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左翼反对派的现状

（1932年12月16日）



　　许多国家的左翼反对派分子能齐聚一堂，无疑是哥本哈根之行[1]的最重要的成果。出于必要的安全考虑，这次会面原本只打算邀请丹麦附近的十多位同志。然而，实际前来的有二十四位同志（其中两人迟到），其中包括几个支部的主要领导干部。算上同情者在内，前来会见的共有三十人[2]。

　　如果斯大林想通过广播来通知资产阶级警察，说“托派”要在哥本哈根开会的话，那他就是在撒谎[3]。由于我这次出访的意外性，左翼反对派对此缺乏准备。预备会议仍处于早期筹备阶段[4]。在哥本哈根根本不可能通过一个政纲或纲领性文件。欧洲各国支部并没有全部派代表前来，而且一些同志还不具备正式代表各自支部的资格。很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不应该召开会议，而且也确实没能召开。

　　不过，无需多言，前来哥本哈根的同志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增进相互了解，并私下商讨了最紧要、最迫切的问题。在这次出乎预料的、仓促举行的会面中，有来自七个欧洲国家的二十四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参加，我们这个国际性派别组织肯定会把这次会面作为一个重要的成就，记载在自己的史册上。

　　左翼反对派已经取得了可观的发展。它的骨干力量熟知各国左翼反对派的历史，自觉地确立了自己对于各种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的观点，并且用大量的政治经验把整个组织以及每个成员武装了起来。几天的讨论把同志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将对我们未来的全部工作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我们没有染上官式的乐观主义，但我们可以肯定：参加了讨论的全体同志在回去时，都满载着充沛的力量与信心。

西班牙支部


　　在讨论中，西班牙支部的现状，让大家忧心忡忡。如果说，以前在国际左翼反对派内部，对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缺点与错误只是窃窃私语的话，在这次会面中，出于共同的关心，这些“私语”变成了所有人的话题。所有与会者一致同意：我们必须与西班牙同志进行公开的、全面的讨论，而且不仅要让左翼反对派的领袖、更要让基层成员全都参加进来。只有让各国支部的全体成员都通晓存在争议的各种问题，才能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带回正道上来。

　　如果继续对真实情况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那就是犯罪。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公开的讨论，及时地、彻底地对一切存在争议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堆积如山了——作出澄清的话，我们就会在事变的冲击下，分裂成不同的阵营。

　　不幸的是，西班牙支部没有派代表来参加会面。他们在最后一刻被某些意外情况拖住了，但我冒昧说一句：我敢说，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同志如果不是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国际组织能多一些兴趣，他们肯定会毫无困难地抵达哥本哈根。

　　然而，这正是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最大的不幸。它的领袖总是不让它参加其它支部的内部生活与内部斗争，从而使它无法获得宝贵的国际经验。当西班牙支部在自身的处境影响下，而不得不涉足国际问题的时候，它的领袖毫不在乎其它支部的经验，也不在乎自己的组织的舆论，却以人际关系、个人好恶为准绳。我们必须公开指出：对于具体形势和意见分歧，他们往往不是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是诉诸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分析与感情用事。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毛林的加泰罗尼亚联盟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巴塞罗那的一些同志出于“友好的个人关系”，对它寄予厚望，而没有对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发起有原则的斗争，因而在这个最关键的时期妨碍了左翼反对派的发展。他们就是这样对待兰道的——在兰道暴露了他的彻底无能之后，他还是留在少数派里，最后干脆脱离了左翼反对派，然而《共产主义》竟然仍把他列为撰稿人。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法国支部内部的意见分歧的——西班牙同志在私下承认罗斯默的主张与方法是毫无意义的，但由于罗斯默比他的对手更多地“向他们呼吁”，他们就——间接地，而非直接地——在公开场合支持他。他们就是这样对待米尔的问题的——在米尔彻底暴露了他的政治无能之后，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同志却认为米尔能够担任他们驻国际书记处的代表。在上述事例中，无论是马德里还是巴塞罗那，都没有给我们提供具有原则立场的意见，也没有做出政治解释。

　　西班牙支部的内部生活以同样尖锐而痛苦的形式，暴露出了同样的问题。在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层内爆发的危机，不仅让国际左翼反对派大吃一惊，也让整个西班牙支部震惊不已[5]。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个接一个辞职。领导权实际上已经全部落入拉克鲁瓦一人之手。然后又发生了令人诧异的事：随着领导层转移到了巴塞罗那，拉克鲁瓦同志又不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了，事实上他脱离左翼反对派已经有一阵子了。这是怎么回事？各方有哪些分歧？导致这次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或者说只有造成危机的那个狭窄的圈子才知道。一个革命组织不应容忍这种制度，它只会导致失败。西班牙同志回避了原则性的斗争，用个人好恶来分析政治分歧，结果，他们自己就必然会沦为个人冲突与“宫廷政变”的牺牲者。

　　如果西班牙支部能对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监督，就不可能出现这种个人弄权的现象。然而他们没能做到这一点。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某些领袖在为自己辩解时曾多次指出，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分子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都很差。这种辩解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一个革命组织的水平提升得越快，对一切问题讨论得越及时，领袖包办替代的可能性就会越小。

　　党内民主的第一个条件，是全面的信息。首先要把国际文件传达给西班牙左翼反对派：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中央委员会必须负责把这些文件传达给左翼反对派全体成员；每一个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都要对米尔的问题，以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中央委员会的危机的本质进行深入的学习、思考，并作出自己的判断。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分子通过这种方法能学到的东西，要比学习十几篇讨论民主集中制和与“人类”的正确关系的抽象文章多得多。（下略）

本文摘自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内部公报》（Internal Bulletin），1933年第9期，署名为“G·古洛夫”（G. Gourov）。全文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第24—36页。《论西班牙革命》一书仅收录了头两节，没有收录与西班牙无关的内容。中译文主要根据《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收录的文本翻译。




[1] 1932年11月14日，托洛茨基同志应丹麦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Danmarks Socialdemokratiske Ungdom，DSU）的邀请，访问了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在访问丹麦期间，托洛茨基同志会见了七个国家的左翼反对派分子，与他们就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政策、方针、路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会面算不上是正式会议。12月11日，托洛茨基同志返回土耳其，然后他就给国际左翼反对派各国支部写了这封信，就这次会面中讨论的各种问题做了报告。——中译者注

[2] 据罗伯特·J·亚历山大（Robert J. Alexander）的《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29—1985》（International Trotskyism,1929-1985，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56页）记载，在托洛茨基同志访问丹麦期间，前来会见他的左翼反对派分子及同情者共有二十七人：

德国：
O·费舍尔（O. Fischer）
安东·格利列维奇（Anton Grylewicz）
O·希佩（O. Hippe）
H·施内维斯（H. Schneeweiss）
J·肖夫曼（J. Schoffmann）
B·维恩贝格（B. Weinberg）
G·容克拉斯（G. Jungclas）
E·科恩（E. Kohn）
C·亨特（C. Hunter）
K·施托尔滕贝克尔（K. Stortenbecker）；

法国：
皮埃尔·纳维尔
德妮丝·纳维尔（Denise Naville）
热拉尔·罗森塔尔
让娜·马尔堂（Jeanne Martin）
让·梅希勒尔（Jean Meichler）
罗贝尔·比郎（Robert Buren）
雷蒙·莫利尼耶
皮埃尔·弗朗克；

意大利：
皮耶特洛·特雷索（Pietro Tresso）
吕茜安娜·特德斯奇（Lucienne Tedeschi）
阿尔方索·雷奥内蒂；

荷兰：
亨德里克·斯内夫利特（Hendrik Sneevliet）；

捷克斯洛伐克：
扬·弗兰克尔（Jan Frankel）；

英国：
哈里·维克斯（Harry Wicks）；

比利时：
列昂·勒苏瓦尔（Leon Lesoil）；

美国：
B·J·菲尔德（B. J. Field）
爱丝特·菲尔德（Esther Field）。

据说菲尔德夫妇是以“私人身份”前来会见的。

　　另据《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英文版的注释，前来会面的法国人有：皮埃尔·纳维尔、德妮丝·纳维尔、热拉尔·罗森塔尔、雷蒙·莫利尼耶、皮埃尔·弗朗克、让娜·马尔堂；比利时人有：列昂·勒苏瓦尔；意大利人有：A·菲洛奇（A. Feroci，即雷奥内蒂）、于连（Julien，即特雷索）、吕茜安娜·特德斯奇；荷兰人有：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英国人有：哈里·维克斯；美国人有：B·J·菲尔德与爱丝特·菲尔德（但他们并不代表美国支部）；德国人有：安东·格利列维奇、欧根·鲍尔（Eugen Bauer）、格奥尔格·容克拉斯（Georg Jungclas）、布鲁诺（Bruno）、希佩、施内维斯、埃里希·科恩（Erich Kohn）和三四个汉堡学生；以及托洛茨基同志的秘书扬·弗兰克尔和奥斯卡·费舍尔（Oskar Fischer）。
　　两份名单有多处出入，可能是因为有人使用了化名之故。——中译者注

[3] 托洛茨基同志访问丹麦期间，塔斯社发表报道，说他在丹麦召开了“国际托派会议”。——中译者注

[4] 指国际左翼反对派预备会议，这次会议于1933年2月4日—8日在巴黎召开。——中译者注

[5] 1932年3月，拉克鲁瓦宣布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同年11月，他与安德列乌·宁发生了激烈争执，双方都没有解释清楚分歧何在。拉克鲁瓦出版公报，宣称支持托洛茨基同志对西班牙支部领导层的批评。1933年4月拉克鲁瓦派宣布解散，同年6月，拉克鲁瓦因“贪污资金”而被开除。——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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