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关于中国革命的第二次演讲

——在共产国际第八次全部会议上讲——



  我们大家都以为中国革命活着,且将继续活着。所以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反对派发了警告,何时与何处发了警告(我断言它是确曾发了警告的,我将负责证明这一点);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托洛茨基或马斯洛夫[1]要断送中东铁路;问题乃在于从今以后,该做些什么事情,藉将革命从那被错误政策领入的泥淖中拉起来,置于正确的道路上,我想用少数几句话,直入问题的中心,指出我们立场与斯大林立场间那个不可调和的不同点。
  斯大林在此地,再度宣布他反对工农苏维埃的建立,他的理由是:国民党与武汉政府,已经是足够的手段与工具,为土地革命之用了。以此,斯大林负起了,而且要国际也负起国民党及武汉政府的政策的责任,正和他过去再三为从前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政策负责一样(特别是在他4月5日的演说中,这演说的速记稿,自然对国际隐藏起来了)。
  我们和这个政策无共同之点。我们丝毫不要替武汉政府与国民党领导者的政策负责,我们迫切地劝告共产国际拒绝负担这个责任。我们直接对中国农民说:假使你们服从武汉领袖,不组织你们自己独立的苏维埃,则汪精卫一类的左派国民党领袖,一定要出卖你们的。土地革命是一桩严肃的事情。汪精卫型的政客,在困难情形中,将十次地与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人与农民。在这样情况中,两个共产主义者参加于资产阶级政府,如果不是它准备对劳动群众以新打击的直接假面具,那便成为无力的人质了。我们对中国工人们说:假使农民不由你们,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而由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领导,那末不能将土地革命推行到底的。因此,建立你们的工人苏维埃,将它与农民苏维埃联合起来,由苏维埃武装你们自己,吸引兵士代表们到苏维埃来,枪毙那些不承认苏维埃的将军们,枪毙那些组织暴动来反对苏维埃的官僚与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只有经过农民兵士苏维埃,你们才能争取蒋介石的兵士的大多数到你们方面来。你们,前进的中国无产者,假使相信不到二十五万人的(见谭平山的报告)那个领袖们的组织,小资产阶级与妥协成性的领袖组织,能够代替那包括成千百万人的工农兵苏维埃,那你们便是你们的阶级与你们的历史使命的叛徒。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不将在苏维埃形式中前进而胜利,则将完全失败。
  我们将对中国共产主义者说:陈独秀同志的政纲,即,延迟汉口政府的「改组」与大地主土地的没收至战争危险消灭以后,乃是走向破灭的一条最可靠与最迅速的道路。战争危机乃是阶级的危机。它只能因扑灭大地主,铲除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代理人,建立苏维埃,而后消灭的。这里正是土地革命,人民革命,工农革命之所在,亦即真正的国民革命(指这名词的列宁主义的意义,而非马丁诺夫主义的意义)之所在。
  现在,要谈到苏联共产党的内部问题。
  在目前那样的危急时机,革命政策的主要规律在于:彻底思索问题,以及完全明彻地,没有任何伪善,不带保留地,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苏联共产党的反对派问题,又是国际难局与战争前途方面行将发生的事情的问题。
  相信反对派能简单抛弃其见解,那是显然荒谬的。这种问题被事变的试验所决定。从七次全部会议到现在的将近半年之中,我们以为,表示出而且证明了反对派的路线受得起中国革命中最大事变的试验,且有可能正确地预见并预言英俄委员会问题上,即实质是关于阿姆斯坦——伦敦问题[2],因而也是第二国际问题[3]上的每一阶段。
  共同工作可能的吗?我已向你们列举了我们的外交家,我只举出了最重要诸人的名字。我能举出几百与几千名反对派的党工作人员,他们担任国内不同的职务。有谁敢说这样的反对派,例如邮电交通人民委员伊凡·尼基奇·史密尔诺夫[4],或陆海军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穆拉洛夫[5],或内务人民委员长便洛包罗道夫[6],做事比别人差些呢?但是党机关的全部阴谋,就撤除反对派的工作,开始是撤除工厂中熟练工人的工作。仅仅而唯一地因为他们以党的方法卫护自己的反对派观点,他们被迫害着,被调换着,被驱逐着,不管他们的工作的性质如何。因为党的大会临近了,他们企图派中央委员斯密尔格同志,最老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十月革命与内战的英雄之一,我们的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到远东,到伯力去,去做计划工作,这就是,简单地只为要在政治上使他孤立起来。同样的,他们企图除去沙发洛夫[7]同志,他是具有二十年不间断的党工作的历史的,他们提议叫他尽可能快地离开此地,无论到土耳其,到地厄拉·特尔·费果[8]群岛,或到金星,或到其它任何地方,只叫他不见了就好。他们企图以任何代价将一个最老的党员,地道的无产者,前中央委员柯克林[9](他之被撤去中央委员之职,因为他拥护反对派)运送到英国去,在那里,他实际上将如出水之鱼。所有他们都是无疵的革命者,十月革命与内战中的战士。例子的数目可以倍增至于无穷。这个方法是要毁灭党的。它使党解体。共同的实际工作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为我们工人国家利益的共同工作的保证,完全在于中央委员会,这委员会,诚然,正走着一条恰巧相反的路线。
  我再说一遍,不管去年一年内我们的不同意见是加深了,但是推诚相见的共同工作还是可能的。在国际问题上,这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因为巨大的事件正在那里发生。但现在,在国内问题上事变正踏进了新的阶段。不仅战争,而且就是那战争危机,即已将一切问题无情地置于我们之前。每一阶级,在战争之前,必须考验一下政策的基本问题。富农,官僚,与新经济政策下的资产者,抬起他们的头来,并且问道:这将是何种战争,我们从战争中出来将怎样,这战争将以什么方法来进行?另一方面,城市工人,乡村工人与贫农,也将对着战争危机,更锐利地考验革命的成就,考验苏维埃制度的利弊,并且问道:战争将向哪一方向改变力量的关系?它将增加上层领袖的作用,还是下层群众的作用呢?它将坚持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呢,还是将在「民族战争」(斯大林主义的解释)的借口之下加速对领袖们的倾向呢?
  我们中间的资产阶级分子已发长得很强;两派是斗争在阶级中有其根源。因为我们国家中只有一个党,斗争是经过我们的党而进行的。
  怀着最大的轻浮,或更正确地说,怀着最罪恶的轻浮,他们在此地已经谈到要摧毁反对派,要裂出反对派了,然而这些演说者的全部过去历史,却是最少权利说这种话的。不过我们不将细说他们。这种人是被一个浪头冲到岸上,又被另一个浪头冲离岸边的。
  乌斯脱里亚洛夫[10],布尔什维克主义最狡猾的敌人,已好久要求开除反对派,要求与反对派相决裂了。乌斯脱里亚洛夫是由新经济政策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的代表,又是旧资产阶级中最恶毒一部分的代表,这种资产阶级要靠在新资产阶级身上。乌斯脱里亚洛夫不要「跳过任何阶段」。乌斯脱里亚洛夫公开支持斯大林的政策,只是要求斯大林以更大的决心来消灭反对派。想想这些事实吧。
  另一方面,当麦唐纳呼吁反对干涉苏联时,他要求人家不应当妨碍那些懂事的「实际政治家」去消灭「第三国际的宣传家」——这些是按字引来的麦唐纳的话——,这就说:人家不应当妨碍斯大林消灭反对派的工作。张伯伦,以他的匪徒方法,想加速这同一过程。不同的方法指向着同一个目的:要消灭无产阶级路线,要摧毁苏联的国际联系,要强迫俄国无产阶级放弃它对国际无产阶级事务的干涉。我们能怀疑麦唐纳将不反对你们之拒绝齐诺维也夫同志的出席共产国际会议吗?假使你们执行了消灭反对派与分裂反对派的政策,麦唐纳将要吹他的远见了。麦唐纳将要说:实际的政治家与第三国际的宣传家相决裂了。
  企图将反对派形容作一群领袖,乃是一个大大的欺人之谈。反对派是阶级斗争的一个表现。反对派组织上的无力,与它在党内及工人阶级中的比重全不相符。目前党制的力量,与其它一些原因一起,又在于它以人为的方法改变了党内力量的关系。党内目前那个沉重的官僚制度,反映着其它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力。昨天,八十名老党员,经了试练的布尔什维克,送一个宣言给中央委员会,其中他们完全拥护我们正在此地所说明着的立场。他们全体,都具有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与更多年在布尔什维克党中不间断工作的历史。在所有这些事实之侈谈什么「托洛茨基主义」,那是在一种滑稽而无赖的态度中,伪装了问题。修正派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贴上了白浪基主义[11]的签条,以便更加容易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正在脱离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同志们,将列宁主义的革命内容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以便更容易进行斗争来反对列宁主义。我们在古西宁同志的演说中已经有了关于这一点的典型例子,借古西宁同志的口在说话的,是一个僻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在党的发展的最后时期中,打击是只对着左派的。其根本原因乃是无产阶级在国际战场上的失败,以及由此而生的右派力量的增强。工人阶级运动的全部历史,证明了大失败的结果总是机会主义路线的一次暂时胜利。在英国总罢工[12]与中国革命失败之后,他们要给反对派,即给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中的左派革命路线,以一个新的打击。无疑的,最有原则最完成的一篇演说,是那新路线的新领袖,四阶级联盟的江湖术士——马丁诺夫,在此地所讲的。这表示什么呢?表示向右移转倾向的大为加强。它表示出乌斯脱里亚洛夫的诸流派,将有胜利之虞。乌斯脱里亚洛夫们是不要跳过任何阶段与时期的,因此,现在乌斯脱里亚洛夫们公开拥护斯大林。不过他们当然不想和他相。在他们看来,斯大林不过是一个阶段,在他们看来,这里的问题是在于摧毁苏联共产党中左的障碍,在于减弱无产阶级的路线,在于转变苏维埃制度为小资产阶级的一个工具,以便由此进入资本主义复辟的直接道路,它多半是采取拿破仑主义的形式的。
  战争危机将一切问题无情地提出来了。斯大林的路线是动摇于左右两派之间而实际上拥护右派的一种摇摆不定的路线。战争危机的增长,将强迫斯大林从事选择。他在此地曾努力表示他业已选择定了。当中国工人被资产阶级大屠杀之后,当政治局向裴塞尔投降之后,当陈独秀的演说揭载于真理报之后斯大林只在左边看见敌人,向左派开火。好几十个经过试练的老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主要是从莫斯科与列宁格勒 ,以集体签名的信向党警告威胁性的内部危机。我们并不怀疑:几千个党的战士将附和他们,这些战士们不怕威吓与挑衅,他们不管一切机械的阻障,将懂得如何透入党的舆论,如何经过党且以党的方法挽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路线。
  联络裴塞尔而逼害齐诺维也夫,称颂并掩饰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领袖而逼害苏联共产党与其它党内的左派反对派,——是彼此相连的。这是一个确定的路线。反对这个路线,我们将斗争到底。斯大林说:反对派与张伯伦,莫索里尼,张作霖,站在一条战线上。对于这,我回答道:再没有比斯大林的错误政策更加帮助张伯伦的工作了,特别在中国如此。革命不能对半分开来干的。伦敦的打击击乃是在中国施行的马丁诺夫路线的收据。在这条路上,能够累积的只有失败了。
  斯大林显然想把反对派形容成张伯伦的卫队。这是完全符合于他的精神的。昨天密契尔·罗曼诺夫[13],今天张伯伦。但是在此地,他将比过去对蒋介石与裴塞尔的希望,甚至计算得还更错误些。张伯伦必须以严肃的斗争来反对,国内与全世界的工人必须站立起来与联合起来。而要群众站立,联合与强大起来,则只有经过正确的阶级路线。当我们反对斯大林路线,为正确的革命路线而斗争时,我们是准备反张伯伦斗争的最好条件。帮助张伯伦的不是我们,而是那错误政策。
  关于张伯伦与托洛茨基联合战线那个疯狂的丑诋,没有一个诚实的无产者会相信的。不过一部分反动的小资产阶级,那正在兴起来的黑色百人团[14]气的富农,是能够相信的,或者假装着相信的,以便彻的扑灭革命的无产阶级路线及其代表们。如果你们给这个沙文主义[15]的恶魔以一指之助,那你们就完结了。斯大林以其有毒的控词,正在伸出这个指头去。我们在此地说这句话,我们也将在国际无产阶级之前说这句话。

1927年5月于莫斯科





[1] Arkadi Maslow,——前德国共产党内极左派领袖之一,自德国共产党右翼勃朗特勒尔派在1923年失败之后,马斯洛夫便与女共产主义者路脱·斐雪尔领导德国共产党;长期中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后本人失势,乃拥护联共党中的联合反对派,因而被开除出党,后与齐诺维也夫派同时投降,惟迄未再度入党。——译者

[2] Amsterdam——London Bnreru,中译「阿姆斯坦,伦敦局」,乃一些介乎第二与第三两国际之间的工党,为英国独立工党,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荷兰社会主义革命党,的一个国际组织,即所谓第二半国际。此国际有时左倾,有时右倾,在1933年,甚至较第三国际为左,但在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如暴动等等上,仍属于改良主义政党。——译者

[3] 即各国社会民主党与社会党的国际组织,本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20世纪初即逐渐右倾与腐败,待第一次大战时则完全叛变了革命的国际主义,实行改良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现在国际名存实亡,各行其是,所一致者仅替各自帝国主义在工人中所尽代理人作用一点而已。——译者

[4] I. N. Smirnov,——老布尔什维克,从事革命工作三十余年,内战中著名英雄,当时他统率第五军转战于加丈及西伯利亚前线,击灭高尔却克白军,拥护托洛茨基,1927年被开除,流放二年,于1929年投降,被罗织于第一次莫斯科冤狱中,为斯大林枪决。——译者

[5] N. I. Muralov,——老布尔什维克,农学家出身,曾参加1905年革命。十月革命时在莫斯科工作,胜利后任莫斯科军区第一任司令,内战英雄之一。联共发生党内斗争后,他始终属于反对派,因而被开除,流放,后又与其他老领袖一样,屈服,被冤狱审判,为斯大林枪决。——译者

[6] Byelobolodov,——老布尔什维克,联共中央委员,任内务人民委员长,因拥护反对派被撤职且开除出党,后投降,但不复任用。——译者

[7] G. Safarov,著名布尔什维克派领袖,在列宁格勒工作。共产国际中东方问题专家,有关于中国的著作。属齐诺维也夫派,参加反对派联盟,1927年被开除,旋投降,此后不详。——译者

[8] Tierra Del Fuego,南美洲南端的一群小岛。——译者

[9] Kuklin,——后被开除监禁,备受虐待,生死不详。——译者

[10] N. Ustrialov,本系资产阶级教授,立宪民主党人,十月革命后,主张帝国主义干涉苏联,待苏联采取新经济政策后,才参加苏维埃政府工作,在哈尔滨经济机关中任职。拥护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译者

[11] Blanquism,以Louis-Augute Blanqui(1805-1881)而得名,白浪基为法国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曾组织数次暴动,他主张以坚决的少数人实行暴动,由此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此种对暴动与革命的认识,即所谓白浪基主义。——译者

[12] 为要表示对矿工罢工的同情,英国工人于1926年5月1日发生总罢工,延长九日,为「职工会总理事会」所出卖。——译者

[13] 在1926年11月至12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全部会议上,当辩论俄国问题时,斯大林用尽方法,借助于对反对派领袖们的厉害的个人攻击,以图破坏反对派立场的信誉。在他的报告是结论中,斯大林突然间「记得了」:于1917年3月革命之后不久,加明尼夫与一群在亚强斯克的西伯利亚富商共同对密契尔•罗曼诺夫致一贺电。因尼古拉第二退位,将「皇权」让给了他。斯大林关于这一故事的「回忆」,会场中引起了大骚扰。这样的故事,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几年,确曾被反革命党人传布着。没有一点事实根基。那时列宁与党曾正式与公开地否认过这个谣言。在1927年,纯粹由于派别斗争的缘故,这谣言被恶毒地重提起来。——译者

[14] 「俄罗斯人民联合会」的诨号,沙皇制下一个极端反动的团体,其中包括许多流氓暴徒,专门殴打,残杀革命分子与犹太人。极端的帝制党。——译者

[15] Chauvinism,以Nicolas chauv’n而得名,指疯狂的爱国主义,特别用以指主张爱祖国的社会主义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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