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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怎样了解中国的阶级斗争？
郑超麟
（1925年5月）
刊载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1925年5月9日第3卷第79期，第422-428页，署名：超麟。
梁启超最近在《时事新报》发表《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一文，其大意：（一）欧美社会确截然分有产无产两阶级，其无产阶级都有正当职业，他们为维护职业上勤劳所得或为教济失业而起来斗争，是正当而有意义的。（二）中国社会的阶级分野若勉强说有，则只是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之分，而不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三）中国的阶级斗争是：有业阶级战胜无业阶级便天下太平，无业阶级战胜有业阶级便亡国灭种。（四）中国“五一”纪念的旗号，应该写：“有业阶级打倒无业阶级”。
这篇论文，是要毁弃固有的阶级理论，而代以新发明的梁启超式的阶级理论。梁启超这种企图，现在并不是第一次，三四年前他曾经发挥其有枪阶级和无枪阶级斗争说，来代替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说；那次的尝试没有成功，现在他再来做第二次的尝试了。
梁启超的错误，首先在乎他作惯了中国式的八股文章，学会了西洋式的“文字游戏”（Le jeu de Mots）纯粹着跟在单个的字眼上头： “产”、“业”、“枪”……
Bourgeisie和Proletaiat（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果真完全在乎一个有“产”一个无“产”吗？叫化子无“产”，可是常识上“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个术语是指叫化子夺取政权统治“员外”、“富翁”……的意义吗？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叫化子不参加社会生产，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上没有位置。在社会生产关系上，有产阶级的形成和无产阶级的形成各有其特别的社会条件；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差别实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为中国式的“菲力斯丁”（philistine）所领会不到的，而且也不是中国式的“菲力斯丁”所能够了解的。
什么是阶级？阶级的差别应该根据何种标准？阶级的差别是在社会生产上头的。“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就是说，自原始共产社会解体以来一直到现在，人类在社会生产上并不是站在平等的地位，无论哪一个时代，总是这一部分人统治那一部分人：统治者垄断生产机关，被统治者自己没有生产机关，只好替统治者作工，受统治者剥削与压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斗争演成功了一切过去的历史。占有生产机关的一部分人和没有生产机关的一部分人，便是两个不同的阶级。阶级差别的标准便在生产关系里头。社会的生产关系本身便可决定社会的分配关系，阶级差别表面上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平均，而其实之所以分配不平均，乃是因为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上的作用不同；占有生产机关的阶级自然要剥削没有生产机关的阶级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因此，同一阶级的人便是在生产上有同样作用的一部分人，在生产过程中对于社会其他部分人的关系是一致的，这种关系而且表现在物质上头（生产机关的占有或缺少）。阶级的差别根本上并不在乎有“枪”或无“枪”，并不在乎有“业”或无“业”，甚至并不在乎有“产”或无“产”，而是在乎是否在生产上有同样的作用，是否这阶级的每个分子在生产过程中对于其他阶级的关系是一致的。
再进一层，有“枪”或无“枪”、有“业”或无“业”、有“产”或无“产”，不仅不足为区分阶级的标准，而且自己受决定于各阶级在生产上作用的不同。社会财富（“产”）的分配，其实很显然地是生产上生产机关分配的结果，前面已经说过了。占有生产机关的人为保护这个占有权势必至依靠兵队及其他工具如法律等，于是“枪”的有无又是受决定于各阶级在生产上的作用。有“业”或无“业”难道能逃过这个决定吗？这里正是我们分析这个梁启超式的新发明的阶级理论的时候了。
梁启超也承认“欧美社会确截然分为有产无产（按即Bourgeisie和Proletaiat，不是有“产”和无“产”）两阶级”，但说到中国来，则“以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成对待名词，只有有业阶级相无业阶级成对待名词”。为什么缘故呢？难道“精神文明”、“东方文化”的中国果真无需要生产吗？不然便是在生产上生产机关没有垄断的关系，中国人在中国社会生产上的作用都是一样吗？我们认定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受社会科学的因果律支配：中国社会也需要生产才能生存；中国社会在生产上，也是一部分人占有生产机关，一部人没有生产机关，只好替占有者作工，受占有者剥削与压迫；在帝国主义未侵入以前，中国社会生产机关大部分操在地主手里，农民是地主剥削压迫的对象，当时社会的基本阶级是地主和农民，而现在的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侵入逐渐资本主义化了之后，生产机关大部分操在外国的和本国的资产阶级手里，一部分仍旧操在地主手里，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小资产者是他们剥削压迫的对象，现时中国社会的基本阶级是外国的、本国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过渡阶级是地主与农民、小手工业者……，其余中国阶级、混合阶级、落伍阶级等也都应有尽有。现时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比起“欧美社会”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梁启超不敢以其新发明的阶级理论去解释欧美社会的阶级斗争，同样他也切莫以其“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不错，梁启超看见阔官、阔军人、“研究系”领袖、“研究系”党员，下而至于强盗、乞丐这一班“无业阶级”搅扰了中国社会的“安宁”、“秩序”，但他知道这中国社会为什么产出这许多捣乱的“无业阶级”吗？中国失业人数之增多，是帝国主义侵略破坏了旧式生产关系的结果；大多数农民、小手工业者破产，一部分无产阶级化了，其他部分又因新式生产关系尚未能充分收纳，只好流落成了“丘八”、“强盗”、“乞丐”，同时，旧时小资产者、小地主知识分子，及一部分的统治者也趋向于破产失业，他们便只好去逢迎新的统治者而为其工具，成了阔官、阔伟人、“研究系”领袖等，其中自然有一小部分人看出新兴的中国无产阶级有伟大的将来，而投降于无产阶级。“无业阶级”搅扰了中国社会的“安宁”、“秩序”吗？不错！可是产生这许多“无业阶级”，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更变，由封建的过渡到资本主义的途中必有的现象，这扰搅中国社会的“安宁”、“秩序”的责任，应该归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去负担。——这就是说明中国社会失业者数量增多及其捣乱性之扩大，乃形成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过程中必然的现象，梁启超式的新发明的阶级理论固然不能解释欧美社会的阶级斗争，也不能解释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
我们更进一层去分析梁启超为什么偏要于“五一”这世界无产阶级向世界有产阶级示威的纪念日，在“研究系”的机关报——《时事新报》——上发表他新发明的这一篇阶级理论，企图毁灭“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待名词”而代以“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对待名词”！这种分析得是很有趣的。
梁启超是“研究系”的领袖，而“研究系”代表中国社会的某一部分分子。梁启超的“理论”，我们切莫看作是梁启超个人偶然的发明，而应该看作是“研究系”所代表的一部分社会分子之见解。“研究系”代表哪一部分社会分子呢？它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因帝国主义侵略而破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旧时所谓“士大夫阶级”。中国的士大夫本来是与“皇帝”、贵族阶级相依为命，帮着贵族剥削压迫平民的。他们没有强固的经济基础，在封建社会里是中等的阶级，小地主、小官僚、绅士等。帝国主义侵入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破产，他们亦开始破产；可是因特殊关系，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了官僚资本家如梁士诒、和买办阶级如陈廉伯，这两部分人不仅不因中国封建社会破产而破产，而反因封建社会破产而发财，于是这班“士大夫”便摇身一变从依附皇帝、贵族的状态而为直接依附官僚、资本家和买办阶级，间接依附帝国主义的状态，但同时又与封建军阀暗渡陈仓，脱离不了关系，所以这班“士大夫”在破产途中仍得维持其社会地位，仍得过其中等阶级的生活。
这一部分社会分子经济上既然必须依附统治阶级才能生存，自然不能够有政治的独立性。我们看他们从“士大夫”蜕化为半新不旧的“知识阶级”之后，这种政治依赖性仍然保存着。戊戌政变之后，他们颂圣戴德的保皇，鼓吹君主立宪，与真正的革命派民主派为敌，他们那时的代表便是康有为和梁启超。革命违反了他们的意志而把满清政府推倒了，于是他们丢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而仍勾结封建余孽的北洋军阀，由“保皇党”而变成“进步党”再变成“研究系”，由保卫光绪皇帝而拥护袁世凯而参加贿选，谄媚曹、吴，而奉承“段执政”。他们的政治生活好比墟墓间的游魂，必须附着于强有力者才能存在。他们依赖封建军阀，依赖官僚资本家的状态早就很显然，既最近依附买办阶级勾结工贼的事实亦昭昭在人耳目。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工具是军阀、官僚，第二个工具是买办阶级，第三个工具便是工贼。“研究系”及中国其他类似的政党，是这三个工具的辅助物，是帝国主义的次等的、间接的工具。
既然是这样，既然“研究系”经济上附属于中国的统治者——帝国主义及其三个工具，政治上依赖于这些统治者，那么他们便自然要仇视中国的被统治者，仇视中国的工农，仇视中国的民族解放革命运动，仇视孙中山，仇视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仇视中国民众之友苏联——这些都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这些仇视的言论都是可以在《时事新报》中找得出的。
梁启超这一篇文字便是“研究系”替其主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欺罔中国无产阶级的一种言论。梁启超要中国无产阶级丢弃其明白正确的阶级觉悟，去信仰他新发明的混沌的“理论”。梁启超要改变中国无产阶级纪念“五一”的真意义，他说：“如其劳动的人没有懂得纪念的意义，没有感觉纪念的必要，我以为倒不如不纪念。”我敢这样答复梁启超：中国劳动的人永远不会懂得梁启超式的“五一”纪念的意义，永远不会感觉到梁启超式的“五一”纪念的必要，可是中国劳动的人绝不因此便不纪念“五一”的革命意义，及“五一”的革命必要。你看，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正在广州开幕啊！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