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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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

（1931年5月28日）

共产国际与西班牙事变

　　西班牙革命正在大步前进。它在斗争中越发强壮有力。但是，危险也在随之增长。本文暂且不谈来自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仆役——共和派与社会党——的危险，他们是公然的敌人，与他们相关的任务是十分明确的。本文要谈的是来自革命内部的危险。

　　西班牙工人对十月革命之子——苏联——充满信任。这种情绪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资产。保卫苏联是每一个革命工人的义务。但是，滥用工人对十月革命的信任，把歪曲十月革命遗教的政策硬塞给工人，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们必须把话说清楚。必须向西班牙与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直言相告：共产国际目前的领导层对西班牙无产阶级革命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危险。1923年德国革命的教训，还有1925—1927年中国革命的教训，一再向我们证明：哪怕是最有前途的革命，都有可能被葬送。错误的政治领导，是导致这两场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现在又轮到西班牙革命受到错误的领导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没有从自己的错误当中学到任何教训。更糟糕的是，为了掩盖他们以前的错误，他们只能为这些错误辩护，甚至进一步加深了这些错误。在他们能插手的地方，他们正在使西班牙革命重蹈中国革命的覆辙。

　　两年以来，他们一直在用不幸的“第三时期”理论来误导先进工人，削弱了共产国际，打击了共产国际的士气。最后，共产国际的领导层总算决定撤退了。可是，他们选了一个什么样的时机来撤退呢？正好是在世界危机急剧改变了形势、创造了革命进攻的前提的时候。同时，共产国际对西班牙事变视而不见。曼努伊尔斯基（目前他是共产国际事实上的领袖！）依然认为西班牙事变基本上不值得关注。

　　在四月起义前，我们在对西班牙革命的分析中指出：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将会竭力维持与王室的联盟，直至最后一刻；我们还指出：“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有产阶级可能会为了自保而抛弃王室（就像1918年的德国一样！）”。等到起义过后，斯大林派才抓住这几句话大做文章，痛批我们“预测落空”^[1]。这帮人自己只会放马后炮，却要求别人像算命先生一般算出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与形式，而不是做出马克思主义的预测：无知而又迷信的病人，就是这样乞求医生创造奇迹的。马克思主义的预测的任务，是帮助群众弄清事态发展的大致方向，并做好预防“意外”的准备。

　　西班牙资产阶级之所以抛弃王室，有两个同等重要的理由：面对着怒火万丈的群众，资产阶级只好把不得人心的阿尔方索十三世推出来顶缸；但是，西班牙资产阶级能完成这一风险极大的“换马”之举，只是因为群众还对共和派与社会党心存信任，并且共产主义者在起义期间的威胁微乎其微。因此，群众的压力，与主流共运^[2]的虚弱，导致了西班牙目前的现实。首先要承认这个现实，然后才谈得上下一步行动。斗争策略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吹牛不能让你变得更强。然而这条原则不适用于篡位的当权官僚。

　　起义前夜，曼努伊尔斯基还预言“不会发生什么大事”；起义次日，拉丁地区的假消息传播者、无可取代的佩里^[3]便向莫斯科发去了一封又一封电报，声称西班牙无产阶级几乎一致支持共产党，西班牙农民也正在建立苏维埃。《真理报》在刊登这些胡言乱语的同时，还不忘造谣“托派分子是萨莫拉^[4]政府的跟屁虫”，尽管萨莫拉政府正在接二连三地逮捕左翼反对派分子……到了5月14日，《真理报》终于发表了纲领性社论《烈焰中的西班牙》，这篇社论集当权官僚的各种谬论与歪理之大成，并将其翻译成了西班牙革命的语言。

如何看待国会？

　　《真理报》社论的出发点是一句无可辩驳的真理：光靠宣传是不够的，“共产党必须告诉群众，现在应该怎样行动”。可是《真理报》自己又提出了什么高见呢？把工人组织起来，“解除反动派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选举工厂委员会，实现七小时工作日，诸如此类。”好一个“诸如此类”。这些口号本身并没有问题，然而它们不但缺乏内在联系，也与群众觉醒的逻辑过程脱节。可是，《真理报》社论中最让人惊奇的一点，是它居然连一个字都没提到国会选举，仿佛西班牙国家生活中的这件大事压根就不存在，或是与工人毫不相干。装聋作哑的背后，究竟是何居心？

　　表面上看，共和派通过众所周知的那场市政选举，推翻了王室。这个过程，当然是由某些深刻的原因决定的，早在贝伦盖尔内阁倒台之前，我们就已经预示过这些原因了。但是，王室的垮台，是以“议会政治”的形式实现的，结果，胜利的果实完全落入了资产阶级共和派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目前，西班牙有大批工人以为，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可以靠选票来解决。这种幻想只有通过实践经验才能驱散。但是必须有人站出来，帮助他们通过实践来驱散幻想。可是该怎么帮助他们呢？是让他们不理睬国会吗？还是让他们去参加选举呢？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除了上面那篇社论之外，《真理报》还发表了一篇“理论”大作（刊于5月7日和5月10日），它自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了西班牙革命的内部力量，并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的战略。应该抵制还是参加国会选举？这篇大作依然对此只字不提。《真理报》虽然断言四月起义是“民主革命”，却绝口不提政治民主的口号与任务。它为何躲躲闪闪装聋作哑？参加或抵制选举，都是可以考虑的。但为什么要回避选举呢？

　　抵制贝伦盖尔的国会，是完全正确的做法。当时的情况十分明显：要么阿尔方索十三世在隐忍一段时间后，重新建立军事独裁；要么群众运动碾过贝伦盖尔及其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者要带头提倡抵制国会。我们当时虽然力量弱小，却依然坚持宣传这一观点^[5]。假如西班牙共产党当时能够坚决而及时地抵制国会，哪怕只是散发一些传单，在贝伦盖尔内阁倒台时，他们的威望都会大大提高。先进工人就会对自己说：“这些人眼光不错嘛。”不幸的是，西班牙共产党被共产国际的领导引上了歧路，他们没有正确理解形势，想参加选举却又没有信心。他们被革命抛在了身后，革命虽然初战告捷，他们的影响力却几乎没有增长。

　　萨莫拉政府正在准备召开立宪国会。立宪国会的召开，会不会被第二次革命打断呢？这种猜测毫无理由。有可能出现强大的群众运动，但是，没有纲领、没有先锋党、没有政治领导的群众运动，不可能发展成为第二次革命。在现阶段抵制选举，就等于自我孤立。必须最积极地参加选举。

　　改良主义派的议会痴迷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抵制议会痴迷病

　　议会痴迷病是一种可恶的顽症，但抵制议会痴迷病也同样糟糕。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命运，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在当前阶段，革命以议会政治的形式，直接提出了各种政治问题。国会将吸引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将偷偷地投票支持社会党乃至共和派。既要坚持打击议会幻想，同时也要坚持打击无政府主义者的反议会玄学，这对于西班牙革命至关重要。

　　在一系列文章和信件中，我们证明了民主口号对于西班牙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目前，绝大多数西班牙工人（也包括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内）都认为：为失业者提供救济、实行七小时工作日、土地改革、民族自治等重大问题，都与未来的国会息息相关。在贝伦盖尔时期，必须以革命的立宪国会的名义，抵制由阿尔方索十三世恩赐的国会。当时，共产主义者应当立即把选举权问题当作鼓动工作的头等大事。没错，就是要把选举权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苏维埃民主当然要比资产阶级民主优越得多，然而苏维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你得自己去争取。

　　有些自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瞧不起这些口号，比如“让所有年满十八岁的人，不分男女，均享有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的选举权”。然而，假如西班牙共产党能及时提出这个口号，并用演讲、文章、传单和小册子来宣扬这个口号，它就能获得巨大的支持。正是因为西班牙人民容易夸大国会的创造力，觉醒了的工人与革命农民才急切地想要参加选举。我们一刻也不能迎合群众的幻想，但在这些幻想背后，也有进步的一面，我们应当把这种进步性发挥到极致，否则我们就算不上革命者，而是可耻的迂腐书生。仅凭降低选民年龄一事，就能赢得几十万工农群众的心。赢得哪些人的心呢？年轻而活跃的一代人，他们正在号召第二次革命。社会党正在寻求老一辈工人的支持，而发动新一代工人、帮助他们摆脱社会党的影响，是共产主义先锋最起码、最义不容辞的任务。

　　此外，萨莫拉政府还想让国会通过两院制的宪法^[6]。共产主义者如果能鼓动群众反对资产阶级设立“贵族院”的计划，刚刚推翻了王室、对平等与正义充满了模糊的向往的革命群众，必定会予以热烈支持。在鼓动中，这个局部问题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会给社会党造成巨大的困难，在社会党与共和派之间打进楔子，分化——哪怕只是暂时的——无产阶级的敌人，更重要的是，这会使工人群众疏远社会党。

　　《真理报》提出的七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固然正确、重要且刻不容缓。但是，忽视具体的政治形势与革命民主任务，孤立地提出这个口号，这样做能行吗？《真理报》大谈七小时工作日、工厂委员会和武装工人，却闭口不谈“政治”，对国会选举只字不提，这其实是在迎合无政府工团主义，给无政府工团主义鼓劲和提供掩护。选举权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资产阶级法律认为青年工人已经到了可以接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年纪，资产阶级却想假手共和派和社会党剥夺他们的选举权，还想把贵族院强加给他们；如果先锋党能够正确领导青年工人，同这种恶行斗争，他们明天就会抛弃无政府主义，并拿起步枪^[7]。把“武装工人”的口号，同赢得群众信任的实际政治过程对立起来，既是自绝于群众，也无法让群众武装起来。

　　“民族自决”这个口号，在目前的西班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这个口号并没有超出民主改良的范围。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号召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脱离西班牙，而在于要为争取分离的权利（假如他们确实希望分离的话）而斗争。但是，他们到底想不想分离出去，又该如何判断呢？答案很简单：让相关地区举行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的投票。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将来，民族问题和其它问题，将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苏维埃——来解决。但我们不能把苏维埃强加给工人，只能引导工人建立苏维埃。我们更不能把只有在未来才能由无产阶级创建的苏维埃，硬塞给现在的人民。同时，必须立即回答眼前的问题。加泰罗尼亚自治机关将在五月选举代表，为该省制定临时宪章，也就是要确定该省与西班牙国家的关系。总是向大资本卑躬屈膝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正企图利用一场反民主的选举，来决定加泰罗尼亚人民的命运，加泰罗尼亚工人难道会对此袖手旁观？光提出民族自决的口号，却不提出配套的、具体的政治民主口号，民族自决的口号就会沦为光秃秃的公式，甚至更糟：它会变成糊弄群众的障眼法。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西班牙革命的全部问题，将以不同的方式聚焦于议会政治。农民将怀着无比急切的心情，倾听国会对于土地问题的意见。难道还不明白，让农民在国会讲坛上听到共产主义者的土地纲领，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土地纲领，二是进入国会。我们都知道，国会不可能解决土地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农民群众的斗争倡议，为此必须要有一个纲领，要有一个政治领导层。共产主义者要把国会讲坛当作同群众保持联系的纽带。从这种联系之中，将产生出踢开国会的行动。这就是议会问题上的革命辩证法的本质。

　　但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层为何装聋作哑呢？因为他们被自己的过去束缚住了。斯大林派曾大叫大嚷，拒绝为中国革命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8]。针对殖民地国家的政治民主口号，被共产国际六大正式斥为“机会主义”。西班牙无疑要比中国和印度先进得多，共产国际六大决议的破绽就在这里暴露无遗。可是斯大林派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不敢号召抵制议会，索性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为了维护伟大领袖永远正确的脸面，就让革命去死算了^[9]！

西班牙面临着什么性质的革命？

　　上文引用的那篇《真理报》社论，简直是特地为了搅乱人们的脑子而写的，它试图确定西班牙革命的阶级性质，然后又写道：“虽有上述种种理由（！），但是（！），把现阶段的西班牙革命当作社会主义革命，是错误的。”（《真理报》，1931年5月10日。）光凭这句话，就可以对整篇文章盖棺定论了。看了这篇文章的读者，肯定会问自己这个问题：难道这世界上竟然有人突发奇想，把“现阶段”的西班牙革命当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吗？《真理报》怎么会产生必须“划分阶段”的念头，而且还是以这种胆怯而保留的形式：“虽有上述种种理由，但是……是错误的。”

　　原因在于：列宁的不肖门徒死抠他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语录。他们错误理解了列宁的话，又忘记或歪曲了俄国革命的经验，把“转变”一词变成了最赤裸裸的机会主义误导的基础。不妨明说：这绝非咬文嚼字，而是事关无产阶级革命生死的问题。

　　不久之前，他们还在期盼国民党专政会“转变”为工农专政，然后再“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斯大林深入发展了这一观点：在革命的一侧，“右派”将会逐渐瓦解，而“左派”将会在另一侧逐步壮大——这就是所谓“转变”的有机过程。可惜的是，斯大林—马尔丁诺夫^[10]的宏伟理论，完全是在糟蹋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每一场革命的性质，取决于掌握政权的阶级的性质。只有通过革命，而不是什么有机“转变”，政权才会从一个阶级转入另一阶级手中。当权官僚先是在中国，然后又在西班牙践踏了这一基本真理。我们看见，《真理报》这些道行高深的老中医一边给萨莫拉把脉，一边争论：西班牙革命是否已经“转变”？社会主义革命的症状出现没有？老中医们（就算他们真懂医术好了）在诊断书上草草写下：否，症状暂未发现。

　　《真理报》做了这番宝贵的社会学诊断之后，发出了预测和指示：“在西班牙，社会主义革命尚未成为当前任务，眼下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对地主与资产阶级的工农革命。”（《真理报》，1931年5月10日。）社会主义革命的确还不是西班牙的“当前任务”。然而，更好、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还不是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为什么？因为分散的无产阶级先锋还未能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还未能领导农村的被压迫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强行夺取政权就是冒险主义。

　　既然如此，“眼下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对地主与资产阶级的工农革命”又是什么意思呀？难道说，在目前的资产阶级共和制，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还有一个特殊的“工农革命”？再进一步说，难道这个夹在中间的、特殊的“工农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不同，是西班牙“眼下最迫切的任务”？也就是说，会以武装起义或其它形式，发生新的夺权？“反对地主与资产阶级的工农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到底有什么区别？这种革命以什么样的阶级力量对比为其基础？领导“工农革命”的党，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党有何不同？“工农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与方法有何不同？

　　我们期待着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然而我们恐怕得白等一场了。“转变”这个词，掩盖了思想上的模糊混乱；尽管这帮人字里行间充斥着自相矛盾，却还梦想着资产阶级革命能经过一系列的有机阶段（这些阶段名目繁多：国民党、“民主专政”、“工农革命”、“人民革命”），进化为社会主义革命——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时刻，也就是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入另一个阶级手中的时刻，就这样悄悄地流逝了。

不断革命论的问题

　　诚然，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也是农民革命；但在现代的条件下，不可能发生独立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农民革命。十月革命后，我们把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政府叫做“工农政府”，我们也完全可以照此对西班牙农民说，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工农共和国。但我们没有把“工农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截然分开，而是把它们当成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这是唯一正确的立场。

　　写到这里，我们再次触及到了所谓的“不断革命论”的核心问题。在批判不断革命论时，当权官僚彻底抛弃了阶级立场。当然，“四阶级联盟”的政策在中国破产后，他们做得更小心谨慎了。但正因为这样，他们的思想更加混乱了，可他们还在拼命搅乱别人的思想。

　　幸好，活生生的事例，使这个问题从故纸堆中解脱出来，它不再是“红色教授”夸夸其谈的话题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历史回忆，也不在于引用语录，而在于全新的、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在所有人面前发生。在革命斗争的战场上，两种观点正面交锋。运动本身将作出最终的判决。谁也逃不出它的裁决。西班牙共产主义者如果不能及时反思“反托”斗争的实质，在面临西班牙革命的各种重大问题时，他们将会手足无措。

什么是革命的“转变”？

　　列宁确实在1905年提出了假设性的公式“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如果说，世界上曾有一个国家，有可能发生独立的农民民主革命，并构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一阶段，那就是俄国：土地问题是整个国家生活的核心问题；存在着具有数十年历史的农民革命运动；有一个具有悠久传统、在群众中间影响很大的独立的农民革命党。

　　然而俄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在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不存在什么中间阶段。在1917年 4月，列宁一再告诫死抱着1905年的旧布尔什维克公式不放的斯大林、加米涅夫等人：“民主专政”只能是米留可夫^[11]—策列铁里^[12]—切尔诺夫^[13]的专政；“民主专政”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能取代这种“民主专政”的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卑劣的幻想家或骗子，才会发明什么“中间阶段”的公式。这就是列宁根据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活生生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我们必须坚守这些经验与结论。

　　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理解列宁的“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公式？列宁的公式，与当权官僚的胡编乱造及红色教授的连篇空话毫不相干。实际情况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概念并不是机械重叠的。在某个国家的疆域内，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在一定阶段内，工人政权要解决一定的问题。在落后国家，革命的当前任务是民主改良：在中国，是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解放与土地改革；在俄国，是实行土地改革并解放被压迫民族。今天的西班牙也面临着相同的任务，但“搭配”稍有不同。列宁还说过，在十月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主要是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代理人而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胜利夺取政权后，首先从实现民主改良入手，再按照自身统治的逻辑，逐步解决社会主义的任务：掌权十二年后，俄国无产阶级才开始认真地进行农业集体化。这才是列宁的公式的真实意义。

　　资产阶级政权不会自动“转变”为工农政权，然后又“转变”为无产阶级政权：没有一个阶级会主动交出政权，只能用武力夺过来。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民主改良任务就会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社会主义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下，民主变革才有可能有机地进化为社会主义。这才是列宁的中心思想。当权官僚彻底篡改、歪曲和玷污了他的思想，并用他们自己炮制的假货，毒害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意识。

两条歧路：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

　　有必要重复一遍：这绝非咬文嚼字，而是事关无产阶级革命生死的问题。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当务之急不是“工农革命”，不是立即夺取政权，而是争取群众，打消群众对共和派的幻想，扫除群众对社会党的轻信，加强群众的革命凝聚力。第二次革命必将到来，它将是无产阶级率领贫农前进的革命。在资产阶级制度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不存在什么特殊的“工农革命”。考虑落实“工农革命”，并根据它来制定政策，就等于把国民党硬塞给无产阶级，这样只会毁灭革命。

　　《真理报》提出的混乱公式，会把革命引上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两条歧路，而中国革命已经在这两条歧路上跌得鼻青脸肿。《真理报》今天还不敢把西班牙革命“定性”为工农革命，可是，假如萨莫拉明天被一个“左派”（比如雷鲁克斯^[14]）所取代（就像蒋介石被“真诚的汪精卫”所取代一样），谁敢保证《真理报》不会马上将“工农革命”的锦旗献上？到时马尔丁诺夫、库西宁^[15]等老中医恐怕就会签署“工农共和国已问世”的诊断书，并决定“只要……就支持它”（斯大林在1917年3月的公式^[16]）或予以彻底支持（斯大林在1925—1927年间对国民党的政策）。

　　但是，冒险主义恐怕更符合官僚中派分子现在的心态。《真理报》社论宣称西班牙群众“已经开始打击政府”。可是西班牙共产党能把推翻政府作为当前任务吗？《真理报》断然宣称，当前任务应是“工农革命”。假如上级领导发话：这个“工农革命”阶段，不是通过和平“转变”，而是通过武装起义来实现的，那就会走上冒险主义的歧路。力量薄弱的西共也许就会像1927年12月的中共那样自欺欺人（或奉命自欺）^[17]：“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机虽然还未成熟，但是，既然当前的任务是‘工农专政’，那我们不妨用微薄的力量去发动起义——没准能成呢？”当权官僚白白浪费了西班牙革命的第一年，当这一罪恶行径彻底暴露时，不难预料，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当权官僚将狠命鞭笞第一线的“执行者”，逼他们用鲜血给自己遮丑，在马德里重演广州的悲剧。

重演“七月事变”的可能

　　西班牙革命重演“七月事变”^[18]的可能性有多大？很大。这种危险源于革命自身的内部条件，而上层领袖的含糊暧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危险。在西班牙目前的形势下，群众有可能发动新的盲动，重演1917年彼得格勒的“七月事变”——在那次事变中，幸亏布尔什维克采用了正确的政策，才挽救了革命。这个问题对西班牙革命具有重要而迫切的意义，必须加以详细探讨。

　　自法国大革命起，“七月事变”就伴随着每一场革命，虽然结局不尽相同，但总会导致不利的后果，往往以大灾难收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为胜利付出了最大的牺牲、对革命寄予了最大的希望的阶级，却获利最少，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逻辑，决定了此类悲剧会一再上演。

　　在历次革命中，总能看见这样的过程：有产阶级通过革命掌权后，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便向旧的反动势力示好，企图赢得反动势力的信赖。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向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示好而采取的措施，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当先进分子的斗争激情尚未冷却之时，群众已经迅速幻灭了。先进分子误以为，只要“再补一枪”，就能把先前的不彻底的革新措施，给彻底完成或纠正过来。结果，他们没有准备、没有纲领、没有考察预备力量、没有认真思考大局，仅凭一腔热血，就想发动新的革命。另一方面，掌权的资产阶级似乎也想等待底层的怒火爆发出来，以便彻底打垮人民。这就是在历史上多次上演的“追加革命”的社会基础与心理基础，它往往成为反革命胜利的开端。

　　与1917年彼得格勒七月事变相比，1848年法国革命的六月起义更为悲壮。二月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催生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华丽的纲领与可悲的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每天都在拷问着巴黎工人的肚子与脑子，手中仍然拿着在二月革命中拿起的枪的他们，决心不再容忍这种反差。没有计划、没有纲领、没有政治领导，1848年六月起义恰似无产阶级的激烈的本能反应。资产阶级民主派残酷镇压了起义工人，为波拿巴专制的登场铺平了道路。

　　六月起义是对1848年二月革命的反应，而伟大的巴黎公社是对1870年九月革命的反应。巴黎无产阶级的三月起义并不是战略考虑的结果，而是一系列悲剧因素与资产阶级蓄意挑衅的结果——在恐惧的驱使下，法国资产阶级充分发挥了挖坑下套的天赋。资产阶级的欺骗，激起了无产阶级的本能抗议，催生了巴黎公社，它破天荒地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然而，这奋力的一跃，最终却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现在，就在我们面前，不流血的、和平的、光荣的西班牙革命（这类形容词总是不变），正在准备自己的“六月起义”（按照法国的历法）或“七月事变”（按照俄国的历法）。马德里政府满口漂亮话（有时听起来简直像从俄语翻译过来的），到处许诺要同失业斗争，要实行土改，却根本不敢触动任何一种社会痼疾。在联合政府内，社会党配合共和派阻挠社会改良。在西班牙工业最发达、最革命的加泰罗尼亚，当地长官大谈没有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千年王国，却丝毫不愿减轻人民的疾苦。马西亚^[19]躲在马德里政府背后，而马德里政府又躲在立宪会议背后，仿佛生活已经停了下来，只等立宪会议召开！难道还不明白，新国会不过是共和派—社会党联盟的放大的复制品，它关心的主要是“一切照旧”？难道还不明白，工农群众的怒火爆发出来，将把一切炸个粉碎？群众革命的飞速发展与新统治阶级的政策是格格不入的，这将导致不可调和的矛盾，将来的发展，不是四月革命被葬送，就是爆发新的革命。

　　假如布尔什维克党把七月事变定性为“过早的爆发”而抛弃群众，无政府主义者、冒险主义者和偶然冒出的心怀不满者将接手这次半起义，他们散乱的领导，将会导致起义群众的鲜血白白浪费。但是，假如党不顾大局急于求战，全力领导群众武力夺权，在党的领导下，工人和士兵定将以英勇的气概，暂时占领整个彼得格勒，但这只会导致整个革命的失败。幸亏有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才避免了两种致命后果（1848年六月起义和1871年巴黎公社）。群众和党虽然在七月事变中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远未致命。牺牲者只有几十人，而不是几万人。工人阶级挺过了这次考验，保全了自己的领袖与力量。基层干部基本未受损失。干部从七月事变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并率领群众在十月赢得了胜利。

　　正是从“七月事变”的视角来看，自命“中间阶段”的“工农革命”，对西班牙革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争取群众的斗争与工人代表会

　　在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有一个独特的“工农革命”阶段——无情揭露这个公式，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思想上把这个公式彻底批倒，是左翼反对派的义务。西班牙的共产主义者们，千万不要相信它！它是幻想，是陷阱。它是魔鬼的圈套，明天就会变成套在你们脖子上的绞索。西班牙的先进工人们，千万不要相信它！你们应该回顾俄国革命的胜利，再回想一下当权官僚导致的接连惨败。

　　在你们面前，已经出现了一条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光明大道。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你们要把工人阶级团结到自己身边，并发动千百万贫农去支援工人。西班牙的共产主义者们，你们的任务无比艰巨，你们的责任无比重大。你们要正视自己的弱点，不要用幻想来麻醉自己。革命不相信空话。革命要考验一切——首先是血的考验。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什么“更简单”、“更省力”、更符合你们现有力量的“过渡”革命。历史不会为你们发明什么过渡专政、“次等”专政或“打折”专政。谁向你们宣扬这些东西，谁就是不折不扣的骗子。你们应当严肃地、顽强地、不倦地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做好准备！

　　但是，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不是夺取政权，而是争取群众，在下一阶段，争取群众的斗争将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框架内进行，而且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民主口号。建立工人代表会，当然是迫在眉睫的主要任务。然而，把建立工人代表会的口号同民主口号对立起来，这样做是荒谬的。反对教会特权的斗争，与反对宗教教团和修道院的欺压恶行的斗争，并没有超出民主改良的范围，然而，在五月里，它们却引发了群众暴动，为选举工人代表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可是这么好的机会却被白白浪费了。

　　在现阶段，从罢工到驱逐耶稣会^[20]，从参加国会选举到串联士兵与支援农民运动，工人代表会都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大显身手。共产主义者只有通过涵盖无产阶级核心力量的工人代表会，才能赢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继而赢得革命的领导权。随着共产主义者在工人阶级当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工人代表会也将变成夺取政权的机关。在接下来的某个阶段（我们还说不准是什么时候），工人代表会将作为无产阶级的权力机关，与资产阶级民主机关分庭抗礼。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资产阶级民主的丧钟才会敲响。

　　每当群众投入斗争时，总会发现自己迫切需要一个超越各党派、能够联合全体工人共同行动的权威机关。由工人选出的工人代表会，正是这样的机关。必须学会在恰当的时机建议群众成立工人代表会，而这样的时机现在到处都是。但是，把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的口号同当前的现实斗争对立起来，就是把苏维埃口号变成了超历史的神像，变成了超革命的偶像，只有个别圣徒才会对它顶礼膜拜，广大群众却会对它敬而远之。

关于西班牙革命的发展速度的问题

　　现在还有时间来执行正确的策略吗？会不会太迟了？时机是不是都已经错过了？

　　准确地判断革命的发展速度，无论是对于制定基本战略，还是对于制定策略而言，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没有正确的策略，最好的战略也难免失败。要想预测革命在较长时间内的发展速度，确实是很难做到的。必须在实际的斗争过程中，利用各种迹象来分析革命的发展速度。此外，在事变过程中，速度也可能会剧烈变动。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有一个具体的前景，并在实际过程中，结合具体情况，及时加以修正。

　　法国大革命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才达到了它的顶点——雅各宾派专政。俄国革命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就建立了布尔什维克专政。两者的发展速度相差巨大。假如法国大革命的发展速度稍快一些，雅各宾派或许就会来不及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因为它在大革命前夕还只是一个松散的俱乐部。反过来说，假如雅各宾派在大革命前夕就已经形成了一股力量，革命或许就会发展得更快一些。这就是决定革命发展速度的因素之一。但是，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对革命的发展速度更具决定性。

　　列宁把1905年革命称作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所有要素，事先均已准备完毕，参加革命斗争的各方力量就像在宽阔大道上一路直冲，极大地加快了革命成熟的速度。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战争是决定1917年革命发展速度的关键因素。当时土地问题已经拖了好几个月，或许还能再拖一两年，可是战争问题却一刻也拖不下去了。士兵们都说：“我要是死了，土地再多又有什么用？”一千二百万士兵群众的强大压力，是革命能够快马加鞭的主要原因。尽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尽管有布尔什维克党，但是，假如没有战争，布尔什维克夺权之前的那段时期，可能就会不止八个月，也许会长达一两年。

　　对于确定西班牙革命的潜在发展速度，上述总体考虑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当代西班牙人并没有见识过革命，以前也没有经历过“总演习”。西班牙共产党的力量极其薄弱。西班牙现在没在打仗，几百万西班牙农民并没有集中在兵营和战壕里，直接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由于这些条件，我们只能认为西班牙革命将以较慢的速度发展，换句话说，先锋党可以获得较长的时间来为夺取政权做好准备。

　　但是，还有一些因素可能会使革命过早分娩，最终在盲动中流产：由于缺少一个强大的先锋党，革命运动的自发性便更为突出；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传统也有同样效果；最后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方针，它为冒险主义的盲动留下了后门。

　　从这些历史对比中，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从各种迹象来看，西班牙的现状（缺乏新鲜的革命传统；没有强大的先锋党；没有战争），决定了西班牙革命需要比俄国革命更多的时间才能孕育出无产阶级专政，而一些因素又加剧了革命流产的危险。

　　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薄弱，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导致的恶果；而它的薄弱，又使得它很容易接受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中的最危险的结论。不愿正视自身弱点的弱者，会由于害怕“迟到”而在焦虑中跑过了头。西班牙共产党或许特别害怕国会，并因此拒绝参加国会选举^[21]。

　　在俄国革命期间，资产阶级迟迟不肯召开立宪会议，等到决战过后，才匆忙拼凑了一个，这个临时拼凑的立宪会议，驱散起来自然不费吹灰之力^[22]。而西班牙的立宪国会，是在革命的较早阶段召开的。共产党即使参加选举，也只有屈指可数的人能当选，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不如索性利用群众的自发进攻，尽快推翻国会。这种盲动不仅解决不了政权问题，更会使革命大步倒退甚至伤筋断骨。只有当大多数无产者渴望夺取政权，大多数被压迫人民也对无产阶级寄予厚望的时候，无产阶级才能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政权。

　　在革命的议会机关的问题上，西班牙同志不光要考虑俄国经验，更要考虑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在雅各宾派专政建立前，有过三个议会^[23]。群众踏过这三个台阶，走上了雅各宾派专政。要是有谁以为，立宪国会的召开就等于革命的结束（马德里的共和派与社会党正是这么想的），那未免太荒谬了。不，立宪国会的召开，只会给革命的发展提供新的推力，并使革命更有条理。了解这个前景，对掌握事态进程极为重要，并能避免冲动冒险。

　　当然，这绝不是说共产主义者应该给革命“踩刹车”，更不是说共产主义者应该对城乡群众的冒进袖手旁观。这种政策会毁灭尚需赢得革命群众信任的党。在七月事变中，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了工人和士兵的全部斗争，才使群众避免了灭顶之灾。

　　假如客观原因与资产阶级的阴谋迫使无产阶级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决战，共产主义者就必须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革命先锋党必须与群众同生共死，绝不能抛下群众，让群众独自面对资产阶级的刺刀，自己却躲到一边说风凉话。力战不敌的党，将会为群众长久铭记，它迟早有一天会起死回生，向阶级敌人讨还血债；在危难时刻抛弃本阶级的党，却永世不得翻身。幸好西班牙共产主义者还不用面对这种悲剧的抉择。恰恰相反，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参政的社会党自相矛盾的可耻政策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惊慌失措，将促使群众日益靠拢共产主义。只要党采取正确的政策，就有充足的时间来做好准备，并领导无产阶级走向胜利。

力争实现共运队伍的大团结！

　　斯大林派官僚最可恶的罪行之一，就是蓄意分裂本已弱小的西班牙共运队伍，这种分裂并不是由于西班牙革命的进程而引发的，而完全是由斯大林派官僚为了自保而强行制造的。革命总是能大力推动无产阶级左倾。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吸收了所有相近的派别和团体，哪怕以前有过争执。布尔什维克党不仅迅速壮大，党内生活也如火如荼。从1917年4月到10月，再到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党曾多次发生极其尖锐的派别斗争。但是党并没有分裂，甚至没有人被开除。

　　群众的强大压力凝聚了党。内部斗争锻炼了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党内斗争使全体党员更加确信党的现行政策是正确的，党的领导层是可靠的。布尔什维克基层党员通过实践与思想交锋产生的信心，使党的领导层能够在关键时刻率领全党投入战斗。只有对自身政策坚信不疑的党，才能赢得工人阶级的信任。然而，上级强加的分裂、自由而真诚的思想交锋的绝迹、把朋友打成敌人、为了分裂共运队伍而炮制流言——这些原因，导致了西班牙共产党现在的瘫痪。西共必须摆脱使它软弱无力的官僚操纵。必须以开诚布公的讨论为基础，把共运队伍集合起来。必须筹备召开西共的统一大会。

　　现在的形势十分复杂：正式的西共——官僚中派——人数少，力量弱；脱离了共产国际的各个反对派组织（加泰罗尼亚联盟与马德里独立小组^[24]）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更糟糕的是，它们还染上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肖门徒在过去八年里拼命散布的大量偏见。在“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乃至“工农党”等问题上，加泰罗尼亚左翼反对派态度暧昧。这极大地加剧了危险。恢复共运队伍团结的斗争，应当与打击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腐朽与欺骗的斗争相结合。

　　以上就是左翼反对派的任务。然而，必须坦率相告：自称左翼反对派的西班牙同志几乎没有为解决这些任务而做出任何实际行动，连一份机关刊物都没有办，这种浪费时间的行径是不可饶恕的，是要遭到革命惩罚的^[25]。我们理解西班牙同志面临的艰难处境，他们连续不断地遭到普里莫·德·里维拉、贝伦盖尔和萨莫拉的镇压。拉克鲁瓦^[26]同志刚出监狱大门，立马又被关了进去。共产国际的机关不能正确领导革命，却非常擅长借刀杀人和造谣离间。这给左翼反对派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必须迎难而上。必须把全国的左翼反对派联合起来，出版期刊与公报，凝聚青年工人，成立各种小组，按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为实现共运队伍的团结而斗争。

卡迪科伊，1931年5月28日

本文最早刊登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反对派）的小册子《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第5—37页）。中译文系根据莫里斯·卢伊特的英译文转译，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 美国的斯大林派跳得特别厉害。这帮不受约束的职业官僚，他们的言行之愚蠢与庸俗，已经突破天际了。——列·托

^[2] 英文版此处为“共产国际”（Comintern），但为了便于理解，参照李星同志的译文，改为“主流共运”。——中译者注

^[3] 佩里（Péri）是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的一位编辑，当时负责报道西班牙事变。他的报道充斥着虚假和歪曲，引起了西班牙读者的强烈不满。——编注
　　加布里埃尔·佩里（Gabriel Péri，1902年2月9日——1941年12月15日），生于土伦。191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21年参与创立法国共产党，1924年进入《人道报》编辑部工作。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1年5月18日被捕，同年12月15日就义。——中译者注

^[4] 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托雷斯（Niceto Alcalá-Zamora y Torres，1877年7月6日——1949年2月18日），生于科尔多瓦省的普里耶戈·德·科尔多瓦镇（Priego de Córdoba），1899年参加自由党（Partido Liberal）。曾当过律师。1917年至1918年任公共建设大臣、1922年至1923年任陆军大臣。因不赞成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军事政变，他没有参加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1930年普里莫·德·里维拉倒台后，他宣称自己是共和派，并参加了阿拉贡起义，失败后遭到关押，1931年共和派在市政选举中获胜后获释，并在第二共和国成立后出任临时政府总理，同年10月15日辞职。1931年12月10日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936年4月7日。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后流亡阿根廷，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中译者注

^[5] 左翼反对派没有日报。我们只能通过私人通信来交流思想，拓展思路，而这些通信的内容，本来是应该作为文章发表在日报上的。本文附有其中一些信件的节选，依照时间顺序排列。——列·托
　　《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的编辑把这些信件集中起来，作为《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的附录发表。而《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将它们打散，按照时间顺序重新排列。中译者虽然按照《论西班牙革命》的目录来排列，但为了保持原样与方便读者理解，依然保留了这个附录，即下文的《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日常讨论》。——中译者注

^[6] 第二共和国成立后，资产阶级曾打算实行两院制，保留一个“贵族院”，但迫于群众的强大压力，资产阶级最后放弃了两院制，国会仅设一院。——中译者注

^[7] 英文版中并没有“选举权问题的关键在于”与“如果先锋党能够正确领导青年工人”，但是，少了这两句，这一段话就会失去意义，故参照李星同志的译文补上这两句话。——中译者注

^[8] 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对“国民会议”口号的意见，请参阅《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8—72页）、《致流放的反对派成员》（同上，第339页）、《托洛茨基给中国反对派的回信》（同上，第351—354页）、《国民会议口号在中国》（同上，第355—357页）。——中译者注

^[9] 意大利波尔迪加派的“普罗米修斯”（Prometeo）小组彻底反对在一切国家、向一切民族提出革命民主的口号。这种宗派主义的教条主义，在实践中与斯大林派的立场相吻合，它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立场毫无共同之处。国际左翼反对派必须坚决同这种极左幼稚病划清界限，绝不对其承担任何责任。西班牙的最新经验，证明了政治民主口号将在推翻意大利法西斯独裁制度的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西班牙革命或意大利革命中运用普罗米修斯小组的纲领，等于反绑双手跳进水里，这样游泳的人十有八九会被淹死。——列·托
　　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 Bordiga，1889年6月13日——1970年7月23日），高中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十月革命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与安东尼奥·葛兰西一起主持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3年2月被法西斯政府逮捕；1926年年底再次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1930年被开除出意共。1944年后将极左派组织为“国际共产党”（International Communist Party），继续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10] 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马尔丁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йлович Мартынов，1865年12月24日——1935年6月5日），本名扫罗·萨莫伊洛维奇·皮克尔（Саул Самуилович Пикер），生于明斯克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84年入读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同年参加民意党（Народной Воля）。1886年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学校开除，并被遣返回原籍。两年后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十年。1899年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流亡国外。1903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二大结束后参加孟什维克，成为孟什维克派重要领导人之一，并在1907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5月上旬回国，积极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十月革命后，逐步脱离孟什维克。1918年—1922年在乌克兰当教师。新经济政策公布后，宣布自己完全赞同俄共（布）。1923年，为了同左翼反对派斗争，当权派吸收他参加俄共（布），让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共产主义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924年进入《共产国际》编辑部。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革命阶段论”与“四阶级联盟”的主创之一。——中译者注

^[11]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科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立宪民主党（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

^[12] 伊拉克利·格奥尔基·策列铁里（格鲁吉亚语：ირაკლიგიორგისძეწერეთელი；俄语：Иракл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Церетели，1881年11月20日——1959年5月20日），生于格鲁吉亚库塔伊西（ქუთაისი）一个没落贵族家庭，1900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902年被短暂流放西伯利亚。1903年从流放地返乡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支持孟什维克，1904年流亡德国，入读柏林大学法学院。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回国，1907年当选为第二届杜马代表，杜马被解散后，被判处五年徒刑，1913年被流放伊尔库茨克。一战爆发后，支持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立场。二月革命爆发后，前往彼得格勒，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委员，提出“革命的护国主义”。同年6月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同年5月—8月任临时政府邮电部长，并于7月7日—7月25日短暂兼任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回到格鲁吉亚，1918年5月宣布格鲁吉亚独立，并当选为格鲁吉亚立宪议会议员，代表格鲁吉亚参加巴黎和会。1921年红军占领格鲁吉亚后，于1923年流亡巴黎。四十年代移民美国，1959年在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13]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1873年12月7日——1952年4月15日），生于萨拉托夫。上中学时参加民意党地下活动，1892年入读莫斯科大学法学院，1894年参加“民权党”（Партия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同年被捕后被流放俄国中部，1899年流亡国外。1901年参与创立社会革命党（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并担任党的机关报《革命俄罗斯》编辑。1903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第二届杜马代表，担任社会革命党杜马党团主席。1908年辞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一战爆发后，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并于1917年5月—7月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18任任立宪议会议长。内战爆发后，参加了反革命的白军运动。1920年流亡国外，1940年移民美国，1952年在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14] 阿列杭德洛·雷鲁克斯·加西亚（Alejandro Lerroux y García，1864年3月4日——1949年6月25日），共和派政客，年轻时投身共和主义运动，1903年参与创立共和同盟（Unión Republicana），1908年参与创立激进共和党。1930年参加了推翻君主制的革命委员会。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出任国务部长，1931年4月至12月任外交部长，1933年9月至10月、1933年12月至1934年4月、1934年10月至1935年9月任总理，1935年9月至10月任外交部长。内战爆发后流亡葡萄牙，1947年回国。——中译者注

^[15] 奥托·威廉·库西宁（Otto Wilhelm Kuusinen，1884年10月4日——1964年5月17日），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1911—1917年任芬兰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参与领导了芬兰革命，1918年流亡苏联，8月29日在莫斯科创建芬兰共产党，1921—1939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1946年库西宁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中译者注

^[16] 二月革命后不久，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在3月15日控制了《真理报》编辑部，他们在一篇纲领性社论中提出：只要临时政府同反动派或反革命展开斗争，布尔什维克就会坚决支持它。这个政策在组织内部并未获得一直支持，许多人表示反对。幸亏列宁及时回国发表《四月提纲》，通过艰苦的努力，扭转了全党的思想，俄国革命才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详情请参阅《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十五章《布尔什维克派与列宁》，可在此处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19.htm
　　在布尔什维克的三月会议上，斯大林在（俄历）3月29日的报告中表示：“关于支持临时政府的问题——既要支持，也不能支持。由于临时政府（某种程度上）在巩固革命步伐，所以要（一定程度上）支持它；由于它（某种程度）是反革命的，所以（一定程度上）不能支持它。”详情请参阅：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bolshevik191703_meeting/Bolshevik191703_meeting_cn02.htm ——中译者注

^[17] 指广州起义。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对广州起义的意见，请参阅《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第一封信》、《我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答复》（《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第252—260页）、《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中国问题》（同上，第302—338页）。——中译者注

^[18] 1917年7月3日—4日，对革命成果不断流失感到强烈不满的彼得格勒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示威，在一些地方，示威演变为暴动。布尔什维克竭力劝阻群众不要盲动，并尽力组织撤退，最终使七月事变没有变成一场溃败。详情请参阅《俄国革命史》第二卷的头三章。——中译者注

^[19] 弗兰塞斯克·马西亚·柳萨（Francesc Macià i Llussà，1859年9月21日——1933年12月25日），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领袖。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4月14日——1932年12月14日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临时主席，1932年12月14日至1933年12月25日正式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中译者注

^[20] 耶稣会（Jesuit）是天主教的一个教团，于1534年由伊格纳蒂乌斯·德·洛约拉（Ignatius de Loyola，1491—1556）创建。——中译者注

^[21] 英文版中并无“并因此拒绝参加国会选举”，这是根据李星同志的译文补上的。——中译者注

^[22] 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曾提出尽快召开立宪会议，资产阶级却百般拖延：临时政府于1917年6月14日（27日）宣布，将于9月17日（30日）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到了8月9日，又把立宪会议选举推迟到11月12日（25日）；等到十月革命后，资产阶级才匆忙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想同苏维埃政权争夺权力。苏维埃政权同意举行立宪会议选举。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终于召开，在占据多数的社会革命党领导下，立宪会议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当即退出立宪会议。次日，苏维埃政权下令解散立宪会议，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便借此大做文章，攻击布尔什维克“言而无信”、“破坏宪政”。详情请参阅《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163—167页）、《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同上，第239—241页）、《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同上，第242—246页）。——中译者注

^[23] 分别是1789年7月9日——1791年9月30日的制宪议会、1791年10月1日——1792年9月20日的立法议会和1792年9月20日——1795年10月26日的国民公会。——中译者注

^[24] 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是一个较有影响力的共产主义团体，主要在巴塞罗那一带活动，它的领袖是西共前领导人毛林与阿尔兰迪斯（Arlandis）。虽然它基本上赞同共产国际当权派的理论与实践，但不赞同后者在西班牙的组织手段与具体策略。它的思想充满了暧昧与错误，但目前它是加泰罗尼亚最强大的共产主义团体，很可能也是整个西班牙最强大的共产主义团体。马德里独立共产主义者小组（Agrupación Comunista de Madrid）也是一个较有力量的共产主义组织，由于反对所谓的西共“执委会”的官僚方法，拒绝执行分裂全劳联的指示，而被开除出党。马德里独立共产主义者小组虽然不支持左翼反对派的政纲，但允许同左翼反对派讨论，也允许左翼反对派成员参加自己的活动。——编注
　　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西班牙语：Federación Comunista Catalano-Balear ；加泰罗尼亚语：Federació Comunista Catalano-Balear，FCCB）本是西班牙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组织，因反对共产国际的极左政策，而于1930年脱离西共。尽管如此，它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官僚中派主义并无原则分歧。它于1932年4月改组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 Comunista Ibérica，FCI），然后又在1935年9月29日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中译者注

^[25] 本文付印时，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的理论刊物《共产主义》（Comunismo）的第一期已在奥维耶多面世，刊登了西班牙支部的政纲与工会政策等内容。——编注

^[26] 昂利·拉克鲁瓦（Henri Lacroix，1901—1939），本名弗兰西斯科·加西亚·拉维德（Francisco García Lavid），当过油漆工人。二十年代参加西共，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迫流亡苏联。1930年在比利时列日发起创立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1931年6月在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返回西班牙后，担任理论刊物《共产主义》编辑。1933年6月被开除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此后参加了社会党。在内战期间曾任共和军政治委员。1939年在撤往法国时，在边境上被西共杀害。——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