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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麟回忆录

(上卷 1900-1919)

自 序



  中国“改革开放”开始那一年,我本人恢复了公民权,各地方的政协也恢复了活动。我第一次知道,漳平县也有一个政协,也开展了活动。于是,离家恰好六十年的我,可以堂而皇之,以上海市政协委员身份同故乡父老联系了。
  我像中国古时神话中的丁令威化鹤归乡一样,感到“城郭如故人民非”,过去从游的师友差不多没有一个在世了,现在在县内活动的,几乎都是我离乡后才出生的人,其中也有我的师友的后人,他们未见过我的面,只听到人谈我这样一个人,六十年前离家去了。现在我比丁令威的命运好得多,故乡没有人拿弓箭射我,而是欢迎我回家去看看。
  漳平县政协也出版《文史资料》期刊,主编者对于解放前后本县发生的事情较熟悉,但对于“光复”前后的事情,则所知甚少,他要我每期写一点当时所见所闻,我答应了。辛亥那年我十一岁(实足年龄只有十岁),离乡那年,我十九岁(实龄十八岁),尚是“垂髫”的年龄,不会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毕竟比今人多知道一些,譬如白头宫女话开元天宝遗事,还是有人要听的,于是我就同意了。
  我本来打算如实地记载那时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而不必加以解释。但写下去渐渐成了“综合的报道”,不但写事实.本身,而且写事实的前因后果;再进一步就写成了自己的家庭和求学生活了。于是,我就不再写,我不应当利用一县的期刊来写个人的事迹,前年写成《我的中学生活》,并没有拿到县政协的期刊上发表。
  故乡父老对于我在《文史资料》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感到兴趣,主张出一个单行本,也收入《我的中学生活》一篇,我自然不敢推辞,因此赶写《祖父和父亲》一篇文章,完成了原定的写作计划。
  我虽然活了九十六岁,但对于人类毫无贡献可言,是不值得后人去研究的。但难免有人要借我做线索来研究我所处的时代,因之要知道我个人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正如我已经出版的《回忆录》一样,那么这本书也不妨留作史料,作为《回忆录》的补充,此书的最后一章也恰好可以同《回忆录》的第一章相衔接。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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