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多伊彻《流亡的先知》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我的意见和更正
（周仁生 译）
【编者按：王凡西这篇《我的意见和更正》和多伊彻夫人致王凡西的信，原计划作为中译本《先知三部曲》的附录发表。后未采用。王凡西的更正只在中文本中用编者注的方式简单地指出。】
I. 原文第32页（中译本第35页）：“……1928年，他们（指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凡西注）召开了中国反对派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某些人主张与毛泽东结盟；那时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不满，因为在1925-27年之间他的观点往往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在这段文字中，有三点不实之处：
II. 原文第32页注释（中译本35页）：“1929年夏或秋，一个反对派分子林泽从莫斯科返回中国……”。林泽，实际上是刘仁静的化名，他于1929年夏，前往普林基普岛拜访托洛茨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举行建党大会，刘仁静是参加大会十二名代表中的一名。1927年当他还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时，他已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1929年回到中国后，成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又帮助伊罗生（Harold Isaacs）收集有关中国问题一书的资料，此书写成以后，题名为《中国革命悲剧》。1934年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此后便离开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III. 原文第423页（中译本第455-456页 ）：“……在中国，即使他反对斯大林1925-27年间的政策曾产生过最强烈的印象，但第四国际在那里也没有能当得起‘支部’这个称号的组织。一些活动于地下、困于极度的贫穷并受到国民党政府和斯大林主义者围剿的托洛茨基派成员成立了一些小组，在上海有二十几人，在香港有几十人，还有分散在中部和东部的少数人，甚至在陈独秀赞同托洛茨基主义之后，他们也未能摆脱孤立。”中国托派份子的人数，常有变动，而且变动幅度大。中国的托派份子是在1928年开始组织活动的，到了1952年就被毛主义者全数扑灭。在这段时期内，托派党员确实有时降低到“上海只剩下二十多人”（这是在反动统治下最黑暗的时期，即从1932或1933年起直到1937年上半年止）。但也有人数较多的时期，例如1932年以前及1945年之后，这两个时期的党员人数上升到远远超过“数十个人”。统一大会召开时，中国有近400托派份子〈“我们的话派”有160人，“无产者社”有120人，十月社有70人，战斗社有40人〉。这个数字，还没有把关押在斯大林监牢中备受折磨的大约200名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包括在内。1945年以后，特别是在1946年-1949年这几年内，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已经分别参加了两个各自独立的党，即国际主义工人党与中国革命共产党。最后，在1952年，当毛主义者对托派份子进行全国性大逮捕，单就被捕的托派份子来说，大约有300人。（实际上被捕的托派份子远不止300人，单以浙江省温州、杭州、嘉兴、金华四县市的初步估计，已超过300人了，其中包括判刑及在学习班受训者。─ 译者注）
IV. 原文第423页 （中译本第456页）：“……陈独秀在监狱里被关押了六年，出狱后，他被放逐到重庆附近一个偏僻的乡村，被禁止参加政治生活，也不能出版自己的著作。他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生活在恐惧之中，为1927年失败承担的罪责压弯了他的腰。甚至托洛茨基派成员也不信任他了。毛主义者对他大加指责。他被奸细包围着，蒋介石的警察又以谋杀威胁着他，于1934年把他重又投入监狱，并暗杀了他。”有关陈独秀的这段文字，有许多失实之处。第一，陈独秀不是被放逐到重庆。事实上，1937年秋天，他从南京监狱释放出来后，首先来到武汉（是出于他的自愿的）。武汉是国民党政府第一个临时首都，那时武汉是中国主要政治中心。陈在武汉曾两次发表公开演说，并广泛地、多方面地与各种政治倾向的人士接触，特别是同站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小党派人士进行接触。1938年秋，当武汉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之前约一个月左右，陈独秀前往四川省，在重庆附近的一个小城江津定居下来。
V. 原文第423页（中译本第456页）：“1938-1939年，托洛茨基进行了一次徒劳的尝试，想把他从中国救出来，指望‘他能在第四国际起到与片山潜在第三国际同样的作用……能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大利益。’但陈独秀认输了，陷入了极端的悲观主义。”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托洛茨基写信，力图说服陈独秀离开中国，以及陈对这几封信的答复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不妨对当时发生在两人间通讯往来的国内外形势，简单地说几句话。1938年，正是莫斯科制造最后一次审判案的一年。那年3月2-15日，布哈林·李可夫及其它老布尔什维克被带上法庭受审，并被处决。早在一个月前，即2月16日，托洛茨基的儿子，里昂·西道夫已被斯大林派遣的格柏乌杀害了。作为国际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部份，直接由斯大林派往中国的头号代理人王明，于同年3月15日，在武汉发动一场反对陈独秀的诽谤运动。他们无耻地指控陈是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间谍，每月向日本特务机关领取300元津贴。托洛茨基在这方面是有高度警觉性的。早在1937年，即当中日战争爆发时，他心中早已存在着如何保护陈独秀以及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免遭斯大林分子迫害的问题。他并不确切地知道中共将如何罗织罪名，企图陷害陈独秀，但他根据自己的认识，自己的经验，清楚地知道斯大林如何对付反对派的办法的。因此他坚信，斯大林定会通过他在中国的代理人，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迫害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特别是陈独秀本人。他甚至考虑到，中国斯大林分子有可能采取暗杀的手段。这就是托洛茨基力图要陈离开中国的主要理由。他希望陈能在第四国际中起到片山潜在第三国际中所起的同样作用，这也是真实可信的。但这显然不是他的主要理由。
“（8）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各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显然，陈独秀此时关于民主和帝国主义战争的观点，已经远离了列宁和托洛茨基，难怪所有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群起而反对之。但这决非意味着他的精神正在崩溃下去。直到临终，他还始终为他的新观点作顽强的斗争，在他生命结束之前仅仅只有十四天了，他还写了《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
“（9）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 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
“（10）此次世界大战，自然是两帝国主义的集团互争全世界霸权的战争。所谓“为民主自由而战”自然是一种外衣，然不能因此便否认英、美民主国家尚有若干民主自由之存在……‘消灭希特勒的纳粹党徒’为各民族共同进攻之总目标，其它一切斗争，只有对于这一总目标有正的作用，而非负的作用，才有进步意义。”
“（11）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国家方面采取失败主义，采取以国内的革命战争代替国际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方略，无论口里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取得胜利……。”
VI. 原文第423-424页（中译本第456-457页）“然而他仍不时地分析中国形势，十分透彻地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在什么地方和为什么受挫。在第四国际宣布成立两个月后所写的一份声明里，他直截了当地解释说，为什么要依靠农民，而不是（像早先托洛茨基与他本人所认为的那样）依靠城市工人。日本人破坏了中国一些最先进地区的工业；因而，‘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物质上与精神上都被削弱了，倒退到30 — 40年前的条件下’。因此，将革命的重心放在城市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今天不理解将来的政治形势会向何处发展，不承认中国无产阶级十分弱小以及其政党所处的地位，那么我们就等于是坐井观天，由于自满自大而痛失良机’。他继续写道，托洛茨基派成员常因其宗派傲慢，对毛主义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以及无视抗日战争的需要，使自己脱离了现实政治生活。他担心，第四国际的建立只会加强他们的‘傲慢与孤立’，而这场冒险将以破产告终。”这段文字引证了陈独秀与中国其它托派份子的争论，并且加以阐述，现在我要说的有三点意见：
VII. 原文第424页（中译本第457页）：“他本人倾向于时而同国民党，时而同毛主义妥协，但既不能也不愿同前者或后者结盟。在余下的悲剧性的岁月里，他一直是个垮掉了的人。”考虑到陈独秀在民主立场上的改变，人们很可能设想他或者定将与国民党的旧式民主主义妥协，或者与毛泽东的“新” 民主主义妥协。但是，作为陈独秀的朋友之一，作为他晚年思想转变的反对者，我应当说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者，他支持由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但他从未对国民党及其政权产生过任何幻想，因为他认定国民党已经腐朽透顶，决不可能领导这次战争到最后胜利。自从他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后，国民党领导人对他软硬兼施：一方面使他处于受长期的监视之下，另一方面想方设法想把他收买过去 。就我所知，至少有两次这样的时候，试图诱使他下水。国民党通过陈的老朋友（此时，这些老朋友已在国民党政权中担任要职），向他提供大量金钱（第一次在南京，第二次在重庆）。但两次，陈独秀都断然拒绝了。正因此，陈独秀一直在极端贫困中渡过他的余生。当他去世时，他的身后丧事是由当地乡绅为他办理的，而他的遗孀后来是由他以前的学生赡养的。
1975年9月15日
1975年10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王先生：你的忠诚者塔玛拉·多伊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