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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战争的斗争和路德罗修正案[1]

1938年3月22日
达索 译 若羽 校对



  沙赫特曼:我认为可以把这个问题缩小到我们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内讨论的提纲内:目前在美国有很可观的反战情绪,其中既有工人阶级,也甚至有不少资产者;这种反战情绪因为在中国的战争、帕内号事件[2]、罗斯福史无前例的军事预算以及欧洲的整体动荡态势而增强。他们认为美国会在两三年内被拖入战争。
  目前可以毫不怀疑的是反对战争的人里有99%——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是纯粹的和平主义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针对战争的革命态度仅仅存在在激进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小圈子里。我们的问题是把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对战争的立场推行到实践中去,与一般的和平主义运动区别开来,同时也要涉足到更广泛的反战运动之中,这就意味着目前要参加到基本是和平主义甚至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运动中去。社会党和洛夫斯通派目前已联合在一起并成立了一个所谓的“让美国置身战争之外委员会”(Keep America Out of War Committee)。老明岑伯格运动也基本一样,它们搞了个反战同盟(the League Against War),只不过让美国置身战争之外委员会从纲领上要比明岑伯格运动的右的多。

  托洛茨基:这个委员会的领袖是谁?

  沙赫特曼: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洛夫斯通和荷马·马丁(Homer Martin)代表委员会发言,但我不确定马丁是否委员会成员。他发表了一个反战演讲,不过同时那也是个爱国演讲。他们那边有一些信奉孤立主义的退役将军。这个运动能走多远不好说,其目前还在委员会的掌控之内,且并不基于任何组织。他们目前正在筹划一次全国大会。

  托洛茨基: 这委员会现在有什么影响力吗?

  沙赫特曼:没有。运动反映了美国人的一种普遍论点——反对在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反对向外派兵,不过如果我们遭到攻击,我们就要自卫等等等等。比如说,我们在克利夫兰遇到的问题很典型,那儿有个我们非常活跃的同志叫科克伦(Cochran)。社会党(SP)和洛夫斯通派组织了一次大型集会,查尔斯·巴德和荷马·马丁都发了言。社会党和洛夫夫斯通派向我们那位同志提议让他赞助这次集会。他给我们写信说他同意了,我们也复信说同意,但并不特别积极。不久后在政治委员会(PC)的讨论会上,情况变成了他们有发言人,我们没有;科克伦负责赞助活动但并不发言

  坎农: 那还没确定下来——我们告诉他尽可能发言。

  沙赫特曼:不过我不认为他会。洛夫斯通派和社会党人也没有正式的发言人。我们通过的战争纲领提出了一些最低限度的要求。基于这些要求我们制定了一套应由工会采用并推而广之的正式决议。
  现在运动所处的位置非常困难,我不认为我们中有人能对结局看的足够清楚;而且其中还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如果我们跳进所谓的群众运动中去,运动本质上是和平主义的,那么工人先锋队进行的革命教育就会被忽视。与此同时,如果不加入此类运动,我们就会像现在这样仍然基本只能进行政治宣传。
  关于路德罗修正案的争议大家都已熟识了。您们也看得到支持或反对这条修正案的诸多动议。

  坎农: 对委员会的质疑源自于这件事情:诺曼·托马斯请了二十几个人到家里做客,其中有作家、爱好和平的老夫人、洛夫斯通派和里斯通·奥克(Liston Oak),可就没有一个我们这样的人。奥克提议道也应该邀请我们,不过他们不同意。他们在会上请诸如拉·福莱特(La Follete)——大家都知道他的政治立场——和一个退役将军讲话,同时还让托马斯和洛夫斯通派的沃尔夫(Wolfe)讲话。有些同志认为我们也应该参与进去,但我们没有。我们攻击了这次聚会。从本质来讲,这就是巴比塞张罗的那套活动的讽刺画。他们正在其他州建立委员会,还准备在华盛顿举行全国大会。他们的呼吁书针对的是市民,而非工人。[把呼吁书给托洛茨基看]
  另一个问题在于路德罗修正案。这个委员会对此持不同立场。明尼阿波利斯站在与西北地区组织者不同的立场上,在克利夫兰的科克伦在修正案这个问题上反对我们的立场。他的立场或多或少和你相似,尽管他并不知晓你的信。委员会在这件事之后的立场有一点点改变,但具体变化了多少我们还不清楚。剩下的问题是我们应不应该在工会内提出反对战争的决议。然后我们会将决议提交到明尼阿波利斯然后作为该市的决议进行宣传。

  邓恩: 我们已经通过了决议。

  坎农: 就是这样。我们希望对此持谨慎的批判态度。[列席者阅读决议。]

  托洛茨基:我首先得说路德罗修正案只是冰山一角,它能让我们发现整个问题所在。我坚信这一点。我不能同意全国委员会的立场,该立场是沙赫特曼提出来反对伯纳姆——我相信还有古尔德的,并且还被全国委员会接受了。我在为此给坎农同志写的私信中我并未想象到这个问题如今会对美国如此重要。这就是在信中我只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而并没坚持让美国组织重新考虑这一问题的必要性的原因。不过现在从报纸上、尤其是从这儿的同志这里我明白这一问题进一步发展并且可能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问题对我们的总体政策也至关重要。
  全国委员会的声明宣称战争是不可能靠公投阻止的。这绝对正确。这是我们对战争的总体态度的一部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我们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或者通过民主手段实现改良。公投是一种不多不少的民主手段。在批判这种民主幻象的同时,我们在能将这种民主替代为工人政权的机构之前也绝对不能放弃它。从原则上我绝对不希望看到任何在公投这件事上试图强迫我们改变我们对民主制度的原则的争论。不过我们也应在参与总统大选或圣保罗选举时借用这个手段;我们全力为自己的纲领而斗争。
  我们认为:路德罗的公投就像其他民主手段一样阻止不了六十家族的犯罪活动,后者比一切民主手段都要强力的多。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民主手段,或是反对为公投或为赋予18岁以上的美国公民投票权利而进行斗争。我很期待我们能开展一次这样的斗争;18岁的人已经成熟到可以被剥削,自然也就可以投票。但这只是个附注。
  如果我们现在立刻动员起工人和贫农推翻民主制度并用无产阶级专政取而代之,那自然会好上很多,这是唯一一种能避免帝国主义战争的手段。但我们没法这样做。我们看到大批的群众期盼民主手段能阻止战争。这件事情有两面性,其中的一个是完全进步的,即阻止帝国主义战争的意愿,还有一点则是对我们的代表缺乏信心。他们说:对,我们派人到国会(原文托洛茨基用错了词,用的是描述英国等国家中相应机构的“议会”,但在稿件中已经更正)去,但我们希望用这些重大问题检验他们,而这些问题意味着千百万美国人的生存或是死亡。这是完全进步的一点。不过与此同时他们又沉浸在能完全依靠这种手段达成目标的幻想之中。我们批评这种幻想。全国委员会的宣言在批评这种幻想上是完全正确的。群众有和平主义的情绪,他们倾向进步,但还带有幻想。我们不应靠一个预先的决议案,而应当在实际行动中驱散这种幻想。
  我相信我们可以对群众讲,还必须开诚布公地讲: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意见是我们应当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过你们尚不能与我们达成一致。你们相信你们可以靠公投让美国置身战争之外。你们会怎么办?你们说你们对你们自己选出来的总统和国会没有足够的信心,而你们想要依靠一次公投证明一下。这样的公投是个非常好的东西,我们也会支持。路德罗提出了这样一个修正案,但他绝不会为此而斗争。他不属于六十家族,不过属于五百家族。他提出了他的议员口号,但这口号只有靠工人、农民和群众的顽强斗争才能实现——我们也会与你们并肩斗争。提出了这些方式的人本身可不想为之而斗争。我们得预先把话说出来.
  然后我们就成了这场斗争中仅有的领导者。在每个合适的时机我们都会说:这还不够;战争工业的巨头们有他们自己的渠道,等等等等;我们也得检验一下他们;我们必须建立工人对战争工业的控制。不过基于这种斗争在工会内我们将成为该运动的领袖。我们可以说这几乎是基本法则。我们必须和群众一同前进,同时不能仅仅重复我们的公式,还要用能使群众理解的方式阐述我们的口号。
  在这方面最伟大的历史事例就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我一再重复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例子只管重要。从(二十)世纪初到1917年——几乎用了整整20年——我们都在对抗所谓的社会革命党或者民粹派。他们的宣传口号是将全部土地充公然后再平均分配下去。我们批判这种方案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我们宣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问题将不是均分土地而是集体化。斗争持续了几乎20年。在1883年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开创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小组的时候,斗争是以理论形式进行的,在这个世纪斗争则变得非常尖锐。两者的重要分界线就在于农业纲领。在1917年农民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纲领——不少地方都批准了这套方案:收回土地并平分给每个农民。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做了什么?我们宣称:你们不愿意接受我们的纲领,而是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这一纲领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收回土地,这是进步的行为;但还有二——将土地按人头平分——这是完全的乌托邦。不过如果你想要经历一下这个,我们也将准备好和你们一起走一遍[这条路]。不过我们可把话说在前头:社会革命党没有能力实现他们自己的纲领。他们其实是小资产阶级,因而需要仰仗大资产阶级的鼻息过活。这不是我们的纲领,但我们会帮你们实现这个充满不切实际幻想的东西。
  现在的情况不尽相同——并没有革命的条件。但问题也可能会变得意义重大。公投并不是我们的纲领,但这是一条明确的前进路线;群众显示他们希望控制住自己在华盛顿的代表。不过群众有幻想,而我们会批判这些幻想。与此同时我们会帮你们实现你们的纲领。纲领的提出者会像背叛俄国农民的社会革命党一样背叛你们。
  全国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提出的最后一条提法不正确:这条说如果对确保对斯大林主义者形成优势是必要的,我们会投票支持路德罗修正案——抱歉,但这是完全官僚化的论点。你怎么能在群众集会上说:“我们会根据投票情况怎么样选择站队”?这对群众来说是理解不了的。我们必须成为运动的领导者。我们必须印刷传单,解释我们的全部立场。在工会会议和农民会议上我们必须说我们是运动的真正领导者。不过这一举动,就像劳工党的问题一样,必须与一个坚定的、反对洛夫斯通派-托马斯派的纲领相结合。我完全同意我们应当同让美国置身战争之外委员会划清界限。不过同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当保持消极的反对态度,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纲领并进行批判。为此最方便理解、最为进步、最为革命的口号,也就是工人控制军事工业,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正是军工巨头们正煽动着战争。我们说:工人们,你们正在为“战争爱国者”而非祖国的进步发展工业。战争工业的控制权是工业整体控制权的一部分。
  [摘引让美国置身战争之外委员会派发的传单后继续]
  这不是美国人的问题。在目前状况之下,这是全体工人的问题。我相信我们还要考虑一下我们的口号自然不应该反对反侵略的战争。不过这样的战争应当由工农政府领导下的工会组织的工人和农民所组成的军队来进行。这样的一支军队将不具有帝国主义目标,但一旦遭到进攻,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这一条纲领应当认真考虑。我们指出这不是“美国人民争取国际和平运动”的斗争,而应当是美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国家的工人共同争取和平的斗争。我回到我们的过渡口号上来:控制战争工业,有可能的话就以战争工业作为开始将六十家族公有化。

  坎农:您认为工会的纲领应当支持路德罗修正案吗?而且我还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做到直接将战争工业公有化的话,至少应当让工人管理战争工业。

  托洛茨基:这些人[指指传单]甚至都算不上好的和平主义者。他们说:我们不希望任何扩军和改进装备的行为。但这军队究竟是什么,就这样就行了吗?我们说这支军队的存在就是一支对抗工人、准备战争的军队。如果他们是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他们至少应该说:废除军队。
  我们希望改变军队的性质——武装工人和农民,让他们在工会的控制下接受军事训练——这不是和平主义;我们认为工人对战争工业的控制将是战争工业公有化前的一步——这不是和平主义。

  坎农:您在这里提到了“工农政府”,您想表达什么意思?

  托洛茨基:这应该从两个方向上去考虑:只能作为假想进行讨论的美国历史的和过去是一个篇章,现实生活中对群众的教育是另外一个篇章。群众会用民主议会制度的思维来理解,但我们需要尝试用革命的思维来解释。不过我们还要说:你们接受不了工人和贫农的专政,但你们希望把票投给工人和农民的候选人。我们会帮助你们。如果这些候选人选上了,而他们也成了多数,我们会为他们的纲领负责吗?不,不,他们的纲领并不够。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纲领。在国会内我们也将永远是少数派。然后我们就要强调:不仅要独立候选人,还要有纲领的候选人。很有可能在我们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之下会出现一个由约翰·里维斯、拉·福莱特和拉·瓜迪亚组成的政府,而他们会把自己命名为“工农政府”。我们继而将全力投入反对他们的斗争。
  在1917年我们对工农进行解释:你们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很有信心——那就迫使他们动手反对资本主义。这是正确的道路。不过我们依然反对克伦斯基。如果他与资产阶级派别决裂,并组成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联合政府,我们仍然将反对他,但是,对我们而言这个政府就离无产阶级专政近了一步。从物质上来说我们不需要这个政府—不过从对群众的教育来说,从将群众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相分离来说,这就很重要了。我们接受这个政府去反对资产阶级,并对群众们说:如果你们愿意强迫他们动手反对资产阶级派别,我们将帮助你们。

  沙赫特曼:您怎么区分我对路德罗修正案的支持和我们对裁军项目与国际仲裁的态度呢?

  托洛茨基: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关系。路德罗修正案仅仅是大众控制其政府的一种方式。如果路德罗修正案通过并进入宪法,它将和裁军毫无共同之处,而只能赋予18岁公民投票权利。我可以说:我们的小伙子们明天就会去当炮灰;而我们该教这些小伙子们的不是裁军而是革命防御。这是一种民主手段,不能多,不能少。

  坎农:在这委员会的如此状况之下,您是不是确信正确的方法是不应加入或去参加这种演习,而是应当直接攻击它(“让美国置身战争之外委员会”)?

  托洛茨基:是的。批判他们、攻击他们,因为他们不仅不是革命者,甚至也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们是隐藏着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对,我确信我们必须无情地攻击他们。我确信如果我们再看一看布莱恩[3]的纲领,我们就会发现他在战争之前更加激进。然后他就成了战争部长。而他的纲领比这个委员会还要激进呢。




[1] 德罗修正案(Ludlow Amendment)指30年代末期由美国众议员刘易斯·路德罗(Lious Ludlow)提出的一条宪法修正案提议,该修正案强调宣战应由全民公投决定,除非美国先遭到攻击。该修正案最终没有通过

[2] 内号事件:指1937年12月日本飞机在南京长江附近江面上击沉美国货船“帕内号”的武装冲突事件。

[3] 廉·杰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一战时持和平主义立场。不过当时他其实是国务卿而非战争部长,托洛茨基说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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