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萨莫拉—毛拉！”（1931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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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萨莫拉—毛拉！”

（1931年6月24日）

　　在写给拉克鲁瓦同志的信中，我就西班牙目前的形势发表了一些补充性的观点。可惜我缺少足够的信息，不清楚西班牙共运各派对目前的各种政治问题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分析革命形势，要比下盲棋更困难。对于这些问题，我还需要进一步认真思考。我现在要跟你们一起探讨这些问题，再通过你们，跟西班牙共产主义者及国际左翼反对派全体支部一同探讨。

　　在那篇讨论威胁西班牙革命的险情的文章里，我用了大量篇幅来论证这个观点：在今年四月的资产阶级共和革命与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工农革命”^[1]。顺带说一句，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和平地积聚力量，“留待最后的决战”。这是一种庸俗的假革命观点。尽管“过渡革命”或“过渡制度”并不存在，却存在着过渡性的群众行动、罢工、示威游行、与军警的冲突、猛烈的革命暴动；在这些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必须站在最前列。这些过渡斗争有何历史意义？一方面，它们可能迫使资产阶级共和政权实行民主改良；另一方面，它们可以使群众对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做好准备。

　　共产主义者不仅要参加这些斗争，更要领导这些斗争，这就要求他们不仅要对革命的整体发展有清楚的了解，还要在恰当的时机提出各种局部的、尖锐的斗争口号；要提出这种能够引领群众前进的口号，就不能照搬“党纲”，而必须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

　　1917年，在妥协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组成联合政府期间，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的口号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已经广为人知。当时群众还对妥协派社会主义者心存幻想，但即使是最轻信的群众，也总是本能地不信任资产阶级、剥削者和资本家。布尔什维克便根据这种心态，制定了那一阶段的策略。我们并没有提出“打倒社会主义者部长”，我们甚至没有把“打倒临时政府”作为当时的斗争口号，却反复强调“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这个口号能发挥巨大作用，是因为它给了群众一个机会，让他们通过亲身体验来发现：对于妥协派来说，资本家部长要比工人群众更亲。

　　此类口号最适合西班牙革命的当前阶段。无产阶级先锋现在极力想推动社会党夺取全部权力。为此必须离间社会党与共和派。接下来就是把资产阶级部长赶出联合政府。要想彻底完成或部分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利用重大政治事件，并借助新的群众运动产生的压力。在俄国革命期间，正是在群众的不断施压下，古契柯夫^[2]、米留可夫和李沃夫大公先后被赶出了联合政府；克伦斯基当上了总理；政府里的“社会主义者”增加了。列宁回国后，布尔什维克党一刻也没有向克伦斯基及妥协派示好，而是帮助群众把资产阶级挤出政权，并通过实践来检验妥协派政府。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

　　我虽然身在千里之外，但在我看来，国会选举将暴露出萨莫拉和毛拉^[3]等右翼共和派的极度薄弱，为资产阶级充当仆役的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将赢得大多数席位。由激进党、激进社会党与“社会党”组成的内阁，将会被斯大林派吹捧为“工农民主专政”（介于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国家形式）^[4]。尽管如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社会党与激进社会党将会死死抓住右边的盟友不放。“打倒萨莫拉—毛拉”这个口号，完全适用于当下。有一件事必须说清楚：共产主义者在鼓动中，绝不能支持雷鲁克斯上台组阁，也绝不能为社会主义者内阁承担任何责任，相反，无论何时，都应该向最明显、最顽固的阶级敌人发起最强大的打击，从而削弱妥协派，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做好准备。共产主义者应该这样告诉社会党工人：“我信不过社会党的领袖，你却说他们都很可靠；那你不妨试一下，推动他们夺取政权，看看他们表现如何，我们一定会大力相助。咱俩谁对谁错，到时就明白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把它同国会选举联系在一起考虑的。但是，也有可能发生其它情况（比如对群众的镇压），使“打倒萨莫拉—毛拉”这个口号变得尤为尖锐。这个口号若能在这一新阶段取得成功（比方说迫使萨莫拉下台），它对于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的意义，将不亚于阿尔方索十三世的倒台。我们应当根据群众的觉悟、群众对各种事件的看法、群众对各种局部成果的反应，而不是根据抽象的教条，来提出此类口号。要想打倒现在的资产阶级政权，光靠“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是完全不够的，因为群众暂时还不理解这些口号。

　　与之相关，“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问题又冒了出来。当权官僚在极左冒进时期发明的这个愚蠢的理论，现在成了西班牙革命最大的障碍。我们不妨回过头来，再次回顾一下俄国革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掌权时，领导俄国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保卫有产阶级的利益，迫害士兵、农民和工人，到处抓人，恢复了死刑，放走了杀害布尔什维克的凶手，逼得列宁转入地下，把其它布尔什维克领袖抓进牢里，对他们进行了最下流的中伤诽谤，等等。就凭这些，完全可以把它们打成“社会法西斯分子”。然而，这个词在1917年还根本不存在，而且大家都知道，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把它们打成“社会法西斯分子”，照样夺取了政权。尽管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7月和8月遭到了它们的大肆迫害，但在科尔尼洛夫^[5]发动叛乱时，布尔什维克还是和它们一同击退了叛乱。在1917年9月初，仍处于地下状态的列宁向俄国“社会法西斯分子”提议妥协：“只要你们同资产阶级决裂并夺取政权，我们布尔什维克就会在苏维埃里和平地角逐权力^[6]。”

　　假如妥协派与科尔尼洛夫分子（当时的正宗“法西斯分子”）并无区别，布尔什维克就不可能与妥协派联手对付科尔尼洛夫叛乱；然而，粉碎叛乱的斗争，不仅打退了反动将军的反革命进攻，也使群众彻底看清了妥协派的真面目，使布尔什维克最终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为革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来回摇摆的本质。这种摇摆在革命时期尤为剧烈。如果把社会党当作法西斯主义的变种，当社会党不可避免地向左转时，共产主义者就会无法加以利用，也就等于将社会党工人与工会群众拒之门外。

　　在这封信的结尾，我要指出：无情地批判与揭露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一天都耽搁不得。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上层领袖是最隐蔽、最奸诈、最危险的妥协派，同时又是资产阶级的奴仆。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基层成员蕴含着强大的革命潜力。我们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中的基本任务，跟在社会党中的基本任务一样：帮助基层同上层斗争。不过，应当根据工团主义组织的特点与无政府主义伪装的特点，谨慎小心地进行这个任务。对于这个问题，我会在以后的信中详细讨论。

　　我再次强调：必须搜集西班牙各派革命组织的文章、决议和政纲，将其译为法文，寄给各国支部，再译为其它语言^[7]。

本文最初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16期，1931年7月25日，第6版，英译者不详。后重新刊登于《第四国际》，第4卷，第10期，1943年10月，第315—316页，中译文系根据《第四国际》刊登的文本译出。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1] 即《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编注

^[2]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古契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учков，1862年10月14日——1936年2月14日），生于莫斯科一个资本家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曾在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学。1906年出任十月党党首。1910年至1911年担任杜马议长。一战期间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二月革命后，担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1917年4月29日被迫辞职。十月革命后，积极支持反革命白军。白军失败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 米盖尔·毛拉·加马索（Miguel Maura Gamazo，1887年12月13日——1971年6月3日），生于马德里，父亲是著名保守派政治家安东尼奥·毛拉（Antonio Maura）。1916年首次当选为国会议员。普里莫·德·里维拉发动政变后，支持独裁政权。后来思想逐步倾向共和主义。1930年7月14日与萨莫拉一同创立右派自由共和党（Derecha Liberal Republicana），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4月—5月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1931年10月14日，共和国宪法颁布后，因反对宪法中的反教权条款而辞职。1936年7月内战爆发后流亡国外，1953年回国，1971年在萨拉戈萨逝世。——中译者注

^[4] 这句话被《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删去了，但中译者还是决定保留这一句。——中译者注

^[5] 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中译者注

^[6] 请参阅《论妥协》，《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130—136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2/019.htm ——中译者注

^[7] 这一段不见于《第四国际》刊登的文本，所以中译者根据《论西班牙革命》收录的文本补上。——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