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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麟与出版家

周履锵



  著译等身的郑超麟,一生中当然要与出版家打交道。为他贡献最大的,早期是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和汪原放叔侄二人,他们替郑超麟出版的书至少有十册以上,都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思想的。晚期主要是范用和朱正。范朱两位更难得的是:因为郑超麟是中国托派的主要领导人,经过长期的关押,1979年恢复公民权,还安排他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但他仍公开声明仍持托洛茨基和陈独秀思想(白皮书出版的前言)。所以为他出书是要担当风险的。范朱两位先生,毅然承担。
  范用先生编《郑超麟晚年文选》除了收入已出版的《郑超麟回忆录》、《怀旧集》的文章外,还加入了未公开出版的《鳞爪集》《记尹宽》《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即最后论文)等未公开出版的政论文章。范用谋求在国内出版没有成功,此事罗孚先生知道后,毅然出手,联系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由于范用和罗孚两位先生的操作,才使这部《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得以面世。
  郑超麟还与湖南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出版家朱正先生交谊深厚,他们也是通过楼适夷介绍的。朱先生为郑老出版了《玉尹残集》,还建议郑老翻译多依彻的《托洛茨基传(先知三部曲)》,译成后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但不久朱正离职了,后来虽是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但是朱正先生是起初始作用的。
  《存牍辑览》收录郑超麟致范用信中说:“您和朱正都是中国出版界难得的人才,现在都不能展其所长。我为中国文化叹息。”这是很恰当的评价。

2016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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