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1979）
〔中译者序言〕
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系统理论探索
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是20世纪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理论家所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当然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相比之下，我们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那里，比在20世纪任何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那里，都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也具有更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理论内涵，这不仅是因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具有独特的理论睿智，而且因为，在众多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包括被研究者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理论流派中，除了卢卡奇、布洛赫等个别的思想家外，没有哪个流派或者理论家像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全程经历了中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直至20世纪末中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制度解体的整个历史进程。因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演进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几乎所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以某种方式对于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反思，对社会主义改革进行了理论探索。其中，在这一理论研究领域，我们应当首推南斯拉夫实践派著名代表人物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1922—2002）。弗兰尼茨基生于克罗地亚的班克瓦茨（Benkovac），1939年入萨格勒布大学医学系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加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反法西斯战斗，战后重回萨格勒布大学学习哲学，1947年毕业后开始在萨格勒布大学哲学系执教。曾先后担任克罗地亚哲学学会主席、南斯拉夫哲学联合会主席、克罗地亚科学艺术院院士、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院士。1972—1976年间，弗兰尼茨基曾担任萨格勒布大学校长。弗兰尼茨基的著述十分丰富，享有国际声誉，他的理论成果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系统研究，这反映在他1961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史》（Historija marksizma），该书一经出版就为他带来了很大荣誉，此书一版再版，从一卷本扩充为三卷本，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主要集中于他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Marksizam i socijalizam，1979）和《作为不断革命的自治》（Somoupravljanje kao permanentna revolucija，1985）。
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包括对马克思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关于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批判，关于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以及关于当代发达世界和不发达世界的社会主义前景的思考。在这个序言中，我们将围绕着弗兰尼茨基关于中东欧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和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的理论思考、关于以自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几个方面，概要地展示他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的重要思想。这几个问题，也常常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争论中被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二战后中东欧地区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抉择
在回顾和反思中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和实践进程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欧各民族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考量而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或者换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这一历史选择到底是一种被迫的和强加的“选择”，还是主动的和自觉的选择？这是理解中东欧20世纪下半叶历史发展的关键，也是理解社会主义实践和命运的核心问题。同时，也只有澄清了这一问题，我们才会在实践层面上深刻理解中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的历史价值，而在理论层面上真正理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中东欧其他一些理论家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反思所包含的独特的历史体验和思想内涵。
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在20世纪的历史理论和政治理论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东欧的历史发展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中东欧各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不是一种自愿的和主动的历史选择，而是一种被迫的和强加的历史命运，即它们是迫于苏联的压力而接受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在斯大林和苏联的压制下照搬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不仅一些西方学者持这种观点，在我们国内，一些研究20世纪末东欧剧变历史进程的学者，也倾向于这种观点。甚至很多对于20世纪的这段历史，特别是中东欧的发展历史并不了解的人，也会想当然地、习以为常地断言，中东欧国家是迫于苏联的压力而被“纳入”或者“拖入”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之中的。我们之所以要特别仔细地分析和回应这一流行观点，是因为这种观点的着力点不在于澄清或确证一个历史事实，而在于其中隐含一个重要的历史推论：即认为中东欧地区无论从文化传统还是社会基础都不支持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具体说来，一些研究者强调，中东欧各民族在其历史体验和民族情感上对俄罗斯怀有深刻的民族仇恨，它们实际上不可能主动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只是由于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帮助这一地区从法西斯统治和蹂躏下解放出来，并且把这一地区纳入战后自己的势力范围，才迫使这些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进而，这种观点强调，中东欧国家在根本上或者文化价值观点上属于欧洲传统，它们更倾向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因此，20世纪末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东欧剧变是必然的。按照这种历史推论，中东欧地区选择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错误，其改革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走向解体是历史的必然，因此，这一地区社会主义实践和改革的经验教训也并不具备独特的历史价值。
我认为，上述这种观点表面看来似乎有道理，实则站不住脚，而且，这一历史推论的问题不仅在于它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而且还在于它是一种会对人类的历史认知和历史意识产生消极影响的论点。如果历史地、全面地、深入地分析，我们会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欧选择了社会主义，其中不可否认有一些外在的影响因素，甚至是带有某种被迫的性质，但是，这一历史选择更多地或者根本上是一种基于深刻历史认知和民族历史体验的自愿的和主动的选择。如果说，历史上俄罗斯帝国曾数次给中东欧各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那么罗马帝国、奥匈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等西方列强给中东欧地区所带来的灾难更多更大。特别是，近现代中东欧地区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灾难使各民族无法对资本主义认同，因此才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正因为如此，当东欧社会主义模式出现困境和危机时，中东欧理论界，特别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改革，而不是放弃社会主义，只是由于苏联的压力、当时国际的不利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制约，东欧社会主义的数次改革才中途夭折了，到了20世纪末，各种社会矛盾的累积使社会主义改革机遇最终历史地失去，这才导致了社会主义的解体。
这样的历史认知不是一般性的、简单的理论推断，而是基于20世纪上半叶人类社会发展的危机和困境、前所未有的历史冲突和文明危机，以及中东欧地区的具体历史发展进程和思想理论进程所做的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具体说来，经过千百年反抗外敌入侵和异族统治的不屈的斗争，经过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反抗法西斯等邪恶历史力量的斗争，中东欧地区的知识界和社会民众对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理念、发展机制以及灾难性后果，都已经有了清晰的了解，同时，对于社会主义的理想价值的认同感也在逐步增强。现代西方理性文明的自由主义传统及其核心价值，通过中东欧地区比较发达的大学和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通过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东欧地区有着很大的市场。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传播、社会主义政党的普遍建立、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波兰尼等人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神话的批判，以及反抗西方列强，特别是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各种先进思想的传播等，都使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在中东欧地区拥有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这种比较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的背景下，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觉地选择历史发展道路的机遇摆在中东欧地区人们面前时，对于这一历史抉择产生重要影响的，除了一些外在的历史条件和因素，最主要的就是中东欧地区人们在社会发展实践层面的直接的历史体验。而在这一左右中东欧地区历史选择的核心要素，即中东欧地区直接的历史体验方面，对于社会主义的情感和认同明显占据上风。具体说来，随着民族独立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中东欧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体验到社会的加速发展和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益处，但是，他们更多地体验的是现代理性文明所带来的深重危机和消极后果。中东欧地区的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发展既没有能够阻止外国列强的奴役，使中东欧各民族赢得独立和自强，也没有能够给中东欧人民的生活带来福音，反而是具有“资本原始积累”性质的资本主义发展，在中东欧人民已经背负的各种压迫和统治之上，又增加了一种更具效率、更加残酷的压迫。因此，在中东欧普通民众之中，很难确立起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好感和向心力。特别是，这些新的、现代的理性统治和束缚，是与千百年来西方列强对这一地区的蹂躏和践踏结合在一起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让这一地区的人们体会到以现代理性文明为背景的帝国主义的残暴。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现代帝国主义的瓜分和掠夺、残酷的集中营和大屠杀给中东欧地区留下了噩梦般的历史体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欧各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和民族带来繁荣和发展、富裕和幸福。相反，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不仅深受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再一次成为疯狂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划分世界、毁灭人类的直接牺牲品。波兰再一次被瓜分，其他中东欧国家也成为战争和大屠杀的直接受害者。这种刻骨铭心的历史体验再一次让中东欧地区的人们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
一言以蔽之，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东欧地区的人们不仅已经从理论上了解和体会到西方理性文明所孕育的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大屠杀的内在本质关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全方位地亲身体验到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灾难和悲剧，因为中东欧地区是资本主义灾难，特别是现代性和大屠杀的最直接的和最惨重的受害者。显而易见，在这一历史时期，在中东欧地区的历史选择中，历史的天平是偏向于社会主义方向的。虽然人们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负面效果和消极后果也有所闻，而且历史上的俄罗斯帝国曾给中东欧地区带来过许多灾难，但是，对于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劫难中走出来，站在百废待兴的欧洲理性文明废墟上的中东欧地区的人们而言，让他们马上选择一条与曾把他们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般的灾难之中的现代理性文明灾难密切相关的社会体制和发展道路，的确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是比较难的事情。
应当说，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东欧地区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抉择的上述分析，不仅符合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也符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基本的历史认知。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中，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因为在他和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看来，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历史现实。所以，在这部关于社会主义系统研究的专著的前言中，弗兰尼茨基就专门谈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独特感情：
我属于这样一代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的知识分子，他们早在战前就在反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最深入的运动中把自己的历史存在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因此，我对于为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进行斗争和力求实现的东西，无论在理论上或情感上，从来都不会无动于衷。[1]
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中还特别分析了社会主义作为基本的历史趋向所承载的独特的使命。他认为，按照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不仅要推翻资产阶级社会和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且要消除以异化为特征的所有阶级社会。弗兰尼茨基这样概括到资本主义为止的阶级社会：“这些社会具有阶级性质，存在着众所周知的阶级剥削现象，表现为人与人间的残酷关系、人格的堕落、利己主义，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剥夺别人劳动；进而，使人的存在得以确立的劳动成为纯粹维持生命的手段；政治领域被分离出来，使它们各自支配其他社会集团和主体；同时这些政治社会具有或多或少的极权主义性质，因而单纯追求总量和量的增长，以及支配大自然和人的欲望；最后是人对人、阶级对阶级、民族对民族的统治，形成典型的人格二重性。所以这里说的是一个数世纪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各种政治和经济的形式以及思想异化形式不断更替。”[2]因此，社会主义承载着超越所有不合理的阶级社会的沉重的历史使命。
弗兰尼茨基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进步的作用，但是它在进一步发展中又造成了“使人无法忍受的状况，造成新的矛盾”，因而，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内部解决这些根本的历史矛盾和危机是不可能的，而社会主义则是旨在超越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阶级社会形式的运动。
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是在资产阶级社会未解决的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对封建主义而言无疑是人类发展的进步阶段，但是由于它是基于私有制之上，所以它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人类发展的非常残暴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凭借极不人道的手段和行为，凭借公民的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而繁荣起来；凭借写进人类历史最令人伤心的篇章的民族战争和殖民战争，凭借损害基本劳动居民，首先是工人阶级利益的经济危机，凭借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凭借一旦其政权受威胁时实行政治专政等而繁荣起来。从最早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蒲鲁东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思想家的批判分析，提供了对所有这些矛盾的深刻剖析和丰富材料。假如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没有留下如此斑斑血迹，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如此的历史力量和吸引力。[3]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包含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点：即他们并不简单地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东欧地区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外力逼迫的结果，而是充分肯定了这一地区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主动性，以及这一地区存在着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思考，当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遭遇到困境和危机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基本价值取向不是否认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是认为苏联和东欧的现存社会主义模式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和追求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对现存社会主义进行深刻的改革。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的理论分析是同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分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
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看来，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主要源自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和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现实之间的反差。这一矛盾和张力的核心在于斯大林所理解和推行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弗兰尼茨基指出，“联系当代历史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是，必须通过铲除任何形式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异化，铲除和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关于人是自由的和有创造性的实践存在这一思想，以及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主张，乃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根本思想，包括由上述论点所产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结果”[4]。在弗兰尼茨基看来，这一核心思想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基点，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扬弃普遍的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必须通过以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问题在于，在斯大林主义的理论中和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中，现实的历史进程非但没有朝着国家的逐步消亡和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建立的方向发展，而且不断强化国家及其官僚机构，限制个体自由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由于东欧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刚开始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就被纳入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且通过“斯大林化进程”而普遍采纳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因此，社会主义改革的任务几乎在这些国家刚刚开始社会主义进程时就已经摆在人们的面前，而推动社会主义的改革首先要从突破斯大林主义的理论误区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开始。
在关于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反思批判中，弗兰尼茨基有一个突出的理论特点，即他依据对历史条件和革命进程的分析，对于列宁和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中的作用做了区分。同那种认为列宁应当对后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以计划经济和权力高度集中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负主要责任的观点相反，弗兰尼茨基认为，列宁采取的战时共产主义等强化政权的措施只是在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列宁本人所理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只是后来斯大林把列宁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合法化，并且不断强化国家和官僚机构，从而走向了背离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方向。
为了说明这一点，弗兰尼茨基特别强调了列宁对于自由和民主的高度重视。虽然在俄国十月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由于革命是在经济落后、民主传统薄弱、人们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度中发生的，并且面临着内部敌人的反扑和外部敌人的干涉的压力，列宁不得不采取高度集中的临时性政治体制和社会控制体系，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等非常措施，但是，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列宁也没有忽视党内民主制度的建设。弗兰尼茨基强调，列宁坚决捍卫党的生活和工作的民主原则，有效地避免了内部官僚化的问题。“大家知道，那时布尔什维克党各级机构的决定是通过完全自由地交换意见，通过往往具有尖锐争论语调的讨论和辩论才作出的。党内甚至经常存在着某些反对派，同时在工人反对派那里有时还有某些根本性分歧。列宁在这方面主张两条根本原则，第一条是，必须彻底做到以民主方式作出决定，然后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使这一决定成为大家（在行动上）必须执行的决定；第二条是，当发生某些原则分歧而使共同的工作和活动无法进行时，每一方都有充分权利脱离党并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党。”[5]弗兰尼茨基认为，列宁无论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权建设，还是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都时刻警惕防止权力的集中和官僚化，他不仅在理论上和原则上毫不含糊地坚持民主原则，而且用自己优秀的品格身体力行地践行和捍卫民主原则。
列宁虽是一位非凡的理论家，但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事业，这成为他一生最伟大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党，由于它被迫处于地下状态，党内斗争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可能性是很不充分的，必然具有只符合这种情况和类似情况的某些特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它不可能是群众党而只能是中央机关拥有强大特权的干部党，围绕着某些策略和战略问题的党内广泛讨论不能公开进行。党摆脱了地下状态后的历史最好地表明，列宁在这个党里是多么尊重个人的自主权和自由。公开的、自由的和尖锐的讨论、议论和争论是作出每一个重要决定的前提，而列宁本人，大家知道，经常处于少数派或者向多数派坚持自己的建议和观点。列宁党的内部民主制如此发达，以致直到今天没有一个欧洲共产党在党内自由、坦率性和批评性方面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当我们考虑到这些已经相隔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列宁的思想及其个人的伟大之处就更加明显了。[6]
因此，在弗兰尼茨基看来，必须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期实践做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一方面，必须看到，在当时的严峻形势和困难的条件下，以权力集中和强化国家为特征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另一方面，列宁始终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的重要性，他不但始终坚持党内民主，而且强调要创造条件，增强人民的自我管理能力，推动国家逐步走向消亡。从这样的理解出发，弗兰尼茨基认为，导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走向僵化，甚至背离了社会主义本质的主要因素在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解。具体说来，在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度里建立的带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体制，在尔后的发展中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斯大林的做法没有遵循列宁提出的推动国家逐步走向消亡的路径，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即不断强化国家的方向发展。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
依据主要是不发达国家迄今的全部经验，这一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基本上可以有两种发展方向：或者社会主义力量，不管其主要动力来自何方，都要始终不渝地进一步努力加深社会主义进程，以实现作为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基础、作为社会的新社会政治结构基础的生产者自治、委员会制度；或者走向废除那些以工人监督和工人作决定为表现形式，即以作为工人管理企业的雏形的，自由选举出的各级委员会来进行决策为表现形式的社会主义关系的雏形和社会主义的萌芽，从而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关系，而这种关系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在这个时期里占统治地位和拥有绝对权力。遗憾的是，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在苏联所发生的进程，正是沿着第二种方向发展的。[7]
因此，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剖析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他强调指出，这种国家社会主义非但不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不能真正展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而且在很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背道而驰。首先，最根本的问题在于，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以生产者的联合体或者自由人的联合体为主要形式的直接民主并没有得以形成，国有化进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受剥削的地位和异化的状态。“国有化总是意味着，工人阶级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同积累、计划和扩大再生产的管理相分离，因此，尽管有社会主义力量掌权，工人阶级实质上处于雇佣关系之中，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异化的状态之中。也就是说，仍然是某人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实行管理，而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直接管理自己的整个社会生活和整个社会。”[8]进而，政党取代工人阶级全面执掌政权，实行高度的国有化和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使得官僚制不可避免地强化和盛行。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必须是工人阶级本身而不是什么人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掌握政权。而在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基本上是政治先锋队（政党）掌握了政权，而国家成为政党全面统治的手段。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党和国家的垄断变成总体性的垄断，它的干预不限于政治决策和经济决策的领域，而且包括社会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特别是文化和科学领域”[9]。弗兰尼茨基认为，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官僚统治必然从根本上断送社会主义，“如果社会停滞在初期的国家社会主义结构上，那么官僚一国家主义的权力就会越来越巩固，并且脱离劳动群众，甚至导致官僚一国家主义的反革命，如同斯大林主义时期所发生的那样。这样，社会主义的特征就丧失了，关系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权变成官僚一国家主义的，而且必然起保守甚至反动的作用。最近几十年发生的事情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10]。
基于上述分析，弗兰尼茨基认为，不能把斯大林主义所理解和建构的社会主义模式视作社会主义，它已经背离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他指出，“把这一制度宣布为社会主义，甚至宣布为共产主义，是最大的历史错误，是肤浅的和没道理的。今天每一个保守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都可以根据这一制度所发生的一切，及其他与最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所制定的行为关系准则相背离的东西，对共产主义轻率地加以指责并败坏其声誉。诚然，资产阶级社会是准备在其他方面照旧那样干的。而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新人道主义的理想，今天我们从许多历史进程中已得到证明，共产主义理想是能够实现的，而且正在实现中。正是为了这种理想，必须彻底剖析极权主义的、不民主的、官僚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出现……”[11]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弗兰尼茨基反复强调对现存社会主义进行深刻改革的必要性。他认为，斯大林主义及其社会主义模式给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历史影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批评者们把这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当作本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加以批判和拒斥，从而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声誉；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否认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通过“斯大林化”进程而强加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使现存的社会主义世界普遍呈现出带有国家社会主义特征的僵化模式。从这样的分析出发，弗兰尼茨基把改革作为现存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以民主和自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
在对斯大林主义及其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深刻的批判分析的基础上，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构想。一方面，弗兰尼茨基依据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本质和人道主义内涵的理解，把民主建设确定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核心目标。另一方面，弗兰尼茨基紧密结合东欧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特别是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实践，阐述了以新人道主义精神为核心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
我们首先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建设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入手来展开弗兰尼茨基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家，他们与东欧的社会主义进程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大多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教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东欧大学，并且长期在这些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都先后参与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大多都直接参与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讨，并参与各种改革运动并因此不同程度地遭遇波折、挫折甚至打击。在改革的目标设定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高度一致的：他们都认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因此都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核心目标，由此而强调要扬弃政治异化，破除官僚政治统治，推动国家走向消亡，建立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
在这一方面，卢卡奇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和领路人，在许多方面影响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卢卡奇的思想也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卢卡奇尽管一生因为致力于复兴马克思主义和推动社会主义改革而屡遭批判和磨难，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信念。如前所说，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卢卡奇反复强调资本主义民主不是社会主义的选项，同样，斯大林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真正确立起社会主义的民主，才会推动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因此，卢卡奇把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作为新时期复兴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卢卡奇认为，同建立在私有制和自律的市场经济运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形式民主不同，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人道主义，是人的自由和主体性的发挥，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生成：
社会主义民主——把人当作是主动的创造物，而这是人的类存在的真实属性，因为他在每天的实践中被迫变得主动——将人类劳动产生的客观化的或者客观的结果转化为人有意识创造的并且满足人类目的的客体。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框架，在不违反客观固有规律的前提下，允许客观性成为自觉主动的人有目的地设计的工具。这是意识和自我决定对盲目客观性的征服。作为自我决定的胜利，社会主义民主改变了人们的邻居和同胞，使其不再是人们实践的阻碍，而是必不可少的积极的同事和帮手。[12]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认同社会主义发展的民主目标。弗兰尼茨基强调，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来理解，而且他们强调的社会主义民主是高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直接民主。“对于马克思或列宁而言，社会主义的根本的东西是在工人直接管理自己的生活进程和生产进程基础上建立社会制度，总之是直接民主而不是间接民主。”[13]这种直接民主的核心是创造条件，推动国家逐步走向消亡，并且破除集权的官僚统治，使直接的生产者成为真正的社会管理者，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内涵。
同所有实践派哲学家一样，弗兰尼茨基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解也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本质出发，强调扬弃人的异化和政治官僚统治，通过自治和分权来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宗旨和任务就是要推翻不合理的阶级统治和压迫，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这也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基本的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要实现被奴役的人类的长远梦想，即实现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彻底变革、对资产阶级世界和阶级社会的整个时代的否定，以及建立没有各种政治的、官僚主义的或任何其他历史代理人的新人道社会。”[14]弗兰尼茨基指出，这也正是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生产资料国有化，铲除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根基的主要原因。
但是，如前所述，弗兰尼茨基认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有化的历史局限性，因为仅仅实现了生产资料国有化，还停留于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工人阶级处于被剥削和异化的生存状态。所以，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要从根本上破除斯大林主义所不断强化的国家和官僚政治统治，以及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弗兰尼茨基看来，由生产资料国有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强化的国家和官僚政治体制构成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要害是继续使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处于受剥削和异化的状态之中，因此，只有自觉地推动限制权力的集中，推动国家逐步走向消亡而不是强化，才能克服和战胜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得以确立的根基，而真正要实现这一切，需要推动权力分散，并使广大民众在所有领域都能获得参与决策的权力，即走向自治的社会主义。弗兰尼茨基指出，“迄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向我们表明，只有建立自由生产者联合体，建立工人委员会和社会委员会，在这些原则上逐步对整个社会实行改造，才有可能消除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只有当以自治方式组织起来的劳动者不仅在指导整个国家发展上而且对社会的政治组织残余和在许多职能上已消亡的国家的残余有着主导的作用时，自治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才能战胜国家社会主义关系”[15]。
从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上述理解出发，弗兰尼茨基特别强调了政党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正如我们必须防止国家和政治体制走向强化和极权，同样，我们更要防止政党走向专权。在弗兰尼茨基看来，共产党的任务不是建立党的统治，而是要建立以社会自治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
共产党的历史作用和任务，我们可以补充说，每个彻底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作用和任务，不是建立自己的党的统治并使之永久化。正如我们看到的，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建立国家主义关系即实质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交替掌权和对群众进行管理。重要的、自身是生气勃勃的、运动的目标，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每个人不仅有个人发展的同等机会，而且每个人都有可能尽量直接地管理自己的全部劳动过程和社会过程。在逐步实现自治关系和自由生产者联合体中——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最终都将是自己人类历史存在的一部分和生产者——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实现对劳动过程的社会管理并消除对人的政治管理的思想。[16]
弗兰尼茨基强调，上述这些进程是当代最深刻的民主进程，是事关社会主义的本质能否实现，事关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如果共产党或社会党不是从自己开始掌权之时就推动这种民主进程，那么当代的整个民主制度就会停留在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有限范围之内。”[17]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改革的核心目标定位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确立，而他们从不同角度都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途径与自治社会主义模式联系起来。也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艰巨性的认识，弗兰尼茨基把推动国家消亡、克服官僚制、建立真正的民主的历史任务同社会主义所承载的扬弃异化的任务紧密结合起来。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存社会主义缺乏民主和个体自由的现状的批判，从另一个层面揭示出在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严重的、普遍的异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基本上都承认现存社会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和普遍的异化问题。应当说，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理解还是比较深刻和全面的：一方面，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看来，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国家的强化、官僚政治的统治、民主制度的缺失、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等，本身都是政治异化的典型表现；另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重要性还包含另一层重要的思想，即揭示社会主义扬弃异化的使命，换言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异化问题上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异化现象，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异化是共生的关系，因而它不具备扬弃异化的可能性，而社会主义的使命则是通过真正的民主建设，扬弃各种异化和物化现象，实现个体自由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历史中，对异化理论的评价一直是个存有十分尖锐的争议的课题。以苏联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或者完全否定异化理论，或者把这一理论的适用性严格限定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弗兰尼茨基则认为，我们不仅要承认，现存社会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异化现象，而且要明确指出，异化是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他同其他实践派成员对异化理论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断言：“对于任何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如果不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都不可能有任何丰富的成果。”[18]
弗兰尼茨基对异化的理解同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是一致的。同其他实践派哲学家一样，他认为，人虽然来自大自然，是自然存在，但是人的本质正在于对自然性的扬弃，人是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由此，人具有超越性和开放性的特征，他永远不会被一劳永逸地给定和确定。而正因为如此，人在超越现存，获得新的创造可能性的同时，也有可能走向异化，成为从其本质异化的存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如前所述，弗兰尼茨基断言，异化是必然的现象，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人的存在结构。在他看来，“只要人自己的活动成果作为某种外在的东西（政治领域、宗教领域、市场、金钱等等）而存在，作为统治他的力量而与他敌对，那么就存在着异化现象”[19]。
由此，异化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迄今为止的历史是异化与扬弃异化相互交织的历史。一方面，人在不断与异化抗争，争取人类的解放，但是另一方面，每一时代都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扬弃异化，旧有异化形式往往为新的异化形式所取代。在弗兰尼茨基看来，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像一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已经彻底根除异化现象。相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异化依旧存在。由此，弗兰尼茨基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
同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已不再有异化问题的命题相反，我们最坚定地认为，异化问题是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20]
对于这一常常引起人们的惊异、不理解和质疑的命题，弗兰尼茨基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首先，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异化社会，但不能由此断言，异化是资本主义的中心问题。这是因为，正是依靠这种无所不在的异化结构和异化意识，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存在下去。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不曾也不会把人从各种异化形式中的解放当作自己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它不会消灭统治人的独立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而只会使之更加坚固。其次，异化并没有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社会主义政权的确立而自行消亡，“社会主义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现并不代表已经发现那个把一切邪恶变成善良，解决人的一切问题的魔杖”[21]。弗兰尼茨基认为，由于历史的继承性，社会主义不得不接受许多代表着人的异化的社会关系。例如，国家、阶级、政党、民族、官僚制等等的存在使社会主义的政治异化不可避免。同时，商品生产、市场经济、货币关系以及各种拜物教的存在，必然带来一定的消极后果。在这种情况下，自我中心主义、货币拜物教、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两重化、道德变形等异化形式很难杜绝。再次，虽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和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均存在着异化，但是二者有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社会是作为一个异化社会而存在；而社会主义原则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不允许它作为一个异化社会而存在。因此，社会主义只有将扬弃异化当成首要任务，将扬弃异化贯穿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一切方面，才能展示社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弗兰尼茨基得出了基本的结论：“异化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作为异化的社会才能存在。异化成为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因为社会主义只有克服和扬弃异化才能存在与发展。”[22]
弗兰尼茨基不仅在理论层面上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构想，为社会主义改革确立目标和理论基础，而且还结合具体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探索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模式。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别参与本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共同投身于现存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因此，他们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模式选择在表述上有所差异，但是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可以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所共同追求的社会主义概括为自治的、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具体分析一下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就会发现，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除了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之外，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改革还没有能够形成比较成熟的新社会主义模式。在自治的、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的追求中，人道主义是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价值追求，民主政治是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核心目标，相比之下，自治的社会主义是包含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内涵的相对完整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且，这一新的模式不仅是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认同的，而且也是南斯拉夫长期坚持的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和努力构建的社会主义体制。弗兰尼茨基认为，虽然南斯拉夫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无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还是在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都不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的探索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健康发展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经验。因此，我们在这里结合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实践探索，阐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
从1949年12月南斯拉夫联邦委员会和南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联合通过《关于在国营企业中成立工人委员会及其工作的指示》和1950年6月公布《国营企业和劳动集体高级经济联合管理基本法》，南斯拉夫开始把国营工厂企业交给工人管理，实行“工人自治”，正式开始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改革。此后的三四十年中，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逐步从工厂企业扩展到社区和事业单位，形成了社会自治的体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包含比较丰富的内容：把国有制改革为社会所有制，生产资料既不属于个人私有，也不属于集团或国家所有，而是属于整个社会，为全体参加劳动的人所有；国家不再具体组织和管理生产经济事务，由企业的联合劳动组织和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决定企业的计划、生产、财务、人事和分配；基层联合劳动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工人大会，大会选举出工人委员会行使生产、分配、财务、人事等权力，把民主制度建立到企业和经济制度中；教育、卫生、科学、文化、集体福利等社会事业单位形成“自治利益共同体”，与经济部门之间通过签订自治协议而形成“自由交换劳动”的机制。我们在这里不去探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具体建立，及其成效和成败，主要是从精神史的视角探讨这种自治社会主义中所包含的社会主义理念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按照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这种自治社会主义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的思想，为扬弃官僚政治等政治异化奠定经济和政治体制基础，把民主的原则和机制落实到经济、政治、社会运动等方方面面。这样的民主应当是直接的民主和普遍化的民主。
南斯拉夫实践派理论家都是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和理论探索者，他们从不同角度探讨和论证了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思想基础、理论依据、基本原则和发展前景等。其中，弗兰尼茨基关于自治社会主义的探讨最具代表性，他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对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革探讨最多的理论家。如上所述，弗兰尼茨基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消亡理论，致力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制等政治异化现象的批判，以及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不平等、不公正、不民主的现象的批判。他认为，只有彻底的自治制度才能确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首先，弗兰尼茨基认为，只有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才能够从根本上破除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主义神话，扫除官僚制等各种政治异化现象，为真正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会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弗兰尼茨基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消亡理论与自治理论是相辅相成的思想，马克思关于人性的基本观点在于，通过“生产者的自治”来克服阶级的分裂，建立一种能够促使异化权力、政治等级和官僚制度走向灭亡的社会组织。但是，在几十年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被湮没了，特别是工人委员会和工人自治的思想似乎从历史舞台上和工人阶级的要求中消失了。这是现存社会主义危机的根源所在。因此，弗兰尼茨基强调，必须重新恢复马克思关于“生产者的自治”的基本原则，通过自治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推动国家走向消亡。他强调，自治社会主义不仅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否定，也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官僚制度的国家主义结构的否定：
在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逐渐从国家（包括那些声称代表工人阶级的国家）手中转移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手中（这就是国家的消亡）的意义上，它并不意味着工人在自己的阶级敌人面前解除武装，并不意味着削弱社会共同体，相反却意味着加强社会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能代替千百万人的活动，任何国家（即使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既不能代替那些认识并感受到其共同体的命运，从而自己把握了自己历史的人的热忱；也不能代替那些认识到其支配了自己劳动的产品——这种支配决不是由一种违背其自己的意志之权力相伴随的——的人的热忱。[23]
其次，弗兰尼茨基认为，自治制度不仅推翻了私有制，而且也杜绝国家和团体以人民的名义占用生产资料，“由于这一切原因，自治的思想便向私有制或国有制的所有机构和所有形式历史地宣战”，建立起社会所有制这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基础。真正的社会主义强调工人委员会、自治、直接民主的思想，按照这种思想所确立起的民主机制根植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是工人阶级和普通公民真正作为自由主体的实质的民主、直接的民主和普遍化的民主。
弗兰尼茨基认为，这种建立在自治社会主义体制中的民主应当超越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政治社会的特征是私有制或国有制和间接民主，以及多党制或一党制，而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时期的历史性的特征则是自治关系与直接民主的加强和政治领域、代议制与国家官僚的消亡。”[24]弗兰尼茨基深刻阐述了自治民主的丰富内涵：
自治的思想的和实践的含义是：劳动者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他限制并废除所有那些历史地篡夺权利以使自己成为劳动者的监护人和牧师的领域，从而让劳动者一劳永逸地在历史上成为成年人。这种社会主义自治当然再也不能建立在不发达的生产力之上，而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之上；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的、集团所有或国家所有的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社会所有的原则之上。[25]
再次，弗兰尼茨基认为，自治社会主义模式不仅奠定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坚实基础，而且为真正实现人的自由提供了历史可能性。他指出，一个社会通过国有化消灭了私人资本，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权力，并不能保证实现人的自由，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官僚化政治和国家集权主义制度下，即使是由社会主义力量掌权，工人阶级仍然处于雇佣关系，因为它支配不了自己劳动的成果，它不但对整个社会发展，而且对自己的生产和分配进程都没有任何重大影响。因此，工人阶级还依旧处于不自由的和异化的状态，只有建立自治关系，劳动者才能逐步成为自己生活和历史命运的主人。“只有通过这些进程才能扩大人的自由的新范围，才能为实现人的总体，为克服片面的职业化、克服在单一范围活动中变得迟钝和个性上的严重偏激（这一直是各种政治操纵和思想操纵的最适合的基础）开辟道路。”[26]因此，弗兰尼茨基认为，推进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建设的进程，也就是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的历史进程。
四、回到历史语境之中的反思
通过上述关于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的主要观点的概述，不难看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同20世纪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讨相比，的确具有深刻性：一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讨没有停留于一般的实践理性或者实用理性的操作层面，而是充分继承和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以及人类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所积淀的文化精神财富；另一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讨又没有停留于一般的纯粹理论形态，他们大多是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也是社会主义自治实践、“具有人道特征的社会主义”等改革实践的直接参与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其理论设计者，因而在他们的改革理论中包含了他们对自己所亲历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分析、对现存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人类历史，特别是中东欧各民族独特历史体验的深刻反思，因而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底蕴。
当然，从今天的人类历史进程和人类社会条件来看，以及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实验的视角来看，弗兰尼茨基和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一些内容也已经落伍了。例如，他们都基本上没有涉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这一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世界性课题，也是世界性难题。与此相关，他们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更多地集中于政治体制和文化内涵的分析，对于其经济内涵探讨得较少。而且不仅存在着理论上的局限性，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改革理论还遭遇到了历史实践进程的考验。对于20世纪50、60年代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革实验，以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命运，历史进程已经十分清晰地展示出来，不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判断和评价。当然，我们面对的是这些历史选择和历史进程的灰暗的、令人沮丧的结果：东欧社会主义几次主要改革实验的结局，无论是以和平的还是流血的、妥协的还是激变的方式，都很难说是取得了成功或者突破性的进展，大多以挫折，甚至是以灾变而告终。最好的情形是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实践在很长时间内得以延续，但很难说是取得了根本性的成功，建立起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新社会主义模式，而其他的改革最多是改革以挫折或者灾变的方式终止后的一些局部的改善。至于苏联和东欧的现存社会主义的最终结局，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通过一场苏联解体，东欧各国先后转轨，最终都离开了社会主义发展轨道而画上了一个句号。
然而，我们想强调的一点在于，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改革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并不会完全否定他们关于改革的理论探索的积极价值和历史地位。人类与其他动物界的一个很大不同就在于，人的历史不会停留和终结于每一个自然的过程和过去，而是不断进行思想的重演，而这种思想的重演甚至构成了更为重要的人类历史。就我们的研究主题而言，中东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选择和历史命运给人类的历史认知所提供的内涵要远远多于上述历史事实本身。我们不能因为20世纪末苏东社会主义的剧变和历史转轨而回过头去否认中东欧各民族，特别是其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动性和历史真诚性，我们也不能因为东欧几次社会主义改革遭遇的挫折或失败，以及最终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而否定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实验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的历史价值。
我一直认为，20世纪50、60年代由东欧改革派政治精英和理论精英联袂设计和推动的几次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重大的社会主义改革没有取得成功，或没有取得根本性和实质性突破，是人类历史的最大遗憾之一，是人类社会主义探索的最大悲剧之一。我们可以想象，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改革的受挫和失败，使东欧的社会主义，乃至苏联的社会主义失去了历史提供的一次珍贵的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自我救赎的机遇。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不能断然推测“如果”当时的重大改革取得成功，今天中东欧的社会发展将会是什么样，社会主义的前景将会是什么样。但是，我们认真分析这些改革遭受挫折的原因，无论如何，无论何时，都不会是徒然的努力。
毫无疑问，东欧社会主义改革遭受挫折和失败的原因十分复杂，如果涉及每一个国度，则情形更为复杂。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从外在的原因来讲，斯大林主义留给苏东的历史遗产，即专制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太过强大，已经对社会主义事业构成了毁灭性的灾难，这种外来的灭顶的压力和暴力，加上东欧各国本土的维护僵化的和专制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保守力量，就构成了一种社会主义改革很难突破的屏障。从内在的原因来看，虽然我们前述的东欧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包含着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人道主义精神、反对专制和扬弃异化的民主体制，以及工人阶级自我管理的经济社会体制等重要的、有价值的内涵，并且也努力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重视商品经济的规律等，但是，如上所述，囿于历史条件和思想认识，东欧社会主义改革思想没有把如何使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这一世界性难题清晰地提出来，更不要说提出可行的改革思路。从总体上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普遍对现代市场经济机制和体制的研究重视不够，甚至还基于对物化和消费社会的批判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和拒斥市场经济。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来提炼和概括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实验的理论探索留给我们的一些进一步思考的空间，特别是需要吸取的教训：历史的进程证明，如果不能破解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这一世界性难题，如果不使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体制形成一种有机的，并且高于资本主义的结合，社会主义就很难在当代人类社会获得安身立命和健康发展的基础。这既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践曾经面临过的根本挑战，又是当今和今后任何社会主义探索所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尽管如此，我认为，关于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实验和理论探索，我们必须形成两点基本的认识：一是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思想取向和价值追求是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符合人类文明所培育出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的，因此，这些改革的经验教训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发展，乃至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值得汲取的精神财富和历史认知；二是必须充分肯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贡献和他们所提出的改革思想的重要价值。历史的认识和总结是很复杂很难的事情，我们发现，学术界和理论界有一种不求甚解、望风扑影的表面化的看法，有的人认为20世纪50、60年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扰乱了社会主义的正常进程，甚至对后来的东欧剧变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历史盲视和理论误导，实际上，如果没有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一次又一次的不懈探索和追求，以及每一次改革所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改善、改变与给世界和人们带来的希望，那么斯大林主义的或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会呈现出更加绝望的景象，甚至会更早地走向解体。进而，我们还要看到，在中东欧各国，发起这几次重要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政治精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某些政治反对派，而是像铁托、哥穆尔卡、杜布切克、纳吉等东欧各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或者长期的领导人，是他们以巨大的勇气挑战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的霸权，拉开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大幕。而对这些领导改革的政治家和领导集体而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绝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改革理论的积极探索者，是改革实践的积极参加者和支持者。如前所述，真正的和实质性的矛盾冲突发生在来自苏联和东欧各国反对改革的保守力量与改革派政治家理论家之间，相比之下，改革派理论家与改革派政治家之间的一些具体分歧属于另一种性质的问题，即在改革的程度和进度上的认识分歧。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回到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语境中，具体地、客观地分析来自政界和理论界关于改革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以及深入了解当时社会主义改革的艰难性和面临的复杂的矛盾，那么，我们从中是可以获得对于我们在新时期更加健康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可资借鉴的启示的。
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是20世纪较早地专门探讨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成果，至今也还是系统地思索社会主义改革课题的最有影响力的成果之一。弗兰尼茨基不仅清晰地阐述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观点，而且还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注解和述评”，很详细地讲解了自己在本书中所使用的丰富的历史文献和理论文献。这些资料对于我们全面开展20世纪历史条件下世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学术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衣俊卿
2014年9月
[1]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9.——该序言中所使用的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中的引文，基本上依据本书的中译文稿，在一些地方做了微量的修改。引文的出处按照该书的塞尔维亚文版标注，其页码对应于本书的边码。——本序言作者
[2]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1979,p.128.
[3]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181.
[4]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10.
[5]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47.
[6]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p. 88-89.
[7]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74.
[8]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76.
[9]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82.
[10]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77.
[11]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84.
[12] 乔治・卢卡奇：《民主化的进程》， 寇鸿顺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64 页。
[13]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22.
[14]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116.
[15]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p. 76-77.
[16]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p. 95-96.
[17]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96.
[18] Marks i Savremenost, 1, Beograd, 1963, pp. 167-168.
[19] Predrag Vranicki, Socijalizam i problem alijenacije, In Praxis, No.2,1964,p.228.
[20] Predrag Vranicki, Socijalizam i problem alijenacije, In Praxis,No.2,1964,p.232.
[21] Predrag Vranicki, Socijalizam i problem alijenacije, In Praxis, No.2,1964,p.233.
[22] Predrag Vranicki, Socijalizam i problem alijenacije, In Praxis, No.2,1964,p.239.
[23]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自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载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加约·彼得洛维奇编：《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郑一明、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5页。
[24]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152.
[25]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152.
[26] Predrag Vranicki, Marksizam i socijalizam, Zagreb: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1979, p.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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