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南〕弗兰尼茨基 ->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58）
第四章 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时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单纯是自己的新思想的抽象的鼓吹者。他们不仅毕生为科学的哲学而奋斗，反对一切宗教的、神秘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而且还参加了进步力量为建立人类应有的生活而进行的斗争。
当1864年创立第一国际时，马克思很快就成为它的首脑人物。由于他比所有其他的人更深刻地了解整个社会生活的规律性，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规律性，因而就负有更重大的使命来正确地指导工人阶级的这一宏伟的事业。
当时在工人阶级内部，在革命斗争的目的和途径的问题上，存在着极端不同的看法，而所有这些看法又都是以对社会发展的不正确的理解为基础的。除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之外，占主要地位的还有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的观点，它们对于工人阶级的发展和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产生了不良的影响。[1]
马克思通过国际的许多次代表大会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便使工人阶级能正确地认识到他们的状况和争取解放的方式。虽然他的物质生活条件很艰苦，但他从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力图在他所起草的纲领、章程、宣言和许多通告信中贯彻自己关于工人阶级的发展和斗争的观点，从而教导无产阶级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和解释本身的斗争。这个时期的最有名的著作，除了《资本论》以外，就是完全由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马克思从巴黎无产阶级的这一英勇的历史事件中得出的各种结论——关于过渡时期的国家、关于组织人民自治，关于国家消亡等结论－是指引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重要的路标。在南斯拉夫，对于生产和其他事业的管理，正日益转移到劳动集体的手中，并正在实现着人民自治的理想，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具体发展，证明了马克思的科学论断的正确性，证明了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不实现公社的原则，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即造成官僚政治和国家权力的加强，而这些都是压在人民头上的暴力。
虽然第一国际在1876年解散了，但它在促进无产阶级的发展和觉醒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并且培养出一大批有经验的革命领导者和理论工作者的骨干，他们在第二国际中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坚持了工人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
在第二国际期间已经涌现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早在第一国际时期就已闻名的有约瑟夫·狄慈根（1828—1888），他是一位工人出身的自修者，他不依赖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达到了辩证唯物主义（著有《人脑活动的实质》、《逻辑问题通信》、《哲学的成就》等等）；随后是倍倍尔（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著有著名的《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李卜克内西（1826—1900），他和倍倍尔一起是德国工人运动的最著名的领袖（著有《法国革命史》，《罗伯特·欧文》，《回忆卡尔·马克思》）；随后是保罗·拉法格（1842—1911），卓越的政论家和雄辩家，他也写有若干哲学著作和专著（《共产主义和经济发展》，《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盖得（1845—1922），法国工人运动极有威信的领袖（著有《关于社会主义问答的短评》、《社会主义研究》）；特别是第二国际期间的梅林（1846—1919），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一，著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篇幅巨大的《马克思传》及一系列文学史和哲学史论著；卡尔·考茨基（1854—1938）；他在某一个时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是第二国际中的最高权威之一，（著有《托马斯，莫尔和他的乌托邦》，《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者》、《基督教的起源》、《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等等）；拉布里奥拉（1843—1904），（著有：《历史哲学问题》，《论历史唯物主义》）；罗莎·卢森堡（1871—1919），是第二国际工人运动中极有天才的妇女，写有许多政治和经济的论文和专著（《资本的积累》，《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等等）。
我国工人运动的最著名的人物、组织者和理论家 是斯维托扎尔·马尔科维奇（1846—1875）和季米特利·屠卓维奇（1884—1914）。斯维托扎尔·马尔科维奇是塞尔维亚的政治和文化史中最伟大和最光辉的形象之一，他为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标志着塞尔维亚民族历史的转折点。在他的论著中，一般地说，还没有完全摆脱空想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著有《东方的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工人阶层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巴黎公社和国际》，《科学和生活的现实方向》等等）。季米特利·屠卓维奇是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书记；是该党的最革命和最有才干的领袖之一。在他的一系列的论著中都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无产阶级的活动状况》等等）。
同时，在第二国际期间，在马克思主义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现象，即所谓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出现在19世纪末，第二国际工人运动的某些领袖鼓吹修正主义，是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根本原理进行修正，实际上是要把它们推倒。只要我们看一看他们想要推翻的到底是些什么原理，那么就会发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最革命的那一部分，即唯物辩证法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策。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在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的上升时期，在许多国家中，特别是在德国，工人阶级在议会中取得了一些显着的成就，并且日益壮大起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日益群众化，革命事件的新阶段已经临近。在这种形势下，社会民主党中的某些小资产阶级分子（这样的分子是始终存在着的）开始宣扬单纯的和平的议会斗争的必要性，宣扬改良主义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渐进性。
当然，他们也需要在哲学上论证自己的这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极端对立的原理。他们不是试图更为成功地运用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并在新的情况下加以进一步的发展，而是要把它推翻，因为革命的哲学不利于他们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他们抛弃了辩证唯物主义，而去赶资产阶级哲学的时髦，并呼吁回到康德那里去。
例如，其中有一个人叫路德维希·伏尔特曼（1871—1907），他在《历史唯物主义》一书（1900年）中公开声称，他的这本书标志着回到康德那里去，因为马克思关于科学的思维过程的观点符合于康德的观点，而不是符合于黑格尔的观点。在伏尔特曼看来，康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彼此之间比想象的还要接近。伏尔特曼在上述一书中写道：“此外，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历史的深入研究使我深信，在科学方法的问题上，马克思和康德之间要比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更加接近得多……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的原理，基本上意味着返回康德的学说那里去，但是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原则性的联系”。[2]
因此，在他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实际上等于回到康德那里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从黑格尔哲学中得到的只是外部的表现方式，而内在的思想潮流实际上是康德的。“但从这些研究中同时可以看出，康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彼此之间比以前所想象的要接近得多，如若从另一方面来研究黑格尔哲学遗留给马克思思想领域的东西，那么这种残余几乎只涉及外部的表现方式，而内部的思想潮流却完全贯穿着批判的和自然科学的方法”。[3]
第二国际的领导者之一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1899）以及其他著作，引起了更大的风波。伯恩施坦企图通过激烈反驳唯物辩证法来论证自己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策的一切错误都导源于辩·证的思维方式。辩证法的一切规律只是在我们的思维中造成混乱。因此必须抛弃辩证法，从而也抛弃革命的政策。伯恩施坦在上述一书中写道：“因为，辩证法的‘肯定—否定，否定—肯定’代替了‘肯定—肯定，否定—否定’，它的矛盾的综合和由量到质的转化，以及其他富于辩证法的特长的各点，常常妨碍了对所认识的变动的范围作出正确计算。”[4]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反对面，并且是妨碍对事物的一切合理观察的圈套。但要恩格斯超越它是不可能的，并且他也没有想要这样做。”[5]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创造，不是在黑格尔的学说（及其辩证法）的帮助下实现的，而是在反对黑格尔学说的情况下实现的。显然，伯恩施坦想要建立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来代替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历史本身推翻了这些论断。第二国际，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于没有毅然决然地反对这些机会主义观点（主张这些观点的还有麦·阿德勒，奥·鲍威尔，福尔马尔，库诺，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等），以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破产。而它的一些最著名的领袖，如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竟然为191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进行辩解，宣称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抵御列宁在俄国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榜样，并对俄国革命作最恶毒的嘲笑。
这种修正主义一直延续到本世纪的三十年代。还在1930年，麦克斯·阿德勒（1873—1937）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教科书》中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实证主义，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康德的追随着扯在一起。在阿德勒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根本不是唯物主义。它与唯物主义和唯灵论不同，应当是自觉的批判的哲学。它绝不可能提出像恩格斯称之为哲学基本问题那样的问题，即精神和物质到底谁是第一性的问题。相反，它从无疑是第一性的东西出发，也就是从我们的经验出发，并提出问题：它怎样才能如此。但是，由于经验除了在经验意识过程中以外，不可能在任何别的地方存在，因此对于真正批判的思维来说，只有经验意识才能成为出发点。由此可见，“精神”和“物质”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之中才能加以区分。我们的经验无论如何不是最初起源于精神，同样也不是最初起源于自然界，相反，我们只是在我们的经验中才体验到精神和物质的区别，而且只是通过我们的意识的形式来体验到这种区别。 [6]
因此，正如许多资产阶级哲学信徒所断言的那样，客观现实的实际存在问题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不是什么正当的问题。一切都只是发生在我的意识领域之中，此外一切都是玄谈。
这样，这种修正主义最终必然滚入最常见的唯心主义，即康德追随者的唯心主义，这帮人企图以返回康德去的口号来恢复资产阶级哲学阵地。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若不修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就不可能在政治上修正革命的原理。若不修正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修正马克思主义；而在眼前十分普通的政治问题中，总是隐藏着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修正（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谈到俄国修正主义问题时还可以看到）。
另一个随着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而显得颇为重要的国家，这就是俄国。远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维拉·查苏利奇等人的领导下建立了几个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后来列宁也参加了这一领导集团。
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成长了起来，在许多较大的工业区特别集中。俄国成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建立强大的共产主义政党（当时叫社会民主党）的最适宜的地方。
在这一发展的初期，普列汉诺夫（1856—1918）在理论方面居于指导地位。由于他大部分时间侨居在国外，因而参加了反对第二国际中的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且成为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才干的捍卫者和代表人物。他在反对伯恩施坦、施米特等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中作出了许多贡献。
除了写论战性的作品之外，普列汉诺夫还写了许多理论著作，并在这一基础上，不仅成为一位最成功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如苏联人所介绍的那样），而且也成了一位最优秀的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无怪乎后来列宁说，如果谁不去研究普列汉诺夫在理论方面的各种作品，谁就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他的科学著作《唯物主义历史概论》、《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他的论艺术和俄国社会思想的著作等，无论如何都应该列为马克思主义中的最优秀的著作。
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这必然也反映到他的理论观点上，特别是反映在他的二十世纪的政治著作中。因此他终于和列宁发生冲突，而列宁就是把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引导到1917年胜利顶峰的人。普列汉诺夫主要是在1903年以后倒向孟什维克，即倒向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一派。
注释：
[1] 布朗基（1805—1881），蒲鲁东（1809—1865）和巴枯宁（1814—1876）的观点和学说：布朗基虽然他的策略有错误，但不失为法国革命运动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主张井在实践中贯彻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应该依靠经过挑选的狭小的革命团体用暴力手段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因而他低估了工人阶级和群众性革命政党的作用；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主张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实行改良，依靠资产阶级国家，并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典型的代表人物，他一味策动暴乱，想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和一切国家，他主要依靠城乡堕落的游民，脱离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并大肆破坏第一国际的活动，想把国际变成自己的工具。
[2] 《历史唯物主义》，杜塞尔多夫1900年版，第296—297页。
[3] 同上，第321页。
[4]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5页。——译者注
[5] 同上，第26页。——译者注
[6] 《唯物主义历史观教科书》柏林1930年版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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