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第一部 从君主制到共和国



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任务

致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机关报《逆流而上》[1]编辑部

（1930年5月25日）



亲爱的同志们：

　　热烈祝贺贵刊首期问世。在目前这个特别有利而又极为关键的时刻，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登上了政治舞台[2]。

　　西班牙现在的危机事变，表现出了显著的条理性，并且还在继续发展，这使无产阶级先锋队获得了一段准备时间。但是，这段时间恐怕不会太长。

　　革命尚未发生，普里莫·德·里维拉[3]独裁政权就被内耗给弄垮了。换句话说，在刚开始的时候，决定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旧社会的痼疾，而不是代表新社会的革命力量。这绝非偶然。在资产阶级看来，镇压革命群众的要求已不那么迫切，独裁体制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独裁体制也与资产阶级在经济、财政、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要求矛盾重重。但是，资产阶级直到最后一刻，仍在竭力逃避斗争。它坐等独裁政权彻底腐朽，然后像腐臭的烂果子一样自己掉落在地上。

　　在此之后，各个阶级的政治代表都得在群众面前亮明自己的立场。于是荒诞戏上演了。保守的各资产阶级政党此前都不愿意认真地进行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无论这种斗争的规模有多么小；现在却全都跳出来痛骂王室是独裁政权的幕后主使，并宣称自己才是正宗的共和派。照他们的说法，王室是独裁政权唯一的支柱，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独裁政权能够存在，全靠了资产阶级当中最强大的一些阶层的时而消极、时而积极的支持；资产阶级一直在全力阻挠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活动，并死命压制城乡劳动者。

　　结果呢？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青年知识分子，就连几乎全部的大资产阶级也纷纷自命共和派，王室却还在照常运转。如果说王室是独裁政权唯一的支柱，那么现在的西班牙上上下下都是“共和派”，王室又靠什么生存下去？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无解之谜。然而答案其实很简单：资产阶级以前“容忍”——实为支持——普里莫·德·里维拉，现在又用唯一可行的办法来力挺王室，这种办法就是自命为共和派，并迎合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从而更好地欺骗和瘫痪它。

　　在旁人看来，这一幕尽管饱含悲剧性，却仍不失为一出喜剧。王室骑在“共和派”资产阶级背上招摇过市，后者却不想马上甩掉它。资产阶级背着这个宝贝，蹑手蹑脚地穿过激愤的群众，面对着群众的抗议、抱怨和咒骂，它报之以滑稽丑角的吆喝：“瞧一瞧看一看啊！咱背上是咱的死敌，它都有啥罪状呢？听咱一条条说给大家听！”群众被它的丑态逗得哈哈大笑，它趁机背着宝贝溜之大吉。如果说这就是“共和派”，那什么才叫“保王派”？

　　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垮台后，国家陷入了一种不稳定的状态：独裁政权的垮台，似乎应该让国家得到了解放，可是，旧制度的各种基本要素却依然完好无损；汹涌的学生示威，表达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青年打破这种不稳定状态的努力。当资产阶级自觉地、顽固地拒绝解决由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导致的各种问题，而无产阶级又还没有做好解决这些问题的准备时，学生往往就会挺身而出。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我们曾多次目睹这种现象，我们完全理解它的重大象征意义。学生的革命或半革命积极性，表明资产阶级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危机。小资产阶级青年察觉到了群众中间积聚起了爆炸性的力量，便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找出摆脱困境、推动政治发展的出路。

　　资产阶级对学生运动半是赞赏、半是警告：小伙子们要是能好好教训一顿衙门里的官老爷，倒也不赖；可是千万别搞得太过火，万一苦力也跟着闹腾起来，那可就麻烦了。

　　西班牙工人大力支持学生运动，表现出了完全正确的革命本能。当然，工人必须打出自己的旗帜，在自己的无产阶级组织领导下支援学生。这个任务，要由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来落实，为此，又要具备正确的政策。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在上文指出，贵刊的问世，恰逢整个危机发展到了紧要关头；准确来说，恰逢革命危机正在转变为革命的时刻。

　　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极度不满，整个制度深陷尖锐危机，使罢工运动与工人反抗“产业重组”和失业的斗争，具备了完全不同的、无比深刻的重要意义。全国性的危机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应当把工人斗争同这些问题密切结合起来。工人与学生共同参加示威游行的事实，仅仅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取得革命领导权的第一步，不过，这一步还嫌太小、太不坚决。

　　要想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共产主义者就必须坚决、果敢而积极地为落实各种民主口号而斗争。不懂得这一点，就会犯下最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在革命的现阶段，无产阶级与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团体（比如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不会拒绝民主口号，而是坚决地、公开地为落实民主口号而斗争，同时无情地批判小资产阶级的墙头草本质。

　　无产阶级在高举民主口号的同时，绝不能大谈“西班牙即将面临资产阶级革命”。只有那些囫囵吞吃现成公式的无聊学究才会这么看问题。西班牙这趟列车早就驶过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站。

　　如果目前的革命危机能转变为革命，它一定会突破资产阶级的界限，一旦革命获胜，政权将落入无产阶级手中。在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应当成为革命的领袖——换句话说，无产阶级要把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和被压迫者团结到自己身边，并成为他们的领袖，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前提：无产阶级现在必须落实自己的阶级要求，同时全力落实一切民主要求。

　　这些口号对于农民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农民不会凭空信任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如果只是一个口头承诺，他们是不会接受的。农民作为一个人数众多、深受压迫的阶级，到了一定阶段，肯定会从民主口号中发现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机遇。农民肯定会把政治民主的口号同彻底重分土地的口号联系起来。无产阶级要公开支持这两个要求。共产主义者将在合适的时机，向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做出解释：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落实这些要求并为未来的苏维埃制度打下基础。

　　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也要坚决地落实民主口号，它应该郑重宣布：它随时准备用革命的手段去支持各民族的自决乃至分离的权利。

　　但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能否提出“拥护加泰罗尼亚独立”的口号？假如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选择了独立，那就应该维护他们的权利；不过，加泰罗尼亚人如何表达这一意愿？当然是通过自由的公决、由加泰罗尼亚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由得到加泰罗尼亚群众拥护的政党发表的宣言，甚至是加泰罗尼亚民族起义。顺带一提，民族问题再次表明：无产阶级如果拒绝民主口号，就会显得多么反动而迂腐。只要少数民族没有明确表示独立的意愿，无产阶级就不应采纳分离口号，只应事先承诺：假如分离口号如实反映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意愿，无产阶级就会彻底地、真诚地支持这个口号。

　　无需多言，在这个问题上，加泰罗尼亚工人拥有最后决定权。如果他们认定，目前的危机已经给全国无产阶级开辟了大好良机，此时不宜分散力量，他们就会开展宣传，使加泰罗尼亚以某种形式留在西班牙。我相信加泰罗尼亚工人的政治判断力，会使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不难看出，革命一旦胜利，加泰罗尼亚和其它地区的自决权利落实起来就会更加容易，所以，哪怕是最狂热的分离主义者，也会暂时接受加泰罗尼亚工人的决定。

　　共产主义先锋一面要支持人民群众的一切真实的民主运动与革命运动，一面要不妥协地打击所谓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揭露他们的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和反动本质，粉碎他们诱骗、操纵劳动群众的企图。

　　在任何情况下，共产主义者都不能放弃政治行动的自由。千万不要忘记，在革命时期会有种种美妙的诱惑：中国革命的悲剧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共产主义者既要保持组织和宣传的完全独立，又要利用革命提供的广阔空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左翼反对派正在争取与正式的共产党[4]建立统一战线。官僚企图制造左翼反对派敌视追随正式党的工人的假象，千万不能让他们得逞。相反，我们要让这些工人明白：我们愿意和他们一起参加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行动，愿意和他们并肩战斗。如果官僚拒绝同左翼反对派共同行动，他们就要在全体工人阶级面前对此承担责任。

　　西班牙危机的持续，意味着千百万劳动群众的革命觉醒。不能指望他们会马上追随共产主义的红旗。相反，他们很有可能会首先投奔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政党（主要是社会党），加强其左翼的力量，在1918—1919年德国革命期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身上就出现过这种现象。这种趋势体现了真实而广泛的群众激进化，而不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壮大。只有在革命被击败、曾对革命寄予厚望的群众由于遭到叛卖而灰心丧气的情况下，法西斯主义才有可能再次获胜；这一次，法西斯主义将通过“社会”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的方式来夺取胜利，就像墨索里尼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一样。然而，除非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层犯下致命大错，目前正在扎实前进的革命事变才有可能失败。

　　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嘴上唱着激进高调；背地里搞宗派主义；对各阶级力量的机会主义分析；朝三暮四的政策；官僚化的领导层）极大地巩固了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而德国革命和意大利革命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

　　必须向群众揭露社会民主党，使它彻底丧失政治威信。但是，靠辱骂是揭露不了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只相信亲身经历的集体体验。在革命的准备阶段，必须给群众机会，让他们在行动中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进行比较。

　　争取群众的斗争，一定会有助于共产主义者在群众中间开展自下而上地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鼓动。李卜克内西曾在许多方面同独立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其左翼）达成协议。布尔什维克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建立直接联盟。在十月起义前夕，我们曾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5]达成了一系列具体协议，我们还曾数十次提议成立统一战线。这种政策并没有给我们造成损失。当然，这种统一战线不是英俄委员会那样的“统一战线”——在英国发生革命总罢工的时候，当权官僚伙同改良主义工贼破坏了总罢工。这种统一战线也不是国民党式的“统一战线”——在中国大革命期间，当权官僚打着“工农联盟”的幌子，帮助资产阶级巩固了对工农的专政。

　　在我这个外人看来，这就是革命的前景和任务。我很清楚，上述探讨仍然不够具体。我可能——甚至大有可能——遗漏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情况。你们比我熟悉情况，会发现我的遗漏之处。你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列宁主义的革命方法来武装自己，就能自己找出前进的道路。你们要学会把握工人阶级的思想与情绪，并赋予其鲜明的政治表达。我这封信的目的，只是要对革命战略的原则做个大致的勾勒，而这些原则已经得到了三次俄国革命的证实。

　　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并谨祝旗开得胜。

你们的
列·托洛茨基

原文发表于1930年6月13日的《真理报》[6]，由康丝坦丝·维斯曼（Constance Weissman）从法文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维斯曼的英译文转译，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 《逆流而上》（Contra la Corriente）是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第一份机关报，由流亡比利时的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创办。——中译者注

[2] 1930年2月28日，以昂利·拉克鲁瓦（Henri Lacroix，1901—1939）为首的一批西班牙共产主义流亡者在比利时列日召开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第一次全国大会，成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Oposición Comunista Española，OCE），并成为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西班牙支部。1932年3月26日—28日，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在马德里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决定改名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ña，ICE）。1934年9月，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因拒不执行托洛茨基同志要求他们打入社会党的指示，而与国际左翼反对派正式断绝关系。1935年9月29日，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与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译者注

[3] 米盖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奥尔瓦内哈（Miguel Primo de Rivera y Orbaneja，1870年1月8日——1930年3月16日），出身于西班牙大贵族家庭，曾参加摩洛哥、古巴和菲律宾等地的殖民战争。1911年晋升为准将。1923年9月13日，在阿尔方索十三世和军方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成为军事独裁者，被阿尔方索十三世任命为首相。1930年1月，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而辞职，随即流亡巴黎。——中译者注

[4] 由于共产国际各国支部的领导权几乎都被斯大林派所篡夺，各国左翼反对派只能成为“非法”的派别组织，所以，本书中用“正式党”（official party）来指代被斯大林派所把持的党组织。——中译者注

[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孟什维克内部形成了一个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派别，这个派别自称“国际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又不愿与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彻底决裂。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曾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进行过合作，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一些人支持苏维埃政权，并参加了苏维埃机关，但也有一些人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中译者注

[6] 此《真理报》（La Vérité）非彼《真理报》（Правда），它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的机关报，1929年8月15日发行第1期，1936年1月发行第255期后停刊。1938年10月至1939年8月，国际主义共产党也发行了自己的《真理报》。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第四国际委员会在1940年8月30日秘密发行了第1期《真理报》，这是法国抵抗运动的第一份报纸。《真理报》相继成为了国际主义工人党与国际主义共产党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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