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 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苏维埃内部的斗争



  我党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的优势那时已经彻底巩固。这点以戏剧性形式在主席团人员构成上表现出来。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居统治地位时,他们动用一切手段孤立布尔什维克。因此,他们不允许一个布尔什维克进入彼得格勒主席团,即便在我党在苏维埃中至少占了1/3之一的席位时也一样。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以不稳定的多数通过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决议后,我们的党团提出根据各党席位比例组成联合主席团的要求。被齐赫泽、策列铁里、克伦斯基、斯柯别列夫、切尔诺夫为其成员的旧主席团断然拒绝。现在,当被革命打垮的政党的代表说什么民主派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指责我们一党专政时,不妨回忆一下这点。召开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特别会议,它应该解决主席团的命运问题。双方都调动了所有力量和后备力量。策列铁里做了纲领性的讲话,他在其中证明主席团的问题是方向问题。我们本来以为,我们能得到稍稍少于半数的票数,并认为这就是胜利。但事实上,在记名投票中,我们得到的票数比全部对手总和还多了一百多票。策列铁里说:“我们在6个月的期间领导彼得格勒苏维埃,使它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我们希望你们能在你们现在准备占据的这些位置上哪怕只维持这个时间的一半。”在莫斯科苏维埃中,发生了同样的领导党的变化。[1]外省苏维埃一个接一个地转到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召开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刻临近了。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集团竭尽全力地力图把代表大会推向遥远的未来,以此来破坏它。因为新的代表大会显然会使我党成为多数,以相应的方式更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使妥协分子失去他们的最重要的阵地。对我们来说,为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斗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与此相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了全俄民主会议的主张。他们需要这个会议即是为了反对我们,也是为了反对克伦斯基。
  内阁首脑在此时所持的完全是独立的、不负责任的立场。在革命初期,彼得格勒苏维埃把他抬上权力的宝座。克伦斯基进入内阁未经苏维埃的预先决定,但事后得到了它的同意。在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认为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七月事件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免去了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对苏维埃的责任,但打着建立革命专政的旗号。现在,在这些曾经建立过小集团专政的人指责并诅咒阶级专政时,回忆这点也并非无益。人为地拉进莫斯科会议的有资产资格分子与民主派分子彼此势均力敌,该会议的任务是确立凌驾于阶级和政党之上的克伦斯基政权。这个目的只是表面上达到了。实质上,莫斯科会议暴露了克伦斯基完全没有力量,因为他与有资产资格分子以及市民民主派同样格格不入。但是,由于自由派分子和保守分子为他攻击民主派而为他鼓掌,而当他小心地指责反革命分子时,妥协派为他欢呼,他就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似乎他依靠这二者,因而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用铁与血威胁工人和革命士兵。他的政策在与科尔尼洛夫幕后交易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这甚至使他在妥协分子的眼中都声誉扫地。策列铁里在对他来说是典型的闪烁其词的外交词令中说到政策中的“个人”因素和必须限制这些个人因素。根据一厢情愿,由苏维埃、杜马、地方自治会、工会和合作社的代表召开的全俄民主会议应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主要任务是保证会议有足够的保守成分,以便一劳永逸地把苏维埃消融在模糊的民主派群众之中,在这个新组织的基础上站稳脚跟,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涨潮。
  在此说几句话,指出苏维埃与自治民主机构的政治角色的区别,并不多余。庸人不止一次地对我们指出,在全民投票的基础上选出的新杜马和地方自治局比苏维埃要民主得多,它们更有权代表居民,但是,这个形式上的民主标准在革命时代没有严肃的内容。革命的重大意义在于群众的意识变化迅速,一批又一批新居民阶层积累经验并检验自己昨天的观点,抛弃它们,再形成新的观点,拒绝过去的领袖,追随新的,不断前进……依靠普选权的笨重机关的形式上民主的组织在革命时代必然会落后于群众政治意识的发展。苏维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直接依靠组织起来的集团,如作坊、工厂、乡、团队等。在这里当然没有选举准确性的司法保障,像在建立民主杜马和地方自治局中那样。但有代表与选举人之间直接联系的更严肃、更深刻的保障。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的议员依靠的是松散的选举人群,它把自己为期一年的全权交给他之后,就散了。苏维埃的选举人总是被工作和生活条件联系在一起,代表总是在他们的眼前,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给他制造委托书,评判他,用别人来取代他。如果在革命的过去几个月中,总体政治演变表现为妥协派的影响被布尔什维克的决定性的影响所取代的话,则完全可以理解,这个过程最鲜明、最充分地在苏维埃中反映出来,而杜马和地方自治局尽管有其形式上的民主,它们表达的不是今天的、而是昨天的人民群众的状态。正是这点说明了那些在革命阶级中失去了基础的政党如此向往杜马和地方自治局的原因。后来,在走向立宪会议时,我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是在更大的规模上。




[1] 莫斯科苏维埃像彼得格勒苏维埃一样,在事件的影响下,在9月里抛弃了自己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9月5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工人代表、士兵代表的联席会议上(在此之前,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单独存在)提出时局问题。在孟什维克基片的报告和А.И.李可夫的副报告之后,虽然社会革命党人撤销了自己的决议,支持孟什维克的决议,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得到了355票,反对票为254张。
  9月9日,苏维埃主席、孟什维克辛楚克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交出了权力。
  9月12日在苏维埃会议上,孟什维克党团建议改选执行委员会,因为党团不能对9月5日通过的决议负责。执行委员会改选票数分配如下:在462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得246票,孟什维克得125票,社会革命党人得55票,统一派得26票。9月28日,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根据布哈林关于全俄民主会议和时局的报告,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该决议否定联合原则,莫斯科苏维埃支持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决议,号召外省苏维埃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联合起来。
  莫斯科苏维埃以后的工作完全在我党的影响下进行,它的第一任布尔什维克主席是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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