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西班牙的“科尔尼洛夫”与斯大林派[1]

（1932年9月20日）



　　《真理报》依然闭口不谈德国事变[2]。但在9月9日，它发表了一篇意味深长的西班牙报道。这篇报道仅仅间接触及了西班牙革命，却鲜明地暴露出了斯大林派官僚的政治紊乱。

　　此文写道：“一月总罢工失败后，托派（然后是几句例行的谩骂——列·托）断言革命已被打退，接下来是败退的时期。”果真如此吗？假如说，有一些西班牙革命者在今年一月就已经做好了给革命送葬的打算的话，那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与左翼反对派有任何关系。只有在确凿无疑的客观迹象面前，革命者才能承认革命已经结束。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不是可怜兮兮的印象主义者，不会仅因灰心丧气就做出悲观的预测。

　　在《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一文中，我们分析了西班牙革命的大体发展路线及其可能发展的速度。俄国革命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发展到了它的顶点。但是，西班牙革命不用照搬俄国革命的历史期限。法国大革命在经过差不多四年时间后，才让雅各宾党获得了权力。在革命的烈焰燃起后，雅各宾党才开始形成，这是法国大革命发展迟缓的原因之一。西班牙的情况与之相似：在共和革命刚开始时，共产党仍很稚嫩。因此（并出于其它原因），我们认为：西班牙革命的发展会比较缓慢，它要经历一系列阶段，包括议会制度的阶段。

　　我们当时指出，革命之中既有涨潮也有退潮。领导革命的艺术，便在于不在退潮时强攻，不在涨潮时退却。因此，把革命中的“偶然的”摇摆当成革命的总趋势，是革命者首先要避免的错误。

　　一月总罢工失败后，西班牙革命显然出现了局部的退潮。只有吹牛家和冒险家才会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但是，把局部的退潮说成革命的覆灭，则是彻头彻尾的懦夫和逃兵。革命者必须最后一个撤离战场。谁想埋葬活生生的革命，谁就该被枪毙。

　　西班牙革命的局部退却和停滞，让反革命嚣张起来。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在历次革命中都出现过[3]。群众在输掉一场重大斗争之后，往往会后撤和沉默。没有经过充分锻炼的领导层，常常会因此夸大失败的程度。这些因素鼓舞了死硬的反革命分子。这便是桑胡尔霍[4]将军的复辟政变背后的政治机理。但是，人民死敌的反扑，却像一记鞭子，打醒了群众。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领导层往往会措手不及，这是很常见的。

　　《真理报》写道：“将军们的叛乱被轻而易举地粉碎，表明革命的力量并未瓦解。8月10日事件给革命涨潮注入了新的推力。”这话完全正确。可以说，整篇文章就只有这段话说对了。

　　西班牙共产党是否被这次事件打了个措手不及？仅从《真理报》的报道来看，我们只能回答：是的。这篇报道的标题是《工人战胜了将军》。显然，没有革命工人的奋起反击，被放逐的就不是桑胡尔霍，而是萨莫拉。换句话说，工人用自己的英勇与热血，帮助了资产阶级共和派保住权力。对此视而不见的《真理报》写道：“共产党同右翼叛乱的斗争……如此进行，以至不给反革命政府哪怕丝毫支持。”

　　共产党想朝哪个方向努力，暂不讨论；我们先讨论它的“斗争”的结果。尽管有产阶级共和派一再忍气吞声，不敢触怒有产阶级保王派，保王派却还是想干掉共和派。然而，无产阶级走上了舞台——“工人战胜了将军”。保王派被放逐国外，资产阶级共和派保住了权力。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共产党怎能否认它“支持了反革命政府”呢？

　　既然如此，共产党是否应该对保王派与资产阶级共和派之间的内斗袖手旁观？1923年保加利亚中派分子的教训告诉我们，这种政策等于自杀[5]。西班牙工人的力量还不足以夺取政权，所以，在它挫败保王派的同时，也就暂时帮助了它的敌人——资产阶级共和派。1917年8月的布尔什维克要比1932年8月的西共强大得多，但在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布尔什维克仍然没有立即夺取政权的实力。由于工人粉碎了科尔尼洛夫叛乱，克伦斯基政府才能多活了两个月。不妨回想一下：当时布尔什维克的水兵营甚至还给克伦斯基的冬宫站岗放哨，抵御科尔尼洛夫。

　　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力量足以粉碎将军们的叛乱，却还不足以夺取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英勇斗争必然会——即使只是暂时的——帮助资产阶级共和派巩固统治。只有脑袋空空、一味用套话代替分析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

　　可悲的是，无论是在西班牙还是德国，斯大林派官僚都看不出敌人阵营内部的真正矛盾，看不见活生生的各个阶级，看不见它们之间的斗争。“法西斯分子”普里莫·德·里维拉被赶下了台，由“法西斯分子”萨莫拉取而代之，而萨莫拉的盟友又是“社会法西斯分子”——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当群众介入保王派与共和派的内斗时，也就难怪斯大林派会晕头转向了。出于正确的本能，群众拖着共产党，投入了反复辟斗争。工人战胜将军之后，《真理报》便埋头捡起自己的理论的碎片，企图把它们重新粘接起来，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这就是它愚蠢地吹捧西共不给资产阶级政府“丝毫支持”的主要原因。

　　其实，从《真理报》的报道就可以看出：西共不仅在客观上支持了资产阶级政府，而且在主观上也没有与它划清界限。文中写道：“个别支部和个别地区组织未能充分展现出共产党的真正面目，未能与社会法西斯分子和共和派的阴谋诡计展开对抗，它们本应澄清党的态度：既同保王派斗争，也要同包庇保王派的‘共和’政府斗争。”我们都很清楚， “个别支部”和“个别地区组织”在斯大林派的文章里是什么意思——这些托词无非是为了掩盖思想上的怯懦。1928年2月15日，斯大林首次承认富农并非左翼反对派的捏造——他在《真理报》上撰文指出：“某些地区、某些省份……”出现了富农。既然犯错的只能是具体执行者，错误就只能发生在“某些地区”。这些术语的运用，把党变成了各个地区组织的简单堆砌。

　　剥掉官僚的文过饰非，上面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在反击复辟的斗争中，党并不知道如何“展现出自己的真正面目”，不知道如何同社会党与共和派对抗，也就是说，党不仅暂时在军事上支持了共和派—社会党政府，而且未能趁机削弱政府、壮大自己的力量。

　　共产国际的当权官僚的政策，使西共长期积弱，从而导致西班牙无产阶级未能在1932年8月10日夺取政权。无论如何，西共有责任参加（也确实参加了）反复辟斗争，在反复辟的临时大阵线中，西共位于左翼，它的右边是资产阶级共和派。这个临时联盟的领导层一刻也没有忘记它的“真正面目”：阻止斗争的深入发展，束缚群众的手脚，在战胜将军们之后，立即掉头向共产党开火。而西班牙的斯大林派呢？根据俄国斯大林派的供词，他们没有做到“既同保王派斗争，也要同包庇保王派的‘共和’政府斗争”。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叛乱前夕，西共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的敌人都涂上同一种颜色。在斗争达到高潮之时，它却给自己脸上抹上了与敌人相同的颜色，同共和派与社会党打成一片。只有那些不明白官僚中派主义的起源的人，才会对此感到惊讶。在理论上（如果这也能算“理论”的话），官僚中派主义避免机会主义偏向的方法，就是一概否认各种敌人有着政治上和阶级上的差异：胡佛[6]、冯·巴本[7]、王德威尔德[8]、甘地、拉可夫斯基[9]统统都是“反革命分子”、“法西斯分子”和“帝国主义特务”。但在实践中，每当出现新的剧变和新的险情时，斯大林派就会手忙脚乱地同一部分敌人斗争，同时匆忙拜倒在另外一些“反革命分子”和“法西斯分子”脚下。

　　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斯大林派在阿姆斯特丹投票支持冯·舍奈赫[10]将军、法国共济会员和印度资本家帕特尔[11]（甘地代表了他的最高理想）提出的虚伪的、怯懦的、外交式的决议[12]。在德国，共产党突然在国会中宣布支持“社会法西斯”的总统候选人，以防“民族法西斯”的总统候选人上台，也就是说，他们选择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立场。在西班牙，斯大林派在危机时刻未能对抗资产阶级共和派。难道还有谁不明白，这些绝非偶然的失误，绝非“个别支部”的错误，而是官僚中派主义与生俱来的缺陷吗？

　　在剥削阶级阵营发生内斗时，工人群众的介入，给西班牙革命注入了强大的推力。阿萨尼亚[13]政府不得不下令没收大贵族的土地，尽管它在几周之前还与类似措施相隔十万八千里。假如西共能看清各个阶级及其政治组织之间的真正区别，假如它能预见到事变的真实进程，假如它能真实地揭露与批判各个敌人的罪行与过错，群众就会把阿萨尼亚政府新发布的土改措施归功于共产党的政策，并对自己说：我们应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勇敢地前进。

　　假如德国共产党自信而坚决地落实了统一战线政策（这是整个局势的要求），假如它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同波拿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斗争时的软弱、动摇与怯懦，而不是批判社会民主党的什么“社会法西斯主义”，群众就会从共同的斗争中，从共产党的批判中学到一些东西，并且会更加坚决地追随共产党。

　　每当发生新的事变，共产国际的现行政策就会让群众产生这样的想法：共产党对阶级敌人的预测完全落空；一到关键时刻，共产党就会抛弃它过去教导的一切。这就是群众对共产党缺乏信任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西班牙有这样的危险：阿萨尼亚的软弱的土改措施，只会让资产阶级得利，而不会让无产阶级受益。

　　在非常特殊、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即使领导层十分糟糕，工人阶级也有可能胜利。但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无产阶级必须学会在不利情况下获胜。同时，各国源源不断的经验证明，斯大林派官僚的领导，阻碍了共产党利用有利条件来壮大队伍，阻碍了共产党的灵活机动，阻碍了共产党准确辨别敌人、骑墙派和友军。总而言之：斯大林派官僚已经成为阻挠无产阶级革命获胜的最大的内部障碍。

本文主要根据康丝坦丝·维斯曼从《托洛茨基文集（1928—1940）》（法文版）第三卷译出的英译文转译，还参照了刊登于《阶级斗争》1932年第11—12期的文本，另外还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 1932年8月10日，以何塞·桑胡尔霍将军为首的一批保王派军官发动军事政变，企图推翻西班牙共和国，复辟君主制。由于工人阶级的积极反抗，这次政变很快就被粉碎了。托洛茨基同志在这篇文章里把这次叛乱比作1917年8月的科尔尼洛夫叛乱，把桑胡尔霍等人比作西班牙的科尔尼洛夫。——中译者注

[2] 1932年7月20日，弗兰茨·冯·巴本政府在普鲁士发动政变，撤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普鲁士邦政府。在7月31日举行的德国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1374万张选票，赢得了230个议席，成为国会最大政党。9月12日，德国国会通过了对弗兰茨·冯·巴本内阁的不信任案。正当纳粹党步步逼近政权的时候，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错误政策，却使德国工人阶级失去了反击纳粹党的能力。结果，仅仅过了半年多，就让纳粹党夺得了政权。——中译者注

[3] “这种……都出现过”这句话并没有出现在《论西班牙革命》收录的文本中，这是根据共产主义斗争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Struggle）机关报《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1932年11月—12月号上刊登的文稿补上的。——中译者注

[4] 何塞·桑胡尔霍·萨卡内伊（José Sanjurjo y Sacanell，1872年3月28日——1936年7月20日），生于潘普洛纳（Pamplona），父亲是军官，支持卡洛斯派。曾参加了镇压古巴起义的战争，并参加了两次里夫战争。1928年任国民警卫队总司令。第二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担任国民警卫队总司令。1932年改任海关司令。1932年8月10日发动军事政变，企图复辟君主制，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34年获释后流亡葡萄牙。1936年7月参加了反动派的武装叛乱，7月20日因空难身亡。——中译者注

[5] 1919年10月6日，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Борис III，1894—1943）任命保加利亚全国农民联盟（Български земеделски народен съюз）的领袖亚历山大·斯托伊梅诺夫·斯坦波利斯基（Александър Стоименов Стамболийски，1879—1923）为首相，斯坦波利斯基在任上实行了一些改良措施，招致了反动势力的强烈反对。1923年6月9日，反动势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斯坦波利斯基政府，建立了以亚历山大·佐洛夫·赞科夫（Александър Цолов Цанков，1879—1959）为首的独裁政权。保加利亚共产党认为这是“城乡资产阶级的内斗”，对此袖手旁观，使赞科夫政权站稳了脚跟。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保加利亚共产党才改变了消极旁观的态度，并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但由于准备仓促，9月23日的武装起义被军队镇压，革命力量遭到惨重损失。——中译者注

[6]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年8月10日——1964年10月20日），共和党人，1929—1933年任美国总统。——中译者注

[7] 弗兰茨·约瑟夫·赫尔曼·米夏埃尔·玛丽亚·冯·巴本（Franz Joseph Hermann Michael Maria von Papen,1879年10月29日——1969年5月2日），生于贵族家庭，一战前曾在总参谋部工作，并当过驻美使馆武官。一战期间因在美国策划破坏活动，被驱逐出境。一战后参加天主教中央党。1921年至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32年6月1日被兴登堡任命为总理，7月他在普鲁士邦发动政变，推翻了由社民党领导的中左翼邦政府；为了换取纳粹党对他的支持，他还取消了前任布吕宁对冲锋队的禁令。同年11月，由于在议会选举中未能得到多数支持，他便于11月17日辞职。1933年1月30日任希特勒政府的副总理，并兼任普鲁士邦总理。同年4月10日被迫辞去普鲁士邦总理的职务。“长刀之夜”后出任德国驻奥地利大使，1938年2月被免职。1939年至1944年任驻土耳其公使。二战后被拘捕，但未被起诉。——中译者注

[8] 艾米尔·王德威尔德（Émile 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1937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译者注

[9] 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可夫斯基（X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Раковский，1873年8月13日——1941年9月11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家，长期同托洛茨基合作。曾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同盟、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巴尔干地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923年后支持左翼反对派。1934年向斯大林屈服，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遇害。1988年获平反。——中译者注

[10] 保尔·冯·舍奈赫（Paul von Schoenaich，1866年2月16日——1954年1月7日），德国陆军少将，曾任近卫龙骑兵团长、轻骑兵团长等职务。1918—1928年参加德国民主党。1920年退役。1922年参加德国和平协会（Deutsche Friedensgesellschaft），参加和平主义运动。1929—1933年、1946—1951年两次担任德国和平协会主席。——中译者注

[11] 维塔尔巴伊·帕特尔（Vithalbhai Patel，1873—1933），印度民族主义政治家。——中译者注

[12] 指1932年8月27—29日召开的阿姆斯特丹世界反战大会。这次大会的参加者大多是亲苏派和平主义者。——中译者注

[13]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迪亚斯（Manuel Azaña Díaz，1880年1月10日——1940年11月3日），生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Alcalá de Henares）的一个富裕家庭，自幼父母双亡。1900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获博士学位。1914年参加改良党（Partido Reformista）。一战期间曾为多家报纸写过文章。1926年组建共和行动（Acción Republicana）。1931年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4月14日出任陆军部长，同年10月14日出任总理， 1933年9月6日辞职。1934年他将共和行动与激进社会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加利西亚自治共和组织（Organización Republicana Galega Autónoma）合并为左派共和党（Izquierda Republicana），同年10月被逮捕入狱，1935年1月获释后，参与组建人民阵线，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后，出任总理，同年5月辞职，改任共和国总统。1939年3月，共和国覆灭后辞去总统职务，流亡法国，1940年10月死于蒙托邦（Montauban）。——中译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