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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共小城福洛尼卡召开的托洛茨基研讨会

罗马 李范堂

(意大利通讯)


(本文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39期,1981年1月20日。录入者prolefire)


  意大利的共产党,是世界上没有执掌全国政权的共产党。虽然它没有执掌全国政权,但在某些省份和某些城镇的选举中却取得了多数,执掌了当地的政府。例如在佛罗伦萨以南的格罗塞托省(Grosseto)的省政府就是在意共手里。福洛尼卡离著名的比萨斜塔不远,是一个度假的好去处,人口只有一万人。

  意共是一个不受苏联指挥的独立的共产党,为了表示它的独立,也为了重新评价苏联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的党内争论,他们又想起了那些在苏联至今仍受诅咒的联共老领袖们。今年六月间,他们在罗马郊区福拉多加的陶格里亚蒂学院(即意共中央党校)举行过一次替布哈林平反的讨论会。今年10月7日至11日,他们又在福洛尼卡举行了另一次“托洛茨基之死四十周年的国际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不是正式由意共召开的,而是由一个基金会:Giangiacomo Feltrinell Foundation发起的,但当地意共政府则供应飞机票、旅馆、伙食,以及其他开支。

  出席研讨会的人士,除了意共之外,还有来自美国、以色列、澳洲、法国、英国、西德、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等地的学者、专家和政治活动家,也有几位是托派组织第四国际的成员、法国托派组织“国际主义共产团”(Internatinalist Communist Organization)的成员和英国《批判》(Critique)杂志的编辑部成员。研讨会原本邀请苏联和东欧的历史学家来参加的,但遭拒绝。

  参加研讨会的人共提出三十篇论文,总括起来,大致分为六大部分,即:托洛茨基的政治和文化修养;托洛茨基与列宁;托洛茨基与十月革命;托洛茨基与苏联经济;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托洛茨基与第四国际。

  历史上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斯大林对托洛茨基诬蔑的坚冰已经开始消融。人们已经不再视托洛茨基是“叛徒”、“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走狗”或“法西斯主义帮凶”,而是还他以本来的面目,承认他是俄国革命中仅次于列宁的领袖,承认他是俄国红军之父,承认在斯大林所罗织的冤案、错案中所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

  但是那些来自各国的专家学者们自有一套见解。他们虽然对托洛茨基的为人和思想有着不同的看法,却一致地认为托洛茨基不是一个民主权利的保卫者,这因为他们看到喀琅施塔得暴动是托洛茨基下令镇压的,1921年职工会军事化的计划也是他倡议的。尤其是托洛茨基在他所写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中对红色恐怖和剥夺言论自由的辩解,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有些人甚至认为:如果托洛茨基继承列宁执政,势必也是一位铁腕领袖,在政治上将与斯大林相似,不会给苏联的社会以民主。

  托洛茨基对苏联社会官僚化的揭露,主要是在他失势之后,特别是1928年被驱逐出国之后,从这个时候起,他才开始确认苏联的十月革命在斯大林手里遭到堕落,形成了他的“堕落工人国家”的理论。

  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尤其是研究苏联自十月革命起到列宁之死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探讨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今天,共产党世界中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事实上在那个时期都已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十月革命成功的当天,便发生了言论自由和苏维埃内各党派合作问题的争论,后来,又发生了职工会问题的争论,经济建设路线的争论,文艺路线的争论。参与这些争论的,都是布尔什维克整辈代的精英,所以争论的内容原极丰富,水准也很高度,只因后来斯大林执政,将一切原始文献加以封锁和毁灭,对反对者进行残酷的镇压和打击,有意伪造历史,歪曲对方意见,使得当时十分精彩的争论及其真相湮没至今。

  谢谢欧洲共产党的独立运动,使得人们重新从斯大林神话的迷梦中走了出来,张开眼睛,开始重温那一时期的文献和历史,以清醒的头脑对它们进行新的评价。意共对布哈林的平反,福洛尼卡研讨会对托洛茨基的重新检讨,就是一个好的开端。如果这种重新检讨工作继续发展下去,深化下去,它将无疑会给今后社会主义的理论开辟更辽阔的前景。



对于“托洛茨基研讨会”通讯的补正

作者:王凡西(化名张家驹)



编辑先生:

  去年十月由意大利共产党间接召开的托洛茨基研讨会,本人并未参加,但有两位熟人却应邀参加了,听他们会后回英转述,会议讨论经过与贵刊卅九期登载的《罗马通讯》所报导者略有出入。兹为信实起见,用特致函补正如下:

  (1)李君通讯说:“……那些来自各国的专家学者们……一致地认为托洛茨基不是一个民主权利的保卫者。”这句话很容易给人家一个错误印象,仿佛全体到会的人“一致”同意这个说法。其实“专家学者”仅仅不过是参加会议的三类人之一,此外还有意共党员及其友人,以及各国有组织与无组织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第二类人中有同意此说的,而第三类参加者则一致表示反对的。

  (2)通讯说:“托洛茨基对苏联社会官僚化的揭露,主要是在他失势之后,特别是1928年被驱逐出国之后……”这里却是李君个人的发挥了。会议上根本没有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因为到会的既是“专家”,至少对托洛茨基反对苏联党内与政府内部官僚主义的斗争历史,都是一清二楚的。他们不会不知道托洛茨基反官僚与争民主的斗争主要开始于1923年。他们不会不知道在1923年初,列宁为了反对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主义与官僚机构,特别与托洛茨基结成过联盟。再说,说托洛茨基只在本人“失势”之后才揭露苏联社会的官僚化,那意思是说,如果托洛茨基不失势,他非但不会揭露,而且还会凭藉这个官僚机构,以巩固及延续其权势的。这未免厚诬托洛茨基!

  为证实我上面说的话,我举出1923年12月8日托洛茨基写的一封有名的信《新路向》,这是致各区党组织会议的,这信成为此后三头(斯大林、齐诺维也夫、加明涅夫)反托洛茨基的出发点,说他煽动青年反对党。他的信有如下段落:

  “……‘纯粹’、‘完全’、‘理想’的民主是不现实的,而且一般说,民主并非我们的目的。这是不容争辩的。但我们有同等的理由说:纯粹与绝对的集中主义是不现实的,而且与一个群众政党的性质不相容。它之不能成为我们的目的,正如党机关之不能成为目的一样。民主与集中是党组织底两个方面。问题是要在最正确的方式中,即是说,在最符合于局势的方式中,使二者协调起来。在最近时期,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平衡。重心被错误地放置于机关之中。党底创意力被减低至最小限度。……

  “……官僚主义杀害了创意力,以此妨碍了党底一般水平底提高。这是它主要的毛病。因为机关总是由最有经验与最有功绩的同志们组成,所以官僚主义最可悲的反拨作用,正发生在对青年一辈共产主义者的政治训练上。同时,因为青年人是党底最可靠的晴雨表,所以他们对党底官僚主义发生了最强烈的反应。

  一个布尔什维克不单是一个守纪律的人,他同时又是这样一个人:在每一情形与每一问题上都能造成他自己的一个坚决意见,能勇敢而独立地加以卫护,不仅反对敌人时如此,便是在他自己党内也能如此的。今天,他多半曾居于组织中的少数一边。他会服从多数的,因为这是他的党。但这并不常常表现出他就是在错误一边。多半是他比别人更早地看见了或懂得了一个新任务或一次转变底必要。……

  是的,如果我们的党分裂成几个小派别,将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不过想要胜利地克服小组织底危险,唯有发展和巩固那个走向工人民主的新路向。”

  根据上面的引述,可见反官僚斗争乃是托洛茨基失势的原因之一,绝非他失势的后果。敬请撰安!


张家驹于伦敦
1981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