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日程表（1937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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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日程表

（1937年10月22日）

亲爱的朋友：

　　我收到了您在5月5日^[1]写的信，您在信中认为，对于巴塞罗那五月事变的评价，伦德的信^[2]和我的文章^[3]之间可能存在矛盾，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您认为这个矛盾源于巴塞罗那五月事变和彼得格勒七月事变的类比。您还猜测这个“矛盾”会遭到统工党支持者的利用。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这样实在太轻率了。我重新读了那两篇文章，并没有发现半点矛盾之处。它们反而是互补的。

历史类比

　　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都是由大量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决定的。在某一个特定事件中，这种辩证法会赋予第二流、第三流乃至第十流的因素以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导致德国工人阶级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生产力水平太低，不是阶级矛盾发展得不够充分，而完全是因为工人阶级政党的破产。所以，我们都知道，在第一流到第十流的历史因素之间，党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只要对1917年七月事变进行彻底的分析，就能发现影响了七月事变之前的俄国历史的全部因素：生产力水平、工人阶级的特殊分量、农民的作用、彼得格勒在国民生活中的地位、各个政党的作用——更不用说还有大战的影响与军队的巨大分量了。显而易见，七月事变不可能在其它国家重演。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拿七月事变来做类比呢？只是为了从我们目前最关心的视角出发，把一个新事件给解释清楚。出于这种考虑，我经常以七月事变为例，借此说明：一场惨重但并非致命的失败，或许可以被看作通往胜利的道路上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不过还得补充一点：这个失败本身并不能“确保”胜利，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补充条件（包括正确的革命政策在内），才有可能赢得胜利。

“我们要强调的是……”

　　《巴塞罗那起义》这篇文章，是根据“不仅很不完整，还遭到了蓄意的歪曲”的电讯而写的，其中写道：“巴塞罗那起义与1917年七月事变的相似之处非常明显，所以我们不打算详谈。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所以说，作者并不打算只拿这两个事件来做类比。正相反，他提醒读者注意，他的分析与预测仍是很不完善的。他写道：“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拿五月事变和七月事变做类比，主要是为了当时的宣传。当时最重要的目的是鼓舞被击败的群众。这篇文章拿七月事件来做类比，就是为了告诉群众：“俄国人在七月遭到了失败，但他们最后还是夺取了政权。”

　　因此，伦德这篇文章其实不是直接对群众说话，而是对领袖说：“你们当然要利用俄国七月事变来鼓舞群众。这很自然，不用老是强调它。但是，千万要记住：这是一个很宽泛的类比，对当下的宣传来说有其重要性，但两者的具体情况其实很不一样，我们在进行分析和预测的时候，应当主要立足于两者的不同之处，而非共同之处。”伦德认为五月事变的性质是“是‘自发’的，也就是说，它的爆发，完全出乎包括统工党在内的所有领袖的意料之外。”（又是一个与七月事变的相似之处。）但在这篇文章里，伦德给五月事变下了一个正确的定义：它是一次起义。他根本不认为这次起义是“过早的”。巴塞罗那“停火”的消息让他深感不安，而在七月事变中，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是竭力促成停火的。

　　在这个问题上，伦德是这么说的：“新闻报道中提到了巴塞罗那已经停火，这意味着什么呢？导致起义者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领导层的迟疑不决吗？还是因为领袖在群众压力下惊慌失措，便直接投降？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目前看来，在巴塞罗那城外，斗争仍未停止。在巴塞罗那市内，工人会不会重新发动进攻？”简单来说，伦德认为，无论这次起义是由什么原因引发的，在整个客观形势的影响下，在起义之前的整个革命历史影响下，它都会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这种形势中，唯一的问题便是左派组织——统工党与无政府派——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就是伦德在五月事变刚刚过去时做出的“初步”评价。

　　我在8月24日写的那篇文章，主要是为了批判费雷肯同志而写的。是什么导致了他的错误——或者说他的许许多多错误之一？他把五月事变同七月事变做了纯粹形式上的类比，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评价。费雷肯不去认真研究具体形势——比如在革命发展了六年之后的1937年5月的形势，反而在程式化的日历中寻找万能钥匙，以为这样就能解开一切历史的和政治的谜题。换句话说，当伦德说：“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的时候，他是想提醒我们大家注意，不要犯那种错误；可是，费雷肯偏偏就是犯了这种错误。

工人在五月本来是可以夺取政权的

　　哪怕身处千里之外，无法掌握那些只有亲临现场的人才能了解到的情况，我们仍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五月是否可以夺取政权？但在五月事变之后，各种倾向的报刊已经发表了无数的档案、报道和文章。从所有这些事实、所有这些资料、所有这些证词当中都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如果事先为起义做好了全面的准备，那么工人是可以夺取政权的，胜利是有保障的。最重要的证词是无政府主义者提供的。五月起义之后，《工人团结报》^[4]就在反复哀告：“有人指责我们煽动了五月暴动。可我们完全反对这次暴动。至于证据？我们的对手跟我们一样清楚：在五月的时候，只要我们想要政权，我们就一定能夺到手。可我们不想建立专政，等等等等。”

　　不幸的是，全劳联不想夺取政权。不幸的是，统工党领导层消极附和全劳联领导层。不幸的是（这已经是最克制的说法了），费雷肯、斯内夫利特和维克托·塞尔日消极迎合统工党的态度。更糟糕的是，在紧要关头，当我们想撼动统工党那种致命的自负（“他们自己的”大楼、“他们自己的”广播电台、“他们自己的”印刷厂、“他们自己的”民兵）之时，当我们想让统工党的领袖明白革命自有其无情的逻辑，它不会容忍半吊子的措施（这也正是斯大林党取代了社会党与无政府派的原因）之时，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又是费雷肯、斯内夫利特、维克托·塞尔日之流跳了出来，给我们添乱。

　　他们以为，给统工党领导层撑腰，让统工党领导层跟我们作对——也就是说，支持统工党领导层的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和机会主义——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最近的事态无情地检验了他们那可怜的成色。自从所谓的七月事变^[5]之后，统工党不但没有壮大，反而已被彻底打垮。全劳联——统工党是它的影子——正在接二连三地丢失阵地。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爆发，能够挽救西班牙革命吗？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全劳联和统工党所做的一切，都在为斯大林党的胜利铺平道路，也就是给反革命的胜利铺平道路。而费雷肯、斯内夫利特和维克托·塞尔日则拼命把统工党推上这条毁灭之路。

关键的问题

　　我们所有的支部，一直都在对西班牙局势的发展予以最高度的关注。只要有人能仔细地读一读我们的国际刊物，以及我们所有的内部公报，他就会满意地承认：在西班牙的各种事件中，我们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掌握了运用列宁主义方法的方法。我们有克拉尔^[6]、穆郎^[7]、布劳恩^[8]撰写的报道，这些报道具有无可争议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凭借这些表现，我们的组织通过了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问题的理论考验。而在每一个阶段，斯内夫利特同志和费雷肯同志都在维克托·塞尔日的帮助下，提出了与我们相反的、因而也是与第四国际绝大多数成员相反的立场——他们采取了中派主义的态度，一边尖锐反对国际书记处，一边又对前景和口号等问题含糊其辞。

　　斯内夫利特同志反复利用国际书记处的“制度很糟糕”、“不称职”为借口，与我们的国际组织断绝了一切正常关系，又同我们的死敌联手来对付我们。费雷肯同志也做了同样的事，不过带上了一点他个人的特色。在“党内制度”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得对我们的斯内夫利特同志说几句话，好让他明白：窒息党内生活的官僚主义，还有那些既不喜欢纲领、也不喜欢提纲和讨论的领导人的沆瀣一气，绝不会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内部的常态。但是，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党内制度”,而在于对西班牙革命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双方的根本分歧已经暴露了出来。统工党的政策过去是、现在也是（基本上是）孟什维克的政策。第四国际则继承和发扬了布尔什维克的传统。

我们的方法

　　第四国际才刚刚迈出头几步。它要完成重大的教育任务。它必须坚忍不拔。只要回顾一下我们过去十年的历史，谁都不会批评我们缺少耐心和毅力。我们很少开除人，被开除的人还不到十个。发生矛盾时，我们的组织一直使用的方法，就是讨论、说服，把有争议的问题交给具体事件来验证。有些分子和集团，尽管我们对他们抱持着最大的善意和谆谆善诱的耐心，但这却让他们觉察到自己的“倾向”与布尔什维克组织格格不入，所以他们最后还是脱离了我们的队伍。那些以第四国际的“党内制度很糟糕”为借口，脱离了我们的队伍的人，最后全都变得无足轻重、一事无成。他们所有人——兰道、维特^[9]、雷蒙·莫利尼耶、奥勒尔、维斯波德^[10]、菲尔德^[11]等人——已经用自己可悲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抛开了由过去十多年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路线，抛开了伟大的历史传统，抛开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不间断的集体工作，而去临时拼凑一个流派，可没有那么容易。

　　斯内夫利特同志很久以前就想让他的党脱离我们的国际组织。噢，他总是用“四”这个数字来描述他的立场。但是，离开了基本原则——即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纲领，离开了我们以这些基本原则为基础而进行的集体工作，第四国际的公式就会变成毫无用处的空话。这种越来越模糊暧昧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差不多三年，对于一部“革命的日程表”来说，实在是有点久了。我们当然不希望荷兰支部离开我们，正相反，我们想让它真正地成为我们的国际组织的一分子，让它真正参加到我们的集体生活中来。我们的国际组织不能容忍一个支部同自己全然隔绝，也不能容忍斯内夫利特同志对我们的“制度”和“作风”的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无理的“指责”——他指责我们，只是为了掩饰他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当然，费雷肯一有机会，就会支持错误的政策，至于这种错误政策是左倾还是右倾，对他来说无关大局。

　　我们必须同荷兰的姐妹党进行深入的讨论。要想阻止荷兰党盲目地、以官僚主义态度地脱离我们，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的比利时支部当然也要参加这次讨论，为下一次国际大会做好准备。我们要学会如何避免分裂。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如何阻止那些正在策划分裂的人。通过讨论，我们将会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团结。前方还有重大的事件在等着我们。我们无权重蹈覆辙。无论西班牙革命的意义有多么重要，它都只是意义更加重大的事件的一次“彩排”。要让新一代人从西班牙革命的活生生的体验中吸取全部经验教训。有些人想用诡辩术来歪曲这些问题，这只会把我们从正确的道路上引开，这样做是无法使新一代人获得正确的经验教训的。事件已经自己开口说话了。国际大会将学会如何解释它们的话。

本文是写给让·鲁的信，发表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内部公报》，1938年8月，第5期，署名为“克鲁克斯”。

^[1] 原文如此，这个日期显然有误。——中译者注

^[2] 即《巴塞罗那起义》。此文作者“伦德”其实就是托洛茨基同志，但他在信中并未点破。——中译者注

^[3] 即《用西班牙革命的经验来考验思想与个人》。——中译者注

^[4] 《工人团结报》（Solidaridad Obrera）是全劳联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5] 原文如此，疑为“五月事变”之误。——中译者注

^[6] 克拉尔（Clart）是让·鲁的化名。——中译者注

^[7] 穆郎（Moulin）是汉斯·弗洛因德的化名。汉斯·弗洛因德（Hans Freund，1912—1937），住在瑞士的德国学生，但参加了国际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法国支部），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西班牙参战。五月事变后被苏联特务机关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8] 布劳恩（Braun）是埃尔文·沃尔夫的化名。埃尔文·沃尔夫（Erwin Wolff，1902—1937？），生于苏台德地区的莱亨贝格（Reichenberg，现为捷克共和国的利贝雷茨[Liberec]）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在德国求学期间开始参加左翼运动，希特勒上台后流亡巴黎。1933年开始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6年7月进入国际书记处工作。1937年4月底前往西班牙，协助西班牙托派开展工作。五月事变后被斯大林的特务机关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9] “维特”（Witte）是迪米特里奥斯·约托普洛斯的化名。迪米特里奥斯·约托普洛斯（Δημήτρης Γιωτόπουλος，1901—1965），曾用化名维特、斯塔夫洛斯（Σταύρος/Stavros）等，生于希腊弗西奥蒂斯州一个农村家庭，1920年考入雅典大学化学系，并参加了希腊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青年组织，1923年5月开始参加《马克思主义文库》的出版工作，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库派”的领袖。1930年率领马克思主义文库派参加国际左翼反对派，并担任国际左翼反对派书记处书记。1932年率领马克思主义文库派脱离国际左翼反对派。1936年流亡巴黎，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西班牙参战，与统工党合作，遭到西共逮捕，后来在欧洲知识分子施压下获释。获释后返回巴黎。1952年返回希腊，此后逐步抛弃马克思主义，堕落为反共分子。——中译者注

^[10] 阿尔伯特·维斯波德（Albert Weisbord，1900—1977），生于纽约一个俄国犹太人移民家庭，1917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24年退出美国社会党，参加了美国共产党。1930年退党后，于1931年3月15日成立共产主义斗争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Struggle），该组织曾接近国际左翼反对派，但在1934年11月，维斯波德和共产主义斗争同盟公开与托洛茨基决裂。1937年他解散了共产主义斗争同盟，此后泯没无闻。——中译者注

^[11] B·J·菲尔德（B. J. Field，1903—？），本名麦克斯·古尔德（Max Gould），1931年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1934年2月脱离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了争取建立革命工人党同盟（League for a 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该组织在二战爆发后瓦解。——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