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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终身反对派」精神
——读《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有感
谢山
（1994年9月15日）
近读《陈独秀著作选》（任建树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三卷，引发不少感想。
老先生（指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中颇有骇人听闻的独见。他强调民主，便被人认为退回到五四时代。他在致郑学稼信中的“孪生儿”一说（指陈独秀从来信中读到‘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为孪生儿’之说，不禁拍掌大悦）更为人诟病。我则以为，当前倒不是从这种言论中对他作出评价，重要的是从“运动”的发展中去找出他思想转变的原因，以便进一步思索。不要陷入文字障，“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应是得鱼忘筌：否则拘泥于一二结论，即使是“正确”的，而不明其所以然，也难免“买椟还珠”。我爱诵陈简斋的：“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皐。
理解他思想的最主要一点就是他对苏联性质的看法。第三卷中《给托派国际书记局的信》是篇很重要的文章。“必须反对以为斯大林政制尚能改良的那种幻想”，以“重建十月”代替“保卫苏联”，还提到“那个目前只是形式上存在的无产阶级政权……不一定要导致特尔米多的”。难得的是他在1934年已提出了如此卓见，那时他已看出它是仅存形式，无可改良了，晚年坚持不改。1940年致西流等的第三信（第三卷漏列，此据《陈独秀书信集》中说：“兄和我在数年前都已认为死狗（指斯大林）是全世界罪恶之魁首……。老实说，谁打倒死狗和希特勒，我都向他叩头，我情愿做他奴隶。”措词异常强烈。这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仅出于个人恩怨，应该说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所引起反思而积累成的义愤，这个愤怒后面堆积了多少烈士们的鲜血和白骨。这种看法，自然不同于坐在书斋里一杯香茗娓娓清谈，难免要热血奔腾，慷慨激昂了。他在大革命时处于领导地位，既掌握了运动进行的全过程，也洞悉了不为人知的各种内幕，比群众知之深，也就愤之甚、恨之切了。他在1934年已根本否定了传统的说法，那么，尤其在德苏协议之后，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提并论，也是顺理成章。他最后论文和书信中所强调的民主，必须从这里出发去理解。《再论世界大势》一文开始的图式就列举了“未来世界──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这就说明他所强调的民主已不是五四时代所宣扬的一般民主了。
这些观点和托洛茨基的“堕落的工人国家”截然不同。托氏协助列宁亲手发动并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他对这个工人国家的关心，不仅是亲手缔造所产生的强烈感情，还由于他在当年火热的斗争中，深切体会到不是身历者很难想象的那种群众对社会主义所激发的革命热情，即使在1927年的挫折后，在苏联还随时可见到对反对派的同情和响应。因之，他自然对这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前途仍充满了无限的信心，他是不可能想象这个工人国家竟被官僚们糟蹋得面目全非，所以他仍是号召保卫十月革命成果（老先生在1934年那封信中指此为“幻想”）。
理论的正确在于它能正确反映事物的发展，但无人能要求事物按理论的规定去发展。过去我们都抱着“理论掌握了群众，便成为物质力量”的信念，列宁的话自然没有错，但是群众从发动而成为物质力量这一过程是很复杂的。幼时对革命的看法很天真，十九世纪及以前的一些革命，揭竿而起，群众自发涌上街头，仅仅几天巷战，统治者便仓皇出逃而革命成功了（以后能否巩固是另一回事）。然而这种浪漫主义的场面，在巴黎公社以后便少见了。恩格斯在临终前所写《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曾谈到斗争方式的转变（马恩选集四卷本却不收此文，是无意漏了，还是有意抹杀）。十月革命也许是从自发到有组织的一个转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阶级组织，革命是难以取得胜利的。但是当年革命胜利后，这个组织不是代表本阶级的利益而被官僚篡夺了领导权后，它对于革命所起的影响和产生的后果将是怎样？有一个资产阶级学者评论1927年苏共党争时说：斯大林取得了胜利，不是他掌握了真理，只是他掌握了组织！”这可算是一针见血。虽然这话是损害了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者的自尊心，现实就是那么冷酷，几十年的历史揭示的事实还少吗？举我们在中国切身经历的最显著的例子便是：三年“自然灾害”，饿殍遍地，连一位高级领导人也慨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仍未能变更决策者，以后十多年还仍要高举三面红旗，史无前例的那次大灾难，整个国家被推到毁灭边缘，然而几千万党员还是默默忍受，难道他们心中全无异议吗？无他，是这个组织箝制束缚了他们的手脚，禁锢了他们的头脑。铁的纪律，顾全大局，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似一道道符咒，威赫着令人不敢开动脑筋去思索。
这里有一点必须辨清：马克思主义者所信仰的是历史发展中的真理而不是任何个人。马恩都承认犯过错误，对新事物估计有误，不足为奇，而且也不影响这些大师们的伟大。说出错误，免得后来者重蹈覆辙，这比之自以为一贯正确者更为伟大。中国人千年来喜讲法统、道统，格遵师训，亦步亦趋。但在迅速发展的年代里，墨守师承，看不到形势变化，只能把原来对历史发展有贡献的学说推上一个尴尬难堪的地位上。梁任公还能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为什么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竟不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现实来检验自己的信仰正确与否？老先生的“终身反对派”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即不让自己成为某一种思想的盲从者，不放弃自己对真理的无穷尽的求索。如用这种态度去读致郑学稼信，那么，“过头”的话也许可以释然了。老先生的优点在于政治敏感，不依阿成说，不曲从权威，独立思考，敢于创新。我不能说他的言论都是正确无误，但我却很赞赏他的“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他那种凡事都经过自己的深入思考，不肯轻易附和的学风是可贵的，现在正是缺乏这样的硬骨头。
对于那些至今仍抱着“堕落的工人国家”不放的朋友们也该说几句话。当列举现实呈现的各种腐化堕落现象，问他们这是不是工人国家，难道烈士们洒尽鲜血所力争的就是这些吗？他们不能承认它是，也不敢否定它不是，只是不吱声。其实堕落是指一个过程，堕落了半个多世纪，还没跌到底吗？（也许1991年前苏联分裂后，“堕落”已到“底”了）他们有时会反问，你说它是什么？如果说这是干部主义或是什么，他们便会异口同声地说，马克思指出的社会形态发展中没听说有这个阶级。“非圣无法”，自然属于摒弃之列。如说是国家资本主义，则他们便会说国有财产下没有私人财产权（如说开放后私人资本的增长，他们又要问占多少百分比）等等。他们既不理解资本主义在本世纪内已起了的变化，更不了解自己本身所处的大环境的实际情况，然而他们还以“思想坚定”而沾沾自喜。老先生自己似亦赞同“终身反对派”这个“头衔”，“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见致S和H的信），这不能说是“挖苦”，毋宁说这正是对终身求索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