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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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在最近这几十年中有了极其广泛的传播，但是也经历了一个新的停滞和修正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后果要比过去的情况深远得多，因为它是以强大的国家力量作后盾的。
　　随着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拥有了大量的信奉者，而且也涌现了不少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思想家。这些哲学家大部分还活着，并在进行活动，虽然在战后这些年代里，他们多处在共产党情报局阻碍他们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发展这种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下。因此，无怪乎在他们中间近来也呈现出停滞状态，虽然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迄今在解决以及研究哲学和社会学问题上表现了非凡的独创性。
　　在法国人中可以提到的有：在战争中牺牲的波利策（《哲学基本原则》，《柏格森主义，哲学的欺骗》）；列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存在主义》，《日常生活批判》，《卡尔·马克思的思想》等）；加洛蒂（《共产主义和道德》，《唯物主义认识论》），普勒南（《生物学和马克思主义》）；科尔尼（《马克思青年时代》、《卡·马克思和现代思想》）。
　　在英国人中可以提到的主要有：莫·康福斯（《科学反对唯心主义》、《保卫哲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海曼·利维（《社会思维》，《现代人的哲学》《现代科学》）以及生物学家霍尔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
　　在中国突出的显着人物是毛泽东，他著有数卷阐述中国革命的道路和问题的著作。
　　在美国有萨默维尔（《辩证唯物主义》，《苏联哲学》）；霍斯德·塞尔任（《什么是哲学》）；科里斯·勒蒙特（《不死的幻想》，《人道主义是哲学》）；罗·伍·塞勒斯（《杜威论、唯物主义》，《论辩证唯物主义》）。
　　在德国有科尔什（《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马克斯·拉斐尔（《论具体辩证法的认识论问题》）；奥古斯特·塔尔海默（《辩证唯物主义导论》）；库尔特·绍尔兰（《辩证唯物主义》）；恩斯特·布洛赫（《主体和客体》；《希望的原则》）。
　　在匈牙利突出的显着人物有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青年黑格尔》，《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理性的毁灭》，以及有关艺术和美学问题的许多著作），贝拉·弗加拉西（《逻辑学》）。在保加利亚有多·巴甫洛夫（《唯物主义和其他哲学学说》，《反映论》，《哲学和专门科学》）。在捷克斯洛伐克有科尔曼（《逻辑学》，以及有关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专著）。
　　至于说到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它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前在彼此尖锐对立的许多派别中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革命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紧接精就展开了斗争。虽然不能说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切方面都是一致的；也不能说他们没有离开唯物辩证法的偏向，但是他们标志着反对各种各样唯心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论点的进步潮流和趋势。在这一群人中间，除了列宁以外，还包括布哈林、德波林、阿克雪里罗得、阿多拉茨基、弗·萨拉皮扬诺夫、梁赞诺夫等。
　　列宁逝世以后，在马克思主义阵营里日益显示出哲学上的分歧。这种分歧特别是由于对斯切潘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书的讨论（1924年），以及由于恩格斯的“将然辩证法”一书的出版（1925年）而变得明朗化起来。这一场争论表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在对待许多哲学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一部人称为“机械论者”（斯切潘诺夫、柳·阿克里罗得、阿·季米里亚捷夫、弗·萨拉皮扬诺夫等人），而另一部追随德波林的人，则称为“辩证论者”（阿·德波林、尼·卡列夫、斯腾、波特伏洛斯基、列维脱、鲁波尔、盖森等人）。
　　所谓机械论派无疑存在着一系列不正确的观点，这些观点归根结底使他们不仅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否定整个哲学。他们否认哲学有自己专门的对象，过分夸大自然科学的意义，并认为自然科学能够解决任何运动的问题。总之，他们最后否定了唯物辩证法以及整个哲学。
　　德波林派则相反，他们在同前一派人进行尖锐的争论中保卫了辩证法，因而特别主张研究黑格尔，可是他们在这方面也犯了过分夸大的毛病，有时陷入了毫无现实根据的思辨之中，这无疑是受唯心主义辩证法影响的结果。
　　大概在1929年的时候，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站到了德波林方面。尽管他们有缺点和离开唯物辩证法的偏向，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时期是苏联哲学发展的最富有成果的时期，主要的优点是有广泛争论的自由，这种争论必然有助于澄清许多哲学和社会学的问题。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独特情况，对这种通过大量矛盾和激烈争论而呈现的理论思想的高涨，起了消极的作用。在各方面阻碍并推迟社会主义发展的种种重大的客观困难（国家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资本主义的包围，国内战争等等），由于党内各派的争论而显得更加严重了。
　　斯大林派在三十年代初获得胜利之后，发展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加强国家的集中制和垄断制，并公开提倡对领导者的个人迷信，这必然会在国家的整个思想发展中得到反映。由于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贯彻严格的集中制（它使得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延续下来），于是在哲学和社会学中就开始提出种种必然要导致停滞状态的任务。现在不再继续和鼓励那种为任何创造性的思想所必需的理论争论了，而是逐渐转向基本原理的指导体系，并且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成为国家政策的思想上的辩护者。
　　这个过程早在1929年末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宣称，苏联的理论思想落后于实际的成就。这也就发出了反对两派的信号。于是几个年青的哲学家米丁、拉里采维奇、尤金马上就有所反应，他们在1930年6月7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新任务》的文章，对这两派都进行攻击，并称德波林派为“形式主义者”。
　　德波林派对这种攻击给予了激烈的回答，于是在很多报刋杂志。和学术研究机关中引起了一场大争论。1930年，斯大林在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一次争论会上，不仅支持米丁及其拥护者的论点，而且责备他们太软弱了，斯大林称呼德波林派为“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从而给他们作出了政治上否定的评价。
　　接着在次年年初，即1931年1月25日，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在那个杂志里德波林派占着优势），决议对机械论派和德波林派都进行了谴责。这样，米丁派靠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而取得了胜利。
　　这一时期，米丁及其追随者的著作在估价和阐述某些哲学问题上较为正确，这亲毫不值得奇怪，因为到这个时候，争论已经把某些问题澄清了。但是，在一开始就已经表现出的某些倾向，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就使得苏联的哲学迅速退化。他们在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作根据时，开始把引文既当作出发点，又当作结果，既当作争论、论证和研究的目的，又当作一种手段。
　　另一方面，他们接受了斯大林想要使哲学为国家政策辩护的意图，从而把一门有它自己特定的对象并需要对这一对象进行科学研究以适应现代哲学需要水平的科学，单纯地变成一种在特定场合下进行政治斗争和歌功颂德的手段。这样就必然会从对哲学问题的科学研究（这些问题迫切需要进行认真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转向对现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庸俗化，而这庸俗化的做法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非常不良的后果。
　　所有这一切必然会造成哲学创作的衰落，并抛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的精神实质。
　　斯大林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能说明哲学思想的这种状况，这一著作被收在伪造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中作为它的第四章，并被推崇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其作之后的最天才的作品，其实这本书本身无非是把唯物辩证法的某些基本原理变成死板的教条，并修正主义式地背弃了这一辩证法的实质。
　　我们现在简略地谈一谈这本书，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
　　斯大林这本书的观点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成果作了修正。首先，书中把辩证的方法（考察、观察和研究现象的方式）和理论（解释和了解现象的方式）割裂开来。这样就使人有理由认为，辩证法并不是在一切个别的场合下都是以唯物主义作基础的。书中把辩证方法官称为观察现象的方法，却没有指出，唯物解证法本身始终是唯物主义的，也就是说，它来源于、产生于对客观现实、客观事实及其发展本身的分析（这种客观现实、客观事实及其发展也是辩证的）。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割裂开来，把对现象的“解释”和对这些现象的“观察”割裂开来，就取清了辩证法本身的根基，也就是取消了它的唯物主义性质。
　　这样一来，辩证方法由于不再需要以物质现实、物质事实作根据，就可以容许作种种任意的主观解释。而这使得那些想按照自己的爱好、而不是按照实际情况来“辩证地”解释现实的人，特别感到称心如意。于是辩证法就变成了诡辩论，也就是说，辩证法竟然应当以自己的深划的内容去为臆造的原理作论据。
　　这最突出地表现在对苏联发展中的矛盾的分析上。他们一方面承认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现实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但另一方面却很难承认当时已很明显地表现在生产力和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中的矛盾和对立。因此斯大林在上述一书中就已经提出一种不正确的论点，认为在他们那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于协调的关系之中。
　　这样，在苏联的实际情况下和在它的发展中，这个规律就失掉了发生作用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为了使辩证唯物主义的公式能自圆其说，日丹诺夫在战后对亚历山大罗夫的一本书的讨论中肯定，尽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上述那种协调，但苏联社会也是通过矛盾而运动和发展的，这种矛盾具有思想斗争的形式。这样一来，物质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第一性的作用也就让给了社会现实的精神领域。从而也就抛弃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的一个基本真理。
　　斯大林的著作也在别的问题上提供了背离辩证唯物地考察问题的根据。正像他把辩证法同唯物主义割裂开来一样，他同时也把唯物主义同辩证法割裂开来。他在唯物主义方面企图解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意识第一性还是第二性、以及认识现实的可能性等有关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由于他在这些研究中抛弃了辩证法，因而必然陷入庸俗唯物主义之中，从而只能停留在对反映论作庸俗唯物主义的探讨。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意识反映物质，意识是物质的产物这就是基本的原理。但是这些都是在马克思以前就已存在的唯物主义原理。在这里正好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各种因素抛弃了，而其原因就在于机械地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割裂开，把方法和理论割裂开。
　　对于认识，既要作辩证的了解，又要作唯物的了解；认识不是简单的反映，而是人对现实的一种连续不断的长期实践关系的产物。人就其实质来说，是劳动的、实践的生物。而人的整个理论过程，即认识过程，如果脱离对现实的这种能动的关系，如果脱离改变现实的活动，就将是不可想象的。人只是在改变现实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改变了自己对现实的看法，从而也就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认识。不了人和自然的这种辩证的相互关系，不了解实践和理论的这种关系，就不仅不能了解人的思想发展的实质，而且也不能了解人的全部发展的实质。在这里，实践是那个在大体上决定人类认识的进程和发展的基础。不仅历史实践（社会、经济等等的需求、愿望和斗争）决定着理论发展的方向，而且任何科学上、理论上的进步实际上也都是人对待现实、对待他所研究的现象（如原子和原子核、各种自然过程的特性和规律等现象）采取积极改造的态度的结果。
　　所有这一切，都是斯大林的观点中所没有的，这也就是说，它所没有的，恰恰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的东西。
　　从他的书的这一部分中还产生了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由于他把认识论放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另一部分之中（在他那里，这属于唯物主义理论），因此就简单地忽略了我们思维的全部逻辑问题，从而使逻辑具有了不依赖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独立的范围和独立的作用。这种逻辑，除了像形式逻辑那样的不考虑到唯物辩证法的逻辑之外，还可能是什么样的逻辑呢！退一步来说，即使这种逻辑是他在唯物主义理论部分作为解决认识论问题的继续而建立起来的，它也不可能是辩证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斯大林的唯物主义理论的缺陷正在于不能辩证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事情是否如此，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实际情况中最清楚不过地看出来。他们不去认真地从事建立辩证唯物主义逻辑学这一艰巨的工作，却写了一些最普通的形式逻辑的教科书，从而使这些问题难于正确解决。其实，我们的思维所反映的，不仅是现实，而且是辩证的现实，因为现实不能是别的样子。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思维领域内同样地揭示出这种辩证性，因为我们思维的反映也不能是别的样子。可见，思维在实质上不可能以自己的内容和自己的形式带来某种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东西。而在苏联逻辑学家那里（如阿斯穆斯，斯特罗哥维奇，维辛斯基，塔斯涅茨等人），事情刚好相反。他们口头上赞成反映论的原则，而实际上，在解决我们思维的问题、思维的形式和：规律的时候，就仅仅局限于思想领域之内，从而陷入了片面的形式主义之中。这样，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斯大林的著作（他的全部著作也都是如此）以及苏联理论家的著作都是干瘪瘪地、教条式地列举一些事实。根本没有展现出理论进一步发展的远景。他把现象的运动和相互联系列为辩证法的“特征”，却根本没有加以论证；同样地他还抛弃了否定之否定，对它只字未提，等等。这种公式主义和教规式的体裁，正适合于用来硬使人们相信这一切都是对的，并用来阻碍理论上的任何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所作的修正，表现得还要明显。由于在斯大林领导之下，苏联社会的整个发展趋势是加强国家、实行全面的集中制和官僚政权的垄断制，于是这种情况必然也会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中获得反映。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列宁都特别强调了国家消亡和建立公社作为社会管理形式的问题，同时也着重指出了国家政权官僚主义化所带来的危险性。与这些原理相反，斯大林在1939年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为了替现状作辩护，提出了加强国家的论点，并以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和国内还可能出现敌人来作为论据。
　　但是，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迄今为止的历史实践表明，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突破，而只能像列宁所指出的在帝国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的地方突破。因此，在这个时期中，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还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因此不得不估计到一切可能性，尤其是战争的可能性。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以及有效地对付一开始就已存在的国内敌人的力量。
　　但是，这是否就证实了斯大林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加强国家的原理呢？如果假设这一过程仅仅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它的手中握有一切经济、政治和思想的权力。这样，人民群众就不会有真正的权力，就不能在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内真正管理自己的国家，因为这一工作由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去实现了；它在这种情况也非常容易成为站在人民头上的暴力。这时，社会主义民主，除了漂亮的字句以外，就不会留下什么别的东西。
　　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何在呢？它首先在于实现经济上的自由，实现经济上自由的结果必然也会带来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自由。但是，为了实现经济上的自由，就需要把职权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国家（行政、官僚）的手中转交到生产者本身的手中。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建立起来的国家所有制应当尽早地转变为社会所有制，工厂应当尽早地转交给工人集体自己来管理，土地应当尽早地交给农民来管理等等，以防止国家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扩大和加强，也就是防止官僚主义力量本身的扩大和加强。
　　所有这一切都不外乎是国家的消亡。但是，国家消亡的过程在使作为压迫力量的国家逐渐削弱的同时；也使社会主义社会团体本身逐渐加强。这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一方而要加强某些国家机关，另一方面又要削弱作为压迫力量的国家，要削弱作为控制国内全部经济文化生活的机关的国家。至于那些保卫机关，则它们已经不再仅仅是国家机关，而是成了保卫社会团体本身的机关。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应当看作是一个过程，因为这种改变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就发生。
　　总而言之，为了使社会主义得到正确的发展，就必须贯彻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可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社会主义民主不能在国家加强的情况下实现，恰恰相反，它只能在国家消亡的情况下得到实现。
　　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根本学说即关于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学说所作的修正的实质。诸如此类的修正在关于革命和党的学说中也表现得特别明显（这里我们只谈一下最重要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矛盾，除了通过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革命变革之外，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但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不曾为每一个国家抽象地规定它将如何实现这一革命道路。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些情况在许多方面与另一个国家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有一些是经济上高度发达的国家，而另一些却是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国家；在一些国家中，革命的过程是在敌人侵占时期发展起来的，而另一些国家却不是这样，等等。总之，存在着木胜枚举的各种可能情况。至于将来还会出现那些条件，那就更无法预见了。
　　由此种种原因，所以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普遍和必然的革命转变，过去已经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实现了，而今后仍将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而且很多还将通过我们今天根本无法预见的形式来实现。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经典作家，尤其列宁，经常不断地提醒各国共产党人，要他们在自己的斗争中尽量灵活，不要死守陈规旧套，而要考虑到所有这些特殊性。因为如果不正确地估计每一个国家的所有这些个别的特殊的条件，就根本不可能正确地指导革命的行动。
　　苏联的领导者和理论家完全抛弃了这种革命的辩证法。从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一书以来，他们经常不断地只重复一个革命原理，而且基本上只重复一个最普通的原理：应当通过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他们臆想，所有这一切基本上都应当按照他们1917年革命的方式来进行。他们就是这样地教导了工人运动二十多年，这一切不能不影响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根据革命辩证法的原则来考察所有这些问题的能力。除了自己的这条道路（其实这只不过是革命过渡的许多特殊形式之一）以外，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可能性，不承认其他的革命道路，这就意味着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这样，他们就给社会主义造成了重大的损害，关于这一点我们用不着专门去谈它了。他们在理论上使大多数共产党失去方向，这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凡是遵照他们的根据上述原则发布的指示办事的党（我们在这里且撇开其他一些情况）；都没有。能在本国胜利地实现重大的变革；可是那些没有按照这种指示办事而是根据本身的情况行动的少数的党，却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现在我们再来简单地谈一下他们关于党的学说和民族问题的学说。共产党应当是一个国家中工人阶级和全体进步力量的最优秀、最有觉悟和最革命的部分。
　　党有任务去教育和领导其余的人民群众为完成当前的历史任务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而奋斗。它只是这些群众的最有觉悟和最革命的部分，所以同时是他们利益的实现者。在社会主义社会单，党不可能是别的组织，它在政权中占着主要地位，但是它必须仍然是工人阶级和其他进步力量的机构。
　　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就连党本身也变成了单纯的官僚统治的机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被代之以严格的集中制，这样就给党内民主（这是共产党生活的重要因素）以沉重的打击。这种状况也必然反映在关于党的理论之中，因为他们不是把觉看作教育群众管理自己集体的机构，而是看作国家本身的领导机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最初几年中，苏联的社会和理论领域内的情况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因此，这种状况仍继续对理论思想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对待科学和哲学的方针，显然不可能有什么重大的变化。任何试图在主观上创立和表述个人看法和思想的举动，立刻会遭到官方的谴责。1947年就格·费·亚历山大罗夫的《西欧哲学史》一书进行公开讨论时，国家垄断组织通过安·亚·日丹诺夫之口告诉全体哲学工作者，他们基本上只能市且只许重复由中央宣布为唯一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原理和思想。山于到处片面地强调唯物辩证法，他们就极端反对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且非辩证地和非马克思主义地把马克思以前的哲学思想一概说成是不科学的，把黑格尔的哲学说成是封建专制主义对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接着他们又非马克思主义地宣传个人迷信，对内部矛盾隐讳不提，并且宣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当然，首先是在他们那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协调一致。
　　谁试图根据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对某些哲学或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一定的观点，他立刻就会被宣布为世界主义者；这样，在1950年前后，反世界主义就变得特别时髦，它使人们忽视了某些根本问题，对这些问题，老实说，谁都不敢提。
　　尽管苏联，一般地说，存在着一些有才能的哲学家（如阿·德波林，格·费·亚历山大罗夫，华·米·凯德洛夫，米·米·罗森塔尔，尔·列兹尼科夫，弗·夫·阿斯穆斯，勃·耶·比霍夫斯基，姆·阿·迪尼克，奥·弗·脱拉赫腾堡等人），但是苏联哲学在战后的发展阶段仍然只是意味着过去政策的糙续。就是在这种官僚主义的要角斯大林死后，也还没有突破他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所划定的圈子。
　　斯大林死后，最近一段时期，情况开始有所转变。对近来发生的某些事件进行客观评价，应当得出积极的结论。今天的领导对待我们南斯拉夫现实所采取的方针，公开承认错误以及承认对我国人民和领导采取了极大的不公正的态度，接受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承认通向社会主义有各种特殊的道路，承认各民族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道路，承认民族自决权——这一切都表明对上述的阴暗面已经有了重大的扭转和纠正。
　　对国内政策的一些变化的评价，也使我们得出同样的结论，在这些变化中首先应当看到非集中化的萌芽，以及对某些最重要的国家机关职权的限制。
　　同样；最近在理论战线上也可以感觉到一定程度上的显著变动。出现了一些呼声，说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不能认为是满意的，说必须正确地估价黑格尔的辩证法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刚刚出现，在这里我们只能以高兴的心情来肯定这种变动，至于对它作出更明确判断，这只有经过一定的时期以及在看到了第一批重要的结果以后才有可能。
　　正确地对待和看待他们发展中的矛盾，以及要求克服所有这些限制的社会主义愿望，将能够解决这些困难，尤其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中的这种暂时的停滞现象；不是由资本主义方面造成的，而是由社会主义方面造成的，是由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造成的。我们认为，最近的这一个发展阶段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发展将会起着重大的和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