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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任务[1]



  多少世纪形成的俄国制度,是建立在群众的强制劳动、贫困和愚昧,统治者的无法无天和掠夺基础上的。资本像一个尖利的楔子打入了旧贵族-农民的生活中,在农奴制的锁链上又添加了自己的锁链。1905年革命强有力地震撼了奴役的锁链,但没有打破它。相反,此后它更深地勒入了俄国人民的躯体中。战争使所有苦难增加了十倍,但向最愚昧的阶层表明,是谁和怎样统治他们。爆发了第二场革命,它一下子就清除了罪行累累、备受诅咒的8月匪帮。但革命事业才刚刚开始。群众的全部困苦和灾难、所有新伤旧痛都暴露出来,要求革命的果断干预。
  有产的资产阶级被迫横下心来收养了革命。古契柯夫们和米留可夫们宽宏大量地同意从他们一直仇恨和诬蔑的人民起义的手中接过政权。但根据自己的资产阶级的自私,他们真诚地认为,革命的全部任务归结为把国家政权交给他们。他们需要这个政权首先是为了把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胜利。这又是出于他们的阶级利益的需求。有沙皇还是没沙皇,公然的还是隐蔽的,资本家不能不力求占领新的土地和扩大自己的市场。昨天他们要求罗曼诺夫和施秋梅尔[2]占领君士坦丁堡、海峡、亚美尼亚、加利西亚。今天,他们要求人民革命完成那些帝国主义任务,旧罗曼诺夫制度就是在这些任务前破产的。为帝国主义利益动员革命,现在,在这条路上受到英法资本催促的俄国资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这样。
  然而,人民革命是从截然相反的源泉中产生的:工人群众的饥饿和苦难,他们对统治阶级的血腥工作的愤怒,最后是他们力求挣脱阶级奴役的枷锁。由此必然产生资产阶级与革命力量之间的冲突。
  资产阶级得到政权并不是因为它领导了革命,而是因为在灾难降临时,它被它的议会、军工企业和城乡组织武装起来,毫不费力地把真空的政权抓到自己的手中。
  工人群众推翻了旧政府,只是在最初的胜利之后才开始建立自己的革命代表机构——工兵代表苏维埃,后来又加上农民代表。这个组织的意义在于,它依靠真正的革命动力——无产阶级、士兵和农民群众。正是因此,彼得格勒苏维埃应该不可避免地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发生冲突,虽然它的领袖(齐赫泽、策列铁里、克伦斯基、切尔诺夫、斯柯别列夫等)的机会主义政策极不果断、软弱无力。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双重政权。资产阶级领袖和苏维埃领袖认为摆脱双重政权的出路是建立资本家和社会主义者的联合政府。新政府应该是“强有力”的政府,应该采用“强权”。整个资产阶级的期待和希望就是这样。“需要彻底结束无政府状态”。
  所有政府官方刊物都宣布对无政府状态进行十字军讨伐,并在这场讨伐中汲取有利于联合内阁的论据。
  在吓唬庸人的无政府的名义下,政府刊物把个别的刑事现象与作为沙皇制度遗产和战争结果的经济和行政生活的全面崩溃,最后还有自下而上的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农民对地主领地的夺取,工人对资本的进攻,以及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对官员和军官的民主化)混为一谈。
  自由派资产阶级希望革命群众通过有组织地“夺取”土地或民族和阶级的权利来放弃深化革命。工兵代表苏维埃今后应该放弃群众革命运动的领导角色,即放弃第二重非官方政权的角色。全部权力应该集中在临时政府的手中,它依靠的是革命权威,想让整个军队重新站起来,以履行把临时政府与英法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任务。让革命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米留可夫-古契柯夫的企图由于手段太露骨而很快遭到失败。在革命时代,反动派的蛮横不得不收敛点儿。有产阶级为了满足革命民主派(个人的而非阶级的),撤了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的职。他们请某些属于护国派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进入政府,和他们一起制定了许诺给我国人民“自由、平等和博爱”以及不赔款不兼并的和平的政纲,但作为回报,要求人民服从独裁的临时政府,保持与盟友的共同战线,对奥地利和德国发动进攻。
  如果这个计划能够成功,这意味着俄国革命发展的终结,人民的全部觉醒的能量将被直接引入帝国主义的磨房中。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把部长的公文包交给切尔诺夫、斯柯别列夫、策列铁里。这样一来,这些部长所属的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就成了执政党和英国帝国主义、巴黎交易所和美国托拉斯的盟友。这两个党的刊物就成了半官方的政府刊物。在这些“革命”部长还没来得及着手改善劳动者的命运,克伦斯基就用鞭子和蝎子尾巴威胁不听命于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人了。
  革命可以同时对主要的压制者、严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以及他们的出自于社会主义行列的不负责任的、半下意识的助手们说:“休想!”
  联合内阁不能阻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一撞上它,政府就会粉身碎骨,如果不尽快停止战争和最深刻地破坏私有财产权,粮食危机不仅不能消除,连真正的缓解都不可能。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府二者都做不到。在国内,土地问题是农民多数对地主少数的革命进攻问题。然而资产阶级地主的政府在农业部长切尔诺夫的同意下停止这个运动,正如政府需要劳动部长斯柯别列夫是为了让工人的“胃口别太大”。在这样的条件下,联合的临时政府的垮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如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一样。
  应该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革命面临前新的、更加尖锐的政权危机。今天的资产阶级生意人和社会主义人质会像昨天的肆无忌惮的帝国主义内阁一样不光彩地退出舞台。早几个星期或晚几个星期,工兵代表苏维埃将面临夺取全部政权的问题。
  粮食危机、“无政府状态”、土地问题消灭战争——所有这些问题现在对作为革命领袖的无产阶级都归结为一个任务:夺取政权。
  对工人群众说明把政权转交到革命群众机构的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朝这个方向促进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人员构成和政策,这就是我们这份报纸现在的核心任务。




[1] 这篇文章没有在任何地方刊登过,是我们在列·达·托洛茨基的档案中找到的。就文本判断,文章写于5月或6月初。一系列理由使人认为,它是为那时区联派成员打算创办的报纸写的。

[2] 施秋梅尔(Борис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Штюрмер,1848-1917)1916年任俄国大臣会议主席、内务大臣和和大臣。尼古拉二世的宠臣Г.Е.拉普斯京和亚历山德拉.费多罗无娜皇后的亲信。——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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