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南斯拉夫的实践和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南〕弗兰尼茨基 ->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58）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开始传播，它是1919年成立的共产党的世界观和社会观，是它进行活动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虽然经历了各个不同的阶段，但是；它到这时候才成为南斯拉夫共产党进行斗争的理论基础，成为它的世界观和社会观，因为这种观点的建立，是以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的。
　　资产阶级哲学和一般科学有着本身发展所必须的一切适宜的和优越的社会条件，而马克思主义思想却基本上处于不合法和半合法的地位，它经历了工人阶级从1920年12月法令的颁布起到战前开始法西斯化为止在反人民的制度下所经历的一切困难。
　　由于工人阶级和其余的先进分子处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反抗困苦的生活条件的紧张斗爷中，处在革命前的准备阶段，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上也决不可能处于另外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向广大阶层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和著作的斗争时期，因为这些著作绝大部分一直遭到禁止，在异常秘密的情况下传播；其次，这也是一个同官方哲学和政策作斗争的时期，因为当时仿效资产阶级哲学的作品风行一时（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理性主义以及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经院哲学和反动的民族主义思想）；最后，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同各种不正确的、甚至是修正主义的观点进行斗争的时期（例如在民族问题上同斯·马尔科维奇作斗争，同里赫特曼的修正主义作斗争等等，因此，《哲学笔记》这本作在战前，即在1941年以前，成为我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
　　的确，内部的派别斗争给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理论的发展造成了困难。然而，同在政治上和在党内的困难处境相反，马克思主义却为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愈来愈广大的阶层所接受，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党巩固以后，即1937年以后。
　　显然，在这种形势下，决不适宜于进行和平的理论工作和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的基础。在这种形势下应该直接准备革命，迅速进攻和担御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攻击，为启发能促进革命高涨的一切力量的意识而斗争（通过广泛散发秘密印刷品，同时也通过公开出版的杂志如：《艺术和批评》，《我们的实况》，《今天》，《表现》，《命运》等等）。
　　在资本主义的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处境是异常困苦的。不抱幻想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必然造成的尖锐的思想斗争，都促使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统一起来，坚定地迎接我国人民所经历的一个最严重的考验。
　　资产阶级思想家经常批评马克思主义，硬说它是“片面”的、“站不住脚”的。但是，他们在这里忘掉了一个最起码的事实：就是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三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即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南斯拉夫革命，是在三种完全不同的特殊情况下，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实现的。因此，只要创造性地理解与克思主义，它就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显示出它较之一切资产阶级理论的无比优越性。
　　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社会、对它的矛盾、对它的死亡和摆脱它的道路所作的阐述，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在1941年艰难和黑暗的日子里的唯一指南。
　　占领和革命时期，以及这一时期各种政治力量的配置，决定了南斯拉夫以后全部发展的规律。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整个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别的政治力量能给我国各族人民以真正的帮助，能从这种看来似乎乌云密布的情况中给他们指出前途。共产党由于表现了坚定的决心和领导了南斯拉夫人民争取国家解放的斗争而迅速发展起来，它把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同时开创了一个具有十分深远影响的特殊过程。
　　共产党完全不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革命的问题，它担负起了当时国内最重要的职责——领导解放国家的职责。由于党已成为国内主要的政治力量，而且越来越得到人民群众的同情，因而它通过和本国人民的日益紧密的联系来确保胜利果实，向他们指出了建立在社会平等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剥削之上的新生活的远景。
　　这样，早在人民解放斗争中就已经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方面，同样也在主要的政权组织、委员会和军队等方面实行了革命的改造，使它们在解放以后具备了必需的群众性和彻底性。因此，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战前和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况的产物，是在这种独特的生活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结果，同时也是南斯拉夫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结果。
　　这种革命的创造也必然会表现在武装革命以后，并在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变革中留下痕迹，同时使得对整个事件负有全部领导责任的国家领导机构具有了独立的性质。解放以后的基本问题，一般地说，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只是关于进行这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方式和速度的问题。十分清楚，单单是革命的独特发展这一点，就已经决定它不能被硬塞在某种其他的框子里，不能被纳入某种其他的轨道中，于是这就同某些主张，特别是通过共产党情报局而表现出来的斯大林主义集中专断的意图所包含的主张，越来越不相适应。由于斯大林主义的这种政策对一个正在蓬勃高涨的革命过程采取了毫无原则的非社会主义的攻击态度，因此它必然要同我国的领导者、共产党和我国全体人民的观点和社会主义的愿望发生冲突。
　　这个冲突的顶点就是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这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看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冲突，因为其中一种观点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作明显的修正的基础上。从这个事件发生以来，虽然在历史上只经过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今天已经很清楚，南斯拉夫人民及其领导者所采取的立场是历史上第一流的行动，是现代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这个冲突本身把一系列问题搬上了斗争的舞台，这里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的问题，也包括其他各种科学和社会实践本身的问题。
　　在革命初期开始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在这一事件以后有了一个新的高潮。党和国家的领导者鉴于加强国家的集中制必然会加强官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因素，就勇敢地开始取消国家机关的集中制，并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在这方而最重大的行动，就是在考虑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同时，开始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即实现人民的自治制度。这个过程是从实现工人自治，即把工厂转交给工人自己来领导（1951年建立了工人委员会）开始的；它在以后的年代里，由于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其他领域（教育、卫生、商业等等）中实行社会管理而得到全面的高涨。
　　在目前的情况下，重要的是在我国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不断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它的更广泛的组织形式就是公社，即新的社会机体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单位。这样就有力地向前推进了国家消亡的过程，虽然迅速完成这一过程的条件还不具备。
　　社会主义民主的整个发展过程，必然会对文化活动、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这一过程本身基本上也是在理论上认识到并创造性地纠正近二十年来危害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不正确观点的结果。
　　如果不考虑到近三十年来国际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发展中所发生的这些情况，那么就不可能对南斯拉夫在哲学：和社会学方面所取得的理论成就作出正确的评价。
　　只有考虑到当时的整个马克思主义都处于斯大林所宣布的，并为一切刊物、学术著作、书籍和党的指示所顽固地重复的某些原理的支配之下，只有考虑到当时国际无产阶级的实践是受这些原理指导的，——只有这样，才能明确理解我国所发生的理论变革的意义。不过这些新思想还没有来得及在理论上进行详细的论述，因为在这一短促而动荡的时期里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干部（因为在这个方面几乎也得从头开始培养）。
　　另一方面，这些新思想大部分已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所谈过了。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情况，而且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它使得某些旧的思想不仅需要重新作特殊的闸述和进一步的探讨，而且需要补充现实中新鲜的东西和没有想象到的新颖的东西，因为这些新东西是根据一种与过去的一切传统相反的新的历史经验而作出的创造性的发现。而传统的东西刚好是与这种新发现的东西相反的。
　　这丝毫也不贬低那些在历史经验本身出现以前就已经产生这种思想的人的英明天才，但同时也不能贬低那些与整个“文明”时代相反而建立自己历史的人的创造力，他们的理论原理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历史创造和人们的自我牺牲精神的相应的反映。
　　在哲学领城内，首先要求解决某些基本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由于遭到修正而具有了完全歪曲的含义。
　　一切理论努力的实质和主要结果，就是为唯物辩证法而奋斗，这种辩证法是同一切教条主义和停滞不前的现象不相容的。因此，对教条式地把辩证方法和理论归结为几个特征的做法进行尖锐的指责和批判，它本身就已经要求人们不要毫无成果地去重复诸如此类的思想，不要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完美无缺的绝对真理的体系；这一切本身也就意味着要同以往国际范围内存在的情况发生尖锐的冲突，意味着若要宣布以创造性的态度来对待哲学问题。
　　唯物辩证法，也像任何科学一样，不可能把自己的对象一下子就概括无遗。当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其中也包括哲学，实际上还处在开始阶段的时候，这种企图更是一种幻想。
　　我国的哲学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解为唯物的和辩证的，因此它必然要反对通常流行的那种把辩证法同唯物主义割裂开来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必然会造成无法挽救的后果。
　　其中严重错误的后果之一，正如我国理论家所指出的，是在逻辑问题上。如果对思维作彻底唯物的和辩证的了解，那么就不会忽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思维并不是现实中某种独立自在的领域，它首先是整个自然过程的一部分，因此从这方而来看，它是辩证的，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同时又是现实的特殊领域，它反映着其他的现实。这种反映必定也是辩证的，因为思维所反映的现实本身是辩证的。因此，在研究思维的形式和规律的时候，只要忽略了这些根本的条件，就必然会陷入片面性和形式主义。因此我国近年来的哲学研究的基本方向是反对形式逻辑，因为它仅限于研究思维，而没有去探求本体论，即解决基本的逻辑问题的关键——客观的辩证法。由此，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采取明确的立场来同时反对两种逻辑：即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并诱导整个科学界去建立一种逻辑：即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逻辑。显而易见，形式逻辑所积累起来的大量材料，尤其是近百年来所积累的资料，必然应该在这一研究工作中加以利用。
　　与这一个问题有关，重新提出了对黑格尔辩证法以及整个哲学史的评价问题。苏联的官方意见把黑格尔哲学斥之为贵族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一种反动；与此相反，南斯拉夫哲学家明确地表示，这种评价是完全错误的，这里实际上是趋向于放弃对辩证思想的研究，而这种思想，如果从较窄的哲学领域来看，直到今天也题是在黑格尔的著作中研究得最为详尽。因此，在进行了客观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必然会得出结论：资产阶级所学思想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自己的顶峰，而黑格尔的某些论点的局限性和保守性则是对当时困难的社会环境的一种让步，也是他的唯心主义的结果，而唯心主义在当时的德国则是能够用来对以往的哲学成就进行全面综合的唯一哲学基础。
　　此外，把整个哲学史简单地归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而且进步性必定属于唯物主义一方，这也是不正确的。对哲学思想史的分析表明，这个过程要错综复杂得多；有一些时期，就连进步的哲学：思想也只能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得到发展，而唯心主义观点同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趋势的斗争，不仅是两种对立体系的斗争，而且常常也是同一体系内部的创造性的对立和过程，这种体系有的时候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但它的很多因素却意味着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的和科学的前景。因此，对哲学史的研究，显然得出了完全不同的，非刻板的结论，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及其一切物质和精神特征的新的观点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结果。
　　哲学的建立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今天已经处在这样的发展阶段，至少在马克思主义中，用不着再去经常地臆想新的体系了，因为哲学随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出现也已经成为一定的科学，这时它也具有了完全科学的基础。不论任何其他科学或是哲学，都有着一个唯一的和基本的任务，即在这种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系统地解决本身的一系列的问题，从而促进对世界和对人的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而既不能急躁，也不能要求哲学去解决那些属于其他思想领域和研究范围问题。正如在许多其他科学中已经把人们的任意妄想驱逐出去一样，我们今天所处的发展阶段，也已经有可能把那种不考虑到哲学和一切其他科学的科学性（即唯物和辩证性）的一切荒诞行径骗逐出去。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国哲学界力图以独创的精神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历史哲学问题这个研究方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虽然最初的步骤由于受到某些旧传统的影响，由于新东西的经验不足，而且也由于世界范园内过去积累的成果不足而必定会受到一些限制，但是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日益克服这些限制，并以自己敢于在哲学的复杂问题上提出勇敢的要求而显得与众不同。
　　在社会学的领域中，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我们所取得的成果，要更显着得多，更深刻得多。如果考虑到下述情况，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实质和发展道路的问题，特别在1948年以后，是南斯拉夫实践的中心问题，同时也是理论的中心问题，参与解决这一问题的，不仅有职业的理论家，而且首先有最强的理论干部，他们同时是在实践中管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的人。
　　在这里提出了两个基本的问题（它们本身又包含着其他许多问题）：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问题，即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以及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制度的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已经得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结论，它们基本上证实了经典作家的某些基本思想，但是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近发展时期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许多观点却发生矛盾。
　　首先关于走向社会主义只有一条道路的观点被坚决抛弃了。因为实践和理论的根据已经对此作了回答。南斯拉夫实践本身已经清楚地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用俄国革命的方法取得的，而是在人民解放斗争中通过完全不同的特殊道路取得的。此外，对问题的理论分析在逻辑上也会得出结论：历史运动的复杂性不可能单单归结为只有一种形式。这种观点是同辩证法关于在任何发展中一般、特殊和个别统一的基本原理相违背的。实现着历史事件普遍规律的任何个别同家，都是独特的国家，它有着自己特殊的内部结构，同样也有着经常发生变化的特殊的外部条件。因此，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普遍规律必定通过各种具体的形式而表现出来。这种具体形式是由该国的性质以及当时总的历史情况所决定的。出于各国的特点是这样的多种多样，情况又是这样的千差万别，所以任何教条主义式地规定道路，都是明知故犯地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
　　这一历史发展时期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已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实质和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这里必须解决国家的问题，党的问题、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以及与新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新的道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结论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新的社会关系的问题。只有从分析这些新的社会关系的含义着手，才会得出在一切方面对于社会主义运动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结论。
　　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不管是私人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只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关系才能取而代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不是一个东西，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别。因为，公有制是以生产资料的公共管理为前提的，因而它也就要求使直接生产者得到解放和自主。
　　当无产阶级通过武装行动掌握了政权，而资本主义关系在这以前还未达到高度发展水平的情况下，把政权和管理权集中在工人阶级国家的手中是这一国家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在社会主义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高度发展而产生的那些国家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必将是另一种样子。）在上述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正如经典作家在理论上所规定的，就是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调整国内的关系，防止其他的意外情况，并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
　　在实现了巩固革命这一首要和基本的任务以后，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一种内部的危险，即它本身内部所包含的危险——官僚主义的危险。如果无产阶级国家不开始自身消亡的过程，首先是在经济职能中消亡的过程，那么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必然会加强起来，并独立为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一种特殊机构。于是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以及一般的社会解放就会推迟和推迟，从而必然会使得这种在经济上最接近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停滞不变。为了达到社会主义的关系，也就是达到社会发展的更高的历史阶段，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明确指示的，工人阶级的国家必须在实际上开始它自身消亡的过程。这无疑是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
　　这个过程具体地说就是使社会生活非集中化和民主化，首先就是把工厂交到工人阶级的手中以实现经济生活的公共管理，同时也对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实现公共管理。正如铁托同志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肯定的：“首先，我们打算在经济和人民政权中坚持实行非集中化和民主化。但这里马上需要强调指出，并不是任何一种非集中化都同时意味着管理的民主化。这两种管理形式，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向发展中，在社会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上，也就是在生产资料已经完全归生产未掌握、工厂和企业已经由工人本身通过自己选出的管理机构来管理的时候，才可能而且必然并肩前进。由此可见，在国家通过自己的机构对经济实行管理的职能已经停止的地方，才开始有其正的民主管理。当然，在革命发展的最初阶段，即生产资料还掌握在国家手里，不过是掌握在社会主义国家手里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着民主的成份，但是这些成份至多只具有社会的性质，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因此，在我国革命发展的最初阶段，也就是当国家还没有把工厂和企业交给工人管理，而是通过自己的机关，即通过在这方面的一定的职员——经理——来管理这些工厂和企业的时候，是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民主管理的。在这一最初发展阶段上，工人阶级的国家应当迅速解决如何在物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妥善地处理劳动者的社会问题。人民的国家逐步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制定了宪法和其他许多法规来保障职工享有领取优抚金的权利、每年有保留工资的休假的权利，等等。国家担负起了保障职工的责任，它为劳动者建立了各种文化设施以及其他设施，但是只有把工厂和企业交给工人，才实现了国家的第一个而且也是最重大的行动，这个行动包含了国家消亡的因素，即国家在经济中的职能消亡的因素，同时在生产中、从而也在社会本身中建立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
　　这一切正是现代民主的实质所在，正是人进一步解放的实质所在。在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政治自由到达了高度的发展水平，资产阶级理论家由于本身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范围的限制，把民主和自由的问题，只看成是政治自由和多党制范围内的问题。他们在这里没有看到，人的自由的问题是一个远为深刻得多的问题，为这一个或那一个政党规定的政治自由并不能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活动和发展，因为他们的手中并没有掌握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生产力。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对于自己的发展和生存成到走投无路，并为资本家集团或国家本身的暂时利益所摆布。这种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不掌握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方向的情形，直到今天仍然是产生种种可以为形形色色的宗教组织有效地利用的心理偏见和心理状态的基础。各种宗教组织只有利用人们实际不自由和无希望这一弱点，才能顺利地展开活动。
　　因此，人的解放（它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正经历着迄今以来最激进的形式）不能仅仅意味着，而且主要不是意味着给予政治自由，而是首先意味着要建立一种民主制度，以保证劳动人民有最大的可能来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和社会过程，简言之，就是要实现经济自由，因为只有它才是人在一切其他方而完全解放的根本的先决条件。
　　卡德尔同志1954年在奥斯陆发表的演说中说道：“依我们看来，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发展着的民主的组织机构，也应该适应这个客观过程。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直接民主机构能够适应这些任务，因为这种直接民主机构能保证劳动人民有最大的可能通过生产中的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中的相应的基本管理机关来实行民主自治。我们的工人委员会，合作社，公社，彼此间有垂直联系的自治的经济组织，以及教育、文化、科学、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机关中的独立的社会管理机关，都具有这种职能。这些形式和这种社会活动的日益巩固，同时将是新的民主机构逐渐建立的形式，而这种新的民主机构将在新的社会经济的基础上有机地成长，而且归根到底，将成为国家这一权力和暴力工具消亡的形式。换句话说，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条件下，应该建立这样一种民主的社会管理的组织机构，它将使劳动群众有可能在这一组织机构中直接地和经常地、而不是仅仅通过其某一个政党的上层来表达意见。公民们直接参加社会自治机关，就能通过它们直接决定由谁来当他们在上级机关中的代表。任何其他的道路都会导致官僚主义和阻碍每个人的社会主义创造主动性。当然，在这样的条件下，自觉的社会主义战士的主要活动场所不是狭义的国家的管理，而是劳动群众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的社会自治机关。国家管理应该是一个服从于这种社会自治机关的专门的机构，而自觉的社会主义战士必须在群众中进行工作，使他们在相应的民主机关中作出的决定是社会主义的决定，就是说，使这些决定符合于保卫社会主义免受反社会主义倾向的影响的需要，符合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因素的得要。
　　要实现这一切，就必须建立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机构，它们同生产者本身的关系极为密切，并接收集中制国家政权的某些主要职能，从而与工人委员会和其他社会管理机关一起，组成新的社会单位。这样的单位不是什么别的，而正是公社，即早已被马克思看作实现国家消亡并最终代替国家本身的那种形式。卡德尔同志在同一报告中说：“公社的力量和重大的社会作用首先在于它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行动的独立性，其次在于它和工人委员会及其他的生产者民主自治机构的有机联系。因此，公社不仅是一个政治机构，而首先是社会经济机构；它的第一个职能将逐步削弱，而第二个职能则会日益增强。归公社支配的剩余劳动的基本分配，事实上也是通过公社进行的。这样，公社就会直接关心其本地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上述全部过程和理论成就相联系，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问题也有了不同的看法。谁真正想实现新的社会主义的关系，他必然会在理论上明确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国家机关存在着官僚主义化的危险，而且主要的党也存在着这种危险，因为党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成为国家机关的附属物，并成为官僚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党正在失去阶级政党的特点，因为它没有“将国家和社会管理的特权从人民群众手中取来交给上层政治集团”（卡德尔），相反的，它划是有任务教育劳动者去更有成效地行使过去由国家所垄断的那些职能。真正实现和加深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排斥社会主义社会中最有觉悟的分子建立他们的组织，而是赋予这个组织一项非常重大的作用——争取实现新的社会主义内容、反对在社会主义发展最初阶段存在着的并发生影响的各种反社会主义倾向。
　　只有这一切因素加在一起，才是新的人道主义的真正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这种人道主义必将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同时也是自古以来人道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
　　新的人道关系的问题是现今世界的基本问题。但它绝不是那种由关于人、风尚和善良愿望的空洞的思辨来解决的抽象问题。新人道主义的问题，实质上是人类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在整个思想领域解放的问题。而人的解放的所有这一切形式是不可能通过个别人物的崇高的计划来实现的，因为这一切的基础，即经济自由，只有在争取社会从经济不自由，也就是从一切剥削中解放出来的具体历史行动中，才有可能获得。
　　因此，人道主义的问题基本上是历史行动的问题，任何忽视人的问题始终是历史问题的顽固主张，也就是忽视人的进步中的最本质的东西。
　　正如以前革命的历史行动是人类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和全面解放的基础一样，今天它仍旧起着这样的作用，而且在将来还将如此。人类争得博爱的场所，只有一个，这就是历史的实践。
　　因此，今天新的社会主义关系的问题，即自觉地和正确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实质上也就是新的人道主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