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正因为俄国革命是一次把千百万人吸引到运动中来的人民革命，所以在这场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观察到各个阶段之间有非常醒目的连续性。各种事件仿佛是在服从重力法则，交相更替。力量对比在每一个阶段都受到了双重检验：最初是群众显示出自己发起进攻的威力，然后有产阶级力图夺回失去的东西，因而使自己越来越显得孤立。
　　2月间，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奋起举行起义，这不仅违背了所有有教养阶级的爱国主义意愿，而且违反了一些革命组织的计划。结果群众表明他们是不可战胜的。假如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他们自己就会成为政权本身。可是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和有威信的政党充当他们的首领。结果政权落到了涂抹着社会主义保护色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手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没有能力把群众的信任用于其他方面，除了呼唤自由资产阶级来掌舵以外。而后者出于自己的本性，不可能不把妥协派人士拋给他们的政权用来为协约国的利益服务。
　　四月危机期间，在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发出号召的情况下，义愤填膺的部队和工厂走上了彼得格勒的街头，反击妥协派分子强加给它们的政府所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武装游行示威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俄罗斯帝国主义的首领米留科夫被迫离开了政权。妥协派分子表面上身为受人民委托的代表，而实际上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奴仆加入政府的。
　　联合政府没有解决引发革命的任何一个任务，6月它又破坏了前线事实上已经形成的停战状态，驱使军队去发动进攻。由于这些举动，具有群众对妥协派分子的信任其实在日益减少的特性的二月体制使自己遭受了命中注定的打击。直接准备发动第二次革命的阶段开始了。
　　7月初，身后有有产业的阶级和有教养的阶级撑腰的政府把任何革命行为都当作背叛祖国和帮助敌人的行为加以迫害。正式的群众组织——苏维埃以及社会爱国主义政党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去从事反对街头行动的斗争。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布尔什维克劝说工人和士兵不要上街，可是群众还是出动了。运动是劝阻不住的，何况是全民性的。政府不见了，妥协主义者也躲开了。在首都，工人和士兵成了时局的主人。可是，由于外省和前线的准备还不充分，进攻失败了。
　　8月底，有产阶级的全部机关和部门——协约国的外交机构、银行、地方自洽联合会和工业家联合会、立宪民主党、各级司令部、军官与大型报刊都站出来支持反革命政变。扮演政变组织者的不是别人，正是依凭统帅几百万军队的指挥机关的最高总司令。按照同政府首脑达成的秘密协议，在战略方面理由的掩盖下，从各个战线专门挑选出来的战斗部队被调往彼得格勒。
　　为保证政变取得成功，首都好像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在妥协派分子协助下，工人被当局解除了武装；布尔什维克还没有从打击中恢复过来；最革命的团队被调离了城市；数百名专门挑选出来的军官集中形成了突击集团；他们与士官学校和哥萨克部队一起必将构成一支十分强大的力量。那又怎么样呢？似乎得到了上天庇护的阴谋，刚一碰到革命人民，便立刻烟消云散了。
　　7月初和8月底出现的这两个运动的相互关系就好比正反两个定理。七月危机表明群众的自发运动威力强大；八月事件则暴露了当权者十足的软弱无能。这种相互关系标志新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外省和前线那时跟首都的联系更紧密了。这就预先决定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列宁和托洛茨基轻轻松松成功地推翻了最后一届克伦斯基政府。”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写道，“这种轻易成功使政府内部的无能暴露无遗。那时这种无能的程度甚至令十分熟悉内情的人士也感到惊讶。”纳博科夫本人好像还没有领悟到问题在于他自己的无能，在于他那个阶级的无能，以及他那种社会制度的无能。
　　正如形势发展的曲线从七月武装示威向十月起义攀升一样，科尔尼洛夫叛乱也正是克伦斯基在10月最后几天开始从事的反革命进军的预演。在美国国旗掩护下逃脱的民主派最高总司令在前线找到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唯一兵力就是第三骑兵军，而它正好是两个月前被科尔尼洛夫预定用来推翻克伦斯基本人的部队。军长依旧是那位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他是一个作战勇敢的保皇派分子，是科尔尼洛夫任命他担任此职的：似乎始终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保卫民主制度的军事首长了。
　　其实，这个军已经只留下一个番号：它只剩下几个哥萨克连队。在彼得格勒城外进攻红色军队的尝试失败以后，这几个连与革命水兵握手言欢了，并且把克拉斯诺夫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克伦斯基只得逃开哥萨克和水兵。于是，在推翻帝制过后8个月，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而且是牢牢地成了主人。
　　对此，一个名叫扎列斯基的俄国将军愤怒地写道：“谁能相信，法院里扫院子的或者说看守突然变成了世界法官代表大会的主席呢？或者医院护理变成了医院经理，理发匠当上了大官。昨天的准尉变成了总司令，昨天的仆役与杂工变成了城市行政长官，昨天的车厢给油工变成了段长和站长，昨天的钳工变成了工场主任。”
　　“谁能相信？”可不得不相信。当准尉打败将军的时候，当杂工出身的城市行政长官制伏昨天的老爷反抗的时候，当车厢给油工把运输系统安排得井井有条的时候，当作为经理的钳工使工业产量增加的时候，也就不能不相信了。
　　依照众所周知的一句英国格言的说法，那就是政治制度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怎样从这个视角来看待1917年的经验呢？开头两个月，根据世袭君主制权利统治俄国的还是一个没有天赋的人，他相信圣徒的干尸并且听从拉斯普京。在随后的8个月期间，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企图从自己所处的政府高层职位向人民证明，革命只是为了一切照旧而发生的。如果说这些人像飘忽不定的阴影一样从国家上空掠过，没有留下任何踪迹，那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从10月25日起，俄国政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列宁成了俄国的首脑。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由其同事组成的司令部，即使最凶恶的敌人也承认这些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善于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奋斗。上述三种制度中究竟哪一种在其所处的具体环境里能够选拔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呢？
　　整体上看，人类历史的上升过程可以概括为自觉意识对盲目力量的一连串胜利，在自然领域，在社会领域乃至在人本身无不如此。迄今为止，批评性和创造性思维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这是值得称许的。物理与化学科学已经走到了人类显然即将成为物质世界主人的临界点。但是在社会关系方面还是像过去那样处于类似珊瑚岛那么缓慢的形成过程。议会制度照亮的仅仅是社会的表层，因此用人工光源就足够了。与君主制度以及其他人神同形和史前野蛮的遗产相比，民主制度当然算是巨大的成就。然而，它仍然使人们的彼此社会关系中力量的盲目作用原封不动保留下来了。恰恰是十月革命头一次无意识地把手插进了这个深奥的领域。苏维埃制度想把目的与计划纳入社会基础本身之中去，而迄今为止充斥社会基础中的仅仅是积累起来的后果。
　　对于革命过了15年以后苏维埃国家仍然不像是一个幸福安宁的国度，敌人很是幸灾乐祸。这种论据之所以可能为人所接受，仅仅是因为对社会主义方式的魔力崇拜过度了，如果它真的不是用仇恨的盲目来进行解释的话。资本主义花了好几百年来提高科学与技术，却又使人类陷入战争和危机的地狱。敌人只允许社会主义花15年时间建成和安排好人间天堂。我们不能承担这样的责任。任何时候也没有规定这样的期限。伟大改造的过程必须用与它完全相符的尺度来测量。
　　可是，压在活人身上的灾难呢？国内战争的战火与鲜血呢？革命的结果总的来说能补偿它所带来的牺牲吗？这些问题是有目的的，又是没有结果的。面对个人生存的困难与痛苦，就可以有这样的权利发问：来到这世上值得吗？不过到目前为止，忧郁的沉思既不会妨碍人们生育，也不会妨碍有人出生。即使在眼下到处充斥着难以忍受的灾难的时代，跑去自杀的人毕竟只占我们这个行星上居民的一个不大的比例。人民还是在寻找摆脱无法承受的重负而走向革命的道路。
　　不太对劲的是，有些人总是带着最愤怒的情绪诉说社会革命造成的牺牲，而他们即便不是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牺牲的直接罪人，那也是曾经准备制造牺牲，颂扬牺牲，或者至少容忍了此类行为的人。现在该轮到我们发问了：战争本身值得吗？它给人提供了什么？它让人学会了什么？
　　现在未必值得去谈论满腔委屈的俄国私有者的断言，即好像是革命导致了国家的文化毁灭。十月革命所摧毁的贵族文化归根结底只不过是更加高级的西方范例的肤浅模仿。这种让俄国人民很难理解的贵族文化没有给人类文化宝库带来任何实质性的贡献。
　　十月革命为以大众为对象的新文化奠定了基础，正因为如此，它马上便具有了国际意义。甚至即使由于不利的形势和敌人的进攻，苏维埃制度——我们姑且假定——暂时被推翻了，十月革命不可磨灭的印记反正也会留在后来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之中。
　　文明民族的语言清晰地划出了俄国发展的两个时代。如果说贵族文化把诸如沙皇、暴行、鞭子这样一些野蛮的因素带进了世界的日常生活，那么十月革命就是使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和五年计划这样一些词汇国际化了。单凭这一点便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是正确的，如果的确认为它需要证明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