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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之第五年与苏维埃政权底下的农民问题
郑超麟
（1926年4-5月）
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1926年5月25日第4号，第37-54页。
（一）
到1926年4月，苏维埃政权底下新经济政策之施行已满足五个年头了。从这个日期推算上去五年，1921年4月，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一个最大的难关。当时，国内战争是终止了，旧制度的反攻和国外的干涉也因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农民之抵抗而不得逞。在世界战争和国内战争底下呻吟七年的俄国工农，从此应该可以过和平生活了。然而新的困难又呈现出来：苏维埃工业的生产力仍然不能发展；农民自愿缩减生产；小资产阶级的怨望一天天地增加；农村不自觉地起来反对城市；农民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工农联合发现破裂的危险，喀琅施塔得的暴动就是这种危险状况的表示。这时候是必须找得一条出路的。这时候迫得专政的无产阶级对于当时的状况及其现行的制度，加以一番详细的考虑。当时，专政的无产阶级须得了解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的历史相对性，须得确定正确的政策，以度过此难关，而引导无产阶级至革命的最终目的地。
这正确的政策，就是有名的新经济政策。
天才的列宁指示出这新经济政策的道路。也要有他那般的毅力，才能够制服当时流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心理与幻想，毅然决然施行这新经济政策。
我们都还记得，当新经济政策施行之初，十月革命的一切敌人是怎样欢呼的呢？他们——自帝国主义的政治家至俄国的孟什维克党人，都欢呼着说：布尔什维克党人“投降了”，共产主义的试验失败了，俄国的资本主义复活了，共产主义已被证明是一种永世不能实现的幻想了。一直到现在，不管新经济政策在这施行的最初五年内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怎样，他们仍然有不少始终认定新经济政策施行是共产主义试验失败的铁证。尤其是目前反赤运动高潮中的中国国家主义者及其他，仍然用这口吻为他们“反赤”的最有力的论据。最近半年前，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大会上的辩论，尤给国际的和中国的反赤者以新的论据，去证明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和各国的所谓国情。我们从他们的欢呼中，看出他们完全不了解新经济政策是怎样一回事，其实他们本也就不愿意去了解新经济政策。所以我愿意借新经济政策施行之第五周年的机会，把新经济政策的真正意义指明出来，举出施行后已得的成绩，并叙述由此政策而生的苏维埃政权底下的农民问题。这样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解除一般人向来对苏联的误解，它方面又可以使读者明白最近苏联的状况及其发展前途。
（二）
新经济政策果真是资本主义的复活吗？苏联最近五年经济的发展可以答复我们。
我们试拿五年前新经济政策未曾施行时的状况去比较现在新经济政策施行五年后的状况，则不难看出这中间有很大的进步。五年前，经过大乱之后，社会生产——无论工业的或农业的，都混乱已极。当时谈不上有计划的建设的生产，当时一切工业生产首先是供给军事需要的，一切农产品都尽量拿去维持兵士和工人的生活，生产品不能流通，工业和农业中间仿佛是没有关系的、不相交易的。而今则大不相同了。现在，大体说，苏联的经济已将近恢复战前状况。尤以过去一年发展最快。工人的工资差不多达到战前的购买力；工业和农业已与战前相去不个远了。同时，最重要的，还是经济中社会主义元素之迅速的发展。国有的产业大大发达起来，社会主义的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新经济政策乃是走向社会主义必经的步骤，决不是恢复资本主义。
十月革命的敌人自然否认这个。他们无非要证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毕竟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他们所持的许多论据当中，有一种论据这样说：即许依据你们所说，假定社会主义社会是可以实现的，但按照你们的理论，现在的经济既然是国际的经济，各国间有极密切的联系，那么在四周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里一个国家如苏联，安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呢？这种论据可以说是他们的最有力的论据了。在一个国家里如苏联究竟能不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呢？我们须得先解答这个问题，然后才能真正了解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即才能确信新经济政策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而不是恢复资本主义的。
这个问题——苏联能否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是与别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先发生在技术、经济落后的俄国，有连带关系的。因为十月革命敌人，既然假充马克思主义的内行，认定必须各国无产阶级同时起来革命，然后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成功；他们既然否认任何一国中的无产阶级有先起革命的可能，何况这革命又起在技术、经济落后的俄国？然而俄国无产阶级毕竟违反了他们的意志而起来革命而夺得政权了，于是，他们只好武断预言说：这种政权是不能持久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久即将覆灭，而俄国不久即将恢复资本主义——这就是说：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这两个问题中间就是这么一种连带关系。关于俄国为什么先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这一问题，列宁已经解答过了。十月革命不仅是“俄国的”革命，乃是世界革命的开始。惟其因为现代经济组织是国际的，而革命亦是国际的，所以帝国主义大战既然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这革命既然必须爆发，这革命究竟先在哪个国家爆发呢？那是次要的问题。而这革命结果在俄国爆发出来，则因为有特别的原因，如沙皇压迫过甚、农民运动易于联合无产阶级运动、有1905年革命的宣传和经验……（见《新青年》列宁号《列宁的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位置》）认真说，十月革命乃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前锋——俄国无产阶级，与世界资产阶级的作战，假使没有世界无产阶级大队的后援，俄国无产阶级是不会夺得政权，即夺得亦不能持久的。国际帝国主义为什么不帮助克伦斯基镇压1917年的俄国赤化呢？随后为什么不继续封锁俄国呢？随后为什么不继续资助反革命党，致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等先后支持不住而覆灭了呢？随后又为什么承认苏联呢？换一句话说：国际帝国主义为什么不扑灭这一无产阶级革命呢？这并非因为帝国主义的慈悲，这乃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及帝国主义国家中间的互相冲突。即此便是俄国革命之国际性的说明；即此亦便是技术、经济落后国家能够先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且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明。
这样的说明，同样亦可应用于别一个问题，即在这技术、经济落后的国家里，能否单独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十月革命的爆发已经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到第九年，已经是一个国家里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初步之最大的成绩。肯定十月革命，而又否定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建设社会主义——那是一种矛盾。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势力，既然爆发这一俄国革命，既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至第九年，这革命势力若不日就消沉下去，安见得再不能巩固这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发展，同时也是助长世界革命势力的一最有力的元素。帝国主义不能进攻苏联是因各国无产阶级运动及殖民地运动的牵制，但帝国主义未敢十分剥削、压迫各国无产阶级运动和殖民地运动，也是因苏联的牵制，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巩固和发展，同时亦就是在俄国里建设社会主义。所以，若世界革命势力继续发展，不至于日就消沉下去，不问各国无产阶级是否夺得政权，在苏联是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据国际环境为理由，笼统断定苏联单独是一个国家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论据，而今不攻自破了。
现在，我们还须打破另一理由，即根据俄国技术、经济的落后去断定俄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由尤其不能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存在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保证。所谓技术、经济落后的缺点，当然不是指技术、经济本身不够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能够促成技术、经济进步的，当然是指因这种落后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关系（小资产阶级农民占多数）足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国家里，无产阶级既然占少数，则自然应有巧妙的政策对于农民及一班小资产阶级：工农的亲密联合是这种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要件。在这种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底下，工农联合的破裂是可能的，然而不是必然的，列宁十分明白这个。他说：“自然，在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建立在工农两阶级的合作上面的……在相当范围之内，所谓‘新经济政策者’（Nepman）即资产阶级也加入这合作之内。如果这些阶级中间发生了严重的阶级冲突，那么破裂是不可免的，可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并不必定含有这种破裂的根源，而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全党的主要任务，即在留心可以引起这种破裂的环境，并预防这种环境的发生。因为我们的共和国之命运，终归是要看农民群众还是与工人阶级携手并进，保存相互间的诚意联合呢？还是结合于‘新经济政策者’即新资产阶级，而离开工人与工人破裂呢？我们愈加看明白了这两条出路，工人和农民愈加了解了这两条出路，则我们愈有幸运可以避免这种足以倾覆苏维埃共和国的破裂。”
总之，列宁明显看出工农联合的破裂能够倾覆苏维埃共和国，提起我们注意。但他同时又说明这种倾覆不是必然的，即工农是能联合到底，即无产阶级专政是能日趋巩固而逐渐改良技术、经济之落后的，亦即社会主义是能在一个国家内建设起来的。
无论是国外的困难（国际帝国主义的进攻）或是国内的困难（技术、经济的落后），一个国家如苏联，仍然可以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敌人的那种论据各方面都不能成立了。
（三）
了解了在一个国家里，纵然别国无产阶级未曾夺得政权，纵然技术、经济比较落后，仍然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然后，我们才能够了解新经济政策的意义。
他们既然说苏联不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自然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退守，看作是俄国资本主义的恢复。实际上，不是这种简单的。不错，1921年春天，新经济政策之施行确含有退守的意义。上面说过，在1921年春天的时候，国外的干涉国内的战争固然停止，但现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新经济政策未施行以前，各地方即自然而然地发生自由的交易，此种现象日益扩大而普遍起来。这是经济的必然的要求。必须适应这种要求，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之最大胜利品——的存在。军事共产主义之历史相对性到此是很明显的。革命后施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绝不如一般人所想象，以为就是“共产”，其实乃是封锁、内乱中之必要的一种设施，亦不过像古代或欧战中围城里食粮及一切必需品之公共分配而已。当时只顾怎样分配这些必需品于前敌的兵士和城市饥饿的工人，维持他们的生存以抵御敌人的进攻并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初非怎样发展城市工业和农村生产的意思。所谓军事共产主义就是这么一种任务。军事共产主义并非就是“共产主义的生产”。凡以为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即刻便可“宣布共产”，即刻便可组织完成的共产主义制度，那是完全不明白革命复杂的、具体的问题，完全不明白无产阶级革命后，社会里（不仅是俄国如此）前时代的遗留在经济生活上还占很大的位置。这些遗留中最有力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上个人利益的动机。个人动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要素，自然与共产主义生产之集体利益的动机不能相容，然而在无产阶级初夺得政权之后，这种个人动机是很强的，是一时不易铲除的，若决然违反这些动机做去，则一切生产皆将不可能，当时农民及其他小资产者的怠工便是一个明证。所以新经济政策不得不施行，无产阶级政权不得不给予私人生产以一些自由，不得不恢复若干的资本主义关系，不得不有市场的流通、货币、交易所、银行等。在这点关系上说，新经济政策自然是一种让步，一种退守。
然而新经济政策仅仅有这样的一种退守的意义吗？不然。新经济政策一方面是退守，它方面又是改造经济生活，又是进攻。
我们既然知道，完成的共产主义制度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即刻便能实现的，若强行做去，则结果连无产阶级政权都保持不住。此时的主要任务就在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政权保持住了，已经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之最有力的保证。新经济政策问题提出来，适足证明无产阶级的任务已经不只要保持其政权的存在，而且也要发展其政权底下的生产力了。新经济政策施行结果，战争革命中破产、混乱的经济得以整理、改造起来，得以向前发展。而最重要的，便是无产阶级政权也跟着日就巩固和发展，便是这种经济的复活是在无产阶级政权指导之下进行的。现在，大工业95%操在无产阶级手里，私人资本虽然能够存在且也能发展，但私人资本的自由是有限制的。1921年春天，无产阶级政权提出了本身存在的问题，到了现在，经过新经济政策施行五年之后，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巩固了，而且有无限的发展前途。这一件明显的事实证明出来，怎样还能够说新经济政策仅仅是退守的呢？怎样还能够说新经济政策不是进攻的呢？
新经济政策不仅是退守的，而且是进攻的，不仅是恢复若干的资本主义关系，而且即以此建设社会主义。列宁不止一次说，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将进展到社会主义的俄罗斯。这是怎样说呢？如果新经济政策仅仅是退守的，则只能够恢复到资本主义的俄罗斯。惟其因为新经济政策兼有进攻的意义，所以施行新经济政策，同时即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所以斯大林在半年前俄国共产党第十四大会上确定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说： “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的特殊政策，允许资本主义存在而操最高权于无产阶级国家手中，预计资本主义元素和社会主义元素的斗争，预计社会主义元素的作用日益长大起来制服资本主义元素，预计社会主义元素克胜资本主义元素，预计消灭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地基。谁不了解新经济政策这个过渡的三重性，谁就离开了列宁主义。”
我们既然驳斥了那以为新经济政策仅仅是退守的这一种错误观念之后，则其他种种以为新经济政策是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等谣言就可不攻自破了。但另外还有两种观念：以为新经济政策是世界革命停顿中的政策，或以为新经济政策是小资产阶级国家的政策。这也需要我们加以纠正。
第一种观念是错误的。因为世界革命固然能够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但新经济政策并非因为世界革命停顿才去施行。新经济政策底下有市场卖买的关系，这种关系结果是要消灭的。但是怎样消灭呢？显然是由农民、小资产者逐渐组织起来，由协作社组织发展逐渐结合于国家工业，以消灭一切市场卖买关系的需要，绝不是经政府下一道命令“宣布共产”可以做到。世界革命成功，各国无产阶级能够在技术上、经济上帮助俄国，促成社会主义的建设，缩短新经济政策的时期，这自然不错，然而即许世界革命迅速发展，新经济政策本身还是需要的。这就是说，世界革命停顿，并不能用来说明施行新经济政策的理由。
第二种观念也是错误的。因为小资产阶级占很大势力的国家如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后，固然非施行新经济政策不可，但即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如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后，又何尝即刻便可”宣布共产“？无论在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商业是不能即刻废除的，因为无论任何国家都有复杂的经济组织，由农民手工业的小生产一直到大生产。纯粹大生产的国家是没有的。小生产不消灭，则商业必不能消灭，即必须施行新经济政策。不过小生产势力较小、农民占全国人口较少数的国家，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期短些，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速些罢了。这种意义是很重要的。第三国际第五次大会中，郑重指出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意义，告诉各国共产党人说：新经济政策不是俄国单独适用的政策，是适合各国的政策。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后，即许世界革命成功后，新经济政策的施行也是不可免的。
“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唯一正确的经济政策”（列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代之经济组织。新经济政策不仅是退守的，不仅是暂时的，不仅是小资产阶级国家中特有的，乃是这过渡时代之必然的经济组织。
（四）
与新经济政策意义连带而生的一个问题，便是苏联的国家工业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十月革命的敌人既然把新经济政策之施行看作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退守、让步，他们现在纵然看见这五年的成绩使俄国的经济恢复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自然要把这恢复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恢复，即自然要说新经济政策下的生产关系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
新经济政策底下的俄国有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实在的。列宁自己而且屡屡提起来说。在这里，他们很可以从《列宁全集》中找出许多论据，去证明新经济政策底下的俄国的确有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主义者和无政府“研究系”党人，为他们的反赤利益，喜欢拿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来证明“赤色帝国主义”和白色帝国主义根本上是一件东西。他们的论据是假借于国际反赤党的消息、游记和论文的，可惜他们不曾直接从《列宁全集》里去找寻更有力的论据。我们可以替他们作这工作。列宁的论文、演说和其著作里，说到苏俄有国家资本主义存在，是有很多处的。
在1918年4月，即新经济政策施行以前三年，列宁即讲演说： “实在说来，国家资本主义是能使我们向前进一步。如果我们于不久之后能在俄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那就是我们的胜利。”正当开始施行新经济政策时（1921年4月），列宁又讲演说：“在这环境底下，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就是小生产的结合。资本结合小生产，资本是从小生产中生长出来的。人们不能忽略这个。是的，贸易自由即表明资本主义的增长，……只要小经济存在，只要交易自由存在，资本主义便发现出来。”“1921年春天的政治局面指出，在许多经济问题上，我们不可免地要回转到国家资本主义的位置……”“在1921年春天，我们处在明显的局势：没有直接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要在许多经济范围内回转到国家资本主义。”
这些例，我们再可举出许多。但以上这些，已经足供我们的反赤者拿去说明列宁自己也承认苏俄是国家资本主义了。他们的逻辑自然允许他们推论出：凡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就有帝国主义的倾向，苏俄既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故苏俄亦有帝国主义的倾向，即是赤色帝国主义。事实是如此吗？中国的以及国际的反赤者不要太高兴了。说苏俄有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是承认的。然而苏俄不是仅仅有国家资本主义。
苏俄有非常复杂的经济组织，其中认真说起来，从原始的经济组织到最高的经济组织，种种都有。大体言之，列宁分苏俄的经济组织为五种不同的形式：“第一，是宗法的经济，如自给的农民经济，游荡的或半游荡的经济皆是这种经济，俄国非常之多；第二，是小商品的经济，在市场出卖其生产品；第三，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有资本家的出现，具有小的私人经济的资本；第四，是国家资本主义；第五，是社会主义。”可见，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苏俄复杂的经济组织中之一种，其外还有别的经济，还有比国家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
我们只能够承认苏俄有国家资本主义，但不能够承认苏俄全部经济完全是国家资本主义。
苏俄最高的、最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是国家工业。国家工业是社会主义的性质，绝不能混合于国家资本主义。一般的错误，便在把这国家工业和国家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这是应该纠正的。苏俄的国家工业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无论是在资产阶级专政底下或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都必然表现出两阶级的对抗：剥削的、占有生产机关的阶级和被剥削的、没有生产机关的阶级。苏俄的国家工业则不然，在这国家工业中，只有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占有生产机关的是它，生产的也是它。试举例来说，譬如租借某个矿山给外国资本家开采，这产业自然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在这产业里显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外国的资本家和俄国的工人。譬如国家经营的某条铁道，这产业自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在这产业里，工人不是被剥削的，是占有生产机关的，营业的赢余是用来发展经济并改善工人的生活。这种差别异常明显。苏俄最高的、最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国家工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我们的反赤者之所谓赤色帝国主义论，是未曾明白这一重要之点。他们把国家工业也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忘记了在苏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普通只指外国资本所租借的产业及少数私人所经营的大产业而言，其意义、其作用远不及国家工业，更说不到能够支配全国的经济。
何况，国家资本主义本身，在资产阶级专政底下和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又各不同。在苏俄，资本主义的产业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有限制的，而是要受无产阶级政权的监督和指挥。
在这里，中国的以及国际的反赤者，自然有个驳难。以为苏俄的国家工业即许不是资本主义，但也不是社会主义，因为里头管理上譬如有许多官僚习气等。不错，苏俄的国家工业现时自然还有许多前代遗留下来的缺点，自然还不算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生产。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缺点，便以为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生产。无论这些缺点是很多的、很大的，但苏俄国家工业的根本性质仍是不变的，即这种工业无论如何是无产阶级所有，为自己利益生产，营业所得绝不归于资本家，而归于提高无产阶级自己生活或用在发展经济上面。这个根本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切不可忽视了。这同样可以拿无产阶级的国家相比较，现在就国家的组织来说，自然有许多资产阶级国家组织得比较苏维埃政府还完善而周密，苏维埃政府自然有许多缺点。然而这些国家和苏维埃政府有个根本的差别，即这些国家是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而苏维埃政府是保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无论苏维埃政府有若何缺点，但其根本的无产阶级国家意义，仍然保存着不会失去，同样，也就可以说明苏俄国家工业确实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性质。
我们指出了苏俄经济组织中之社会主义的元素，而且说这元素在苏俄经济是很重要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指出其资本主义的元素，因为苏俄确实除国家资本主义之外，还有私人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以及自给的农民经济，这也是产生资本主义元素的泉源。新经济政策施行五年以来，社会主义元素日益发展，同时资本主义元素亦跟着发展，四面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及与这些国家发生密切的商业关系，都是促成苏俄资本主义元素发展之有力的条件。于是这两种不同元素势力的比较，遂成了一重要的问题，在1923-24年，国家资本（社会主义元素）占全部生产之76%，私人资本（资本主义元素）则占23.7%；在1924-25年，国家资本占79.3%，私人资本则占20.7%；预算1925-26年，国家资本至少将占80%以上，私人资本则占20%以下。在绝对的数目上，私人资本是年年增加的，但国家资本增加得更快；所以在百分比上，国家资本势力本就高出于私人资本之上，何况且年年还在增加？这都证明在这两种元素的竞争当中，社会主义是占优势的，将能制胜资本主义而达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于此益加可以证明：即令别国无产阶级革命尚未成功，苏俄无产阶级亦有能力建设社会主义；而今社会主义元素的发展，乃是新经济政策施行的结果，更可证明新经济政策确有进攻的作用了。
（五）
以上这些问题——在一个国家内单独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新经济政策的意义问题、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其实并不是新的问题，然而在现在，新经济政策施行之第五年，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五年的实际经验已经能够允许我们对这些问题给个确定的答复；它方面，不久之前俄国共产党第十四大会恰正提出这些问题，恰正为这些问题发生剧烈的辩论。因此，这些旧问题就重新提出来，不仅在俄国共产党内部，而且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
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大会席上，因这些问题形成了新的反对派。他们对这些问题的主张，可惜恰同十月革命的敌人有类似的见解。国际帝国主义及其佣仆——社会民主派，所以当大会开会时，散放许多谣言，甚至于说俄国共产党的分裂此次必不可避免了。然而经过大会决议之后，这新反对派已宣布服从，俄国共产党仍然是整个的列宁主义的党，帝国主义及其佣仆终于失望，他们的造谣亦无施其技了。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抵抗他们的造谣，特于闭会后给各国共产党一封公开的信，说明这次大会的真相。这次大会为什么发生新的反对派而引起刚烈的辩论？这封信中就指明其客观的原因出来：
“过去的一年是经济大发展之年：工业和农业差不多已经达到战前的水平线；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元素大有进步并增加其密度。它方面，这农民占人口多数的社会里的过渡性和矛盾性，不可免地要表现出来，即与社会主义元素并行进步的，还有——纵然是在很低的程度——资本主义元素（特别在商业资本中）和农村的富农分子。目前这一发展的阶段，在农村有过剩的劳动力，在城市有失业和不熟练的、尚未分配工作的工人分子（特别是才从农村来的工人）——这种社会矛盾的增加，就在党的面前提出了俄国进化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之具体的问题。
世界革命之延缓、资本主义之相对的稳定以及国内阶级矛盾的增加，使党内发生某种的失望。这种失望，使由反对派所提出而为我们辩论对象的各种提案，从思想上表现出来。”
可知，新经济政策施行五年之后，这些旧问题重新提出来，其中是有这么一种客观的原因。惟其有上述的足令人发生某种失望的环境，所以有许多人，甚至俄国共产党内部重要的分子，忘记了五年来新经济政策的成绩，而对于新经济政策本身起了怀疑。他们致疑于一个国家有单独建设社会主义之可能；他们致疑于新经济政策有进攻的意义；他们致疑于俄国国家工业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性质。这些怀疑结果必然要引起了别一个更重大的问题——苏维埃政权底下的农民问题。因为工农两阶级的关系是无产阶级政权之生死关头，这一个国家施行新经济政策能否建设社会主义成功，也必须看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政策怎样，工农的联合是怎样。
这是重要的问题。我们须注意这是无产阶级政权巩固底下的农民问题。要了解这问题的特殊意义，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农民问题一般的意义。
无产阶级专政底下，农民的阶级地位比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的不同，比在封建社会内的更加不同。在封建社会，农民真正是一个阶级，而且是根本的社会阶级之一。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认真说，农民已经不是一个阶级了，因为在资本主义剥削下，农民不断地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但资本主义社会毕竟还保存许多封建社会的元素，还有多量农民群众存在，因此，资本主义社会里农民的地位是矛盾的：对地主而言，农民可当作一个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言，农民不是一个阶级。资本主义推倒后，农民的社会地位更加不同，可想而知了。所以，我们在农民问题中应该注意农民的分化，随各时代的社会、随各时代革命的性质，去解决此问题，去确定无产阶级与农民应该处在哪种关系之上。
在落后的国家里，封建社会的元素还保存着，而在农业革命即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正当时令时，譬如在殖民地及东欧资本主义尚未发达的国家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前的俄国，无产阶级能够把农民看作整个的阶级，看作可以变成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中，一切农民连富农在内，都联合于无产阶级一致起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当时列宁发出的口号是：“与整个的农民阶级联合反对俄皇和地主，而使自由派资产阶级中立。”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当无产阶级革命时，形势就改变了。农民之中只有一部分——小农——可以变成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其余则或趋于反动（富农）或站在中立的地位。俄国十月革命及以后内乱的几年中，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当时列宁发出的口号是：“与贫农联合反对整个的资产阶级，而使中农中立。”此时，再不能发出“联合整个的农民阶级”口号了，因为富农——农村资产阶级——已联合于城市资产阶级，只有反对无产阶级，决不能与无产阶级联合，即中农亦只好使之中立。因为中农是工于计算的：谁有势力些，就与谁联合起来，中农要和无产阶级联合，一定是要等无产阶级确实占得优势以后。可是到了革命确定胜利，无产阶级政权巩固了之后，形势又改变了。中农已经看出无产阶级的优势，已经愿意和无产阶级联合了。现在的俄国就是唯一的例。这时，列宁也就看清了局势，而发出最新的口号：“无产阶级和小农与中农联合起来。”这口号是唯一正确的。这时与中农联合不仅客观上已有可能，而且为社会主义建设计，非有中农切实参加不可，只是使中农中立是不够的。可见，农民问题是十分具体而复杂的问题，是随各时代革命进行步骤而改变其形态，因而各异其解决方法的。
列宁的农民问题之三个不同的口号，正适合于革命进行步骤的三个不同的时代。由第一口号过渡到第二口号和由第二口号过渡到第三口号，这两个过渡算是革命进行上的紧要关头，在这紧要关头必须有远大的、深切的慧眼，及时改变口号，才可避免陷革命于失败的危险。列宁真是天才！他在十月革命之际，立即丢去了旧的联合整个农民阶级的口号，而专在小农里去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他到了无产阶级政权将近巩固的时候，俄国共产党第十次大会之际，又立即发出新的口号。他在这次大会的演说中，即有一段：“旧时代的社会主义之最优良的代表者，当他们还相信革命、还以理论准备革命的时代，他们常说到农民阶级的中立。换一句话说，即使这中等的农民阶级纵然不积极地赞助无产阶级革命，至少也不要来妨碍我们的工作。这问题这样抽象的理论地提出，我们是完全明白的，可是还不够用。我们已经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根据农村工作的经验，必然具体地、详细地确定建立与中农密切联盟的政策之主要的法则。”列宁这段演说就成了俄国共产党目前的农民政策之理论的基础了。要解决农民问题，尤其是要解决苏维埃政权底下目前的农民问题，我们必须十分了解列宁的这个教训。
俄国共产党此次大会，既如前所说，不可免地要提出目前的农民问题。在这大会上，对这问题不幸发生了两种错误的倾向，正因为不了解列宁的这个教训。
第一种错误倾向是忽视了富农的危险。他们看见俄国经济中社会主义元素的发展，而忘记了资本主义元素也跟着发展，虽然缓些，但富农在农村中积聚其势力，且逐渐与城市资产阶级势力有联合的倾向，都是明显的事实。忘记了这事实，而忽视富农的危险，则任其自由发展，结果必将摇动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本身。这种倾向分明忘记列宁的教训，分明没有知道在这时代，富农尤其不能与无产阶级联合，而时时想抬头起来，去恢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但这种倾向的错误是一般人所能明白的，是比较容易纠正的，故其危险性并不十分大。
第二种错误的倾向则恰相反，是重视了富农的危险，即忽视了中农的作用。他们同样也因为不了解列宁的教训，他们还只记着无产阶级革命中及其政权未巩固时的农民问题口号，即他们仍采用联合小农、攻击富农的政策，对于中农并不积极与之作亲密的联合。他们忽视了中农的作用，因为他们只记得旧理论，仍以为农民是继续分化的，一部分变成富农，一部分变成中农，殊不知这种分化的过程已经改变了。不错，无产阶级革命后，农民自然要继续分化，当然不会仍旧保存着整个的农民阶级，但这种分化的过程，因新的环境，而改变其方向。这新的环境是什么？就是十月革命的分给土地于农民。以前地主、贵族的土地被革命没收后，即分给农民，因此中农不惟未曾分化而减少，反倒增加了势力，即列宁所谓俄国“中农化了”。他们未曾了解“中农化”的俄国，所以看见富农的危险，即惊惶万状，因而怀疑到新经济政策的本身，以为其施行只造成了国家资本主义，而在一个国家内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种倾向的错误是比较少有人明白的，是比较难纠正的，故其危险性就比较得大。
此次俄国共产党大会注意打击这两种错误的倾向，特别打击第二种倾向。大会上所谓新反对派就是代表第二种倾向，大会的辩论因此倾向遂连类涉及于以上列举诸问题，如一个国家能否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是否只是退守的、俄国国家主义是否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等。辩论结果，大会明显指出新反对派的错误，而对于这些问题，都有很明显、很确定的决议。
（六）
这次俄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议决案中，对于一个国家能否单独建设社会主义一问题，指出：
“我们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有‘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一切必要的条件’（列宁），大会以为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乃是吾党的根本任务。过去一年完全证实这话的正确性。其他各国无产阶级必然帮助我们，但在其尚未取得政权以前，工人阶级没有外国资本的所谓‘帮助’，又与国内私人资本斗争之中，它与农民的根本群众联合起来，已经达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步的重大的成绩。”
对于新经济政策是否只是退守的和国家工业是否属于国家资本主义两问题，议决案指出：
“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进攻的，苏联经济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业渐渐变成人民经济的前锋，领导全部的人民经济。
解决这些任务（即大会委托新的中央去执行的经济建设的任务）的必要条件之一，即是与那不信我们的国家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作战，即是与那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性’（列宁）的企业看作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人作战。这种思想的倾向，使群众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尤其对于社会主义的工业没有自觉的关系，阻碍经济中社会主义元素的增长，并促进私人资本易于制胜社会主义元素。因此，大会认为必须有广大的教育工作，去制服这种违反列宁主义的倾向。”
对于苏维埃政权巩固底下的农民问题，议决案指出：
“如果小农，首先是农工，是无产阶级在农村的支柱，那么中农是而且应该是无产阶级之亲密的同盟者。一分钟亦切勿忘记了，取消地主田产和给予地主土地于农民手中之结果，削弱农村中富农势力之结果，以及禁止土地买卖（土地收归国有）的结果，中农异常强盛起来，这些分子现在纵然尚在分化过程中，却形成农民的根本群众。没有这些分子为亲密的同盟者，或者只限于使这些分子中立，那么现在，无产阶级阶级专政巩固之后，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因为农村中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道路，就在于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国家信托机关以及在无产阶级手里其他机关之经济指导权的增长底下，引导农民根本群众进于协作社的组织，并保证这种组织之社会主义的发展，利用、制服并限制其资本主义的元素。因此，凡忽视中农，不了解其特别重要的作用，企图使党放弃与之亲密联合的口号而回转于过时的使之中立的口号“惧怕中农”——客观上就要达到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样便分裂了工农联合了。”
从此，无产阶级国家之真相愈明显排列于吾人的面前。苏联成了全世界革命的灯塔。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随这灯塔的指示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