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王凡西 -> 晚年札记(1989-1998)

1991年



1月1日


  1990年不曾成为我生命的最后一年,也不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一年。今年,会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年吗?我不巴望它是,也不希望它不是。失去了战斗能力的生命是不值得留恋的;尝尽了生活甘苦的老人,对死亡确实已不存有什么恐惧感了。但只要我的继续存活不变成对别人的巨大负担,只要我的体力还能料理自己的生活,我还不想探取「安乐死」的办法。在这世界上,似乎还有少数几个不愿我立即死去、甚至需要我活下去的人呢。

1月7日


  新的一年已过了一周,无论个人方面或世事方面,都有不少感想,可是没有力气把它们记一点下来。昨夜下雪,今天的天气似乎变得明朗爽快了,精神也觉得好。德友鲁道夫来信说,我为德文本《托洛次基论中国》所写的长序,有些论点已经过时。昨晨我回了他的信,关于「过时」这一层,我是这样说的:

  你说得对,《序言》中的某些说法好像已经过时了。这情形,我觉得是非常自然。这是十年前写的文章。十年来,世界上,特别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了几乎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我今天来写这篇序言,不用说,在许多论点上我会以不同方式来写的。不过,我并不以为因此而使我这篇序言变得毫无用处。从整件看,我相信它对于读者,特别对年轻一代的读者,是有所帮助的。它给他们点明了托洛次基的各篇文章如何联系着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各个时期,它给他们指出了究竟在哪里,在什么问题上,史大林及其一派是错了,并且是怎样搞错的;托洛次基及其一派是对了,并且是怎样对的。因此,读者们不难从过去吸取教训,去为未来的革命做好准备。

1月17日


  清晨听收音机,知道海湾战争已经发动了。昨夜午夜前,美英驻沙地阿拉伯的空军出动轰炸伊拉克。

1月29日


  海湾战争已经进行了十三天。有太多的感想,太多的意见,可是正因为太多,我连一个字都写不出。这些感想和意见是需要写长篇大论的。

  住在这个民主的、舆论较为自由的国家,又赶上了传播媒介的高度发达,这个时代,对于这次战争的观察,比我过去对所经历的各次战争,有了无比的便利。从电视上看国会中有关战争的「辩论」,真是精彩极了。明明是帝国主义国家为控制中东石油的战争,这些政治家们——不管是保守党的或是工党的——却能一脸正气地、义正辞严地,把它说成是为正义,为人权,为民主,为一切崇高的道德而战!在这项伪善竞赛中,反对派工党领袖们的表演竟还胜过保守党的衮衮诸公。更有意思的是:一脸慈悲的坎特勃利大主教也加入了这个合唱队,声明这场海湾战争是「正义之战」!

  有人说,这次海湾战争是美英诸国「骑劫了」联合国而进行的。又有人说,这次战争产生了一个新的现象:美英二国充当了二十世纪末页的新式「雇佣兵」。让所有能享受到中东廉价石油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与德国——拿出钱来,帮助美英二国进行战争——让这二国的劳工子弟们去送命。

  这些被指出来的现象都是很有意思的。苏联与中国这二个常任理事国做了「骑劫」的帮凶,也很有意思。这二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早已不是帝国主义的敌对者,它们是帝国主义的帮凶,甚至在某些场合,它们自己就实行了帝国主义式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那是早已为所有被压迫的民族,被压迫的国家所见到了。有了这次伙同「骑劫」联合国的新的「业绩」,多半会使全世界的人民与被压迫民族更认清它们的本质吧。

  人们常把伊拉克的抗美战争比之以越南的抗美战争。这是不正确的。胡志明政府是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的产物;萨达姆·侯赛因政府却是伊拉克反革命的结果,它不同于胡志明政权,却有点类似中国的蒋介石政权。

  然则,国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对侯赛因的抗美战争采取什么态度呢?

  不管战争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如何的不同,促成战争的形势是如何的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为当年的中日战争与目前的海湾战争所共通的,那就是:基本上,它们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想完全控制一个比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而进行的,其目的在于——

2月6日


  头晕无法写字与思想。上一则日记没有告一个段落就写不下去了。一停又是许多天。战争还在进行。美国某些政军首脑们想仅凭空中的绝对优势,把伊拉克炸回到石器时代,从而迅速地结束战争,已经证明是妄想;但在完全孤立之下,伊拉克要想像越南那样把战争尽量拖长,拖长到美国不胜负担,因此在未取得决定胜利前草草收兵,也是不可能的。伊拉克不像当年的越南,它背后没有苏联与中国的支援。大约最多再拖几个月,伊拉克的军事力量便会给全部摧毁的。

  人们现在就早已在为战后中东局势的如何安排与解决而忙碌了。他们真能为中东设想出一个公平的与持久和平的战后办法来吗?绝对不能。由美国为首的「战胜国」设计出来的任何办法,都只能为下一次的「海湾危机」作准备。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大不列颠的世界霸业。史大林主义的崩溃正在造成美帝独霸的世界的「新秩序」。可是这个新秩序却一定会在它未能完全建立之前就走向没落的。德、日两个新兴的经济大国已经与美国分庭抗礼。由第三次「工业革命」所促成的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正在大踏步走向危机。这些资本大国为要解决这些危机,必须对内加 重剥削劳动民众,对外加紧控制第三世界的政经生活。结果当然会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发生的、只因史大林主义的毒害而趋于衰落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重新兴起,会使第三世界的各民族起来反抗,使它们由民主、民族的斗争进而与先进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各个徘 徊、动摇于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与向社会主义大步跃进之间的各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汇合起来,使人类走上真正大同与幸福的境界。

  昨天(2月5日)《卫报》上登载了一位埃及记者Mohamed Sid-ahmed的文章“Blinding storm in an oilfield”(油田里刮起的一阵令人目盲的风暴),它让我这个平素不熟悉中东情形的人,获得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消息,例如他说:

  至少有一件事,萨达姆·侯赛因是做得成功的,那就是他提醒了阿拉伯人,在这个新的世界竞技中,他们的处境是多么地脆弱——虽然这项竞技会一直吹嘘着什么法律,道德与平等。海湾 战争强调出两项基本事实;就全世界论,那个二极世界并不曾为多极世界所代替,而是产生了以美国为首的单极世界;就(中东)这个地区论,那是石油,并非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冲突,构成为中东政治的决定因素。

  愈来愈多的阿拉伯人,以及欧洲和美国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舆论界,如今都看到了:布殊政府之所以坚持伊拉克从库威特撤退,其动机首先在于石油利益,而不是热心实行安理会的那些决议。

  伊拉克的统治者一直企图说服西方国家,说他进行了八年战争来反对霍美尼的伊朗,只是为了保卫西方国家的石油利益。他又要他们相信他是最合格的人,可以代替波斯王来充当波斯湾的警察。当二伊战争爆发的时候,伊拉克拥有30亿美元的库存;等到战争完毕,它的国库赤字达到100亿美元。因为他的战争牺牲没有获得应有的补偿,萨达姆攫取了库威特。

  对库威特的侵略加剧了各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其紧张程度竟使阿拉伯国家和其他方面(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分歧给掩盖了。

  老毛爱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句话正可以用来形容华盛顿那些领袖们的战略。巴拿马的诺里雅加,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都是他们搬起来的石头。

2月9日


  一连三天大雪,足不出户,连报纸都不曾买。邮差不送信,我的生活完全停顿了。

  阅读班写的长文——〈从野百合花到燎原之火〉的导言,头痛,读得极慢。

2月10日


  还是大雪,严寒。大门和门外石级都给雪盖住了。拿了铁铲想清出一条可以踏脚的路来,试了几下,气喘,骨痛,头昏欲倒,立即回进屋内躺卧,休息了将近一小时才回复正常。

  幸亏伦敦来的小朋友们给我备足了干粮,可以长期抵抗大雪的围困。

  勉强读完了班兄的长文,提点意见,供他参考。

  下午Janet Frankland来,为我铲去门前积雪,可感也!

2月13日


  前些时发现陈独秀的一封旧信(1934年5月15日从南京监狱寄给左派反对派国际书记处的),热情洋溢,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亟为译出,寄给春兄。他抄了几份,分赠友好。我相信这封信对于时下一些陈独秀研究者会大有帮助的。

  陈独秀写这封信的时候,刘仁静正蒙住了二位外国朋友(格拉斯与伊洛生),在上海搞他的小山头,反对「陈独秀主义」。这封信,原是当作「反面教材」而译成英文并寄去国际的。我不甚清楚刘仁静所称的陈独秀主义指的是什么。从刘在当时所写的一个报告(关于中国局势的)看,也许是指陈对当时中共所探取的「教派主义」,因为刘在报告中显然对当时中共的红军存有若干幻想。(如果精神好,想把刘的报告也译出来。)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杜甫的名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几天,第四国际正在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有人问我:「你过去参加过几次大会?这次为什么不去参加?」

  我的回答是:「我从未参加过。」「为什么?」「因为,过去,在1949年以前,我们中国托派,无论在什么方面,都不够条件派人去欧洲出席国际会议。1949年以后,中国托派组织上已被消灭,少数几个流亡海外的托派,我以为只能代表个人,他们已无团体可以代表。他们与国外托派(无论国际书记处也好,各国支部也好)发生关系,只能以中国托派分子的个人资格,不能以中国支部的代表人资格。彭述之来到欧洲,主要目的是要以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的代表名义参加国际领导组织。这个企图和行为,我以为是僭妄的,主要因为他自称代表的所谓『中国革命共产党』事实上已不存在。因此我于1975年来到欧洲后,就立即向书记处表明我的身份——一个个别的中国托洛次基主义者,我想起的作用是要将比较好地建立起国际与中国残存托派之间的关系。我从不要求当什么代表——代表不复存在的组织固然滑稽,代表港澳地区少数一时团聚起来的几个托派则为时太早。我宁愿以个人资格拥护第四国际,不愿以代表资格参加国际,其理由主要是『以真名称呼事物』。这一点,我认为是要做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起码条件。

  非常可惜,不重视这个起码条件的,除了彭述之之外,好像在我们的年轻一代中也大有人在。」

  伊撒克·独伊奇与托洛次基和托派分手的主要原因是他不赞成托洛次基当年发起组织第四国际。他的反对理由不是不应该组织,而是以为像当时托洛次基所倡议和进行的那一套,事实上建立不起一个国际来。半个多世纪来第四国际的历史似乎证实了独伊奇的看法是对的。因为,不管我们怎样努力,而事实上第四国际始终不曾成长为一个真能影响国际工人运动,真能干预国际政治的一个力量。

  我没有见过独伊奇反对托洛次基发起第四国际的文章。也没有见过托洛次基反对独伊奇意见的文章。记忆中唯一与此问题有关的文字是托洛次基为他的《自传》节本所写的跋中的最后几句话:

  这便是第四国际准备工作底历史意义,让怀疑论者先生们去冷讥热潮罢!历史不是怀疑论做成的。这本书不是为怀疑论者写的。

  这里的所谓「怀疑论者」,当然指独伊奇以及和他意见相同的人。与独伊奇夫人相识十多年,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始终不曾和她谈起过这个争论问题。现在想来,实在可惜。不过不管怎样,我跟一些怀疑论者或悲观主义者的看法不同,我始终认为半个世纪来的历史并不证明托洛次基发起和建立第四国际的努力是徒劳,是幻想。相反,它们证明出老托和他的同志们的这项努力其实是必需的。就个人说,成败固然不能据以论英雄;就思想说,一时的成败更不是正确或谬误的标准。

  在史大林主义彻底与普遍崩溃的今天,如果没有以第四国际为代表的那个思想体系,即是说,如果没有以真正国际主义和彻底大众民主相结合的不断革命理论的思想与实践,那末,我们真的要看到资本主义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思想上也全部与彻底地奏凯了。

  可以说,今后人类仍能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保持信心,并终于会见到它们的实现者,全靠有第四国际所代表的思想在!

  这当然不是说,如此这般存在着的第四国际——组织上分裂与思想上停滞——能起这样的作用。但只要大方针不要失掉,也就是说只要坚持革命的国际主义,与劳动大众的民主这二大方针,那末我深信在新的事变的推动下,一个有力的、能担当起历史任务的第四国际一定会建立成功。归根结蒂,一个彻底革命的国际组织,只能在国际革命的进潮时期才能建立完成的。在此以前,都只能算是准备时期。

2月15日


  今天是辛未年元旦。闻大哥病剧,给侄儿福全写了信。虎头离去已一月零二天,迄无信来。

2月21日


  海湾战争第三十六天,由苏联发动的和平解决方案,让萨达姆·侯赛因的一篇谈说给打消了。

  中午接苇电话,知小林已到英,不日来里兹。

2月22日


  今晨消息。原来侯赛因昨天下午的广播,是为了他接受戈巴乔夫的建议而事,先给他的兵士、民众、朋友与敌人作心理准备的。实际上伊拉克已接受苏联的方案。针对这个苏联方案,华盛顿提出了最后通牒。美国目前的作战目的很显然要彻底摧毁伊拉克的武力,建立一个完全顺从美国的伊拉克新政权,并从而保持美国在海湾地区乃至整个中东的绝对控制。这是走向美国称霸世界(Pax Americana)的重要一步,不列颠称霸世界(Pax Britanica)延长一百年。美国的称霸能建立到如何程度;能延续多少年?难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不会延长到一百年,甚至它根本不能树立到像不列颠霸权的那么巩固。

2月24日


  昨晚美英联军对伊拉克军队实行了全面的地面进攻。伊拉克能支持多久呢?几天?或几个星期?无论如何像越南那样作长期抵抗,那是绝不可能的。不仅客观上没有这些条件,主观上,即由于侯赛因政权的历史成因与社会性质,更没有越南胡志明政权所具备的条件。

  为了宣传,美国一直把侯赛因政权所建立的强大武力,说成为目前世界上位居第四。(第一当然是美国,第二是苏联,但不知第三暗指哪一个国家。)其实,这显然是危言耸听,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突出伊拉克的危险性,为了激起美国国内的军国主义,为了更多地拉拢其他国家,特别是中东与伊拉克有直接利益冲突的阿拉伯国家,来参加这个反伊的神圣同盟。

  另一方面,竟有这么多国家联合起来,一起反对并进攻这个「世界上的第四强国」,只能证明中东,特别是海湾区的石油生产,与太多国家的利益有关。

  我于此竟联想到了当年八国联军共同进攻腐败衰弱的中国的故事。

  为什么要联合八个国家的力量来进攻呢?因为当时清朝拥有的大武力吗?当然非也。八国之所以力争参加这个联合军者,只因看见肥美的弱肉在前,谁都想事先争取到一份分肥的保证罢了!

2月28日


  连日有客人来,倦极。今午最后一位客人离去,头痛得报纸都不曾看。晚间听收音机,才知道海湾战争已结束了。伊拉克的军队被击溃,「联合国军」「解放」了库威德,并占领了南部伊拉克,伊拉克接受全部「联合国」决议,布希总统宣布停战。

  海湾战争延长了四十二天。

  感想甚多,最先想到的是:把伊拉克武力说成「世界第四」,原来是有意夸大的。其用意在于为自己的用武找到藉口。为了同一理由,他们把侯赛因这个小暴君说成为「希特勒第二」。把一只狼故意形容成狮子,美国就拉拢合了三十个国家,拼凑了数十万大军,动用了前所未有的海陆空的兵力,他们配备着最高级与最新式的科技,把伊拉克这个属于「第三世界」的小国,特别它的二个最大城市,巴格达与巴士拉,真地轰炸到「石器时代」。最后,把侯赛因的主力——「共和国卫队」简直烧成焦炭,炸成肉酱。在整个战争中,「联合国军」的丧亡才得百人左右,而伊拉克兵的死丧数目至少要达到十几万!

  这不是战争,这是最残忍的狩猎,是历史上稀有的一面倒的大屠杀!

  可是这场残酷的狩猎和最凶狠的大屠杀却是在「联合国」旗帜下进行的!在「民主自由与正义」的口号下进行的!

  好话与坏事之间的对照实在太强烈了,胜利者的伪善很快会被暂时受骗的民众识穿的。

  这次大屠杀让我想到的第二件事情是:以古兰经为指导意识的阿拉伯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没有真正前途的。它对本国的劳苦大众只能实行残暴的镇压,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则无大力量。这些国家的民族与民主任务,只能在由各该国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得到初步的,但是真实的解决。

  另一个感想是:今后用最先进的科技来作战,只能有两个结果:1、若双方的配备不等,那是强者对弱者的绝灭性的屠宰;2、若双方的配备相等,两败俱伤,最甚者竟可以毁灭整个人类。

  从这里,我愈加相信「不是社会主义便是野蛮主义」这个真理。

3月1日


  十六年前的今天我抵达英国。在过去的漫长时间里我到底干了些什么呢?简直一无足述,愧愧!

3月3日


  翻看一下大前天的那则笔记,觉得关于未来战争结局所说的话,有一点必须补充。我所说的那两种可能结局,主要是指交战双方是属于、或大体上属于同样性质的国家或群体,任何一方的战争都不是革命的,或至少都不是大为进步的。如果交战的一边是革命而另一边是反革命,那末不管这战争是进行于一国之内的二个(或数个)阶级之间,或进行于两个国家之间,其中武装较弱的一方未必便是被击败或被消灭的一边。因为操纵武器的毕竟是人,而那些人是会受革命影响的。

  不错,随着武器的变化,执掌武器的人的阶级成分也会跟着变化:科学家,工程师以及一般的技术人员,会在很大程度内代替过去的劳动大众。但是整架庞大的战争机器却决不可能让那少数的「精粹分子」来承担、来运转的。其中起着「配件」与「螺丝钉」作用的,还得是普通的劳动大众,而他们在数量上仍旧要占据最大比例的。他们会受着革命影响;何况,即使那些操纵武器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们,遇上真正的革命形势,也极可能掉转方向,转而为革命服务。

  某些人以为科技的空前革新已在消灭工人阶级的存在。同样理由,他们会说将来的任何战争都不可能引发革命。我相信历史一定会证明出这些先知们的断言没有根据。

3月5日


  休息了数天,除腰痛外,别的病痛似乎好多了。晨问出外散步,见公园草地上的迎春花已探出头来了。

3月8日


  还不曾从极度疲倦中恢复过来。完全不能用脑。来信未覆的很多,想给白克曼写一覆信,一个字都写不出。明天Baruch Hirson要(来),会带来由白克曼交给他的一些东西,且等他来过后再写吧。

  读Igor Cornelisen写的一篇纪念辛克来的文章,极感兴趣。

3月9日


  Hirson君来。他问了我一些三十年代李福仁在上海的活动情形。谈到最近与海湾战争有关的问题,他的看法与我的有很多相同。他认为目前的西欧托洛次基主义者不曾从中口战争中学到一点东西,以致有些人竟无形中拥护伊拉克的蒋介石(萨达姆·侯赛因)。这看法与我们中日战争所取态度很接近。他最近读了我为德文《托论中国》一书所写序言,他说他同意我的好多论点。

  昨天Eileen来电,要我为一份民主派办的刊物写文。无力构思与写作,婉拒了。今天班赴远东。

3月10日


  勉强给白克曼写了回信。

3月18日


  今天是夏历辛未年二月初三日。我是丁未年是日出生的。查过万年历,丁未年二月初三日乃是1907年的3月16日。羊年的第七个「来复」【朱正按 星期日的意思】,阴阳二历的日子只差了两天。我对生日从来没有特别感情,原因我想在于我家一向对家人的生日极不重视之故吧。我们乡下的风俗,家人中只当家长上了年纪,特别当他或她的年纪正逢上60或70那样的整数时,家人或亲友们才想到给他或她做寿的。小辈生日,至少在我所出生的那种贫贱人家,从来不当一回事。西方人重视生日,不分老少男女,一到生日,都受到家人与亲友们的重视。都要庆祝一番;而所谓庆祝,大抵只是略赠礼物,吃点蛋糕,并不铺张浪费。这风气很好,很有意思,有时甚至觉得很美。反观我们中国,官僚巨富们借此机会来炫耀权势,黑社会流氓们则视乘机勒索,大打「秋风」,实在太坏了,我一向不欢喜庆祝生日,主要是对此种陋习所生的反感。加以后来见到史大林派官僚们的大做生日,把它当作建立个人崇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项目,于是对生日庆祝深恶痛疾了。在这方面,超麟比我通达。他能排斥此一节目的丑恶方面,却能保持它的具有人情的美的一面。

  不过,积习难返,放弃成见不易,要我根本改变对生日的态度,怕是不可能的了。如何度我85岁(照中国演算法)的这个生日呢?如果天不下雨,也许独自到依尔克利去喝杯茶,吃一块上好的蛋糕。

  早晨果然独自去了一趟依尔克利。最初天气很好,有阳光,半路上天气变了,像要下雨。依尔克利比市区冷,我少穿了衣服。在熟识的几条路上转了个圈,买了二枚平时爱吃的西饼,使坐车回家。这样「庆祝」了我85岁的「诞辰」。(下午记)

3月22日


  半夜突然呕吐、发烧,打呃。二年前的旧病又发作了。

3月26日


  病了几天,不能进食,呃逆不止,狼狈万分。昨天下午呃逆停止。胃能接受食物。进细面一小碗。安稳地睡了一夜,今晨顿觉精神好转。去邮局寄信,给并未的大哥寄一点钱。

  楼上的新邻居迁入已二日,未有机会交谈。从窗子里见到的样子判断,此人好像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失业青年。夜间睡得极晚,白天起身很迟。有音乐声传来,但不很噪耳,希望往后不会变坏。现在的青年可以没有书籍,衣物,却不能不备一具HI-FI装置。这是时代风气。

3月27日


  昨夜10时开始,新邻居的乐声大作,并粗暴地移动家具,简直成了那位女士第二。无法睡,由寝室移入前厅也无法远离噪音。怎么办呢?无力选择自己住所的人实在可悲!

3月31日


  很艰难地读完了第四国际联合书记部向第四国际第十三届大会提出的《国际局势决议草案》,相当失望。它完全没有针对日前世界局势的主要特点提出明确与坚定的答案,而只是零碎地,浮面地对一些现象作了一些解释,列举某些应付这些现象的办法。

  草案第一部分的第四节,全文如下:

  四、史大林主义不是发生在预定的历史道路上的一次简单迂回;也不是一段即将结束的插话。它的诸般荒唐怪诞会像磨盘石一般悬宕在人们的头上,它的鬼怪将于今天时时出现。社会主义解放的计划因为史大林主义的抵押而添加了重负——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的工人来说,社会主义解放计划上所说的言语,不再像本世纪初期那样所具有的意义和许诺了。那些纷纷起来鄙弃史大林主义的人民,他们行动起来,不是单单为了反对全能主义的独裁,也不仅为了民主自由,他们又表示出他们仅仅透过资本主义在各个主要帝国主义中心运作的那面三棱镜中见到了资本主义,并从而体会到(史大林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与社会二方面的失败。我们还不曾给史大林主义付清代价。记忆与希望必须重新建立。

  这段话构成了整个决议的基调,它代表着草案作者对目前整个局势,即对于史大林主义全面崩溃后所形成的世界局势的看法。无疑,它抓住了我们现局势的基本特点;它强调了史大林主义崩溃的严重性、它不随波逐流地一味嚷着「民主革命的大好形势」,这是对的,非常正确的。但同时它却无一言指出这个局势正是我们数十年来不断警告,不断预言了的。没有强调它正是我们一贯反对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结果。没有指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来,我们曾经和它作不断斗争,曾经提出不同的主张,凭以建设非全能主义的、符合于大众民主的、以国际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它没有指出,史大林主义的崩溃,只是从反面证明了不断革命与国际主义纲领的正确。草案作者没有这样做,而只是说,我们得给史大林主义的过失与罪恶付出代价,并重新开头来建立「回忆与希望」。这是太消极了。我们绝无理由采取这个消极态度的!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工人大众弄清楚史大林主义决非我们所期望的社会主义,说明广大人民认识到史大林主义绝非历史的必然,即如果采取不同政策,如果采取苏联左派反对派从二十年代初期便已提出的主张,今天的人类纵使不曾像十月革命直后所期望的那样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却决不会如此灰暗:竟致让资本帝国主义全面奏凯,让一切被压迫与被剥削的人民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想普遍失望。

  为了恢复人们(首先是恢复全世界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信心,从我们的主观努力方面着眼,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人们知道过去七十年间史大林主义与托洛次基主义这两条路线的对立。让他们弄明白「一国社会主义」与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两个立场的理论和实践。

  只有依靠这一场真实的而非空口说白话的理论与政治斗争;只有把这场攸关人类历史命运的大斗争的经过内容及其结局普遍地宣扬出来,让人们清楚地见到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制度如何与为何走到像目前那样的结局;只有让人们见到当时如果实行了托洛次基的而非史大林主义的主张,情况会大大不同……总之,只有重新建立了这个「记忆」,才能让人们恢复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希望」。

  因此,我们不一定要为史大林主义的崩溃而「付出代价」;相反,我们正应该利用史大林主义的彻底破产,尽最大努力来把真正的、民主的、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纲领介绍给大家,因此收回我们过去受史大林派诬蔑与迫害而付出的代价。

  不用说,今后我们的能事决不在于仅仅反覆背诵托洛次基的言论,证引第四国际的纲领、文件。新的局势需要有新的对策。半个多世纪的史大林主义的悲痛经验也必须作郑重与精细的分析。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面教材,史大林主义(也包括毛泽东主义)的全部历史对于未来人类的命运,特别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那是具有绝大价值的。

  在坚持国际主义与劳动大众民主的基础上;在不断革命的战略指引下,我们必须参照史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实验,重新考虑许多过去认为绝无问题的问题。譬如:1、国有财产是否无条件有利于社会主义?2、计划经济是否与市场经济绝对不相容?3、公有制与私有制在某种程度内的并存是否于社会主义的建设有利而无害?4、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怎样与劳动大众的民主;与一般的人权与民权并行不悖?5、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应有严格的时限?即是说,当革命政权趋于稳定与巩固之时,当那国革命而引起的内战业已平息之后,是否应立即着手使专政放宽?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当然,这些多半要在新的纲领上规定的;但目前还未考虑起草新纲领,它们便应该在政治决议上提及。

4月7日


  一个多星期来,《卫报》上连续登载了5篇关于「世界新秩序」的文章。这五位作者是:Denis Healey(英国工党元老),Noam Chomsky(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教授),J.K.Galbraith(哈佛大学荣誉退休的经济学教授),Abdul Rahman Munif(沙地阿拉伯出生的一位作家),以及Eduard Shevardnadze(不久前辞职的苏联外长)。

  这几位作者,除了那位阿拉伯作家比较陌生,其他四人是颇为熟悉的。他们对「新秩序」的看法大致都在我的意料之中。Healey对海湾战争与美国的政策采取了比他多年来(特别是比他当权时)所表现的较「左」的立场。当然这不是真正的左,不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左。和Edwars Heath一样,他只是反映英国资产阶级中,愿意与欧洲各国 搂近,不愿像Thatcher夫人一样,整个儿冲入美国大老板的怀中的愿望罢了。Chomsky是比较真正反对华盛顿政策的,可惜此人的文章写得太不通畅,许多问题都说不清楚。Galbraith不愧是当今头脑最清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次的文章和他一年多来所写的有关冷战过后的东西关系的几篇文章,都没有「共产主义完蛋,资本主义万岁」那种浅薄论调。这个人的见解,我觉得非常值我们这些对社会主义保持信心而又认为今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须得好好研究的人给以注意的。那位阿拉伯作家的文章无甚新意,它只是透露出一般阿拉伯人对西方势力:政治、经济、宗教、军事各方面压迫的反抗。

  引起我最大兴趣,使我最感到惊讶的,乃是苏联前任外长Shevardnadze的大作。这个人是戈巴乔夫的亲密战友,是他们二人一起,策划了六年来苏联的改革的。见过他的传记,原来此人曾经当过乔治亚共和国的共党书记,一个有悠长历史、并且拥有很大权势的共产党员。论理,他总该多多少少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吧。然而,他在这篇文章里竟是这样形容了苏联的经历的:

  我想,提到「世界新秩序」这个名称时,我们得非常小心。不管是好是坏,我总是这样一个国家的代表,它曾经想实现这样一种野心而失败了的;它曾经做过多次设想欠佳的企图,企图创造「新人」创造一个「新社会」,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且实质上,企图至少在它的势力范围内创造一种事物的新秩序。这些试验的最后结果如何,现在是众所周知的,我想不需要我在此地作更多的阐明。

  他让我看到了苏联官僚们的真实的意识形态,让我看到了他们由史大林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中已走得多深多远。

4月10日


  得吴文祺的死讯。他好像死在美国,很觉意外。我对他的感情没有对宋云彬那么深厚。他欠缺云彬的天真,豪爽。

  今天又得到楼适夷写的《记郭肇唐》,很好。这一类文章的好坏主要得看作者是否有真情实意,技巧还在其次。适夷是性情中人,技巧当然也是好的,他写的几篇纪念故人的文章,几乎无一不是上乘之作。

  郭肇唐是无数史大林制度下受害的革命者之一。若就较狭小的意义说,他是遭受王明毒手的数千(或数万)中国革命者之一。郭显然不是托派;但他所得的罪名,或几个罪名者之一,一定是「托派」。

4月12日


  昨天给春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英国托派的一些情形。今晨本想继续写「报告」,谈谈英托(希利派等)如何与「四哥」弄翻以及法、美诸国的托运情况。拿起笔,头晕欲倒,只好作罢,过几天再写。

4月15日


  本日《卫报》的莫斯科通讯(作者Jonathan Steele)有一个极有意思的消息。它说,自从戈巴乔夫提倡「Glasnost」(中文好像译作「公开」)以来,回忆文学在苏联大为流行。以前,政治性的回忆文学是完全没有的。这篇通讯里提到了几本著名政治家的回忆录,例如已故外长格鲁米柯,以及由戈巴乔夫的主要对手李加乔夫所写的回忆。不过在他所介绍的几本回忆录中,我最感到兴趣的是尼古拉·加曼宁的私人日记。下面是通讯中有关的一段:

  最好的几本回忆录是属于较早一批的。作者们写作它们时,根本不曾料到它们能够出版。这些作者并非最高层的官员,但他们是内幕中人,他们能够说出这个不牢靠机构的某些事情——对于这个机构他们却是贡献了自己的生命的。这些人中的一位是尼古拉·加曼宁,他是太空人训练中心的第一位主任。对于苏联的太空计划,他比谁都知道得更多。在他的私人日记中,辛辣地 记载了一方面花费几百万卢布去探察宇宙,另一方面让全国人民过着可悲生活——这样一种不相称的情况。这种情况,从最近几天内各报庆祝第一位太空人尤利·加加林胜利升空三十周年再度显露出来。对于这件奇怪的、几乎是虚伪的事情,大多数俄国人无动于衷,因为人人知道,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类首次绕地球飞行,给消费者们根本不曾带来什么好处。十二年前加曼宁对他的一位朋友说,他不相信他的日记在一个世纪内可以面世。「Glasnost」却证明他的想法错了,《真理报》刚才把日记中最使他苦恼的一部分登载出来了。

  他批评赫鲁晓夫,说他跟史大林一样制造个人崇拜。他讥笑政治局的人,说他们花费更多时间去研究人们对个别太空人提出的申诉,却不甚讨论长期的太空计划。

  贯穿着这部日记的是掩盖这个辉煌计划后面的有关人们起居的不断操心。事实是:即使在那卫星的主要发射中心,有数十位工作人员得长期住在宿舍中,什么要住在帐幕中;他们还得在五年之久的时间内和妻子与家属分开。1962年11月21日,正当赫鲁晓夫想夸耀苏联武力,将核子火箭送往古巴时,加曼宁写道:「刚刚接到妻子电话」她说她排了二小时队想买一瓶牛奶。没有买到手。

  这是「宁要原子,不要裤子」的苏联版。「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所以会弄得如此糟糕,不自量力地和美国作原子与核子武器的竞赛,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

4月17日


  一则消息:KGB要把它过去的活动,包括当年暗杀托洛次基一事在内,公布出来。等着瞧吧。

4月21日


  很费力地读完了Finan Jensen所记有关第四国际第十三次大会经过的详细报告。一般印象不坏,它多少让我知道在所谓「马克思主义」大危机之后,世界上还有不少年轻人相信社会主义,还准备在第四国际旗帜之下,为人类的未来幸福而奋斗。

  第十一次大会上提出了所谓「转向产业」的口号。那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新领导Jack Barnes派提出的。这路线表面上要求托洛次基主义者从宣传家变成行动家,希望全世界的托派从宣传组织变成一个能够行动的革命组织;可是结果,很快便让我们看到,这转向只是抛去了我们的革命纲领,跟在史大林主义者后面曲解并诬蔑托洛次基,终于在组织与思想上都脱离了不断革命的纲领,脱离了第四国际,终于拜倒在北朝鲜金日成那样的独裁者脚下。

  第十二次大会的主题是所谓「再化合」。换言之,就是要求托派不要变顽固不化的教条主义者,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托洛次基者才是革命者,托派彷佛享有革命的「专利权」或「垄断权」,绝对不愿跟其他的革命者与革命组织接近或联系。这个意图与方向自是正确的。不过也得防备由此可能发生的另一种危险,即:完全放弃自己的根本原则立场,与任何自命为革命的流派去做无原则的勾搭或联合。

  这次大会最使我不满的是它完全不曾企图对我们的《过渡纲领》作一个全面的审查、检讨,以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违反旧纲领的基本立场,写出一个新的政纲来。

  当然,这项工作是艰巨的,但决不是绝对不能做到的。至少,大会应该选出一个专门委员会,在新领导的指导下,在某一时距内,完成这项工作。

4月23日


  鲁道夫给寄来了托洛次基当年写给易洛生的九封信。这都是与《中国革命悲剧》一书的写作有关的。老托所提的许多意见十分重要,十分宝贵。决心将它们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作为《托致中国同志的信》的补篇。

4月26日


  今天《双山回忆录》的哥伦比亚大学版正式出版。

5月1日


  昨天开始翻译老托写给易洛生的九封信。最先译的是第五封。信中提到一个极重要的理论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停滞不前?托的意见是中国不曾有一个对农村独立的,由工匠们控制的生产性的城镇。这意见和马克思当年论中国农民家庭中的手工业的作用很接近。二者可以互相发明。四年前(1987年3月),我给比艾·罗舍写过一封长信,其中谈到中国历史何以长期停滞问题,那时我就引了马克思1859年11月所写论〈对华贸易〉这篇文章的见解。马克思认为「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是英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无法迅速促进对华贸易的主要原因。同时,我觉得也正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进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模式的看法,他本人始终不曾充分发挥。它的具体内容也没有明确规定。历来苏联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问题因而不曾有一致的答案,托洛次基在信中说:「这类事情的本身就是不很清楚的」意盖指此。不过中国,乃至印度,历史上不曾产生工匠们以及市民们为主的强有力的城镇,不能与封建贵族的农业乡村对立起来,这无疑是「亚细亚生产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

5月3日


  波兰总统瓦文沙最近来英作国事访问,受到英国统治阶级极隆重的招待。4月26日《卫报》上有一则报导这次访问的新闻,颇有意思,摘译如下:

  「目前不是标准的时代,我不是标准的总统。」他如此回答人们给他提出的问题:「你是怎样当这个国家元首的?」

  当他留英的最后四天中观察了英女王的结果,他明显地表示了嫉妒。见到英国王室这个古代与现代的混合品,这位波兰总统既妒且羡地说,国家是需要一个母亲的。女王是一个母亲,可惜波兰没有一个母亲。

  他在温莎堡里睡了几夜,几乎通夜醒着,无法入睡,为了他在此地所见到的一切。「床大到这样子,我无法摸到我的太太了。」

  造船厂的一个电工,平步青云,成了一国元首,他的得意忘形,我看还超过了刘邦和朱元璋。

  工人的进步性与革命性是就整个阶级而言的;是为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所占的地位决定的。个别工人以及个别工人领袖之是否进步或是不革命,完全是另一问题。工人领袖睡进了龙床,只能发皇帝梦了。

5月18日


  得宇平信,知大哥已于本月3日逝世。此事早在意料中,但是得此噩耗,仍不免情绪激动。死,对于老迈无用的人来说是仁慈的,是一种解脱;但对于后死与未死的亲人,却仍然是可悲的。弘一法师,一代高僧,病危时给夏丐尊写个短信,其中有「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名句;但从他临终前留下的绝笔:「悲欢交集」来看,似乎他对于死还不是完全看破的;否则,「悲」从何来?

  姊死于1982年9月,她小大哥三岁,却早亡九年。他们二人的身体都比我健壮得多,生活也比我正常安定,想不到都在我之前离开人间。

  我也真该走了。

6月2日


  连日客来,疲于接待,身体几乎全垮了;可是今天还得应付三位客人。做人实在苦。

  昨天见到第四国际的《宣言》,内容空洞漂茫,立场糊模不清,令人大失所望。

  玛丁妮今天来话别。她留英十年,厌了,辞了职,决定回法长住。送了她和芬《回忆》各一册,留个纪念。

6月6日


  美国维琴民亚大学的历史教授Woodford McClellan偕其俄籍夫人来访。来访目的是想问问当年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孙中山大学的情形。他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留俄学生的史书。交谈之下,我发觉教授和我之间存在着极深极广的鸿沟。教授太太送一份礼物给我:一套俄国东正教会的图片。她得意洋洋地说:她是东正教徒,希望我能欣赏这套图片。她又说:她的母亲至今还是一个「史大林主义者」,骂她叛徒。她嫁给这位教授已有十年,但一直到1986年苏联政府才允许她出国团圆。此女现在已充分美国化,也许比土生的美国女子更美国化。

6月14日


  二位香港客人于五天前离此赴伦敦。今天我还是疲倦万分。下星期一又有一位客人要来!

  俄罗斯的总统选举叶尔春获大捷,同时列宁格拉的市民投票结果,决定将这个都市改名为圣·彼得堡。

  历史的逆流正在涌向它的最高潮。

6月15日


  春寄来消息一则:王实味终于「平反」了。想就此事写一点感想。拿起笔来,却觉得头晕脑胀,一个字都写不出。放下笔,拿起今天的《卫报》来看。在有人悼念昨天逝世的,被誉为这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女伶Peggy Ashcroft的文章中,这位可尊敬的女艺人的一句话深深引起了我的共鸣。她说:oldage is a bugger 。诚然!

  她与我同年;但还小我半岁。


7月1日


  半个月来没有写一天日记。不断接待客人,烦极,厌极,真想搬一次家,搬到客人无法来到的极远极僻的地方;但这显然不过是一个幻想。

  因为不断来客的阻挠,想写的有关王实味平反的文章没有写成,拟译的老托写给伊罗生的九封信也无法完成。等精神略略好转后,那后一项计划是必须完成的。

  刚刚读完了老托1925年所写的小册子《俄国往何处去?》这本书以前读过,印象不深。重读,跟目前的国际与苏联的新局势联紧起来,得到不少新的启发。

  这本小册子没有提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但着重地提出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资本主义之间无法避免的依存关系。它提出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对苏联经济建设所能起的正面与反面的作用;它可能帮助苏联提高生产力而走向社会主义,也可能促成苏联的经济体制完全采取资本主义。

  许多话,今天读着,简直是预言:不是「先知」们的预言而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预言。

  书的结尾处有一段话,今天看来特别重要,全文如下:

  我的整篇文章完全限于讨论经济过程以及这个过程的所谓逻辑性的发展。因此我有意将一切不但能影响经济发展的其他一切因素排除在外,而且把那些能够使这个发展改变一下方向的因素,也避开不谈。这样一种片面的从经济方面来研究问题,从方法论来看,那是正确的与不得不然的——如果你要谈的是未来许多年中一个复杂过程的未来估计。要实际解决当前的问题,每一次都必须把所有因素在当时呈现出来的方面加以可能的估计。不过当问题是要研究未来整个时期的经济发展的远景时,我们却不得不将我们的注意从「上层建筑」移转开去,这就是说,将我们的注意首先从政治因素移转开去。例如,一次战争可能对我们的发展起决定性的影响。使它超于某一个方向;而一次胜利的欧洲革命却可以使它趋于另一个方向。这还不仅仅对于外在的事件可以适用。内在的经济过程造成它本身复杂的政治路线,这也可能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农村地区的经济分解成各种不同的成分,正如我们曾经指出过的,并不给我们造成任何经济上的危险,这是说,它不会使资本主义诸倾向迅速生长,以此妨碍社会主义性的倾向。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它却能产生敌视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些政治倾向。

  国内与国际的政治局势,产生了由许多问题形成的一个复杂体。其中每一个问题都要求我们去做个别的分析,但它们和经济是紧相联系的。这种分析不在我们所研究的范围之内。不过,指出经济基础发展中的那些根本倾向,并不会给政治的上层结构的一切变化提供一把现成的锁匙,因为政治的上层结构也有其自己的内在真理,有它自己的问题,自己的困难。对经济发展的远景定出一个方向,不会妨碍我们对政治也定出一个方向;前者只能使后者更易做到。

  因此,在我们的分析过程中,我们曾经有意将资本主义制度会延续多久这样的问题放开不谈,这个制度将如何变化?它将向哪一个方向发展?这里我们可以指出几个不同的可能。不过在这几行作为结论的文字里,我们不预备去研究它们。只要举出这几种可能就够了。将来,在某些别的机会我们也许会回头来研究它们。

  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的最简单的解决,就是假定在未来几年内,欧洲会发生一次无产阶级的革命。这样一种「变局」决非最小可能的。从社会主义性的预断的观点来看,这便解决了问题。显然,如果将苏维埃联邦的经济和苏维埃欧洲的经济联合到一起,那末社会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比较系数就可以胜利地解决了,虽然从美洲方面还会作出某种抗拒。而这个抗拒是否能延长很久,那是很可怀疑的。

  如果我们有条件地假定那个包围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会继续存在数十年,那末问题就会变得复杂得多。不过这样的假定,如果不用另一些假定使它显得更为真实些,那末这个假定的本身便没有意义。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真的会再存在数十年,那末欧洲的无产阶级变成怎样?美国的无产阶级又会变成怎样?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将变成怎样?如果为我们有条件地承认可能发生的数十年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时期,是进潮与退潮的数十年,其中发生着残酷的内战,经济上始终是一个僵局,甚至是经济上完全崩溃,也就是说,那个数十年只不过是社会主义诞生时发生的一个长期痛苦的过程,那末很显然,在这个过渡时期内,我们的经济将取得优势的比重,因为我们的社会化了的经济基础具有无可比较的更大的稳定性。

  不过,如果我们假定,在未来数十年内,世界市场会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平衡,会形成一种好像从1871年到1914年生产扩张时期那样的平衡,那末,整个问题将以不同方式提出来了。这样一种平衡,得以生产力的新的成长为条件的。因为在大战(按指1914-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西)之前十年内那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比较「和平的心态」。以及社会民主党与职工会的机会主义的转变,都是由于工业的巨大成长。因此,如果不可能的变成为可能的,如果不大有成功的事变成为大有可能成功的事,如果以欧洲资本主义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不仅在其不稳定的政府组成方面,而且在其生产力方面,都发现了新的动态平衡;如果在未来几年内与未来的数十年内,开始另一个巨大成长的时期,那末,这将意味着我们,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准备,而且已经在准备把自己从一列慢驰的货车改变成较快的客车,却还得使它更快些,藉以赶上那列特快客车。把话说得简单些,这将意味着我们在对于历史的基本估计上犯了一个错误。这将意味着 资本主义还不曾竭尽其历史「使命」,而目前的帝国主义阶段还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衰落阶段,不是它的最后痉挛,而是它的新繁荣的开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即在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将有一个新的与长期复兴的条件之下,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会遭遇到大困难。是怎样的一种困难呢?是一次新的战争吗?「被欺骗的」欧洲无产阶级又不能阻止一次新的战争,以致让敌人以 优越的技术来反对我们的一次新的战争吗?或者,资本主义的货物,比我们新生产的无比廉美的货物会涌进来,它会冲破我们的外贸垄断,然后又摧毁我们社会主义式经济的其他基础吗?实际上这个问题在目前还是次要的。不过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很显然,如果资本主义在诸先进国家中,不仅还能有机会滋长,而且还能使它的生产力进入一个发展的长时期,那末一个落后国家里的社会主义一定要受到很严重的压力。

  不过我们现在没有合理的根据去假定这样一种的变化。先给资本主义世界设想出一个出奇乐观的前途,然后绞尽脑汁来试求找出一条从此解敉之道,那是没有意思的。欧洲与世界的经济制度,目前正呈现出一些不和谐,它们不是有助于向前发展,而是每一步都是在掘毁这个制度的,因此在未来的几年中,历史将给我们造成足够机会,去赢取经济竞争——如果我们能适当地利用我们自己的与世界经济的资源的话。我们是决心要这样干的。到了那个时候,欧洲的发展和变化又会把政治力量的「系数」变得有利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不管这个局势的到来许会延迟,又会遭到挫折。整个地说,我们可以假定,历史的天平会终于倾向于我们这一边的。

  在上引文字写成后六十七年的今天,要想挑剔其中的错误与「轻率的乐观」非常容易。正像当年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一样,托洛次基在文章里把资本主义的寿命估计得太短了,把它的寿限说得太肯定了。但是,也正像1871年到1914年期间、资本主义制度违反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预断而出现了生产扩张,却不能避免更大与更激烈的危机,因而产生俄国革命及其他国家的革命;同样,从1925年开始,特别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资本主义违反了托洛次基的预断而表现出来的新的成长(我们且不分析这种成长的真实原因),虽然最后倾覆了由十月革命所造成的国家,却终于在未能确定的一个时期之后,新的「十月革命」,新的世界革命也一定会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世界秩序的。

  医生对于病人的死亡日期很难作出预断;有时作了预断也常常会被病症的变化所推翻;但是无法肯定地预言死亡日期,完全不等于这个病人将长生不死。更不证明生理学与医疗科学的破产。

  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生理分析与病理诊断,应作如是观。

8月4日


  一个多月没有写一点札记。上月内译完托洛次基写给伊罗生的九封信,然后写「译者序」,弄得一点精力都没有了。可是,「译者序」还只写了一半,其余部分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写出来。

8月9日


  收到鲁道夫寄来超麟回忆录的三册德译本。书印得很精美,可喜之至。希望不久能找到英译稿的出版者。超麟这本书,至少在有关中共早期与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史料方面,是极有价值的。比我写的回忆有价值得多。

8月18日


  最后弄完了《九封信》的译者序。原先想写一篇相当长的,谈谈信中提及的三个重要问题:1、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写书;2、陈独秀与马林二人在决定加入国民党问题上发生争执的谁是谁非;3、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问题。写得很吃力;但是写得很不行。春来信表示不满,我自己更不满,决定放弃,把已经写好的二段半文字,放入这本札记里。另外写了一篇短短的「代译者序」,写好看看,实在还是不行;但我已尽了全力,在我目前的健康情形下,无法写得较为像样的了。明天寄港,让春去处理。这次努力,应该是我的最后一次教训了!应该认老,应该放弃一切写作企图。「安享晚年」,静静地等待「上帝的宠召」!可是,我能做到这样的克制吗?才下「搁笔」的决心:一个新题目已在我的头脑中「出现了」:「中国托派里面的两个外国人:李福仁与伊罗生」。这篇文章该写,我自信有条件把它写出来;但是力气呢?

  格雷前天回来,在上海他见着了老超。这引起了我的感触:如果我也能在石泉村的屋子里与老友促膝谈心,该多么好!

  我这三则写了未用的《译后记》应列在这一天的札记项下。原想写在译者序里的、伊罗生用来替代老托序言的、威廉·摩理斯的那段「语录」,该把它译出,写在此地:


  人们斗争;斗争失败;
  斗争虽然失败,人们为之斗争的事物却还是来了。
  只是来了的并非人们原本所想要的;
  于是别的一些人,在别的名义之下,得再来斗争,
  为了人们所想要的东西。



  这一段诗一般的散文,不知伊罗生引自摩理斯的哪一个作品。不过不理上下文而孤立地来看,来了解这段文字,我觉得摩理斯不但很好地抓住了人类为较善世界而斗争的一般规律——进而后退,退而后进的规律,并且还充满了乐观精神的。

8月19日


  戈巴乔夫给免了总统之职——一则原在意中的大新闻。他会成为亚历山大第二?成为赵××?成为赫鲁晓夫?……

8月21日


  「政变」只延续三天,在苏联的内外压力之下完结了。但这是一种暂时妥协,不是解决。戏剧性的变化将层出不穷。客观上需要有一个拿破仑:从「民主派」或「保守派」中都可能产生出这样一个人来。叶尔春好像具有这个资格,「保守派」的拿破仑候选人怕得从年轻的校级军官中推出来。无论是谁当权,结果都是要全盘恢复资本主义。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看来非从先进国家中开始不可了。

  就个人的作用说,戈巴乔夫这个起触发作用的人,多半只能成为影子或傀儡了。

8月24日


  一连几日头晕,对发生在苏联的重大变化,不但不能把我的看法记下一点来,甚至连报上的消息都无力仔细阅读。刚才看了晚间的电视新闻,知道戈巴乔夫辞苏共总书记职,同时决定解散共党组织,下令没收共党的一切财物。极其重大的变化!

  本月9日后未曾收到子春来信,想必是病重了。此事对我个人来说,简直比那些世界大事更着急。

8月28日


  得子春信,知他平安无事,大慰。

  苏联的巨变,她今后的趋向,现在已明朗化与明确多了。我原先以为「政变」的失败是一种「妥协」,这几天的事实证明它并非如此。这是党、政、军三者联合的既成势力的惨败。不过我说它不是「解决」,说「今后戏剧性的变化将层出不穷」则是对的。苏联现在几乎是土崩瓦解了。史大林主义及其制度完蛋,这是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一切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十月革命有联紧的东西,做了史大林主义及其制度的陪葬品,却是非常坏的。

9月12日


  病和客人来访,又中断了我将近半个月的笔记。这可是一个极重大的历史转变时期。半个月来发生在苏联的一切,总括地可以说:由1917年十月革命所开启的那个时代,经过七十多年的前进与后退,希望与失望,成功与失败之后,现在终于是结束了,至少是告一段落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资本主义会在许多地区复辟,社会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会受人轻视与鄙弃,整个世界将是「西风压倒东风」。

  史大林主义及其制度的必然会全倒下去,对于我们托洛次基主义者来说,原来意料中事。因此,我们比之以一般人,特别比之以那些真诚的史大林主义者,在二年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倒台前面,最近苏联的戏剧性的瓦解前面,是并不惊异的。但是,由于我们中间对于史大林主义的本质,对于苏联国家性质的认识上的差异,在我们的队伍中,还是引起了或大或小的迷惘和分歧。简单说,可以分「乐观」与「悲观」二派。前者觉得史大林主义及其制度既已应了我们的预言而崩溃,那末人们一定会乐意地、或很快地接受我们的立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前途自会顺利地开展。后者则以为史大林主义派数十年来借社会主义之名而干的一切罪恶,在一般人中,特别在劳动人民中极度败坏了共产主义、马列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名誉,以致在客观上,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要为史大林主义的罪恶及其崩溃付出若干代价——即是说,要为广大群众所疏离。这二种不同态度,较小部分由于受客观形势的影响,较大部分由于他们对史大林主义统治下苏联这个国家的性质所持的不同看法。

11月26日


  日记中断了两个多月。不断小病是中断一个原因,但最主要还是因为想写完那篇有关《悲剧》的长文章。精力实在不许我再搞什么写作了。几年前我就已有此觉悟,必须绝对退休;但有时遇到某一个问题,极感兴趣,似乎非把自己的意见写出来不可,又往往违反这个觉悟后的决心。一上手,头脑可真不听话,就是拒绝工作:经常好几天写不出一个字。愈想写愈是写不出;愈是写不出愈是心烦。这样一来,体力更加不行了。一共三万多字的文章,前后竟拖了半年多!今天总算把文章的最后一段寄给春兄,真的有「如释重负」之感,今后再也不能犯这个错误了。

12月1日


  重读11月22和23日有关英共大会的消息。这是英国共产党的第四十三次大会,距离它在1920年7月31日的第一次大会有七十年了。这是英共的最后一次大会。大会依照原来计划进行:通过抛弃原有的党纲、党章;把组织名称改为「民主左派」,放弃马列主义……这些提案表决的票数是:135票赞成,73票反对。一切都在意中,这消息引不起我任何感想。让我感到兴趣的只有一些零星事儿。1、原来鲍罗廷是最初被派来英国帮助组党的。他当时化名乔治·勃朗。很快被发现,给驱逐出境。2、大会上,当年担任英共副总书记的乔治·马秀士对写了《匈牙利悲剧》的彼得·弗莱雅道歉。当匈牙利于1956年发生革命时,弗莱雅担任《每日工人报》驻布达佩斯记者,寄来了同情革命的报导,而马秀士拒绝登载。3、这位现年74岁的马秀士在大会上又说了如下的话:

  如果你读列宁的著作,就可以看出:他所写的每一件事几乎都是俄国当时特殊局势的反应。……我仍旧相信马克思主义是能有所贡献的,因此我不要把婴儿和脏水一起倒掉。可惜的是肮脏的洗澡水太多,而那婴孩则是太小了。

  始终没能分清楚一方面革命的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和另一方面反动的史大林主义,这位退休的英共老领袖,以及和他同样想法的某些英共的忠实同志是不可救药的。

12月12日


  领来了一具助听器,据医生说,这可能对我的头晕有好处。试用了几小时,觉得不便,不舒服。希望慢慢能习惯。

  令方7日来,9日回伦敦。畅谈两天,很高兴。过后却颇疲倦。老年人只能过静如止水的日子,生活上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都好像难以经受了。

12月13日


  俄谚:「房子盖好了,木匠得滚蛋」。戈巴乔夫的作用已尽,看来日内就得下台。跟着来的多半是叶尔春。

  我曾经把戈巴乔夫比作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不得不变的情势中实行半吊子的改革,结果会两面不讨好。现在证明这个比拟是对的;虽然戈巴乔夫没有(或者是「还没有」)为他的改革而丧命。

  无论在历史的进潮或退潮中,更为坚决,更为彻底的领袖们,一定要在事变的进展中,起来代替那些比较不坚决的,比较留恋于过去的领袖们。不同的只是:在进潮中,后来居上的那些领袖们总是更忠实的,更有原则的,更加光明磊落的,更有理想的,更有崇高道德的人物;反之,在退潮中,更番接替的往往是更为卑鄙、更无原则,更无理想、而更为「实际」与无耻的家伙。

  叶尔春这个看似粗鲁而其实颇有手腕的人,无论哪一方面都似乎比戈巴乔夫更为卑劣的。

  现在已经有人在谈及叶尔春的接替人了。这该是一个多么可鄙的人呢?

  苏联(不,过去的苏联)的局势,迫着要产生一个莫索里尼。谁来扮这个角色?叶尔春自然有资格;但也有可能出现更有可能的人。这个人至少得和叶尔春一样的卑鄙,但多半要外表装得「斯文」些,更易为白宫与其他的西方「文明」政府所能接受的。

12月25日


  戈巴乔夫终于正式宣布辞职了。辞去那不再存在的苏联的总统之职。电视上看见那面曾经代表过工农革命的红旗最后一次从克里姆林宫的旗杆降下来,多少动了点感情的。当然,许多年以来,这面旗子早已不象征和代表工农革命,不代表布尔雪维克主义,不代表人类未来的希望。相反,它早已被利用来掩饰十月革命叛徒们的罪行,早已被史大林以下的一切所谓「共产主义者」所糟蹋、所轰污的了。但正像一个忠贞美丽的女子被暴徒轰污,不能负那被轰污的罪责一样,数十年来让史大林主义者强轰了的红旗与共产主义的真正纲领和理想,绝不能为史大林主义的任何罪恶负责的。现在,世界上不少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史大林主义者,在史大林主义的制度前后相继倒崩下来的时候,摇身一变,自命为一般的民主主义者,同时把红旗收起,将共产主义的名字摘下,甚至竭力攻击与诬蔑红旗和共产主义。这不但是无耻(那些过去的积极的史大林主义者),同时也是无知(那些受了史大林主义欺骗的群众)。

  工农革命的传统必定会继续,它必定会再起。同时,我相信它们必定仍旧会在红旗和共产主义的真正纲领之下再起与取得成功。

12月27日


  戈巴乔夫以1985年3月12日被选为联共党总书记,1991年12月25日宣布辞去总统之职。一共当了六年零九个月的苏联首脑。在历史上,他将以怎样的人物记下来呢?有人说,他是共产主义的叛徒,是苏维埃制度的清算人。这种说法不确切。因为,第一、他虽然是长期以来的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的官僚,而且是这架官僚机器的头头;但他从来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第二、他的领导导致了苏联与苏维埃制度的崩溃;但这个结果不是他所预期的。他原想挽救这个制度,改良这个制度;结果却事与愿违,他的挽救倒是加速了它的崩溃——挽救无意中变成了清算。

  戈巴乔夫无疑是一个悲剧人物。性格,环境与时代,造成了他的悲剧。无论干什么事,他都像我们中国的老话所说:「匪不有初,鲜克有终。」他有足够的明智看到苏联这个史大林主义的制度走进了断头巷。继续前进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来点改革。但是得怎样改革呢?六年来他老是旅进旅退,举棋不定,以致他原先获得的声望迅速失去, 最后弄到为所有阶层的人所厌恶,不得不冷冷清清,孤孤单单地下台。这一切,许多人归咎于他的性格: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其实,这个解释是浅薄的。戈巴乔夫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由于其本人的性格者少些,由于他所处的环境,由于他对史大林主义制度所取的立场者多些。

  史大林主义的制度是根本无法改良的。要代替它,只有两条路:或者代之以真正工人民主的、国际主义的革命政权——也就是恢复列宁——托洛次基时代的革命政权;或者,恢复资本主义的统治,最后地与彻底地推翻由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最后残余。

  戈巴乔夫想在二者之间找出一条中间道路来,对史大林主义将取半吊子立场,这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叶尔春坚决地主张走后一道路,他不但要干脆抛掉史大林主义,而且弃绝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就成功了。当然,后者的成功究能有多大与多久,目前是无法预言的。

12月31日


  二十世纪内不平常的一年过去了。应该怎样来概括这一年中不平凡的历史呢?我的回答是:

  1.它们终于证明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虚妄;

  2.它们证明出史大林主义的制度无法改良;它只能被推翻——不是由左边来的社会主义势力来推翻,便是由右边来的资本主义的势力来推翻。

  从这二项概括中得出来的推论是:我们托派历来的基本看法是对的。1991年那些令人沮丧的历史事实,恰恰从反面来证实了它。可惜,这是反面证实。什么时候能从正面来证实我们正确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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