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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要求综述

1938年3月23日



  托洛茨基:看了前面的讨论,有些同志可能会误以为我的一些要求和主张是机会主义的,而其他人则过于革命了,脱离了实际。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有害的,所以我下面要简单地反驳一下。

  美国和世界的总体形势如何?这场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是史无前例的,各国的金融危机也是一样严重,战争的危险正在逼近。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危机。在过去的七年、八年、九年里,我们曾认为美国资本主义会表现出更强的抵抗力,但事实表明美国资本主义已经患了中风,可能比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更容易瘫痪。美国的危机不再是想象,而是已经成为了现实的社会危机。人们现在把这种社会危机叫做衰退,然而它已经出现了濒临绝境的症状。衰退还远未结束。

  政府出现了财政困难——当然,美国非常富裕,政府可以向民间借贷,但这财政困难是政权危机的征兆。我们可以说统治阶级出现了政治危机。繁荣已经远去,没人相信它会回来。这一事实反映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危机。统治阶级措手无策,寻找着新的解决方案。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罗斯福的计划不仅具有风险,甚至可以说是冒险的。这表明革命形势的最关键前提已经存在。对美国和世界来说都是如此,而美国则更为逼近革命形势的成熟。

  现在到了无产阶级的问题。无产阶级的情况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呼声报》与《新国际》上的一些文章中,我饶有兴味的发现,美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正在增强。跟过去的拓荒精神不同,他不认为自己只是暂时当工人,而是认为自己将永远是工人,甚至有可能永远进入失业大军的队伍。这是工人阶级发展的基础。随后,便有了静坐罢工。我相信美国劳工运动的这些发展是前所未有的。产业工会联合会也随着这场运动诞生、成长,还出现了无党派工人同盟(LNPL)这个争取建立劳工政党的倾向。

  我对美国工人运动的现状和历史不够了解。但总的来说,我认为1924年的运动虽然规模更大,但现在的社会条件要更加成熟。所以成立劳工政党也比以往更加重要。但我并不认为,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发展到了相同的水平。可以认为,只要考虑到世界总体形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美国资本主义的处境;危机与失业;作为美国经济的表现的美国政权的立场、美国资产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政治上已陷入手足无措的精神状态;以及工人阶级的立场——我们可以说,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革命的前提条件已经十分成熟。

  从这些基本前提出发,推导到上层建筑和政策方面,我们就会发现它们还没有那么成熟。对于革命来说,美国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危机和失业——已经十分成熟,然而美国工人的意识却远未成熟。这是当前形势的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说,当前形势的特点,正是革命所需的各种社会方面的前提都已经过于成熟了。这种情况是我在八、九年前所没有预料到的。

  另一方面,尽管美国的物质条件在迅速变差,与客观条件相比,群众的觉悟却还是比较落后的(尽管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我们都知道,主观条件(群众的觉悟和革命党的发展)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它取决于客观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主观条件依赖于客观形势,然而这种依赖并不是简单的过程。我们发现法国去年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对美国同志极具指导意义的现象。当时法国的客观条件和现在的美国几乎一样成熟,工人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在短短几个月内,工会会员从不到一百万人增加到了五百万。法国的静坐罢工比美国还要强大,工人已经做好了突破一切界限、去做一切事情的准备。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了人民阵线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首次揭示了共产国际的背叛所造成的历史性后果。这几年里,共产国际已经变成了保护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器,客观形势与主观条件之间的脱节极其尖锐。人民阵线成了最重要的制动器,刹住了群众汹涌的革命潮流。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成功了,我们不能预见明天会怎样,但在法国他们成功地控制了群众运动,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运动向右转,布鲁姆[1]组建了国民政府——为战争而组建的“神圣联合”[2]——并担任了这个政府的领袖。但这只是次要的现象,最重要的是,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客观形势与主观条件的脱节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

  在美国,出现了一个正在克服这种脱节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正从格林[3]转向路易斯[4],从沃克[5]转向拉瓜迪亚[6]。这是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重要一步。共产党在美国扮演的角色和在法国一样,不过规模小一些而已。罗斯福主义代替了法国的人民阵线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党有义务帮助工人群众克服这个矛盾。

  我们有哪些任务呢?战略任务包括帮助群众,让群众在政治意识上和心理上适应客观形势,克服美国工人传统中的偏见,并使工人的意识适应危及整个体制的社会危及的客观形势。

  考虑到美国工人经验不足,再看看产联的成立、静坐罢工的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和战术有理由更加乐观、积极、主动。这不是说我们要去冒险,而是要提出美国工人阶级的字典中还不曾有过的口号。

  过渡纲领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个行动方案,但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战略构想来说,这是一个过渡纲领。它可以帮助群众克服既有的各种成见、方法与组织形式,并使他们适应客观条件的迫切需求。过渡纲领必须包括最简单的要求。某地群众和工会提出的适用于个别情况、个别工厂的个别要求,是我们所无法预见和事先制定的,但我们可以由这些个别要求推出建立工人苏维埃的口号。

  从发展我们的过渡纲领,到让过渡纲领同群众联系起来,再到引导群众接受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思想,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所以有些要求看来很像机会主义,这是因为它们要与工人群众目前的心态相符合。所以其他要求才会显得过于革命,这是因为它们反映的是客观形势而不是工人目前的心态。尽量缩小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之间的差距是我们的责任。正因为如此,过渡纲领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你们也许会反驳,说我们无法预测这个发展过程的节奏和步调,资产阶级也有可能寻求政治缓和。我们不否认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一旦真的发生了,那我们就必须进行战略退却。但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必须以战略进攻为目标,而不是退却。这个战略进攻的指导思想必须是通过建立工人苏维埃来建立工农政府。为了从苏维埃走向无产阶级专政,我并不建议提出立即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原因很多,主要是因为这个词在美国工人心目中并不具备它在俄国工人心目中的重要性。与此相同的是,在我们所观察到的美国的静坐罢工中,很可能会发现一种新型的苏维埃。也许我们会给它们起一个新名字。在某个时期,苏维埃会被工厂委员会取代,然后从地区性的工厂委员会扩展成为全国性的工厂委员会。我们做不到未卜先知,但我们下一阶段的战略方向应该是苏维埃。整个过渡纲领必须缩小当前形势与未来的苏维埃之间的差距。

  沙赫特曼:能否阐述一下国际战争的前景以及它和当前美国的关系?

  托洛茨基:从战争所预示的战略前景来看,这场战争正如列宁所说的,会极大地加速运动。如果美国卷入战争,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可能会被孤立,但是不会像上一次战争一样持续了几年,而是只会持续几个月时间。然后,在比较短的时期内,我们党会得到巨大的同情,把我们党转变为全国革命的中心。从这个角度来说,即将到来的战争会是前革命形势的基本要素之一,在六个月之内,它对美国工人的心理产生的影响,要比我们过去六年来所做的一切所产生的影响还要大。只要我们能有战略观点,能够预见到战争,让我们的干部对此做好准备,并且不为了细枝末节而浪费精力,战争将会为我们创造非常有利的条件。能在工会中扎下根,自然是我们的重大收获,但我们绝不会忘掉了世界战略路线。在过渡纲领中,每个区域的、局部的、经济的需求,必须最终导向我们的共同需求。在战争问题上尤其需要如此,正如我们昨天提到的,监督军工产业和武装工农。

  沙赫特曼:另外提两个问题。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另外,党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托洛茨基:我认为,问题在于向工人解释农民的现状,以及我们如何才能改善农民的状况。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强,不能直接帮助农民,但是我们的工作者必须清楚了解农民的情况,在农民方面,我们也要有一个过渡纲领,并把农民方面的过渡纲领和工人方面的过渡纲领结合起来。我们必须解释说,我们不会强行推行集体化,我们希望说服农民接受集体化;如果农民希望保持独立,我们会通过信贷扶持农民;我们首先应该提出国家必须扶助农民而不是扶助托拉斯的口号。绝不会对你们使用暴力——你们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方式。这仅是引导农民从当前状态走向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的口号。我们会说:如果你们不想再走下去的话,我们会在前边等着你们。我们对城市中产阶级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只要这些人还是商业和工业的一部分,我们就会对他们说:你们将保持独立。你们现在有托拉斯做靠山。国家将会扶持你们;国家会给你们提供商品出售。如果你想把你的店铺转为国有商店,我们会帮你们安排。我们会给你一段时间来选择,不过,由于国家不是为大资本的利益服务的,所以这将会是一段美妙的日子。你将会为人民服务。在美国,你至少会在一段时间内保留你的社会特权。

  当然,我们不会对技术人员说他们将变为技术官僚。我们不会允许新贵族的诞生。但是他们会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里维拉:在工程师中也有阶层,有些人的工资比抹灰工还要低。这意味着,他们不过是普通的工人,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好的。

  托洛茨基:技术职业中的阶层分化是非常重要的。

  坎农:战争会有什么影响?

  沙赫特曼:先假设这场战争是一场欧洲大战,美国仍未参战?

  托洛茨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的崩溃将会推迟。卷入战争的国家将会在半年到一年之内崩溃,而不是四到六年,因为跟1914年相比,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上变穷了,而不是变富了。他们在技术上是更加先进了,他们用于摧毁世界的花费将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倍、五倍甚至十倍以上,战争将会此起彼伏。而战争对心理方面产生的影响——参加过上次大战的老一代人还活着,上次大战的传统也还活着——没有人会相信战争会带来幸福、充分的权利、军国主义的毁灭,也不会有人还相信生产是为了人类。在年轻一代当中,这些经验教训依然存在着。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耐心不会持续太久。革命发生的时间不会是四年后,而是早得多的几个月后。如果战争爆发时,我们已经久经考验、百炼成钢,如果我们能够凭借勇气克服战争初期的困难,那么,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我们都将成为决定性的力量。

  坎农:能不能把征收当做是改良主义派常说的国有化?

  托洛茨基: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掌权的是罗斯福,而不是我们。我们必须时刻强调阶级问题。针对改良主义派的公式,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公式:国有化?没错,我们要国有化,但是,由谁来进行国有化?

  坎农:在您看来,美国要过多久才会参战?

  托洛茨基:我认为它不会在一开始就参战,但这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还要看日本的活动和英国的态度。这非常难说。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美国会在比上次大战时早得多的时间参战的情况,上次大战爆发后两年半美国才参战,这次肯定不会那么久,两年半的时间肯定会总崩溃了。

  如果他们希望影响战局,他们就得在很短的时间内参战,并在欧洲和其他地方以空前的规模参战,并把十倍于威尔逊[7]的美军的兵力集中起来,而威尔逊那时可没有上千万的失业人口。你们也许会说,军工产业会吸收所有失业人口,但这也意味着制造了一个吸尽国家全部财富的无底洞。

  沙赫特曼:你是否认为,苏联应该同某个国家结盟对抗其他国家,否则帝国主义就会让日本和希特勒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

  托洛茨基:我不认为他们会有这样一个理性的计划。我相信战争将由各大阵营之一向苏联开战而开始,在战争中苏联会被打败——被这个阵营的盟友还是敌人打败并不重要——除非革命爆发。

  沙赫特曼:那怎么解释英国政策的改变?

  托洛茨基:这是一个尝试。如果能达成协议的话,不管这个协议能否维持三个月以上,也不管意大利是不是会像上次大战时一样,先暂时观望,然后参加强大的或看似强大的一方,这个协议对于意大利和英国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给资产阶级报刊写的一篇文章中[8],我探讨了一番战争爆发后各国之间结盟站队的可能性,不过它还没有发表。也许我们的报刊会发表它。

  沙赫特曼:现在谈谈党在反战斗争中的工作,你说过如果战争爆发,美国工人的第一个反应将会是可怕的沙文主义狂潮,然后我们党会被定为非法组织,我同意你的看法。布尔什维克党是怎样在非法状态下活动的?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合法活动?

  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党当时有一个议会党团,这个议会党团非常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的时候,这个议会党团表现得不太好,但在列宁的压力以及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驱使下,议会党团逐渐变得越来越革命。1915年初他们全部被捕了,仅仅活动了六到八个月时间。你们没有议会党团,但我认为你们应该做好在工会中开展地下工作的准备。这是学习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的学校。在明尼阿波利斯,我们的同志或多或少处于有利位置,并与“忠诚的改良主义派”结盟。但当战争到来的时候,“忠诚的改良主义派”就会变成最沙文主义的派别,我们的同志即使小心谨慎,也会遭到他们的攻击。他们将与我们分道扬镳,与斯大林主义者结成联盟,指责我们的同志是德国和日本的间谍。在明尼阿波利斯以外的其他地区工会中,我们没有这么有利的地位。反对我们的力量会给我们的同志施加压力、试图消灭我们。所以,即使是现在,我们也要在工会中同时开展合法与非法的活动。为了争取时间锻炼我们的骨干,让他们去取代官僚,这些骨干分子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地下,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公开代表第四国际。在任何情况下,当形势在一定程度上尖锐化的时候,当我们的同志遭到开除,就要有新人去代替他,我相信这样的工作是为地下工作所进行的最为重要的准备工作。

  同志们经常问我,能不能特地建立一所专门的学校。但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打入共产党,甚至要打入政治局。我们必须有担任工会代表的同志,公开宣称他们支持第四国际。但当战争到来时,这些同志将会遭到官僚机构的陷害。警察会把工作交给工会官僚,让他们去开除这些同志,剥夺这些同志的斗争手段。所以我们要培养年轻人,或是培养那些虽然不那么能言善道,但却善于组织的人;他们要保持隐姓埋名。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们的形势,将会比我们以前在俄国的形势更为有利,因为政府绝不可能取缔工会。他们会企图同工会官僚合作,这就让我们获得了藏身之机——我们将获得同情。然后,将会产生一个母亲哀悼阵亡的儿子的巨大声浪,这会在工会内产生反响。然后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们,这就是战争。

  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能太过主动,现实中这也是不太可能的。我们的同志不向沙文主义狂潮屈服,就已经足够了。

  沙赫特曼:那么中央委员会呢?

  托洛茨基:这个问题过于具体,不能泛泛而论;它取决于同志们的威信和生活条件。中央委员会的部分同志必须立即转入地下,其他人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并立即建立地下联系。

  沙赫特曼:我从不同的角度来问个问题:中央委员会委员该不该做公开声明?

  托洛茨基:是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必须这样做,但他们必须先向律师咨询,斟酌词句,以免被送上军事法庭。公开声明应该直截了当,这样我们以后才能说:我们警告过你们了。此外还可用以党的名义发表的更为清楚的声明、地下传单等形式来加以补充。有些人可能会被拘捕,成为党的公开活动的象征。

  沙赫特曼:那报纸呢?

  托洛茨基:必须要有报纸,它甚至可以没有名字;哪怕报上的文章没有充分展开,哪怕它的姿态仅仅是反对战争,它依然会吸引工人的注意力。

  坎农:《社会主义呼声报》走这条路线是否可取?让它被取缔,然后创办另外一份报纸会不会更好?

  托洛茨基:让《社会主义呼声报》遭到取缔是最好的。即使《社会主义呼声报报》没有遭到取缔,我也认为应该办另外一份报纸。

  沙赫特曼:布尔什维克在战争期间如何发放宣传品?

  托洛茨基:通过非法方式。

  沙赫特曼:果然。

  托洛茨基:是非法出版物。所以有一家出版社是非常重要的。到那时能有台油印机都算你们运气好了。

  卡斯纳:文化组织在这种时候是不是非常有用?

  托洛茨基:是的,最有用的是工会。

  [速记员注:沙赫特曼还发起了关于由工会控制武装工人的口号的讨论。他指出:从现在的力量对比来看,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实现我们的目的。如果工会采纳了这个口号,就有可能组成一支反对我们的军队,用于教育这支军队的思想,将会是工会官僚和政府的思想。托洛茨基则不认为工会官僚会采纳这个口号]



注释:

[1] 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1872—1950),法国社会党人,1936年至1937年任人民阵线联合政府总理。

[2] 神圣联合(l’ union sacrée):1914年8月初,一战爆发之后,法国社会党立刻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支持战争,8月4日,法国总统庞加莱呼吁法国人民实现“神圣的联合”(L'union sacrée),同日,法国议会任命雷内·维维亚尼为总理,组织“神圣联合”内阁,法国各主要党派都参加了这个内阁,社会党人儒勒·盖德和马塞尔·松巴也参加了。“神圣联合”是指法国左翼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府相互勾结、放弃国内的阶级斗争、欺骗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去充当炮灰的同盟关系

[3] 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1873—1952),美国工运活动家,工会官僚,1924年至1952年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

[4] 约翰·卢埃林·路易斯(John Llewellyn Lewis,1880—1969),美国工运活动家,产业工会联合会创始人之一。

[5] 詹姆斯·约翰·沃克(James John Walker,1881—1946),美国政治家,民主党人,1926年至1932年任纽约市长。

[6] 菲奥莱洛·亨利·拉瓜迪亚(Fiorello Henry La Guardia,1882—1947),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1934年至1945年任纽约市长。

[7]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政治家,民主党人,1913年至1921年任美国总统。

[8] 这篇文章是指《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Before a New World War),该文完成于1937年8月9日。1937年11月13日的《自由》(Liberty)刊登了该文的节选,但剩余部分发表于1938年7月的《耶鲁评论》(Yale Review)。《托洛茨基文集(1936年至1937年》全文收录了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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