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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七十年代”编者再谈几个问题

《七十年代往何处去?》第四篇

耕莘


· 一 先谈立场问题
· 二 谈谈无政府主义。一点交代
· 三 西班牙内战与无政府主义
· 四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又时髦起来了?
 




一 先谈立场问题


  读了“七0年代”编委会写给我的公开信,有很多话要说。因为那封信上除了直接答复我提出的若干问题之外,它更多地提出了有关乎当今革命运动的,亦可说有关乎今后人类命运的基本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不用说,都值得提出,都值得研究讨论。我十分愿意参加这个讨论,愿意发表我个人赞同或不赞同“复信”上所表示的意见;不过,要在一篇文章中全部谈到这些问题,即使是极不充分吧,也非数万字不可的。这样冗长的文字显然不适于在杂志上登载(我上次给杂志写的那封公开信,就已觉得过分冗长,颇不合适了);同时我刚巧又旧疾发作,握笔作文相当辛苦,因此决定先写一篇短文,谈谈我认为必须首先与立即讨论的问题;至于为“复信”所涉及的其他问题,有如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异同;马恩列托与斯毛之间的思想渊源;俄国革命堕落的经过及其原因;现代无政府主义与各个所谓“新左派”的理论基楚等等,我准备分别以一篇或二篇的简短文字,陆续谈谈我个人对于每一问题的看法。如果“七十年代”编委会不讨厌我这样做,我一定会“按部就班”地写出来,投寄“七十”发表。
  在这里,我首先要谈的是“七十”的立场问题。因为我给杂志编委诸君写公开信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就是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在“复信”的结尾处,我们见到了这样的声明:
  “最后,我们得强调:无论本刊编辑中有没有无政府主义者,本刊也绝不会关闭门户,紧守一家之说,本刊以后希望扮演的,是一个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势力,极权堕落了的社会主义阵营为出发点的激进论坛。更希望通过这个论坛,剌激更多人发表自已深思的意见,向一切恶势力挑战,并不惜以行动见证。”
  这一个关于立场的声明,我认为是一种很大的进步。比过去空洞地说只想扮演“一个公开论坛”的角色,不知要好多少了。编委诸君也许会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他们也许会说:“这个立场不是新的,我们从来就抱这样的态度。只是在过去我们没有明说,现在将它明白规定下来,并加以强调罢了。”
  我相信事情也正是如此。在过去,至少有一部分最积极作用的编委或赞助人,早已采取了最近被公开强调了的这个立场的。过去两年来以“七十年代”名义所曾采取的行动,大体上可以证明这一点。不过,我仍然以为最近这个公开声明是一大进步。因为,含糊地采取一个立场与明确地强调一个立场,毕竟是大不相同的两回事;前者是不甚自觉的、迂回动摇的、忽进忽退的立场,而后者则是自觉的、比较坚定的,有一贯趋向的立场。如果前者代表了“七十”的未曾成熟时期,那么后者多少表示出它已踏进行将成熟的阶段。
  因此,我欢迎并且支持这一个被强调了的“新”立场。
  不过我还不能完全拥护这个立场。
  首先我觉得,“不关闭门户”是对的。试看目前,无论左右,杂志无不御用,报章例必钦定,文纲繁密,言路堵塞。其势真是要把任何思想的种子,艺术的萌芽,都摧毁净尽,使人类回复到愚暗闭塞中去。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空气中,“七十年代”揭示出这样一个办杂志的方针,而且说到做到(不像某些号称“自由”或“中立”的杂志那样的言行不一),这当然是好事,是值得称赞与应该坚持的方针。因为尊重不同意见,乃是真正民主的基本精神之一,没有它便不能有任何民主。
  不过“不关闭门户”与不紧守一家之说,似乎不应该连在一起。不拒绝登载意见不同的文字——这是一回事;如果杂志的本身,至少编委会中的多数人,根本没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对人类社会一切重大问题没有一个共同看法,甚至不主张有一个共同看法,不仅自己没有定见,亦即没有确定的是非标准,那么光是开放门户,却只能让人觉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其结果是目迷五色,不知所从。有一个想法非常天真,仿佛“各方面竟见的总和便是真理”,或“真理等于各家学说相加,复以同数除之。”(编委会关于登载“杀人盈野”一文所持理由,我觉得颇近乎此),其实这是大谬不然的。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真理也首先具有阶级性的。所以这样的“开放门户”,将使杂志始终成为一个空谈俱乐部,成为各种牌子的学说的陈列室,甚至成为各家唾馀的公用痰盂;它非但在思想与行动上不能起什么积极的作用,而且还能起散布“病菌”的消极作用。
  如果“七十”编委员会中的多数已经发见了或信服了某一家思想。他们深信这个思想对于反对当前社会的最大祸害是良策,是最好的与最有效的武器,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紧守这个一家之说”?为什么不企图通过刊物,将这个真理广事传播,让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以便成为一个革命力量,以便真正完成“立场”中所宣布的那三项反对呢?找到了“真理”而不去“紧守”,那么对自己说是不够坚贞,对别人说是失责怠慢。同时就一个刊物说来,这是表示它不想真正有所行动的最清楚的标志。
  也许“七十”编委会诸君会说,目前我们中间意见分歧,根本还不曾有任何一家之说为我们中的多数所接受。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只是一个事实问题而非原则问题。这是“七十年代”目前事实上还不能采取某一种的“一家言”,并非在原则上反对“紧守一家之说”。团聚在“七十”周围的年青朋友们如果不甘愿始终陷于空谈,那我相信迟早会有一个“一家言”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接受之后,如果他们不以所接受的真理仅限于自我欣赏,那我相信他势必要去紧守它,一定会去不折不挠,反覆无间地推广它,藉使思想和群众结合起来的。
  然则“紧守一家之说”,是否会将杂志办成目前在“共产国家”中那种无生气的,千篇一律的,仅仅逐字逐句背诵伟大领袖“最高指示”的报刊呢?“七十”编委们一定会这样问。这个疑问是应该提出的。因为这样的问题好多年来早己为不少能思想的革命者所考虑,并且在实际上,他们早已找到正确的答案了。
  那答案便是如下规定的一种声明:“凡是由撰稿人具名的文章,不一定代表本刊的观点。本刊的共同观点,由社论表达之。”这样的声明你可以从第四国际所属的大多数支部的刊物上看到的。这个简单的声明,代表着非常不简单的一个斗争过程。它一方面反对着由斯大林主义者所实行的“最高指示”政策,另一方面又反对着各式资产阶级政派或小资产阶级政派所标榜的(事实上往往并不如此)所谓“自由论坛”。我相信,同时我诚恳地希望,“七十年代”今后也应该采取这样的编辑方针。这个方针如果套用编委会声明中的现成文字,那便是:
  “紧守一家之说”,却“不关闭门户”。
  究竟这个一家之说应该是哪一家学说?是无政府主义?是现有各家中的一派?还是要自创一家?那都是另一些问题,我们留待往后的文章里再谈。
  编委会立场中最具实质性的一点是:“本刊以后希望扮演的,是一个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势力,极权堕落了的社会主义阵营为出发点的激进论坛”。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一点。
  从表面与形式方面看,仿佛这样的说法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资本主义,资本帝国主义所推行的殖民地主义,以及以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极权官僚主义,确乎是目前国际社会中三个(其实只是两个,因为前两者是二而一的)最大的压迫力量,是人类今后进步的三个最凶恶的敌人。一切为被压迫民族自由与被剥削阶级解放而奋斗的革命者,不用说,都必须以此三者为反对对象。否则,他们便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但若我们想深一层,尤其是我们如果将问题从表面看入内心,从形式进入实质;从纯粹思辨的领域转入到实践的领域,那么,这样的提法便会显出它的不对,甚至会显出它的反动本质来。
  所以会如此,因为那个极权堕落了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帝国主义阵营,二者就其国家性质说并不相同,就人类社会制度说则代表着一前一后的发展阶段。
  为什么这两个阵营的国家性质不同?它们的不同又在什么地方?我在“公开信”里约略谈过,在后面接上来的文章里将要更加详细地讨论,此地不再多说。至于二者在历史发展的道路上代表着前后的阶段,那么问题是比较简单的。这些“堕落了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都是推翻了资本主义统治,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或推翻了帝国主义与落后半封建关系相结合的联合统治而建立起来的吗?这中间的代兴过程是有目共睹的,它们代表着历史发展上前后阶段的这一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可以引起争辩的只有这样一个问题:那个后起的阶段,比之于那个先行的阶段,究竟代表着历史的进潮呢,还是代表着历史的逆流?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你是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上,还要看你是从什么观点来看问题的。如果你属于旧时的占有阶级,如果你相信历史的发展,决定于“心智文明”方面的成就,那么你可能,甚至一定会说二类国家的取代不仅仅是“以暴易暴”,而且是“越变越坏”了。反之,如果你属于旧时的非占有阶级,或属于被剥削阶级,又若你相信历史的进步与否主要取决于物质生产力之是否获得解放与提高,那么,你纵使对后一类国家感觉到有多么大的不满,你还会承认它们终究代表着历史的进步而非退步。
  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相信阶级斗争在过去曾经是、在今后长的时间内还将是进步的动力;换句话说:凡是被压迫阶级起来推翻压迫阶级总是进步的。同时我又相信: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提高乃是判断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是否进步的主要的(虽然不是唯一的)标准。从这样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很显然,我绝不赞成成将一方面的资本帝国主义和另一方面的极权堕落了的社会主义,放在一个平面上,将它们看成半斤八两。因为在前一个阵营的国家(我们暂且不谈那所谓第三世界的情形)里,存在着成了目前人类进步最大阻力的生产工具私有制,而在后一类国家里,却已推翻了这个私有制,代之而起的乃是一种集体所有制与公有制,虽然在政治上,那些起来推翻了旧阶级统治的劳动大众,并不能真正“当家作主”却处在官僚们的极权统治之下。
  在这样一种具体的历史情形中,我们——以全世界不断革命为已任的人——在那些“极权堕落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应该负起的革命任务,当然与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所负担的不同。在前一类国家中,因为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业已完成,今后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政治性的革命,去推翻官僚统治,去恢复并实施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民主;至于在后一类国家中,革命者的任务首先就是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行经济上与政治上双管齐下的革命。
  既然革命的任务不同,性质不同,那么革命者的态度与他们凭以革命的手段当然要随之而有所不同的。
  在这里,采取“一律打倒”的办法显然不对的。如果在这两个阵营发生了冲突或战争之时,采取“不作左右袒”的“中立态度”则更是既错误而又有害的。
  试想想,在美帝国主义与古巴的冲突中,我们应该保持中立吗?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的战争中,我们能够“不作左右袒”吗?一旦美国或者日本和中国打起仗来,我们能不保卫中国吗?当然不应该,当然不能够。但是在目前,我们却看见不少自以为摆脱了一切革命“教条”的所谓“左派”从他们“新发现的理论”出发,恰好要在极权官僚统治的国家和帝国主义者所统治的国家之间,划上一个等号哩。这样一等,事实上可变成“形极左而实极右”的勾当了。
  这次“七十”编委会所强调的那个立场,在文字的叙述上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极权堕落的社会主义顺次排列在一起;我希望,他们这样做的本意并非要在前二类国家与后一类国家之间完全等同起来。如果我这个希望不会落空,那么我更希望,为使人们不发生误会起见,编委会还得明白地指出上述二类国家本质上的不同。并且明白地说出我们对二者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我们用以反对二者的不同方法。




二 谈谈无政府主义。一点交代


  在我写给本刊编委会的公开信(见第二十五期)中,曾经顺带地谈及无政府主义,这回却想比较专门地谈谈它,不过,在进入正文之前,想先说明一切与我们讨论多少有关的小问题。
  编委会给我的“覆信”说:“耕莘君……只表示不赞同这些观点,但是没有逐一解释,他只举出几个中外无政府主义者个人的“错误”行为,然后说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出乖露丑”的行为,应由无政府主义本身来负责。……”
  为什么我要举出几个(特别是中国的几个)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行为呢?是否为了要避免解释理论问题?是否想简单以某几个人的出乖露丑来证明无政府主义本身的破产?并不。
  原因是从“七十年代”(第二十四期)介绍无政府主义的“编者按”中来的。按语说:“…原来早在七十年前,无政府主义已开始在中国生根了。然而,我们何尝在学校中读过这样的一段历史!现在反而要由一个外国人告诉我们。本来,我们理应把那篇文译成中文,但由于缺乏资料,无法稽考人物姓名。所以只好原文照刊。”
  我在长信中所讲的几个故事,主要就是想多少弥补编者的缺憾,想供给他们一些一时无法稽考的资料。一个添长了几年的老人,是有责任将亲眼见过的事情告诉求知欲旺盛的年青朋友的。
  读了故事之后,我接着说:“中西无政府主义者那些头面人物如此出乖露丑,到底是否要无政府主义本身来负责呢?在个别的情形中虽然不能这样说,但是在基本原则上却可以这样说。”我这里的解释不够明白,应该补充几句。在人和思想(此地指某一形成为学派或政派的思想体系)之间,一般说,存在着这样一种相互关系。一方面是人选择思想,另一方面又是思想选择人。是什么性格与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的人就会选择怎么样的思想;同时,怎么样的思想,会选择到什么性格的和忠于什么阶级的人。自然,这样的关系决非绝对。因为人会变,思想也会变。人可以朝秦暮楚,而不再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一度曾经进步过的思想,也可以变成反动的。此外,人和思想之间偶然结错了姻缘的事,则更是常常有之。不过这些变的因素却总不能根本否定一个相当可以确定的规律,那就是:在某时代确乎正确的与代表进步的思想,总可以选择到该时代中最优秀与最进步的人(至少能争取到其中的大多数);而错误与反动的思想也自能找到志趣与之相投的人。
  因此,就某一思想的代表人物来认识一个思想,或就某一思想来评量其代表人物,虽非唯一正确之道,却总不失为诸道之一。
  “复言”举出斯大林对革命团体与革命者的诬蔑,作为不能以人论思想的理由,那是站不住的。因为在这里具有决定性的问题是:我们所讲的关于中外各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的故事,到底是事实还是诬蔑。
  交代了这一点之后,接下来还有一声明;在“公开信”里,我虽然不会将我不赞成各派无政府主义观点的理由逐一解释,但决非不会“触及问题的核心”。在论“无政府主义能否建立更好的新制度?”一节中,我曾经提出了五个问题。这虽然不是从正面立论,但我相信,那五个问题已经包括了对于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思想的批评,特别包括了对它有关社会革命的战略思想的批评。这些批评自然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充分发挥;不过在这篇文字中却不准备阐明了。对于那些真有兴趣于无政府主义的读者们,我希望,当他们阅读本篇之时,能拿该文的有关段落来加以参考。

巴枯宁主义及其基本精神


  我说这回要比较专门地谈谈无政府主义,怎样的专门法呢?当然,我并不想像编写教科书那样,上自中国的老子,希腊的齐诺,中经中世纪的阿尔巴主教,以及十七、八世纪英国和法国那些素朴的无政府思想与托邦社会主义,下迄托尔斯泰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直至蒲鲁东、巴枯宁与克洛泡特金诸人的“科学的”无政府主义,逐一介绍,逐一评论。我不能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做。这种全面的专门研究,自有其本身价值在,自应由专门的学者去从事。但决非像我这样的人——一个与学者无缘,学一点理论仅仅为了要实行的人所应该做与必须做的。
  其实,从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出发,要想确定究竟是哪一种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抑或无政府主义,真能推翻资本统治,真能保持革命胜利,并继续推进与扩大这种胜利以至于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根本无须回溯得很远,追究得很广。只要研究巴枯宁的思想就够了。因为在古往今来的无政府思想的流派中,巴枯宁主义,据我个人之见,仍是“集大成的”。它在所有的流派中最接近实际的革命斗争,具有较多的战斗性格。
  故若无政府主义确能解决现代革命的诸大问题,那么这个无政府主义定然是巴枯宁主义(或从它那里发展出来的一个流派);反之,如果连巴枯宁主义都被证明为无济于事的“纸斧”了,那么其他派别的无政府主义就更不在话下。
  因此我这里只想谈谈巴枯宁主义。不过即使对于巴枯宁主义,也不想全面地谈,而只谈它的基本特点,谈巴枯宁思想方法的一些主要特征。
  大家知道,巴枯宁曾经是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朋友;是他将“共产党宣言”首次译成俄文,并且出版了的。后来他还打算译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光凭这么一点关系,人们就不难想像他曾经受了马克思思想的不小影响。无怪他还自称为“唯物论者”哩。在一般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上,特别在一方面对无政府主义和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他曾经给自己规定过这样一个地位。他是取蒲鲁东与马克思之长,却舍弃了二人之短。以此完成了自己的系统的。他在一方面“发展了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学说,使它摆脱了一切教条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渣滓”;另一方面,他从马克思那里学会了“以科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历史中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它的基础”。这样,“他实现了两个学说的最高统一”。(见梅林著“马克思传”,中译本第506页。)
  事实上是否如此呢?梅林说:并不。他说这不过是巴枯宁的“一种彻头彻尾的自我欺骗罢了”。
  要知道梅林所下的这个判断是否公平(就巴枯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我们在这里不涉及巴枯宁对蒲鲁东的关系)且让我们看看巴枯宁自己介绍的他的思想“基础”。
  在他著作的“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有如下的话:
  “由于确信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多少被历史所发展了的本能中,在自己的迫切需要中,以及在自己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企望中,具有未来正常组织的一切因素,所以我们在人民之中寻找这个真理(社会组织);而由于任何“国家”权力、任何政府、按其实质、按其地位说来都是被置于人民之外和人民之上的,因此必然要力图使人民服从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制度和目的,所以我们宣布自己是任何政府权力、“国家”权力的敌人,是一切“国家”结构的敌人……这样是社会革命者的信念,为此人们称我们为无政府主义者。(转引自马克思摘录兼评注的巴书“摘要”,中译本第三十三页。)
  这里所说的无政府主义,所以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两个基本信念,也就是巴枯宁主义的思想基础。请大家看看:这个“基础”里是否含有“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成分。
  说“未来正常社会组织”的“一切因素”,全都具备在“人民群众的本能”中,具备在他们“迫切的需要中”具备在他们“自己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企望”中——这种说法与唯物史观有什么共同之点呢?不错,巴枯宁在“本能”的上面加上了一个形容词:“多少被历史所发展了的”。其意即是说:他所指的本能并非属于原始人或简单人的。但这样也改变不了问题的本质。为什么在现代人(我们姑且不谈历史上其他时代的人)的“本能”、“需要”与“企望”中会“具有未来正常社会”(按即未来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因素”?到底是怎样的“历史”,是怎样的社会力量,这些力量又是怎样地作用着,才在“人民群众”的“本能”之中发展出“一切因素”来?还有,历史在“人民”中间发展他们的本能,在任何时代并对一切人等发展同样的本能呢,还是在不同时代对不同的阶级,对不同的民族,发展出不同的本能,因而形成他们不同的“需要”,不同的“企望”?对于这些问题,巴枯宁除了以神秘方式谈及民族特点之外,根本不曾考虑过,当然更不会提出过正确的答案。
  这位“共产党宣言”的俄文译者显然不会真正取得马克思之所长。因为不然的话,他决不会宣称未来社会的一切因素具备于人民的本能之中,而且他多少会懂得,只有从现存社会之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从由此关系所形成的阶级关系中,才能寻找出“未来正常社会”的“因素”(当然不是“一切因素”)
  至于说“任何“国家”,任何政府,按其实质按其地位说都是被置于人民之外和人民之上……”这个说法与历史的唯物论相去更不可以道里计。依巴枯宁之见,“国家”与政府正是完全存在于人民之上和人民之外的一个怪物;它是某一或某些野心家的发明。他不知道或不愿知道,国家与政府正是从“人民”的内部关系中发生出来的。它是某一个社会有了私产制度,有了阶级分化,因此进行着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因此,只要存在着阶级的统治与剥削,便一定会有国家和政府的存在。国家的“实质”在于它是阶级斗争中的一件最有力的武器;政府“地位”则永远被置于统治阶级一边的。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府是一种神话,与一切阶级为敌的“国家”也不曾有过。任何国家都有明显的阶级性,都是主要代表某一阶级(或此一阶级的特殊部分)的利益去压迫和剥削其他阶级的。在过去,它曾经代表过地主、封建主与资本家去镇压奴隶、农奴与工人大众;今后,它也可以代表一切劳动大众去镇压过去的种种剥削者,不让他们复辟。自然,在前后两个情形中,国家性质及其结构都会大大不同的。总之,国家既不是人们任意想出来的坏制度,它也不可能让人任意废除的一个物件。它是历史的产物,有其起源,也将有其死灭;但它必须随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的消灭而消灭,绝不会因人们的反对而消灭的。
  巴枯宁对于“人民本能”的看法是十足唯心的,因为他完全不懂得社会的经济关系对于“本能”之类的决定力;巴枯宁对于国家的看法则是非历史的,因为他根本不认识国家的起源和发展,他根本不懂得国家具有阶级性这个“实质”。
  梅林没有冤枉巴枯宁。这位无政府主义的大师自以为学于马克思而胜于马克思,其实不过是“自我欺骗”了。
  站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巴枯宁当然无法正确了解社会革命的。关于这方面的错误,马克思有过如下的批评:
  “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由于在此以前存在过的一切发达的和不发达的经济形式都包括了劳动(不论雇用工人、农民等等)的奴役,所以他认为,在这一切形式下,彻底的革命同样都是可能的。不仅如此!他希望,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要根据俄国或斯拉夫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水平来进行,并且不要超过这个水平……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见上引“摘要”第四十页。加重圈是原有的。)
  这几句言简意赅的评语,将巴枯宁那个非历史的与主观的、因而是唯心的社会革命观,充分地揭露出来了。他这里抓住了巴枯宁主义的整个错误根源。
  因为不会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来看一般的政治和特殊的革命,所以巴枯宁把一切社会形式中的一切革命的性质等同起来。同时,他将一切革命的价值归结到一点,即归结到反奴役或反权威这一点。这样一归结,在巴枯宁的心目中,无论是纵的历史,或横的社会,都非常简单了。它们中间,不论在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只有一个矛盾,就只有奴役(权威),与被奴役(人民)之间的矛盾。在他的革命观中,无论是那一类被奴役者的反抗(不论在那一时代或那一国家)都可以实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即实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革命;同时,无论那一类权威(政府)——不问它代表什么阶级,也不问它在社会或民族的政治或经济方面是推动进步抑或拉向后退——总之,只要是权威,就必须反对,就必须打倒。
  到这样一个立场应用到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的斗争中去,又怎能不可笑、格格不入与错误百出呢?下面请看巴枯宁思想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一个例子。

关于德国的统一


  当年俾斯麦站在普鲁士大贵族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由上而下地,用战争和外交手段来进行德国的统一。这个运动,马克思认为有其“客观上的进步意义”(注1)这即是说,它意味着普鲁士晚起的大资产阶级,用他们自己的反动方法,多少完成着在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曾经以革命方法来完成过的民主任务。但在同时,站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的立场上,着眼于国际社会主义的革命,马克思绝不因此而拥护俾斯麦,绝不与德国的贵族资产阶级相妥协,他不但要推翻俾斯麦,而且要推翻俾斯麦所代表的德国贵族资产阶级的统治。
  马克思这个态度充分表示出他的历史观点与辩证观点。依照历史观点,他认识并承认德国统一运动的“好处”。因为统一的德国比之于分裂的德国,对整个德国的生产力的提高,对德国阶级斗争的开展,对德国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前途说来,都是有益的。依照他的辩证观点,马克思认为承认俾斯麦领导的统一运动有其“好的一面”是一回事,在政治上是否拥护俾斯麦则是另一回事。承认“客观的好处”,绝不妨碍马克思反对俾斯麦对于工人阶级所实行的反动政策,绝不妨碍他将俾斯麦看作德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敌,因而绝不妨碍他主张推翻俾斯麦。
  可是既不懂唯物史观又不懂辩证法的巴枯宁,却大喜过望地在这问题上看出马克思的“错误”与“荒谬”了。“马克思一方面承认俾斯麦是革命者……同时却又幻想推翻俾斯麦”。(见同上引书第48页。)因为在他看来,说俾斯麦的某一做法具有若干客观的或历史的进步性。便等于“承认俾斯麦是革命者”;承认了俾斯麦是“革命者”,便不该“幻想去推翻”他。马克思将反动头子认作“革命者”是“错误”与“反动的”;承认了人家是“革命”而又“幻想”去推翻他则是“不合逻辑的”。为要进一步证明马克思的“不合逻辑”,他就举出拉萨尔的事情来。
  拉萨尔是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在某一意义上,亦可说是马克思的弟子。然而他,正如梅林所说:“从来不曾充分地掌握他们(按:指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见“马克思传”中译本第392页。)他觉得,既然统一德国的运动对于德国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都有好处,那么和此一运动的执行者俾斯麦取得一些妥协是可以的,甚至应该的。于是拉萨尔在事实上和这个德意志的“铁血宰相”勾搭上了。对于这件事,马克思当然竭力反对。
  巴枯宁却出来“主持公道”了,认为马克思不该攻击拉萨尔。依他之见,马克思既然主张“统一的、暴力集权的国家”作为马氏学生的拉萨尔所“希望的(也)是这一种国家”,那么现在“俾斯麦已经做到了,他们怎么会不联合起来呢?”在这件事上,巴枯宁以为拉萨尔是忠实地与合乎逻辑地实行了老师的教训;而老师之出来反对,却是以夫子之矛,攻夫子之盾。为什么马克思会“自相矛盾”呢?巴枯宁又进而解释道:“大概因为俾斯麦在国家中占据着在马克思先生看来应当属于他本人的首位”吧。(以上各引句,均见“摘要”中文本第48页。)
  原来如此!马克思之所以要推翻俾斯麦,竟是为了他本人当不上德意志国的宰相之故!妙极了!
  但正是这段妙论充分暴露了巴枯宁自己的“逻辑”:你反对俾斯麦,你就得根本反对由他实现的德国统一;你承认德国统一会带来任何意义的一点好处,那你就得拜伏在俾斯麦的脚下!
  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历史观点,更没有一丝一毫的辩证方法。有的,只是最庸俗的“现实政治”的眼光,只是最肤浅的形式逻辑的推理。拉萨尔就是因为遵循了同样的看法与逻辑,竟致违反了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利益的。
  那末比拉萨尔更有系统与更为自觉地运用这种思想方法的巴枯宁,是否大有害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呢?当然是的。有何事实根据?多得很,不过我们这里不想扯得太远,这里且谈谈最近三四十年来发生于中国的两件大事,谈谈中国的巴枯宁主义者对这两件大事所抱的错误态度。那两件大事便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

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抗战采取了什么态度。我不知道。因为在抗战期间或抗战以后,我都不曾看见过他们有关此一问题的任何文件。这,我想由于我的接触面小者少些,由于他们根本没有活动(甚至根本称不上存在)者多些。老实招认,还是看了第二十五期“七十年代”那篇谈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英文文章,我才第一次知道中国无政府主义对抗战有过态度以及有什么态度?兹将文章的这一节翻译如下:(注2)
  “无政府主义派“对抗战”作何反应,无法说。许多人强烈地觉得这是一次民族解放战争,但他们对于那些反日的力量不存有任何幻想。不过人们不妨假定,一般说来,他们是采取了反战态度的;人们普通都假定这个态度实际上便是他们的态度。事实上,他们的力量已减弱为少数几个死硬的核心小组,它们觉得自己的迫切需要是要保持他们这个运动的本性。”
  从这一段不甚明确的记载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至少其中最纯正坚强的份子(即不像巴金那样被认为“柔弱”的份子),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忠于巴枯宁的。他们“采取了反战态度”。理由:因为他们“对于那些反日的力量不存有任何幻想”,这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当时作为中国抗日主要力量的二大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是用集权官僚的政府来压迫人民的,所以他们在日帝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起而反抗的战争中拒绝作左右袒,他们反对双方,他们反对战争的本身。
  这样的态度确实符合巴枯宁主义的正统:反对官僚集权的政府,因而反对由这个政府领导的战争。至于中国方面的战争具有进步的性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政府在某些历史条件压迫之下,有时仍可以领导或控制一个客观上进步的战争;真正的革命者在未能取代这个反动政府之前,同时也正是为了要取得推翻这个反动政府的权利,他们得积极拥护与参加这个战争;这样的拥护战争绝对不等于拥护那控制着战争的反动政府……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中外巴枯宁主义者的思想中,当然是“不合逻辑”的或“不切实际”的。
  可惜,他们合逻辑的与切实际的立场,如果真的实行出来(幸而那时根本不曾有死硬的无政府主义者去实行),将不仅违反中国民族的利益,不仅违反乎中国工农革命的利益,而且也违反了日本工农革命的利益呢。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国共二党内战的态度和他们对于抗战的态度一样,始终不曾有正式文件让我们看见过。因此,非常引以为憾的,我又只能从上面译引过的那篇英文文章中再译引一节,以见一般: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说来,当然,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是些军阀吧了,要和这些人联合这个念头,那是从来不会在他们心中转过的。如果他们必须在蒋氏或毛氏的政权之下选择居住之所,那末他们的决定决非因为对任何一方较有好感。”
  这个极其空洞的说法,不用说,很难算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共二党的态度。不过大体上我们总可以从中获得一点印象:蒋毛二家代表了二派军阀,他们同样压迫民众,同样榨取工农,所以对革命者说来二者乃一丘之貉,根本谈不上谁比谁好,或谁比谁坏。
  将左右二方各打五十大板,这样的“公正”态度或“超然”态度,如果真正是中国巴枯宁信徒们的立场,那不但糊涂与反动透顶,甚至还有玷祖门哩。因为巴枯宁虽然反对马克思的“教条”但他有时还说到一点阶级的;至于现代的无政府主义者,诚如编委会的覆信所说:“并不反对运用阶级分析”。可是依照上引的立场,哪里还有丝毫阶级分析的痕迹?将人家骂成“军阀”,怒斥双方都是混蛋,这是让历史大事变打昏了头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勃发,一点没有革命社会主义者的气味。如果是认真忠于社会主义的革命者,谈到国共二家的“优劣异同”问题之时,首先必须从二者对于帝国主义的态度,从二者对于中国落后的土地关系的态度,以及从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态度来判断的。如果你从这三个标准来判断,那末不管你对中共政权的官僚抱着多么大的反感,你却不得不承认中共比国民党好得多,不得不承认中共之打倒国民党是一种进步的革命,因为,中共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事实上,扩清了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改变了中国半封建的土地关系,终止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占有制与生产关系,使国民经济遵循着初步计划经济的轨道前进,并联大大提高了整个工农业的生产力。
  不错,中共因为深深陷入斯大林主义的泥淖,政治上错误迭出,组织上官僚专制,以致在这三方面虽然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绩,但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走过了不少弯曲的冤枉路;同时中共的官僚制度再向前发展下去,不但阻碍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前进,而且有断送革命已有成果之虞。为此,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反对中共的官僚化,甚至需要一次新的政治革命来打倒它。
  但虽然如此,至少截至目前为止,即在中共尚未将我们上述三方面的成就断送之前,我们怎么也不能将中共和国民党放在一个平面上。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用“军阀”或暴君等等含义不清的名词将二者等同起来。
  不从唯物史观看问题,不站在阶级立场上论是非,光凭形式的集权、压迫等等来衡量一个政权,不管你主观上怎样以革命者自居,不管你怎样以最彻底的社会主义者自命,结果总只能让你陷进可笑、荒谬与反动的泥淖中去。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遵循了巴枯宁非历史辩证的观点,在中国近代的两件大事上,便都掉进了这样的泥淖。
  (我愿意再声明一次:这里所批评的关于中外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中国抗战与国共内战的态度,并非根据正式与直接的文献。虽然如果将巴枯宁主义的基本立场忠实地,亦即“合乎逻辑地”应用到上面提到的两件大事上去,其错误与荒谬之处,我相信不会离我们所指出者很远。)

无政府主义与暴力问题


  最后,我还想约略谈谈:无政府主义与暴力的问题。
  多少年来,在一切统治阶级的宣传文字中,无政府主义都被用作暴力行为的同义词。其实这是不符事实的。这是统治者的一种反动阴谋。一般说来,与其说无政府主义迷信或滥用暴力,不如相反,说它反对应用暴力倒近乎实情些,在这一点上,克洛泡特金曾经说过,无政府主义者采取暴力手段是被动的,是为统治者的高压(乱施酷刑与任意枪杀)所逼成的。它是一部分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者,因为受到反动统治的血腥迫害而实行的报复手段。所以暴力并非无政府主义的本质。我同意克洛泡特金的这个看法,因为自从19世纪80年代以还,无政府主义者以暴反暴的全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这还不是我说“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暴力”的全部意思。
  暴力是否可以用作社会革命的手段?对于这样一个空泛的问题,诚然,各派无政府主义者有不同的回答。有的根本反对,有的不完全反对,有的则表示赞成。但若问深一层,把问题从更为具体的方式提出来,譬如,我们以如下方式发问:为了终于能以革命的暴力去推翻反动的暴力,革命者方面是否必须在长时间内,由一个革命政党,特别由该党的领导机构,将此问题联系着一般群众革命运动的进展,经常研究,不断注意,以便当革命高潮来临之后,当它达到某一成熟阶段时,能够既不过早,又不太迟地准备和实行胜利的武装起义?对于这样的问题,我相信,那些原则上赞成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未必会给以肯定的答复了。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样子的积聚、准备、组织与应用暴力,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自愿”,“反对自上而下的权威”等等崇高原则不相容。再,我们如果这样提出问题:当革命已经推翻了旧有统治(姑不论它是怎样被推翻的),革命者是否必须组成政权形式的暴力机构,才能镇压反革命的复辟,才能保持与发展革命的胜利呢?对于这个问题,那么任何一派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坚决地以为不可了。因为谁若同意这样做,谁就不再是无政府主义者。
  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者中的暴力论者,能够容许与表示赞成的只有两种特殊形式的暴力,一种是群众自发的暴力,另一种便是个人单干的暴力,即个人恐怖行动。可是这两种暴力,我们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历史给我们看过太多的例子),其实是算不得真正革命暴力的。因为它们非但不能有效地打败统治者的暴力,反而会助长或增强反动派的暴力。
  无政府主义派的“暴力论者”不容许有组织、有领导、有准备因而有计划的,为夺取政权而实行的群众性的革命暴力。他们更绝不容许为保障革命胜利而组成政权形式的革命暴力。否定了这种真正有效的暴力,尽管他们口头上多么地看重暴力,事实上却仍旧是非暴力论者,不,他们甚至比非暴力论者更坏,因为他们所容许与所采取的暴力,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说来,或者是一无帮助,或者是有百弊无一利的。因为非暴力的反抗运动,在某一限度之内,能够唤起群众运动,并且能够在客观上教育群众,以致让群众摆脱非暴力的幻想,走向真正有力的革命斗争;可是个人的暴力行为与那只许群众自杀、反对一切“外来控制”的暴力,其结果总只能是:或者从徒然浪掷宝贵的革命力量,或者,事实上帮助统治者镇压群众的革命起义。
  说到这里,有人多半会这样来问我:“你知不知道有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工团主义?你知不知道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和他们所领导的工会在西班牙内战中起的作用?如果知道,又怎能说无政府主义者否定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性的暴力呢?”
  这样的反问提得合适,我正想谈到它们。不过,在这篇文章里是不能谈了,篇幅已占得很多,且待下回分解吧。

1972年7月10日





三 西班牙内战与无政府主义


  自从西班牙的内战结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3年。这一件曾经引起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士关注的大事,对于今天的年青人说来,却简直比数百年前的历史还要陌生。因为较远的历史总已多多少少,并且好好坏坏地让历史家记载下来,让人们编进教科书,以致让青年人可以在学校里读到一点了。可是这段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事,好像(我不敢说一定)还不曾以教材形式与年青人接触过。
  那么怎样谈论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呢?
  不管多么简单,总得先讲一点那次内战的经过,而且还得一般地稍微介绍一点西班牙。

西班牙革命的背景


  在15、16世纪,西班牙是一个先进国家。读过西洋史的人都知道,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就是受当时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帮助而远航的。这表示当时西班牙的工商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它的统治者有向外扩张的需要了。此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它始终是海上一霸,到处劫掠,欺凌弱小,领土几乎偏天下。可是,打从18世纪起,它却先后为其他欧洲国家所赶上,以致到了20世纪初,它非但不再是什么强国,而竟是全欧洲最落后国家之一了。
  这里面的盛衰之理是非常复杂的,不过顶重要与顶基本的一点,乃在于西班牙这个古老国家根本不曾经历过相当彻底的民主革命。它那发达得较早的工商业,始终建立在国内非常落后的、封建式的农业基础之上,顽固地拒作任何改变。这就妨碍了它真正发展成为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妨碍了它无论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真正成为现代化的国家。
  同样原因,又造成了西班牙国内矛盾的异常紧张。
  直到目前,西班牙仍旧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每年国民收入的一半上来自农业,三分这二的出口货物为农产品,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以农为主。土地分割的落后情形居全欧之冠,三分之一土地为大地主所拥有,这些大地主是教会与贵族,而这些土地又是全国最肥沃的,它们有几处竟囊括整整半个省份的面积。其余三分之一分散于众多小地主之手;另外的三分之一则分属于五百万个农户。这些土地大多干旱贫瘠,面积分得极为细小,以致农民们辛勤终年,不够一饱,不得不同时替地主打工,或租佃地主土地来耕种。
  工业以纺织业居首,其次是开矿与冶炼等业。它们的规模都不很大,纺织业约拥有三十万工人,开矿与冶炼各约十万余人。要使这些工业向前发展,首先得造成一个更好更大的国内市场,这也就是说,首先得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从可怜的贫困状态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有余钱购买较多的工业品。可是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根本改革全国的土地关系,必须实行土地革命。
  要实行土地革命(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当然要损害到地主的利益,因而必然要遭到那教会与贵族组成的大地主们的坚决反对,至于那些资产阶级呢,按说,他们为了工业发展的利益,应该出来提倡或推动这种革命,或至少进行改革的。可是实际上并不如此,因为那些工厂主与矿场主,如果不是同时就是地主,便是与地主们密切联系的人。他们不会反对地主,至少不会坚决地反对地主。透过银行资本这个中介(由于一方面的地产抵押,另方面的工业放款),二者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就这样,近百年来,西班牙的社会便形成了这样一种激烈冲突的阶级分化:一方面是地主与大资本家,他们凭借着教会、军队、银行等等力量,维持着一个极端落后与反动的国家机构,对广大工农实行了惨酷野蛮的剥削统治;另一方面是成千万贫苦农民,特别是那些在大庄园中耕作的农业工人,在数十万现代工业的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不断进行反饥饿、反压迫、与反剥削的种种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立的西班牙带来了很大的好处。由于大战造成了世界市场的空隙,西班牙的工农业产品,尤其是农产品,都有了新的出路,发了不少财,因此相当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可是大战一停止,西班牙的工农业产品很快被再度挤出世界市场。经济和社会危机以比战前远为强大的力量暴发出来,阶级对立以更加尖锐的方式转化为激烈的斗争。统治阶级想以加重压榨的办法来克服危机,被压榨的但是增强了力量和信心的工农大众以革命行动来回答。压榨和反压榨,进攻和反攻,层出不穷,一浪高过一浪,一次激烈过一次,这情形首先促成了以里维拉为首的军事独裁。它以赤裸裸的镇压,配上极度虚伪的一点改良,企图解决当前危机,这当然不会成功,所以到了1930年,工农反抗的怒潮,配合着世界经济大恐慌而发生的西班牙国内的新的危机,终于冲走了里维拉的独裁政府,并且在次一年,还结束了布尔旁王朝在西班牙的长久统治,赶走了国王,成立了共和国。
  这样,开始了近代史上有名的一次革命;更正确地说,开始了西班牙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一场长期斗争。
  要详细地叙述这场斗争的经过,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办,这也不是本文所想做的。因此在这里,我只想简略地指出一下那整段历史的三个时期。

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起自1931年,迄于33年,其主要特征是工农大众继长增高的兴起,不断地左倾。他们不以政制之易君主为共和而感到满足,却要更进一步,再接再励,凭他们本身行动的力量,去撼动旧社会的物质的基础,去触动旧统治最神圣的支柱。在这样的情形下,反革命的教会、军官、大地主与大资产阶级的雄厚势力急起反击,处处与革命对抗。以柴摩拉为总统,并以阿柴那为总理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名义上标榜中间的路线,而实则袒右反左,企图将革命运动严格限制在共和派的框框内,不许触犯任何财产的私有制度。这些“左派”资产阶级的立场不幸又得到工农领导组织——西班牙的无政府党与社会党的上层份子的支持,竭力抑制受他们影响的群众的“过火”行动,以致结果,反革命势力日益猖狂,终于在1933年秋天,解散国会,成立半法西斯党人赖洛斯为首的右派政府,使西班牙革命进入了大反动的阶段。
  第二个时期是从1933年秋至1935年底结束的所谓“黑色的两年”。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反革命的暂时奏凯与得意忘形,他们的得势首先得归功于革命群众被“左派共和派”资产阶级所抑制与为自己领袖们所迷惑。事实上革命势力并未遭到挫败的。可是反革命的右派“激进党”人一旦掌握了政权,却想一下子扼杀整个革命。他们急不及待地实行反动,用尽力量去铲除过去二年之中所完成的,立法上、政治上乃至社会上种种或大或小的进步措施。首先恢复教会的特权,新宪法(其实远不算什么革命的,甚至还不是民主的,辟如:总统的权力就赋予得过分的大)所规定的种种民权停止实行了,比较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法重订了,允诺给加泰隆尼亚的自治又收回了……,同时,他们还公然让过去独裁者维里拉之子成立法西斯党,右派的大头子季尔·诺勃尔则在国会中大肆活动……结果,加泰隆尼亚实行独立,阿斯土里亚发动起义,它们虽然都遭到中央政府的残酷镇压(尤其在后一地区,因起义被杀害者有一千三百三十五人,伤者达二千八百余人),但是过分露骨与凶残的反动,恰恰激起了一时被欺蒙而并未击败的革命大众。工农和一般下层劳动者的斗争再度活跃起来,终于使那个估错了力量的右派政府维持不下去了,西班牙革命于是进入第三个时期。
  这个第三时期便是所谓人民阵线时期。它以前任总理左派共和党领袖阿柴那为中心,联合了其他三个资产阶级政党,再加上社会党、共产党、无政府主义党、以及被称为托派(其实不是)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结成选举同盟,在1936年2月16日的大选中赢得了压倒性胜利,组成了一个左倾资产阶级政府。当大选胜利消息一经宣布,全国立即卷入狂欢的革命浪潮中了。人们冲向监狱,打开牢门,放走了一切在“黑色二年”中被投进监狱的政治犯。农民们自动没收土地,不理会法律禁阻;工人们更是信心百倍,起来跟往日的压榨者算帐,据统计,从是年二月至六月这四个月中,发生总罢工113次,局部罢工218次,同时被群众捣毁的教堂有170座,焚毁的军官和贵族们的俱乐部有69家。光凭这几个数字就可以看出当时革命潮流的如何高涨了。
  右边的反革命势力既然失败于选举,复遭受工农大众的进攻,便积极在军事方面准备反扑。这时候,如果那个由“人民阵线”拥上台的政府能够顺从(且不说领导)群众的革命,不去设法阻挠与禁止他们的斗争,那么很显然,反革命的军事阴谋是能够先制止的。可是事实上,这个右派政府非但不帮助群众去彻底打击反动派,甚至还有意去包庇反动派。至于那些未曾入阁的社会党人、共产党人、无政府党人的上层领袖们,则深怕自己群众的过火行动逾越了“人民阵线的共同纲领”,拼命拉住群众,要他们静待“革命政府”用立法来替他们解决问题。
  在这一进一退之间,公然打着法西斯旗巾的军事叛变,便在七月十七日爆发出来了。佛朗可将军率军叛变于西班牙属地摩洛哥,号召全军全民起来,共建“古老神圣”的西班牙。资产阶级的“左派”政府面对叛乱,手足无措,掩饰真情,以防工人大众的激烈反响,另一方面讨好右派想与叛军妥协,以致三日之内,全西班牙约共五十个卫戍区的军队都附和了法西斯,其中只有两个地方例外,那就是马德里与巴塞洛那。在那两个城市里,力量雄厚而富有战斗传统的工人阶级与一般的劳苦大众,一听见法西斯兵变消息,立即奋起斗争,他们几乎赤手空拳解决了那两个地区的卫戍兵:将保卫革命与对抗反革命武力的责任全部操在自己手中,勇敢地担负了这个责任。
  这样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内战。
  这次内战首先自是西班牙本国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同时却直接受着国际政治的巨大影响。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一直公开站在西班牙叛军后面,英法两国则采取了暗昧模棱的立场,主张“不干涉政策”,其实他们希望与内战双方的上层成立谅解,以便实现有利于英法的西班牙的和平。苏联表面上拥护西班牙的政府一边;但它的拥护却是既不积极,又不真诚的。它一方面要迁就英法的政策(为的要联合它们来反对希特勒),另一方面要利用自己的援助来控制西班牙的革命力量。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形下,全靠西班牙工人阶级以及一切劳苦大众无比英勇的战斗,才把势如破竹的反革命战争军事力量顶住了。不但顶住了他们,有时还击溃了反革命军队,有时更将革命斗争发展到它逻辑的极端,以致大有可能澈底与全部地打败反革命,因而将西班牙变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家的。可是我们知道,西班牙那次内战,终于在1939年3月以法西斯军队的胜利而结束。西班牙的革命群众遭受十分深刻的失败,其失败程度之深,我们从下面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出来:革命失败至今33年,西班牙工农却仍旧生活在当年那个老刽子手的野蛮统治下,我们还看不见革命斗争规模复兴的任何象征。
  为什么会如此的?原因当然很多,不过其中最为主要的,却总不能不说是斯大林党所施行的罪恶政策,以及西班牙其他工人政党在或大或小程度拥护了这个政策。这个罪恶政策便是“人民阵线”以及由此产生的“联合政府”和它的全部政纲。

何以人民阵线是西班牙革命失败的主因?


  “但是‘人民阵线’不正是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因而使革命走向更高阶段的吗?怎么能说它是罪恶的?怎么能说斯大林党的倡议与其他工人政党的拥护这个政策,乃是西班牙工农在内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人们多半会这样问,让我来解释这个问题。
  首先得指出:在1936年2月前后,西班牙全国早已客观形成了革命形势。这形势并非“人民阵线”所造成,相反,“人民阵线”倒是革命形势所产生的——它是斯大林主义者与“左派”资产阶级领袖们为了要控制革命而结成的政治框框。其次,我们得知道,所谓“人民阵线”,原只是斯大林以极左的盲动政策帮助德国纳粹党上了台,回头在希特勒巨大的阴影之下怕得发抖,于是将“社会法西斯”这个荒谬政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转变出同样荒廖的一个政策吧了。依据“社会法西斯”的“理论”,除少数共产党人之外,一切政党,连社会民主工党在内,都是一丘之洛,都是“法西斯”,因而都在打倒之列。可是依据“人民阵线”的看法,除了法西斯党人之外,一切政党,不管它代表什么阶级,都是同样革命的,都同样是坚强的战友,因而都要团结一致。其实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昧于阶级斗争的实际,都违背了阶级斗争的逻辑,因而都极有害于革命。
  在革命战争形势有利展开时,“人民阵线”这个政策更显出其反动性质。因为它要使各个“革命阶级”的政党共同签定一个纲领,这个纲领是满足一切阶级的利益的。怎样去满足一切阶级的利益呢?那就是这个“革命纲领”中任何改良的要求,必须以不触犯有产阶级的既得利益为标准,换句话说,为了要反对法西斯这个共同的敌人,工农大众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他们不许在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的领导,更不许在经济上对财产的私有制作任何侵犯,甚至还不许可为改善生活而作出“过高”的要求。
  先用阶级调和的辨法来赢取对法西斯的胜利,然后才准许以阶级斗争的路线来进行革命。这就是“人民阵线”政策的全部实质。它是为斯大林党所倡议,为资产阶级政党所欣然接受,并且获得西班牙各工人政党(社会党,无政府党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袖们的衷心拥护。
  可是,事实告诉我们:不准以阶级斗争来进行革命,便不可能彻底与全面地唤起工农大众;没有工农大众的兴起,便不可能在内战中战胜法西斯。斯大林党与西班牙其他工人政党因为死守着“先胜利后革命”的“人民阵线”的方针,不但不尽量发动工农起来斗争,而且以无情的镇压去摧残从事斗争的工农,结果便掘毁了反法西斯力量的真实基础,给佛朗可法西斯军队造成了胜利的条件。
  因此,我们说:“人民阵线”这个政策是罪恶的;是它,应该对西班牙革命的惨败负起主要的责任。
  如果你们怀疑这个断语,请看西班牙内战的实际经过。
  我们不能在这里将内战的全部经过详尽叙述,能够做的只是约略谈谈其中两个关键性的片断。第一个是西班牙的双重政权时期;第二个是所谓“内战中的内战”。

先谈双重政权


  佛朗可法西斯党徒在西属摩洛哥发动了叛乱,资产阶级的左派政府首先担心的倒不是什么“民主政治”的命运,而竟是由此激起广大工农群众,其势将不可收拾。因此它一直隐瞒或虚报消息,暗底里与叛军接触,准备改组政府,拟请不属于人民阵线的右派政客来担任总理,借以达成和解。佛朗可们看准了政府方面的这个弱点,便积极利用,迅速作军事的推进,以便取得彻底与全面的反革命胜利。结果在短短时间内,他们的力量由非洲进入本土,由局部而波及全国,首都马德里大有旦夕可下之势,军事独裁看来将于二三日内建立成功。这时候这个所谓“人民阵线”政府简直不知所措,一筹莫展。它既不下令解散叛军,明令讨伐,更不号召士兵效忠政府,起来向长官们反戈一击。
  7月18日下午,局势已经非常危急,马德里蒙塔那军营周围阴云密布。只待叛军队伍开近,他们就准备出来响应。此时,社会党与共产党发表了联合宣言,宣布他们愿意率领西班牙的无产阶级作政府后盾,只要政府发现号召,“人民阵线”一定参加斗争。可是政府始终不发出战斗号召,共产党与社会党也就“遵守纪律”,绝不行动。无政府党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要要求政府把武器发给工人,遭到政府拒绝。
  工人大众,特别是无政府派的工人群众,发觉到局势极端严重,眼看到如果再事犹豫,他们又将陷入最黑暗的统治之下,甚至陷入比过去任何统治更黑暗的统治之下,于是便不再等待任何号召——既不等待政府的,也不等待本党领袖的号召,冲破人民阵线的“纪律”,直接行动起来,主动去解决那些尚未动手的反动军队。西班牙工人阶级这一英勇的革命行动,几乎在所有工人力量比较雄厚的城市中,同时爆发。它们及时制止了当地军队的叛变,以此保留了内战中革命的根据地。
  在所有这些斗争中,巴塞洛那的无产阶级表现得特别英勇,也争到了最大的革命成果。这情形不是偶然的。因为巴塞洛那是西班牙的主要海港与最大产业中心。西班牙的无产阶级有半数集中在此地与邻近的一些工业城镇。这里的工人阶级几乎全体组织在无政府派领导的“全劳联”(CNT),他们且有长久的革命传统,从来是西班牙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伍。走议会改良道路的社会党在此地没有基础,他们的主张为革命群众所唾弃。斯大林派的共产党在此地没有力量。不过他们看出这个地区的重要,于是走速成急就的道路,与一部分社会党人和当地资产阶级政客们组织了“加泰隆尼亚联合社会党”(PUSC)。这个组织在破坏革命方面后来起了极大的作用。此外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在国际联系上属于“伦敦·阿姆斯坦局”(即“第二半国际”),政策上徘徊于中左二派之间,因之被人称为“托派”(在下层群众中确实有不少赞成第四国际的)。这个党,在群众影响上仅次于无政府主义派,但远在斯大林党之上。
  早在7月18日下午,那时中央政府正发布文告,说“整个半岛绝对平静”,吁请一切工人组织“保障日常生活的正常状态”,同时各个工人政党,尤其是共产党与社会党号召大家“遵守纪律”,静候政府命令,这时候,巴塞洛那属于“全劳联”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工人们,却不相信政府和领袖的鬼话,他们自己直接行动起来了。他们先派了代表,向加泰隆尼亚政府要求给工人发枪。政府没有答应,却半开玩笑地说他们可以到街道上去拾取为受伤的警宪们所抛弃的武器。发觉请求无用,他们便去冲击售卖运动器械的铺子,拿去了他们的步枪,到建筑工地去拿了炸药,又去搜查法西斯党徒的家宅,抄出了他们暗藏着的武器。在一些友善的警宪的帮助下,他们又弄到了一些政府存放的步枪。同时,自从1934年以来,革命工人们原本保存着一些长短枪枝。再加上几辆汽车,这就算把当时巴塞洛那的工人们初步武装起来了。
  19日凌晨五时,法西斯军官带领了队伍开出营房。他们和工人之间便立即交上了火。最初是在以铺路石块堆成的街垒前作零星的接触,一到下午,战斗全面展开了。武器窳劣的工人方面,主要依靠的是政治武器。不畏死的工人们有的挺身上前,大叫兵士不要枪杀工人兄弟。首先叫喊的人在步枪与机枪的子弹下倒下去,另外一批工人却又走上前来,大叫穷人不杀穷人。有的兵士们开始无的发射。不久,更加大胆的兵士将枪头转向了军营。这时候,工人中一些具有军事天才的无名英雄便紧抓时机,使卧倒的工人群众跃身而起,一拥前进。第一批兵房就此拿下来了。俘获了司令官高台特将军。工人们从军械库里拿到了武器,顷刻肃清了巴塞洛那的残敌。几日之内,整个加泰隆尼亚省都操在他们手掌之中了。
  马德里的无阶级同时行动。他们配备了少数枪枝,这是左派社会党在1934年10月战斗时留存下来的。工人们在蒙塔那兵房的周围以及另一些咽喉要道上筑了街垒。一队队工人小队四出搜捕反动派头子。19日清晨,工人民军开始在街上巡逻。半夜,兵房与工人之间开始射击。次日,巴塞洛那工人大捷的喜讯传到了马德里,工人们就向兵房进攻,并且攻陷了它。
  在瓦伦西亚,同样情形也发生着。那位由阿柴那派来的总督拒绝给工人发枪,工人们就用街垒,石块与厨房菜刀来面对军队——结果卫戍军内部的革命者起义,枪杀长官,将枪械缴给工人。
  在1934年曾经为“十月公社”而战的阿斯土里的矿工们,装备了五千名爆破手,开向马德里。他们于20日到达目的地,此时正好兵房已被攻下了,他们便在街道上站岗。
  在与摩洛哥隔海相对的马拉喀港,赤手空拳的工人们竟围困了反动的卫戍兵,他们用的是一种巧妙的计谋:将汽油浇了兵房四周的房屋,放起火来,让反动派不能出动。
  总之,在从7月18日到20日的三天内,西班牙无产阶级不愿“左派”政府的怠工,也不理各派工人政党头头们的阻挠,自己行动起来,以无比的英勇智慧,重重打击了法西斯党在各大城市中的力量,以此挫败了法西斯党迅速获胜的整个计划,从而稳定了局势,开展了革命与反革命长期搏斗的前途。
  各地工人队伍战胜了反动派之后,立即组织民军,他们一方面开上前线,与前进中的佛朗可军队作战,另一方面在后方,代替那已经消失的警宪执行职务。
  与军事方面的斗争同时,社会经济方面更进行了意义深远的革命斗争。这个斗争特别在加泰隆尼亚进行得勇敢。从7月19日开始,在短短一星期之内,该一地区的全部运输与生产事业,差不多统统掌握在工人委员会手中了。这些工人委员或者由无政府派的“全劳联”工人所组成,或者由“全劳联”工人和社会党领导的工会(UGT)工人联合组成。这些委员会有系统地接管了工厂,在厂中恢复秩序,以全力为支援战争而生产。这种工人管理工厂的措施,一经在巴塞洛那实行之后,几乎立即为各大城市的工人所效尤,只有巴斯克诸省例外。至于西班牙全国的交通运输,则毫无例外地为上述二大工会的委员会所控制。工人们不久远派遣代表团出国,接洽进出口事项。边境海关早已由武装的工人所接管,他们一方面防止反革命派逃亡,另方面防止破坏革命的一切经济活动。
  农民们毫不落后于工人兄弟们。城市中的革命消息一传到乡村,他们便拿起镰刀、锄头干上了,他们首先自然对付那些亲法西斯的大地主,但若政府官史与共和派的地主阻止他们的土地革命,他们便照样的不客气,用刀锄来对待他们。许多地方的农民受着无政府主义与左派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影响,他们甚至将没收的土地,直接组织成为合作社。农民委员会成立了,他们负责给民军与城市提供粮食,他们将粮食直接送给或卖给城市里的粮食委员会,民军队伍与各个工会。
  此时,各地原有的政府机关,纵使不曾为革命群众所摧毁,也大多是名存实亡了。原有的工会组织则显然担当不起新发生的种种战斗任务。因之非常自然地,在每一个地区,城镇和乡村中,都成立了民军委员会,由它们来武装群众,训练群众。同时由“全劳联”与社会党工会的会员联合组成的工厂委员会则指挥全体工人,从事生产。旧有的市政机构无形消失了,代行其职务的是由各反法西斯政党与工会共派代表组成的委员会。
  所有这些在斗争中产生的新机构,其中最有力的是“反法西斯民军中央委员会”,其中又以加泰隆尼亚所成立者最完善、最有效、也最有代表性。“加泰隆尼亚反法西斯民军中央委员会”成立于7月21日。委员15人,其中五人属于无政府派。社会党工会(UGT)派出三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一人,农民协会一人,斯大林派的“加泰隆尼亚联合社会党”一人。再加各资产阶级党派的代表四人(这几个代表是“叨陪末座”的,不起什么作用)。
  在加泰尼隆尼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成了唯一的法律。原有的政府得听它指挥,去为它执行有关征发其他财政方面的任务。中央委员会起初只为的要武装军军,逐渐地,也是势所必然地,它负起了愈来愈多的政府职务。它成立了“工人警察部”,又成立了“供应部”——这个部对各工厂有很大权力。
  加泰隆尼亚的情形如此,其他各个产业城市里的情形也大致如此。总之,打从7月19日起,在西班牙所有未被法西斯军队占领的地区和城市里,一切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实权都落在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劳动群众手中了。原有的政府腾着一个空架子,它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群众的支持。
  在整整7个星期之内,即在7月19日至9月4日这个期间,共和西班牙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非常稀奇的局面:有政府之实而无政府之名的“工人民军中央委员会”,与那有政府之名而无政府之实的左派资产阶级政府,同时存在,造成了一个双重政权的形势。
  在革命史上,我们知道,双重政权这个现象是时常出现的。最为人们熟悉的一次,便是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的情形。一方面的苏维埃和另一方面的临时政府,并立对峙,分享着国家的权力。这种情形当然是暂时性的。这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是也。在一个时期中,如果甲不取代乙,便是乙来取代甲。在俄国,经过十月革命,苏维埃打倒临时政府,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分裂的双重政权,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单一政权,以此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1936年“七月革命”后西班牙所形成的双重政权,从许多方面看,工人阶级方面的胜利机会是更大的。可是为什么他们的结果与俄国情形大不相同:无产阶级在这局面中逐渐丧失其优势,逐渐为资产阶级所压制,而且终于又陷入法西斯的魔掌呢?
  让我们研究这个问题。

联合政府是祸根


  上面我们曾经一再提到过,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西班牙无产阶级在内战中之所以失败,原因中的原因,乃在于斯大林主义者用“人民阵线”这个罪恶政策来缚住了西班牙工农群众的手足,并且用尽一切残酷卑鄙的手段来摧残他们的革命斗争和杀害革命者。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党这一笔空前恶毒的反革命帐,那是必须详尽记载,更必须彻底清算的。这样做不但为了要将史氏和史党叛卖革命的罪状如实地记入史册,让它们遗臭万年;而且为了更直接目的:要让今后的世界无产阶级以及全体革命者从斯大林主义的罪恶中吸取教训,学习到如何对待今天仍然存在与活动着的斯大林主义。
  不过在这篇文章里,当然无法详谈西班牙革命中斯大林主义的罪恶。我们的目的是要研究无政府派在那次革命中所起过的作用,他们所犯过的错误,以及他们对西班牙革命所应负的责任。只当我们不离开这个范围,并且为了我们研究的必要时,我们才谈到斯大林主义的罪恶。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研究双重政权的问题。既然在许多大城市中,斗争的本身发展产生了有政府之实而无政府之名的民军委员会,那为什么不更进一步去执掌全部政权?为什么不索性取消那个名存实亡的各级资产阶级政府,公开而勇敢地宣布建立以工人为首的劳动人民的政权呢?
  斯大林主义者回答说:因为西班牙的法西斯党是“封建性的”,主要是代表贵族、教会这些大地主利益的。它不但违背劳动大众的利益,而且违背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主张为了反对法西斯,可以组织,并且必须组织包括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为了保持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他们绝不赞成由工人阶级(率领一切劳动者)去单独掌握政权。甚至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占有阶级(资产阶级与“开明”地主)利益的阶级斗争与阶级机构。
  斯大林党对于西班牙法西斯党的错误认识(它不懂得佛朗可正和希特勒与黑索里尼一样,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绝非“封建的”)以及由此错误认识所产生的罪恶政策,当然受到西班牙共和派资产阶级的欢迎,同时也得到始终效忠于资本主义的改良派工人领袖们的拥护。在相当限度内,也得到无政府派的领袖们的认可。
  于是,在9月4日,即在西班牙劳动大众实际掌握国家命运,实际组织社会活动,实际指挥反法西斯战争一个半月之后,那个死而未缰,幽灵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府,在斯大林党的倡议和其他工人政党的拥护之下,借了“联合政府”这个躯壳,开始转阳还魂了。这个联合政府中参加了三个左派社会党人,二个斯大林党人,三个右派社会党人,五个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无政府主义派没有参加,因为第一、这将与他们反对任何政府的原则相背;第二,无政府派的革命群众正领导着革命中诞生出来的战斗组织,他们凭自身的体会就深深懂得,任何形式的联合政府的建立,都只能分散“民军中央委员会”的权。
  不过无政府派这样的立场维持得并不久。早在8月间,无政府主义者就破天荒第一次地参加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巴斯克地区的“防卫政府”。等到11月4日,索性参加了以巴雷洛为首的中央联合政府了,他们占有了四个部长席位。
  就这样,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严格说是他们的上层领袖们)在此后的两年中,与该国的资产阶级政客、改良派社会主义者、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者共同合作镇压了工农群众的革命,向主要是在无政府主义派的战士和工人领导之下的民军进攻,终于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使双重政权的局势过渡成资产阶级独裁的政权,这后者又轻易地移交给了佛朗可的法西斯独裁。
  关于左派资产阶级——改良派——斯大林派——无政府派的联合政府如何破坏当时西班牙的革命局势,为何要破坏这个局势,以及它如何帮助法西斯党赢取内战的经过,我们无法在此地讨论;不过我们必须研究两个与无政府主义派有关的问题:第一,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唔嫁又嫁”,在一度犹豫并且在下层同志的反对下,终于违背了无政府主义最主要的原则,参加了政府?第二,主要由无政府主义派工人们领导的新的革命组织:民军委员会与工厂委员会等,既然已经掌握了巨大的实际权力,为什么会相当轻易地、逐渐地为联合政府所摧毁?我们必须研究这两个问题,因为从这里不但可以清楚地看出无政府主义在大规模历史实验中的结果,而且可以看到西班牙革命如何失败的一些关键性的事实。

无政府主义在实践中


  西班牙可以说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唯一生根的地方。无政府主义曾经长期间与马克思主义斗争,争夺对于各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结果它几乎到处都败下阵来,唯有在拉丁国家中可算得例外。尤其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在工人阶级(产业工人与农业工人)中占了优势。在那里,无政府主义派的组织(“无政府主义者伊比利亚联盟”)以及受其领导的工人团体(“全国劳工联合会”),无论在人数与影响上都比社会党大,战斗性也比社会党及其工会强。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派的工人是具有长期光荣的斗争传统的;但是在1930年以前,在其长达数十年的存在期间,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参加过与发动过不少次轰轰烈烈的斗争,但是所有这些斗争,无论在规模上与程度上都不会发展到直接向统治阶级的政权挑战的地步,因此,无政府派强烈的反资本剥削(以及反对其他形式的压迫)的性格虽曾充分表演了,可是它的基本思想,却否定一切政府的思想,却始终不曾在实践中证验过。
  一直要到1930年代,在革命和内战期间,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在某一意义上是整个国际的无政府主义,才经历了思想与实践上的大规模考察。
  在延续九年的革命斗争中,无政府主义派的工人确实树立了无比英勇的榜样:在肃清反革命,组织革命民军,阻挡与挫败法西斯军队的进攻,乃至在经济方面反击反革命派的怠工,组织生产,维持人民生活,支持前线给养,以及在农村中打倒地主,组织合作生产等等,无政府派的工人与战士们,无一不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无一不表出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无一不发挥了仇视一切压迫剥削的革命气概,更无一不施展出他们在革命中创新的智慧。
  但是,无政府派群众的战斗性越强,他们将斗争在革命道路上推进得越远,无政府派领袖们却越显得惊惶失措,竟至有如大祸之临头。这个现象表示什么呢?作为无政府主义考验的结果来看,它到底证明了什么?
  据我看,这个看似奇怪的现象,实际上透露出无政府派政治上的堕落,又证明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上的破产。
  原来在长斯的合法存在中,无论无政府派的政治组织或工会组织,都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化的上层官僚集团。无政府派虽然反对“政治斗争”,不参加议会运动,但他们还是和社会党一样,早已深陷在改良主义的泥淖中了。这是无政府派上层害怕革命的政治原因或社会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思想的。那就是,在革命事变的压力下,他们愈来愈觉得自己从来信奉的无政府主义原则,无法坚持下去了。
  根据无政府主义原则,亦即根据巴枯宁的基本立场,马克思要“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个想法是绝对错误的。依巴氏之见,无产阶级既不能“上升为统治阶级”(因为“不可能使整个阶级成为统治者”)也不应“上升为统治阶级(因为“任何阶级一成为统治者都一定要奴役人的”)。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坚决反对无产阶级以革命夺取政权,不赞成在革命基础上组织政府。他们赞成的,仅仅是群众自发的斗争组织,以及这些组织之间的某种自愿联合。 正如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各地纷纷建立的民军委员会,由这些委员会产生出来的“民军中央委员会”,又如各厂内成立的工厂委员会,乡村中成立的农民合作社,等等。有了这些组织,依他们之见,社会主义革命便可以取得胜利,不但能够胜利,而且还可以防止“以暴易暴”,不产生新的官僚国家,不造成新的剥削阶级。
  这样的理想自然是高超美妙的;但是在真实的革命过程中,那无情的客观的斗争逻辑,是否能让革命者的这个善良计划实现出来呢?这是问题之所在。
  当时西班牙的局势,就是在事实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西班牙工人,特别是巴塞洛那与马德里两地工人业已取得的胜利,就组织方面说,已经达到了无政府主义者所期望与所充许的最高点。再进一步便要建立统一与集权的政府了。为了原则之故,他们是决不肯让自己走上这一步的。那么凭着工人们当时拥有的权力机构,无政府主义派曾经怎样去保卫革命与继续革命呢?
  事实上,他们在这方面什么都不曾做。非但不曾做,而且正好相反,他们倒是尽其所能来制止革命,并竭力教自己的群众不要“过火”、“过急”,甚至命令他们将已得的阵地一一退让出来。
  为什么会如此的?如果我们撇开领袖们的改良主义堕落不谈,如果光从“理论”方面看问题,那就是因为无政府主义派崇高美妙的计划完全经不起阶级斗争的考验;它根本不可能在革命斗争中实现出来。
  西班牙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向革命者提出了如下的一种抉择:或者,将业已存在的、部分的、地区性的与分成行业的权力机构,经由民主方式集中与统一起来,使一切斗争归结到一个方向,使它们不浪费,不冲突、不抵消,一直向工农革命政权走去,因而使革命成功,彻底打败法西斯与一切反革命;或者,让那些分散与独立的种种革命组织各自为战,自作主张,自寻出路,这样,它们势必要逐渐自行耗竭其力量,或在反动派的反击之下,一下子失去其存在。
  在这绝不含糊的抉择之前,无政府主义者却想“两全其美”:他们一方面不愿从现有的群众革命组织基础上向前迈进,不愿意为革命政权的建立作任何斗争,另方面却希望多少保持一点革命成就,希望借此能打败法西斯主义,更希望在内战胜利后实现社会主义。
  这样的“一厢情愿”当然是无法保持的,且不说它之不能实现了。所以会无法保持,只因敌人或朋友,特别是自己属下的革命群众,都逼迫无政府派的领袖们在二者取一的抉择中决定一个态度。无论革命或反革命,都不能长久停止在整个过程的某一点上的。不进则退,不胜则败。这是最不含糊的斗争规律。当时西班牙革命群众的权力如果不设法使之成为巩固的与决定性的革命政权;那它们必然要为反革命的政权所压制,取消与扑灭。这上面绝不容许有什么“两全”之道。
  那么,无政府派的领袖们如何让自己脱出这个困境呢?妙得很,其实当然是糟得很,他们采取了“两面手法”。对革命群众的要求,他们的答复仍旧坚持原则:绝不可以试图建立革命政府。但是,对于右边来的要求,即对于资产阶级,斯大林党与社会党的参政邀请,无政府派的领袖们却放弃了原则,于一阵忸怩作态之后,便不声不响地加以接受,公然担任联合政府的部长去了。
  这个两面手法,虽然还含有其他许多意义,但其中有一点却是特别显明的: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在严峻的阶级斗争中被证明为一种不能实现的幻想,而且是反对革命的幻想。
  无政府主义者一到了紧急的关头,所以会变成不堪的,起反动作用的有政府主义者,若就思想方面说,又由于他们根本不能或根本不愿从阶级性质去区别政府。他们只是简单宣布:一切政府都是压迫人与奴役人的。因此,一切政府都要不得,都要废除。至于某一政府(或国家)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为它压迫与奴役的又是什么阶级,这些问题他们不愿意根究,也不屑去根究。总之,一切政府都是坏的,都是一类货色。由此出发,他们固然不区分资产阶级与封建奴隶主的国家,甚至连列宁时代的苏联与普通资产阶级的国家,他们都认为“一邱之貉”,并无任何性质上的差异。这样昧于历史,昧于社会结构,而且昧于实际政治斗争的学说,表面看来当然极左,因为它肯定了“天下乌鸦是一般黑的”,它要杀尽一切乌鸦;但当问题一接触到实际阶级斗争,尤其当斗争发展到最高点,即发展到必须与统治阶级的统治机器算清账的时候,这些“极左”的理论家便发见自己理论到处碰壁了。当他们受着事态的压迫,感觉到非有一个政府不可的时候,他们就随便去接受一个政府,不问它是代表什么阶级的。这样一来,原被宣布为“一般黑的乌鸦”却一变而为“一般白”的了。
  谁反对一般的政府,谁也就能接受一般的政府。这里的由黑变白,由坏变好,原是十分自然的,它们原不过是一物的两面。
  以上乃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一方面拒绝为革命政权的建立而斗争,另一方面却认贼作父地参加了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思想上的原因。换句话说,这也就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一遇到实际斗争便如何破产的情形。
  无政府主义经不起事变的考验,这情形在西班牙的工人运动历史上,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的。早在1866年至1874年的革命运动中,它经已表现过一次,只是规模远不及1930年代的那么大,斗争发展的程度也远没有那样深。但是,在基本上,巴枯宁主义的前后两次表演,却完全一样。关于那第一次的表演,恩格斯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其中所谈所指出的种种,简直全部可以移用到二十世纪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身上的。下面是那篇文章的结论:
  “一、巴枯宁主义者一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抛弃自己以前的全部政纲。首先,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必须放弃政治活动、特别是放弃参加选举的学说。其次,关于无政府状态、消灭国家的学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不是消灭国家。相反地,而是试图建立许多新的小国家。接着,他们把工人不应当参加不以无产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任何革命这一原则抛弃了。他们自己参加了显然是纯资产阶级的运动。最后,他们践踏了他们自己刚刚宣布的原则:成立革命政府无非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欺骗和新的背叛——他们破坏了这个原则,泰然自若地出席各城市的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同时他们差不多到处都是被资产阶级先生们驾驭,在政治上被他们利用的软弱无力的少数派。
  “二、但是,这种背弃以前宣传的原则的行为,是以最怯懦、最虚伪的形式和昧着良心做出来的,所以无论是巴枯宁主义者自己或者受他们领导的群众,都是在没有任何纲领或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做什么的情况下投入运动。这种情况的自然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巴枯宁主义者或者是阻碍了一切运动,如在巴塞洛那那样,或者是参加了零散的、没有计划的、荒唐的起义,如在亚尔科和桑虚卡尔,德·巴腊梅达那样;或者是让起义的领导权落入不妥协派资产者手中,如在大多数起义中那样。可见,一旦要采取实际行动,巴枯宁主义者的极端革命的叫喊,不是变为安抚,就是变为一开始就没有前途的起义,或者变为同极其可耻地在政治上利用工人并用拳脚来对待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流。
  “三、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独立小组的自由联合等原则的唯一结果,只能是无限制地和荒谬地分散革命的斗争力量,让政府用一小撮兵士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把各个城市一一征服。”
  “四、这一切不仅使组织良好和人数众多的国际(假的和真的)西班牙支部跟着不妥协派一起覆灭,现在实际上已不存在,而且还使人们把许多虚构的暴行归咎于它,没有这些暴行,全世界的庸人简直是无法想像工人起义的。因此,要在西班牙无产阶级中间建立起新国际组织,在若干年内也许是不可能的。”
  “五、总而言之,巴枯宁主义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引自“马恩选集”中文第二卷第578—579页)。
  请看,恩格斯在1873年指的巴枯宁主义者的毛病,差不多正时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在1930年代所犯的毛病。前事不忘,本来是后事之师,可惜无政府主义者不能接受1873年的前事,以致六十年后又让孙儿一辈更大更惨地重演了祖父一辈的悲剧。
  今后的政府主义者是否还要把此剧再演呢?他们应该对这些“绝好例子”作一番深思的。
  不过现在让我们把孙儿一代的这一悲剧继续讲下去吧。
  当时无政府派反对建立西班牙工人政权,主张与资产阶级共享政权,又曾经以这样的事实作为理由的,那就是:当时并不存在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客观条件。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1936年7月17日法西斯党起事以后,西班牙工人阶级如何以革命行动作了回答,我在上面已经讲过,这里不必重复,如果还有人以为我这样“片面的”叙述不足以代表当时的实情,那就请听听当时加泰隆尼亚自治邦的总统,左翼资产阶级领袖康班尼斯给我们提供的证言吧。在7月19日巴塞洛那工人革命后之数日,他对无政府派的工会和政党人员发表了一篇演说,其中有如下的话:
  “你们从来都是受迫害的,我呢,一度曾经和你们在一起,但是后来,颇为痛苦地,为政治的现实所逼,却不得不反对你们,迫害你们。今天,你们是本城(按即巴塞洛那)和全加泰隆尼亚的主人,因为你们独立打败了法西斯军队。我希望你们不会为我向你们提及下面的情形而觉得恶心,那就是,你我将会获得我党与警宪方面的多少帮助……你们胜利了,一切都在你们的权力之中。如果你们不需要或不愿意我做总统,现在就对我说吧,我将成为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个兵士。如果相反,你们相信我,相信我只当我被杀死之后才会将自己的岗位让给胜利的法西斯党的,那么我,也许还能联同我党同志,用我的名字与声望,来给你们服务。”
  总统先生这一段恭顺卑屈的证言,非常清楚地表明出,在当时的西班牙,工人阶级事实上已经掌握了权力,所以问题根本已经不是工人阶级有没有条件夺取政权;而是工人阶级要不要保持这些权力?如何去保持乃至应用这些权力?应该不应该像1917年10月革命中俄国工人阶级一样去组织一个由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
  对于这些问题,在当时所有自称为代表工人阶级的西班牙政党中,只有参加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才给了真正革命的答复。他们坚决主张保持这些权力,并且要发挥这些权力。他们呼吁大众为西班牙的苏维埃而斗争,主张由工农兵代表会议去建立革命政府。可是万分可惜的,这个呼吁和主张完全不曾为无政府派的领袖所接受,甚至连那被人称作“托派”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都不赞成,改良派的社会党自然更不必谈了。至于斯大林党则干脆诬蔑这个主张为“法西斯主义”!
  所有这些“工人阶级政党”在实质上一致采取了这样一个立场:与反法西斯的资产阶级组织联合政府,让这个政府来保证革命成果,并打败法西斯主义。
  那么联合政府究竟怎样“保证”了革命的成果?

联合政府的真面目


  在斯大林党坚持与无政府派等的支持下,加泰隆尼亚(注3)的联合政府终于在七月革命斗争一个多月之后,即在9月4日,正式诞生了。政府部长包括十一名,席位的分配如下:康班尼斯总统的政党,即左派资产阶级的政党(Esquerra)占三席,无政府派三席,斯大林派二席,农民协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资产阶级的右派团体(Alcio Catala)各占一席。表面上,纯粹资产阶级的代表占少数(四席),代表工农的政党和团体占多数(七席)。按说,这原本可以将工人们以直接行动争到手的初步革命成果,用法律加以保障和巩固,并进一步加以深入和发展了吧。事实上完全相反。
  联合政府上台后第一件干的好事,既不是采取更有效的办法打击法西斯军队,也不是制定法律来保障和发展革命成果。它倒是急不及待地,向那事实上代表着工人政权的“民军委员会”开刀。它下令解散所有这些委员会,命令“民军中央委员会”一切权力立即移交给政府的国防部与公安部,并且要地方的“民军委员会”与反法西斯委员会听由新组织的各地市政府(其组织成员悉依中央联合政府各党各派的比例)接收。
  为要切实执行这个决定起见,联合政府还跟着(在十月九日)发布了一道极其严厉的命令:一方面重申前议:一切委员会,不问其名称为何,以及所有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产生的以文化、经济或其他任何活动为目的的机构,均须立即解散;另一方面又威吓地说:拒不解散将被视作法西斯行为,一切煽动抗拒者将交由人民法庭审判。
  革命群众,特别是无政府派的工人革命战士们,于极度惶惑与不满之余,却不得不服从命令,解散组织,因为这命令是由“革命政府”颁发,而且由自己政党的领袖们同意署名的。
  资产阶级方面却从这个初步的重大胜利中得到了极大鼓舞。他们乘胜追击,再度进攻,同月二十七日,即在解散各个民军委员会大约半个月之后,又在斯大林党的积极主张与无政府派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消极容忍之下,通过了另一道命令:解除工人们的全部武装。为了此一事件意义特别重大起见,兹将命令全文翻译如下:
  第一条。一切长武器[按指步枪与机关枪等],现落于公民之手者,须交由各地市政府接收。此事必须在命令公布后八日内执行。该项武器须由枪炮总局与巴塞洛那防卫部存放,以便供应前线需要。
  第二条。在上开期限届满后,凡持有此类武器者,将以法西斯党徒论罪,将依案情的轻重,从严惩罚。
  这道极端反动的命令,主要是针对无政府派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武装队伍的(因为在巴塞洛那,斯大林党力量小,根本没有武装群众),可是无政府派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们不但在内阁里面同意这个命令,而且还在各自的党报上照登如义,不作一字批评。就这样,资产阶级与斯大林派颇为轻易地,非常和平地解除了革命工人的武装。本来,如果没有那两个革命政派的合作,纵使有斯大林党效劳,资产阶级也断难完成这项工作的。
  可是无政府派与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替加泰隆尼亚的资产阶级与斯大林党如此服务,劝令自己领导下的工人群众解散革命组织与交出武器之后,得到了怎样的报酬呢?非常之惨!力量较小而革命立场较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首先挨了刀,他们在内阁里面的部长,仅仅在此后不到二月时间内,即在同年12月12日,就被踢了出来。无政府派呢?因为群众基础较大,对资产阶级能迎合,他们的利用价值还不会用尽,所以在次年(1937)3月27日被逼自动退出政府后,4月16日又被邀请回进了内阁,一直要到7月间,才最后地被撵出来。
  总之,可资利用的价值,一经消失,资产阶级(伙同最无耻与最反动的斯大林党)便将多少真正代表着工人利益的工人政党排除出“联合”之外,并且用尽种种方法(包括诬蔑,攻击以至拘捕及谋杀),将这些政派消灭。
  自从1936年9月联合政府成立起,一直到次年5月间巴塞洛那发生内战止,其间种种经过,虽然错综复杂,但就其主线来说,却不外是资产阶级在斯大林党的合伙同谋之下,以“联合政府”这条绳索紧紧绑住了比较革命的(意为有革命群众作基础的)政党的手足,并由此取得全世界的合作,将工人们在直接斗争中所取得的加以消灭,然后连这两个政派也加以消灭,终于重新建立起纯粹资产阶级与地主的旧国家。
  这便是联合政府“保证革命成果”的真实内容及其经过。
  不过联合政府在其完成此一目标的途径中,难道一无风险吗?不是的。工人政党的领袖们虽然甘愿将革命成果双手奉送给资产阶级,可是他们的群众——正是他们曾经用血的代价争到了这些成就的——却不愿引领就戮,不愿被推回到旧日的悲惨境地中去。当他们一发见联合政府向他们一步紧一步地逼来,逼得他们无路可退时,不但坚决表示反对,而且拿起武器——被缴剩的武器,为保卫革命而努力了。
  这个战斗爆发在巴塞洛那,亦即被当时人称为“内战中之内战”的。
  因为这场小内战彻底暴露了联合政府的真面目,彻底暴露了斯大林党的反动本质,又彻底暴露了无政府主义的谬误与无政府派的背叛,我愿意在这里比较详尽地讲讲它的经过。

小内战前夜的政治分代


  不过在讲述经过之前,还得先谈谈无政府派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联合政府迫害下,内部发生的思想分化。这两个政党,上面我们说过,乃是巴塞洛那革命工人的主要团结者与组织者。工人阶级对联合政府连串反动措施日益感到不满,自不能不反映在这两个组织内部。它首先使该二组织内部某些中下级干部,起来反对大领袖们的变节和投降,因此形成了一些新的思想派别。无政府派中有些忠贞分子,此时叫出了“回复本色”的呼声,即是要回复无政府主义者原来的立场:主张不参加与政治有关的活动,更不要参加任何政府。这种“坚守原则”的教条主义,只是从领袖们参加政府事实中吸取了消极的教训,想用天真的幻想来补救罪恶的现实。因之他们是不可能获得多数革命的无政府派工人的拥护的,事实上也不曾有什么影响。另有一些人,高举起英雄与烈士杜鲁蒂(注4)的旗帜,组成了“杜鲁蒂之友”派。他们却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团聚了一大批最优秀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从领袖们懦怯、投降的痛苦事实中,悟出了无政府主义立场的基本弱点,终于达到了这样一个结论:革命群众的革命力量必须组织成革命政府,才能使革命成果有所保障,有所发展;在四月底,当联合政府的反革命进攻愈来愈猖狂之时,他们便在巴塞洛那街道的墙上涂满了这样的标语:“一切政权归工人阶级!”“建立工人、农民与战士的民主机关,作为工人政权的形式!”
  与“杜鲁蒂之友”派有密切联系的是无政府派的青年运动。“加泰隆尼亚自由意志青年团”在4月1日就发过一份非常革命与非常正确的宣言(见该团1937年4月1日的机关报“道路”),它一方面斥责斯大林派青年组织的罪行;斥责资产阶级与斯大林派联盟“公然拥护英法政府包围西班牙革命的一切意图”;它又严厉抨击反革命派在马德里捣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出版机关与电台;在另一方面,对于无政府部长们,那宣言又声明道:“我们坚决不愿分担对工人阶级犯罪与出卖的责任……如属必要,我们准备回到地下去斗争,去反对那些骗子,那些人民的暴君与那些可怜的政治商人。”在同一期刊物的一篇社论中,他们甚至宣称:“别教某些同志来向我们说安抚的话吧。我们不会放弃斗争。官家的汽车与官僚的案头生活不会让我们目眩的!”
  这是无政府派青年对无政府派领导层提出的公开的宣战书。
  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一个相当有力的左派也在迅速形成。这个党,在当时西班牙的诸工人政党中,原是比较接近真正列宁主义的。它的政纲比较表达出西班牙革命工农的愿望。但是在联合政府问题上,党的领导者却坚持错误的机会主义路线。它原不应该参加政府的;当它在12月12日给踢出政府之后,当联合政府的反动作用业已十分明显之时,它更应该抛弃这条路线的,但它非但不曾抛弃,而且竭力想法再参加进去,因此,它极其顽固反对“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口号,极力反对为独立的革命的工人政权的建立而斗争。更因此,他们跟在“全劳联”领袖们后面,越来越卑屈地投降在联合政府之前。在这个党内,原本有一部分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自始就反对“联合政府”路线,主张向苏维埃式的工人政府迈进。依他们之见,“先战胜地法西斯,然后再行社会革命”的立场,不是幻想,便是欺骗。因为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斗争,只有同时表现为反地主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唤起最广大的群众,才能获得其真正的胜利。这个“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在党内本属无足轻重的少数;但到了1937年4月间,该党的马德里支部首先以压倒性的多数投票赞成反对派意见;接着,在4月15日,巴塞洛那的支部也投票主张立即组织苏维埃。这样一来,使得该党领袖迫不及待地应用组织手段,将托派开除出党。但虽如此,这群左派的影响却仍在扩大,对于党内外的群众发生着作用。
  就这样,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左倾促成了或加强了工人党派中的左翼;然后反过来,革命党内左派的出现和它的影响的扩大,又使群众更快和更激烈地左倾起来,使他们对联合政府的反动措施,从模糊的不满一变而为明确的反抗。如此这般的反复影响,相互激荡,终于使巴塞洛那工人的反抗斗争发展到了激烈的顶点,发展到了1937年5月3日至7日的街头血战。

“内战中的内战”概述


  事情得从4月17日讲起,这是无政府派部长们退出政府而回进去的第二天。那天,有一支属于政府的税警队开到了加泰隆尼亚北面与法国交界的普塞达市,要求政府派工人巡逻队将上年7月革命以来,一直受他们控制的海关管理权交出来。工人们不答应,事情僵持着。无政府派的最高领袖得知消息,便赶到普市去,设法和平解决这件事,劝说工人们交出边界关卡的控制权。同时,政府又向普市及全省的其他市镇派遣警宪(注5)去接收工人团体所拥有的警察权。在巴塞洛那城内,宪兵在街上随街解除工人的武装。这样,在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内,据报有三百名工人曾被缴去武装。宪兵和工人的冲突发生,不肯缴枪的工人有时被杀。
  4月25日,一个属于斯大林派工会的领袖被人杀害。凶手是谁根本无法查明。(很可能就是斯大林派自己,因为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说,那个被杀者曾经反对过斯大派迫害革命者。)无政府派主张彻底调查凶案,以便弄清真相;但斯大林党却非但不同意调查,而且利用这个机会,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示威。示威者除斯大林派之外,都是政府军队与警察,他们故意到巴塞洛那的工人区内进行,高叫打倒“暗藏的法西斯分子”,打倒“不法之徒”等等口号。这次示威以出丧为名,实即向革命工人挑战。第二天,政府派遣军队到发生凶杀案的摩林·特·洛勃雷格去,将该市的无政府派领袖逮捕,带上手铐,押回到巴塞洛那。当夜以及第二夜里,无政府派工会会员和斯大林派警宪们在街道上互相解除武装。在郊外工人区,第一批路障建立起来了。
  在普塞达市,税警们获得该市斯大林派队伍的增援后,向工人巡逻队进攻。该市市长,一位无政府派工会领袖,在加泰隆尼亚颇得民望的安东尼·马丁,给斯大林派枪杀了。
  形势非常紧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传统的无产阶级纪念日五一到了,政府下令:全西班牙禁止任何集会游行。
  与此同时,中央联合政府在全国对革命派工人进攻。情形和加泰隆尼亚省的完全一样,只是程度上没有那样激烈。
  5月3日,真正的战斗开始了。那是为保卫电话总局而引起的。巴塞洛那的电话总局大楼,在1936年7月19日法西斯暴动时,曾经落在法西斯派军队手中。无政府派“全劳联”的工人武装牺牲了不少同志的生命,才将这个重要联络中心夺回来。从此以后,电话局的高塔上始终飘扬着“全劳联”那面红黑二色的旗子。该局由“全劳联”与左派社会党工会合组的委员会管理,由无政府派工人操作并由他们的武装队伍保卫。
  5月3日,星期一,下午三时,突然有三卡车宪兵,在斯大林党员,公安部委员沙拉斯亲自指挥下,来到了电话总局前面。他们出其不意地将地层的卫兵解除了武装。然后他们向楼上冲去,却给一挺机关枪拦住了去路。沙拉斯向政府请求增兵,无政府派领袖们请他撤离大楼,被拒。电话局攻防战的消息顷刻间传遍了所有的工厂和工人郊区。
  下午五时,工人们潮水一般涌向“全劳联”,无政府党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各个机关,将自己武装起来,筑起了街垒。本来,无政府派从里维拉独裁时期开始,就有了“地方防卫委员会”的组织,这个组织从来都是由下面的地方干部发动的。此时,时机一到,这些“地方防卫委员会”就起作用了。他们是五月内战中革命一方的真正领导者。
  在这一夜里,根本不曾听见过枪声。因为工人的力量大大超过了政府力量。在许多附郊的工人区里,政府警宪无心战斗,自愿将枪械缴给了工人。
  五月四日,星期二,早晨,全巴塞洛那的工人都动员了,武装工人们据守着街垒。他们又像去年7月19日的情形一样,觉得自己成了局势主人了。资产阶级躲进了自己的窝,连头都不敢往外探一下。斯大林派控制的少数工人表示消极,盘据在街垒的另一边的,只有一部分警察,斯大林工会的打手以及属于资产阶级反动党(Estat Catala)的武装流氓。他们的势力非常孤单。全城的每一个区,以及工人郊区,完全在“地方防卫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与这些委员会充分合作的,乃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无政府派的政治组织以及无政府派的青年团。
  政府弄得手足无措,总统康班尼斯狼狈地出来否认,说对于电话总局的挑衅事件,政府不能负责。
  革命工人却异常坚决,再不愿意听联合政府中那些资产阶级政客,社会主义者政客们的甜言蜜语了。他们做了局势的主人,更想做永久的真正主人;他们要根本撤消反动政府,建立革命政府,以便彻底战胜法西斯主义,并从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心情和抱负,一方面由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分裂出来的托派,另一方面由无政府派分化出来的“杜鲁蒂之友”派明白地表示出来。前者主张由各个防卫委员会以民主方法产生革命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后者号召彻底解除政府警宪的武装,立即成立革命临时政府。可是,正在这个时候,无政府派“全劳联”总部里的领袖们却要禁止一切行动,命令工人们撤出街垒。
  “全劳联”的领袖们对于武装群众的组织全无兴趣。他们只是一个劲儿去和政府谈判。政府当时自然最欢迎谈判,因为这样可以争取时间,暗中布置一切。那一天的早晨,政府就是利用来巩固各个政府机关的防卫,并且占据了各个教堂的高塔。
  是日上午11时,“全劳联”的上层分子开了一个会,但目的不在于组织革命的保卫工作,而是要选举出一个新的委员会,负责和政府谈判,此时总统康班尼斯和总理推辣台拉斯的态度已经硬一点了,说只要武装工人占领着街道,谈判便无法进行。于是“全劳联”的地区委员会整天用传声器向工人广播,要大家离开街垒。他们反复地说着这样的话:“我们向你们呼吁,放上你们的武器吧。你们要想我们大家的共同的伟大目标。最重要的是团结!放下你们的武器吧。只有一个口号:大家为打败法西斯主义而努力!”当日出版的“全劳联”机关报:“工人团结报”上,关于昨天电话局事件的消息,仅仅揭载在第八版上;对于巴塞洛那筑起了巷战障碍的事,则一字不提,他们害怕战斗在反法西斯前线上的工人民军,知道了这些事情会闹出乱子。
  下午五时,“全劳联”和斯大林党工会的全国委员会从瓦伦西亚派来了代表团,他们发表了一个联合呼吁书,要民众放下武器。“全劳联”的总书记华斯盖,与康班尼斯统一起广播呼吁,要大家保持安静。
  不断的谈判,从黄昏一直谈到次晨。结果只谈出了一点:加泰隆尼亚政府辞职,成立一个由四位部长组成的新内阁:“全劳联”,斯大林党,农民协会与康班尼斯的党各出一人。谈判时中断,因为一听到工人队伍什么地方进攻,那些享有威望的无政府派“全劳联”的领袖们,便立即跑到那里去,劝他们不要行动。考尔·勃兰奇地区的工人们要进占兵营了。无政府派他们怕得要命,马上跑去劝阻,竭尽一切力量才使他们放弃了计划。但同时警察却在许多地方进攻,逼得皮革工人总部,医药工会以及无政府派青年团,不断向“全劳联”的地区委员会告急求援。
  5月5日,星期三。不管政府当局和各个政党领袖们的呼吁,也不管新内阁的成立,武装工人们却还是守在街垒上。无政府派的工人将自己的党报“工人团结”撕得粉碎,他们高举拳头或步枪,对准广播器挥动,这些广播器正在播放自己领袖们要求他们放下武器的演说。各区防卫委员会向“全劳联”的总部反映,说工人们是不肯无条件离开街垒的。这反映倒开了那些领袖的窍。要条件吗?容易得很。他们很快就列举了下述“条件”:停止敌对;双方保持原有阵地;警察与参加在“全劳联”一边战斗的平民,统统撤退;如协定遭到破坏,各个负责的委员会应该立即获得通知;散枪不要回击;各工会会所的保卫者不应采取行动,听后命。在这样的所谓条件里,对于电话局被攻与工人缴械的事,却一字不提,毫无交代。工人们当然不会满意。可是政府却“全部接受”了。接着,当地的“全劳联”与斯大林派控制的工会发布命令,叫所有工人复工。他们还发表了共同宣言,说“所有反法西斯团体与政党已经通过协商解决了冲突”。又说:“从今以后,我们之间将建立起诚恳的同志关系……”。
  不管领袖们如何劝说与怎样做作,星期三那天夜里,所有街垒上都仍旧有人据守着。这些坚持战斗的工人们,在精神上(多少也可以说在思想上)主要是受着“杜鲁蒂之友”派,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左派(包括已被关除党藉的托洛茨基派),以及无政府主义青年团的影响的。在星期三那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连它的上层都还同情工人的,因此他们受到战斗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热烈欢迎,二者在巷战的同一营垒里缔结了战斗友谊。可是一到第二天,即到了5月6日,星期四,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们终于和无政府派的上层采取同样态度了,他们也命令自己的党员离开街垒。理由是:“无产阶级已经取得部分胜利”,“反革命的挑衅已被挫败,现在必须离开街垒,回去工作。”这样,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只有左派留下来。无政府派“全劳联”的地区委员会又给了“杜鲁蒂之友”派一个严重打击:宣布这个组织是“法西斯大林派的奸细与挑拨者”!这一宣布,一切资产阶级报纸和斯大林党报纸都如获至宝地,用最显著的地位登载出来。
  资产阶级和斯大林党的反革命机器积极活动,到处打击坚持革命的工人。就在这一天里,他们竟暗杀了无政府主义革命派的杰出领袖,加密洛·倍那里。
  同日,有五百名属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全劳联”的精锐队伍,携带了轻型炮火,从黑斯加急行军前来巴塞洛那。政府与政府派领袖们听到消息,早已在前一天驰往雷立达地方,阻止军队前进。他们答应:如果工人的军队停止前进,政府更不再从外地调遣军队到巴塞洛那来。在无政府派领袖们的力劝之下,工人队伍同意了。可是在另一方面,据那些驻守在从瓦伦通往巴塞洛那路旁的“全劳联”战士们的电话回报告:有五千警宪是这个方面应召前来。他们询问:是否要设法阻止他们前进。“全劳联”的领袖们回答道:让宪兵通过。他们既不将此消息通知停留在雷立达的工人队伍,又不将这个坏消息在报上公布。
  是日下午三点钟,“全劳联”总部下令工人武装队退出电话总局。原来政府与“全劳联”达成了协议:“双方撤退武装队伍”。但当工人队伍撤出后,电话局立即被警察占领。“全劳联”责政府破坏协议,政府的回答是:“现已造成事实,无法补救了。”“全劳联”不敢将此事实宣布,害怕巴塞洛那城里城外的工人战士们会起来反抗。
  当电话局操在工人手中时,“全劳联总部”决定要为全体居民服务。不问通话者是否革命派或反革命派,一律接通。可是政府一占领了它,无政府派所有机构的电话联络立即给截断了。
  同时,在街上,警察与斯大林党的武装队截查过往人等,将“全劳联”的会证撕碎,将工会的战士们拘捕。
  下午四时,巴塞洛那火车站(自从7月19日以来一直由“全劳联”管理的),被斯大林党与政府警宪部队进攻,他们用机关枪和手榴弹来对付少数的工人守卫队。同一时间,政府方面的波札斯将军,奉瓦伦西亚方面中央联合政府之命(这个命令是获得中央政府中无政府派部长们同意的),前来巴塞洛那,免除了加泰隆尼亚政府中防卫部长(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之职,而且取消了这个部,宣布所有加泰隆尼亚省的军队,今后归这位将军统率。
  同一天,位于巴塞洛那西南的塔拉贡那城也发生了事情。早在星期三清晨,大队警察来到电话局,从工人手里夺取了它。“全劳联”为此照例去跟政府谈判。资产阶级与斯大林派却加紧武装,他们在第二天,即在星期日,又向无政府派青年团的总部进攻。“全劳联”再与当局谈判,当局却理直气壮说,他们这样做只是执行那连无政府派内阁阁员都同意的政府命令:消灭一切拒不缴出武器的无政府派组织。于是,无政府派代表提出要求:只要释放一切被捕者,以正规军代替警察与斯大林党的武装人员,保证“全劳联”会员及其会所不受侵犯,他们愿意缴械。政府表示同意。“全劳联”放下了武器。可是就在当夜,政府警宪部队占领了“全劳联”一切机关,杀死了大约20名无政府主义派的战士。
  塔拉贡那城的惨剧,无政府派的领袖们也始终不敢告诉巴塞洛那群众——害怕“火上加油”!
  是日下午六时,“全劳联总部”得到消息,说从瓦伦西班牙派来的第一批宪兵突击队一千五百名开抵陶托沙城,将前往巴塞洛那,全劳联下令自己在该地的人员不要与军队对抗,说一切已安排妥当云。可是突击队却毫不因此有所容让,他们将“全劳联”,无政府派党部及无政府派青年团机关全部占领,逮捕了所有被发现的人,并且将其中的一部分加上手铐,送入巴塞洛那监狱。
  这样的消息,巴塞洛那的无政府派总部依旧不敢透露半点给自己战斗着的群众。他们的能事,就只是一面再派代表去跟政府商谈,另一方面则发表长长的宣言,呼吁工人们稍安毋躁,静待解决!
  斯大林党徒和政府突击队当然不肯安静,也不愿等待,他们继续搜屋、捉人、枪杀……无政府派领袖们对于每一个暴行的回答却还是谈判,谈判,谈判。
  无政府派的下层工人愈来愈不耐烦。接近陶托沙与搭拉贡那的无政府派工人早就决定去保卫那两地的同志。他们的行动在四点钟由无政府派的省委员会通知了“全劳联总部”,说他们准备拦阻瓦伦西亚开来的突击队前进。这可把“总部”里的大人们吓坏了。叫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干。5点15分,“全劳联总部”跟政府又达成了一个协议:休战,双方撤出街垒,双方释放为对方拘捕的人,工人巡逻队再度执行任务。“全劳联”把这样一个“协议”吹成为胜利,将这个“胜利”大大宣传,通过这属下的地区委员会,立即向工人广播:“达成谅解了,……为此我们想通知你们……确立充分的和平与安静……大家保持安静,保持清醒……”。
  5月7日,星期五。遵照无政府派领袖们的命令,某些工人一早就开始拆除街垒。但是对方的街垒原封不动。宪兵突击队又在到处解除工人的武装。看到这种情形,工人们违反着“全劳联”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上层的意思,又回到街垒上去。不过这时候,在广大的工人群众中,有一种幻灭与沮丧的情绪开始出现。无政府主义派工人对于自己的“总部”早已失了望,有些人原已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但是后者也命令他们离开街垒了,使他们无所适从。在那个时候仍旧坚决跟战斗的工人们站在一起的,只有无政府派的“杜鲁蒂之友”与原属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第四国际派。是他们,将巴塞洛那工人们在星期五晚间又带回到街垒上去的,在那里进行了最后一场战斗。可惜他们人数不够多,在群众中长的根还不够深,以致无法将他们组织起来,坚持长期的斗争。
  这一天夜色间,瓦伦西亚派来的突击队开到了。他们一到便展开行动:没收“杜鲁蒂之友”派的刊物,逮捕他们的领袖。一队队士兵在街上巡逻,恐吓工人。昨天傍晚由“全劳联”与政府之间达成的所谓“谅解”,原不过是一种欺骗,现在当然更不必说了。被捕的革命者非但未见释放,而且开始大规模与集体地逮捕革命者和工人,工人队伍当然再不许在街上出现,报复的恐怖到处发生……总之,整个局势完了,总统康班尼斯胜利地宣布:“政府已经将暴动镇压下去”。
  巴塞洛那工人们这次起义,计自5月3日起延续到5月7日,经过了5日5夜的英勇战斗,终于在软骗与硬压之下失败了。在战斗期间,革命者和革命工人方面被杀者约为500人,伤1500。在失败后的数星期中,却有更多的人受害。首先是原属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无政府派的队伍被送上前线,不给他们以任何炮兵和空军的掩护,让他们去给法西斯党的炮火消灭。接着是彻底的摧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著名的领袖们被绑架暗杀,整个党都被宣布为非法,解散……
  以后的故事我不想细说了。总而言之,经此事变之后,整个西班牙反法西斯阵营的政治方针日益右倾,日益反动,它在社会政策方面日见其与法西斯党徒看齐,因之群众对内战双方的胜负也日见其冷淡。本来是代表着革命对反革命的内战,此后便变成了两个营垒之间的单纯军事性的斗争了。在纯粹军事上较量,其结果是必然的,那显占优势的佛朗可军绝对可以战胜“人民阵线”的军队。此后内战虽然还拖延了一年零几个月,但形势是一面倒的。巴塞洛那终于在1939年1月26日陷于法西斯军队之手;马德里跟着在3月28日也陷落了,于是内战便以佛朗可的胜利告终。

简单的结语


  上面我们冗长地,虽然也还是粗略地讲述了西班牙内战的经纬与经过。从我们这段叙述中,读者们大概可以同意我们在前面所下的断语了:斯大林派的人民阵线政策乃是断送西班牙革命的主要原因;而斯大林派的错误政策与罪恶图谋之所以能够实现,则由于无政府派与其他社会党对此政策及其政纲的拥护。因此,斯大林及其党徒是破坏西班牙革命的罪魁祸首;无政府派与社会党则是责任匪轻的帮凶。这一点,今后公正的革命的史家一定会如此肯定的。
  当然,这里说的不是整个的社会党(尤其不是整个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更不是整个的无政府派。在这些政派中,正如我们在上面一再提到的,有极大多数的下层干部和群众,曾经在革命中表现了无比的英雄气概与革命精神。是他们,使西班牙革命如此壮烈地发生,与如此长久地维持了的;是他们,使西班牙内战不局限于资产阶级内部民主与法西斯的二派之间;是他们,使西班牙的革命从一开头就踏上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凭这些英勇与自觉的革命基干与群众,西班牙革命原本大可以胜利发展与胜利完成的;可惜他们各自为本党的领袖们所误导、欺骗与出卖了,因此使革命遭到了惨败。
  不过从教育着眼,西班牙工农的热血终究不是白流的。悲剧原可避免的,而且当时也确曾有人事先提出了避免悲剧的方策。这些正确分析和及时警告,为了同样悲剧不致重演起见,必须让今后的革命者牢记与深思的。因此,在这里,我愿意征引二位杰出的革命家在当说过一些话,借以结束这篇文字。
  第一段是里昂.托洛茨基说的,他的意见代表了国际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左派的立场。关于西班牙革命和内战,托洛茨基写过大量文章,下面摘引的只是其中一段,它是在1936年7月19日巴塞洛那与马德里工人起来行动之后数日内写成的:
  “打内战,正如每个人都知道,不仅要靠军事上的武器,而要靠政治上的武器。从纯军事观点来看,西班牙革命势力比它的敌人要弱得多。革命一边的力量在于它能唤起广大的群众来行动。它甚至能够将(佛朗可的)军队从反动军官们的手里夺过来。为要做到这一点,只要郑乎其事地与勇敢地推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纲就行。”
  “革命方面必须宣布,从现在起,土地、工厂与作坊由资本家手里移转到人民之手。这个政纲,在那些工人们业已实际掌握的省份里,必须立即设法实行。法西斯军队无法抗拒这样一个政纲的影响:兵士们将会把他们的长官捆绑起来,交给最邻近的工人民军总部。不过资产阶级部长们不能接受这样的政纲。他们压制社会革命,这是强迫工农要在内战中流出十倍的血的。”
  这几句话如何为那时以后的事变所证明,不待我们喋喋了。
  说第二段话是西班革命中那位出名的英雄和烈士,无政府派的革命家之一,波那凡士拉·杜鲁蒂。在1936年9月间,亦即在他牺牲之前不久,杜氏对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的记者发表过一篇有名谈话,下面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对我们说来,这是要一劳永逸地扑灭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是这样的,不管我们这里还有政府存在。”
  “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会誓死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当资产阶级看见权力从它的掌握中溜走时,它得向法西斯主义求救来维持自己。西班牙的自由派政府本来很久以前就可以将法西斯分子的力量削除的。他们不此之图,却踌躇不前,调和妥协,浪掷时间。甚至在目前,在目前这个政府中,也还有人想同叛军客客气气,不要严厉对待。你可别叫表面的现象给欺骗了,你知道——你笑了起来——我们现在的政府也许会需要这些叛军来扑灭工人运动呢……”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目前世界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苏联,这对我们说来并无意义——为了这个国家的和平与安静,斯大林却将德国和中国的工人当作牺牲,奉献给法西斯的野蛮统治。我们要在此地,在西班牙干革命,而且现在立即就干,不要延迟到下次欧战之后。我们用我们的革命所给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烦恼,比俄国整个红军能给他们的烦恼更甚。我们给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做了一个榜样:该如何去对付法西斯主义。”
  “我不期待我们的自由意志的革命会从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获得援助。各个帝国主义的利益冲突也许会对我们的斗争发生某种影响。这是很可能的。佛朗可正在尽其所能把欧洲拖入冲突中。他会毫不迟疑地教德国来反对我们。但是我们不期望什么援助,最后分析起来,我们甚至不期望我们自己的政府给我们帮助。”(注6)
  这番话确实说得很好。虽然它让人嗅得出浓重的无政府主义的气味,但在基本的革命立场上,在总的战略路线上,却是与托洛茨基的话相符的。他看透了斯大林的卑劣,不信任“民主帝国主义”的援助,绝不受“联合政府”(无政府派领袖们参加在里面的)欺骗,预见到这个“自己的”政府会借法西斯叛军之力量扑灭工人运动……。多正确,多好!
  可惜天不假年,杜鲁蒂未曾看见自己的预言在事实中证验,未能将自己的思想发展到底就被迫离开了战斗。
  幸而“杜鲁蒂之友”派完成了这个为杜鲁蒂未曾完成的思想工作。他们从杜鲁蒂绝对不信“联合政府”的消极立场,前进到有建立革命政权必要的积极观点。前进了这一步,虽然在理论上彻底摧毁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结构,却使真正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能找到唯一正确的道路。
  从西班牙革命中,当然还可以吸取更多教训,不过仅此一点,也已经是无比重要的了。

1972年9月





四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又时髦起来了?


  思想潮流有几分像服装时尚:老祖母箱子底里翻出来的古旧衣裳,忽然间却又成为小孙女最入时的新装。人类历史上不少思想流派,原以为确定地成为过去了的;可是在某些类似的历史条件中,在某些类似的阶级关系中,突然间会再度探出头来,仿佛它们起死回生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近十年来,无政府主义思想便这些“古老变时髦”的思想之一。
  对于这些时髦的阵旧思想,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当然,我们不该像接受或排拒长头发,密实装或喇叭裢那样的随便,我们应该首先探究那些使它们时兴起来的是什么历史条件,是怎样的阶级关系,然后再仔细研究这些长期失效的古方是否又能(更正确些应该说:确能)医治我们这时代的病痛。
  只有做了这样的研究之后,我们才能有权利表示对某一起死回生思想的接纳或者排斥。
  那么,到底是什么历史条件与怎样的阶级关系,才使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目前又相当时髦起来的呢?
  简单说,那是一方面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另一方面由于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国家机器弄得越来越严密,越来越专横,越来越发挥其压迫作用。这种国家机器的严密、专横与压迫,如果专就形式而论,不理阶级性质的差异,那二者简直都回复到绝对专制的时代去了;而且后一类国家——理论上是工人阶级当家的国家——其国家机器的丑恶程度,还超过了正牌资产阶级国家哩。而对着这样的现象,人们便相当自然地认为:目前人类的万般罪恶,皆因国家而生,皆因政府而起,特别是因明目张胆自称为专政的政府而起。因此他们厌恶任何政府,要打倒一切政府,要根本取消任何权威权力,以此来解决人类目前所陷入的死结,并以此一下子使人们进入理想的幸福世界。
  在52年前,列宁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
  “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恶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宁这个判断直到今天都仍然正确,也许应该说,它今天比当时更加正确了。因为目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罪恶,比起当年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中派和右派所犯的罪恶来,纵然不是更甚,至少是更为露骨、更加无耻的。同时,今天不但打起社会主义旗帜的工人运动的头头们是如此公然与如此忠诚地为资本主义服务,而且以共产主义与列宁主义为幌子的,自称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客们,也一样地,甚至更丑恶地、为资本主义效劳。这种令恶心的机会主义的罪恶,在不满现状的小资产阶级中,乃至也在部分的工人阶级中激起了应有的反感,而这种反感则极有可能与相当自然地在思想上表现为无政府主义。今天在欧洲和美洲,形形式式的所谓“新左派”思想的本质,或多或少地都包含着传统无政府主义的见解。
  不过,事实告诉我们,今天无政府主义思想在青年一代中之所以抬头,更为重要的一个客观原因,乃是自从苏联堕落以来,盛于苏联以及各国共产党中的官僚制度,尤其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于一切新兴工人国家中的极权官僚制度。
  因此,列宁当年说过的话,现在应该作如下的补充:在目前,无政府主义仍然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恶的一种惩罚,此外,它又是(或更是)对工人运动中官僚主义以及对一切堕落工人国家中官僚制度的一种惩罚。
  在过去,无政府主义这一种畸形物,如果对于机会主义来说,又是惩罚又是补充;那么它今天对于官僚主义的关系也是如此:它一方面惩罚官僚主义,另一方面却又补充着这个同一的官僚主义。
  无政府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关系,列宁和其他前辈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做过精详的论述,毋需我们多言,在这里,我只想谈谈无政府主义与斯大林官僚主义之间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斯大林主义必然会得到无政府主义“惩罚”非常明显。因为,如果从外表看,以斯大林主义代表的那种官僚主义,确实是最为极权,最为“科学”,因而是最有效、最残暴地压制着民众,最彻底、最全面地取消了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换句话说,斯大林的苏联以及战后新兴的最大多数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仅从政治机构与统治形式,不从社会经济的实质来看问题,它确实将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政府之所以成为政府,亦即国家与政府所具有与所起的压制与统治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充分无遗地暴露了它的丑恶。无政府主义——不论有理论体系的传统无政府主义或仅凭感情产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既然以反对任何权威,反对一切国家统治为本质,那末在那些把权威和统治发展到极端荒谬地步的国家中,它自然会像种子落在土里那样滋长出来。
  说它是“惩罚”也好,说它是结果也好,反正都是一样: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一定要产生无政府思想。
  这种无政府思想多半是自发的、土生土长的、感情多于思想的。它多半与传统的无政府主义没有联系,更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它们大多是不曾有组织的。这种思想,严格说来还不能称作无政府主义;它至多只具有无政府主义的若干特点,而且是其中较好的特点,即如:爱自由,争取民主,反对特权之类。这类要求,其实是斯大林,毛泽东官僚统治下一切劳动民众的共同愿望。它们很可能进一步发展而为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因而根本否认工人国家的可能,根本否实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和必要,并且在官僚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画上等号。同时它们却一样可能进一步形成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纲领,使那些真正忠于共产主义原则的革命者和先进工人,一方面守在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方面的既得胜利,另一方面去进行革命,借以恢复那失去的工人民主。
  究竟是那一可能比较大些,那是要看世界革命的总形势,要看一切堕落工人国家中阶级斗争的形势,而且要看为真正共产主义原则而斗争、为工人国家民主制的建立或恢复而斗争的国际社会主义者的努力如何而定的。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详细讨论有关问题的这一方面。我不得不在此指出的,只是,一切为人类社会主义前途而斗争的革命者,必须要为后一可能而努力,必须要阻止那由斯大林、毛泽东官僚制度所引发的无政府思想真正被引向无政府主义的方向去。
  为什么?
  因为,无政府主义斯大林其实是与官僚主义“互相补充”的。我现在就想来说明这个道理。
  无政府主义与机会主义的互相补充,按照列宁就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例子所作的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无政府主义或半无政府主义者不愿与不能了解,“每次政治行动以前,必须先在客观上严格估计到各阶级底力量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把个人恐布和暗杀手段看作是自己的极端“革命精神”与“左的精神”表现”;第三,虽然“嘲笑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比较轻微的机会主义罪过,同时他们自己却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土地问题或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模仿该党内极端的机会主义者。”(见“左派幼稚病”)
  总之,无政府主义者是以对于阶级斗争的忽视与无知,以他们看轻群众和看重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的斗争方法,复以他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立场,补充了机会主义反以对革命与破坏革命的作用的。
  那么在哪些方面,无政府主义补充了官僚主义呢?换个方式来问:无政府主义到底能怎样与官僚主义分工合作破坏革命斗争呢?
  据我看,也恰恰在列宁所说的那三个方面。今天在国际上我们所看见的无政府主义者,或多多少少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新左派”,至少就我的浅见所及来说,似乎比老一辈无政府主义者更远离了阶级斗争的立场。由于多年来工人阶级斗争的消沉,由于改良主义工会势力在战后的复兴,又由于各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处于无权、消极与被压迫的状态中,有一些“理论家”便得出了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论据。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将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夸大了,美化了。依照他们的“新发现”,真正能起革命作用,真正能领袖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和任何种类的官僚制度的,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群众,以及一般失业或无业的贫民大众。有了这样的见解,在他们去进行或领导任何政治运动之前,当然不会“先在客观上严格估计到各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了。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正确地估计各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这不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为然,在官僚恶化的工人国家中也是如此——在后一类国家中,无政府主义者是更不能作正确的阶级分析的,因为那里的官僚分化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官僚们,其本身并非为一个阶级,而是一个阶层,它不是一个性质分明、作用简单的阶层,而是性质含浑,作用矛盾的一个社会集团。这个官僚阶层在其反民主的程度上超过了一般资产阶级的官僚;但就其社会职能说,却不同于以往的官僚,它是既浪掷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又多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保卫着这些成果的。因此,要在这些国家中发动民主革命去打倒官僚统治,首先得弄清楚我们要争的是什么阶级的民主,要打倒的是怎么样的官僚。如果在争民主的口号下要为“一切阶级恢复民权”;如果在打倒官僚的名义下其实想根本取消任何代表工农利益的专政,那么这样的无政府主义式的革命,事实上是补充了,加速了官僚主义的反动工作,即加速了资本统治的复辟,这是第一方面。
  当今的无政府主义者虽不曾公然主张个人恐布暗杀行动,但只要人们不善于从阶级关系来看问题,不能将自己的革命热情建立在严格和正确的阶级分析上,那么个人恐布和暗杀行动,在残酷的、窒息得叫人喘不过气来的官僚制度之下,迟早会滋长出来。这种由客观逼成的、因而是自发的个人恐布倾向,如果接上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的话,那是完全可以形成一个相当普泛的运动的。这种运动,即以个人恐布来反对官僚的运动,不但不能有效地推翻官僚制度,而且还是一定会巩固了——在此意义上亦即补充了——官僚主义。这是第二方面。
  1934年12月,一个名叫尼古拉也夫的青年暗杀了斯大林手下的大官僚基洛夫。这次暗杀没有打击到斯大林的官僚统治,却反而给斯大林以借口,因而组织一连串的冤狱,消灭了整整一代的老布尔雪维克。
  这件事当然与无政府主义无关,绝对不能叫无政府主义者负责,但它总很清楚地说明了:如果将年青人完全正当的反官僚情绪,引导到个人恐布的路上去(无政府主义是可能给这种行为以思想辩护的),会如何地帮助着官僚主义。
  无政府主义补充官僚主义的第三个方面,在于它因噎废食地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
  根据无政府主义者的传统理论,再加以他们对最近史实的观察,他们认为:目前苏联与其他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官僚制度,乃是马克思列宁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所有这些极权的官僚国家,恰恰证明了巴枯宁当年的预言。它们证明了“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是一种神话。它们证明了“任何专政除了“使自己永世长存”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目的,”它“能够在忍受这种专政的人民身上产生和培养的,只是奴役;自由只能够由自由,即“全民暴动”,和群众行动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来创造。”因之,他们不但指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者所掌握的国家为官僚国家,且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的苏联也指为官僚国家。他们反对说斯大林苏联是列宁时代苏联的一种堕落。相反,他们认为前者乃是后者的合乎逻辑的生长和发展。理由是:举凡斯大林所实行的官僚措施,几乎都是列宁时代就有了的,而且“始作俑者”恰恰就是托洛茨基。证据,他们举出了克龙希达脱暴动的镇压,举出了对于马赫诺游击军的讨伐,并且还举出了托氏倡议过的“强制劳动”办法。
  从这样的认识中,无政府主义者得到了如下结论:谁若真正反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所代表的官僚主义,谁就必须(或必先)反对马列主义,特别要反对他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他们说;马克思和巴枯宁的争论,经过了百年之后,终于由历史定出是非来了:证明正确属于巴枯宁。因之,依他们之见,今后反对一切官僚主义的斗争,实质上应归结为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
  问题是否真如无政府主义者所想像的?当然不是。有关这方面的理由,我已经在前面各篇文字中,从理论与事实说明过了。我的说明虽然很不充分,但至少可以让读者们看到: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纲领,想借以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无政府主义是早已被证明为不切实,不合适因而是不正确的了。在这里,我不想再来重复。
  至于说斯大林是列宁的忠实弟子,说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是孪生兄弟,说托洛茨基是苏联官僚主义的元凶祸首——这些说法,我仍只想采取我那封“公开信”中采取过的办法,请读者去阅读一下托洛茨基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在那本书里,托氏不仅运用了有力论据,而且征引了大量数字和事实,以此说明了革命在背叛之前,与它在被背叛之后的大不相同,并且说明了这个背叛是如何发生与为何发生的。有了这样的说明,我这里试作任何解释都将是徒劳与多余。
  我必须在这里说一说的是:如果依照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和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也就是说,如果将反对工人国家中官僚统治的斗争了解为根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如果依照巴枯宁的办法,要用“全民暴动和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来打倒官僚统治,来代替任何形式的工人阶级专政,那么在苏联与其他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中,到底会发生怎样一种情形。
  早在1936年,托洛茨基就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现在的官僚专政一倒台,如果不是由新的社会主义政权来代替的话,那一定是回转到资本主义的关系,伴着又是工业与文化之悲惨的衰落。”(见“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第219页)
  对于这个回答,无政府主义者当然不会满意。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权”,只要它是政权,那必然仍旧是一个“官僚专政”。任何政权不论新旧,都是官僚的。因此,他们以为目前存在于各个共产党中的官僚专政,一定要由“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来代替,然后才能真正打倒官僚统治,然后才能保证社会不回转到资本主义关系,并且保证工业与文化不致陷于悲惨的衰落。
  这儿问题的中心在于:那个在性质上被假定为绝不等于社会主义政权的所谓“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究竟是怎样一种东西?在人类的革命史上,我们见过不少个这一类的自由组织,其中最显著的有1871年的巴黎公社,有1905年1917年的俄国苏维埃,又有1936年开始存在于西班牙的工人委员会和民军委员会。这些“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由于其本身的性质与斗争的性质使然,当它们在“全民暴动”打倒了旧政权之后,总不得不进而负起政权的责任,借以一方面抵抗反革命的反击,彻底摧毁旧秩序与旧制度;另一方面从事积极革命的建树,开始来建设新秩序与新制度。谁在这个关键时刻表示动摇,表示不能适应或表示抗拒,那么他便会立刻得到惩罚的。或者在短期胜利后遭到了惨败(例如巴黎公社);或者根本就不能取得重大胜利而被消灭(例如西班牙的工人委员会和民军委员会)。唯有在俄罗斯,多谢布尔雪维克党人勇敢地挑起这个责任,坚定地将苏维埃这个“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才能在人类历史上完成了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第一个工人国家。不错,今天这个工人国家已经变成异常可怕的官僚专政了。这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原是必然的结果,所以他们可能根本否认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他们无论如何不可能否认十月革命确实推翻过资本制度的。所以问题还是一样。凡是“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不曾努力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政权者,都不能对社会主义革命作出真正贡献。这在苏联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中,对于未来必将发生的反官僚统治的革命,情形亦复如是。如果当“全民暴动”已经起来推翻官僚统治,群众已经自下而上地建立了“自由组织”之时,如果革命者不企图、不努力使这些组织更进一步地成为革命的新的、彻底反官僚的社会主义政权,那么其必然结果是重演西班牙的悲剧,让“自由组织”迅速被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所代替。要不然(虽然可能性比较小些),便是官僚集团一到获得喘息机会后,起来摧毁这些组织,复辟官僚专政。
  无论是前一情形或后一情形,无政府主义都对官僚主义起了“补充”作用——或者帮助它去破坏革命,或者帮助它重新获得稳定。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在表面上看来虽然是官僚主义的死对头;其实它却非但不能真正打倒官僚统治,而且在客观上还能帮助这个统治。
  那么,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那些受了无政府主义影响,或自发地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革命青年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是批评还是赞助?是排拒还是团结?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分清楚有系统的无政府主义和那由反对官僚压迫而直觉发生的无政府思想。然后我们得肯定,无政府主义这个思想体系是错误的,其作用是反动的;可是发生在群众中,尤其发生在青年群众中的直觉的无政府思想却是正确的进步的,多数是革命的。压制群众的任何创意、窒息群众的一切自由,剥夺最大多数民众的民主权利,当今由斯大林主义者操纵的国家机器,极其自然地要激发出民众的无政府思想。这种思想,其实与传统的无政府主义无关,它仅仅是群众要求自由与民主的代名词罢了。这个代名词多半还是统治者硬加在群众头上的。当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屡见于中共报刊上的此一名词,便都是一种套人的帽子,是陷害那些革命红卫兵的一个罪名。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欢迎这种“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和他们一起战斗,一起反对官僚的统治。不过在同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应该随时批评无政府主义的错误,不断揭露无政府主义一方面与机会主义,另一方面与官僚主义“互相补充”的实质。在未来的世界革命中,特别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行将来临的反官僚革命中,无政府思想,甚至传统的无政府主义,无疑会起相当大的作用(尤其在革命初期)。我们必须正视和重视这个现象;并且要对这个现象采取正确态度,因为,这种革命的是否能够胜利,在不小限度内,将取决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是否能够及时地争取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是否能够使他们的无政府思想不致“成熟”到无政府主义,是否能够使他们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成为建立新社会主义政权的一个力量。

1972年10月


全文完





[注1] 我们这里是借用后来俄国马克思主义派的一习用名词。其实马克思当年对于俾斯麦,非但绝不会因他推行德国统一运动而称他为“革命者”(如巴枯宁所诬指的),甚至也不曾说过这个运动有“客观的进步意义”。1866年,当普奥战争以普鲁士的胜利而结束,德意志统一计划得以实现之时,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里写了这样的话:“这件事的好处就在把局势弄简单了,而由于消除了各小邦首都的争吵,同时加速了发展,因而革命就更容易发生了。德意志议会毕竟完全不同于普鲁士议会。所有的小邦都将被卷入运动,地方割据这种最恶劣的影响将不再存在,各个党派也终将成为真正全国性的党派,而不再仅仅是地方性的党派。”在同一信里。恩格斯又说:“依我之见,我们除单纯接受事实而不加赞成外,绝不能有别的做法,并尽我们的能力所及,利用现在一定表现得更加容易的机会,对德意志的无产阶级作全国性的组织和联合。”(以上均见1866年7月25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两天后马克思在复信中说:“我完全赞同你的意见;坏事情也应当按照它本来的样子加以接受。”
  从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非但不会把俾斯麦的成功看作“革命”,而且将它看作不得不接受的“坏事”。不过,他同意恩格斯的看法。这件坏事也有好处,它使“革命(按指社会主义的革命)更容易发生了”,德意志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更好的机会,作全国的组织和联合了。
  充分与全面地研究了并发挥了这二种任务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规定出全套的革命战略来的,主要是列宁和托洛次基,前者将落后国家与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问题提高到它们应有的高度,后者则根据了民主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最后完成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
  巴枯宁在这方面真是一窍不通。因为他认为在任何经济条件下都可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主张欧洲的革命都要在俄国农业民族的水平上进行,并且不要超过这个水平,所以在他看来,“任何资产阶级民主任务”都不必去解决,甚至不应该去解决;解决了也绝对谈不上对彻底革命有什么好处的。

[注2] 如果中国(或外国)无政府主义派对抗战有过正式文件,如果那文件表明了不同于下引的立场,我们极希望能够看到;我们更愿意改正我们的批评。

[注3] 为了叙述上便利起见,我们只以谈及加泰隆尼亚的情形为限。事实上,发生在这一地区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的地方,只是没有这里那样有代表性吧了。

[注4] Buenaventura Durruti 铁路工人出身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家。1936年7月巴塞洛那工人起义胜利后,他立即率领一支民军,开到阿拉贡省前线,迎击前来攻打巴塞洛那的法西斯军,大破之,因之成为西班牙内战中最杰出的军事领袖。同年11月间,因马德里危急,杜鲁蒂奉命率军驰援,保卫了首都,可借不久阵亡。

[注5] 西班牙政府方面,除普通警察外,又拥有Civil Guard 与Assault Guard,前者有如普通的治安警察,后者组成于1931年5月暴动后,是一种特殊的防暴警察,这里为了简便起见,都称做警宪,不细加区别。

[注6] 这一段引文,以及本文中其它引文(除特别注明者外),均译自斐列克斯·莫罗著《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再有关“内战中的内战”一节的材料,也是取自该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