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亲爱的读者，在你面前放着的是一本论政治的，或宁可说是论革命的小书。

　　这本小书能排成铅字印出来置于你的面前，将不知是何年何月何日的事；但无论你读到这本小书时候中国和世界变成了甚么局势，你能知道一下作者写时的局势，对于你暸解小书含有的内容及其表现的形式，总是有裨益的。

　　这本小书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的时代。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分成两个互相敌对的营垒：领有殖民地较多的强国英美荷比等形成了所谓『民主阵营』，被剥夺了殖民地或领有殖民地较少更难适应于自国生产力发展的强国德意日等则形成了所谓『轴心阵营』。苏联，以其孤立的工人国家资格，起初则默助轴心国征服民主国在欧洲的据点，直至完全打破法国的抵抗力；然后又与民主国同盟，坚强抵抗轴心国的进攻。现在，这一次世界革命浪潮所造成的工人国家正式参加战争已有一年零三个月了。这几日最大的战争在高加索，是斯大林格勒（即察利津城）之争夺战。埃及以至整个近东正在酝酿一个大战。全世界未曾直接参加战争的国家，较重要的只有西班牙、土耳其及瑞典。轴心阵营的盟国日本和民主阵营的盟国苏联，尚在远东方面相互维持着『中立』；即是说苏联不干涉太平洋的战争，日本也不干涉东欧的战争。

　　中国参加了这场大战，而且在主力战未曾爆发于欧洲之前就在远东作战了。

　　从中日战争算起，这次大战已经过了五年，超过了第一次大战的全时间，即使从德波战争算起，也已经过了三年了，超过了第一次大战开始至俄国革命爆发之时间。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爆发革命。现在还望不见黎明。从各交战国被检查过的新闻之下，我们究竟也知道了印度广大民众反抗大英帝国统治的运动，爱尔兰北部六郡的分离运动，以及欧洲战败国内反抗德国统治的种种民众骚动。

　　除此以外我们只看见战争，战争支配了一切，战争是一切。人们为战争忘记一切。人们为战争忘记了革命。

　　从现在追溯过去一百年，世界没有一次大战不诞生革命。第一次大战诞生了俄国为首的若干国家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的革命，革命硕果苏维埃联盟且为第二次大战的主角之一。日俄战争诞生了俄国一九零五年革命。普法战争诞生了法国巴黎公盟（即巴黎公社，下同──编者）。拿破仑战争催促了东欧诸落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拿中国来说，义和团战争之后有辛亥革命，鸦片战争之后有太平天国革命。这百年来，你能够举出一次大战没有革命为后果么﹖

　　那么你应当认识得：此次大战也要诞生革命的；我们将有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

　　但是此次大战与革命之关系还不止上述那一点。此次大战不仅要诞生革命，而且本身就是第一次革命浪潮趋于失败之后果，——至少就此次大战发生的形式说来是如此的，第一次大战与此次大战其差异点之一，就是：在一九一四年战争发生以前，欧洲诸大国已没有革命浪潮了，那时离巴黎公盟将近半个世纪，欧洲诸国资本主义在此期间和平而坚定地发展，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黄金时代，不仅资产阶级分子忘记了他们父祖时候的革命，连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的人也以为从今以后革命将不会发生哩。不错，一九零五年，即大战前九年，俄国曾起过一次革命未曾成功，这革命还影响于东方，波斯、土耳其、中国。但是俄国是个『野蛮的』国家，东方诸国是些更『野蛮的』国家。在这类国家里，——改良主义者推论说，——革命也许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在文明的欧洲，则革命既无必要更不可能。总之，一九一四年以前，除了少数极左的社会主义者外，欧洲人已经忘记革命了。此次大战则不然。从上次大战至此次大战以前，世界是处于革命浪潮此起彼伏之中。俄罗斯、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芬兰、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中国、西班牙有一次、二次、三次的革命；英国、法国、美国有大罢工潮；爱尔兰、埃及、摩纳哥、叙利亚、阿拉伯诸国、印度、伊朗有求独立的运动。可是除了俄国，一切革命运动都失败了；而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又陷于官僚主义的腐化。如此，第一次大战时历史提出来的任务，就全世界范围来说，并未曾解决了多少，然后新的大战才成为不可避免了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上次大战纯然是资本主义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之不可避免的结果。此次大战则是一九一七年开始的革命浪潮失败之结果，并非纯然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因为假如这个革命浪潮能够在俄国以外若干大强国取得胜利，此次大战就是完全可以避免了的，若能在发酵最烈的德国、中国和西班牙取得胜利，则新战争虽非不能完全避免，但可以延迟更久才发生，而且表现与今不同的形式。

　　无论在此次战争起初几年中全世界革命运动如何消沉，如何被人视为无望的或不可能的，但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在这个时代战争决不能代替革命去解决历史提出来的任务。战争并不能消灭革命，只能压抑革命至某些时候罢了，过了这个期限革命仍旧要爆发出来的，而且以更猛烈的姿态爆发出来。

　　此外，帝国主义大战又有一点与历史上他种战争不同。即是：帝国主义大战以其规模之空前武器，破坏力之空前，对社会各方面影响之空前，苟非受革命干涉或在革命威胁之下，是难于终止的；如果按着战争自身的逻辑发展下去，将会毁灭人类本身或至少使人类文明倒退到二三百年以前去。

　　为了战争不能代替革命去解决任务，又为了战争自身亦须待革命去解决，所以我们在战争时候切勿因革命运动一时的消沈而疏忽了革命问题；恰好相反，我们更应当为革命而准备一切，首先准备自己，庶免一旦革命爆发，自己落于浪潮之后。

　　革命有其客观的法则。革命解决历史提给他的根本任务。每个阶段历史各有适合于本阶段的任务提出来。世界国家既非处于同一历史阶段上，其待决的任务自然不会相同的；即使有几个国家同处于一个历史阶段上，但因各自的过去历程不是完全相同原故，其待决的任务也不会完全相同的。由此，在总的革命代数之下就产生出种种繁复的革命算术了。

　　我们从事或准备某一个国家底革命时，应当先明了这个国家处于人类历史发展上何种阶段，它过去发展和现时状况有什么特点，它与其他国家发生如何关系，然后能知道这个国家的革命究应解决些什么根本任务，以及如何去解决等等。

　　但是这本小书并不是按照上述种种项目去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以及现在达到的阶段，其详细的研究，不属于本书范围。本书也不能详细列举历史提到中国革命面前的那些任务以及解决方法。这种种问题的研究需要写一大本书，或几大本书。我们这本小书只想尽可能详细而通俗地解释一种革命理论，即所谓[不断革命论]，——这是我们研究上述种种问题时候不能不首先了解的。
　　
　　不断革命论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上究竟占据何等重要位置，——恐怕大家都没有一个清楚的观念。我们试来说一说。

　　马克思主义未曾输入中国以前，中国的革命者如何设想中国的革命，我们姑置勿论。我们如果把一个学者从日文或西文介绍马克思主义来中国之时代除开不算；再进一层，我们如果把学者们应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思想之时代也除开不算；那么马克思主义这家正式输入于中国，即它在中国成为一派有力的思潮，是不能不从五四运动以后算起的。文化的讨论，进而为政治的讨论，再进而为社会主义的讨论，接着发生了工会运动和罢工潮流，因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于是马克思主义便在中国生了根而发展起来了。当然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应用于革命的学说，尤其是应用于无产阶级主持的或参预的革命的学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及初成立的时候，中国一般革命者如何设想中国的革命呢？那时关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前途等等，人们有什么确定的意见呢？可说是很漠糊而又复杂，但无论如何绝没有那种不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能走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致而坚定的意见。这个意见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之后才成立起来的。这个一致而坚定的意见陪伴中国共产党经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直至于一九二九年中国斯大林派和中国托洛次基派开始分裂的时候；分裂以后又陪伴斯大林派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到现在；以后还要陪伴这个党去参预第三次革命，而有可能使这个党或这次革命本身被它葬送去的。

　　中国革命党和俄国革命党，发展历史上诸重要的不同点之一，就是党内关于本国革命根本问题之争论，在中国是组党之后将近十年才开始的，在俄国则此种争论发生于组党以前，争论本身就是党得以存在得以发展的诸原素之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或其中的一派，如果没有了关于俄国革命诸根本问题的争论，则我们殊不能想像其行动及其藉以行动的政策了。两国革命党之间有此不同点应当怎样解释呢？这一部分地可拿本书要说到的[不平衡发展律]来解释，即是：较落后的国家不能亦步亦趋地跟着较前进的国家走，较落后的国家有时必须跳过较前进的国家发展上某些阶段。中国共产党存在和发展之未曾依赖于党内关于革命问题的争论，正如中国工厂里设备的最新机器不是本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发明和监造出来的一样。第三国际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三国际供给中国党以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现成答案，第三国际定下了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但是正如最新机器之输入不能停止中国的科学的工程研究一般，中国革命党也是不能更久延缓关于革命诸根本问题之争论的。中国革命党如果要成为真正的革命党，从近十余年经验看来，仍旧是不能不以这种争论为自己存在和发展诸源泉之一的。

　　一九二九年是中国革命史上值得记忆之年，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意义深远的争论而开始分裂两党。

　　这个争论正是沿着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等等问题向各方面展开去的。托洛次基派认为中国革命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完成其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任务，但既有无产阶级专政，则革命自然要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而带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性质；斯大林派则认为中国革命非先完成（或者说：徹底完成）其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任务便不能开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任务未曾完成以前，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在[工农民主专政]阶段时中国行的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称[国民革命]）。托洛次基派以中国经济上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和直接统治地位为理由业辩护他们的主张；斯大林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和政治上都是封建关系占据统治地位。

　　由这个原则性质的的争论又引出了策略性质的争论。托洛次基派以为中国第二次革命已完结于一九二七年广州暴动了，第三次革命不知何时到来，此时（一九二九年）我们是处在二个革命间的反动时代，资产阶级统治已因革命失败而稳定了，政治稳定乃是经济复兴之前驱，无产阶级将因经济复兴而从打击之下苏醒起来，将重新走上政治舞台，将在更高的历史基础上发动第三次革命，但在此以前我们鼓动和行动口号不应是苏维埃武装暴动，而应是国民会议和一般民主运动。斯大林派则不承认第二次革命已经完结，他们以为此时（一九二九年）我们是处在一个革命的二个浪潮之间，第一个浪潮虽然退去，但第二个浪潮不久就会到来的，我们仍须继续一九二七年末四五个月的政策，即武装暴动和组织苏维埃，不过从城市移到乡村去罢了。日常的运动，连文化运动，文艺批评，学术研究等，也都渗透了这个大争论。

　　起初争论只限于党内，秘密的会议，秘密的通告和秘密的定期刊物。但随后，争论越出了党的范围，甚至越出了同情者群众的范围，而成为普遍全中国几次大争论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争论成了著名杂志的课题，成了著名学术团体的讨论对象，甚至成了若干大中学校的必修功课或选修功课。可是争论既然[公开]，当然要呈现为公开的形式，因而渐渐避去与革命党政策直接有关的部分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以及中国农村经济性质论战，其为中国共产党内部争论[合法化的]反映是尽人皆知的。但关于上古史真伪的论战，关于中古偏僻朝代的研究，关于一般考古知识的倡导，至少就其成为流行的风暴一点来说，归根结底不是为了证明中国封建制度从秦始皇开始呢，或反之到秦始皇帝时代就终结了呢，——又为了什么？学者们把中国封建时代移后，无非为了证明当代中国究竟是封建关系占统治地位还是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而已。中国的党派从最右的以至最左的没有不参加这个争论的。

　　争论的合法化，一方面证明它是全中国人注意的焦点，另一方面也是它的不幸。参加争论的人，尤其是一般文化青年，忘记了或根本不知道：这争论的，归根结底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因之是关于中国革命党的战略和策略的。此外，中国革命之为资产阶级性或无产阶级性问题，并非纯然依靠中国一国的发展阶段如何来决定的。证明了当代中国是封建关系占优势，或反之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这仍不能立即决定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何况所谓某种关系占优势的话是从什么视角去判断的呢？革命家的视角，和社会学家或历史家的视角，在判断此问题上显然不同。以上这些都是不断革命论应该涉及的问题。

　　争论愈扩大，愈合法化，我们托洛次基派的主张就愈受他人攻击。我们是中国唯一的党派，确认中国第三次革命具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其他的党派都一致否认有此前途。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我们是孤立的。[你们的主张如果是正确的，为什么得不到多数人赞成呢？为什么其他的党派都反对你们呢？]——有人如此非难我们。但这非难没有多大价值。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争论是发生于革命大失败后群众情绪愈来愈加消沉时候，此时真正的革命党派对于革命诸根本问题的意见本难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革命者应当以真名称呼实物，应当说出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不管此意见能得多数人赞成与否。革命者应有逆流前进之精神；应有独自抵抗其他党派联合攻击之决心。但是，除了这一般的原因以外，我们的意见之不能为比较广大的群众所接受，也许是出于另一种比较特殊的原因，即是：无论人们如何反对我们托洛次基派对于中国革命的意见，但我们的意见所依据的不断革命论究竟是什么，知道的人还是很少的。我们的那些批评家当中有一个确实懂得什么是不断革命论么？批评家如此，在退潮中国群众更可知了。无论赞成或反对，凡不懂得什么是不断革命论的人也就无法懂得托洛次基派对于中国革命之意见。但这个理论之少为人知，不仅因为它是相当难深的，它又时常遭受他人附会和曲解，而且因为至今还没有适合于群众了解的书籍或期刊来解释它。不断革命论是托洛次基事业和著作的精英，要彻底而无错地了解它，必须读遍他的全部著作，还须拿他的事业来相印照。他曾于一九二八年以一本小书形式概括了这个理论的若干要点，即名此书为[不断革命论]。这给了我们不少的便利。但若以此书是不断革命论之最有系统的最通俗的最完备的说明，那就是错误的了。那是一本以论战形式写成的书，没有关于革命理论和历史的相当知识的人，是难于读得懂的。至于从托洛次基诸有名著作之中去了解不断革命论，那更非一般的人所能办到了。

　　不断革命论，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上既然占据上说的那样重要的位置，则共通俗的说明自然是急不容缓的了。著者正是怀此目的来写这本小书。书中除了这个理论的一般观念及其史的发展之外，还特别注重如何应用此理论于中国革命问题。

　　在这篇导言里还须声明一点，即是著者将竭力注意，不把不断革命论当作一种完整无缺的理论来写。理论是行为的指导而不是教条。革命的理论尤其是如此。不断革命论本身是从革命实践中生产出来的，它在这个实践之中生长起来，它经过了发展以成现时的形态，它还要发展下去，发展成一步比一步更完备些的形态。把某一理论看做完整无缺的，那就是把它看做工再无发展可能的，那也就是把它看做死的而非活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只配做教条，而不配行为的指导。革命实践更加不能容许这样的理论。

　　列宁论马克思主义说：[我们绝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做一种完全而不容丝毫推敲的东西。恰好相反，我们确信这个理论仅仅是那门科学的基石罢了，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于生活之后就必须向各方面推动这门科学前进。]不断革命论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挥。我们如果不愿落后于生活之后就不可以了解和说明什么是不断革命论为满足，就不可以达到通俗化目的为满足，而应当推动它再向前进。
　　
　　本书所采取的形式，应当在这里解释一下。我们不愿采取[教科书]形式或几何学形式来写不断革命论，即我们不愿先从这个理论的最一般的最抽象的命题写起，然后一步进一步推演出那些愈来愈特殊愈具体的命题。思想的事实上发展，往往是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的。我们宁愿按照这个理论发生和发展次第来写它。托洛次基自己也是主张用此形式写他的不断革命论，他替这个形式做辩护道：[科学中最抽象的算学，要去学它，最好的方法也是拿算学发现史联系起来学的。学习更具体的受历史条件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应当使用这个方法了。]

　　不断革命论创始于马克思，第一次发挥在一八五〇年[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局通告之中。随后被人忘记了。到了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时，托洛次基复兴这个理论，为它们斗争十余年。一九一七年革命证明了这个理论的正确，结束了过去的争论。一九二三年苏联开始思想上的反动，以[反托洛次基主义]之名掩饰着背弃十月革命思想之倾向，从此又复活了关于不断革命论之争论。一九二八年托洛次基写成[不断革命论]一书，并归纳了十四个要点，在此前后他写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写了有关于英美法德诸国前途的书，写了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写了[俄国革命史]，[被叛卖的革命]（即[苏联的现状与前途] ）等著作，应用不断革命论于世界各国革命问题，以及苏联国家和社会动向问题。一九三八年第四国际成立，正式采取不断革命论为世界革命的根本理论。

　　以下我们将依照这个次第来叙述不断革命论。我们将特别注意这个理论与中国革命问题之关系。我们最后又将指出这个理论的若干可能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