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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权力与最终真理

谢山

(1995年2月28日)



  百年来的历史不断展示:人们的意图到最后实现时却往往不是当初所向往的。本来以为“龙生龙,凤生凤”,结果却成了“四不象”的怪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固然是一个梦想,“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到头来也只能是市场经济毁了所谓“社会主义”。这说明了当时人们思想的局限性,过一段时间来看,历史就会把一切显示得清清楚楚,然而当初的设计师们未必能想到这些。

  “采纳传统模式的‘长处’来填补斯大林模式的‘短处’”,即使是部分地,也不是一个轻易可以产生的念头。人们意识到现行模式中的“短处”,进一步便会对现行模式发生怀疑以至改造,或进而抛弃它。在一个自然生长发展起来的模式中,改善模式缺点的想法是可能的,因为它本身是在发展中,还在不断完善中。但对于一个已有一个固定概念,有一套甚至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以至现实模式的一种社会制度来说,“揭短”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怀疑将导致整个体系的被摧毁,因为它是被认为最完善的,是经过严格的选择才入选的。这不是抽象的讨论而是事实已显示了的。从反冒进、大跃进等正反两方面的事例来看,当人们发现事实确是出了问题,他们所想到的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从不会从机体本身中去找问题,所以当时只会提出比例失调,综合平衡,以至干部作风等表面现象。尽管当时也确实作了一些纠正,随后问题却变得更严竣了,或是“扶得东来西又倒”。甚至像河南饿死了二百万人的惨剧后,也没有人敢对“三面红旗”说半个“不”字,更不见在党内出现“大震动”。从某个方面来说,这确是这种制度的“优点”坚固无比,不怕十二级台风或地震!“采长补短”的前提是先承认有“短处”待补,如已是完善无缺的了,有何“短处”可补呢,就算现实中已出现无法掩饰推委的事件,那也只是干部们(而且是基层的,不是高层的)干错了事,不按中央指示办事。上帝是万能的,不可能有缺点,即使他有,一切都是魔鬼造成的。阿门!

  我们再看看现实,反冒进时只提了“急躁情绪”,没指向主导思想,犯急躁情绪的是下层干部,当然不是指向最高层。反冒进者还是被批得体无完肤,写不完的检讨。大跃进中出了那么多荒唐事!造成那么大损失,有谁尖锐地进行了“路线斗争”呢?确实,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会出现那种荒唐事,资本家是不会花钱去买“损失”的(至少主观上如此),但在斯大林主义者眼中,这不是“损失”,美其名曰“交学费”,或是“算政治帐”。文革那样的浩劫,在“社会主义”和“反修防修”的大旗下,未见出现有影响力的反对派和真正的“路线斗争”。二十多年来,始终只见毛泽东一人指挥若定,随心所欲,不但不可能采纳资本主义的“长处”,连发现本身的“短处”也不可能。今日已有不少人在指摘当时的“短处”,而当时却把这认为是所谓“社会主义”的长处呢?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尚受批评,更何况资本主义的“长处”!三十年封闭隔绝在一个地区中,加上几十年受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和铁的纪律的束缚,怎么能发现资本主义也有“长处”呢?总之,斯大林主义模式是一个与其它社会迥异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模式,必须按照生活在这个社会内部所养成的思想方式去理解去思索,否则便不可能解释大跃进和文革的那种疯狂状态了。

  当然,党内甚至上层对一些问题是有分歧的,但都是在保卫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前提下出现的,而这一模式的特征之一便是“权力”和“真理”合而为一,世俗的君主和上帝的使者合而为一,握有最高权力的也握有最终真理。于是与最高领导相对抗,不但被逐出权力圈之外,同时也被排斥在“真理”的门外。搞政治斗争的人都是非常现实的,伽利略和布鲁诺这样的人在当前是难找的(也许这根本不属于同一类人)。这一特征也决定了意见分歧很难上升为路线斗争(因为分歧的出发点是相同的),即使现实已证实了领导的路线是错误的,也是以“大局为重”,恰恰是持正确主张的在做检查。这也是在这种模式中,各式各样的错误(有时甚至是致命的)不断孳长,或更换形式不断得到发展的原因。也许这就是这种模式本身的最大矛盾,也是被历史所不断证实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