪怕连投机家也认为是次要的。投机家通常跪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偶像之前，同意只钻资产阶级为他开好的狗洞来达成他的“理想”。但是，这些狗洞都做得很小，谁也钻不过去。 什么是民主政治，它是从哪里来的？换句话说，哪个地方，哪个国家达到了不准使用武力的地步？比如一个有君主制和贵族上议院的国家能被称为民主国家吗？是不是可以用革命去推翻这些机构呢？也许有人会回答说，英国下议院拥有足够的力量，如果它认为有必要，完全可以废除王权和遣散上议院，所以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在这个国家里完成民主政体。我们暂且不谈这点。下议院本身的情况又如何呢？甚至用正统民主主义的观点来看，它真的可以被称为民主机关吗？ 当然不能。事实上仍然有很多人被剥夺了选举权。只有三十岁以上的妇女和二十一岁以上的男性才拥有投票权。工人阶级开始工作的年龄很早，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降低年龄限制是基本的民主需求。另外，英国选区的划分非常不公平，工人议员需要获得相当于保守党议员两倍的票数才能当选。 议会通过提高年龄限制，排除活跃的男女青年，将国家命运交付给了以老一代为主的人群。这些老人对生活已经感到倦怠，比起眺望未来，他们更愿意盯着脚下。年龄限制之所以这么高，其用意便是如此。利欲熏心的选区几何学（geometry of election districts研究如何在选举区划分上取巧）使保守党一张票能当工人两张票来用。所以，即便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来看，现在的英国议会也在公然愚弄人民的意志。 工人阶级能不能——即便从民主主义原则来看——要求现在享有特权、或者说实际上篡夺了下议院的人制定真正民主的选举法呢？但是如果议会拒绝了工人阶级的要求——我们认为这是必然的，因为最近鲍德温政府还拒绝让女性在选举年龄方面享有和男性同等待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是否有“权力”利用总罢工强迫篡权者们制定民主的选举法呢？ 我们进一步假设，如果现在这个被篡夺的或者某个更民主一点的下议院，决定废除王权和上议院——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不意味着被证明为议会少数派的反动阶级会无条件承认这个议案。不久之前，我们还看见阿尔斯特的反动派，因为与英国议会在爱尔兰内政问题上意见不合，在卡森爵士的领导下公然发动内战。当时，这些阿尔斯特叛党得到了英国保守党公开的支持。但是，肯定有人要向我们解释说，特权阶级反抗民主议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等同于公开起义，这种叛乱当然应该由国家军队平定。让我们把这个解释放一放，先从上述说明中得出几条具体结论。 我们假设工党在下次选举获得胜利，成为了议会多数派，它开始下定决心用合法的方式，将地主的土地无偿转交给农民和长期失业的工人，向资本收取高额赋税，废除王权和上议院等可恨的制度。毫无疑问，面对议会的挑战，有产阶级不会善罢甘休；而且警察，法庭，海陆军队都被他们牢牢掌握在手中，那他们没有不抵抗的道理。英国历史上的那次内战就是一个例子，当时国王依靠下议院的少数和上议院的多数对抗下议院的多数和上议院的少数。这件事发生于一六四零。只有一个白痴，我们重申一遍，只有一个无药可救的白痴，才会当真以为基督教人生观、人道主义思想、民主主义精神等其它冠冕堂皇的东西在这三百年间取得的巨大成功，能够防止以新的阶级形式为基础的内战在二十世纪的重演。同样，阿尔斯特的例子告诉我们，有产阶级在议会──他们自己的机关──被迫去限制他们的特权时，是绝不会作壁上观的。 所以，要取得国家政权，就必须准备好应对有产阶级的抵抗，以及因抵抗而来的种种情况。如果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府掌握了英国政权，就算它是通过极端民主的过程才掌权的，也无法避免内战。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于心。工人政府将被迫去镇压特权阶级的反抗。而利用旧政府机关，旧警察，旧法庭，旧军队是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的。经议会产生的工人政府将不得不为自己创造新的革命的机关，并且让工会和工人组织成为自己坚固的柱石。这一切都会大大增强工人群众的活跃性和首创性。在与剥夺阶级直接斗争中，各个工会将积极地互相靠近并紧密结合在一起，从上到下都紧密结合在一起，很快地到达需要成立地方代表大会，即工人（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步。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府，也就是说，一个将无产阶级利益贯彻到底的政府，将会发现自己必须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也就是有产阶级的工具，并用工人委员会取代它。这意味着，按民主程序产生的工人政府──假如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最后还是必须靠革命阶级的武力来打击反动派的顽抗。 我们之前说过，现在英国的议会制已经严重扭曲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原则，如果不借助革命武力，不管是实现公平划分选区还是废除王权和上议院，都是不可能的。就算我们假设这些要求已经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伦敦议会就会成为真正民主的议会吗？不！伦敦议会是奴隶主的议会。即使英国议会以最理想和最正统的民主主义精神代表英国四千万人民，它还是通过了针对印度三亿人民的法津，它还是支配着英国用武力统治各殖民地所得的财源。印度人民不能参与到决定他们命运的立法过程中去。 英国式民主和雅典的民主颇为相似，平等的民主权利（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仅限于“生来自由的人”，而且这些“权利”是用“下等”民族的自由换来的。每个不列颠群岛的居民平均有九个殖民地奴隶。退一步讲，就算我们不能在民主制下使用革命武力，这个规则也不适用于印度人，因为他们起来反抗的并不是民主政府，而是压迫他们的专制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真正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英国人是不会承认英国为印度和埃及等地制定的法律具有民主约束力。英国全部的社会生活都有赖于殖民统治，而殖民统治以这些法律为基础。很显然，作为贪婪殖民统治重心的英国议会的一切活动，在根本上都是反民主主义的。从民主主义一贯的观点来看，不得不说：在印度人埃及人等等得到彻底的民族自决权（即独立权）之前，或者在他们能选派和英国议员享有同等权利的代表加入帝国议会之前，印度人、埃及人以及英国的民主主义者便有权利起来反抗，反抗只代表一小撮人的议会建立的政府。上述关于英国的结论仅仅是我们用民主主义标准，而且是严格运用民主主义标准，讨论使用武力的问题得出来的。 英国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否认被压迫群众具有使用武力的权力，他们的可耻行为抛弃了民主主义，表现了他们对少数人奴役成百上千万人民的帝国主义专制政治的赞成。我们请麦克唐纳先生在用民主主义神圣不可侵犯教训共产党人和谴责苏维埃政权之前，还是先扫好自家门前的雪吧。 在之前的论述中，我们首先用“人道主义的”、基督教的、教士的观点讨论了武力问题，并且向社会-和平主义者指明：他们试图摆脱无可避免的矛盾，实际上是在被迫放弃自己的论点，承认在民主范围之外的革命武力是合理的。然后我们进一步证明，用民主的观点反对武力和用基督教的观点反对武力一样难。换言之，我们只用社会-和平主义本身的标准，就揭露了它前后矛盾、虚假和伪善的本质。 但是，我们完全不打算接受他们的标准。议会民主的原则对我们来说，从来都不是解决革命武力问题的最高标准。人类并非为民主而生，民主不过是辅助人类发展的工具之一罢了。一旦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阻碍了人类进步，它就应该被毁灭。被人捧上天的正统民主原则和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过程源于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源于由生产力的发展，源于资本主义在国内和国际各方面不可解决的基本矛盾，源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激烈的斗争。一切的历史进程以及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向我们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让我们的文明免于腐朽和毁灭。只有在无产者革命先锋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才能带领着宗主国和殖民地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夺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我们一切活动和政治决议都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我们认为，用民主的抽象原则和法律条款来评判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一种反动迂腐的行为。我们认为，只有以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为出发点，才能正确的评判民主。我们只关注问题的核心，它的表面无关紧要。只有那些脑子摔坏了的费边派先生们才会成天唧唧歪歪什么“狭隘的阶级观念”。他们想让无产阶级提出的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从属于书呆子的榆木脑袋。这些人是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名义制造混乱的墙头草，他们的思想和他们小资产者的狭隘阶级视野紧密相连。资产阶级在他们的财产和革命无产阶级之间摆了一面民主主义屏风。于是，社会书呆子主义者便对工人们说：你们必须控制生产资料，但是，你们只能使用合法的手段在这个屏风上弄出应该弄的小孔。不过我们为什么不干脆推倒这道屏风呢？啊，快不要那么想吧！为什么不要那么想？因为我们若以这种手段拯救社会，那就是把那复杂的政府实力和哄人的场面根本推翻了，这种场面不是资产阶级教我们认为神圣的民主的吗？ 头两步被我们说服了之后，这些反对武力的人也许要退到第三道防线上去。他们也许赞成将那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玄学思想抛开，退一步保持第三种主张，要靠纯粹的政治计谋和手腕实行那修正的，民主主义的，和平的议会政策。譬如，他们有些人便要说：当然，耶稣的教训并不能给我们一个避免英国资本主义的矛盾的方法；连民主政治也不是一种神圣的制度，不过是历史的发展一种临时的有用的产物罢了；但是工人阶级为什么不利用民主的议会和它的一切方法作实行取得政权和改造社会的立法工具呢？因为要想实现社会革命，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方法，并且以目前的情形而论，这也是一种比较经济的方法。 我们共产党人决不是愿意劝英国无产阶级反对议会。不但如此，从前有些英国共产党人表示这种趋向的时候，他们还在国际大会的时候受过我们的反对。所以我们的问题并不是议会政策根本是否值得运用，而是议会对于社会进化处的是什么地位；各阶级的实力究竟是在议会里面，还是在议会以外；这些实力互相冲突，将取什么方式，将在什么场所；资本主义为保全它的生命和发展而造成的议会，是否可以由无产阶级用来作为推翻资本主义的工具？ 为回答这个问题起见，我们必须设法明了英国政治的进化将来的途径，并且至少要有几分确切的了解。当然，这类推测未来的尝试也许只是假定的，普泛的。但是若不下这番推测的工夫，我们便只好完全在暗中摸索了。 现在的英国政府在议会里占着可靠的多数。那么它说不定能继续当权三四年，虽然时间也许会更短些。在这段时期内，靠鲍德温“调和”演说上台的保守党政府最终会暴露自己的无能，人们会发现它根本无法解决战前英国遗留的一切矛盾和溃疡。对于解决英国所有问题中最严重的一个——长期失业问题，保守党已经不抱幻想。扩大出口是不可能的。来自美国和日本的竞争日趋增长，德国工业也正在复苏。为了阻止币价贬值，法国也在扩大出口。鲍德温声明政治家无法拯救工业，工业必须想办法自救。恢复金本位的努力将使国民和工业蒙受新的损失，这会导致不满和恐慌情绪的进一步增长。英国工人阶级的将迅速激进化。 危急的形势将导致工党上台。但是，我们有理由担心，不如说，希望事变的进程会让鲍德温倒霉，当然麦克唐纳也不例外。首先，我们预计工业劳资冲突数目会快速增长。劳资冲突的频发意味着工人会对他们的议会代表施加更大的压力。不管是那种情况都不会对那些歌颂鲍德温的调和演说和为柯曾之死哀悼的领袖们的口味。工党党内和它在议会里的形势必将日益严峻。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老虎不久就要露出它的利爪，不再继续抱着渐进主义打呼噜了。在这种情况下，麦克唐纳能否将他的领袖地位维持到下次选举的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确定的，我们只能对其进行一定的揣测。无论如何，工党右翼和工党“左”翼的关系必将恶化，更重要的是，群众肯定会越来越倾向革命。 有产阶级会越来越不安，越来越注意工人阶级队伍里的种种事件，并且提前为未来的选举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选战的氛围肯定会变得紧张起来。上次选举时在资产阶级报纸和各大会议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伪造文件事件，不过是未来选举苍白的影子。 假如没有直接引起内乱（这是有可能的），选举的结果可能是以下三种：保守党以微弱的优势占多数，再次取得政权；或者像去年一样，两党都不占绝对多数，唯一不同的是政治环境远不如当初适于妥协政策；再或者工党占绝对多数。 假如保守党再次取胜，愤怒与焦躁将不可避免的在工人阶级内滋长。要求整治选举机制和不公平的选区划分的呼声一定会高起来。人们会更强烈地要求重新选出一个更民主的新议会。这将把工党的内部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为革命分子创造出更加有利的环境。 保守党会在事关自己命运的问题上做和平让步吗？不可能。相反，一旦政权问题变得紧张，保守党就会借助托马斯等上层人物，借助那些不肯缴纳政治募捐的工会会员的力量，试图分裂工人阶级队伍。保守党很可能会主动挑起局部的冲突，尝试用武力镇压工人，威吓领导工党的自由主义市侩，藉此平息工人运动。 保守党的计划有可能成功吗？有可能。到目前为止，领导着工党的都是些瞎了眼睛、毫无主见、根本不了解社会现实的家伙。他们使保守党能更容易的在运动更加高涨的时期对工人阶级发动攻击。在事变中，工人阶级将遭受或多或少的失败，但都是暂时性的。当然，这一切都和“妥协派”所说的和平的议会道路毫无共同之处。不过这种失败将导致下一阶段重新振作起来的阶级斗争更具革命性，自然是在新领袖的领导之下。 假如两党都不占多数，议会便会瘫痪。工党-自由党联合政府几乎不可能再次出现了，阶级间与两党间的关系已经恶化，最近事变的经验更让他们无法联合。保守党-自由党联合政府出现的可能性不小。但是它实际上和保守党占议会多数的假设是一样的，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这种情况可能带来的结果。回到我们假设的情况，如果两党始终不能达成一致，唯一的议会解决办法便是修改选举制度。这样选区问题和第二轮投票问题等便会成为两党争夺政权的核心问题。可是，议会被分成势均力敌的两派，谁也无法掌握政权，这样的议会真的能通过新的选举法吗？很有问题。无论如何，议会需要来自外界的强大压力。没有绝对多数的虚弱的议会恰好给这种压力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再一次，我们又得出了革命的观点。 然而，我们认为这种中性局面不值一提。不稳定的议会迟早要倒向其中一方，最后形成保守党或工党政府。我们已经研究了保守党政府产生后的情况。至于另一种情况，成立工党政府，是我们希望见到的最好的情况。因此问题是：假如工党在议会里得到了绝对多数，并且成立了政府，它可不可能在实行和平将各部门工业收归国有路线的框架下，用议会制的方法发展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为了不把这个问题弄得太复杂，我们假设在下次选举之时，对自由党持妥协态度的麦克唐纳集团还是工党方面的领导集团，这样的话工党的胜利会产生麦克唐纳政府。这次麦克唐纳政府不可能重复以前玩过的把戏：首先，根据我们的推测，它有稳固的多数作为后盾；第二，党际关系在接下来一段时期不免更为紧张，尤其是工党获胜之后。现在保守党还占据着绝对的多数，他们倾向于用屈尊俯首的态度款待麦克唐纳们和托马斯们。但是保守党人比冒牌社会主义者更有出息，一旦丧失了多数派的地位，就会马上露出他们的爪子。保守党一定会动用这样的或那样的，议会的或非议会的手段阻止一个稳定的工党政府产生。就算他们失败了，少数派的保守党也会竭尽全力利用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军队，上议院和王室，阻碍工党政府行政——这还算是比较和平的方法。 摆在保守党和自由党余党人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败坏工人阶级政府的名声。因为这场战斗事关生死。从前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执根本不算什么，它终究斩不断有产阶级的“家庭”纽带。工人政府在税务，国有化和行政真正民主化方面一切的重要改革，都会激起工人群众的巨大热情。吃得愈多，胃口愈大，一旦稳健改革成功，后面的改革免不了会愈来愈激进。 换言之，日子愈久，保守党重夺政权的机会就愈小。保守党对此不可能不明白，这不再是平常的政府换届，而是以议会为开端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产阶级手中尚有大量资源可以用于阻碍议案和法律的通过，妨碍行政管理。不管是谁在议会里占多数，国家机器从头到脚都始终与资产阶级紧密相连。其中包括：整个新闻界，地方政府的主要机关，学校，教会，无数的俱乐部和各种自发团体。他们控制着各大银行，国家财政系统，最后还有运输和商业机关。伦敦——包括工人政府——的日常食品供给都有赖于大型资本主义公司。不言自明，这些巨大的机关都会被投入反对工人政府的残暴的运动中。资产阶级一定会试图让政府的努力化为泡影，他们会靠威胁政府，分化议会多数派并且制造财政恐慌，切断食品供给，关停工厂等等手段，恐吓工人组织的上层，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只有傻瓜才会意识不到，要是工人政府真的掌权了，资产阶级一定会闹得天翻地覆，鬼哭狼嚎。 人们现在谈所谓的英国法西斯主义，更多是出于好奇，但是这种好奇还是能说明几分问题的。现在的保守党还高枕无忧，无须借助法西斯主义。但是随着党与党之间关系逐渐紧张和工人群众日渐强硬好战，随着工党赢得胜利指日可待，保守党右翼必然会渐趋于法西斯主义。随着国家一年比一年穷，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境况变得极端窘迫，再加上长期失业的存在，英国要产生法西斯党是很容易的。 所以，工党赢得选举之后，保守党不但会得到官方的国家机关的支持，还可以得到非官方的法西斯党的拥护。恐怕在议会来得及宣布第一个煤矿国有化的决议之前，保守党就会开始进行血腥的破坏工作。工人政府应该怎么办？要么可耻地屈服，要么粉碎反动派。粉碎反对派决非易事。爱尔兰的经验证明，想要粉碎这一类反动派，坚实的物质实力和强硬的国家机关都必不可少。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工人政府都没有。警察、法庭、军队和地方武装总是站在破坏者、匪徒和法西斯党一边。因此必须解散行政机关，用工党分子代替反动派不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很明显，这种严厉的应急手段，尽管完全合法，一定会加剧反动资产阶级联盟的合法和非法的反政府行动。换言之，内乱还是会爆发。 可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取得了政权的工党，非常谨慎、非常得体、非常熟练的推行它的政策，使资产阶级──怎么说好呢，觉得没有必要积极抵抗？这种假设实在是太可笑了；但是我们知道麦克唐纳和他的朋友们的夙愿正是如此。这位冒牌的工党领袖曾经说，工党采用的改良政策一定是经过“科学证明”的（我们很清楚麦克唐纳的“科学”到底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工党在实行任何改良措施之前，一定要先看一看资产阶级的眼色。假如事事都依着麦克唐纳的善意和他那些经过“科学证明”改良政策，内乱永远都不会爆发——因为资产阶级没有开战的理由。假如第二届麦克唐纳政府还像第一届一样，那我们甚至连通过议会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都不需要讨论了，因为伦敦城预算案与社会主义预算案毫无共通之处。 即使工党政府仍旧和从前一样，它的政策也要做一些变通。将麦克唐纳推上权利宝座的工人阶级的怒涛，不可能马上功成身退，老老实实的平息下去。不，工人阶级的要求会迅速增长。现在再也不会有人给自由党投票了。保守党、上议院、官僚集团和王室的反抗只会让工人们倍加活跃、焦急和忿怒。资本主义媒体的造谣和中伤将让他们更加激动。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工人政府拿出十二分的革命精神，也难以跟上他们的要求。再看看麦克唐纳、克莱恩斯和斯诺登之流，如果他们能表现出革命精神，太阳都会从西边出来。麦克唐纳政府将夹在革命群众和资产阶级之间，被双方的攻势推着滚来滚去，这个政府满足不了任何人的要求，只会让他们恼怒。政府的迟钝让资产阶级大发雷霆，让工人阶级怒不可遏，这将点燃内战的烽火，剥夺政府领导无产阶级的资格。 这时革命派一定会壮大起来，工人阶级中最有远见，最坚定，最革命的一部分将取得成功。麦克唐纳政府迟早得向保守党或者革命政府让位，前者将实行毫不妥协的法西斯政策，后者代表工人阶级的意志，有能力完成社会主义事业。不管最后是哪种情况，内乱都要爆发，两大阶级将展开全面的冲突。如果保守党获胜，工人组织便会被无情的摧毁；如果无产阶级获胜，革命专政将粉碎剥削阶级的反抗。先生们，你们不喜欢这样吧？对此我们表示无能为力。我们和你们一样，不能支配社会运动的原动力。我们什么都“命令”不了。我们只能分析。 有些“左派”人物对麦克唐纳持半拥护半反对的态度，他们也和麦克唐纳一样持民主主义立场。其中也许有几位要说：如果资产阶级企图反抗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政府，工人政府当然不惜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但是这并不是阶级专政，而是民主国家的力量…… 继续在这方面争辩下去是无用的。社会的前途并非取决于议会选举的结果，而是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冲突中的实际阶级力量对比。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选出的是三百零七个占少数的工党议员还是选出三百零八个占多数的，是议会拜物教的表现。 请问，如果保守党眼看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工人政府即将诞生，于是拒绝民主化选举制度并且提出新的限制，那该怎么办？呆子们说道，“不可能！”他们不知道，人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现在英国上层圈子已经开始进行各种筹备，试图改组和增强上议会的力量。麦克唐纳曾说，他很理解保守党领袖们为什么对这件事非常上心，但他“不明白为什么自由党会为此事出力。”我们的圣人不理解为什么自由党要巩固第二道防线来抵御工人阶级的攻势！他之所以不明白，正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且是个极度狭隘、卑鄙、粗野的自由主义者。他不知道资产阶级打算动真格，不知道他们正准备赌上性命去战斗，不知道上议院和王室将在战斗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保守党若能削减下议院的权力，进行一场合法的政变。不管这项任务对保守党来说有多困难，一旦他们成功增强了自己的力量，比起在工党政府成立之后再组织反对派，前一种情况对保守党更加有利。 有些“左派”空谈家也许会说，如果发生了那种事，我们会号召群众反对他们。使用革命武力，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吗？因此是不是只要保守党先发制人发动政变，包括用合法的议会的方式发动政变，我们就可以使用革命武力，而且是非用不可呢？那样的话，说使用革命武力是加强无产阶级力量，削弱或击退敌人，加速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权益之策不是更简单一些吗？ “如果保守党‘敢’，我们就马上起来反对他们”，空谈客的允诺实际上一钱不值。一个人不能在平常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套话麻痹群众，在被人一拳打到脸上以后就站出来号召唤群众武装反抗。这是在帮助反动派毁灭无产阶级。群众在从事革命性反抗前，必须在心理上、物质上和组织上有所准备。他们必须清楚阶级斗争会一天比一天更激烈，并且知道斗争激烈到一定程度便会转化为内战。工人阶级的政治教育和领袖选择必须以此为标准。我们每天都要和妥协的幻想进行斗争，就是说，一定要打倒麦克唐纳主义。这就是我们目前唯一的任务。 撇开具体现实不谈，可以说麦克唐纳曾经有过一次机会，让社会主义过渡的难度大大下降，并将内战造成的动荡降到最低限度。那就是工党第一次取得政权的时候。假如麦克唐纳一上台就用果敢的计划对付议会（废除王权和上议院，征收高额资本税，主要行业国有化等）并将其解散，拿出革命的决心诉诸全国。如果能做到，他也许能够趁有产阶级不是很警惕的时候将其制服，不给他们集中力量的机会，并且藉着工人阶级的进攻粉碎他们，趁英国法西斯尚未成气之时控制和重塑国家机器。然后，我们就可以按议会的门路进行革命，让革命“合法化”，最后坚定地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当然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性。我们需要不同于工党的党和不同于麦克唐纳们的工人领袖才能完成上述任务，不过它将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作为我们假设的前提。我们之所以把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放到过去发生的事中分析，无非是要藉此表明，既然过去没有实现，将来更没有这种可能。虽然第一届工党政府软弱无能，但是它的诞生已经让统治阶级空前警惕起来。统治阶级再也不会走神了，他们现在比以前警觉十倍，时刻监视着工人阶级和发生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切事情。高尚虔诚的基督教徒鲍德温在三月五日的议会演说中，发表了出人意料的声明：“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开第一枪。”当时工党议席上居然还有几个笨驴还为他鼓掌。鲍德温的演说无疑是在承认英国将来必有战端。他只是希望，至少希望在中间阶级看来，将未来内战的责任预先转嫁到他的敌人──工人阶级──身上。这正是各国外交时惯用的伎俩，开战前先把责任全推到对方头上。 当然无产阶级政党也想把内战的责任回敬给资本主义的头头们，而且说实话，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工党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更有理由做这种事。诚然，保守党对下议院的进攻将成为鼓动无产阶级最“高尚的”理由之一，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引起革命冲突的理由，而是如何夺取政权并实现社会主义。议会根本不能保证和平过渡：阶级的革命武力是不可或缺、不可避免的。为此，群众必须做好准备，必须做好功课，必须学会和适应运用革命的铁腕。训练的第一步就是与腐朽的麦克唐纳主义做毫不妥协的斗争。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一个上议院委员会宣布萨摩赛特公爵的爵位应传给某位西摩先生。由此这位先生将得到上议院议员的地位，不过在此之前得解决一个问题：新贵西莫先生的祖宗，西摩大佐在一七八七年结了婚，但西摩大佐结婚的时候，他妻子的前夫是还活着，或已经在加尔各答死了呢？ 正如我们所见，它是关乎英国民主政治命运的首要问题之一。《每日先驱报》的编辑在讨论西蒙议员的祖宗的妻子的前夫的逸闻时，顺便反驳了某些人说他希望在英国实行苏维埃制度的指责，“不，不，我们只主张和苏联通商，决不主张在英国建立苏维埃政权。” 请问，在英国技术、英国工业和英国工人阶级文化教养的基础上建立苏维埃制度，究竟有什么不好？我们请《每日先驱报》仔细想想，苏维埃制度可以为大不列颠带来什么。 第一，废除王权，从此斯诺登夫人再也不必为每日操劳过度的王室而担心了。第二，废除上议院，那些因为在加尔各答死得非常及时的曾曾祖母的前夫而坐上上议院席位的西摩先生们，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第三，废除目前的议会，我们都知道，连《每日先驱报》都天天骂它虚伪无能。苏维埃将一劳永逸的清除寄生在土地上的地主。各基本工业部门将归入占全国人口压倒性多数的英国工人阶级手中。保守党与自由党主要的报纸和出版社可以于工人群众的教育事业。一九二〇年罗伯特·威廉斯【译者注：罗伯特·威廉斯Robert Williams，英国工会的创始人，赤色国际的发起者，《每日先驱报》总监】曾说：“让我在舰队街专政一个月，我就可以把统治者制造的迷梦统统打碎！”现在威廉已经背叛，但舰队街还在等待无产阶级的到来。 实行苏维埃制度后，工人就不用在按不公平方式划出的骗人的议会选区中投票，而是直接以工厂为单位选出代表。工人代表委员会可以从上至下重塑政府机关。出身门第与财产带来的特权将连同靠银行经济支持为生的假民主一起消失。一个能够对政治经济进行统一管理的真正的工人民主政府将会上台。这个以群众为基础的政府对英国而言是史无前例的，它将开创英国与印度、埃及等殖民地自由、平等、友爱的新关系，并立刻与工农俄国结成有力的政治军事联盟。联盟将对未来许多年作好规划。两国的经济计划将按互利原则彼此参照制定，每过若干年修订一次。通过互相交换原料、产品和人力，取长补短，英国工人和俄国工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水平都将得到极大提升。 怎么想都不是件坏事，对吧？为什么要怕别人指责你们想在英国建立苏维埃制度，为什么要为此为自己辩护？资产阶级操纵舆论恐吓工人，想让他们不敢打击英国现政权，工党报纸非但没有无情的揭露资产阶级迷惑群众的反动政策，还毕恭毕敬附和它，拥护它。这也是麦克唐纳主义。 和欧洲一样，英国的机会主义者也经常说，布尔什维克现在是靠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实行专政，这违背了他们的原则。关于这点，只要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对一般民主问题的观点的发展，便可以得到不少收获。在这里，我们只举两段话。马克思的门徒兼亲密战友，拉法格在一八八七年曾简单描绘过法国革命的蓝图： “工人阶级将在各工业城市中占统治地位，这些工业城市都将成为革命中心并建立联邦，以便把农村吸引到革命方面来并克服在一些商业城市和沿海城市（例如哈佛尔、波尔多、马赛等）中出现的反抗。
在拉法格看起来，革命的命运不是由立宪会议决定的，而是由在与敌人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革命的群众组织决定的。在各工业城市中，社会主义者必须夺取地方机构的权力，武装工人并且按照军事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布朗基曾说过，谁有武器，谁就有面包。他们将打开监狱的大门，释放那些小偷，而把诸如银行家、资本家、大工业家、大财主这样的大窃贼关进去。不会虐待这些人，但将把他们当作人质，以担保他们本阶级的良好行为。 革命政权将通过简单夺取这样的方式而建立起来，只有当新政权完全掌握局势的时候，社会主义者才会实行真正的普选制，以便使自己的行动得到确认。资产者曾经很久不让穷苦阶级获得选举权，因此，如果在革命政党巩固自己的胜利以前剥夺所有原先资本家的选举权，他们不应对此大惊小怪。” “一旦建立起地方革命机关以后，这些机关必须通过派遣代表或其他方式建立中央政权。中央政权必须承担义务采取符合革命利益的普遍措施，并且防止组成反动党派。”
拉法格并没有对苏维埃制度进行任何阐述，这些只是他根据革命经验所得到的结论。但是，由与反动派斗争的各地方革命机关选举代表建设革命中央政权这种思想，已经很接近苏维埃制度的理念了。无论如何，拉法格对民主问题的立场在这已表现得非常清晰了。工人阶级只能靠革命夺取政权。“普选制”，拉法格讽刺道，“只能在无产阶级完全掌控国家机关之后才能采用。”但是即便到了那时，资产阶级还是不能拥有选举权，大资本家必须变成我们的人质。对拉法格与马克思的关系有点了解的人都会明白，拉法格是在与马克思频繁交流的基础上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如果马克思本人不曾对这些问题详加讨论，那只可能是因为他认为革命阶级专政实在是天经地义。不过，马克思对该问题的讨论，不仅限于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还包括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这些例子都足以让我们相信，拉法格只是在发挥马克思的思想。 赞成用阶级专政反对庸俗民主的不只拉法格一人。这种思想早在宪章运动时代就已经相当发达完备了。报纸《贫民卫报》（The Poor Men’s Guardian）在讨论争取扩大选举权范围时，曾经提出过非常先进的理念。该报文章《唯一的真正的改革》的作者说，“按道理来说，制定法律本应该是生产者的特权。”（注）宪章运动之后的阶级斗争史似乎早在宪章运动时期就得到了总结，这足以说明宪章运动的意义到底有多大。此后的运动在许多方面都有所退步。工人运动的基础扩大了，也得到了新的经验，它必将在更新更高的基础上回归宪章运动理想，并且重拾宪章运动的主张。 （注）麦克思·皮尔在他的《英国社会主义史》第一卷三百〇七页所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