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苏维埃专政的代表大会

　　10月25日，世界历史上所有议会中最民主的议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这也许是最重要的议会，谁知道呢。
　　摆脱了妥协派知识分子的影响之后，各地苏维埃派出的代表多半是工人和士兵。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没有什么名气，可是经受过战斗的考验，并且在当地赢得了对自己的坚定信任。作战部队里面冲破军队委员会和指挥部的封锁而成为代表的几乎只有普通士兵。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从革命期间开始其政治生涯的。8个月的经验造就了他们。他们懂得的东西不多，但是认识很坚定。这次代表大会从外观上就能看出它的人员构成。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军官肩章、知识分子的眼镜与领结现在几乎见不到踪影。独占优势的是灰颜色：灰色的衣服和灰色的脸孔。大家都穿着战争时期的破旧衣服，很多城市工人弄到了士兵的军大衣。来自战壕的代表外表看上去很不雅观：好久没有刮脸了，穿在身上的是破旧的军大衣，一头乱发上面戴着沉重的高帽，帽子里的棉花也往往胡乱朝外翻出来了。饱经风霜的粗糙脸庞，皲裂得很厉害的双手，被烟卷熏黄了的手指；还有扯断了的纽扣，往下耷拉着的扣带，很久没有上油的长筒靴。这个平民国家第一次派出了跟自己一模一样的诚实正直和不加修饰的代表。
　　对在起义时刻举行的代表大会代表的统计是极不完备的。开幕时总共有650名拥有表决权的代表出席。布尔什维克得到了390个代表席位；他们远非全是党员，但是与群众血肉相连。而群众除了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代表中许多人是带着疑虑而来的，不过在彼得格勒火热紧张的气氛中很快就成熟起来了。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滥用二月革命的政治资本方面做得多么成功啊！在6月举行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妥协主义者拥有总数832名代表中的600名这样一个多数。如今，各种色调的妥协主义反对派加起来还不足大会代表的四分之一。孟什维克连同列入他们之中的各个民族团体的代表总共还不到80人，而他们当中大约有一半属于“左派”。159名（另据资料190名）社会革命党代表当中，左派占了大约五分之三；而且就在代表大会召开过程中右翼还在继续迅速减少。到代表大会结束之际，根据某些花名册，大会代表人数达到了900人。不过这个数字包括了不少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的与会者；另一方面，它又没有囊括全部有表决权的代表。登记注册断断续续在进行，有些文件不见了，有关代表党籍的资料也不完整。不管怎样，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的优势是没有争议的。
　　在代表中间进行的调查表明，有505个苏维埃赞成把全部政权交到苏维埃手中，有86个苏维埃赞成“民主派”政权，55个苏维埃支持成立联合政府，另有21个苏维埃也支持联合政府，但要将立宪民主党排除在外。即便如此，这些最能说明问题的数字还是给了人夸大妥协主义者残存势力的印象，因为支持民主派政权和联合政府的是最落后的地区和最小的城镇的苏维埃。
　　25日一大早就在斯莫尔尼宫举行了各党团的会议。布尔什维克只有那些没有承担具体战斗任务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大会的开幕推迟了，因为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想先打下冬宫再说。不过敌对方的党团也没有催促，因为他们必须要决定做些什么，而这又不是容易办到的。时间就这样流逝过去了。有些党团中的附属小党团发生了争吵。在社会革命党以92票赞成、60票反对通过退出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后，该党便发生了分裂。不过，只是到傍晚以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才开始在不同的房间里开会。8点钟的时候，孟什维克再次提出推迟开会的要求，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意见。夜渐渐深了。攻打冬宫的军事行动还在继续。可是继续等下去是不可能的了：必须对已经警惕起来的国家把话说清楚。
　　革命教会了人们拥挤的技巧。代表、来宾、警卫都挤在贵族女子学院的大礼堂，以便让一批接一批后来的人进来。有人发出了可能踩塌地板的警告，但如同要少抽烟的劝告一样没有效果。大家挤得越来越紧了，而且在加倍抽烟。约翰·里德艰难地为自己挤出了一条穿过暄闹人群走向门口的通路。大厅里并不暖和，但是空气紧张而热烈。
　　挤满了门廊和两侧过道，坐满了每一个窗台的代表耐心地等待主席的铃声。讲台上既没有策烈铁里，也没有齐赫泽和切尔诺夫，只有二流领导人出席了自己的葬礼。10点40分，一个身着军医制服的小个子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开会。他说，代表大会在“如此特殊的情况下”开幕，以致他达恩在履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托时不得不放弃政治演说，因为他的党内朋友此刻正在炮火攻击之下的冬宫“奋不顾身地履行自己的部长职责”。代表们根本不指望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祝福。他们满怀敌意地注视着讲台：如果这些人在政治上继续存在下去，那么他们对我们以及我们的事业会采取什么态度呢？
　　莫斯科的代表阿瓦涅索夫代表布尔什维克提议按比例选出主席团：布尔什维克14人，社会革命党7人，孟什维克3人，国际主义者1人。右翼分子当即表示拒绝进入主席团。马尔托夫集团则暂时放弃，因为它还没有拿定主意。7个席位给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伴随着这些开会伊始就出现的冲突，代表大会布满了阴云。
　　阿瓦涅索夫宣读了进入主席团的布尔什维克名单：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诺根、斯克良斯基、克雷连柯、安东诺夫—奧夫申柯、梁赞诺夫、穆拉洛夫、卢那察尔斯基、柯伦泰、斯图契卡。苏哈诺夫写道：“主席团由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和6名（实际上是7名。——托洛茨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尽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举行起义，他们还是作为党内有威信的人物加入了主席团；李可夫和诺根是作为莫斯科苏维埃的代表、卢那察尔斯基和柯伦泰是作为当时很有声望的宣传家、梁赞诺夫是作为工会代表、穆拉洛夫是作为老工人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审判国家杜马代表期间他表现得很勇敢）、斯图契卡是作为拉脱维亚组织领导人、克雷连柯和斯克良斯基是作为军队代表、安东诺夫—奥夫申柯是作为彼得格勒战斗领导人名列主席团的。没有斯维尔德洛夫的名字显然是因为上述名单就是他亲自草拟的，而忙乱中谁也没有修改过它。把反对起义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诺根、李可夫、卢那察尔斯基、梁赞诺夫，全都纳入了主席团，这是当时党所特有的习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只有娇小柔弱而又勇敢过人的斯皮里多诺娃享有全俄国的声望，她曾因行刺镇压坦波夫省农民的元凶而服过多年苦役。此外，左派社会革命党再没有别的名人了。可是右派社会革命党除了名人之外，所剩的成员根本就已经不多了。
　　代表大会热烈地欢迎自己的主席团。列宁没有出现在主席台上。就在党团集合开会时，还没有卸掉化装的列宁戴着假发和一副大眼镜正同两三个布尔什维克一起坐在过道的房间里。达恩和斯科别列夫在回本党团时，面朝密谋分子的桌子停下了脚步。他们仔细地注视了一会儿，显然认出了列宁。这就意味着是卸掉化装的时候了！
　　列宁还不急于公开露面，他认为继续观察清楚与控制全局比较好一些，因此暂时继续留在幕后。托洛茨基在自己192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斯莫尔尼宫举行。列宁没有出席会议。他待在斯莫尔尼宫一间屋子里，我记得，那里面不知为何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后来有人在地板上铺了一床毯子，拿来两个枕头放在上面。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排躺着休息。但是才过几分钟就有人来喊我：‘达恩说必须有人回答他。’[1]回答以后我又回来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排躺着，他当然不想睡着了。还睡得着么？每隔5—10分钟，就有人从会议大厅跑进来，通报那里所发生的事情。”

[1]所指的应该是马尔托夫，因为托洛茨基回答的是他。

　　主席铃声在加米涅夫手中摇响了，他是那些由自己的本性预先决定要当主席的慢性子人之一。他宣布，议事日程里有三个问题：组建政权；战争与和平；召开立宪会议。这时，非同寻常的沉闷的和令人惊惧的轰鸣声从外面闯进了喧嚣嘈杂的会场。这是彼得保罗要塞用炮声来加固议事日程。高度紧张的气流贯穿代表大会，它顿时觉得自己实际上成了国内战争的议会。
　　反对起义的洛佐夫斯基要求彼得格勒苏维埃做报告。但是军事革命委员会有意拖延：大炮的回答证明，报告还没有准备好。起义正在全速进行。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不时起身到军事革命委员会那个房间里去，为的是通报情况和发布命令。战斗的余响像炽烈的语言一样时不时冲进会议大厅。投票之际，刺刀丛中举起了很多的手，马合烟散发出的蓝灰色呛人烟雾叫人看不清漂亮的白色廊柱与吊形灯架。
　　两个阵营在炮声隆隆的背景下展开的口水战有着前所未有的意义。马尔托夫要求发言。天平上下晃动的时刻就是他这位永远处于动摇之中的最机敏的政治家的时刻。他马上用自己那结核病人嘶哑的声音回应大炮发出的金属响声：“双方都必须停止军事行动……政权问题已开始通过阴谋方式来解决……所有革命政党都面临一个既成事实……国内战争有使反革命势力勃发的危险。和平解决危机的目的能够通过创建一个为全国民主派都承认的政权而达到。”代表大会相当多的人在鼓掌。苏哈诺夫用讽刺的口吻指出：“看来，有很多布尔什维克没有掌握列宁和托洛茨基学说的精髓，他们还很乐意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左派社会革命党和统一国际主义者集团都附和和平谈判的建议。右翼分子，可能包括马尔托夫一些最亲密的同志深信布尔什维克会拒绝这个建议。他们错了。布尔什维克派出自己最爱和平与最温和的宣传家卢那察尔斯基走上讲台。“布尔什维克党团一点也不反对马尔托夫的建议。”对手们错愕不已。苏哈诺夫评论说：“列宁和托洛茨基迎合原本就支持自己的群众，同他们一起挖掉了右翼脚下的地基。”马尔托夫的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如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现在就退出，那么他们自己就毫无希望了。”马尔托夫小团体里有人评论说。因此可以指望代表大会“走上民主派统一战线的正确道路”。根本没有可能的希望！无论什么时候，革命都不会沿着对角线前进。
　　右翼旋即便违背刚才还赞成的和平谈判倡议。来自第十二集团军的代表、戴着大尉肩章的孟什维克哈拉什声称：“政治上的伪君子提议解决政权问题，然而问题正在背着我们去解决……攻打冬宫是把钉子钉进进行类似冒险的那个党的棺材……”代表大会用愤怒的咆哮回应大尉的挑衅。
　　代表前线在莫斯科国务会议发过言的库钦中尉企图借军队组织的权威在这里从事活动：“这次代表大会开得不是时候，甚至没有得到授权。”“您到底在代表谁说话？”那些穿着破旧军大衣的代表大声喊叫起来，他们的当选证书是用战壕的黏土填写的。库钦详细列举出11个集团军。可是他在这里骗不了任何人。在前线如同在后方一样，妥协主义将军都成了光杆司令。这位孟什维克中尉继续说下去，称前线团体“对这次冒险行为的后果概不负责”。这就等于说是跟反革命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果然他最后说：“前线团体……退出这次代表大会。”右翼代表一个接一个走上讲台。他们已经失去了教区与教堂，可是钟楼还在他们手里；于是他们赶忙去最后一次敲响已经开裂的大钟。以正当或不正当的方式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实行过妥协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今天却断然拒绝同起义人民实行妥协。他们的政治盘算暴露出来了：过不了几天布尔什维克就会垮台，需要尽可能地让自己同他们划清界限，甚至协助推翻他们，借此尽可能给自己以及自己的未来上好保险。
　　欣楚克代表右翼孟什维克党团发表了一份声明，他以前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后来当上了苏联驻柏林大使。“布尔什维克的军事阴谋……将使国家陷入内乱，破坏立宪会议，有出现战事灾难的危险，导致反革命取得胜利。”唯一的出路就是“与临时政府谈判建立一个以所有民主阶层为基础的政权”。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学会，他们居然建议代表大会不要再指望起义了，并且回到克伦斯基那里去。透过喧闹、怒吼乃至口哨，一个右翼社会革命党代表的话才勉强让人听得到。他代表自己的党提出的声明宣称“不可能跟布尔什维克共同工作”，宣布妥协主义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和主持开幕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自身也是没有得到授权的。
　　右翼的示威举动并不让人害怕，但是让人焦虑与愤怒。大多数代表的内心由于那些傲慢自大与目光短浅的领袖们的缘故痛苦得太久了。这些领袖最初喂给人们的是空话，后来喂的则是惩罚。莫非达恩、欣楚克、库钦之流还打算继续教训人，继续发号施令吗？一个名叫佩捷尔松的拉脱维亚士兵本来就因患肺结核脸色潮红，此刻又因憎恨两眼发红。他揭发哈拉什与库钦是冒牌货。“决议与废话够多了！我们需要的是行动！政权必须掌握在我们手中。让冒牌货离开代表大会吧！军队不会和他们一起走！”发言以紧张热烈的激情缓解了代表大会的气氛，因为迄至此时，落到它身上的只有侮辱。前线来的其他代表赶忙起来支持佩捷尔松。“库钦之流代表的是从4月起就待在军队委员会里面的一小撮人的意见。军队早就要求改选他们了。”“战壕里的居民等待把政权交到苏维埃手里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不过，钟楼仍然还掌握在右翼那里。一个崩得代表宣称“彼得格勒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幸的”，并且敦请代表们加入准备赤手空拳前往冬宫去同政府一起牺牲的杜马议员的队伍。苏哈诺夫写道：“无情的嘲笑在吵闹声中显得特别刺耳，这嘲笑有些很粗野，有些很恶毒。”语调动人的发言人显然错估了听众。“够了！逃兵！”代表、来宾、赤卫队员和站岗的士兵紧追着离开会场的人大喊大叫。“到科尔尼洛夫那里去吧！人民的敌人！”
　　右翼的离去并没有留下空余地方，普通代表显然拒绝追随军官和士官生去跟工人和士兵作对。右翼各党团大概走了70名左右的代表，也就是一半稍多一点。其余动摇不定的人便靠近决定不离开代表大会的中间集团坐了下来。如果说在开会之前社会革命党各个派別共有不超过190名代表的话，那么到这个时刻，单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人数就增加到了180名。那些还没有决定加入布尔什维克一边的人全都加入到左派社会革命党那边去了，尽管他们也愿意支持布尔什维克。
　　不论什么情况，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一直留在临时政府或者不管什么样的预备国会里面。难道当真可以跟有教养的社会决裂吗？不过要知道，苏维埃仅仅是人民的。在可以依靠苏维埃跟资产阶级达成妥协的时候，苏维埃是很不错的。但是能够容忍自命为国家主人的苏维埃吗？社会革命党人晋季诺夫后来写道：“布尔什维克独自留下来了，从这一刻起，他们只依靠粗暴的肉体力量。”毋庸置疑，道德原则随着达恩和郭茨的离去，“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道德原则很适合提着两盏灯笼朝冬宫进发的那支300人队伍。可是一碰上布尔什维克粗暴的肉体力量便退了回来。
　　苏维埃赞成的和平谈判建议一直没有着落。如果右翼人士认为跟已经获胜的无产阶级达成协议的主意是可行的，那么他们就不会急忙与代表大会断绝关系。马尔托夫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但是他抓住妥协的想法不放，他的全部政策都是随着这个思想起伏不定的。“必须停止流血。”他再次发言时一开始便这样说。“这只是谣言”大厅里喊了起来。他旋即回应说：传到这里的不只是谣言。假如你们走近窗口，就能听见炮击声。”当代表大会安静下来时，就不仅仅是在窗户附近才能听到炮声，这是不容置辩的。
　　马尔托夫宣读的声明全篇充满了对布尔什维克的敌意，理由也是苍白无力的。声明指责说，政变“仅仅是布尔什维克一党采用纯粹军事阴谋手段独自实现的”，并且要求代表大会暂时休会，直到同“所有社会主义政党”达成协议为止。在革命中追求合力比捕捉自己的影子还要糟糕！
　　就在这时，以越飞（他后来是苏联驻柏林的首任大使〕为首的城市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出现在会议上，此前该党团就已经拒绝到冬宫的宫墙下去寻死，何况是大有问题的死。代表大会再次显得拥挤些了。大会用充满喜悦的欢迎词迎接朋友的到来。
　　但是还需要驳斥马尔托夫，这个任务落到了托洛茨基身上。苏哈诺夫认为：“右翼退出以后，现在他的地位牢固程度就跟马尔托夫的地位脆弱程度相等了。”对手们并排站在讲台上，被群情激愤的代表从四面紧紧围住了。托洛茨基说话了：眼下发生的事件是起义，不是阴谋。人民群众的起义不需要证明自己正确与否。我们锻炼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的毅力。我们公开铸就了群众的起义意志，而不是阴谋的意志……我们的起义胜利了，然而现在有人向我们提议：放弃自己的胜利去达成协议。我要问：跟谁？我们应该跟谁达成协议？跟那些离开这里的一小撮可怜虫吗？……可是要知道，我们完全看透了他们。在俄国没有人会继续跟他们走。这次代表大会所代表的千百万工人和农民应该对等地跟他们达成协议，可他们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准备拿工人农民去换取资产阶级的宽恕。不，此刻哪有什么协议可言！我们要向那些离开这里的人以及那些提出此类建议的人说：你们是可怜的极少数，你们是破产者，你们的角色已经扮演完了，请你们从今以后到你们该去的地方——历史垃圾堆里去！……”
　　“那我们现在就离开！”马尔托夫高声喊道，还没等代表大会投票表决。苏哈诺夫埋怨说：“处于愤怒与激动之中的马尔托夫起身从舞台向门口挤去，我连忙开始召集我们党团开会……”根本不是情绪激动的问题。当革命急速退潮时，比如7月时那样，民主社会主义的哈姆莱特马尔托夫在迈步向前；而现在当革命准备完成像狮子一样的跳跃时，马尔托夫却向后退却。右翼的离开使他丧失了实现议会迂回前进的随机应变机会。他马上觉得浑身不舒服。他急匆匆地离开代表大会，以便和起义脱离干系。苏哈诺夫竭尽可能表示反对。党团几乎也正好分成两半：最后以14票对12票的结果让马尔托夫胜利了。
　　托洛茨基提议代表大会通过一个作为指控妥协主义者诉状的决议：他们筹划了后果极为严重的6月18日前线进攻；他们支持背叛人民的政府；他们掩饰在土地问题上对农民的欺骗；他们从事了解除工人武装的勾当；他们要对难以理喻的延续战争的行为负责；他们容忍资产阶级加剧经济崩溃；在失去人民的信任之后，他们又反对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最后，他们成了少数以后又同苏维埃决裂。
　　此刻又有人提交了一个临时声明，这说明布尔什维克主席团的宽容真的是没有限度的。来了一个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他的任务是呼吁农民代表离开这个“开得不是时候的”代表大会，并且前往冬宫，“以便与那些被派去实现我们的意愿的人死在一起”。死在冬宫瓦砾之下的号召，由于它单调乏味开始使人感到厌烦。刚刚从“阿芙乐尔号”来到会场的一个水兵用讽刺的口吻宣布，没有什么瓦砾，因为巡洋舰发射的只是空炮。“请继续安心工作吧。”代表大会因这个蓄着漂亮黑胡子的水兵松了一口气，他充分体现了简单而又绝对的起义意愿。满脑子混杂观念和感觉的马尔托夫属于另一个世界，所以他也就跟代表大会分手了。
　　又有人提交了一个临时声明，不过这次是一个半友好的声明。卡姆科夫说：“右翼社会革命党人离开了，但是我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留下了。”代表大会向留下的人致敬。不过，他们也认为必须实现统一的革命阵线，故而反对托洛茨基的严厉决议，因为这个决议关上了与温和民主派达成协议的大门。
　　在这里，布尔什维克迁就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好像任何时候都没有见他们有过这样的让步。这不奇怪，他们是局势的主人，他们用不着坚持原先的结论。卢那察尔斯基再次走上讲台。“重大的任务落在了我们身上——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联合民主派中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是必不可少的。可是，难道我们布尔什维克采取过什么排除其他团体的步骤吗？难道我们没有一致通过马尔托夫的提议吗？而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得到的回报是指责与威胁。离开代表大会的人“甚至中止了自己的妥协主义者的工作，而公然站到科尔尼洛夫阵营那边去了”，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布尔什维克没有坚持立即对托洛茨基的决议进行表决，他们不想阻碍在苏维埃基础上达成协议的尝试。直观教学的方法甚至是在大炮的伴奏下成功运用的！正如此前通过的马尔托夫提议一样，现在对卡姆科夫的让步也只不过是暴露了调解努力没有取得什么效果而已。但是，与左派孟什维克不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没有离开代表大会，因为他们所承受的暴动农村的压力太直接了。互相在摸底试探。占据着原先的出发阵地。代表大会的过程出现了停顿。能通过根本的法令和建立苏维埃政府吗？还不能，因为旧政府仍然盘踞在冬宫。正是在那里一间相当昏暗的大厅里，桌子上方唯一的一盏灯用报纸遮着呢。凌晨两点过后，主席团宣布休会半小时。
　　红色统帅们卓有成效地利用了给予他们的短暂延迟时间。到重新开会时，人们在代表大会的气氛中感觉到了某种新的气息。加米涅夫在主席台上宣读了刚刚收到的安东诺夫打来电话的记录：冬宫被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部队攻占了。除克伦斯基外，以独裁者基什金为首的临时政府全体成员都被逮捕了。尽管通过众口相传，大家都已经熟知了这个消息，然而正式的通告比鸣放礼炮还是显得更为重要。跨越把革命阶级与政权隔开的那道鸿沟的举动取得了成功。7月份被赶出克舍辛斯卡娅宫的布尔什维克现在成了冬宫的主宰。除了这个代表大会以外，俄国不存在另外的政权。复杂的感情纠结化入了掌声与欢呼之中：有胜利，有希望，不过也有担忧。响起了新的更有信心的雷鸣般掌声。胜利到来了！即使有利的力量对比本身也深藏着意外的成分。只有当敌人的司令部成了俘虏时，胜利才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
　　加米涅夫郑重地宣读着被捕人员的名单。那些最为大家熟知的名字在代表大会引起了仇恨和嘲讽的喊叫声。俄国外交命运的掌管人捷列申柯的名字遇到的对待尤其无情。而克伦斯基呢？克伦斯基？有消息说他上午10点在加特契纳守卫部队那里劝说了一通，但没有取得多大成效。“后来他到哪里去了，真的不知道，有传闻说他去了前线。”
　　革命的同路人觉得很不舒服。他们预感到从此布尔什维克的步伐将会变得更加坚定。左派社会革命党中间有人反对逮捕社会主义者部长。统一国际主义者一位代表提出警告：但愿不要把农业部长马斯洛夫关在君主制度时期他曾经住过的同一间牢房。托洛茨基在马斯洛夫当部长期间曾经蹲过在尼古拉统治时期就蹲过的同一座“十字监狱”，他回答说：“政治性的逮捕不存在报复的问题。它是……出于适当的理由不得不实行的措施。应该将政府……提交法庭审判，首先是因为它与科尔尼洛夫之间确凿无疑的牵连……社会主义部长将仅仅是软禁在家里。”更简单和更准确地说就是：拘捕旧政府成员是迫于尚未结束的斗争的需要。这是事关使对手政治上失去领导的问题，而不是惩罚以往罪过的问题。
　　不过，由于逮捕而引起的议会式质询很快就被另一个更加重要得多的事件排斥了，被克伦斯基调往彼得格勒的第三自行车营转到革命人民一边来了！过于顺利的消息似乎难以置信；可是事情恰恰就是这样的：这支原先从全体作战部队挑选出来的精锐之师还没有抵达首都便参加了起义。如果说因逮捕部长而产生的高兴情绪中还带有几分拘谨的情调，那么现在笼罩代表大会的就是无法遏止的地地道道的狂喜心情。
　　皇村的布尔什维克特派委员与自行车营的一位代表在讲台上并肩而立，为了向代表大会报告情况，他们二人刚刚才赶过来。“皇村守卫部队保卫着通向彼得格勒的要道。”护国主义分子离开了苏维埃，“全部工作由我们单独承担”。得知自行车营逼近的消息以后，皇村苏维埃准备进行抵抗。但是很幸运，担心原来是多余的：“自行车兵当中没有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敌人。”还有一个营也将很快抵达皇村，人民已经在那里做好准备友好地迎接它。代表大会像一口接一口痛饮美酒一样，不停地品味着这个报告。
　　自行车兵的代表受到了暴风雨般的热烈欢迎。根据一项电报命令，突然要第三自行车营从西南战线前往北方战线，“去保卫彼得格勒”。自行车兵“蒙着眼睛向前”行进，只是忐忑不安地猜测到底出了什么事。在佩列多尔斯卡亚，他们看见了同样开往首都的第五自行车营乘坐的列车。就在车站共同举行的集会上，事情弄得很清楚了，“全体自行车兵当中找不出一个同意反对自己兄弟的人”。他们一致做出决定：不再服从临时政府。这个自行车兵代表说：“我具体地向你们宣布，我们不会把权力交给以资产者和地主为首的政府！”进入了革命人民日常生活之中的“具体地”这个词汇此刻听起来相当悦耳。
　　不是有人早就在这同一个讲台上用前线的讨伐来吓唬代表大会吗？现在，前线亲口说出了自己“具体”的声音。就算军事革命委员会喑中破坏代表大会吧，就算宁愿把普通的士兵群众派出自己的代表作为一个例外吧，就算在许多团和师里面士兵还没有学会区分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吧，反正都没有关系！从佩列多尔斯卡亚发出的声音才是千真万确的、准确无误的、不容置辩的军队声音。面对这种裁决，上诉是不存在的。布尔什维克，也只有他们及时明白了，就连自行车营的伙夫也要比所有那些手持已经陈腐的当选证书的哈拉什们和库钦们要切实地多地代表着前线。代表的情绪发生了意义重大的转折。苏哈诺夫这样写道：“人们开始感到事情变得平稳顺利了，右翼预言的威胁似乎不那么可怕了，领袖们在其他一切方面也可能是对的。”
　　倒霉的左翼孟什维克选择这个时刻来提醒人们注意自己。看来他们还没有离开，他们刚才还在自己的党团讨论问题。努力把动摇分子吸引到自己这边来的卡佩林斯基受托向代表大会宣布已经通过的决定。最后他大声说出了与布尔什维克决裂最坦白的理由：“请记住，军队正在向彼得格勒进发。我们有大难临头的危险。”“那你们为什么还待在这里呢？”从大厅各个角落传来了质问声，“要知道你们已经离开过一次了！”伴随着藐视的临别赠言，孟什维克三三两两朝门口走去。苏哈诺夫悲伤地写道：“我们离开了，结果让布尔什维克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我们把革命的整个舞台全部让给了他们。”即使他们继续留下来，形势也不会有多大改变。不管怎样，他们是彻底离开了。时局的巨浪残酷地淹没了他们的头顶。
　　代表大会到了该向人民发出号召的时候了。然而会议日程还是像前面那样排满了一批临时动议的声明。时局问题无论如何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清晨5点17分，因疲倦已极而摇摇晃晃的克雷连柯手里拿着一份电报稿费力地登上讲台，是第十二集团军向代表大会发来了贺电，并且通知说它已经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会担负起了监视北方战线的责任。临时政府想得到武力援助的尝试一碰到军队的抵制便破产了。北方战线总司令切列米索夫将军表示服从军事革命委员会。临时政府的特派委员沃伊廷斯基提出辞职，正在等人来接替他。调往彼得格勒的部队派出的代表团一个接一个地向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与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联合起来。约翰·里德写道：“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人们热泪盈眶，互相拥抱。”
　　卢那察尔斯基终于有机会来宣读告工人、士兵、农民书。但这简直不是一份呼吁书。它实在是仅仅叙述了发生了什么以及推测将会发生什么。这个仓促拟出来的文献便是新的国家制度的开端。“妥协主义中央的全部权力完结了，临时政府被推翻了，代表大会把政权夺到了自己手中。”苏维埃政府提议马上缔结和约，把土地交给农民，军队实行民主化，实行对生产的监督，及时召开立宪会议，保障俄国各民族的自决权。“代表大会决定：地方各级政权统统转归苏维埃。”每读一句都引起了异常热烈的掌声。“士兵们！担负起保卫责任！铁路工人们！把克伦斯基派到彼得格勒的所有列车拦截下来！……革命的命运和民主和约的命运都掌握在你们手里！”
　　一听到土地，农民的精神便为之一振。按照章程，这次代表大会只代表工人和士兵，但是参加大会的也有个别的农民苏维埃代表团。现在它们要求把这些内容写进文献。它们立刻享有了投票表决的权利。彼得格勒农民苏维埃的一位代表“举双手赞成”呼吁书。一直沉默不语的阿夫克先季耶夫执行委员会成员别列津报告说，68个对电报询问做了答复的农民苏维埃当中有一半支持苏维埃政权，另一半赞成把政权交给立宪会议。如果说各省半官僚的苏维埃的情绪都是如此，那么未来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支持苏维埃政权还用怀疑吗？
　　呼吁书把普通代表紧密地团结起来了，同时又以自己坚定的原则吓坏乃至疏远了某些同路人。一些小党的党团和残余人士再次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讲台。一小撮显然是最左的孟什维克第三次与代表大会决裂。他们之所以离开，看来仅仅是为了保留挽救布尔什维克的机会：“否则，你们既毁了自己，也毁了我们，毁了革命。”波兰社会党代表拉宾斯基尽管留在大会，不过也是为了“把自己的观点坚持到底”，但是实际上附和马尔托夫的声明：“布尔什维克不能承担将要落的他们肩上的政权。”统一犹太工人党表决时弃权，与统一国际主义者完全一样。但是，所有这些以“统一”命名的党总共又有几个人呢？呼吁书以几乎全票（只有2票反对，12票弃权）获得通过！代表们差不多都没有足够的力气来鼓掌了。
　　最后，快到6点时，会议结束了。城市此刻迎来了一个灰蒙蒙的寒冷早晨。在渐渐明亮起来的街道上，星星点点的篝火火焰黯淡下去了。手持步枪的工人和士兵的灰色脸庞显得神情凝重和有些异常。如果彼得格勒有占卜师，他们应该观察得到空中出现的重要征兆。
　　首都在新政权之下醒过来了。远离事件舞台的市民、吏员和知识分子一大早就奔向报亭，以弄清昨夜的浪涛究竟把他们冲向了岸的哪一边。但是要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不容易的。不错，报纸是报道了阴谋分子攻占了冬宫和抓走了部长，可是只把这些当作短暂的插曲。克伦斯基去了大本营，政权的命运将由前线来决定。关于代表大会的报道仅限于转载右翼发表的声明，列举哪些人退出了大会，揭露留下来开会的人无能为力。直到攻占冬宫时发表的政论文章还在流露出安宁的乐观情绪。
　　可是，街头的传闻与报纸的口气根本不相符。好像部长们被关进了要塞。克伦斯基派来的援军暂时也没有见到。官吏与军官们惶惶不安，互相商量该怎么办。记者和律师的电话打个不停，编辑部正在搜集各种想法。客厅里的预言家说，必须用普遍的蔑视围困篡位者。商人们不知道是开门好还是关门好。新政权命令他们正常营业。饭店开门了，电车也在运行。银行因不祥的预感而备感烦恼。交易所的地震仪正在画出剧烈波动的曲线。当然，布尔什维克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不过在倒台之前，他们还能制造灾难。
　　法国反动记者克洛德·阿内当天写道：“胜利者在高唱胜利之歌，他们完全有权利这么做。在所有这一大帮说空话的人中间，他们采取了行动……今天他们在收获果实。好极了！光荣的工作。”孟什维克对局势的评论则完全不同。达恩的报纸这样写道：“从布尔什维克‘胜利’这一天起已经过去了整整一昼夜，可是历史的厄运已经开始在残酷地报复他们了……他们周围是他们制造的空旷……他们跟所有人隔绝开了……所有服务机构和技术机构都拒绝为他们服务……他们……就在自己胜利的那一刻跌进了深渊……”
　　深受官吏的怠工和自己的轻浮鼓舞，自由主义和妥协主义圏子里的人莫名其妙地相信自己不会受到惩罚。他们用七月危机时的语言来评说和描述布尔什维克：“威廉的仆从”、“赤卫队员的口袋里装满了德国马克”、“暴动是由德国军官指挥的”，等等。新政权必须在这些人开始相信上述谣言之前向他们显示强硬的手腕。最肆无忌惮的几种报纸已经在26日凌晨被禁止发行了。另有几种在白天也遭到没收。暂时饶过了社会主义者的报刊：必须让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某些人信服，与官方民主派联合的愿望是毫无根据的。
　　布尔什维克在怠工和混乱之中扩展胜利。晚上成立的临时军事指挥部着手组织彼得格勒的防御，以防备克伦斯基发动进攻。军队话务人员派到了已经开始罢工的电话局。各集团军接到了成立本部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指令。胜利后获释的宣传员和组织员被成批派到前线和外省去了。党的中央机关报写道：“彼得格勒苏维埃动手了，现在轮到了其他苏维埃。”
　　白天传来了一个特别令人吃惊的消息：科尔尼洛夫逃跑了。实际上这个高级囚徒在贝霍夫一直处于忠于他的帖金人保护之下，并且对克伦斯基大本营的所有事情了如指掌。26日他断定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于是毫无困难便离开了自己那座虚构的监狱。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之间的关系在群众心目中再次得到了明白无误的证实。军事革命委员会通过电话命令士兵与革命军官搜捕两个前最高总司令，并且把他们押送到彼得格勒来。
　　如同2月时的塔夫里达宫一样，现在斯莫尔尼宫也成了首都和全国一切职能的中心，所有的权力机关都集中在这里。命令从这里发出，或者人们遵照命令来到这里。人们向这里要求得到武器，缴获敌人的步枪与左轮手枪也送到这里来。从城市的各个地方把被捕的人带到这里。受凌辱的人已经聚集到这里寻求公正。资产阶级分子及其胆战心惊的马车夫路过斯莫尔尼宫地区时都宁愿绕一个大圈子。
　　汽车是比权杖和金球有用得多的现代政权的标志。在两个政权并存的制度下，汽车在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和部分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现在，全部没收的机动车都集中到了起义的营地。斯莫尔尼宫地区就像一个巨大的露天停车场。最好的汽车冒出的是很差的油料产生的黑烟。摩托车在昏暗的地方发出烦人且危险的撞击声。装甲车像海妖一样号叫。斯莫尔尼宫地区看起来就像是工厂、车站和革命的动力站。
　　连续不断的人流沿着毗邻街道的人行道向前流动，外面的门和里面的门旁边都燃烧着麻屑火堆。在麻屑闪烁不定的火光中，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在过于挑剔地检查通行证。院子里几辆装甲车发动了引擎，震动不已。谁也不想停下来，不管是汽车还是人群。每一个入口都架起了子弹带装得满满的机关枪。没有尽头的走廊光线微弱，阴森森的，脚步声、招呼声、吆喝声使其嗡嗡作响。进来的人和出去的人沿着宽阔的台阶上上下下。穿过连续不断的人流的是极不耐烦和带着命令口气说话的那些人——斯莫尔尼宫的工作人员、信使、特派委员。他们手里高举着委托书或命令，肩上拷着步枪，或者腋下夹着公文包。
　　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一刻也没有中断过，它要接待代表、信使、志愿情报者、舍己忘我的朋友，不过也有骗子。它把特派委员派往城市各个角落，在命令和全权证书上盖下不计其数的印鉴——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交叉询问、特殊联络、电话铃声和武器撞击声中进行的。那些筋疲力尽的人已经很久没有睡觉和吃饭，也没有刮脸了。他们穿着脏兮兮的内衣，睁着红肿的双眼，扯开嘶哑的嗓子喊叫，打着夸张的手势。他们之所以还没有晕倒在地板上，那似乎是因为周围太乱的缘故。这种混乱任意支使他们，把他们置于自己无拘无束的双翼之上。
　　冒险家、招摇撞骗者、旧制度的渣滓把鼻子伸进空气中，到处寻找进入斯莫尔尼宫的通行证，其中有些人还真找到了。他们熟知管理部门的某些小秘密，如外交信箱的钥匙掌管在谁手里，怎样填写报销单据，哪里可以弄到汽油或者打字机，特别是最好的宫廷葡萄酒藏在何处等。他们并没有马上进班房或吃枪子的危险。
　　自创世以来，还从未见过发出过如此之多的命令——口头的、铅笔写的、打字机打的、电话下达的，一个紧接着一个。成千上万乃至不计其数的命令并非总是由有权这样做的人下达的，而且很少是下达给了有能力执行的人的。可是奇怪之处就在于这个疯狂的旋涡里面有它自己内在的理智，人们居然能做到相互理解，毕竟最重要和最必需的还是得到了执行。代替旧管理机构的新管理机构第一批控制线索拉紧了，是革命加强了它们。
　　当日白天，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斯莫尔尼宫开了会，解决了俄国新政府的问题。会议没有记录，或者说记录没有保存下来。谁也不关心将来历史学家怎样写，尽管刚刚为他们准备了不少够他们忙碌的事。夜间举行的代表大会会议需要完成由部长组成内阁的任务。部长？一个多么有损名誉的名称啊！它散发出的是追求高级官运和实现议会制贪图名利的气味。最后决定苏维埃政府的名称叫人民委员会，这毕竟听起来要新鲜一些。既然关于建立“所有民主派的”联合政府的谈判暂时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那么政府的党派和个人构成问题就变得简单了。刚刚才跟克伦斯基的党决裂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装模作样和固执己见，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自己该做些什么才好。中央委员会把列宁的提议作为唯一可行的提议通过了：由布尔什维克单独组成政府。
　　马尔托夫作为替被捕的社会主义部长的说情者又来敲这次会议的大门了。不久前，他也曾在社会主义部长面前替被捕的布尔什维克说过情，要求释放他们。车轮转了一个很大的圈。中央委员会通过自己派去同马尔托夫谈判的一位最靠得住的中央委员加米涅夫之口重申，社会主义部长将带回家里软禁起来。大概担心世人会顺便把他们忘记，因为就连他们自己也拒绝这个特权，要在特鲁别茨科伊棱堡遵循部长们团结一致的原则。
　　晚上9点，代表大会开始开会。“情况总的来说跟昨天的会议区别不大。少了一些武器，也少了一些大群聚集的人。”已经不是作为代表，而是作为听众的苏哈诺夫竟然找到了一个空座位。这次会议迫切需要解决和平、土地与政府问题。总共三个问题：结束战争，把土地交给人民以及确立无产阶级专政。加米涅夫开始报告主席团当天所做的工作：废除克伦斯基在前线实行的死刑；恢复完全的宣传自由；发布释放因政治信念而被关进监狱的士兵和土地委员会成员的命令；解除临时政府所有特派委员的职务；下令逮捕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并且把他们押送到彼得格勒来。代表大会赞成和肯定了上述措施。
　　某些最后的残余分子再次在充满着不耐烦和恶意的大厅里发言，有些人称“要在暴动胜利的时刻而不是在失败的时刻”离开，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夸耀要留下来。来自顿涅茨克煤矿的一位代表敦促采取措施，防止卡列金切断北方的煤炭供应。时间过去了不少，可革命还是一直没有学会如何采取如此规模的措施。最后，会议终于转向议事日程中的第一个议题。
　　列宁受托就和平问题做报告，直至这时代表大会还没有见到过他。他一出现在讲台上，便引起了经久不息的欢迎掌声。来自战壕的代表们全神贯注打量着这位深奥莫测的人物。曾经有人教他们仇视这个人，可是他们背地里学会了热爱他。“列宁有力地抓住托架的边，用自己不算大的双眼扫视着人们。他站在那里等着，看来没有怎么在意延续了好几分钟的不停欢呼。欢呼结束之际，他简单明了地说了一句：‘我们现在就着手建设社会主义制度。’”
　　代表大会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被请来记录辩论的预备国会速记员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一起离开了斯莫尔尼宫，这是首批怠工事件之一。秘书的记录也在事件的深潭里淹没得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只有在炮击声中和政治斗争的咬牙切齿声中急就成章的并且充满偏见的报纸综合报道。特别是列宁的报告听起来叫人感到十分吃力：由于讲话语速太快和不少长复合句结构，报告即使在比较便利的情况下也不容易让人记录下来。约翰·里德援引列宁上述开宗明义的那句话，在任何一篇报纸报道中都找不到，但是它完全符合列宁的性情。约翰·里德不可能捏造出这句话来。列宁定该是这样开始自己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演讲的。“我们现在就着手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这话相当简单，没有激昂陈词，然而充满着坚定的信心。
　　可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结束战争。列宁侨居瑞士时提出的口号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现在必须把已经获胜的国内战争变成和平。报告人直接从宣读宣言的条文开始，这篇宣言将来应该由即将选举产生的政府来公布。文本还没有分发给代表，因为技术手段很不完善。代表大会只得借助听力仔细斟酌这篇文献的每一个字词。“10月24—25日的革命所建立的、依靠工兵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工农政府，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就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开始谈判。”（《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9页）公正的条件就是排除割地与赔款。割地应该理解为强行兼并欧洲或者遥远的海外国家别的民族或者强行留住它们。“同时本政府声明，上述和平条件绝非最后通牒式的条件，也就是说，它愿意考虑任何其他和平条件。”（《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10页）它只要求尽快开始谈判，并且取消谈判过程中的任何秘密行为。苏维埃政府从自己做起，取消秘密外交，着手公布1917年10月25日之前签订的条约。这些条约中凡是旨在给予俄国地主和资本家以利益与特权，以及旨在通过大俄罗斯人对其他民族实施压迫的一切规定，“本政府宣布立即无条件地废除”。（《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10页）为了开始和平谈判，随即又提出了签订停战协议（可能的话，至少为期三个月）的建议。工农政府“在向一切交战国的政府和人民提出以上媾和建议的同时，特别向人类三个最先进的民族……的觉悟工人呼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11页）这三个国家就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相信正是这三个国家的工人将会“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11页）
　　列宁只限于对宣言的原文进行简短的声明。“我们不能漠视各国政府，否则就可能拖延和约的签订……但是我们也没有任何权利不同时向各国人民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都有分歧，所以我们应当帮助各国人民干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当然，我们要极力坚持我们的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全部和平纲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11—12页）但是我们不应该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我们的条件，为的是不让政府轻易拒绝谈判。我们也将考虑其他任何条件。“我们将予以考虑，这并不是说将予以接受。”（《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12页）
　　妥协主义者于3月14日发表的宣言建议其他国家的工人为了和平起来推翻银行家，可是妥协主义者自己不仅没有号召推翻本国的银行家，而且同他们结成了联盟。“现在我们已经把银行家的政府推翻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12页）这使我们有权向他国人民发出呼吁。我们满怀胜利的希望：“最后，要记着，我们不是处在非洲的荒漠，而是处在欧洲，这里的一切可以很快地让人们都知道。”像以往那样，列宁把民族革命转变为国际革命视为胜利的保证。“工人运动定会占上风，定会铺平走向和平与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13页）
　　左派社会革命党派自己的一位代表宣布支持刚才朗读的宣言，称宣言的“精神和意义符合他们的意愿，也是他们所理解的”。统一国际主义者也赞成宣言，但条件是以所有民主派成员组成的政府名义出发。拉宾斯基代表波兰左翼孟什维克对这份文献的“健康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表示欢迎。捷尔任斯基代表波兰—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斯图契卡代表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卡普苏卡斯代表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无保留地赞成宣言。只有布尔什维克叶列梅耶夫表示反对，他要求赋予和平条件最后通牒的性质，否则“可能以为我们软弱，我们害怕”。
　　列宁坚决反对，甚至是异常激烈地反对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条件：我们这样做，“因为绝不能让敌人把我们毫不妥协的态度当作借口，向人民隐瞒全部真相”。有人说，“我们不采用最后通牒方式，就是表示我们软弱”，是放弃资产阶级政治虚伪的时候了。“我们丝毫用不着害怕说出疲乏真情实况……”（《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16页）后来围绕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而产生的分歧透过这一插曲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
　　加米涅夫要求所有支持宣言的人举起自己的代表证。约翰·里德写道：“有一个代表举手表示反对，可是他周围的人的愤怒情绪爆发得如此突然，竟迫使他放下了手。”对他国人民和政府的宣言一致通过了，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于是这个法令以自己直接的与亲切的宏伟吸引了全体与会者。
　　尽管有偏见然而又细心的观察者苏哈诺夫不止一次指出过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萎靡不振的情形。毫无疑问，代表像所有人一样由于各种会议、乘车、发言、决议，由于总是原地踏步而感到极度疲乏。这次代表大会可以而且定能把事业进行到底吗？对此他们没有信心。无比宏伟的任务和难以制伏的反抗这一次不会迫使大会做出让步吗？先是攻占冬宫的消息，随后是自行车兵转到起义一方的消息促使信心大大增强了。不过这两件事还只是与革命的技术问题相关。只有到此刻，其历史意义才真正展现出来了。已经胜利的起义为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础。代表们这一次不是为决议、为宣言投票，而是为意义无法估量的政府法令投票。
　　各国人民，请听我们说！革命愿意为你们提供和平。有人指控它破坏条约，可是它以此感到自豪。破坏嗜血猛兽的同盟——这是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布尔什维克敢于这样做，也唯有他们敢于这样做。对自己的自豪感从内心迸发出来了。眼睛里闪耀着兴奋的光芒。大家都站立着，已经没有谁抽烟了。好像人人都屏住了呼吸。主席团、代表、来宾、站岗的士兵都汇聚在起义与兄弟情谊的赞歌之中了。革命的观察家和参与者，也是革命的记者和诗人约翰·里德不久后讲述说：“我们大家抑制不住常人的冲动，突然站了起来，跟着唱起了令人振奋的国际歌。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兵也像孩子一样流下了眼泪。亚历山德拉·柯伦泰不停地眨着眼睛，好不让自己哭出声来。雄壮有力的歌声在大厅里回荡，透过门窗，向高空飘去。”飘上了高空吗？宁可说它飘向了把不幸的欧洲钉上十字架的秋天战壕，飘向被摧毁的城市和乡村，飘向正在服丧的妻子和母亲那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歌词摆脱了它约定俗成的含义，它们同政府法令融合在一起了。因此，它们听起来就像是直接行动的动力。此刻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越发高大，越发有价值了。革命的精神扩展到了全世界。“要创造人类幸福。”自主、首创、勇敢的精神，被压迫人民通常没有的那种幸福感——现在革命带来了这一切。“……全靠我们自己。”千百万人曾经推翻过帝制与资产阶级的万能双手如今要扼死战争。维堡区的赤卫队员、身上带着伤疤的前线平凡士兵、服完了苦役刑期的革命者、“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黑胡子青年水兵——大家发誓要把自己最后和坚决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们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发自人们内心的这句歌词已经包含了后来国内战争年代与劳动和贫穷的五年计划年代所发生的一切。“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一无所有要变成拥有一切。既然过去的现实不止一次变成了歌曲，为什么歌曲就不能变成明天的现实呢？战壕里的军大衣看起来不再像是苦役犯的囚服，棉花外翻出来的高帽别样地戴在了发光的双目上方。“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还能想象得到人类不会从贫困与屈辱，从战争的泥泞与战争的血污中重新振作起来吗？
　　“以列宁为首的主席团全体成员都站立在那里唱着歌，他们脸上流露出激动和兴奋的神情，双目闪闪发亮。”那个以怀疑态度看待他人胜利的人带着沉重的心情如是做证。苏哈诺夫还承认：“我似乎也想加入到他们当中去，跟这些民众及其领袖们融合在相同的感受和情绪中。可是，我不能……”
　　唱完了副歌的最后一句，代表大会全体人员仍然站立着，他们还沉浸在刚刚才经历过的庄严气氛中。很多人的目光仍然停留在讲台上那个身材不高却很结实的人身上。他的脑袋与众不同，颧骨突出的脸庞线条简单分明，现在下巴也刮过了。长着一双有点像蒙古人的不大的眼睛，但看东西的目光能穿透一切。他不在这里已经有4个月了，他的名字本身几乎已经脱离了真实容貌。但是他不是神话，不是，你看，他就站在自己人中间，现在有这么多“自己人”！他手里拿着的文本是呼吁和平的告人民书。甚至那些十分清楚他在党内地位的最亲近的人也是头一回感受到，对于革命，对于俄国人民，对于全世界人民，他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他培养出来的，这是他教会的。会场上不知从谁口中喊出了向领袖致敬的话，大厅仿佛也在等待信号。列宁万岁！充满全身的激动情绪，不再有疑虑的心情，开创事业的自豪，胜利的喜悦，伟大的希望一所有这一切汇聚在感激与兴奋的火山爆发中。那位持怀疑态度的见证人干巴巴地说道：情绪无疑在不断高涨……向列宁致敬，高呼‘乌拉’，把帽子抛向空中。唱完了怀念战争牺牲者的安魂曲，接着又是鼓掌、欢呼、拋帽子。”
　　第二天，全体人民又经历了此刻代表大会所经历过的一切，尽管不是那么浓烈。斯坦凯维奇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必须指出，布尔什维克大胆的姿态，他们跨越把我们跟身边人民隔开4年时光的铁蒺藜的能力，这自然而然地给人造成了深远的印象。”布德别尔格男爵在自己的日记里更加粗鲁不过至少是明确地表示：“列宁同志的新政府因颁布了立即实现和平的法令而突然变得可怕了……当前这是一个把士兵群众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的极为高明的步骤。我在今天走访过的几个团看到到处都弥漫着这种情绪。列宁发出的立即签订为期3个月的停战协定以及随后缔结和约的电报到处都造成了极其强烈的印象，引起了狂热的喜悦。现在我们失去了挽救前线的最后机会。”这些人早就只不过是把挽救被他们断送的前线当作挽救自己社会地位的借口而已。
　　假如3—4月间革命在自己身上发现了跨越铁蒺藜的决心，那么它就能够在军队缩减一半或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使其暂时团结起来，还能够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的对外政策构筑由精锐力量把守的阵地。但是采取勇敢行动的时钟只是到10月才敲响，不过到这个时候，哪怕是挽救部分军队，哪怕是在短暂期间，也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了。新制度自己不仅必须为沙皇制度的战争，而且要为临时政府滥用的轻率举动付出代价。在这种可怕的、对其他政党来说又是毫无希望的处境中，只有通过十月革命为人民的能量开辟出无穷源泉的布尔什维主义才能把国家引上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
　　列宁再次登上了讲台，这一次他是就土地法草案做报告。他一开始就对已经被推翻的政府与妥协主义政党进行了谴责，是它们拖延解决土地问题引起了农民起义。“他们大谈农村里的大暴行和无政府状态，显然是撒谎和玩弄怯懦的欺骗手腕。”“试问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明智的措施造成过大暴行和无政府状态呢？……”（《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17页）法令的条文没有复制分发给众人。报告人手里拿着的是唯一的草案。据苏哈诺夫回忆说，它写得“如此之潦草，以致列宁读起来时断时续、杂乱无章，最后竟完全停顿下来了。聚拢在讲台周围的人当中有一位提出帮他来读。列宁也很乐意让出自己的位置和那张字迹潦草的纸”。可是在平民议会的心目中，这些纰漏一点也没有贬低已完成事业的伟大。
　　法令最主要的就是第一条那两行文字：“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18页）地主、皇室、修道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耕畜和农具统统交由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直至立宪会议召开。没收的财产作为人民的财富置于地方苏维埃保护之下。普通农民和普通哥萨克的土地不予没收。整个法令总共不到30行字：它真是快刀斩乱麻。
　　完全从农民那里借用过来的、内容更为广泛的说明书附属于法令的基本条款。8月19日的《农民苏维埃消息报》刊登过选民向自己的第一次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242条委托的综合报告。尽管综合委托书是社会革命党人拟定的，列宁也没有仅限于把这个文献作为附件，而是“为了实际上领导土地改革”而把它完整地列入了法令。综合委托书内称：“永远废除土地私有权。”“凡愿意用自己的劳动……从事耕种的一切俄国公民，均享有土地使用权。”“禁止使用雇佣劳动。”“土地应当平均使用，即根据当地条件，按劳动土地份额或消费土地份额把土地分配给劳动者。”（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19页）
　　在保留资产阶级制度的前提下，更不用说在跟地主结成联盟的情况下，社会革命党的委托书便成了毫无生命力的乌托邦，如果还不是变成蓄意欺骗的话。在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它也不可能让自己的各个部分都得以实行。但是，委托书的命运跟政权方面对它的态度一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国家给了农民一个实际检验自己的矛盾纲领的期限。
　　8月时列宁曾经写道：“农民希望保留自己的小经济，希望平均分配，定期重分……让他们这样希望吧。没有一个明智的社会主义者会因此而同贫苦农民分手。既然没收土地意味着摧毁银行的统洽，没收农具意味着摧毁资本的统洽，那么，只要……政权转到了无产阶级手里，其他一切……就会由实践本身来提示。”（《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111页）
　　不但很多敌人，而且很多朋友也不明白布尔什维克党对待农民及其土地纲领的这种富有远见的，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有教育意义的态度。例如，罗莎·卢森堡就表示反对平均分配土地，说它与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不过，对于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当然也不抱什么幻想。相反，法令结构本身就证明立法者具有批判性的警觉。虽然综合委托书表示所有土地，无论地主的还是农民的，“都要转变成全民财产”，但是主体报告对土地所有制新形式未置一词。即使道学气不太浓的法学家也必定会因下面这个事实而感到极端恐惧，即土地国有化，也就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新的社会原则，作为基本法律的指导正在形成中。但是这里不存在什么编辑方面的疏漏。列宁想尽可能少地凭主观臆断把党和苏维埃政权束缚在尚未经历过的历史领域里。正是在这里，他把极度的小心谨慎跟无与伦比的勇气结合起来了。农民自己到底如何理解土地变成了“全民财产”，这只能依据经验来确定。向前猛冲一段以后，必须要巩固阵地，防止急速后退。在农民中间分配地主的土地这一举动本身并不能防止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侵害，但无论如何都能排除封建君主制度的复辟。
　　只有在建立并维持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谈论社会主义的前景；而要维持政权除了坚定地帮助农民开展他们的革命之外，没有其他的方式。如果分配土地从政治上巩固了社会主义政府的话，那么这也证明分配土地作为当前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革命遇到的农民是怎样的，就必须以这个样子来对待农民。只有新制度才能重新教育农民。但不是立即能进行的，而是需要许多年头，需要好几代人，并且要在新技术和新经济组织的帮助下。结合了委托书内容的土地法令对无产阶级专政而言便意味着一种责任，不仅要认真看待农业劳动者的利益，而且要耐心地看待他们的小业主幻想。土地革命还要经历不少阶段和曲折，这是早已明白的道理。综合委托书很难说是最新颖的发明，它仅仅是工人同意借用的出发阵地，它帮助农民实现他们的进步要求，以及警告他们不要迈错了步子。
　　列宁在自己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定，即使我们并不同意。……我们应当让人民群众享有发挥创造精神的充分自由……问题的实质在于使农民坚信农村中再不会有地主了，一切问题将由农民自己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将由他们自己来安排。”（《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20—21页）这是机会主义吗？不是，这是革命的现实主义。
　　还没等欢呼声平息下来，来自农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右翼社会革命党人皮亚内赫对社会主义部长仍然处于拘押之中提出强烈抗议。这位发言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敲着桌子大声喊叫：“眼下竟发生了任何一次革命中都不曾发生过的这种事情，我们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同志马斯洛夫和萨拉兹金还关在监狱里。我们要求立即释放他们！”“假如他们头上哪怕是掉落了一根头发……”另一位穿军大衣的使者这样威胁说。他们两人对代表大会来说真的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外人。
　　到革命爆发之际，在德文斯克的监狱里还关押着大约800名以布尔什维主义罪名起诉的犯人，明斯克关了大约6000人，基辅关押着535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士兵。而在全国各地还关押着多少农民委员会的成员啊！最后，从主席团算起，代表大会许多代表自己的好运也是经过克伦斯基的监狱而交上的。如果临时政府的朋友的愤慨不能指望在这次会议上产生心灵震憾，那也不足为怪。除了这一不幸之外，一个谁也不认识的代表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是一个特维尔农民，一头长发，身穿一件翻毛皮袄。他彬彬有礼地朝四周鞠了一番躬，然后代表自己的选民恳求代表大会不要在逮捕阿夫克先季耶夫的委员会全体成员一事上罢手。“这不是农民代表，而是立宪民主党人……他们的席位就应该在监狱里。”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站着：一个是富有议会工作经验的部长亲信、痛恨布尔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人皮亚内赫，一个是代表自己的选民向列宁热情鞠躬的特维尔无名农民。两个社会阶层，两种革命：皮亚内赫代表二月革命说话，特维尔农民则为十月革命而奋斗。代表大会真诚地热烈欢迎这位身穿皮袄的代表，农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使者骂骂咧咧地离开了会场。
　　“社会革命党党团欢迎列宁提出的法令条文，并且把它当作自己思想的胜利。”卡列加耶夫宣布说。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异常重要，因此必须要经各党团讨论。一个最高纲领派分子、分裂后的社会革命党极左派分子的代表要求马上举行投票。“我们应该对这个党表示尊敬，如果它从第一天起就在毫不动摇地贯彻这样的措施的话。”列宁则坚持，休会无论如何也要尽可能地短暂。“对于俄国如此重要的新闻，上午必须见报。不管怎样也不能拖延！”要知道土地法令不仅是新制度的基石，而且是即将要力争得到整个国家的革命的武器。怪不得约翰·里德此刻记下了一个闯进喧嚣大厅的不容商量的喊叫声：“请15个宣传员到第17号房间去。马上就去！要派你们去前线！”
　　凌晨1点钟，一个来自马其顿的俄国军队代表抱怨说，先后轮替的彼得格勒的政府都忘记了他们。但是马其顿士兵方面支持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是有保证的！这是对士兵情绪的再一次检验，这一次是在东南欧洲的遥远角落。加米涅夫紧接着通报，临时政府从前线调来的第十自行车营今天早晨抵达了彼得格勒，它也像自己的先行者一样拥护苏维埃代表大会。热烈的掌声表明，反复证明自己的实力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多余的。
　　在一致通过了宣布不允许黑暗势力对犹太人及其他外族人滥施暴行是地方苏维埃光荣职责的决议以后，会议对土地法令进行投票表决。再次迸发出满腔热忱的代表大会以只有1票反对，8票弃权，也就是几乎全票赞成的结果通过了该法令。它标志着农奴制这个俄罗斯文明基础之基础的终结。土地革命从此便合法化了，无产阶级革命因而也就有了一个强大坚实的基础。
　　剩下最后一个任务就是成立政府。加米涅夫宣读了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草拟的方案。国家生活各个领域的管理权委托给了各个委员会，它们的工作任务应当是“在与工人、女工、水兵、士兵、农民和职员的群众组织紧密团结中”贯彻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的纲领。政府权力集中在由这些委员会负责人组成的名为人民委员会的集体手里。监督政府活动的权力属于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
　　在第一届人民委员会成员中有7名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列宁担任没有设部长职位的政府首脑，李可夫为内务人民委员，米留京出任农业部门的领导人，诺根为贸易与工业部门的领导人，托洛茨基是负责外交事务的领导人，洛莫夫担任司法部门的领导人，斯大林出任民族事务委员会首脑。陆海军事务则交给由安东诺夫—奥夫申柯、克雷连柯和德宾科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劳动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要由施里亚普尼柯夫担任，教育部门的领导人必定是由卢那察尔斯基出任，繁重而成效甚微的粮食供应的担子则落到了捷奥多罗维奇的肩上，邮政和电报事务落到了工人格列博夫身上。交通人民委员的职务暂时空缺，这扇为同铁路员工组织达成协议的大门仍然敞开着。
　　全部15名候选人当中有4名工人和11名知识分子，他们都曾经坐过牢、流放过或者在国外流亡过。其中5人在已经建立民主共和国制度以后还蹲过监狱。未来的政府首脑直到前一天才从民主制度的地下状态走出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没有进入人民委员会，第一个人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第二个人则出任苏维埃官方机关报编辑。约翰·里德写道：“加米涅夫宣读人民委员会的名单时，掌声随着每一个名字一阵又一阵响起来，特别是念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名字时。”苏哈诺夫补充说，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念到卢那察尔斯基名字的时候。
　　统一国际主义者代表、高尔基报纸的文学作家阿维洛夫曾经一度是布尔什维克，他做长篇发言反对政府组成人员的建议名单。他极其认真地历数了在内外政策领域面临的困难，“必须要看清……我们应该朝哪个方向走……新政府面临的还是那些同样的老问题：面包与和平。如果它不解决这些问题，那就会被推翻。”国家手里粮食很少，粮食都掌握在富裕农民手里。没有什么可用来交换粮食，工业缺乏燃料和原料，正在走向崩溃。动用强制措施征收粮食，这是困难、长期而又危险的。所以需要建立这样的政府，它不仅要让贫困农民，而且要让富裕农民同情它。为此，必须建立联合政府。
　　“实现和平将更加困难。”代表大会提出的立即停战的倡议没有得到协约国政府的响应。盟国的大使其实已经在准备走人了。新政权原来是孤立的，它的和平倡议悬在了半空。交战国人民群众离革命暂时还很遥远。后果可能有两个：要么革命被霍亨索伦王朝的军队所摧毁，要么单独媾和。对俄国而言，这两种场合下的和平都不可能不是最艰难的。只有“人民的多数”才能应付全部困难。然而不幸的是民主派分裂了，其左翼想在斯莫尔尼宫建立一个纯布尔什维克的政府，而右翼正在城市杜马建立社会安全委员会。为了挽救革命，必须由两个集团组建政权。
　　正是在这种气氛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卡列宁出来发言了。排除退出代表大会的那些党派，就不可能贯彻业已通过的纲领。不错，“对它们的退出，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罪过”。但是代表大会的纲领应该联合所有的民主派。“我们不想沿着孤立布尔什维克的道路走下去，因为我们懂得，布尔什维克的命运与整个革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他们的灭亡就是革命的灭亡。”如果说他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了参加政府的建议，那么他们是出于善意的目的：为在布尔什维克跟那些离开代表大会的政党之间进行调停保留自己的活动自由。“在这种调停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现在看见了自己的主要任务。”左派社会革命党支持新政权在解决迫切问题方面开展的工作，同时他们也会投票反对拟议中的政府名单。一句话，这个年轻的政党尽可能地把事情搞乱。
　　完全同情阿维洛夫和在幕后怂恿卡列宁的苏哈诺夫叙述说：“托洛茨基出面为布尔什维克的单独政权进行辩护了。他讲得很明晰，也很尖锐，在很多方面也完全是正确的。但是他不想弄清楚，他的对手全部论据的中心是什么……”全部论据的中心就是沿对角线达到理想的调和状态。3月的时候，他们力图在资产阶级与妥协主义苏维埃之间进行调和。现在苏哈诺夫幻想在妥协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实现对角线调和。但是革命不是沿着对角线调和路线发展的。
　　托洛茨基说：“他们多次用左翼有可能陷于孤立来吓唬我们。几天前公开提出起义问题的时候，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正在朝毁灭走去。如果真的依据政治性出版物来判断力量的分化组合，那么对我们而言，起义就有必遭失败的危险。反对我们的不仅有反革命分子，而且有形形色色的护国主义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本身只有一部分人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当中同我们一道迸行坚毅的工作，他们中间的其他人则采取观望的中立态度。所以，即使在这样一些不利条件下，在看似我们被大家拋弃了的时候，起义胜利了……
　　“假如现实力量真的反对我们，那么我们未经流血便获得了胜利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不，陷入孤立的不是我们，而是临时政府和那些冒牌民主派人士。由于自己的动摇，由于自己的妥协，他们把自己从真正的民主派队伍中勾销了。作为一个政党，我们的巨大优势就在于我们同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了，建立了工人、士兵与贫苦农民的联盟。
　　“政治组合正在消亡，而阶级的利益依然存在。那个能够触摸到并且能够满足阶级根本需要的政党正在走向胜利……我们可以为我们那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卫戍部队与工人阶级的联合感到自豪。这个联合它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同无产阶，级一起投入了一场伟大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各国人民革命史上的经典范例。
　　“阿维洛夫说我们面临着最大的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他建议实现联合。可是同时他又没有做出任何尝试来说明这个公式，也没有说出是什么样的联合，是集团的，阶级的，或者干脆就是报纸的联合？……
　　“有人说，民主派内部的分裂是一场误会。当克伦斯基派突击队员进攻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跟资产阶级的斗争正值最紧张的关头之际，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恩典让我们失去了电话联系的时候，当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向我们袭来的时候，难道可以说这是误会吗？
　　“阿维洛夫告诉我们，粮食很少，因此要同护国主义分子联合。可是，难道这种联合就能扩大粮食供应吗？粮食问题——这是一个行动纲领的问题。与经济崩溃做斗争需要下层的明确体系，而不是上层的政治组合。
　　“阿维洛夫谈到了要和农民建立联盟，可是问题依然是他所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农民？特维尔省那位农民代表今天在这里要求逮捕阿夫克先季耶夫。需要在特维尔那位农民与把农民委员会成员塞进监狱的阿夫克先季耶夫之间做出选择。为了实现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联合，我们坚决拒绝跟农民中的富农分子联合。我们和特维尔的农民一起反对阿夫克先季耶夫。我们要同他们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盟，把斗争进行到底。
　　“谁要是追赶联合的影子，谁最终就会使自己与现实生活隔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假如想跟我们党进行对抗，那就将失去在群众中的支持。每一个让自己跟与农村贫困阶层联合的无产阶级政党对抗的集团都会使自己与革命隔离开来。
　　“我们在全体人民面前举起了起义的旗帜。这次起义的政治公式就是通过苏维埃代表大会来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有人对我们说，你们未等代表大会召开就发动了政变。我们开始的确是在等待，但是克伦斯基不想等；反革命没有睡大觉。我们作为一个政党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为苏维埃代表大会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创造现实机会。假如代表大会遭到士官生包围，叫它能通过什么途径来夺取政权？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就需要一个把政权从反革命手里抢救过来的政党，需要这个政党对你们说：‘政权就在这里，你们的责任就是把它拿去！’”（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尽管各种各样的护国主义分子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停止过反对我们的斗争，我们还是没有把他们拋到一边，我们建议代表大会整体地去夺取政权。在发生这一切以后，还要在这个讲台上指责我们毫不妥协，多么需要去歪曲真相啊！当一个笼罩在火药浓烟中的政党朝他们走过去，并且说‘我们一起夺取政权吧’的时候，他们却跑到城市杜马去了，在那里跟明显的反革命分子联合起来。他们是革命的叛徒，无论何时我们都不会跟他们联合！
　　“阿维洛夫说，为了争取和平，需要与妥协主义者联合。与此同时他承认，盟国并不想缔结和约……阿维洛夫又宣布，盟国的帝国主义者嘲笑了假民主派人士斯科别列夫。可是你们跟假民主派人士结成联盟，和平事业就会得到保障吗？
　　“争取和平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使革命的精神和物质力量跟盟国以及敌国的政府对抗；第二条道路是与斯科别列夫结成联盟，这就等于与捷列申柯结成联盟，也就等于完全屈从帝国主义盟国。我们在自己的和平声明中同时向政府和人民发出了呼吁，不过这仅仅是形式上的对称而已。当然，我们不指望用自己的呼吁书来影响帝国主义政府。然而，只要它们还存在，我们就不能忽略它们。我们把自己全部希望寄托在由我国革命带动欧洲发生的革命上面。如果欧洲人民的起义不能击垮帝国主义，那么我们将会被击垮——这是毫无疑问的。要么是俄国革命在西方卷起斗争的旋风，要么是各国资本家扼杀我国的革命。”
　　“还有第三条道路。”从座位上传来一个声音。
　　托洛茨基回答说：“第三条道路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道路。一方面它向西欧工人派出代表团，另一方面它与基什金和科诺瓦洛夫结成联盟。这是谎言和伪善的道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踏上这条道路！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只有到了欧洲工人起义的那一天才是签署和平条约的日子。情况有可能是这样的，即被日益逼近的被压迫者起义所吓坏的资产阶级匆匆缔结和约。这里没有什么期限，具体形式也不可能预料得到。重要和必要的是确定斗争的方式，让自己在原则上在对外政策方面与对内政策保持一致。到处都存在被压迫者的联盟一这就是我们的道路。”
　　约翰·里德写道：“代表大会用爆发出来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向他致敬，大会燃起了捍卫全人类的勇敢的思想。”不管怎样，那时没有哪一个布尔什维克能想到要反驳这一点，即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发表的演说中反映出来的观点：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要直接依赖国际革命的发展。
　　这次代表大会的戏剧性法则就在于每一个重大法令的实现，或者哪怕是它的中断，都是由一场场幕间短剧造成的。在短剧上演时，往往有来自另一个阵营的角色突然出现在舞台上，他声明抗议、进行威胁或者发出最后通牒。“维克热利”，也就是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一位代表现在马上获准发言，他一定要在就政权问题举行投票之前把一颗炸弹扔进会场。约翰·里德在这位发言人的脸上看到了不可调和的敌意，此人发言一开始便指责说，他所在的组织“作为俄国最强大的组织”没有接到参加代表大会的邀请。“那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邀请你们！”各个角落都朝他喊叫起来。不过，大家马上就将知悉，维克热利原先做出的支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取消了！发言人急忙宣读了一份已经通过电报发往全国各地的最后通牒：谴责由一个政党独占政权，政府应当对“全部革命民主派”负责。直到这个民主派政权诞生之前，全国铁路网只能让维克热利掌管。发言人还补充说，不会让开往彼得格勒的反革命军队通行。一般说来，军队的调动从此只遵照上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执行。假如发生镇压铁路员工的事件，维克热利便切断彼得格勒的粮食供应！
　　在这种打击下，代表大会全身一抖。铁路工会的头目企图像强国对强国那样跟人民的代表机关打交道。当工人、士兵和农民把管理国家的权力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维克热利却想对工人、士兵和农民发号施令。它试图把被推翻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体制兑换成零钱。维克热利的民主派分子打算依靠铁路在国家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异常重要的地位，而不是依靠自己的人数，它暴露出了在社会斗争的根本问题上形式民主准则的全部不稳定性。革命真是不吝赐予绝妙的教训！
　　无论如何，妥协主义者对发起攻击的时机选择是颇为不错的。主席团成员的脸上流露出优虑的神色。幸运的是，维克热利决不是交通领域的绝对主宰。在许多地方，有铁路员工加入了当地的城市苏维埃。就是在代表大会这里，维克热利的最后通牒也招致了反击。一个塔什干代表说：“我们地区全体铁路员工群众支持把政权交给苏维埃。”另一个铁路工人代表则把维克热利称之为“政治僵尸”。这话或许有些夸张，依靠人数相当多的上层铁路职员，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比其他妥协派组织保留了更多的有生力量。然而，它无疑与军队委员会或者中央执行委员会属于同一种类型。它的运行轨道也在迅速往下滑。工人到处都在跟职员划清界限。低级职员也在反对自己的上层。维克热利鲁莽的最后通牒不可避免地加速了这一进程。不，十月革命的列车绝不是站长们阻挡得了的！
　　“任何关于代表大会没有得到授权的言论都是不能容许的。”加米涅夫以不容违抗的口气说道，“代表大会的法定人数不是我们，而是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的……代表大会是工人和士兵群众的最高机关。”很简单地就转回到了会议议程！
　　人民委员会以绝大多数票获得批准任命。根据苏哈诺夫十分慷慨的估计，阿维洛夫的决议案获得了150票，主要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随后，代表大会一致批准任命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人员：101名委员中有62名布尔什维克，29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央执行委员会今后应该由农民苏维埃和改选后的军队组织的代表进行补充。允许退出了代表大会的那些党团在比例代表制的基础上派代表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
　　至此，代表大会的议程已经完成。苏维埃政权也已经建立。它有了自己的纲领，可以开始不可或缺的工作了。清晨5点15分，加米涅夫宣布苏维埃制度建立大会闭幕。带到车站！带到各家各户！带往前线，带往工厂和兵营，带往矿山和遥远的乡村！代表们将把代表大会法令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酵母带到全国各个角落里去。
　　这天清晨，重新以原先的名称《真理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写道：“他们想要我们单独掌握政权，让我们独自应付国家面临的可怕困难，……那好吧，我们就独掌政权，我们依靠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期待欧洲无产阶级的友好援助。不过，掌握政权后，我们将对革命的敌人和破坏革命的行径采取铁腕手段。他们幻想科尔尼洛夫专政，我们将给他们带来无产阶级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