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的教训：最后警告（1937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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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教训：最后警告

（1937年12月17日）

西班牙的孟什维克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

　　为了谋划下一场大战，一切国家的总参谋部都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和远东的战事。世界革命的参谋部也应当以同样认真的精神来研究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战斗——它是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的炽烈闪电，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未来的事变打得措手不及。

　　在所谓的共和阵营当中，有三种力量悬殊的思想流派正在混战——孟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也没有独立的政治作用，它们只有死死抱住改良主义派和无政府主义派的大腿才能苟延残喘。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们竭尽全力地否定了自己的学说，使其不能对现实产生丝毫影响。在所谓的共和阵营当中，实际上只有两种路线在斗争——孟什维克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

　　社会党和斯大林党——也就是孟什维克的第一号与第二号翻版——认为西班牙革命要解决的只是“民主”任务，因此必须跟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统一战线。无产阶级突破资产阶级民主的任何尝试，不仅为时过早，而是还是自取灭亡。当前最紧要的任务不是革命，而是平叛。

　　然而，孟什维克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分支，它根本不明白、也不愿意明白这一事实：法西斯主义不是封建反动派，而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只有动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与方法，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反动派。

　　在西班牙，只有第四国际的年轻支部才代表着布尔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础——不断革命论认为：哪怕是纯粹的民主任务（比如消灭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只能由无产阶级政权来落实；无产阶级要想夺取政权，就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提上日程。在革命初期，西班牙工人不仅提出了民主改良的要求，还在事实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不让无产阶级突破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实际上就等于拒绝民主革命，而不是保卫民主革命。只有彻底改变农村的土地所有制，才能让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成为反法西斯斗争的坚强后盾。但是，地主跟商业、工业、金融资产阶级血肉相连，跟资产阶级豢养的知识界也是密不可分。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面对这个抉择：是选择农民群众，还是选择资产阶级自由派？把农民和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拉进同一个统一战线里，只能是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农民，孤立工人。土地革命必定会触犯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落实土地革命。所以，要么是资产阶级民主，要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一种“过渡的”、两面讨好的制度。

　　从理论角度来看，斯大林的西班牙政策最让人诧异的一点，便是它完全忘记了列宁主义最基础的常识。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后——这几十年里发生了多少事啊！——共产国际全面复活了孟什维克主义。更有甚者，共产国际把孟什维克主义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把它发展到了更有“一贯性”，亦即更加荒谬的程度。就“纯粹的民主革命”这个公式而言，1905年初的沙皇俄国要比1937年的西班牙更适合运用它。过了这么多年，孟什维克主义——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退化成了自己的庸俗版，所以，在当代的西班牙，孟什维克主义的“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自然也就蜕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反动的反工人政策。

　　人民阵线的“理论”

　　但是，要是有人以为共产国际的西班牙政策源于理论“错误”，那也未免太幼稚了。支配斯大林主义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根本不是任何理论，而是苏联官僚的眼前利益。在官僚们的小圈子里，他们私下对季米特洛夫的人民阵线“哲学”大加嘲讽。但是，他们拥有大批宣传员去推销这个神圣的公式，去欺骗群众：其中有真诚的老黄牛和虚伪的党棍，有头脑简单的跟风者和花言巧语的骗子手。自大又无知的路易斯·费舍尔^[1]，以其偏狭的唯理论和天生的对革命的隔膜，成了这伙人当中的头号讨厌鬼。“进步力量的大联合万岁！”“人民阵线思想的胜利万岁！”“托派大肆破坏反法西斯队伍的团结！”……听了这些话，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共产党宣言》是九十年前写的！

　　人民阵线的理论家死抱着算术的第一条规则——即加法——不放：“共产党”加上社会党加上无政府主义者加上自由派，其总和大于单个派别的人数。这就是他们的全部智慧。然而，光会算术还不够，还要懂力学。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在政治上同样有效。我们都知道，按照平行四边形法则，几个分力的方向偏得越大，合力就越小。如果政治盟友的方向截然相反，合力也许就会是零。

　　有时候，为了解决共同的具体问题，几个工人阶级组织尽管存在意见分歧，仍然必须结成联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结盟可以把那些深受压迫、利益与无产阶级相近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给吸引过来。这样一种联盟产生的合力，确实大于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单独的力量。而在当代的各种重大问题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结成政治联盟，只能瘫痪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

　　内战要求参战者做出最大程度的自我牺牲，而赤裸裸的高压强制却很难奏效。工农群众只有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战时，才能确保胜利。在这种条件下，让无产阶级屈从于资产阶级的领导，就等于预定了内战的失败。

　　这些朴素的真理，主要不是抽象的理论分析的产物。正相反，它们是从至少自1848年开始的全部历史经验之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推论。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人民阵线——形形色色的欺骗劳动群众的政治骗局。西班牙革命的经验，仅仅是这条罪恶与叛卖的链条上的新的、可悲的一环。

　　与资产阶级的影子结盟

　　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政治事实，便是西班牙人民阵线之中根本不存在一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坐在留给资产阶级的位置上的，仅仅是它的影子。西班牙资产阶级甚至没有亲自参加人民阵线，而是通过斯大林党、社会党和无政府派来操纵无产阶级。绝大多数剥削者，无论他们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色彩，都公开投靠了弗朗哥。西班牙资产阶级用不着“不断革命论”也能明白这个道理：无论革命群众运动是怎样开始的，它总要向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发起进攻，用民主手段是无法让它平息下来的。

　　正因为这样，有产阶级只有一小撮留在共和阵营里：阿萨尼亚、孔帕尼斯等人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理人，却不等于整个资产阶级。有产阶级把一切赌注都押在军事独裁上，同时又利用自己昨日的政治代表，去瘫痪、瓦解、扼杀“共和”区内的群众的社会主义运动。

　　左翼共和派根本不能代表西班牙资产阶级，更不能代表工农群众。他们只能代表自己。但是，靠着盟友——社会党、斯大林党和无政府派的抬举，这个政治幽魂却在革命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为什么？因为它是“民主革命”原则的化身，而这个原则，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人民阵线中的斯大林党

　　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成因及其内部机制十分清晰。下野的资产阶级左派领袖负责阻挠群众的革命运动，并以此重新赢得剥削者的信任：“弗朗哥能做到的，我们共和派也能做到，你们又何必去找弗朗哥呢？”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阿萨尼亚与孔帕尼斯的利益，与斯大林的利益完全一致：斯大林需要通过实际行动，向英法资产阶级证明他能够保卫“秩序”不受“无政府状态”侵害，从而赢得英法的信任。斯大林需要阿萨尼亚和孔帕尼斯，作为敷衍工人的挡箭牌：我斯大林当然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可现在还不能把资产阶级共和派给吓跑！阿萨尼亚和孔帕尼斯需要斯大林，作为享有革命名望的、老练的刽子手。没有斯大林，这群鼠辈根本不敢打击工人。

　　第二国际的古典改良主义者，早已在阶级斗争中被挤到了一边，有了苏联官僚的撑腰，他们又重新获得了自信。不过，能得到苏联官僚撑腰的，只有那些最反动的改良主义者。在社会党内，卡瓦列洛是工人贵族的代表，而内格林和普里耶托总是看着资产阶级的脸色行事。在苏联官僚的帮助下，内格林战胜了卡瓦列洛。人民阵线的俘虏——社会党左派与无政府主义者——确曾试图挽救资产阶级民主，至少是挽救还有救的那部分。但是，由于不敢发动群众同人民阵线的宪兵作斗争，他们的努力只能变成凄惨的哀嚎。于是，斯大林党就同社会党极右翼——公然的亲资派结盟，并镇压左派——统工党、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左”派——换句话说，就是各种反映了（哪怕只有一点点）革命群众的压力的中派集团。

　　这一政治事实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也反映出了共产国际在过去几年里的蜕变程度。我曾把斯大林主义定性为官僚中派主义，并得到了一系列事实的验证。但是，这种定性现已明显过时。波拿巴主义官僚集团的利益，已经容不下中派主义的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了。在试图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同时，苏联官僚只能同国际工人贵族中最保守的集团结盟。这些动向，决定了斯大林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的反革命性质。

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优越性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接近了谜团的答案：西班牙共产党人数不多，领导层的水平也很糟糕，而社会党和无政府派的组织都远比它强大，可它为什么能掌握一切权力命脉？通常的解释是：让共产党执掌大权，是为了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这种解释实在过于肤浅。莫斯科用军火换取了马德里的黄金。按照资本主义市场法则，双方已经互不相欠。那么，斯大林做了什么交易，才让自己的党羽执掌了大权呢？

　　通常的回答是：苏联政府提供的军事援助，使它在群众当中威信大涨，它以此为筹码，开出了“合作”的条件：严厉镇压革命者，铲除一切危险的对手。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这只是原因之一，而且还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原因。

　　尽管苏联的援助给西班牙共产党换来了“威望”，但它仍然只是一个较小的少数派，工人对它的仇恨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对于苏联官僚来说，光是开出条件还不够，还得让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接受这些条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萨莫拉、孔帕尼斯、内格林，还有任职总理期间的卡瓦列洛，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苏联官僚的条件。为什么？因为他们想把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的范围内。社会党和无政府派都没有认真反对斯大林党的纲领。他们害怕与资产阶级决裂。工人的每一次革命进攻，都让他们吓得要死。

　　对于这些党派来说，一手拿着军援、一手拿着反革命最后通牒的斯大林简直就是救世主。他们如愿以偿了：斯大林既确保了平叛的胜利，同时又帮助他们解脱了对革命进程所承担的全部责任。他们赶紧摘下“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假面具，把这些假面具统统藏进衣柜里，打算等到苏联官僚帮他们重新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后，再拿出来戴上。他们和斯大林相互掩护，各得其所：他们以必须同苏联维持军事合作为借口，叛卖了工人；斯大林以必须维持同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统一战线为借口，推行反革命政策。

　　只有从这种广阔的视角出发，才能清楚地理解：为什么阿萨尼亚、内格林、孔帕尼斯、卡瓦列洛、加西亚·奥利维尔^[2]这些正义与自由的“斗士”，会对苏联特务机关的罪行保持着圣母一般的宽容态度。他们辩解说，自己别无选择；如果他们真的“别无选择”，那也根本不是因为他们只能用革命者的人头和工人的权利去换取飞机和坦克，而是因为他们的“纯民主”纲领（亦即反社会主义纲领）只能用恐怖手段去落实。当工农群众走上革命道路时，当他们占领工厂和庄园，赶走老板和地主，夺取地方政权时，资产阶级反革命（民主派、斯大林党或法西斯主义者）别无选择，只能用血腥镇压、谎言与欺骗来阻挡革命运动的前进。在这方面，斯大林党的优越性，便在于他们可以立即动用阿萨尼亚、孔帕尼斯、内格林及其他左派盟友不能动用的手段。

斯大林从反面证明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

　　在西班牙共和国控制区，有两种不可调和的纲领正在交锋。一种纲领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垮无产阶级，挽救私有制，同时还要打败弗朗哥，尽量挽救资产阶级民主。另一种纲领要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前者代表资本主义的利益，并以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上层——特别是苏联官僚——为其代言人。后者代表虽然还没有十分自觉、却非常强烈的群众的革命倾向，并把这种倾向翻译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对革命来说不幸的是，人民阵线这道反革命之墙，把屈指可数的布尔什维克与革命的无产阶级隔开了。

　　人民阵线的政策，并不完全受制于斯大林这个军火供应者的讹诈。讹诈肯定是有的，但讹诈能成功，少不了革命内部的条件配合。六年以来，群众不断地向半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财产发动猛攻，这构成了革命的社会背景。资产阶级必须动用最极端的手段来保卫自己的财产，所以他们倒向了弗朗哥。共和政府曾保证会用“民主”手段来保卫资产阶级财产，却手忙脚乱疲于应付，到了1936年7月，它干脆彻底破产了。西班牙同时进行着两场战争：无产阶级同私有制的战争；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当私有制岌岌可危的时候，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民主派，便齐齐拜倒在斯大林面前；而斯大林发现，除了照搬弗朗哥的方法之外，自己已经别无选择。

　　对“托派”、统工党党员、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党人的大肆迫害、造谣中伤、栽赃陷害、毒刑拷打、无耻暗杀——不靠这些手段，打着共和国旗号的资产阶级制度连两个月都撑不下去。格伯乌能成为西班牙的太上皇，只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坚决地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用最血腥、最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无产阶级。

　　在同社会主义革命作斗争的时候，“民主派”克伦斯基先是乞求军事独裁者科尔尼洛夫的支持，后来又想搭乘保皇派将军克拉斯诺夫的车队回到彼得格勒^[3]。另一方面，为了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推翻“民主派”江湖骗子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布尔什维克顺手挫败了各种建立军事独裁（或“法西斯”独裁）的企图。

　　西班牙革命再次证明：只有动用法西斯主义反动派的手段来对付革命群众，才能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反过来说，只有动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才能切实地进行反法西斯斗争。斯大林向“托洛茨基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开战，用格伯乌的波拿巴主义措施摧毁了民主。这再次——可能是最终地——驳倒了被共产国际捡起来的孟什维克理论；按照孟什维克的理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独立的、彼此隔绝的历史篇章。莫斯科刽子手的暴行，从反面证明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

无政府主义者的角色

　　在西班牙革命中，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任何独立的立场。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之间来回摇摆。说得更准确些，无政府主义工人本能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路靠拢（1936年7月19日起义和1937年五月事变），而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则竭力把群众拉进人民阵线——即资产阶级制度的阵营。

　　无政府主义者一心只想缩在自己的工会里，躲在这个浸透了和平时期的墨守成规的气息的组织里面，对于工会大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群众、政党和政府机关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不闻不问，这暴露了他们的致命弱点：他们根本不懂得革命的法则，不懂得革命的任务。假如无政府主义者是革命者，他们一开始就应该号召成立苏维埃，把所有城乡劳动者的代表团结起来，包括那些从未参加工会的受压迫最深的阶层。那样的话，革命工人自然会在这些苏维埃内占据支配地位；斯大林党也就仍然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派；无产阶级也就会相信自己拥有无敌的力量；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会悬在空中不上不下，只要狠狠一拳就能把它打垮；社会主义革命就会获得巨大的推动力，法国无产阶级很快就会趁势推开挡路的列昂·布鲁姆，让革命冲过比利牛斯山^[4]；苏联官僚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各种最困难的问题刚一出现，很快就能得到解决。

　　然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并没有这么做，他们缩在工会里，逃避“政治”，结果却成了资产阶级民主这辆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让全世界还有他们自己大跌眼镜。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第五个轮子是多余的。加西亚·奥利维尔和他的同伙为斯大林及其走卒来回奔波，把权力从工人手中夺走之后，人民阵线政府就把这些无政府派部长一脚踢开。在此之后，无政府主义者还是抱着当权者的大腿不放，大表忠心。小资产者害怕大资本家，小官害怕大官，为了掩饰这种恐惧，他们哭哭啼啼大谈统一战线（刽子手和受害者的联盟）的神圣性，赌咒发誓拒绝任何专政（包括他们自己的专政）。“要知道我们本来可以在1936年7月夺取政权……。”“要知道我们本来可以在1937年5月夺取政权……。”无政府主义者向斯大林—内格林苦苦哀求，乞求后者给自己叛卖革命的行径论功行赏。好一副可憎的景象！

　　“我们不是不能夺取政权，而是不愿这么做，因为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这种自我辩解，包含着对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彻底的不革命学说——的斩钉截铁的谴责。拒绝夺取政权，就等于主动把政权交还给剥削者。古往今来的历次革命，其实质都是让新的阶级掌握政权，使其落实自己的纲领。发动战争却又拒绝胜利，领导群众起义却又拒绝夺取政权，这都是行不通的。

　　假如无政府主义者夺取了政权，假如他们的纲领真的具有可行性，那么谁也不能阻止他们建立他们认为必要的制度。然而无政府派领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纲领。他们不敢夺取政权，不是因为他们 “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他们一直在牢骚满腹地支持斯大林—内格林专政——而是因为他们完全丧失了原则与勇气（假如他们有过的话）。他们什么都怕：他们害怕“政治孤立”、“国外干涉”、“法西斯主义”。他们害怕斯大林。他们害怕内格林。他们害怕法国和英国。这帮满嘴大话的家伙最怕的就是革命群众。

　　从社会的阶级结构来看，拒绝夺取政权必然会导致所有工人组织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潭，沦为资产阶级的玩物。既然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夺取政权，那么他们到头来必定会反对夺取政权的手段——革命。全劳联和伊无联的领袖在1936年7月帮助资产阶级保住了摇摇欲坠的政权，后来还帮助资产阶级逐步夺回了在七月起义中失去的一切。1937年5月他们搞垮了工人起义，挽救了资产阶级专政。一门心思“不干政”的无政府主义，就这样变成了“不革命”，到了危急时刻，它就成了“反革命”。

　　在1931—1937年的重大考验之后，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还在没完没了地重复关于喀良施塔得的反动昏话，并坚称“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必然后果”，对于革命而言，这只能暴露出他们已经彻底腐朽。

　　你们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堕落，斯大林主义是它的合理产物？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全世界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还在同斯大林主义进行殊死搏斗？为什么斯大林匪帮认定托洛茨基主义是自己的心腹大患？为什么每当有人（杜鲁蒂^[5]、安德列乌·宁、兰道等人）靠拢我们的方法或观点，就会遭到斯大林匪徒的暗害？当格伯乌在苏联和西班牙犯下累累罪行时，无政府派领袖为什么要充当共和国政府的部长，替资产阶级与斯大林效劳？到了现在，斯大林—内格林已经证明自己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而非反法西斯战士，可是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还要以“反法西斯”为借口，自愿充当这个政权的政治俘虏？

　　躲在喀良施塔得和马赫诺^[6]背后的无政府主义律师，再也骗不了任何人。在镇压喀良施塔得叛乱时，在同马赫诺军队交战时，我们是在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抵御农民的反革命倾向。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在保卫资产阶级反革命，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任何诡辩术都无法从历史上抹杀这个事实：在西班牙革命中，无政府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站在街垒的同一边，而劳动群众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站在另一边。无产阶级将会永远铭记这一事实！

统工党的角色

　　统工党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它确实曾试图把不断革命的公式立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为此被斯大林党打成“托派”。但是，光是理论上的认可，并不能满足革命的需要。统工党不但没有发动群众同包括无政府派领袖在内的一切改良主义领袖作斗争，反而苦口婆心地劝说这些领袖，想让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统工党领袖所有的文章和讲话，都是以此为基调的。为了避免触怒无政府派领袖，统工党没有在全劳联内部建立组织，它基本上没有在全劳联内部开展活动。为了避免激烈冲突，它没有在共和军内部开展革命工作。相反，它建立了“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民兵，守卫着“自己的”设施，在前线上占据着“自己的”一部分阵地。

　　结果，统工党让革命先锋同所属阶级隔绝开来，从而使革命先锋势单力孤，又让阶级失去了政治领导。在政治上，统工党更靠近人民阵线，而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它一直在为人民阵线的左翼打掩护。尽管如此，统工党还是遭到了血腥而卑鄙的镇压，这是因为人民阵线未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用和平手段扼杀革命；由于人民阵线做不到这一点，它只能痛下杀手，消灭自己的左翼。

　　与自身的意愿相反，统工党最终成了创建革命党的主要障碍。第四国际的某些同情者，比如荷兰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斯内夫利特，只满足于对我方的抽象的、或外交辞令式的同情；他们现在示威性地支持统工党的半吊子措施、犹豫不决与躲躲闪闪，简而言之，他们支持统工党的中派主义路线，因此他们必须承担重大责任。革命不能容忍中派主义，反而要揭露和清除中派主义，顺便要让中派主义的辩护士与同伙名声扫地。这就是西班牙革命最重要的教训之一。

关于军事援助

　　社会党与无政府派辩称：为了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他们只能向斯大林屈服，牺牲自己的原则与良心。这是自欺欺人，而且还很不高明。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确实不想卷入谋杀和陷害的勾当。然而每一种目标都会有相应的手段。自从1931年4月以来，社会党和无政府派就在拼命阻挠无产阶级革命，那时苏联还没有进行军事干预。斯大林教会了他们怎样把这件工作干到底。他们成了斯大林的同谋，只是因为他们与斯大林在政治上志同道合。

　　假如无政府派领袖多少还有点革命者的志气，他们就应该这样来回答苏联官僚的第一次讹诈：不仅要继续进行革命进攻，还要向全世界工人阶级揭露斯大林的反革命讹诈。然后逼迫苏联官僚公开表态：是要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弗朗哥独裁？热月官僚害怕革命，痛恨革命。但它也害怕陷入法西斯军队的包围。此外，它毕竟依附于工人阶级。一切迹象都表明，苏联尽管不情不愿，仍然会提供军火，而且价格要便宜得多。

　　然而整个世界并不是围着苏联官僚转的。内战爆发已经一年半了，在这段时间里，本来可以让一大批民用工厂转产军需物资，加强和发展西班牙的军事工业。这项工作得不到落实，只是因为斯大林和他的西班牙盟友同样害怕工人组织的主动性。强大的军事工业可能会成为工人手中的有力武器。所以，人民阵线的领袖宁愿选择依靠苏联提供军火。

　　在这个问题上，人民阵线的叛卖行径暴露得特别明显。它强迫工人组织替资产阶级和苏联官僚的叛卖性交易承担责任。在当权集团接受对苏联官僚及其英法主子的义务时，身为少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确实无法立即加以阻止。但是，他们本来可以、也应该这样做：在前线奋勇作战，同时公开同叛徒和叛卖行径划清界限；他们本来可以、也应该把真实的情况告诉群众，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政府作斗争，并逐步壮大自己的力量，为最终夺取政权（顺便夺取苏联军火）做准备。

　　有人会问：要是没了人民阵线，苏联恐怕就不会继续提供军事援助了，到时该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要是苏联干脆就不存在，那该怎么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场革命是靠国外赞助人的大力军事援助才获胜的。能得到国外支持的往往是反革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难道还需要我们提醒才能想起来？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外界的军事援助，照样战胜了国内反动派和外国干涉军。革命的胜利，首先取决于大胆的社会纲领，它让群众夺取武器武装起来，并瓦解敌军。红军夺取了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军援物资，并把外国干涉军赶下了海。难道这段历史已被遗忘？

　　假如工农武装——或者说所谓的“共和区”——的领袖是革命者，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懦弱的代理人，那么军事援助问题根本不会这么重要。在弗朗哥军队当中，有来自殖民地的里夫人^[7]，也有墨索里尼的士兵，他们对革命并没有天生的免疫力。在被社会主义革命的大火包围时，法西斯叛军只能疲于奔命，穷于应付。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并不缺少军火与军事“天才”，缺的是一个革命先锋党！

胜利的条件

　　群众在内战中战胜剥削者军队的条件，其实非常简单。

　　1、革命军的战士必须对自己为何而战有清醒的认识：是为了自身的彻底解放，而非为了重建旧的（“民主的”）剥削制度。

　　2、无论是在革命军的后方还是敌军的后方，工农群众也要有同样的认识。

　　3、双方战线及各自后方的宣传，都必须完全浸透社会革命的精神。“先胜利，再改良”的口号，是从圣经诸王^[8]到斯大林的一切压迫者与剥削者共同的口号。

　　4、政策要由参加斗争的各个阶级与阶层来决定。革命群众必须拥有直接地、迅速地表达自身意愿的国家机构。这样的国家机构只能是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5、在收复的省份，革命军必须立即宣布并落实社会革命最迫切的措施：剥夺有产者的粮食、布料和其它库存，分发给急需它们的人；根据劳动者、特别是战士家属的需要，重新分配住房；根据农民的需要，剥夺地主的土地和农具，重新分配给农民；确立工人监督生产的制度，并建立苏维埃政权，取代原有的官僚机构。

　　6、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剥削者及他们的代理人无情地赶出革命军，即使他们戴着“民主派”、“共和派”、“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的假面具。

　　7、每一支部队的指挥部都要设立政治委员，担任政治委员的人，必须拥有无可指责的革命威信与战士威信。

　　8、要在每一支部队成立坚强有力的党支部，每个支部都要由被工人组织推荐入伍、并且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组成。支部成员只有一种特权：在战斗时冲在最前面。

　　9、在内战初期，不得不任命许多不太可靠的异己分子担任军队的指挥员。必须根据他们在战斗中的表现、政委的鉴定和基层战士的评价，对他们进行反复的考验与筛选。同时还要对革命工人进行紧张的训练，把他们培养成指挥员。

　　10、内战的战略，必须把军事艺术的规律和社会革命的任务结合起来。在宣传中，在军事行动中，都要考虑到敌军的各支部队中的社会成分（资产阶级志愿兵、被拉壮丁的农民或弗朗哥的殖民地奴隶）；选择军事行动的路线时，必须认真考虑沿途的社会结构（工业区、乡村、居民拥护革命或反革命、被压迫民族聚居区，等等）。简单来说，军事战略必须服从革命政策。

　　11、革命政府与工农群众的执行委员会都要学会如何赢得军队和劳动人民的完全信任。

　　12、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唤起全世界工人、被剥削农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觉悟。

斯大林确保了失败的条件

　　显而易见，打赢内战的条件非常简单：它们合起来就叫社会主义革命。而在西班牙，这些条件一个都不具备，造成这种局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革命先锋党的缺席。斯大林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些外在符号搬到了西班牙：政治局、政治委员、党支部、肃反机关，等等。但他掏空了这些符号的社会内涵。他抛弃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阻止成立苏维埃——群众进行革命倡议的必需形式。他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某些技巧来为资产阶级所有制服务。在他狭隘的官僚头脑之中，他以为光靠“政委”就足以确保胜利。然而私有制的政委只能确保失败。

　　西班牙无产阶级表现出了一流的战斗素质。从革命的第一天开始，西班牙无产阶级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它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强于1917年初的俄国无产阶级。阻挡它走向胜利的主要障碍，反倒是它自己的组织。共产党的领导层大多由官迷、投机分子、破落户——简单来说，各式各样的社会渣滓——组成，很符合它的反革命职能。其它工人组织——社会党（不可救药的改良主义者）、全劳联（满口空话的无政府主义者）、统工党（软弱无力的中派主义者）——它们的代表嘟嘟囔囔，唉声叹气，摇来摆去，但是，到头来他们还是得迎合共产党。他们齐心协力，让社会革命的阵营——工农群众——屈服于资产阶级，确切地说，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影子。工农群众失去了自身的独立立场，并且在内战中失血过多。

　　群众并不缺乏英雄主义，具体的革命者也并不缺乏勇气。但是，革命者四分五裂，没有纲领，没有行动的计划，群众也就只能是一盘散沙。“共和军”的高级将领更关心的是粉碎社会革命，而不是平定叛乱。士兵不信任军官；群众不信任政府；农民消极冷漠；工人疲惫不堪；各条战线上屡战屡败；沮丧与失望的情绪到处蔓延。在内战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不难预见。人民阵线把拯救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任务，它就注定不能成功平叛。斯大林颠倒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给革命挖好了坟墓。

　　还要补充几句：西班牙的经验再次证明，斯大林根本不理解十月革命和俄国内战。他那迟缓、偏狭的头脑，远远落后于1917—1921年的暴风骤雨般的事变过程。他在1917年的文章和讲话中表达的思想，成了他后来的热月反动的“理论信条”。就这个意义而言，斯大林在西班牙的政策，跟他在1917年三月会议上的精神一脉相承。但在1917年，他只是害怕革命工人；而到了1937年，他就扼杀了革命工人。机会主义者最终变成了绞杀革命的刽子手。

“后方的内战”

　　“可是，要战胜共和政府，就等于在共和军后方发动内战！”——民主派市侩惊恐地尖叫道，就好像共和区还没有发生内战似的，这是一场最卑鄙、最狡诈的内战：有产者与剥削者对工农群众的内战。这场不曾中断的内战，体现为逮捕与暗杀革命者；镇压群众运动；解除工人的武装，重新武装资产阶级警察；把工人部队丢到前线，不给武器和支援，任其自生自灭；最后是蓄意限制军事工业的发展。

　　这些举动，都是对前线的沉重打击，或者说是资产阶级在自身阶级利益驱使下进行的军事叛卖。但是，“民主派”市侩——包括斯大林党、社会党和无政府派在内——却义正言辞地断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内战，哪怕是在最接近前线的地区，也是非常自然、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样可以保障“人民阵线的团结”。相反，无产阶级对“共和派”——即反革命——的内战，在这些市侩眼中就是“法西斯叛乱”，是“托派暴行”，简直罪该万死，因为它破坏了“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诺曼·托马斯^[9]、艾德礼^[10]少校、奥托·鲍威尔、齐隆斯基^[11]、马尔罗之流，还有杜兰蒂^[12]和路易斯·费舍尔之类的谎言小贩，在全世界到处散播这些奴才的智慧。在此期间，共和军节节败退，人民阵线政府先从马德里撤到瓦伦西亚，又从瓦伦西亚撤到巴塞罗那。

　　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粉碎法西斯主义，同样地，只有在统治阶级陷入深刻危机之时，无产阶级起义才有可能成功，而民主派市侩们却以深刻危机为借口，不许无产阶级起义。假如无产阶级要靠民主派市侩来告诉自己何时能获得解放，怕是只能永世为奴。帮助工人看穿反动市侩的假面具下的真面目并唾弃他们，是革命者的首要任务！

结局

　　斯大林党对共和阵营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的局面，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假如人民阵线政策导致的失败，迫使西班牙无产阶级重新发动革命进攻，一旦他们成功，斯大林党就会被铁扫帚扫到一边。但更可能发生的是：斯大林把给革命掘墓的脏活干到底，如果他真干成了，也没人会感激他。西班牙资产阶级需要斯大林来绞杀革命，却不需要他的教育或庇护。在西班牙资产阶级眼里，无论是英国和法国，还是德国和意大利，都比苏联更有吸引力。在最终惨败之前，斯大林可能会掩埋罪证，把一切责任推给他最亲密的盟友。然后李维诺夫^[13]将会乞求弗朗哥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这种丑行已经不是头一次了。

　　就算所谓的共和军能彻底战胜弗朗哥将军，这也不等于“民主”的胜利。工农群众曾两次把资产阶级共和派及其左派代理人推上台，第一次是在1931年4月，第二次是在1936年2月。人民阵线的英雄们两次都把人民的胜利果实拱手交给资产阶级最反动、最坚决的代表。假如人民阵线的将领们能赢得第三次胜利，那就意味着他们踩在工农群众背上，同法西斯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这种制度只会是另一种军事独裁，它与弗朗哥独裁的区别，可能就是没有国王，没有天主教会的公开统治。

　　最后，“公正无私的”英法两国可能会利用共和军的局部胜利，在双方之间进行调停，促使双方停战。不难理解，假如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民主”的最后一点残余将会在米亚哈^[14]将军（共产党员！）和弗朗哥将军（法西斯分子！）的热烈拥抱中窒息。重申一遍：内战的胜利者要么是社会主义革命，要么就是法西斯主义。

　　这出悲剧也有可能在最后一刻变成闹剧。在人民阵线的英雄好汉们登上轮船和飞机，逃离最后的都城之前，他们可能会宣布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革措施，企图在人民心中留下“清白的名声”。但这也无济于事。全世界工人将会怀着仇恨与轻蔑，把毁灭了这次英雄史诗般的革命的这些党派牢牢记在心里。

　　西班牙的悲剧，是对全世界先进工人发出的骇人警告，它或许是更大的剧变到来之前的最后警告。马克思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个火车头跑得比那些半革命党或四分之一革命党的思想更快；落在后面的人，就会被火车头的轮子碾碎，而主要的危险，便在于由此导致的出轨失事。

　　对于革命的一切问题，都要追根究底，推出最终的具体结论。必须使每一条政策都符合革命的基本法则，也就是说，在阶级与阶级相互厮杀之时，要去认真研究各方的具体动向，并据此调整政策，而不能去迎合那些自称“人民阵线”或其它什么阵线的肤浅的小资产阶级团体的偏见或恐惧。在革命中想省力气走捷径，就会导致最大的灾难。害怕被资产阶级“孤立”，就等于自绝于群众。迎合工人贵族的保守偏见，就等于叛卖工人，叛卖革命。时时念着“稳健”，就等于罪大恶极地忽视阶级利益。这就是西班牙最诚实的政治组织——坚持中派主义路线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覆灭，给我们留下的主要教训。伦敦局旗下的各个政党与集团，显然不想、或不愿从历史留下的最新警告当中吸取必要的教训。这意味着自取灭亡。

　　失败给新一代革命者提供了养分，他们正在从中吸取教训。他们在实践中检验了第二国际的可耻名声。他们探测了第三国际堕落的深度。他们学会了根据行动而非言论来评价无政府主义者。这是一所伟大而无价的学校，无数战士用自己的鲜血换来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今天的革命骨干只会集结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第四国际诞生于失败的惊雷之中，它将率领劳动者走向胜利。

发表于《社会主义呼声》，1938年1月8日和15日，由约翰·G·莱特（John G. Wright）从俄文译为英文，中译文即根据莱特的英译文转译，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 路易斯·费舍尔（Louis Fischer，1896年2月29日——1970年1月15日），美国记者，1923—1945年担任《国家》记者，曾长期报道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2] 胡安·加西亚·奥利维尔（Juan García Oliver，1901—1980），1920年参加全劳联，二十年代初参加“团结”小组，参加过多次袭击活动。1931年参加伊无联，积极鼓吹激进的革命路线。1936年11月4日参加卡瓦列洛政府，出任司法部长。在1937年5月巴塞罗那起义中劝说起义者投降。同年5月17日被解除部长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 十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于1917年11月8日逃往普斯科夫，任命保皇派将军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аснов，1869—1947）为总司令，企图借助克拉斯诺夫的兵力杀回彼得格勒镇压革命。然而，11月13日，克拉斯诺夫的军队在普尔科沃高地被赤卫队粉碎，克拉斯诺夫本人也被赤卫队抓获，叛乱随即破产。——中译者注

^[4] 比利牛斯山是法国和西班牙的天然边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让革命从西班牙扩展到法国。——中译者注

^[5] 何塞·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杜曼赫（José Buenaventura Durruti Dumange，1896年7月14日——1936年11月20日），生于雷昂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4岁时在铁路上当机修学徒。1913年参加工人总同盟，在1917年大罢工中，由于坚持革命立场，被工总开除。为了躲避反动政府的追捕，逃往法国，1920年返回西班牙，1921年前往巴塞罗那，1922年在那里成立了“团结”小组，1923年“团结”小组刺杀了红衣主教索尔德维利亚。普里莫·德·里维拉建立独裁政权后，杜鲁蒂同“团结”小组向反动政府发动了多次袭击，随后逃往阿根廷，又重新返回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杜鲁蒂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民兵的工作，在马德里保卫战中牺牲。——中译者注

^[6] 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Нестор Іванович Махно，1888年10月26日[新历11月7日]——1934年7月25日），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在乌克兰组建了代表落后农民的“黑军”，既反对红军，也反对白军。1921年，黑军被红军粉碎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7] 弗朗哥军队中有大量来自西属摩洛哥的土著居民，最野蛮、最落后的部队就是由他们组成的。——中译者注

^[8] 指圣经中记述的历代犹太人君主。——中译者注

^[9] 诺曼·麦顿·托马斯（Norman Mattoon Thomas，1884年11月20日—1968年12月19日），生于俄亥俄州马里昂市（Marion），190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11年担任长老会牧师。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反对美国参战。1917年参加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曾六次代表美国社会党参加总统大选。——中译者注

^[10] 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lee，1883年1月3日——1967年10月8日），英国政客，1935—1955年任工党领袖，1945—1951年任首相。——中译者注

^[11] 让·齐隆斯基（Jean Zyromski，1890年4月20日——1975年10月20日），1912年参加社会党，一战爆发后支持战争，1914年参军，在马恩河战役中负伤。1919年退役。在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上决定留在社会党内。1926年社会党与激进党组成的左翼联合政府垮台后，他在社会党内成立了左翼派别“战斗的社会主义者”（La Bataille socialiste），他反对同激进党组成联合政府，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在人民阵线的组建过程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战期间暂时退出政治活动。1946年退出社会党，参加了共产党。——中译者注

^[12] 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1884年5月25日——1957年10月3日），英国记者，一战期间开始为《纽约时报》工作，1921年前往苏联，1922—1936年任《纽约时报》驻莫斯科首席记者。——中译者注

^[13]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Лит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苏联外交官，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中译者注

^[14] 何塞·米亚哈·梅南特（José Miaja Menant，1878年4月20日——1958年1月14日），生于奥维耶多，1896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曾在阿斯图里亚斯与摩洛哥服役。虽然曾参加西班牙军事同盟，但并没有参加叛乱。1936年7月19日任陆军部长。同年11月6日出任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不久后参加西共。内战期间曾担任中央战区司令。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