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迁校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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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亡——迁校入川

　　一九三七年暑假我考入山东省立济南第一初级中学（以下简称“济中”）一年级。卢沟桥事变已经两个月，那时没有人相信战争会大打起来，因为南京国民党政府玩惯了对日妥协政策，不相信它会对日长期抗战。九月济中照常开学上课，十月日军攻占平津后，沿津浦铁路向南侵犯，逼近济南，济中校长孙东生决定迁校到泰安，暂借泰安中学校舍上课。十二月二十四日，日军侵占济南前夕，日军飞机对泰安进行了一整天的狂轰乱炸。我和几个同班同学没来得及跑出城，就扑在城墙根下，只听得头上飞机响，不知道有多少架飞机，只听得炸弹降落时冲击空气发出的刺耳的嘶嘶声，接着是一阵震地的爆炸声和房屋倒塌声。一批飞机飞远了，又一批飞机来了，轮番炸。一直炸到天黑，飞机不来了，我们回到学校，我们接受了战争的恐怖洗礼，老师和同学们都炸怕了，也炸觉醒了。当天晚上，孙东生校长决定带领全校二百多师生离开泰安，各自背着行李，徒步经鲁西、豫东，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到达河南许昌。借住许昌中学校舍，坚持继续上课。孙东生校长提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鼓舞并稳定了我们的学习情绪。孙校长的乐观精神和自由民主的信念引导我们走进战争年代的社会大学校里学习、成长。

　　在许昌过春节，除夕夜，万家爆竹声响，谁不想家，初尝离乡背井的苦滋味。有的同学用棉被蒙头躺在床上哭泣。我和隗宽、侯丙辰三人跑到屋外的院子里，放声高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当唱到：“爹娘啊，什么时候……”时，我们都哽咽泪流满面地唱不下去了，远处近处的爆竹声还响个不停。受到战争形势的影响，三月上旬我们又打起背包徒步一个星期迁移到南阳的赊旗镇（今佘旗县）。行军的第四天经过叶县与方城之间的保安驿地界，是当时河南最贫困地区，传闻土匪猖獗，实际是无地耕种的农民。公路边的电线杆上贴的标语：“做土匪不如当兵”，“做土匪不是好人的子弟”等，在那民不聊生，生活在兵匪不分的时代，“做土匪不如当兵”竟然成了宣传标语!

　　赊旗镇昔日曾是个商业繁荣、手工业发达的全国有名大镇，镇内有几十条大街小巷，各行各业手工作坊分街生产和经营。建筑宏伟的山陕会馆显示商业资本曾有相当规模的发展。我们看到的已经是个萧条败落景象，生机全无了的古镇，这是清朝末年以来帝国主义侵略和民国年间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结果。

　　山东各地的中学和师范学校共约二千多师生先后到达赊旗镇集中，由山东省教育厅领导成立“山东联合中学”，实际上联而不合，仍处于各自为政状态。济中二百多学生住在山陕会馆旁边的文庙大殿里，晚上席地而卧，白天卷起铺盖，分班听老师讲课，坚持一面读书一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星期日，话剧组到街头演出活报剧。

　　时值国共合作抗战初期，政治思想活跃，民众抗敌情绪高涨。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台儿庄会战取得大胜，捷报传来，民心振奋。赊旗镇开军民联欢大会，欢送国军第四师开赴徐州前线，师长陈大庆和参军的平津大学生们走在队列最后，陈大庆回身立正，向欢送人群行军礼，然后挥手告別，情景壮怀激烈。那时，他曾是受民众拥护的抗日英雄。国共两党内战时期，他是国民党政府上海市警备司令官。

　　看着雄起起气昂昂的队伍远去，远处传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的歌声，我对那些指挥唱歌的大学生们羡慕极啦。期盼国军再打几个大胜仗，把日本侵略军赶出华北，赶出国境，我们好回家。

　　五月中旬，徐州失守，郑州告急，我们又打起背包，告别了古老的赊旗镇，向湖北省西北角的郧阳迁移，离家乡越走越远。

　　离开赊旗镇的第二天宿南阳，曾结伴到卧龙岗一游，寺院很大，碑碣很多。有个圆形亭子，传说是三顾茅庐时茅庐的位置。南阳有座玉山，街上各种玉石制品很多。南阳筷子质地细致雪白，不知用什么树木制作。过南阳后，进入镇平、内乡、浙川三县地区，据说是当时河南治安最好的地方，境内无匪患，没有人敢吸毒品。过浙川后进入武当山区，峰峦起伏，连绵不绝，山地多树林和竹林，多溪水人家，遍地野石榴，红花正开，看到南方美丽风光，思乡之情倍感凄凉。

　　徒步走了十天，五月底到达汉水滨的山城郧阳。“山东联中”二千多师生集中郧阳后，改名“国立湖北中学”，归教育部管理。

　　郧阳是座山城，城内西北部是一大片山坡，山坡上有个马王庙，校址选定马王庙。盖了若干简易教室和供教员和学生住的宿舍，都是用竹为柱为梁为椽，房顶铺稻草，竹笆涂泥为墙的房舍。天上落大雨，屋里落小雨，郧阳又是多阴雨天气，蒙在桐油布下睡觉，床上湿透。生活艰苦，痢疾，虐疾，百余同学生病。一个简易厕所，臭气熏天，遍地大粪，晚上下不去脚，结果院子里的草地上处处方便，我有两次不小心踩了一脚屎。

　　在河南流亡路途上成立的省立“山东联合中学”，是联而不合，各自为政。集中到湖北郧阳，把二千多人混合起来成立“国立湖北中学”，原来在山东教育界有权有势的几个人为争夺学校领导权，闹纷纷，互不相让。贪污腐败，假公济私，拖欠教员工资，苛扣学生伙食费，弄得学校里乌烟障气，乱象丛生。

　　在这个二千多人混合起来的学校里，济中二百多师生是个思想活跃，追求进步的集体，在校园里贴出了内容丰富多彩的墙报：《紫塞》、《星火》、《狂飙》、《黑白》、《抗战》、《简明新闻》等，吸引众多同学观看。在音乐老师瞿亚先领导下，把在河南时成立的抗敌救亡演剧组改建成“狂飙”剧团，课余积极排练剧目，到街头演出。

　　一九三八年八月，原济中校长孙东生的弟弟孙震南从延安到郧阳，招纳人才。数学老师宓仁甫和孙校长的儿子孙冠文以及济中学生俞新民等十数人跟孙震南去了延安。这件事在当时是半公开的，在我们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

　　我们最关心的是抗日战争的形势问题，学校当局几个领导人为争权夺利闹纷纷，顾不上管这些事，他们最关心的是趁局势混乱，多捞点“逃难”财。军训教官在军训课上，除了“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套话，他拿不出像样的货色吸引我们。闫子桂老师在公民课上，每次做时事报告，教室里坐满了人，窗外还站满了人。他批判盲目乐观主义，批判盲日悲观主义，批判唯武器论。他指出长期抗战争取得胜利的条件是：大力发动群众，全民动员，改善士兵生活，减少工人工作时间，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立即召开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领导抗战等。这些道理，使我们眼明心亮，树立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念。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局势紧张，人心惶惶。教育部命令国立湖北中学迁移到四川。这个二千多人混合的学校，情况变得更混乱，学校当局呈无政府状。济中师生遭到一股黑暗旧势力的围攻和殴打，为避免冲突扩大，孙东生被迫带领原济中的二百多师生于十二月一日先行离开郧阳，还有许多羡慕济中师生民主进步的学生自动赶来与我们同行，孙东生率领先行入川的师生共三百多人。

　　沿汉水西行，从郧阳到陕西安康，汉水穿行在泰岭山脉和大巴山脉三间的崇山峻岭的山谷中，峰密叠峰，人烟稀少。.两年前的一九三六年，张国焘率领的中共红四方面军，曾在这一带逗留一年多，荒山野庙里还看到他们留下的遗迹，宣传土地革命的传单上署着“中华苏维埃”字样，在一块大石头上，他们刻上了“打到四川有盐吃”几个大字。山民的孩子们把我们误认为是两年前的红军，争相喊者：“苏维埃来了，给我们唱歌”，由此可知，两年前中共红四方面军在这一带与民众的关系很好，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说他们到处杀人放火。这一带的山民，普遍贫穷，大人小孩都衣不遮体，站在寒风里抖栗。

　　从安康到汉中，是陕南盆地，道路平坦，阡陌纵横，麦垄菜田，竹篱茅舍，鸡犬声相闻，暮云炊烟，牧童骑归，一派太平气象。我在安康害了疥疮，流行语：“神仙难逃陕南疥”，很多同学都感染上疥疮，痒得人难受，不得不围着柴火烘烤，不断向身上擦抹硫磺粉。

　　宿城固的那天，我到国立西北大学附近逛书店，买了三本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基础》、《社会科学的基本向问题》。其中《共产主义基础》一书内包括《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写的二十五个问答题的《共产主义原理》。当时我买这几木书不是出于信仰，而是由于好奇心，想知道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

　　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念小学时，每星期一的总理纪念周上听校长讲了，知道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还知道孙中山主张节制资木、耕者有其田、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等等。

　　出于好奇心我买了上述三本书，两年后，我竟信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的社会主义。

　　过了汉中南行入川，有时沿刚刚用碎石铺好的川陕公路走，有时为了抄近路走古栈道。在宁羌（今宁强）过一九三九年春节，看到一排持枪的士兵在连长的率领下押送几十名被拉来的壮丁去师管区，就像押送犯人一样。想起在郧阳时的一幕，我和几位同学在城西北的棒棰河边洗衣服，眼看者一队兵押来两名企图逃跑的壮丁，在河边执行枪毙，还把整队的壮丁开到河边〔注：此处应为拉到河边——录入者注〕观看，以示警告。

　　一九三九年一月到二月初，孙东生率领的三百五十多名师生到达四川绵阳地区。随后，其他二千多师生陆续到达，成立“国立第六中学”，直辖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六中校本部设在绵阳（高中部），一分校设在梓潼（师范部），二分校设在德阳（初中部）三分校设在辛店子（初中部），四分校设在罗江（初中部）. 四分校以原济中师生为主体，孙东生任四分校校长。至此，经历鲁、豫、鄂、陕、川五省，徒步行程五千里，历时一年多，到达了抗战大后方。

　　六中四分校只存在了三年，一九四二年初，被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勒令撤并取消，撤消的原因，是认为四分校已被“赤化”。关于四分校被“赤化”的问题，在下一节内记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